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动能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增长新动能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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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政策应着力于七个方面新动能转换

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始终坚持“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世界维度及多重周期叠加维度，逐渐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代表课题组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为此，我们需要挖掘最有潜力的增长源泉，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年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下降，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带来的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的快速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因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的总需求疲弱时，在1988―1992和1998―2002这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传统动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寻找替代动能。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技术模仿替代动能是自主研发。第二，代替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近期我们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实现这7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

实现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取决于新动能的构建

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在我国新动能的构建与形成过程中必将起到引领作用。到目前为止，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新突破还远远不够，加之从技术到产品设计和成熟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引领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仍然最有可能体现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内。据此，我国的前沿创新也应该集中在这个领域。幸运的是，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我国在这一领域恰恰具有基础和比较优势。中国的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4个技术类别中拥有技术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这是与我国这些年来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广泛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凭借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同时，积极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此技术相适应的新业态。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气与光学设备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通过模拟我们发现，电气与光学设备技术变化的影响如下：当电气与光学设备的技术向前沿面靠近1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290%；靠近2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573%；靠近3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850%，靠近5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1.383%；完全达到时，会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2.612%。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联的数字化所产生的新业态对潜在增长率也会有重要贡献。2016―2020年间，智慧农业预计能够提升GDP增长率0.010―0.011个百分点；第三方物流预计能够提升0.008―0.01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预计能够提升0.471―0.742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预计能够提升0.023―0.098个百分点；在线医疗预计能够提升0.001―0.006个百分点；在线旅游预计能够提升0.006―0.236个百分点。在这六大新业态中，网上零售业对GDP的提升作用最大，在线医疗对GDP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总体而言，以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六大新业态预计在2016―2020年间将帮助中国提升0.662―0.91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载体所催生的新业态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至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6.9%，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8%。

实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

篇（2）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19-06

1.引言

从1991年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建立到现在近十八年间，国家高新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初始建设与快速发展两个时期。1991~2000年的十年间属于国家高新区的初始建设时期，在此期间高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综合配套政策及地方财力的支持，各国家高新区基本上采取了“土地开发与招商引资”的方式。在高新区发展的初期，依靠土地与园区内政策的优惠等措施，高新区形成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成为聚集创新资源、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有效载体，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蓄了力量，为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打下了基础。初始建设时期，在梯度推移理论的指导下，东部地区的高新区抢先一步得到发展，1992年国家在全国兴建高新区时，中、西部地区才有了同样的发展机会。高新区发展初期，国家级高新区呈梯度发展，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经济特区得到优先发展［1］。

从2000年开始，国家高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土地与政策的优惠对投资者与技术拥有者已缺乏了吸引力，更多的高新区越来越重视园区内软硬环境的建设，特别是服务环境与创新环境的建设，以吸引世界500强等知名企业入区。这一阶段高新区发展的核心是对孵化器的建设，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中小科技企业的培育；技术改造与技术引进已成为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辅助形式，强调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区发展中的作用，园区内的企业更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对尖端人才的引进。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为新时期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国家级高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仍旧沿袭了初始建设时期的规律，是否有新的发展态势，以及下一阶段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将国家级高新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的发展历程作一个整体性的、跨度较大的研究。本文针对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高新区的增长模式进行分类，在分析各类高新区个体特征的基础上得到高新区发展的动态演化情况。通过分解指标并用因子分析法，对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揭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规律、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能力与潜力。

2.研究方法及模型

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进行研究可选择的方法很多，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向分析直观，而定量分析可靠、科学。本文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进行分析。首先利用各高新区增长的实证结果，用聚类方法对其进行客观分类，然后进一步讨论各类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

2.1研究方法

聚类方法选用Ward’s法，即最小方差法，分类后，使每类方差最小，对应的测算距离的方法选用欧比米德距离，即:

EUCLID(x,y)=∑xi=1(xi-yi)2

由于参与聚类的变量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所以采用Zscores来消除不同变量的数量级差异，标准化后的变量值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项详细指标因素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及进行KMO的检验，测试了各项指标是否适合于做因子分析。通过KMO检验后，在因子旋转方法中选择了斜交旋转法，并且用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分析的样本是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根据国家火炬计划（2000~2004年）以及科技部网站（2005~2007年）公布的数据，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区经济发展能力区划及评估的指标数据库①。该数据库由8个表构成，每个表是一个53*12的矩阵，横行表示53个高新区，纵列表示每个指标变量。纵列除高新区的名称外包括11个指标，顺序依次为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上缴税额、企业平均出口额、企业平均利税额、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和出口产值率。

3.聚类分析

3.1聚类分析过程

首先进行系统聚类分析，采用层次聚类法进行聚类，聚类的指标选取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和上缴税额等6个指标。以上6个指标基本反映了高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类间距离的测定是聚类中的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先采用Ward’s法进行层次集群分析，将相似的高新区归为一群，并且观察各个群合并时凝聚系数的变化率，如果凝聚系数增量变化率剧增，显示组内误差突增，应停止凝聚程序。由图1、图2可以看出，随着类的不断凝聚，类数目的不断减少，类间距离在逐渐增大。在聚成10类之前，类间距离增大的幅度较小，形成极为“陡峭的山峰”，但到5类之后，类间距离迅速增大，形成极为“平坦的碎石路”。根据类间距离小形成类的相似性大，类间距离大形成类的相似性小的原则［2］，可以找到“山脚”下的“拐点”碎石，即以4类作为确定分类数目的参考②。每类高新区分布如（表3）所示。

