社会经济状况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经济状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农民工的基本概况

（一）农民工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2012年初沈阳市共有约135万外来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0.51%。外地来沈阳打工的农民工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沈阳市农民工分布比较集中在和平区的长白、砂山等地区。沈阳市辖区内大约有85.9万农民工，占全部外来人口的94.7%。和平、沈河、皇姑和于洪区四个区的农民工都达到了10万人以上，其中沈河区的农民工达11.0万人，是全市外来农民工最多的一个区。

（二）农民工的来源地

在沈阳市工作的农民工有75万人来自于辽宁省内其他县市（占56%），有32万人来自邻近的黑龙江省（占12%）、吉林省（占8%）和（占4%）。山东（3%）、安徽（3%）、河南（2%）和河北（2%）等省份在沈阳市农民工人数均在2万人以上。四川（1%）、江苏（1%）、浙江（1%）和湖北（1%）在沈阳市的农民工均在1万人以上，来自其他省份的农民工占6%。

（三）农民工的行业分布

沈阳市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22.6%）、批发和零售业（占27.7%）、建筑业（占13.2%）、住宿和餐饮业（占8.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4.5%）。此外，农林牧渔业占6.5%，房地产业占2.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2%，采矿业占0.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5.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0.8%，其它行业占6.4%。

（四）农民工的年龄及学历结构

沈阳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14岁及以下人口10.6万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7.7%，15～45岁年龄段人口104.0万人，占77.1%，46～59岁年龄段人口15.0万人，占11.2%，60岁及以上人口5.4万人，占4.0%。沈阳市的农民工初中以下学历的人约20万人，占14.8%，初中学历的约60万人，占44.5%，高中学历的有18万人，占13.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37万人，占27.4%。

二、农民工的经济状况

（一）工作时间

沈阳市的农民工大部分都有固定的工作。常年有固定工作的占46.05%，工作不固定但可持续的占25.26%，工作时有时无的占14.87%，有工作就做没工作就在家闲居的占13.82%。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休息日，如餐饮、建筑业实行的是以天为单位计算工资，缺勤一天扣一天工资。调查问卷显示，大部分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都多于8个小时，每天工作少于8个小时的人仅占少数，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农民工占34%，10～12小时的农民工占28%，12～14小时的占24%，甚至还有些行业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

（二）劳动合同签订

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远远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比率。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包工头方式这种非正规的用工方式，使得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于其他多数行业。在沈阳市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有口头约定的占18%，签了书面合同的占66%，签了书面合同而且有附加条款的占12%，既没签书面合同也无口头约定的占4%。

（三）收入水平

沈阳市农民工从事不同行业之间收入水平差别较大，收入较低的行业是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和制造业，月均收入分别为1583元、1558元和1534元。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人均月均收入分别为2124元和2002元。例如，从2005年至2012年，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上涨六倍到十几倍，平均上涨了十倍。沈阳市餐饮业人员工薪水平排后，在44个行业中排在第34位。餐饮业人员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餐饮行业社会地位低、劳动强度大，城里年轻人不愿意在餐饮行业就业。

个案一：放线员小赵来自辽宁省铁岭市熊官屯乡，初中未毕业。2006年到沈阳建筑工地做放线员学徒，月工资600元。2012年小赵的月工资达到1万元。去掉冬闲5个月，工作7个月小赵能赚到7万多元。

个案二：力工老赵是辽宁省阜新市大巴镇的农民。在2004年力工的日工资30元（同期木工日工资60元，瓦工和架子工日工资50元），而在2012年力工的日工资120元（同期瓦工和木工都以计件算工钱，日工资500元，架子工日工资150元）。

三、农民工的社会状况

（一）农民工的住房情况

在沈阳市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租房。大约65%的家庭自己租房居住，大约20%的家庭是与他人合租住房。大有约10%的农民工居住在由工作单位提供的简易住房、仓库、锅炉房、收发室等。已购房农民工约占5%，多为年轻人，购买的多是3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大部分农民工的租房面积在24平方米以下。平房每个月租金在150～200元左右，楼房每个月租金在400～500元（一般是两家合租）。多数农民工家庭租住的是郊区等待动迁的平房，房屋狭窄潮湿，周边环境较差。例如，一位来自葫芦岛建昌的木工来沈阳8年了，一家4口住在郊区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冬天没有水，要到别人家去接水吃。

（二）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

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设施不全的社区，居住周边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单位有关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场所不足，缺少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和机会。在闲暇时间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是打牌、打麻将、喝酒、闲聊、看电视、闲逛，很少有人去公园或参加体育活动和读书看报。为了推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新世界会展中心等10家工地成为了首批授牌的农民工文化建设试点工地。推进建筑工地农民工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文化交流封闭的问题，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三）农民工的消费行为

流动性强、薪资低下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教育制度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消费支出比例高，医疗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医疗保健费用增加。农民工普遍形成了低消费理念，特别是有关非物质商品的消费很低。农民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消费，消费在吃穿日常用品上的占25%，手机上网的占16%，交通占12%，房租占21%，给家寄钱的占11%，储蓄存款的占15%。一位农民工说，在城市生活花销太大，水煤电都得花钱，还要租房，要想攒点钱，就只能在吃穿上省了。

（四）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由于城市农民工处于整体较差的生活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选择回避必要的社会交往，这种回避不只是简单的足不出户，而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对正常交往需要的忽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时感到拘谨；对自身处境及身份的缺陷感受较为强烈、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不自信、害怕受到忽视与歧视以及对社会群体生活表现出消极心态等。

（五）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缺少法律上的细则规定，很多农民工基本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虽然融入了产业，但没有融入城市，其就业稳定性差，参加社会保险不积极，对参加养老保险在观念和认识上也有误区。截至2012 年5月末，沈阳全市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23998人，比1月份实现净增长8169 人。沈阳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1%、32%、47%和7%。

四、农民工的心理状况

（一）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动因

大部分进入沈阳的农民工目的性强且集中，因“务工经商”进入沈阳市的占67.5%，有11.6%的人属于“随迁家属”，另有8.4%的人属于投亲靠友。这三部分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87.5%。调查看到，与上一代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单一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目的已发生巨大变化，求发展、开眼界成为主流，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二）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

沈阳市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各不相同，25.7%的农民工希望将来能掌握一门专业技术，13%的农民工希望能成为城市人，13.6%的农民工则希望能挣很多钱，13.6%的农民工希望自己能当老板，同时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则希望能得到社会和家人朋友的尊重，有的则希望在城里待几年后再回农村等。

（三）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

农民工虽然为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却不为所在城市社区所接受和认同。由于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适应能力弱的农民工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会较深，对社会不公平的评价比其他人更消极。调查发现，大部分196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工，只有很少一部分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了。而大多数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则认为自己除了没有城市户口外，跟城里人没什么区别。

