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汇总十篇

时间:2023-10-13 15: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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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篇(1)

中图分类号:F83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061-02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局限性的根本表现。正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次大规模的危机。两次危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危机发生的状况以及危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二者必存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美国经济自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尚未演变成资本主义全面的经济危机,但危机的规模、危机波及的范围、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两次危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是一片繁荣景象,1923--1930年间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额翻了4倍,1925--1929年间股价翻了近3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方面,技术革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和战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源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在低利率的条件下美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扩大,不具备偿还能力的贷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为危机埋下了隐患。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又开始连续17次加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大量偿还不起贷款的人出现,房贷公司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引发一系列金融事件,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二)两次危机背景的相似之处

虽然两次危机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但二者却有相似之处:一是在两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都处于繁荣的状态中,经济表面呈现出投资增加、生产扩大、股价上涨的局面。二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都存在着经济比例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股市充斥大量泡沫等问题,这些矛盾的积聚,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三是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发展,助长了危机的发生。

二、危机发生的状况比较

1 两次危机发生的基本状况及特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始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的暴跌,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它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萧条。造成社会中下层的恐慌。由于其表现出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的特点,因此被称为“大萧条”和“大恐慌”。在整个危机中,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46.2%,贸易总额下降了70%,出现了极高的失业率,大量的生产设备遭到破坏;与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爆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产品市场经历了价格的暴跌,大量的农畜产品被废弃,众多的贫农、中农走向破产,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人均收入从1929年的223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90美元,降低了60%;失业人数达1300多万,至少14万家企业倒闭。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美国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内一周损失100亿美元。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创下了空前纪录,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失业人数达到5 000万左右。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为前导。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剧烈下挫,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倒闭。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此为标志的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此次危机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是美国国内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金融业务相互交织、债务关系相互关联、链条不断扩大延展、风险交叉传递,一旦债务链断裂,就会不断出现连锁反应,并逐级放大,形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二是由于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的金融业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又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强烈冲击。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各有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主要发生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商品的供给规模严重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发生于虚拟经济领域,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2 两次危机状况的共同特征。虽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有相异之处,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危机的传导速度极快,危机一经爆发迅速传导至相关经济领域,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衰退;二是危机的波及范围极广,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至欧洲、亚洲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三是危机的破坏性较大,危机发生后,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社会生产迅速萎缩,产值下降,失业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力下降,造成经济下滑;四是危机的延续时间较长,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五是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救助,以刺激经济,摆脱衰退。

三、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以经济理论为分析基础

1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

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相对过剩。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2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美国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它通过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进行过系统论述。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它们只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资本的纸制副本并不创造价值。虚拟资本实际上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给持有者带来定期收入的想象的或虚幻的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有价证券作为资本的虚拟性不易被人们察觉,但是,一旦有价证券的价格暴跌,甚至成为一张废纸时,其资本的虚拟性就会明显的暴露出来。因此,虚拟资本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的运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将催生泡沫经济。

篇(2)

〔11〕〔15〕〔24〕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M〕.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27,213-216,230.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M〕.人民出版社,1973.181.

〔13〕〔17〕〔18〕〔21〕〔22〕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M〕.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7,45,45,4,146.

〔14〕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理论也正在“自由落体”〔DB/OL〕.http:///20100408/n271378976.shtml.

〔16〕全球经济危机的“女王难题”〔DB/OL〕.http:///20090917/n266795778.shtml.

〔19〕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们怎么如此离谱〔DB/OL〕.http:///publicforum/content/ develop/1/397594.shtml.

〔23〕胡祖六.凯恩斯从来没有消失过〔N〕.南方周末,2008-10-16.

篇(3)

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并能引发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经济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为前奏,而此次金融危机又是次贷危机恶化引起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将导致经济危机。

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原因主要是风险披露不充分、财务报表的透明性不够、金融创新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管。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传导机制引起的,在短期利益的激励机制、放任自由的监管理念下过度金融创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2不能由于金融危机而废除公允价值

2.1何为公允价值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金融工具:披露和列报》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交换一项资产或清偿一项债务所使用的金额。”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33号——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会计》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当前交易中,自愿的双方买入(承担)所使用的金额,换言之,该项资产(负债)是在非强迫或清算拍卖的情况下买入(承担)或卖出(清偿)的。”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与IASB基本一致。

2.2公允价值应用的意义

公允价值具有国际通用性,能够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满足了会计目标的要求;它有效地提高了财务信息的可比性,提高会计信息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相关性,有助于预测企业未来业绩;公允价值弥补了历史成本计量不能及时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情况的不足;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收益,更符合会计的配比性;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适应新兴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

2.3公允价值对金融危机产生的不利影响

公允价值的运用体现了决策有用性,在价格波动时能更好地满足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使相关性高的会计信息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但同时不能忽视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公允价值在特殊时期更容易加剧市场的起落。

由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应按照市价不断进行调整,金融危机导致金融资产市价不断下跌,企业对金融资产不断进行减计,影响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中的信用等级下降、借贷成本抬升、担保金不充足等,投资者失去信心则加大资产抛售力度,从而市场陷入了“交易价格下跌——提取拨备、核减权益——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必须继续加大拨备计提和继续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之中。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则最终将以各金融机构破产为止。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公允价值能否“公允”地取得——以市值计价,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还适用吗?基于这种不良影响导致金融界对公允价值开始产生了质疑,认为如果资产不按市值定价的话,金融危机就会消失;加之各国为了救市对公允价值做出了重新取舍,金融界则要求废除公允价值。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行动来救市,对会计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了重新的取舍,来帮助金融机构度过金融危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8年10月10日正式了《在不活跃市场下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修订稿;美国政府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暂停按市值计价;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10月13日则修改国际会计准则相关条款,允许对非衍生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分类;10月15日,欧盟修改现行会计准则中有关按市值计算资产价值的规定,金融机构将停止按市价计算的会计准则,改用成本估值计算。10月17日,日本表示在公允价值系统性风险时,将对其进行改革,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可见,公允价值计量只是被暂停但并没有被废除。