3.2聚类分析的结果

根据表1，可以得到2000~2007年中53个国家高新区如下的动态演化情况及特征：

3.2.1四类高新区的比较分析。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主要是那些发展较成熟、发展速度较快、环境改善效应已不再明显的高新区。这些高新区基本位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其自身的发展已经度过初期积累的阶段，靠粗放增长的潜力已不大，因而需要转变增长力式，例如依靠改进投入增长的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带动增长，从而提高增长的质量。第三类高新区属于我国高新区的中等水平。这些高新区应该主要是那些发展一般、发展速度稍高、还主要依靠外部投入增加而增长的高新区。第三类高新区增长主要依赖于当期的投入增长。与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相比，该类具有更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第四类高新区数量最多，说明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2.2龙头位置优势明显且稳定。2000~2007年共8年中有6年第一、二类高新区集中在北京，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深圳等6个城市。其余两年的入选对象也集中在这6个城市，只是数目发生了变化。以上分析说明，上述6个城市的高新区与第三类高新区有着较大差距。第三类高新区短期内还不能够加入或取代以上6个高新区的“龙头”位置。

3.2.3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发展稳定。

从地域分布来看，第一、二类高新区共6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占据4个（南京，无锡，苏州，上海）。这说明了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长三角整体呼应上海市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外资的有效引入，给这一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苏州和无锡两市成为跨国公司本土化生产的生产制造基地，发展特别迅速。由于高新区的带动，美国新闻周刊将苏州市列为全球“信息时代重要角色”的新兴技术城市行列，在全球城市发展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3］。

3.2.4第三、四类高新区动态变化背后隐藏着规律。从上面动态演化（表3）可以看出，第三类高新区无论从数目还是对象上看各年的情况处于动态变化中，与第四类高新区进行着交换。但是，动态变化的背后也有稳定的个体。长春、成都、大连、天津、武汉、西安、广州、杭州等8个城市的高新区在2000~2007年共8年中有7年以上始终在第三类中，可见这8个城市的高新区发展比较稳定，实力相对较强。另外，惠州、青岛、厦门、中山、珠海等沿海城市的高新区长期处于第三类中，但是在2007年却滑向了第四类。这是因为2006年春季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开始冲击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市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危机爆发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出口企业，进而影响了该地区高新区的绩效指标。

4.因子分析法对高新区发展能力进行评估

在对2000~2007年的全国高新区进行聚类分析后，为了从经济效益、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企业效率等方面更详细、全面地分析高新区的发展能力，有代表性的选择2004年及2007年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除了与聚类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指标密切相关外，还与高新区的经济效益、效率及发展程度都有关联，所以在因子分析中选取了更完备的指标体系，包括前述数据库中全部11个指标。

4.1因子评估过程

4.1.1首先对高新区评估体系原始数据求出相关矩阵，并对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贡献比例值和累计贡献比例值，如下（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前面三个因子解释了原有11个变量总方差的96%，另外根据（图3）中，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根，根据碎石图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第三个以后的因子特征根值都很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提取三个因子是合适的。

4.1.2由于原始数据之间的有些变量的相关系数较大，因此，进行了斜交旋转，得到了因子载荷矩阵、因子图形矩阵和结构矩阵，如（表3）所示：

从上面的因子载荷矩阵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方面的主要指标。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三主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

4.1.3计算因子得分

根据（图4）可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F1=0.175企业数+0.151工业总产值+0.178营业总收入+0.048出口创汇+0.181净利润+0.190上缴税额-0.041企业平均出口额+0.024企业平均利税额-0.032劳动生产率+0.178市场占有率-0.039出口产值率

F2=-0.176企业数+0.043工业总产值-0.025营业总收入-0.054出口创汇+0.052净利润+0.109上缴税额+0.177企业平均出口额+0.491企业平均利税额-0.392劳动生产率-0.025市场占有率-0.120出口产值率

F3=0.047企业数-0.075工业总产值-0.031营业总收入-0.336出口创汇+0.037净利润+0.138上缴税额-0.276企业平均出口额+0.149企业平均利税额-0.043劳动生产率-0.031市场占有率-0.476出口产值率

利用上述计算方法对各个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这里采用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三个因子的权重分别为0.35，0.33，0.32，于是计算公式为：F=0.35F1+0.33F2+0.32F4.2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结果分析

因此，根据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得到了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的结果，如表4、表5所示：

4.2.1关于三类因子得分的解释。根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结果，并且结合三类因子的解释，对这些高新区进行了分析，由于第一主因子表示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那么由表5可知，北京、上海、南京、长春、深圳在这些指标上均有较高的贡献，其中北京是上海的1.75倍，是南京的4.95倍。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上海、深圳、南京、青岛、佛山、厦门、惠州等在该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贡献。第三个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在这些指标上较高的高新区有苏州、无锡、上海、深圳、青岛、厦门、惠州、中山、威海、珠海、天津等。其中，上海、深圳、苏州、无锡、威海、珠海、厦门、青岛、天津、中山是国家科技部、外贸部共同认定的我国第一批16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图5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

图62004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4.2.22004年到2007年数据的综合比较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按照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53个国家级高新区出现了“聚类现象”。即尽管53个国家级高新区因子评估综合得分相差悬殊，但是53个国家级高新区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同类中高新区差距不大。例如，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中，昆明、郑州、太原、大庆、厦门和佛山等6个城市的高新区得分都在0分附近，得分差距微小。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高新区2007年下降的趋势比2004年下降的趋势缓和，说明排序靠前的高新区通过几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2004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差距不大，但是到了2007年差距突然增大。从图5可以看出，2007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为大连、广州、杭州、中山、惠州、珠海和苏州等。这些高新区几乎全部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且2004年排名比较靠前。之所以2007排名靠后是由于“因子3”的得分相对其他高新区太低。“因子3”的得分反映的是高新区的出口增值能力，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原本排序靠前的外向型高新区名次跌落。

5.关于高新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早期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仍旧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但是与其他高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和长三角地区高新区经济实力优势明显，珠三角地区高新区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实力下滑，其他地区形成了几个核心的、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为主的结构特征。如西部地区高新区主要是以西安、成都和绵阳这三个高新区为主；东北地区高新区以沈阳、大连、吉林和哈尔滨四个高新区为主。