（四）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

在工作方面，12%的农民工很满意，56%的农民工满意，20%的农民工不满意，12%的农民工很不满意。在生活方面，18%的农民工很满意，61%的农民工满意，15%的农民工不满意，6%的农民工很不满意。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农民工不愿意回答这类问题。

总之，农民工是中国当今社会特有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参差不齐，想法也千奇百怪，而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性。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尽力想出现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改善沈阳市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篇（2）

随着一批大型工业园区的建成，广西地区在冶金、石化、机械等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产业上逐步发展和壮大，通过自主创新，打造出一批行业内领先的企业。通过道路铁路的建设，为地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建立桥梁，圆满完成西气东输等国家的战略实施建设。由于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广西地区的农牧业是支柱型产业，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农牧业的发展并没有减弱的趋势，相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产品的质量和销量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除此以外，广西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结合了文明生态的理念，通过技术上的支持和产品上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造福于子孙后代。

2.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及其选取原则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能够充分反映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评价指标在不同的地区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要合理的选择评价指标。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系统性和全面性，评价指标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的总体状况，满足系统论的有关观点；第二，客观性和可比性，评价指标应排除主观上的干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保证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客观性，提高指标的横向可比性；第三，科学性和可行性，指标的制定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又要和当代的实际情况充分结合。

3.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因子分析

3.1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骤

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分量分析法也开始不断发展，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因子分析法，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因子分析法是利用数学公式，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在运用因子分析法时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确定具体的因子模型，只有确定了因子模型后，才能分析全部变量和变差，从中确定公共因子的作用大小，分析变量和变差之间的联系，这往往通过公共性大小就可反映出来。因子分析法能多元分析法的延伸，能够对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做到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法的步骤如下：

（1）建立原始数据矩阵。因子分析法是对相关矩阵进行的数学处理，必须将原始数据通过矩阵的方式反映出来。比如现有A个地区，B个评价指标，于是在建立原始数据矩阵时就需要建立 这样的矩阵。

（2）对原始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常用的转化方法有Z-scorc法。

（3）求出标准化矩阵的相关矩阵R。

（4）对相关矩阵R求解特征值，然后根据所求解的特征值确定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5）计算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利用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根据每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相应的特征数，其大小由指标间的差异确定。

（6）说明因子含义。

（7）估计因子总得分值。

（8）计算总因子得分估计值。如果总得分越高，则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就越好。

3.2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子分析简要计算过程

对广西地区的经济数据分类计算和整理。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利用相关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R的特征值和贡献率如下表2所示。通过表2，我们可以得到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三大特征根，它们分别是6.665，1.755，1.026，选取这三个特征根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5.871%，满足了累计贡献率达到85%的原则，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对主分量编号，分别为F1，F2，F3，针对这三个主分量，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然后对各个因子载荷进行有关处理，比如在结构上进行简化，这样经过处理后的载荷因子在反映数据时更加明显和清楚，在提高简洁性的同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表3中，主成分方差分布在0.725到0.941这个区间内，而主因子能够对这个分布情况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在主成分方差和主因子之间建立了联系，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能够及时对数据进行检验，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的效果。

将主因子对应下的数据和变量数据相乘，就可得到主因子的得分，分别计算F1，F2，F3的得分。然后根据各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相应的加重全数，这样得到的分数就是综合因子得分，减少了因子之间因差异性造成的分数差距，提高了总得分的科学性、合理性。计算公式如下：

F=0.706F1+0.186F2+0.108F3

通过这个总得分的计算公式就可计算出因子得分和K-means聚类，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3.3综合评分简要分析

综合总得分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表4，可以看到南宁市的总得分最高，而贵港市的总得分最低，由此可见，对于广西地区来说，南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最好，而贵港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法，对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分类的标准是严格按照综合得分的高低划分，在第Ⅰ类中只有南宁和柳州两个城市，作为广西的省会城市，南宁的发展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而柳州是重工业基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在第Ⅱ中，都是新兴城市和旅游城市，具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第Ⅲ类，虽然具备发展潜力，但是发展步伐较上面的城市来说不是很快；第Ⅳ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其他城市相比存在不小差距，应找到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的全面、快速、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

4.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4.1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梯度有所变化

在广西地区，传统观念一般认为有三个社会经济发展梯度。第一梯度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第二梯度是具有工业实力，经济逐步发展的地区；第三梯度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梯度也出现了变化。第一梯度凭借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仍然在稳步发展，第二梯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找到了切入点，抓住经济增长点不放，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经济呈现迅猛发展，不断缩小和第一梯度的差距，第三梯度也找到了经济发展之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呈现了良好的势头。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坑洼效应”，有关政府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出台优惠措施，加大人才和资金的引入力度，在减小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这样，广西地区的整体社会经济才能发展。

4.2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搞好战略定位和措施

篇（3）

引言

会理县处于四川省西南山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南部（26。N，102。E），东邻会东县，难接云南省元谋县、永仁县，西靠攀枝花市、米易县，北与德昌县，宁南县相接壤。会理县海拔较高，会理县城海拔达到1800米，县城四方被山脉环绕。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性气候，气候适宜，冬暖夏凉，适宜人类居。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会理县全县总人口43万，全县包括50个乡镇，2012年全县人均农民纯收入达到8836元，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县域经济前列。境内108国道经过，靠近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成昆铁路，有通往相邻县域的省级公路，交通便利。

1.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

县域发展是由一个县域范围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政府的政策，产业结构的构成、经济水平基础、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

2、会理县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2.1会理县的自然条件分析

会理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海波较高，境内拥有4357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矿产资源丰富，有铜矿，铁矿等。林业资源丰富，有2570000亩森林，覆盖率为37.4%。年降水量丰富，在1212毫米左右，境内地势落差较大，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

2.2会理县的经济状况分析

会理县依靠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工业基础，吸引外资企业，经济水平发展较快。

2012年，会理县生产总值达到190.5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2.48亿元比上年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116.53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工业化率达到54.4%；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1.58亿元，比上年增长13.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65.3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4.83亿元。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4.81亿元，比上年增加28.6%，税收收入7.5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83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05元。

2.3会理县的社会状况分析

会理县人口有43万，作为一个典型的民族县，有22个少数民族，包括占全县人口16%比例的彝族、羌族、苗族等。这样有利于造就多样的民族风情，为发展旅游业打下了基础。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县内有基督教、佛教等活动场所。县城内有会理古镇古城，目前，已经被国务院批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由于本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县内盛产石榴，形成了以石榴为特色的石榴文化地域，被封为中国石榴之乡。