2.4公允价值计量仍是会计未来发展方向

公允价值的推出是具有理论基础和环境基础的,公允价值会计提供了一个时间性的价值,若没有此价值则会导致投资者和法规制定者对于信心和流动性的决策失误。金融危机下,公允价值计量真实的反映了市场信息,让投资者及时地看到了最真实的情况,并不存在放大效应。改变公允价值计量只能是短期内减轻危机的一种手段,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更不利于防范未来。如果将公允价值改为历史成本计量,那么将是会计发展的倒退,存在的损失只能是暂时性地被掩盖了,金融危机也不能避免,只是爆发的时间延后而已。

因此,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仍然是未来的趋势,金融危机过后市场恢复正常良好运转,人们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呼吁必将重新提上日程。

3金融危机下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公允价值

3.1公允价值及时反映了资产价值的变化

公允价值计量下,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账面价值要定期根据市场价值做调整,会随市场价值的波动而波动,同时也给财务报表带来了波动性。公允价值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市场良好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会调高,利润就会高一些;而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金融资产就会计提减值准备,利润就会减少或形成亏损,这将市场变化引起的资产价值的变化及时的反应了出来。而在传统的历史成本下,损益对利润表的反应会慢很多,但无论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还是历史成本计量,资产负债都是客观的反映在财务报表中。

3.2公允价值的认定

公允价值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实质上是公允价值的产生过程遭到人们的质疑,即在不活跃的市场上应该如何认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公允价值的产生有三个层次的认定:第一层次,一个活跃市场中的成交价就是公允价值;第二层次,如果在一个活跃市场中没有相同产品的成交价,与其相类似产品的近期可观测到的成交价也是公允价值;第三层次是如果上述两个层次的价格都不能获得,则需要通过估值模型来计算有关产品的价值。它规定公允价值计量标准首先看是否适用第一层的标准,不适用的情况下再逐级向第二层、第三层判断。由于估计技术还不够完善,估值模型并不能完全客观真实的反应市场情况,在应用时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存在,这也就表明公允价值具有主观判断性。因此,应完善估计技术的发展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从而完善在不活跃市场上对公允价值的认定。

3.3在特殊情况采取的措施

在市场极其不稳定的情况下应制定出应对措施,公允价值该怎样计价才能减少损失,减少对公司业绩及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避免造成类似今天的金融危机。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在市场持续景气时,公允价值下按市场价值调整资产账面价值的同时,可借鉴前几期的账面价值的平均值作为调整的基数,以确保资产不会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增长过多,防范于未来,一但市场不景气,计提的减值也许会少些,对企业风险也就会少些。②在经济景气时提取额外风险准备金。③引入风险价值披露模式,弥补公允价值计量对风险披露的不足。风险价值披露模式是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及给定的置信区间和特定的时间区间内,计算一个机构或会计主体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的方法。

4新环境下我国公允价值的运用

4.1我国谨慎的应用公允价值

我国的制度体系比较严谨,采用公允价值是有条件的,是谨慎的使用。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在很多方面做了谨慎的改进,引用上也只是趋同。新会计准则指出在坚持历史成本原则的同时引入公允价值,(即历史成本处于主导地位,公允价值处于从属地位),对于公允价值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例如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规定:当交换具有商业性质并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应当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当上述条件不能同时满足,则应当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确认换入资产的账面价值。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引用充分考虑了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企业体制和公司治理,以及法律、文化、人员等会计环境,体现了中国特色。

4.2我国引用公允价值面临的问题

(1)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有相当一部分资产和负债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影响了采用公允价值时存在活跃市场的前提。公允价值的运用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却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在取得公允价值时,如何确保其可靠性仍是公允价值运用的一个难点。

(2)公司治理还存在许多缺陷,一些高管人员的道德观和诚信意识缺失,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平和执业能力也还参差不齐,影响了在不存在活跃市场下采用公允价值时需要主观判断因素。公允价值的运用存在主观判断的问题,在不活跃市场中需要由交易双方自己确定,这必然会受到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现值技术的应用需要会计人员合理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定折现率,其准确性取决于会计人员素质。

(3)估值技术尚待发展,公允价值的确定离不开估计技术,我国评估机构对公允价值应用的经验欠缺,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困难,而不同的估计方法也会有不同的评估结果。我国对公允价值的研究仍处于理论阶段,因此,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应用仍应采取谨慎性这一最优的原则。

4.3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

篇(4)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但这次金融危机有其特点,是由次级房贷泡沫破裂引发的,是虚拟资本天马行空式的自我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逐利达到反常的程度,不仅使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激化,而且使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矛盾激化,危机必然爆发。

虚拟经济成为西方国家经济主导和支配力量。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资本利润下降,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流向金融领域,攫取更高利润,导致金融资本的急剧膨胀。2010年全球货币交易额超过1000万亿美元,其中与物质生产直接有关的仅占1%,货币存量比经济总量高16倍。2009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4.2万亿美元,是商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90倍;金融衍生品场内交易日成交量10万亿美元,达到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00多倍。美国这个最大的金融帝国,虚拟经济更是疯狂发展: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11%上升为88%;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占到总利润的70%;金融衍生品总量1998年为72万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672万亿美元,10年中增长了9倍,而经济总量只增长了不到1倍。

实体经济日趋衰落和“空洞化”。由于虚拟经济疯狂发展,实体经济严重下降。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60年的29.7%,一路下滑至2007年的不到12%。美国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质生产国家,能源、钢铁、汽车等都居世界首位,但这些产业都逐步衰落了。煤矿矿井减少了1/3,石油产量下降了1/3,钢产量降低到不足中国的1/6,制造业不断“空洞化”。越来越多的人从实体资本中脱离出来,从事虚拟资本经营,依靠剪息票、搞投机生活,不劳而获的寄生人数迅速增长。