通过总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来国家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可以更有效地指导高新区的下一步的发展战略。首先，在因子分析中看到同类高新区差距不大，趋同性明显。因此，高新区需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形成合理的生态链条结构和布局。我国高新区在产业建设上，出现了高度重复的现象，高新区内的产业布局不合理，各高新区在产业布局上基本趋同，总体体现出以电子信息为主，新材料、生物医药为辅的布局。几乎所有的高新区都把电子装备与信息产业、生物技术项目等列为重点发展和支持的产业。高新技术园区要结合自身特点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扩大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其次，通过对2007年国家高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高新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内企业绝大多数是外部植入的，而很少是内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内部繁育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每个企业都处于生长和创新的“最佳生态位”。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有较高的稳定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因此，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高新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园区企业类型的多元化，加强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市场。

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将经济发展规律相似的高新区分成了四类。因此高新区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就可以先判断自身的位置，以及借鉴其他类型高新区的发展经验，以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长期处于第一集团即第一、二类国家高新区应实现由主要依靠政策驱动逐步转入功能驱动。政策过去、现在、将来仍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不能完全依靠优惠政策，而必须要靠自己探索形成的灵活有效的融资机制、市场体制、管理体制、创新机制，以及高起点、高标准的城市功能配套系统以获得长远的发展。长期处于第二集团即第三类高新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已比较完善，重点应注重软硬投资环境的综合创建，由注重招商引资、基本建设向注重创新质量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转移，由扩大建设项目向优化创业、创新环境转移。长期处于第四类的高新区，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均较差，经济环境只需取得较小的改善就能产生更大的增长效果。例如从2007年各地区高新区的发展情况看，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绵阳高新区，达到66.8%；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增幅最大的也是绵阳高新区，为70.7%［4］。可见，此类高新区虽然现阶段经济实力较为落后，但是有很强的后发优势。通过借鉴其他规模较大的高新区的发展经验，积极改善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此类高新区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注释：

①宁波高新区200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高新区变为54个。但是为了数据保持前后一致，2007年的研究数据并没有包含宁波高新区。

②2000~2007年中，其余年份的聚类分析碎石图也表现出相同类型的特征，文中就不再显示。

参考文献：

［1］屈驳韵，张树斌，李春林.我国高新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经济论坛，2003，(20)：84.

［2］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40.

［3］李灿.苏州的探索――杨卫泽市长访谈［J］.决策与信息,2004，(12)：18.

［4］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7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情况［EB/OL］(2008年7月15日).most.省略/kjtj/tjbg/200811/t20081104_647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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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山东经济 新常态 传统经济 增长动力

2011年以来山东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减弱，经济增长新动力快速提升，这一深刻变化决定着今后一个时期山东经济走势。

一、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减弱

工业、投资、消费、出口是山东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2008年以后相继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受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影响，工业生产先行回调。自2008年开始放缓，年均增速由2002-2007年的17.5%回落到2008-2013年的12.1%，2014年1-11月已降至9.5%。过剩行业产品产量增速回落明显，钢铁由2011年的12.6%回落至2013年的4.6%；水泥由2011年的8.5%回落到2013年的5.3%；平板玻璃由2011年的29.5%回落到2013年的7.5%，化学纤维由2011年17.1%转为2013年的下降6.7%。

受房地产投资回落以及市场信心不足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调力度加大。2002年以来，山东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20%以上的较快增速，2013年降至19.6%，2014年回落明显，1-11月仅增长15.6%。房地产投资大幅回落。2003-2011年年均增速达29.2%，在宏观调控和供求关系变化作用下，2012年放缓至14.6%，2014年1-11月仅增长7.7%。房地产投资回落强化了相关行业的下行压力。

受热点消费需求减弱影响，市场消费稳中缓降。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区间由2005-2011年的15-20%逐步回落到2012-2014年的12-15%，2014年1-11月增长12.6%。部分热点消费需求快速释放后趋于平稳，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速由2011年的23.4%放缓至2013年的13.3%，家电音响器材类商品由2011年的30.6%放缓至2013年的17.5%。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家具、建材类商品销售放缓。2009-2011年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均在33%以上，2013年降至14.1%。建材类商品也由2009年的47.1%逐步回落到2013年的22.5%。

受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影响，出口转向低速增长。加入WTO后，山东出口额在2002-2008年间保持了年均26.3%的高速增长。2009年跌入低谷，之后开始恢复性增长，但由于全球复苏力度不稳，出口增速波动下行，2009-2013年年均增速已回落至7.7%。出口放缓加剧了省内产能过剩问题，减弱了经济拉动作用。2013年山东钢材出口额比2008年下降9.6%，船舶出口额比2008年仅增长1.5%，纺织服装出口额仅比2011年增长6.0%，而橡胶轮胎出口额增速自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2013年仅增长5.0%。

二、经济增长新动力快速提升

当前经济运行正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合理、产业更高端方向迈进，经济增长新动力孕育而生。

科技带动能力增强，先进制造业快速增长。2014年前三季度，山东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31.12%，比2011年提高3.81个百分点。装备工业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的趋势加强。2011-2013年装备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个百分点，2014年1-11月增长12.1%，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6个百分点。

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动力结构改善。传统产业加快技改步伐，向中高端转型。2013年，山东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额占全部投资比重达31.3%，比2011年提高6.5个百分点。新技术、新产业快速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2.15%，比2011年提高0.29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15.9%，比2011年提高2.6个百分点。服务业贡献率明显提高。2014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8.3%，为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消费带动作用加强。对比于投资和出口增势回调，消费增势相对稳定，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社区消费、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消费形态发展加快。

改革红利释放，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边界，市场主体加速增长，市场活力明显提升，带动了民营经济快速发展。2014年前三季度山东各类市场主体数量增长20.3%，相比于2012年的8.1%、2013年的12.1%，增速明显加快。民营经济投资增长19.6%，快于固定资产投资4.0个百分点。受此利好，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9.3%，快于GDP增速0.6个百分点。