3.会理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阻碍因素

会理县位于大西南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地，横断山区南部。县域交通条件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县内有108国道，S11省道，距离四川省省会600公里，市场距离与省内其他县域比较处于劣势。以会理县城为中心，县城四面环山，老城区的功能区分不明显，新城区的发展得到限制，当地农民小产权房的新建不利于县城的合理规划，境内的交通条件改造的成本较高，投资较大，不利于县城的长期发展。

县城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有待发展，第一产业的发展不足造成县内物价偏高。此外，工业化水平虽然达到了54.4%，但是城镇化率只有34%，低于全国的平均率以及四川省平均率，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需要得到改善，农民的住宿、医疗条件需要得到改善。

县域境内的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存在差异，少数民族之间由于交流不畅容易引起冲突，人口的结构、教育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等水平不高。

在旅游资源方面，虽然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中国石榴之乡的头衔，但是由于交通因素、自然资源、宣传程度不够、历史文化资源的组合不佳，其与凉山州其他县域比较存在劣势，因为市场距离较远，交通不便、旅游资源的组合不佳，在旅游的旺季与相邻的西昌、攀枝花、泸沽湖等地相比，人气不旺，旅游的相关产业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4.改善会理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建议

首先，改善交通条件，让境外的人财物容易进出。成昆铁路、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永郎站距离会理县城有70公里的距离，由于地区山区，国道108盘山而走，客车行驶需要2个小时，货车行驶需要更多的时间。从会理县城到攀枝花市区公路有100公里，对于高速客运发展的今天，这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心里距离，高速客运的发展势在必行。

其次，提高旅游资源的质量与数量，加大市场宣传。把红色文化与龙肘山为首的自然风光、古城小吃、文物建筑相结合。在自然保护区设立一定数量的旅游度假区，充分利用自然风光以及人文风光的本体特色；加强对会理古城的修复，加大对古城的宣传，加大中国石榴之乡的宣传，树立品牌效应，建立品牌文化。

再次，政府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资，提高农村偏远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改善农村地区的农民住宿条件，农民土坯房的改造，提高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提高医护工作人员的素质。坚持以科学发展的理念，以人为本，加强少数名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同发展。

最后，调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合理发展住宿业，商业等第三产业。合理发展第二产业，以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带动经济的发展。

总结

通过对会理县自然、社会以及经济的分析，得出会理县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条件高于周边其他县域，如宁南县、会东县。但是由于受自然条件、交通条件以及市场距离的限制，会理县的旅游产业等相关产业受到了阻碍、企业化运输成本偏高，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来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车冰清，朱传耿，孟召宜等.江苏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格局及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0，07：1074-1079.

[2] 谭云进.县域经济发展评价的意义和指导思想研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05：85-86

篇（4）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篇（5）

1．“两段式”的经济运行。1978年前的30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具有总量小、速度慢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四大指标1978年比1949年分别平均年递增5％、3．96％、10．8％、7．5％。1978年以后的26年为第二阶段，其特点是总量增大、速度加快。2004年的四大指标分别比1978年平均年递增9．7％、7．6％、7．3％、10．8％。尤其近4年的经济增长，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在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旱灾情况下创118350万元，比2000年平均年增长19．6％；农业总产值60001万元，比2000年平均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创历史新高；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6．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6亿元，比2000年分别平均递±曾14．8％和12．3％。以上数字说明洮南经济已经步入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的两段式特征，是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前30年经济形态为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投入产出和结构受计划制约发展平衡，但速度缓慢。1978年以后的26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及转向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受国家政策和市场影响，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好时期，曾创下了工业企业利润居全省首位的水平。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徘徊发展的局面，波动较大。第一阶段总量小但稳步发展，第二阶段总量大、发展快但波动大。两段式的发展形态是国家经济形态变化的必然结果。

2．资金速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总量上看，1978年，各项贷款余额为8659万元，到1988年达到了55624万元，是1978年的6．4倍，平均年递增20％。2004年已达到23．6709亿元。资金的高速增长，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第二阶段。最近几年贷款曾受金融政策制约出现了稳定发展态势，但仍具有投入决定产出的属性，呈明显的资金速度型的经济特征。

3．曲折而平行的经济发展形态。1978年以后，全市的经济在出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波浪式曲折发展过程，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农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上升或同――时期下降。这种曲折的平行说明了――方面是生产总值受工农业总产值和第三产业总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三个产业紧紧依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抗御市场风险能力较低。

4．工业生产经历了稳步发展、快速发展、徘徊和低谷运行的3个阶段。前30年的工业呈稳步发展，这是全市经济的共性，后26年呈快速发展，是伴随着低谷运行的快速发展，曾经历了几年的速度和效益滑坡时期。稳步发展是受益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洮南作为计划经济时期总体经济的一个点，国家和省地从平衡经济的角度，在行业布局、资金投入、设备材料调剂等方面，尤其是毛、糖、革、纸等行业从全省工业基地角度考虑得到计划经济的倾斜，经济发展呈稳步态势。后26年由于加大了资金投入，工业企业和劳动人数的增加，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期。国家抓大放小和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企业的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发展的能力有限，尤其是受工业产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较小的限制，多年积弊同时暴发。当市场发生变化时，抗御冲击的能力弱，曾出现过低谷运行的局面。

无论波峰还是低谷，都不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都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因素。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利润居全省前列，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全国市场的毛纺织品抢购风潮和个别地区的肝病暴发，毛纺品、治肝药品供不应求，使得部分企业处于饱和生产状态，严格地说是市场给工业生产创造了一个良机。

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的体改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变化，加之企业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管理落后等计划经济遗留的积弊同时暴发。当市场发生变化时，使得轻纺型工业遭到严重冲击，受害重、损失大，出现了几年的低谷徘徊的局面。伴随着改革和扩大招商引资的步伐，洮南工业又早现出新的生机，一些新的产业在洮南落户，填补了产业的空白，成为洮南经济新的增长点。

5．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较低。56年的农业生产经历了稳步发展时期、高速发展时期和波动发展时期。全市的农业1979年以后的5年出现了高速发展时期，5年平均递增19．5％，创发展速度的最好水平。由于受自然因素制约，加之规模的集约经营水平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以后又进入了波动发展时期。

6．居高不下的各项贷款余额。全市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从1950年的13．1万元，发展到1996年的19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2．6％，到2004年的23．67亿元，平均增长2．7％。一是说明总量增长较快，二是说明较多的贷款中已形成一部分的呆滞和死化。