虚拟经济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有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有虚拟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片面追求金融业高额利润,将实体经济部门剥离转移,经济发展虚拟化、空心化。21世纪初美国为摆脱经济衰退,实行房地产贷款最低利率购房政策,营造了房地产业的巨大泡沫。这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实际需求的发展,必定造成泡沫,而泡沫一旦破裂就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举债是虚拟经济的重要形式

赤字财政和举债是西方发展虚拟经济的重要形式和内容。二战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在金融垄断资本的主导和推动下,逐步形成了一种“负债消费模式”。国家依靠发行国债刺激消费需求和提供高福利,家庭依靠借贷维持日常生活。西方发达国家及国内家庭债务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9年,美国国债达到7.5万亿美元,2011年飙升到15.3万亿美元,加上其他债务超过50万亿美元,占税收比重高达674%。美国财政部每年必须再支付其债务的一半以上,国债券利息占到债务负担的34%。美国家庭负债也是不断攀升。1974—2008年,美国家庭负债由6800亿美元增至14万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负债21.7万美元。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债务大国,其中英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00%,日本为204%,意大利为106%,希腊为135%。部分国家债务缠身,入不敷出,成为经济危机产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的内债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策源地。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前,次级债有两万多亿美元,普通房贷10多万亿美元,企业债6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就更多。这些债券在市场上流通显然在规模上已极大地超出了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问题还不仅是债务的规模,而且是债务的内容从一开始设计时就具有诈骗性质,随着债务链的延长,诈骗内容和手法也不断扩大延长。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信贷资产的资本充足率至少为8%,但美林、雷曼兄弟为追求高额利润,则用30倍的高杠杆率发放次级贷款,并由此衍生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打包出售给其他机构投资者。各种基金、银行购买后以它作抵押再次向银行贷款,尔后再次进行投资。美林、雷曼兄弟为此发了大财,各种基金和银行也发了大财。但房价不涨反跌,贷款者无钱还贷,金融衍生品泡沫被捅破,于是危机爆发了。

欧洲债务危机与美国有所不同,但同样也是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结果。欧洲本来是最早工业化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后来制造业逐步衰落,第三产业上升为主要地位。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使希腊等国航运业和旅游业收入下降,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些国家为安抚工人阶级,缓和社会矛盾,又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支出刚性,形成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由于欧盟国家受欧盟协议的制约不能像美国那样随意印票子转嫁债务,又不能再借债应对,于是形成债务危机。

三、美元霸权制造和转嫁危机

如果说美国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造成其自身的危机,美元霸权则是把这种危机传播开去,并且加以放大。

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控制掠夺世界。这些年来,美国基础货币无限制地增发,票子发行量远大于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加上各种债券、证券和金融衍生品,流通量就更大了。美国进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不到20%,而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和国际贸易、外汇交易中占70%—90%。美元60%以上在全球流通,一半以上为外国人持有。这就形成了“美元持有者成为美国投资与消费提款机”的局面。美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成为世界结算货币和储存手段与黄金脱钩,可以远离使用价值量印刷,实际上就拥有了在全球以美元交换和操纵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的手段和权力,就形成为操纵、控制和掠夺世界的重要手段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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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权掠夺世界手法多样。美元的特殊地位有“多借少还”、“少出多进”、用别人的钱赚钱的作用。靠发行国债使别国用出口物质产品取得的美元再流回美国供它使用,并不断贬值,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法。通过赤字向外转移,让自己的挥霍和高消费由世界承担,是另一种手法。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已连续几十年出现贸易和财政赤字。贸易逆差由1999年的3000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580亿美元;财政赤字由6000亿美元上升到13000亿美元。但高赤字和高债务并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原因就在于美元处于霸权地位,它吸引外国资本和廉价商品不断流入。美国的贸易赤字通过印刷美元来支付,使全球美元增加,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回流美国,以债的形式长期使用。双赤字也罢,单赤字也罢,外贸逆差即使达到天文数字,美国毫不在乎,通过印刷机就能取得“平衡”。而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又可以通过操纵美元,把危机向外转嫁。

美国还可以通过美元汇率变动使石油、粮食等战略资源价格上涨,从价格投机中受益。投机资本不光操作虚拟资本,也经营物质产品,特别是原油、玉米、大豆以及房产、军火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原油、玉米、大豆、房产期货、期权,以及由美元计价引起的大宗战略商品价格变动,用微薄的手续费大量经营,即使很小的差价也能获得巨额利润。

美国经济霸权表现为货币霸权通过美元将国内矛盾向世界输出,将国内问题向世界转移,用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来操纵、掠夺世界,但货币霸权并不能使本身内部固有的矛盾消失,注定会使自身矛盾及其与外部的矛盾扩大激化,从而走向反面。

四、几点看法

国际金融危机发展状况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深刻的危机。它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恶性发展只是其中一种表现。资本疯狂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大量实体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并且在全球横行游荡,成为全球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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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金融危机,可以定义为起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及至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金融制度的混乱,其主要表现为所有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的超周期变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资金向最佳投资机会转移的渠道,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共发生过金融危机150多次,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2次,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2008年,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是指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下同)的全面爆发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

简单的说,“次贷危机”是随着美国利率的上升,尤其是短期利率的不断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度上升,从而使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在房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购房者依靠出售住房或抵押住房进行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相关金融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投资银行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并进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市场消费能力下降,进口大幅萎缩,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出现萧条甚至衰退。虽然中国目前始终未全面放开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使得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对外依存度较高,经济发展结构不均衡,因此,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二、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之一,不可能在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目前,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从宏观上看,中国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开放大国,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出口增长放缓。这一点目前已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所体现。就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进出口额增速结束了从2002年开始的连续6年超过20%的高速增长,进出口总额仅比上年增长17.8%,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出现全面回落。伴随金融危机的深化,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额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国内的经济低迷也导致进口需求不足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进口额急剧下滑。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以来中国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困境。