区域空间优化，释放经济增长新潜力。山东的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和西部经济隆起带等四大区域发展定位清晰，产业布局合理，正释放出经济增长新潜力。2013年全省“蓝黄圈带”四大区域分别实现GDP增长10.4%、10.9%、10.0%和10.9%，均高于全省的9.6%，对全省经济拉动作用明显。

三、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2013年山东人均GDP折算为9094美元，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爬坡阶段。因此要优化存量挖掘潜力，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助力经济的平稳增长，实现经济成功转型。

（一）加快重点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切实缓解企业融资瓶颈，化解各类财政金融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稳定投资增长。推进简政放权，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市场活力。

（二）加转转调创进程，优化增长动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供给创新激活市场需求，打响“厚道鲁商”品牌。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推动产业间融合发展。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把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有效产业活动。

篇（4）

一、我国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我国发展新经济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技术革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必然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我国面临的调整增多，同时也为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契机。首先，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迫切寻求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拉动力减弱，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其次，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更加重视运用高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的TPP和TTIP，针对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金融监管等制定新规则，不仅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准，并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技术变革引发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布局调整与重组，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若不加快研发能力与技术提升，现有发展模式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而向新经济的转型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全球分工与竞争中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旧动能不可持续，新旧“S型增长曲线”急需转化。“S型增长曲线”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用以描述创新活动的过程，无论这种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或新观念：创新活动在发展初期进展缓慢，进入成长期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直至成熟期的曲线顶端，之后创新增速减缓、动力缺乏，直至停滞。从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来看，2016年一季度6.7%的经济增速创下7年新低，这反映了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由此看来，当前我国旧经济的“S型增长曲线”已从顶端开始进入下滑阶段，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下，旧生产要素、旧动力、旧增长模式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只能带来投资收益递减、产能过剩、技术退步等问题。因此，当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旧“S曲线”增长乏力时，就需要一条代表着新技术、新生产要素、新基础设施、新动力、新模式、新制度等一切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元素”的新“S型增长曲线”，投入新生产要素、利用新技术并改造提升原有技术、巩固原有基础设施并建设新基础设施、优化适应新增长的制度环境等等，一方面力求突破旧“S曲线”的增长瓶颈，使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改造提升的旧“S曲线”中的传统技术、传统动能、传统产业等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要求，焕发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使其孕育成为新的经济动能，以创新驱动新的“S曲线”来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第一，“新经济”需要新的统计体系与评价标准。自“新经济”提出后，美国政府、OECD、各国学术界纷纷对其内涵与概念进行探索，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概念标准。而当前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非货币交易，以及数字化经济、共享经济等，也都给新经济的核算带来严峻挑战。传统的统计与核算方法难以将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纳入其中，如互联网约车、餐饮外卖等互联网消费活动，居民个人通过分享车辆、住房等创造的服务，互联网+的相关业态和许多小微企业的数据等都难以被GDP所统计。这将导致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速的低估，并难以全面反映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二，针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配套与创新。在创业创新热潮下，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客观上加大了监管难度，既有监管制度与立法体系难以快速做出反应，滞后于新济的发展，在市场准入、企业运营、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存在监管漏洞。虽然新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但若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无法及时补缺，那么市场风险将日益突出。如何强化新经济下的政府监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资本快速聚集隐藏新经济“泡沫”风险。“互联网+”稳步推进，“双创”、“众筹”等推动的互联网投资与创业创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愈加壮大。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和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也成为最受资本追捧的领域。互联网创业创新火热，投融资强势增长。2015年，我国互联网领域新创公司2971家，融资金额达4587亿元，其中VC/PE融资金额1864亿元，而创业公司平均估值增速高达041亿/月。资本快速集聚能够推动新兴领域的发展壮大，但也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虽然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但占GDP30%的体量仍然较小，还不足以全面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果一味强调新经济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资金势必将被其高增速所吸引，加上市场监管体制的相对滞后，资产“非理性”聚集将引发泡沫风险。

篇（5）

2011至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均值为8.23%，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持续走弱；煤炭、钢铁等传统高能耗产业和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相继出现产能过剩；世界经济萎靡带来进出口总额不断下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增速的换挡调速期、经济结构的调整阵痛期和对前期刺激政策的吸收消化期，“三期叠加”推动着传统经济动能的转型调整，也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之后，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等因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通常，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此前很多研究的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年到2012年期间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人力资本结构改善缓慢、就业增长显著降低、投资率过高且投资结构失衡以及产能过剩带来资源配置率降低等因素，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益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必须依靠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一个实证探索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内在逻辑体现在通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常态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动情况，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人民智库课题组选取2000―2012年中国省级（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解法（数据包络分析-马奎斯特指数），从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随后，课题组在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经过F检验、Hausman检验（豪斯曼检验）等对模型具体形式与回归方法进行确定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实证探索了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政府规模、政府干预程度、投资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并分别测度了2000―2007年以及2008―2012年两个阶段上述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情况。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变量数值测算等存在一定差异性，课题组更着重于分析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程度的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找出“新动能”，并探讨如何更好发挥“新动能”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以回归模型为遵循，课题组选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变量，将资本存量（K）、劳动力投入（L）作为投入变量，以2000年作为基期调整相应指标数据，对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情况进行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与分解，其中，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同时，选取适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测量人力资本投入（HUM）；以公路、铁路、水路建设密度测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UR）；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体现政府规模（GOV）；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OE）；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投资占比情况考察投资结构（CON）；以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TER），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相关经济指标均调整为按可比价格计算。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见表1，主要回归结果见表2、表3。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以创新为驱动，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两个路径同时发力，通过对2000―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DEA-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间之初，技术进步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损失也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技术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同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测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对于技术进步的吸收要优于其他地区，而技术效率改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技术效率偏低和技术进步不足也是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优化投资结构，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途径。投资驱动带来了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投资结构的优化将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一直以来，“三驾马车”带动着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之后，4万亿投资为危机后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测算结果表明，投资率过高和投资结构不合理恰恰是造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速缓慢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2012年期间，建筑安装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其实，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扩大投资规模带动GDP增长的激励机制下，盲目招商引资，盲目上项目，缺乏深入的市场预测和评估监管，进而造成当前投资率偏高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在当前仍旧大量存在。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带来投资效率的降低，而投资效率的降低又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根据测算，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发展不足，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部分行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呈现典型的结构性过剩，这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调整结构继而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中出现很多新的业态模式和新的市场需求，比如根据《人民论坛》关于“当前中国发展动力及其构成”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14年，我国排名前48位的大城市创造了56%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贡献了74%的新增就业岗位。虽然我们在实证研究中选择了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来代表城镇化水平，但测算结果仍然验证了城镇化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内在机制来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还体现在产业分工深化以及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通过再配置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绩效。此外，能够推定，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还将吸引更为大量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城市公共事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从而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更好带动经济发展，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以全要素生产率引领新常态的对策建议