7．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不足，结构偏低。1949-1996年投资总和仅为9．14亿元。48年中唯有1993年突破1亿元(电厂投产因素)，占国民收入的27％，其他年份多数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48年合计的固定资产占国民收入的12．9％。按宏观经济的积累和消费的25：75比例关系衡量，洮南的投资结构是偏低的，欠帐较多，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98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是每年创新高，首先是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资金，修建了洮南城市道路及绿化等工程；其次，调动各部门财力实施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措施；三是通过招商对城市环境开发建设。到2004年，当年投资总量已达到6．87亿元，占生产总值的29．6％(现价)。在结构上处于平衡发展的行列。

8．农业、工业、商品零售业前48年三分天下，后8年工、农并重，第三产业优先发展。到1996年，48年总计的农业总产值57．5亿元，工业总产值57．8亿元，仅差0．3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4．6亿元。如果扣除物价因素，也基本上是等量水平，具有鲜明的主体产业三分天下的属性。1997年以后的8年，工、农、商品零售业总产值分别为389737万元、309649万元、569301万元，可以说工业、农业并重，第三产业优先发展。

9．第三产业增加值、牧业总产值由结构偏低到攀升。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1986-1996年期间总量为10．3亿元，同期

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3亿元，比重为24％。世界范围内都以三户增加值作为衡量经济的主要指标，按省和白城市的要求还有差距。牧业产值48年总量为10．1亿元，占同期农业总产值的17．7％，按市政府规划也有一定的距离。1996年牧业产值7174万元，2004年达到20768万元，平均每年增长14．2％。第三产业增加值2004年达到39217万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3．1％。

二、经济运行状况对今后工作的启示

上述主要经济指标反映出洮南市经济的良好势头，同时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还很多，不可预测因素在增加，内部制约因素进一步显现。为保持洮南市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提高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充分利用国家各项政策的同时，要分析研究和开发市场，提高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制定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全市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三个发展”和“两个转变”。即：稳步发展农业、快速发展工业、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实施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粗放农业向集约农业转变，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总体产出水平。

1．调优农业，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避灾农业和适应农业，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突出发展以奶牛为主的现代牧业。战略性的调整生产资料投入结构，提高畜牧业整体产出水平。积极发展经济林业，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传统粗放农业向现代集约农业的转变。

2．调整结构，快速发展工业。根据现有工业基础，利用当地资源培育重点骨干企业，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做强新兴支柱产业，兴建高科技工业，开发高精尖产品，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改造进程，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发展拳头产品。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加快资源型工业向科技型工业的转变。促进工业、企业的发展。

篇（6）

学龄前阶段是每一位儿童的黄金时段，是激发他们内在潜能、开拓大脑功能的黄金期。孩子此时心灵纯净、天真无邪，接受事物往往可以高速度高质量。这一时期利用好了将大有裨益。此阶段对孩子进行教育是必须的，比如，可以让他们学习唐诗宋词、读经典书籍、发展一门特殊的技能等等。如不进行学前教育，势必使儿童起步更晚，发展更慢。因此，关注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已是燃眉之急。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之大，总有更好的地方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去。为了生计，多少父母选择了背井离乡，去另外一个城市打拼。这便涉及到一个现实问题，相比而言，幸运的孩子被父母带走，同去外地，彼此相见不曾是梦，他们成为了流动儿童；不幸运的是那些被留在了老家，孤苦伶仃，盼星星盼月亮，多少年都见不到父母的，这便是留守儿童。国家前几年实行了一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一、何为流动儿童与学前教育

（一）何为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早在15岁之前就随父母迁至异地，户口仍为出生所在地。如此一来，他们并不能像迁移地儿童一样享受地方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据统计，2013年流动儿童规模比2005年同比增加41.37%，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是一个极度需要被关注的群体，他们一直被社会排斥着，亟须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二）何为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即为学龄前的教育，这个阶段的孩子接受新鲜事物灵活且快，是开发儿童脑力的关键时刻。天才的形成，往往与这个时期适时正确的引导大有关系。老师或家长可以对儿童进行多方面诱导，以激发他们大脑的无限潜能，提前激活他们的水平。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大多数都会紧把这个时期，督促引导学生，无限地挖掘他们的潜力，发掘孩子的闪光点。

二、现存状况

据统计，迁移人群中迁移方向大多是由农村到城市，且农民工居多。他们为了生计，为了家庭，离开祖籍不远千里去拼搏，且这几年数量每每增多。每五个城市儿童中就大概有一个来自农村的流动儿童，可想而知，上学难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位流动儿童。其实，也存在城市向农村、城市向城市迁移的情况，这里面就不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涵养的人物。

另外发现，父母文化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学前教育，这部分父母往往阅历丰富，有独到的见解，能为孩子的教育时时刻刻去着想；还有，迁移到省内的往往比迁移到省外的家庭儿童更容易接受?W前教育，迁移到省外必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户籍未变但人却进入另一个省，这样一来迁移地政府便不会让其享受免费教育，所以不难想象，迁移到省外的流动儿童想要得到学前教育实非易事。

三、现存状况原因分析

（一）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及迁移状况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很多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或者工作需求，不得不迁移外地，其中家庭经济背景贫困还是占大多数。人人都有上进心，总想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于是就会起身去更大的城市、更繁华的地界。这里会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给予他们以心灵的抚慰。

（二）我国国情

我国现存国情为东部地区发达，西部地区落后；城市地区发达，农村地区落后，这就引起了很多打工一族的游离迁移。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少有年轻一代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务农，相反，他们纷纷外出，以求更多钱财，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迁移人口的增多及流动儿童数量的上升。

（三）教育体制的缺陷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政府只对本地儿童履行免费教育的义务，而对户口为外地的流动儿童则受到跨域户籍的限制，导致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

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及迁移状况对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选择的影响

据一项调查显示，迁移人口当中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更少，可能因为农村家长思想觉悟较低，文化水平不够，故而没有对孩子的学前教育引起足够重视。另外，可能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比男儿童少得多。

从一个省迁移到另一个省的儿童比在同一个省内迁移的儿童更易接受到学前教育，原因可想而知，某些体制的限制导致外省的儿童并不能随心所愿地在迁移地接受学前教育。

能够知道为子女教育积极筹划存钱的父母，其教育的流动儿童进行学前教育的几率往往更大。这主要与父母的素质涵养有关，这些父母常常有预见性，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各种教育。

最后调查发现，父母文化水平也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些父母大都是高学历群体，他们有素质、有涵养，可以以自己接受教育的过去来启发如今对孩子的教育，从而让孩子更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

五、建议

（一）国家修改完善相应政策

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严重阻碍了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选择，尤其是跨省流动的儿童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扶持，被教育拒之门外。国家曾搞过“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笔者认为，有关政策还有必要继续修正和完善，譬如针对跨省儿童入学难的问题，针对户籍难以变动的问题等等。只有国家做出引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格局。