2009年1-2月,进出口状况仍然趋紧。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2月同比下降27.2%,其中出口下降21.1%,进口下降34.2%。进入3月份,进出口总值、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下降20.9%、17.1%和25.1%,虽然下降势头有所放缓,但形势依然严峻。

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远不止外贸方面。中国目前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在这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断下降,目前已经接近于零。还有一些以公司债形式存在的外汇资产,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收益也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甚至出现了风险。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其他一些如中司的投资,也已出现巨额浮亏。

在微观层面上,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那些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产业和企业肯定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玩具等基本上依靠国外市场生存的企业,也包括纺织业等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国市场的企业。而中国那些依靠资本市场的行业情况也十分严峻。如美国的房产市场不景气,中国的钢铁产业就很受伤,据称,目前中国钢铁产业闲置的产能已超过一亿吨。

以上还只是一些静态的情况。实际上,动态来看,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比如对行业的影响就会导致失业,进而影响到投资与消费。这种相互影响,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经济拖入下降的轨道,带来全面性的衰退。

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演变到今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在加深,外部经济环境何时企稳、何时走出颓势尚难预料。整体经济环境的低迷与趋势的不明朗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国际市场需求的萎靡不振,而外需萎缩恰恰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近期发达经济体失业率上升、德国与日本出口大幅下降、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的情况看,中国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不确定性依然较大。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等种种不良倾向由蠢蠢欲动到逐渐抬头,对中国促进经济复苏的努力也构成了消极影响。

三、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长期的结构调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危机的发生是突然的,但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是由来已久的。许多人把目前的经济困难归因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只是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而不是导致经济困难的唯一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确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中国早期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来驱动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转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提出了由粗放型增长向以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然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涉及到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更涉及到就业市场的稳定。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既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一些原本兴旺上升的行业形势大变,企业不断破产,失业人数尤其是农民工暴增,迫使我们不得不逆转政策导向,保就业、保增长,推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难题。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投资在中国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提高到现在的45%左右。高投资率造成了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过慢和收入差距拉大。外部失衡则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经济失衡导致货币供应量激增和流动性过剩。例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房地产投资浪潮,中国的老百姓从房地产的按揭贷款里逐步理解并接受了超前消费的理念。巨大的需求将房地产价格不断推高,使这些未来虚拟资金进入到社会经济中。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大量虚拟财富。当受到冲击时这种气泡破灭,继而出现了流动性短缺。2007年,沪深两市股指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总市值达到33万亿。之后股价下挫,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万亿,20万亿的股市价值蒸发掉了。宏观上是这样,微观上也是这样。一个基础很好、现金流充足的企业,突然发生资金链断裂,会传导给其他相关联的企业、行业,于是就发生了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慢慢浮现扩大。这是一场灾难,但对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进行经济转型的机会。应当指出,即便不存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也面临着经济体制转型的难题,所谓“长痛、短痛迟早要痛”。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中国如果能够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经济调整和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经济长远的持续平稳增长。

四、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的调整思路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但关系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的世界性问题。为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已经适时地推出了以“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为主线的经济政策,尽量减轻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确保中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

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的速度尤为重要。我们每年有几百万新增大学生要就业,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公共事业、民生问题有很多历史欠账要还,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些事情都无法得到解决。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加剧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一非常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尤为重要。

保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大内需是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内需潜力是十分巨大的,这一点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但是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例如,美国一直是靠内需拉动经济的,居民的储蓄率低而消费率很高,这已经是其根深蒂固的习惯。与此相反,中国的居民长期保持很高的储蓄率和很低的消费率。中国的经济增长多年来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面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美国只有靠减少进口和减少居民的消费来度过难关,所以众多的中低收入居民生活陷入困难。但是,中国正好相反,由于出口下降,拉动经济只能靠刺激国内消费。

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按照支出法计算GDP,包括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房地产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调整),以及净出口(顺差)三大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其表现之一在于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中国的投资一直居高不下是造成个人消费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滑。也许我们可以以韩国、日本为例,将此解释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但与这些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投资比例远远高于这些国家40%左右的比例,同时在消费的构成中,政府消费构成比重过大,居民消费率则远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据摩根斯坦利的一份报告称,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其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约为35%,而美国约为50%。中国的消费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可能是最低的”。世界银行发表的2007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自从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启动内需,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以每年一个点的比重在下降。中国目前的消费率不仅低于美国的70%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的50%-60%水平。在中国政府两年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中,通过大量增加国内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很可能是几年稳定经济的着力点。但如果消费不能得到有效刺激,两年后中国GDP的结构将更加向投资倾斜,投资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过50%,跨入世界最高的行列。

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过低,致使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和片面的工业化战略。与此相适应,一方面实行高积累和高投入的政策,另一方面实行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工业、城市倾斜的政策,例如低工资、“剪刀差”、低收入、低消费的政策,以及城乡隔离政策,等等。由于时间过长、力度过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累计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水平绝对地说已经大大提高了,但是,居民收入的绝对增长很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这就出现了一个比重足够大的低收入阶层。因此,虽然中国当前的居民储蓄存款有14万亿元之多,但绝大部分储蓄存款来自极少数富裕阶层,而他们是因为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形式而储蓄,这部分储蓄即使释放出来也主要是转化为投资,而不是消费。就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来说,储蓄倾向的难以加大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和缺乏社会保障的结果。

全面提高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是中国扩大消费措施的一个重点。要尽快实现各种社会保障全覆盖,较快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统一标准,较快提高各种社会保障的保障标准。通过全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全体国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其所、困有所助”,以完善的社会保障解除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激发国民的消费潜力。

促进就业,鼓励创业。就业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要建立“市场主导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个人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机制,对可以大量解决就业问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扶持。促进服务业发展,利用服务业就业弹性大,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小,能够吸纳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就业,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的特点,发挥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独特优势。要加快调整投资结构,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投资项目,给予优先权或更加优惠的政策,促进其发展;鼓励各种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发展,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努力解决每年500万-600万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断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尽快提供再就业岗位以使倒闭企业员工和被裁减员工得到安置,确保社会稳定。