事实上，从经济增长速度和周期上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而通过对2008―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及分解，我们可以对当前经济新常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

鼓励自主创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及产业园区之间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实现高效率、高层次的协同合作，构建更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从而提高创新驱动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实创新驱动并不是空泛的口号，也不是蜻蜓点水的小打小闹，而是要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为市场提供更高端、更环保、更具价值的创新成果，为经济增长培育核心动力。

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多元化。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并非要否定投资的重要性，投资并不是“洪水猛兽”。事实上，从当前的改革需要来看，创新能力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都需要投资支持，需要更加合理的投资结构。新常态下，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疏通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渠道；完善投资监管相关政策法规，降低新兴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投资灵活性；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方式等的优化。

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核心技术的应用，创新能力和实力的提高，从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要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经济逐渐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此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关注经济发展中新业态、新模式的变动，提高相关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改善人力资本结构，释放更多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多元化发展需求，是限制人力资本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这为此前的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当前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行业和新领域，都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提供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要成为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因此，通过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将成为提升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重要途径。从当前来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性人才，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更好发挥城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人口流动是“用脚投票”的过程，城镇化建设既不能走传统土地城镇化道路，也不能简单地走人口城镇化的道路，而是应该走尊重人们意愿、响应人们诉求的城镇化道路。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也不能简单局限于城镇地区，而是应该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视域来加以审视。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相关政策在基层办事机构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为人口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并充分发挥城镇经济尤其是小城镇经济（包括美丽乡村经济）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篇（6）

中国为何要改革供给侧？

中国为何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牛犁看来，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以“住行”为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个性化、多元化、高端化。全球低增长困境弱化外部需求，特别是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原有“大三角”格局打破。二是需求管理政策难以解决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表现在产能严重过剩，经济结构恶化、杠杆率持续攀升等。三是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体制机制则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

“我国经济延续供给侧企稳，需求侧走弱的态势。”牛犁分析，根据最新数据，从供给侧来看，2017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6.9%。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城镇新增就业334万人，增加16万人。用电量、铁路运量有所回升；工业生产出现回升，服务业增长好于预期；国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见顶回落；从需求侧来看，有所改善，总体呈疲软态势。居民实际消费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有所改善。

中国经济的“三大失衡”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摆脱“萨默斯魔咒”的迹象，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状态”正在打破。从重要经济体的情况来看，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有序退出，自动减支的影响将会逐步减弱，经济将延续温和复苏态势；欧洲已走出通货紧缩，宽松政策、低油价等推动欧元区经济温和回升；日本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产业空心化、老龄少子化、收入分配等长期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仍难以摆脱停滞状态；俄罗斯、巴西有望摆脱衰退状态，使得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将加快。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好转，主要发达国家的先行指数有所回升。当然，英国脱欧谈判、特朗普上台等重大事件，使得反全球化逆风飞扬，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中东、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加大。

如此背景下，牛犁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现积极成效。新技术广泛深度应用，加快培育新动能进而催生新经济已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区域战略及其重点区域分类指导效应开始显现，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建设，将会带来新增长极。企业效益出现改善，工业领域进入补库存周期。宏观调控政策仍有一定空间，同时可以更加注重相向着力、协同发力。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小幅缓降态势。预计2017年GDP将增长6.5%以上。

同时，牛犁也指出，我国经济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当前最突出的三大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具体说来，中国经济还缺乏新的具有较大带动作用的经济增长支撑点。随着今年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企业贷款成本上升，经营压力上升，制造业不良率会提高，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也在加大，导致今年需要重点防控金融风险。

“我国现在地区经济的差距地区分化严重，由原来的东中西差距变成了南北差距。”牛犁介绍，从产业转型来讲，南方新兴领域，如无人机、机器人等业态活力非常强。而从京津冀协调一体化发展到雄安新区的设立，都是国家试图探求北方经济增长机遇的表现，另一方面，许多北方城市，包括一线城市的经济规划存在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慢慢调整。

寻找风险期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齐鲁周刊》：国内外大环境下，山东省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何N状态？

牛犁：山东省综合实力比较强，经济实力位列全国第三位，从资源到市场的整体协调性比较好。当其他地区拉闸限电的时候，我们这里是不缺电的，当别的地方闹油荒的时候，咱们没有闹油荒。但从经济成分来讲，国企的比重比较大，经济活力不足。这几年山东正经历一个经济结构改革风险期，在石化等重化工业调整方面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齐鲁周刊》：作为大象经济的代表省份，山东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应当如何寻找？

牛犁：首先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使市场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山东在加快培育新兴业态方面确实需要大量的工作，但在加快海洋经济发展，促进蓝色经济开发方面有自己的区域优势。传统的以规模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所以要加快研发，依靠技术改造、设备升级，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以质取胜。还要进一步加强投入，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提高原始创新的力度，提高经济的可持续性。积极转变观念，努力争取设立自贸区，争取拿到先行先试的机会，实现与国际对接。