（二）政府积极行动

如果说国家是事件的引领者，那么政府就是事件的实行者，流动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与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可以扩建幼儿园，以期收纳更多的流动儿童，对流动儿童持平等态度，从思想上纠正对流动儿童的排斥。另外，政府可以统计流动儿童的多少，让他们办临时户口，并积极容纳有临时户口的流动儿童。政府也可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以使更多农村儿童在本地接受教育，而不会像在迁移地那样无助。

（三）家长提高自己、积极督促

家长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家长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要尽量少搬迁，非到迫不得已不要迁居异地；其次，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增强自己的文化水平，从自身去真切地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尽最大努力让孩子得到应有的教育；再有，家长要合理规划、积极存钱，有条不紊地为孩子的教育打算好每一步。

（四）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

篇（7）

Contrast Analysis for Management Front, Empress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Condition. Nie Shaoping, Tang Yan, Huang Qin. Yunnan Psychiatric Hospital, Kunming 650224,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Finding out that the mental illness recovers from illness the period opens the variety between management front, empress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condition, from theoretically argument, in fulfillment the proof opens the management is the mentally ill to recover from illness back to return the social important path, appealing for mental illness create more better recover from illness the period open to manage the mode. Methods Take with the machine take out 20 examples open to manage the above patient in a year the usage the PROS measures the form measures with SSPI the form proceeds the test respectively, and to test data proceed statistics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mental illness recovers from illness the period opens management front, empress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conditions contain obvious difference(P

【Key words】 Mental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period; Open the management;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目前，在精神病康复期的管理工作中大多以封闭或半封闭的管理模式为主，开放式管理的范围和力度还十分有限。从精神病的特点和医疗安全的角度看，前一种管理模式的优点毋庸置疑，但其不足也日趋显现。因为，当我们从康复心理学和行为医学的角度对病人开放管理前、后的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对比分析时，我们发现康复期的病人在实行开放管理后其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较开放前有显著进步，社会适应能力明显增强。开放管理对提高康复质量，减少病情复发降低再住院机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用量化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与同行进行切磋，意在抛砖引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康复科转入开放管理1年以上的20名病人进行测评，其中男性15例，女性5例。年龄最大64岁，最小29岁，平均42岁。病程最长16年，最短2年，平均7.5年。文化：大专2例，中专5例，初中10例，小学3例。诊断：精神分裂症18例，情感2例。

1.2 方法 采用IPROS(Inpatient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Outcome Scale)量表和SSPI(The Scale of Social-Skills for Psychiatric Inpatients)量表[1]分别对病人开放管理前、后的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进行综合测评。其中IPROS量表侧重于心理状况的测评，而SSPI量表侧重于社会功能状况的测评。

2 结 果

IPROS及SSPI测评结果显示，开放管理前、后患者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有显著差异(P

3 讨 论

将精神病康复期开放管理前、后的心理状况及社会功能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对比研究的方法，经情报检索尚未见相关报道。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一条让患者从住院环境平稳过渡

到出院后的社会环境之道路。因为患者长期生活在住院治疗的封闭管理状态，对外界人文地理等日新月异的大变迁没有一个认同乃至参与的过程，一但出院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心中不免产生一种自卑、失落感，因而他们大多闭门不出，缺少人际交往，很难融入现实社会。如果对康复期即出院之前的患者实施一段时间的开放管理，将使他们逐渐认知、适应并融入到社会环境的大变革之中，把住院环境和出院后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心理落差和现实落差降到最小，为其出院后迅速回归社会、适应社会奠定基础。

用文章前面介绍的两个精神病康复测评量表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进行量化测评，经统计分析有显著意义。开放管理能满足病人的需要，增加病人的自我约束力，同时提高病人的社会适应能力[2]。分析表1我们得知，开放管理能使病人走出自卑、封闭的心理状态，其社会适应性，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兴趣爱好都有显著进步。分析表2我们同样看到，开放管理能使病人较好地定位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也学会关心和照顾周围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精神病康复期实施开放管理后病人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较开放前有显著进步，社会适应能力明显增强，这对提高康复质量，减少病情复发降低再住院机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精神病康复期开放管理是患者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应予重视。

4 参考文献

篇（8）

[中图分类号] R78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5（b）-0102-05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analysis for 226 families in Beijing City

ZHANG Yan1 SHI Yigu2 HUANG Birong2 HAN Yongcheng2

1.Dongfeng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of Chaoyang Distrct in Beijing City, Beijing 100025, China; 2.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of the residents from Dongfeng and Tuanjiehu Communitis of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family aggregation and the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Methods Community recruitment method was used. The dental examination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applied on 699 people from 226 families meeting the including requirements. Th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factor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caries and periodontal diseases were 37.3% (261 cases) and 47.4% (331 cases) respectively, and the ratio of having any of the above two problems was 64.8% (453 cases) in selected peopl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itting model including family aggregation level was meaningful (P = 0.004), and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wa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age (F = 6.523, P = 0.000), education (F = 6.003, P = 0.000), marital status (F = 4.571, P = 0.001),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F = 3.981, P = 0.046), BMI (F = 2.630, P = 0.049),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F = 10.562, P = 0.001). Conclusion The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is existed in analyzing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In consideration of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the social-behavior factors of dental health include ag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BMI,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Key words] Dental health;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Family aggregation;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口腔疾病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将“口腔清洁、无龋洞、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确定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其中，龋病和牙周疾病因为累及人数广泛，是危害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的主要问题[1]。根据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0%以上的人患有龋齿，8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良好的口腔健康行为能够有效地预防口腔疾病[2]，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而健康行为是由社会、文化、知识和态度等影响人们健康的一系列因素构成的，同时家庭的行为习惯与规则也会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与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同一家庭的成员生活在相同的物质文化环境当中，所接受到的健康知识和信息都是类似的，很容易形成对健康行为的一致看法[3]。因此，需要探索口腔健康状况与家庭聚集性以及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而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家庭干预措施，维护人群的口腔健康。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内家庭成员的口腔健康状况与相关社会行为危险因素，评价口腔健康状况与家庭聚集性以及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社区招募的方法，入选标准为具备完整核心家庭（父/母和子女）且都能参加口腔检查和问卷调查的成员。设计招募家庭200个，实际报名参与的家庭230个，经过筛选其中符合标准的226个家庭列为受试家庭，共包括699人。口腔检查和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2年6~12月。

1.2 方法

1.2.1 检查人员和质量控制由经过统一培训后，通过标准一致性试验（kappa值为0.7~0.8）的3名口腔医生确定为临床调查员，由这3名口腔医生完成所有受试家庭成员的口腔健康检查。本次调点为龋齿和牙周疾病的临床检查。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对1名调查对象接受口腔检查的同时完成对其他家庭成员的问卷调查。