五、结论

世界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这既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克服危机的思路也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路径,只有促进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拉动消费,消费在GDP中比重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可以弥补出口的受损,带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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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强兴华.冷静看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N].金融时报, 200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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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19502

1 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经济问题引发的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此次金融危机是由次贷危机恶化升级演变来的。而经济危机可以理解为经济基本面发生极端恶化,大量企业倒闭,社会经济陷入极端萧条中。

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并能引发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经济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为前奏,而此次金融危机又是次贷危机恶化引起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将导致经济危机。

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原因主要是风险披露不充分、财务报表的透明性不够、金融创新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管。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传导机制引起的,在短期利益的激励机制、放任自由的监管理念下过度金融创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2 不能由于金融危机而废除公允价值

2.1 何为公允价值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金融工具:披露和列报》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交换一项资产或清偿一项债务所使用的金额。”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33号――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会计》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当前交易中,自愿的双方买入(承担)所使用的金额,换言之,该项资产(负债)是在非强迫或清算拍卖的情况下买入(承担)或卖出(清偿)的。”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与IASB基本一致。

2.2 公允价值应用的意义

公允价值具有国际通用性,能够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满足了会计目标的要求;它有效地提高了财务信息的可比性,提高会计信息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相关性,有助于预测企业未来业绩;公允价值弥补了历史成本计量不能及时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情况的不足;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收益,更符合会计的配比性;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适应新兴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

2.3 公允价值对金融危机产生的不利影响

公允价值的运用体现了决策有用性,在价格波动时能更好地满足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使相关性高的会计信息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但同时不能忽视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公允价值在特殊时期更容易加剧市场的起落。

由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应按照市价不断进行调整,金融危机导致金融资产市价不断下跌,企业对金融资产不断进行减计,影响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中的信用等级下降、借贷成本抬升、担保金不充足等,投资者失去信心则加大资产抛售力度,从而市场陷入了 “交易价格下跌――提取拨备、核减权益――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必须继续加大拨备计提和继续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之中。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则最终将以各金融机构破产为止。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公允价值能否“公允”地取得――以市值计价,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还适用吗?基于这种不良影响导致金融界对公允价值开始产生了质疑,认为如果资产不按市值定价的话,金融危机就会消失;加之各国为了救市对公允价值做出了重新取舍,金融界则要求废除公允价值。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行动来救市,对会计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了重新的取舍,来帮助金融机构度过金融危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8年10月10日正式了《在不活跃市场下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修订稿;美国政府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暂停按市值计价;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10月13日则修改国际会计准则相关条款,允许对非衍生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分类;10月15日,欧盟修改现行会计准则中有关按市值计算资产价值的规定,金融机构将停止按市价计算的会计准则,改用成本估值计算。10月17日,日本表示在公允价值系统性风险时,将对其进行改革,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可见,公允价值计量只是被暂停但并没有被废除。

2.4 公允价值计量仍是会计未来发展方向

公允价值的推出是具有理论基础和环境基础的,公允价值会计提供了一个时间性的价值,若没有此价值则会导致投资者和法规制定者对于信心和流动性的决策失误。金融危机下,公允价值计量真实的反映了市场信息,让投资者及时地看到了最真实的情况,并不存在放大效应。改变公允价值计量只能是短期内减轻危机的一种手段,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更不利于防范未来。如果将公允价值改为历史成本计量,那么将是会计发展的倒退,存在的损失只能是暂时性地被掩盖了,金融危机也不能避免,只是爆发的时间延后而已。

因此,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仍然是未来的趋势,金融危机过后市场恢复正常良好运转,人们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呼吁必将重新提上日程。

3 金融危机下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公允价值

3.1 公允价值及时反映了资产价值的变化

公允价值计量下,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账面价值要定期根据市场价值做调整,会随市场价值的波动而波动,同时也给财务报表带来了波动性。公允价值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市场良好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会调高,利润就会高一些;而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金融资产就会计提减值准备,利润就会减少或形成亏损,这将市场变化引起的资产价值的变化及时的反应了出来。而在传统的历史成本下,损益对利润表的反应会慢很多,但无论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还是历史成本计量,资产负债都是客观的反映在财务报表中。

3.2 公允价值的认定

公允价值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实质上是公允价值的产生过程遭到人们的质疑,即在不活跃的市场上应该如何认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公允价值的产生有三个层次的认定:第一层次,一个活跃市场中的成交价就是公允价值;第二层次,如果在一个活跃市场中没有相同产品的成交价,与其相类似产品的近期可观测到的成交价也是公允价值;第三层次是如果上述两个层次的价格都不能获得,则需要通过估值模型来计算有关产品的价值。它规定公允价值计量标准首先看是否适用第一层的标准,不适用的情况下再逐级向第二层、第三层判断。由于估计技术还不够完善,估值模型并不能完全客观真实的反应市场情况,在应用时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存在,这也就表明公允价值具有主观判断性。因此,应完善估计技术的发展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从而完善在不活跃市场上对公允价值的认定。

3.3 在特殊情况采取的措施

在市场极其不稳定的情况下应制定出应对措施,公允价值该怎样计价才能减少损失,减少对公司业绩及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避免造成类似今天的金融危机。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在市场持续景气时,公允价值下按市场价值调整资产账面价值的同时,可借鉴前几期的账面价值的平均值作为调整的基数,以确保资产不会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增长过多,防范于未来,一但市场不景气,计提的减值也许会少些,对企业风险也就会少些。②在经济景气时提取额外风险准备金。③引入风险价值披露模式,弥补公允价值计量对风险披露的不足。风险价值披露模式是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及给定的置信区间和特定的时间区间内,计算一个机构或会计主体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的方法。