《齐鲁周刊》：从房地产这方面来讲，济南、青岛这种级别的城市，房价上涨的可能性有多大？

篇（7）

一、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从1991年起至今，GDP增速稳定保持7%以上，经济繁荣。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如人口红利衰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等。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词，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特征适应新常态，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模式，以改革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结构调整，摒弃粗放的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探寻结构优化的稳定增长新模式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措施，是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

为实现各产业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各产业向更高的适应层次演变，即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而高度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内涵，而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于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所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实质就是将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水平，或是将社会财富从低效用的消费者手中转移到高效用的消费者手中，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为实现从过度扩张平稳着陆到适度增长的目标，急需解决产业的结构问题。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将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合理的经济结构可以优化社会结构，并提高创造经济效应的效率。尤其通过产业升级，提高科技水平，为经济增长注入新鲜血液，促使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以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为最突出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问题――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

我国工、农业基础较薄弱，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中国农业虽然起步时间早，但一直停留在较为初期的发展阶段，相对于工业化、统一化的现代农业而言，仍然存在低效问题。近年来，随着耕地资源被占用和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发展日益受限。在工业方面，我国是制造大国，却不是制造强国。工业年度利润超5000亿元，但是产品缺乏高附加值，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我国技术自给率仅有60%左右。在服务业方面，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但是，2005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2%，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2015年2月，在总理与外国专家座谈会中，总理也表示中国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的

水平。

（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问题――出口导向型经济已不可持续

过去，我国依靠大量劳动力与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以生产出口产品来带动经济的发展。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遭遇沉重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同时，也直接削弱了全球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不可持续，需求侧的三辆马车已不足以拉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认为，改革将成为重新平衡中国国内经济结构、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

四、对策和措施

（一）实现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的陆院长说：“政府调控分为三种，硬调控是直接的政府投入，软调控是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予以引导，而巧调控则是运用看不见的手引导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日本和韩国等政府行政主导型市场经济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对淡化政府的干预作用，而侧重于监督、管理和促进。即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更适用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

（二）淘汰部分过剩传统动能

通过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把资源分配给其他领域。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几大行业，既存在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同时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造成了PPI连续负增长的局面。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几大行业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工业领域存在的产能过剩，制约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三）提升传统动能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中存在着缺乏高端科技、创新少、产品附加价值少的现象。然而，产品的附加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GDP的含金量等，使传统动能由可获得的利益占总价格百分比低的简单制造转变为高品质的中国创造，是提升传统动能的最主要和必要的途径。我国幅员辽阔，同一行业在不同地区的资源配置存在差异，而各行业发展情况不同，资源配置也有所不同，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问题。因此，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物流与互联网，可以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四）发展新动能

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与新能源汽车列为现阶段重点发展和培育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并决定对这七大产业加强扶持力度”。

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较低，科技发展水平也较低。因此，在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时，可以参照已有的案例，分析研究，综合借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对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在国内进行组合，以比发达国家低的成本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是中国可利用的后发优势。”

五、结语

全球化作为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只有把握关键行业，形成产业优势，力争突破，才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拥有竞争力。如今，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茅，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现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产业新常态最显著的特点是从失衡走向优化，过剩产业在政策主导下加速出清，新兴产业在市场机制下快速发展。装备业自主创新国产化、服务业高附加值化将成为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四大方向，打造出低碳、绿色、提质、高效的升级版中国经济。

（作者单位为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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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出台的重大经济政策，总体上包括以债务扩大为支撑的财政政策，以出口倍增为目标的贸易政策，以限制金融体系盲目创新的监管政策，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以及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这几大政策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和支撑，共同促使美国经济增长。然而，与再工业化政策相比，其他政策更侧重于应对金融危机，着眼于短期效果，且引发的争议也比较多。再工业化锁定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结构问题，因此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刺激增长的政策，也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维系美国经济长期平衡的根本之道，因此该政策是美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那么，对以制造业为核心动力的河南工业而言，美国重振制造业将带来何种影响？ 该如何应对？紧密跟踪美国“再工业化”发展动向，深入剖析其带来的重大影响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对处在产业转型关键阶段的河南经济无疑极为重要。

1美国再工业化影响河南工业的传导机制分析

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本文在梳理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基础上，结合该政策的实施，提出影响河南工业的传导机制，即产业重构和市场竞争，以应对次贷危机，获得贸易优势和提升制造业。如图1所示。

综上，美国再工业化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打造高附加值环节，着重发展高端制造业，其影响河南工业的传导机制包括：

（1）通过产业重构的传导机制：加速新技术产业化；产业逆转移；产业转移趋向低端化、代工制造业转向东南亚。

（2）通过市场竞争的传导机制：出口倍增计划（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贸易保护政策（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特别保障措施）。

2对策

新一代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全球扩展开来，传统性工业已经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要么转型升级走向新型工业的发展道路，要么继续沿着传统工业老路走向传统工业的终点。“传统工业走向终点”之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传统工业的终点就在眼前。纵观大洋彼岸，转型升级的钢铁城匹斯堡转向新型工业之路走向科技城，而没有转型升级的汽车城底特律沿着传统工业老路走向破产。

2.1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在“固本”的基础上“育新”。要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生物、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为重点，选择潜在市场大、带动能力强、吸纳就业多、经济效益好的领域，强化技术支撑，突出市场培育，加大产业链前端产品研发和后端推广应用支持力度，争取在节能环保、新型电池、创新药物、非金属功能材料等产业化上实现突破。