1.2.2 问卷调查采用统一制定的口腔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访谈式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统计学信息，口腔保健知识和与口腔健康相关的社会-行为危险因素。

1.2.3 牙列状况检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视诊结合探诊的方式进行。检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镜和CPI探针，必要时可以借助棉签擦去软垢。

1.2.4 牙周状况检查检查时将CPI探针轻缓地插入龈沟或牙周袋内，探针与牙长轴平行，紧贴牙根。沿龈沟从远中向近中移动，做上下短距离的颤动，以感觉龈下结石。同时查看牙龈出血情况，并根据探针上的刻度观察牙周袋深度。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频数分布和百分比进行数据描述；应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将个体水平作为水平1，将家庭水平作为水平2，应用二分类反应变量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共包括226个家庭，699人。在确定的699名调查对象中，男306人，占43.8%，女393人，占56.2%。从年龄分布来看，0~

2.2 口腔健康总体状况

在接受调查的699名对象中，患有龋病261人，占37.3%，在患龋者中，平均患龋颗数为（2.8±2.3）颗，中位数为2颗；有牙周疾病的调查对象331人，占47.4%，在有牙周疾病的调查对象中，轻度占98.1%，中度占1.9%。总体而言，出现上述两种口腔健康问题的共453人，占64.8%。

2.3 不同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单因素分析

以是否出现龋病及牙周疾病为反应结果，以P = 0.1为选择标准，从单因素χ2检验结果看，不同年龄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总收入、体重指数、是否有医保、1年内口腔常规检查和口腔知识态度评分与是否出现上述口腔健康问题可能有关系（P < 0.1）。具体而言，在年龄分布中，18~

2.4 考虑到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将χ2检验差异P值 < 0.1的因素结合家庭聚集性进一步进行二分类反应变量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定义两个水平，即将调查对象定义为水平1单位，将家庭定义为水平2单位，拟合两水平零模型，结果表明，是否出现上述两种口腔健康问题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P = 0.004）。见表2。

表2 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二分类两水平Logistic回归零模型

注“-”表示无数据

进一步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引入二分类反应变量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由于存在部分变量包含缺失值的情况，最终纳入方程的共有670名调查对象，225个家庭，模型可解释的部分占82.1%。

拟合模型的最终结果表明，在考虑家庭聚集性的情况下，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1年内是否进行过口腔检查、体重指数和知识态度评分与是否出现上述口腔健康问题有关（P < 0.05）。详见表3、4。

表3 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二分类两水平Logistic回归方差检验结果

表4 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二分类两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值

3 讨论

3.1 患龋情况与牙周疾病情况及与其他文献的比较

本次调查表明，0~

龋病和牙周疾病的调查结果与北京市之前的各类人群口腔健康调查[4-7]相比有所不同，原因是由于年龄分组方法的不同，本次调查的结果是探索牙病在家庭聚集性方面的影响因素，可以作为之前北京市口腔健康调查的有效补充。

3.2 家庭聚集性及与其他文献的比较

目前的大部分口腔健康状况研究没有包括，或者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进行家庭聚集性的调查与分析。本次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口腔健康问题的出现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一方面家庭中某位成员出现口腔健康问题，其他家庭成员出现口腔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也增加，另一方面，家庭的口腔相关健康行为也会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口腔相关健康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高艳霞等[8]对龋齿家庭聚集性研究的结果相同。提示在今后研究探索、分析和预测口腔健康状况时，有必要将家庭聚集性纳入分析过程中，特别是制定口腔健康干预措施中，要兼顾到家庭聚集性的因素。

3.3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以及今后工作的方向

本次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考虑家庭聚集性的情况下，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1年内是否进行过口腔检查、体重指数和知识态度评分是其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很多已经被之前的口腔健康研究所证实[9-12]。相对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不可干预或短期内比较难进行干预的因素相比，定期进行常规口腔检查、控制体重和增加口腔相关健康知识和态度，这些因素是口腔卫生工作者今后开展口腔健康预防工作的重点内容。而家庭聚集性的结果也表明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特定口腔健康干预，也是为今后开展社区口腔健康干预进行有益的探索。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次调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调查对象的选择属于社区招募的形式，家庭年龄结构等不能人为控制，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导致本次调查的患病率水平与实际水平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样本量的限制也可能导致此次调查中某些行为危险因素，如每日吃零食的次数等，没有显现出统计学显著性，如果今后的调查研究能够有更充足的样本量，可能会利于进一步分析更多的社会-行为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居民口腔健康指南[EB/OL]. http：///mohbgt/s10331/200909/42791.shtml.

[2]唐瑞平.口腔预防医学[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3]胡樱，饶克勤，王增珍.几种健康相关行为的家庭聚集性研究[J].卫生软科学，2004，18（3）：120-122.

[4]张辉，韩永成，侯玮，等.北京市5岁儿童乳牙龋病抽样调查报告[J].北京口腔医学，2009，17（2）：109-112.

[5]朱，韩永成，张辉，等.2005年北京市城、乡12岁人群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J].北京口腔医学，2009，17（5）：281-285.

[6]张辉，侯玮，韩永成，等.北京市中年组人群恒牙龋病抽样调查报告[J].北京口腔医学，2009，17（6）：333-336.

[7]李，韩永成，张辉，等.北京市老年人群龋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J].广东牙病防治，2011，19（1）：23-26.

[8]高艳霞，冯希平.家庭口腔卫生行为与儿童龋齿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J].上海口腔医学，2009，18（1）：35-39.

[9]韩晓兰，颜雨春，樊嘉禄.龋病与社会环境及人的行为因素关系的探讨[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3，23（5）：25-26.

[10]张波.四川省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口腔保健行为调查分析[D].成都：四川大学，2006.

[11]董云事.牙周炎与心理因素相关性的临床观察[J].中国医药科学，2013，3（10）：195-196.

[12]刘雪楠，陈育德，卞金有，等.影响牙周健康的相关因素分析[J].现代口腔医学杂志，2003，17（2）：136-139.