4 新环境下我国公允价值的运用

4.1 我国谨慎的应用公允价值

我国的制度体系比较严谨,采用公允价值是有条件的,是谨慎的使用。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在很多方面做了谨慎的改进,引用上也只是趋同。新会计准则指出在坚持历史成本原则的同时引入公允价值,(即历史成本处于主导地位,公允价值处于从属地位),对于公允价值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例如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规定:当交换具有商业性质并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应当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当上述条件不能同时满足,则应当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确认换入资产的账面价值。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引用充分考虑了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企业体制和公司治理,以及法律、文化、人员等会计环境,体现了中国特色。

4.2 我国引用公允价值面临的问题

(1)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有相当一部分资产和负债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影响了采用公允价值时存在活跃市场的前提。公允价值的运用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却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在取得公允价值时,如何确保其可靠性仍是公允价值运用的一个难点。

(2)公司治理还存在许多缺陷,一些高管人员的道德观和诚信意识缺失,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平和执业能力也还参差不齐,影响了在不存在活跃市场下采用公允价值时需要主观判断因素。公允价值的运用存在主观判断的问题,在不活跃市场中需要由交易双方自己确定,这必然会受到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现值技术的应用需要会计人员合理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定折现率,其准确性取决于会计人员素质。

(3)估值技术尚待发展,公允价值的确定离不开估计技术,我国评估机构对公允价值应用的经验欠缺,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困难,而不同的估计方法也会有不同的评估结果。我国对公允价值的研究仍处于理论阶段,因此,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应用仍应采取谨慎性这一最优的原则。

4.3 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

(1)提高估值技术水平,制定可行的操作方法。虽然新准则中规定了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一系列使用条件,但在不活跃市场中采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评估公允价值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我国应当尽快制定操作指南,规范公允价值的确定程序。估值技术的提高取决于会计人员的素质,所以要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完善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质。

(2)制定并落实在极端市场条件下相应对策,针对市场环境和具体的行业特点,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有特定的公允价值计量的监管机制,协调金融稳定和公允价值的发展。

公允价值在我国运用是个长期的过程,应在实践中逐步拓展公允价值应用的深度与广度,提高其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在实践中总结公允价值的运用经验,完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真正体现公允价值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华,张倩.基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公允价值问题研究[J].财政监督,2008,(22):911.

[2]李理.金融危机下我国会计改革的反思―金融危机下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取舍[J].技术与市场,2009,(2):3739.

[3]刘京海,陈新辉.对当前金融危机下公允价值计量的思考[J].财务与会计,200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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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国内投资放缓,消费市场需求不足和贸易保护致使出口下降,商品价格下跌[1]。外部经济环境逼迫我国的经济不断调整,改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拓

展新的投资领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增加就业机会[2]。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致使我国的经济出现失衡。我国的经济变现为,经济低速增长,通货紧缩,投资减少,就业困难。由于市场需求减少,我国一些生产性企业陆续停产和倒闭。我国房地产行业价格泡沫严重,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风险。我国出口急速下降,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压制我国产品,动用反倾销制裁我国出口产品。一些企业由于资金链条的断裂导致倒闭,人们对经济增长缺乏信心,限制消费,减少投资,我国经济要想提高投资质量还有待时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病是消费不足。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冲击到我国经济的弱点国内市场消费匮乏,原有的投入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在金融危机下不再可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冲击,可以显现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也有问题,金融危机的外部压力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对我国经济造成危害。

(1)资源和生态环境难以支撑经济

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背后是对资源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致使环境破坏,造成土地、淡水等其他稀缺资源的过度消耗。我国主要资源的消耗量高于世界平均消耗量,但所换得的GDP增长数量却不高。当前国内能源需求态势难以遏制,推动了资源价格上涨陆续显现。河流的污染,水土流失,天然草场退化,是金融危机后期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2)经济结构失衡

由于受到出口导向的影响,我国产业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等领域发展缓慢。对经济实体的投资过大,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重工业发展占据优势,但也是金融危机打击的产业,有活力的轻工业和小企业未能充分发展。这些是金融危机期间就业难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为,社会容纳的劳动力就业将相对越来越少,带来相对人口过剩,即失业人口增加[3]。

三、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

(1)科技的创新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除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伤,但还有经济发展的机遇。我国出口可以开辟新的主要领域,以往是以欧美为主的出口目标国,现在可以把制造业出口转向亚洲各国,通过资本输出带动产品出口。其次,投资于欧美金融市场的资金,会回流到我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从美国的倒闭企业那里购买高科技技术和设备、品牌,缩短我国的制造业技术的差距。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市场的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下降,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金融危机削弱了欧美国家企业的竞争力,对于我国企业有利于与其竞争。金融危机促使企业大力发展技术创新,依靠科学管理和科技来提升企业竞争力,拉动我国经济的复苏。

(2)拓展新经济领域

金融危机后的新兴经济是低碳经济,新产业如清洁能源项目、基因工程,这些产业必将引领经济复苏。低碳经济正在全球市场领域兴起,各国要实现低碳经济,就要更换生产设备,市场需求无比巨大,为我国制造业创造了机会,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2]。受到重创的金融机构更青睐低碳经济。外国公司在积极准入,其绿色技术正在进行广泛的验证和推广。低碳经济市场能够带来机遇,能够恢复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低碳经济是金融危机的转折点,可以扭转市场秩序。目前已有金融机构参与到低碳经济的金融业务中。低碳代表了新的产业和新的竞争优势,是对国家政策的支持。绿色金融将成为金融业务的亮点,能够了解公司的信誉和气候变化对其盈利能力造成的影响[4]。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对我国一些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也给我国经济的调整带来了机遇。我国企业的活力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处于经济失衡的局势, 就必然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和科技研发力度,引领新的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就业渠道,拓展低碳经济新的经济增长领域,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益平.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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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篇(9)

公司总经理抵御金融危机的事迹材料(化“危”为“机”的带头人)