2.2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加快产业形态升级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百千万”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工程行动计划》，河南将围绕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以提质转型、智慧绿色、集聚创新为主线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培育区域特色主导产业。到2017年，计划在省辖市培育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20个左右，在县域形成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100个左右，带动装备制造、食品产业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均突破1.2万亿元，电子信息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0亿元，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家居、服装服饰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4000亿元左右，基本形成产业布局合理、区域特色突出、结构明显优化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2.3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产业技术升级

河南工业的产业升级有两大任务：培育发展新型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大力提高河南工业企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将会推动河南的传统产业向新型产业升级。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和装置可以把传统成套装备改造升级成智能化成套装备，嵌入智能模块可以把传统产品改造升级成智能化产品。

运用新一代宽带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以企业生产决策、民众生活实用信息服务为突破口，加速信息服务业由阅读娱乐为主向应用决策为主转变，提高人民科技生活、机构科学生产和决策的水平。

2.4推动制造业向生产业延伸，加快产业业态升级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可以帮助工业企业打破产业边界，大力发展跨越二、三产业边界的服务型制造企业，加快产业业态升级，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例如，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及产品可以帮助单纯的装备制造企业，从制造领域延伸到服务领域，由装备制造商向装备技术服务商转型。

篇（9）

1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是一种自然过程,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是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到新增长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将出现新增长点,并叠加起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经济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随着我国要素成本的优势逐渐弱化,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度依赖要素驱动了,而应该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3)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转向存量调整和增量做优.不管是农业还是制造业甚至服务业,都应该把发展重点从产业的中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转变,这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4)经济发展目标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共享发展成果.中国经济新常态要放弃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而要做到以人为本,重点解决教育、养老、就业等老百姓最关系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共享发展成果.(5)经济管理从刺激增长转向科学调控.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如果仍然还是一味地刺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科学的宏观调控,那系统性风险迟早会爆发,所以应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科学、精准、有效的宏观调控上.

2低碳经济是新常态下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1低碳经济的涵义

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气候异常的事件不断增多,并开始威胁人类的正常生活,近年来中国多地长时间遭遇雾霾天气,环境污染现象极其严重.气候专家认为这种气候变暖的现象是温室效应引发的,而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是大气中碳浓度上升.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减少碳排放,降低大气中的碳浓度,进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此背景下英国2003年率先提出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模式:“低碳经济概念”.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能源结构,改变以化石燃料为主的现有能源消费格局.在减排和发展的迫切需求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在政府十工作报告中更是从战略高度明确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2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

2．2．1全国和区域环境从国家层面讲,我国在过去30多年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投资、能源消耗,在产业结构上更多依赖第二产业的发展.其效果显著,但也面临严重的问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低、枯竭和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同时,我国还面临环境的压力、人口红利的消失、低端产业的疯长和限制、企业缺乏创新力和长期研发能力等诸多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完成在经济方式从规模数量到质量效率的转变,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将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甚至农业发展的重点都将从产业中低端环节向研发营销等产业高端环节转变,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功跨越.诸多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实现,决定了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模式,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经济新形态.为此,国家发改委启动了低碳省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从区域经济来看,河北地处京津冀经济带.在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其中河北省定位于“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实现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发展,重点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这对河北省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探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2．2．2省内经济发展状况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河北省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15年全省生产总值由2010年的2万亿元增加到3万亿元,年均增长8．5％,在全国31省排名第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439．4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14388．0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11978．7亿元,增长11．2％.目前全省的产业结构仍以钢铁冶炼、水泥化工、制药等六高耗能行业为主,基本上保持着“二、三、一”的结构,第二产业的优势明显.但这种依赖资源、高能耗的增长方式存在着发展后劲不足、竞争力低的弱点.省内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行业,劳动效率低、生产效益不高,发展比较落后,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方面力不从心,影响了其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作用的发挥.近几年省内产业结构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优化升级,但河北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又在不断出现.一是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新旧动能转换不快,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全社会研发投入不足,财政收支矛盾加剧,部分市县地方债务存在风险,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转型升级尤为迫切.二是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大气、水污染问题突出,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还需付出极大努力.三是改革开放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不高,城市经济、沿海经济、县域经济仍是明显短板,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解.因此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提升,特别是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3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策略

加快形成引低碳经济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已得到国际共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将是河北省经济未来发展的主基调.具体发展策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3．1借东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抓住用好京津冀一体化的机遇,牢牢把握发展大势,切实把京津冀协同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补齐河北发展短板,真正使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一方面,建设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另一方面,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按照区域发展主体功能区定位,打造沿海率先发展区、冀中南功能拓展区、冀西北生态涵养区等特色功能节点区域城市.

3．2低碳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实现河北省重新发展的关键所在.首先,推动高碳低碳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淘汰落后技术工艺、生产设备,坚决化解过剩产能,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化、化工产业精细化、建材产业绿色化.最终实现第二产业低碳化.其次,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高效、优质、生态、品牌、安全农业.加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从实现到第一产业的低碳经济发展形态.

3．3创新性,提高经济增长动力

创新是低碳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只有不断创新才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才可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进行转型升级的同时,还需要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培育一批新兴产业集群.政府需要为创新企业提供良好的平台支持,包括政策激励、金融支持和人才保障等.另外还需要有编制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以保证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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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中国经贸导刊,2015,(21)．

篇（10）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外商直接投资（FDI）逐步减少，经济调险因素正在积累，新一轮国际游戏规则正在制定当中。受“三期叠加”的影响，国内经济正在面临供给升级和需求不足的双重考验。此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开放促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便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周边沿线60多个国家，合计人口约占全球总量的63%，经济规模约为全球总量的29%，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必将成为打开我国对外投资新局面的关键突破口。

日本作为亚洲先发国家，在经济崛起阶段充分利用其所得税税收激励政策，有效地鼓励了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其国内经济增长受到长期抑制，但是其海外投资方面始终表现优异，以丰厚的海外利润缓解了国内经济的颓势。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经验，在OECD积极推动BESP（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的大背景下，积极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出台税收激励措施，为国内资本走出国门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利益激励，有效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二次开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我国经济平稳地走出经济周期，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目标。