篇（9）

【中图分类号】R19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5-0598

在卫生服务研究领域中，保证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是卫生服务公平性的重要研究内容，伴随着卫生公平性研究发展起来。本文就用于评价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方法进行介绍，为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研究提供方法学借鉴。

1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内涵

卫生服务利用是需求者实际利用卫生服务的数量，是人群卫生服务需要量和卫生资源供给量相互制约的结果，可以直接反映卫生系统为人群健康提供卫生服务的数量与工作效率[1]。分析卫生服务利用程度是检验卫生服务效率和潜力的一种常用手段。测量卫生服务利用的指标包括：是否利用及利用的数量、利用卫生服务而消耗的费用（货币价值）等[2]。

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是卫生保健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包括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两方面，水平公平性指具有同样卫生服务需求的人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务，垂直公平性是卫生服务需求多的人比需求少的人应获得更多所需的卫生服务[2]。英国的Wagstaff等人提出，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可解释为：有同样医疗需要的社会成员接受到（利用了）同样的卫生服务，而无论她是穷人还是富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白人还是黑人[3]。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卫生服务利用最少的人群恰恰是健康需要最大的人。

2国外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

Van Doorslaer 和 Wagstaff 最早提出了测量卫生服务利用公平的一套方法，集中曲线和集中指数是评价卫生公平程度的方法。比例法是常用且简单的一种测量方法，用于评价不同阶层人群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在1983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均采用了比例法进行健康公平性分析[4]。

在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测量方法上，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包括： 极差法、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差别指数、不平等性斜率指数与相对指数、集中指数等。《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出的公平性测量方法：用儿童成活率分布指数和伤残调整期望寿命（DALE）衡量健康状况的公平性；用卫生服务系统的反应性表示卫生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公平性；用卫生筹资公平性指数（IFFC）表示卫生服务筹资的公平性。但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使用的新的公平性测量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5]。

3国内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

我国卫生服务领域的公平性研究开始了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 国内学者利用极差法、洛仑兹曲线法等研究方法对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区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评价，但是国家级或省级的研究较少，不足以对我国卫生领域公平性进行整体评价[4]。目前，用于评价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洛仑兹（Lorenz）曲线和Gini系数、极差法、集中指数（CI）、不平等斜率指数（SII）、利用/需要比、多因素分析法等。

3.1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和基尼系数（Gini Index，G）

洛伦兹曲线是经济学中用来反映社会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公平程度的曲线，其基本思想为：将收入或财产按不同人群或地区分为若干等级，横轴表示每一等级的人口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累计值，纵轴表示每一等级拥有的财富的百分比的累计值，连接各点，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出的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来评价健康或卫生服务公平性的优点是可以反映所有人的状况，但是缺点是不能反映每一层状态改变对总体分布的影响。即只能反映总体的不公平程度，不能确定引起不公平性的原因是区域间还是区域内差异[5]。国内李娟生等运用Gini系数以及Lorenz曲线等对1610名育龄妇女的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了分析评价[6]。但基尼系数及洛伦兹曲线在国内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中运用较少，在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评价方面运用较多。

3.2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 CI）

集中指数（CI）是世界银行推荐的用于评估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健康和卫生服务不公平性的指标。集中指数是借鉴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思想用以评价健康公平性的统计指标。后来被引入卫生服务公平性测量，目前已成为测量卫生服务领域公平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CI是按社会经济状况排序，对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组之间人口分布变化比较敏感，从而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不公平的影响。

集中指数法用于度量与经济状况相关的卫生服务不平等情况比较有效。它反映了所有人群的状况，而且对人群社会经济状况的分布比较敏感，所以最能满足我们测量不公平时所要达到的要求。但是集中指数的算法属于单因素分析法，没有综合考虑其它指标的作用。查阅大量文献发现，卫生服务利用的集中指数几乎没有大于0.2的，所以集中指数的评价准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7-10]。

雷鹏等对不同健康指标用于健康公平性评价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采用不同健康指标得到的集中指数差别较大，说明以不同健康指标代表人群健康状况来评价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的健康公平性，其敏感程度有强有弱[11]。同时建议在对不同指标集中指数进行计算之前，可对不同健康指标进行年龄标准化率后再计算，因为年龄往往是重要的混杂因素，却被一些卫生经济学研究所忽略。

3.3不平等斜率指数（Slope Index of Inequity）

该法是将人群按社会经济状况分组后，分别计算各组的健康指标平均值，不平等斜率指数就是不同经济组的健康指标平均值与其对应的社会经济组的秩次之间回归线的斜率，它反映了从社会经济最低组到最高组之间健康状况的改变，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不公平的影响，其绝对值越小，代表社会经济对健康的影响越小，健康状况越公平，其特点是能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不公平的影响[12]。方丽霖、韩冰等利用不平等斜率指数（SII）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效果评价[13-14]，该评价方法弥补了级差法在测量上的缺陷，对人群健康水平敏感。

3.4极差法

极差法是最常用的测量健康公平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用于比较社会经济分组最上层和最下层的情况。极差法是将人群按其社会经济状况分组，比较社会经济状况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健康状况的差异，从而说明健康在不同收入人群分组健的平等性。如1983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国的卫生服务调查报告以及一些研究报告均有体现[15]。

级差法优点是简洁明了，能够直接比较不同社会经济状况收入人群的健康差异，其缺点是它仅仅反映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极端的健康差异，而忽略了中间组之间的变化，另外，极差法缺少对样本构成的考虑，不适合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区间的比较[5]。同时，谢小平等认为级差法中隐含了一个假设： 即卫生服务需要不随收入或其他条件变化而变化， 而这个假设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事实不是这样， 那就需要将其与不同收入下卫生服务实际需要的分布公平性进行比较[4]。

3.5利用/需要比（Use/Need Ratio）

该法对按一定社会经济学特征分组的人群的卫生服务需要量与相应的卫生服务资源利用量的比较，来评价是否实现了相等的需要获得相等的卫生服务利用，又称 Le Grand法。它反映了不同经济学特征的人群平均每个患者所利用的卫生服务资源。应用调查对象患病表示需要，门诊、住院服务的费用等为利用量，计算方法是以每类服务的次均费用与所利用服务量的乘积之和表示，最后以各经济收入组间利用/需要比大小的比较来表示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程度。

Le Grand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经济收入组人群的门诊和住院费用之间的差别，只考虑到了经济因素对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属于单因素分析方法。如果能够消除其它因素的影响，Le Grand法为一种简单的反映卫生服务利用费用的公平性的方法[16]。

“分项分析法”（Disaggregated approach）是“利用/需要比”的改良方法。该法是对不同的卫生服务的利用量和需要量分别进行比较，较Le Grand法更具有简便易行和资料的可得性等优点。由于进行了分项分析，没有考虑卫生服务利用中一些复杂因素，如可能存在患病和未患病间、卫生服务间、不同社会经济状态人群间等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别[17-18]。

3.6不相似指数法（Index of Dissimilarity）[19]

不相似指数的基本思想是用某阶层的健康比重和它相应的人口比重，测量健康集中在特定的阶层，还是均匀地分布在各个阶层中，并且可以计算出各个阶层的差异程度。优点是把社会分为多个经济阶层，了解每个阶层健康水平和人口比例的差异，可以对每一个阶层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知道由于收入不平等而造成的健康不公平情况。缺点是使用了按社会经济分组统计的数据，但仅仅对每个社会阶层的健康水平所占比例与每个社会阶层所占人口比例进行比较，而不是与社会经济阶层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且ID是一个正值，不能反映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况。