公司下属改制企业上海南洋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建荣同志,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紧密联系实际,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提高发展质量,带领全公司职工共渡金融危机。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仍在不断地加深、蔓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南洋公司的生存与发展,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公司的生产和经营失去了正常运转。数据表明,去年12月份亏损额达21.9万元。为日本西铁城生产的cm200c产量从300万减少到80万,随即今年的1、2月份竟出现了无订单停产;国内大客户深圳华为公司传来要撤销的全部订单,各种不利消息接踵而来,国内外订单一下减少了50%。如此严峻的局面,公司何去何从,总经理朱建荣接受了挑战,他认真学习了科学发展观,明确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尤其是在公司面临困境之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意识到民生问题大于天,如果民生得不到改善,员工丧失发展的积极性,公司就难以扭亏为盈,已有的发展成果完全可能付诸东流,也可能陷入无法自救的地步。调整发展思路、准确把握形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要有员工的理解和支持。为此,总经理及时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会上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公司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出了共克时艰,共渡难关的想法和下一步的措施。首先,实施轮岗,保障员工利益。在生产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为保证员工的生活保障,对不停产和已停产的岗位实施轮番上岗或转岗的办法,员工也能理解公司在非常时期的苦衷,闲时放假回家休息,任务一到随叫随到,为提前完成任务主动要求加班加点,由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没发生过一起延误产品的出货事件,这样工人的工资也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减少。

其次,注重发展,努力开拓市场。在实施轮岗的同时,朱建荣同志深刻认识到要复苏,根本的是要求发展生产,创造效益才是企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员工和公司最大的利益,脱离现实的乐观和无所作为的悲观,同样是致命的。为此,他积极想办法,寻找国内信誉好、资源充足、安全性较好的合作伙伴,亲自联系,几次赶到深圳华为公司商谈,争取到华为公司的谅解后同意订单再延续一段时间;多次赴扬州等地寻找国内需求cm200c产品的客户。在他的努力下,南洋生产的生产和经营在逆境中找到了生机,为复苏增添了信心。

复苏的路还在继续,总经理朱建荣化“危”为“机”,真抓实干、果断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公司在危机中有所发展。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金融危机过后,上海南洋电子有限公司在电子行业中呈现的是一派更加美好的景象。

篇(10)

信用恐慌的“传染效应”分析

伴随着次级贷款市场规模的不断放大,次级贷款的质量也在不断下滑,次贷市场投机气氛日渐浓厚,信用环境日趋恶化。一旦次级贷款质量问题完全“浮出”水面,很快就会导致大范围的、普遍的信用恐慌,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互相调剂头寸的信用渠道被“阻塞”。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信用恐慌极具“传染性”,不仅在金融机构之间,更波及到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等相关联的金融市场。甚至信用恐慌将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最终导致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从次贷质量的恶化到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渠道,即信用信号渠道及市场联动渠道。第一个渠道是信用信号渠道,因为“好”或“坏”的信用信号集中体现了市场信心。最初,由于次级贷款的到期未付率上升而引起投资者对信用风险的普遍担忧,这种担忧直接引起基于次级贷款的次级债券MBS和CDO的市场波动,并由此波及到衍生品市场以及其他市场,从而酿成信用危机。信用危机引起次级贷款发放机构以及MBS和CDO投资者的损失,同时,评级机构降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这使得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变得更为谨慎,各类市场的信用利差(信用利差是用以向投资者补偿基础资产违约风险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利差,其计算公式是:信用利差=贷款或证券收益-相应的无风险证券的收益。因此,风险愈高,信用利差愈高。)飙升,正常的信贷、IPO、债券发行等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被“阻塞”,金融市场由此陷入停顿,信用危机转化为流动性危机。

第二个渠道是市场联动渠道。实际上,在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甚至在国际市场金融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次贷危机中,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持有大量次级债券的公司,导致这些公司的流动性紧张,而流动性紧张的信息又进一步反映到相关公司的股价上,引起了股票投资者的恐慌而大量抛售,造成股市震荡。各国股市之间的联动关系,又使得其他地区股市遭受冲击。同样,公司债券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及各类相关衍生品市场等也可能与之产生联动。这样,源于次级贷款的风险使次级债券产品(如MBS、CDO)危机最终演变为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最后,信用恐慌从虚拟经济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因为信用环境的整体恶化将使得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出现,企业难以获得足够融资来应对短期流动性困难和满足长期发展资金需求,而资金流的断裂可能将放大企业面临的短期困难并缩小企业长期发展空间,造成实体经济衰退。反过来,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将进一步减少信贷需求。由此可见,“信用恶化――信贷萎缩”这个循环相互强化,促使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这样,就完成了从信用风险到实体经济衰退的整个过程。这个“传染效应”的形成过程,可以简单地用图1表示。

市场流动性“冻结”,危机全面爆发

信用环境的恶化,导致对信用定价的全面重估,其直接结果便是资金为追求安全,纷纷涌向无风险的国债市场,导致信用利差急剧扩大。在货币市场,美元掉期利差(掉期利差,即二年期掉期利率与国债利率之差,是反映流动性松紧的重要指标。利差越大,表明流动性越紧张,反之亦然。)于2007年11月达到101.75个基点,创下19年来新高,表明货币市场流动性极为紧张。债券市场的利差同样也在大幅攀升,以公司债利率为例,2008年1月,亚洲公司发行的以美元标价的非投资级债券,与美国国债的利差水平达到696个基点,为2003年1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同期,作为揭示信用风险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的信用违约掉期(CDS)的利差也大幅增加,达到835个基点。

尽管市场信用利差大幅上扬,但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却急剧萎缩。在债券市场,2008年,美国债券市场发行的公司债券、MBS、ABS分别为11000亿美元、20503亿美元、5097亿美元,较2007年大幅下降了-38.80%、-34.70%、-73%。同样,在证券市场,2008年美国真实IPO的发行规模为72亿美元,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结束了连续17年真实IPO规模均超过100亿美元的纪录。