一、日本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了本国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在几乎丧失全部海外投资的基础上开始恢复对外直接投资。为配合“资源驱动型对外投资”战略，日本1962年开始实施抵免外国税额制度，推进综合抵免限额和间接税收抵免；1963年完善税收抵免制度，允许企业的抵免限额在3年内前转和后转。在税收抵免制度下，日本又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签订税收协定认可税收饶让，使得缔约国制定的国内税收优惠可以彻底落实给日本本国投资者。

20世纪70年代起，为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税法规定只有在境外子公司分红或利润汇回国内时才需纳税，否则无需纳税，以鼓励企业海外再投资。在1960年的基础上，日本分别于1971年、1974年通过两项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政策，规定了如特定海外工程、大规模经济合作和合资事业投资等一系列满足规定条件的企业可以将其进行对外投资损失金额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准备金，享受免税待遇。日本于1978年采用受控外国公司法（CFC），对于符合其法律规定条件的国外子公司，将其留存金按国内股东的持股比例计算，与该股东的所得合并征税，进一步规范了海外子公司留存利润的税收征缴。

20世纪80年代，由于外汇管制的放松、日元升值加之日本公司国内所得税的高税率，日本对外优惠税制的设置与其他配套措施共同作用形成了外汇贷款、中小企业OFDI无息贷款、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投资调查费补贴等政策组合拳，进一步促使日本企业加大了对发达国家金融、保险和贸易范畴的投资（具体详见表1）。

从日本税收激励的实施效果看，日本的一系列财税措施充分体现了日本着力发展对外经济的政策意图，推进了日本由“国际贸易为本”向“对外投资为首”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逐步缓慢恢复，此阶段日本企业OFDI的规模较小、区域相对集中、总量增长迟缓。自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产品和资本开始过剩，仅依靠国内资源难以继续拉动GDP高速增长。日元持续升值、贸易冲突升级、海外需求疲软、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迫使日本不得不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对外经济战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广场协议后，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及所得税激励面临的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续日本之后继承了“世界工厂”角色，在模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下，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两次婴儿潮所提供的大量劳动力以及FDI所引进的国际资本，实现了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相互融合、内工厂和国际市场完美结合。但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美元循环所隐含的“特里芬悖论”再次显现。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提出了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放松汇率管制等政策主张。

为缓解贸易冲突和应对国际游戏规则的调整，自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开始逐步解除限制OFDI的政策，采取鼓励OFDI的政策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于2015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180.2亿美元，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绝对量显著提高。但是总体上看，我国OFDI的总体规模与我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仍不相协调。截至2015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总头寸的18.16%，其中占据绝对数量的仍是国家外汇储备，达到54.77%。此外，我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排名中也屈居后位，难以与我国经济大国的身份相匹配。

究其原因，我国对外投资所得税激励不足是重要原因。一是我国目前税收抵免的制度仍需完善。我国税法中规定超限抵免额只能后转而不能前转，使得纳税人的亏损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弥补。二是分国别限额抵免增加全球布局企业税负。我国的税收限额抵免要求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其收入的各个来源国的抵免限额只能分别计算而不能相互调度使用，这就导致税额高的海外分公司的应纳税额难以实现全额抵免，使我国跨国企业整体税负增加。三是我国税收饶让涉及国家范畴狭窄，数量偏少。东道国旨在吸引投资的税收优惠激励措施只是虚有其表，并没有真正起到激励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大多数国家给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变相地成为了我国税收收入。四是不存在延期纳税。企业缺乏再投资的能力和动力，原本资金实力不够雄厚的企业难以在国际市场上长久立足。五是税收激励缺乏针对性和导向性。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过于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未能全面打开投资局面。

三、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

以落实“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为契机，完善我国国际税收体系，激发我国企业投资热情，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扭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滞后的现状。

（一）优化所得税税收激励

一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法。继续推动分国别抵免向综合限额抵免的转变，允许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将其在各个国家所投资的抵免限额进行调剂使用，最大程度地利用国家给予的抵免额度，真正让利于企业，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结构。二是实施特定行业所得税减免优惠。选择特定行业给予税收优惠，梯次转移国内已然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引导过剩产能行业企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其在海外重获新生。三是推进税收饶让签订。与他国积极开展合作，合理扩大税收饶让制度范围。让“一带一路”缔约国所给予的优惠政策能够真正为企业所享受，调动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契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互惠共赢的主题。四是制定合理的延期纳税规定。准许企业在合理范围内延迟纳税；在延期纳税的原因、时限、审批程序等方面加以规定，以保证延迟纳税措施在合理的情形下开展（具体详见表2）。

（二）配套税收激励相关政策措施

一是o予相关财力支持。日本采取建立境外投资储备金制度，设立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措施辅助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建议我国政府为企业提供财政低息或无息贷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解决企业在国际竞争时初期投入大、资金回收慢的难题。二是完善管理与服务机制。日本专门成立了如贸易振兴协会等民间机构，从行政机构和民间双管齐下，为企业海外投资进行调研、分析以及各种服务。建议我国政府放宽行政审批，简化审批手续，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无论是使人民币成为跨境结算的计价货币，还是人民币的坚挺与币值稳定，都将降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便利其跨境核算过程，从而增强企业信心，提高企业国际地位，促进OFDI的发展。

（三）充分利用国际反避税条款

一是在完善税收抵免制度、加大抵免力度的同时，针对滥用协定待遇的现象进行补充规范、辅以法律规范。二是在给予企业延期纳税以支持其海外再投资的过程中强化受控外国公司税收规则（CFC法则），防止利润大量滞留或转移至国外。三是在与多国沟通协作、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推动各国废除“有害”税收优惠制度，实现良性共赢而非恶性竞争。四是规定强制披露原则，并及时对BEPS行为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实时监控和预警，防范在OFDI时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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