3.7多因素回归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此法可同时对多个可能影响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关影响利用的因素与卫生服务间关系的模型，可用logistic回归和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查阅文献发现，用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受雇情况、年龄、婚姻状况、社会支持水平、种族、有无健康保险、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上述变量可能影响需求或利用，但不能确切地说明影响的程度。

由于Logistic回归要求因变量是分类变量或等级资料，而反映卫生服务利用医疗费用、住院天数等变量为数值变量且这些变量往往不服从正态分布，所以需要做变量变换，若未做变量转换只能选择单因素分析方法[16]。

3.8拟合负二项模型

对于不同医疗保障制度参保居民，以两周门诊次数和年住院次数为因变量，需要变量和控制变量为自变量拟合负二项模型，常用的标准化方法有直接标准化法和间接标准化法，由于直接标准化法存在一定缺陷，间接标化法操作上简便易行，因此国际研究中较多地使用间接标化法[3]。在实际分析中，“标化”变量 和“非标化”变量的选择应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进行确定，变量选择也是标化的关键之处。

篇（10）

1999年，泾川县被列为全国退耕还林工程试点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截至2016年底，全县累计完成两轮退耕还林任务43563.5公顷，经过全县人民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从2002年开始，泾川县在国家林业局经济研究中心指导下，开展国家林业重点工程——退耕还林社会经济效益监测。

1社会经济效益监测的方法

1.1样本户的选取调查村选在退耕实施年度最早、退耕面积较大的飞云镇坡头村，为了确保具有代表性，样本户一共选取了10户，其中随机选择了经济状况较好的三户、经济状况一般的四户、经济状况较差的三户。经过14年连续跟踪调查，基本上能够准确代表和反映全县退耕村与农户的社会经济及生产生活状况。1.2数据的调查层次及方法泾川县退耕还林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对象为三个层次、四个内容，一是全县社会经济状况和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每年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二是定点调查村——飞云镇坡头村退耕还林后每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三是定点调查户——飞云镇坡头村袁德贵等10个退耕户年度生产、生活、经济收入支出变化情况及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情况的意见建议的调查问卷。总体涉及到资源、人口、经济、生态、营林、退耕成果巩固、政策兑现等149项指标，489个调查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每年适当增减。监测调查数据的方法，主要采取重点入户调查直接获取原始数据。对定点户逐项目、逐指标进行统计调查。1.3调查数据的获取县、村调查数据采取统计报表搜集数据的方法获取，对县级数据通过公开的统计资料和向统计部门、政府单位搜集整理。村级调查数据通过向乡镇统计人员和坡头村村干部获取，同时从年度报表数据中搜集整理。为确保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全面性、科学性，我们经常与县统计、财政、人社、农牧、水保、气象等部门衔接，实行数据资源共享，并对所获取的各类数据进行甄别、验证，科学分析，确保数据的科学合理性。

2社会经济效益监测结果初报

经监测调查分析，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日见显现，对全县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2]。2.1粮食单产提高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不仅对粮食产量没有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利于耕地集约化经营。通过14年的数据调查分析，泾川县的耕地虽然有了一定的减少，但粮食单产由1999年退耕前的每亩20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300公斤，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精细化耕作、集约化经营[3]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2.2退耕补助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比大幅度减少泾川县累计得到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49463万元，农民户均退耕地面积3.7亩，累计户均享受国家钱粮及种苗补助8230元。但退耕还林补助在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占比逐年度减少，通过对比分析，退耕补助所占农户全年家庭总收入的百分比从1999年的26%，降低到2016年的不足1%，农民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随着二轮补助逐年到期，将面临着部分退耕贫困户没有补助可领的局面。2.3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广大农户从传统第一种粮产业逐步转入到第二、第三产业。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据统计全县2016年共有8.3万人外出务工。从监测的10个退耕农户看，8个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员，其中有2个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就有5个。塬区乡镇90%的农户转向了经济收入较高的果品产业，产业结构得到了充分优化。2.4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稳步推进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主要包括后续产业、薪炭林、补植补造成果。从监测点的数据看，对农民受益比较显著的是后续产业农村新能源建设项目和技能培训项目。农村新能源方面：10个监测户全部有沼气池和节柴灶，8个户有太阳灶；技能培训方面：邀请科研院校的教授为农户讲解果树栽植技术和反季节温室蔬菜种植技术，监测户每年都能够定期参加培训。2.5退耕成果十分显著，生态改善、果品增收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全县新增有林地面积近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1999年退耕前的34.9%上升至现在的38.13%，退耕还林为森林覆盖率贡献1/3的百分点。全县各个山卯沟壑都得到了绿化，同时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进一步治理，以前比较常见的扬沙、浮尘天气由退耕前的3次—8次到近几年不再出现，野生动物新增4种，据农户举报城关镇芋子沟林场罕见的出现了狼群。刺槐花源利用起步良好，每年有100多家养蜂者来我县林区放蜂，年产蜂蜜300多吨。全国水土保持田家沟风景区和官山林场休闲避暑山庄，年吸引各方游客15000人次，森林旅游门票收入32万元。果品产业是农民致富增收的支柱产业，全县现在果园面积3.8万公顷，2016年果品产量43万吨，产值18亿元，人均果品收入达到4300元。退耕还经济林苹果栽植面积0.7万公顷，占全县果园面积的18%，现都进入盛果期，为农户发挥着积极减贫致富作用。2016年成功举办第三届平凉金果（泾川）博览会，邀请国际、国内专家教授参加《第三届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泾川）高端论坛》和《国际苹果发展学术报告会》，极大的推动了泾川果品的知名度。泾川苹果上海推介会成功签约1.6亿元，为广大果农销售打开了新的窗口。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在泾川县真正起到了生态良好，果品增收的双赢局面。

3存在的问题

3.1没有设立对照户退耕还林效益监测，只选取了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10个农户每年进行跟踪调查，根据退耕前和退耕后每年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分析。没有选取非退耕还林工程户进行横向对照监测分析。3.2没有做生态效益监测评估对前一轮退耕还林，仅仅只做了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监测，还应该加强生态效益方面综合监测。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后对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林木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的监测和价值估算，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3.3各级政府重视程度不够退耕还林工程效益监测，不仅可以为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供可靠详实的数据依据还可以准确反映退耕还林在生态保护，农民增收的功能效益，目前，效益监测只有国家林业局经研中心在做，各级政府部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监测人员不足，培训力度不够。

参考文献

[1]佚名.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加快生态林业建设[J].甘肃林业，2011（4）：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