综上所述,由于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紧缩,以及资本市场融资功能部分丧失、融资规模大幅下降,最终形成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全面性“枯竭”与“冻结”。没有流动性支持的金融市场,最后的结果就是金融市场大面积的“停摆”,金融危机由此全面爆发。

金融危机加剧我国信用风险

肇始于美国次级债券市场的金融危机几乎波及到全球的每一个经济体,成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制造业、房地产业及出口相关行业在内的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均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行业信用风险日益严峻。当然,行业信用风险的加剧集中体现为银行业不良资产的上升。

行业信用风险日益严峻

制造业的信用风险。伴随着居民收入下降,国内需求逐渐低迷,使得制造业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2008年以来,全国工业增加值加速下滑,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幅较2007年大幅下降,制造业信贷风险陡增。2008年末,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兴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率分别为1.56%、1.14%、1.21%、1.10%、0.83%,但制造业的不良资产率却分别为2.64%、1.66%、2.57%、0.68%、1.51%。基本上,制造业的资产不良率超出平均资产不良率的50%以上,这意味着制造业信贷发生违约的概率超过平均信贷资产违约率的一半以上。

房地产业的信用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2007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分别为5356亿元、701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36.7%、30.9%,为同期信贷总额增速的一倍以上。但是,受国家宏观政策变动及居民收入减少的影响,居民购房意愿减弱,房价逐步下降,成交量不断萎缩,房地产市场信用风险加大。如图2所示,经历2007年房地产高峰后,2008年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开发投资指数、土地开发面积指数、销售价格指数无一不呈现直线下降态势。2008年11月至2009年6月,房地产开发综合景气指数均在100以下,在行业不景气区间运行。

同样,来自上市公司的年报显示,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兴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不良资产率分别为1.71%、2.53%、0.53%、5.41%、0.43%,加之房地产开发信贷比重亦较高,整体风险水平也处于较高水平。

出口相关行业的信用风险。次贷危机通过贸易渠道迅速传导至中国实体经济,出口相关行业首当其冲受到最先冲击。次贷危机带来的负向财富效应使得发达国家消费者趋于保守,美国消费者未来信心指数从2007年初开始迅速下降,从2007年初的接近90下降到2007年底的65,跌掉接近六分之一。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信心的下降也成为我国对美国出口产品景气度下降的先驱指标。如图4所示,2007年8月份,美国进口贸易额同比增长率急剧下降为0.05%,并在2009年2月跌入最低点,同比减少22.15%。

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贸易额的降低,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出口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一些粗放型、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中小企业倒闭现象时有发生。2008年上半年,拖欠我国出口企业货款或因破产丧失偿付能力的海外买家有5000多户,我国企业的出口坏账率是发达国家的10倍。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加之人民币升值因素,使得银行业在该类企业的存量贷款质量有恶化倾向。

银行资产质量呈下降趋势

行业的信用风险最终体现为银行贷款质量的下降。2007年下半年开始,连续几年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比率稳步“双降”的良好态势被打破,国内商业银行开始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良资产波动、反弹的迹象。2007年第四季度,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684.2亿元,较2007年第三季度大幅增加167亿元。2008年第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下降为12456.5亿元,但2008年第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又反弹至12654.3亿元,这一数字较2008年第二季度剧增229亿元,银行业不良资产呈现较为明显的波动上升态势。

再从单个银行来看,2008年大多数股份制上市银行的不良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在表2所统计的8家银行中,2008年四季度,有5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余额出现环比上升,其中交行、浦发的季度环比上升幅度分别高达12.2%、10.5%。而深发展不良资产之所以表现优异,主要原因是核销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因此,结合商业银行整体和单个银行的表现来看,在金融危机之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出现反弹趋势,昭示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仍有较大的潜在风险。

构建与完善我国信用环境的对策建议

构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从经济发展的全局角度来构建我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金融监管并不是消极地防范金融风险,其真正的目的应当是推进金融发展,以此来实现实体经济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金融监管是通过立法和管理条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资金的价格、市场准入(出)以及分支机构设置等方面实施限制,旨在保证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可以考虑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来防范金融创新风险,具体措施如下。

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支持体系。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全和透明的金融法律体系加以保障。作为监管者,要有效履行金融监管职能,除了完善主体法律体系外,还需要一套较为完整并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对立法环境尚未成熟、近期不易立法的金融行业可以考虑先制订过渡性的暂行条例。

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监管。市场准入监管是防范金融创新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监管当局对即将上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各种交易机构的注册、审批,交易所会员及经纪人资格的批准等都要严格审查,把握好交易风险和交易总规模,控制金融创新风险以确保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加快监管市场化,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法。信用评级是一种金融信息服务业务,它主要是对某一特定的有价证券,从经济、政治、法律以及其他角度判断其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测定,并以专门的符号来标明债券本利按期支付或股票收益的可靠程度。将信用评级运用于金融监管之中,不但可以评价金融机构的业绩,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指导作用,还可以利用评级指导金融机构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以提高资产质量,限制不慎投资经营活动。

建立高效的金融创新风险预警体系。在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金融创新风险防范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金融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和风险特征,金融创新风险预警系统应由国家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地方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政府主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共同构成,并应加强其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完善信用环境,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信用是金融的基础,也是金融业发展的前提,金融信用需要诸多因素支持。企业、个人的信息大量存在于工商、财税、辖区政府等单位,一个健全的信用环境需要这些机构的参与。制度保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失信惩戒”,增大失信的机会成本。因此,在广泛开展“信用社会”建设基础上,各地要根据所处环境,相应设立“诚信社会”的信用信息平台。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积极探索建立以取信于民、服务社会和依法行政为主的政府信用系统,从正面激励和逆向惩戒两个方面,推动全社会加速形成重诺守信的良好信用文化。同时,加强金融征信系统的升级工作,建立较为完善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各家金融机构和有关单位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发展各类要素市场,减少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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