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理论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经济学理论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思想的提出极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新时期，我国全面推进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的全新改革理念和改革发展思路，能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的现实基础，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时代背景下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全面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为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得到进一步增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设定涉及到多方面的任务，即对经济增长潜力和活力的有效释放，促进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实现多元化供给的目标，从而促使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逐步达到充分发展状态，实现对生产要素价值的层层转化，在释放经济活力的前提下保障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市场主体的发展动能，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盈利能力。与此同时，重点进一步强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发展高效性和共享性能得到显著的增强，促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在供给和需求得到有效匹配的情况下，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在此基础上，要认识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生产结构实施科学化的调整，保障能激活产业发展活力，借助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效率和水平得到进一步增强，加快经济、生态等的整体性发展水平，促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进入到全新的发展状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创新

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不是对原有的制度和秩序进行完全的摒弃，而是在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的前提下，针对一些在改革发展方面形成的经济问题或者经济危机等实现关键性的制度调整和优化，按照需求侧管理需求的变化对现有制度结构进行优化和创新，保障管理效能得到显著的提升。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要坚持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有效推动多种改革要素的有机协同，从而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效能。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发挥需求侧管理方面的积极影响作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按照需求侧管理要求的变化制定全新的管理方案，从而形成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带动作用。在拉动消费升级、促进供给创新的情况下，逐渐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遇到的问题，促进投资效率得到显著的增强，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短板性问题实施科学化的处理，從而为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增强改革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生变量

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中应将要素供给作为内生变量，并以此为基础使经济发展获得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寻求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升。在具体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从生产、分配等环节践行所有制思想、竞争体系建设，并从全局着眼，全面分析涉及到的问题，协调推进各项工作的优化开展，从供给侧内生变量角度制定建设措施，彰显内生变量的作用，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发展效能。在工作实践中，要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结合劳动力资源要素、技术资源要素和资本资源要素的提升需求，夯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泉，并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开展各项工作，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社会生产方面劳动力的参与度、技术支持度以及资本的协调度都能有所提升，实现产业高端迈进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工作，改善传统资源配置情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在工作实践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对资源的利用潜能进行充分的挖掘，实现对经济发展活力的有效释放，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动力。在组织实践中，要将促进生产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作为重要的措施，倒逼产能过剩企业改组和创新，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实现企业经营自主化，促进企业发展竞争力得到不断的提升，为新时期企业建设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机制

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将主要工作机制定位于寻求经济运行效率的高效化发展。在具体工作实践中，要重点结合制度保障和机制的运行进行分析，形成结构供给、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的全新发展模式，在资源要素供给充分和市场配置优化发展的前提下，使经济运行效率保持持续稳定提升的发展态势。

1.结构供给。借助结构性改革有效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对体制矛盾问题的合理化处理。结构的优化和创新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全新的发展空间，消解经济发展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矛盾，避免资源要素市场割裂、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进程缓慢、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实现对资源要素价值的进一步释放，从而有效推动资产供给和配置效率得到不断的提升。

2.制度供给。即发挥制度作用促进政府职能的合理化转变，突破市场束缚促进制度安排的贯彻落实。在工作中，要将资源要素有效供给市场制度以及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市场制度进行完善，发挥市场经济制度的支撑作用，提高市场经济发展成效。

篇（2）

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这一理论引进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更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这一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弃其中非科学的成分，对于建立体育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奥多舒尔茨等西方经济学家解释，人力资本是“以较大的工艺、知识等形态体现于一个人身上而不是体现于一台机器之上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主要是用于教育、卫生保健、体育等支出的费用形成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为提高人的能力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过去投资的现行价值。人力资本不仅表现于劳动力的数量，而且表现于劳动力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知识积累量、劳动熟练程度、身体素质等。舒尔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只有20%是由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结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与科学技术的作用，即来自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他以此为根据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大作用：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认为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所以这些投资应视为生产性投资。他高度评价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重视人力投资，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资本收益的计算方法。西方的体育经济学正是以这种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

人力资本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矛盾发展的产物。人力资本理论竭力鼓吹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由政府和劳动者增加人力投资，负担大大增长了的劳动力培养费用。西方经济学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出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实际的研究；因此，其内容中也有一些科学成分可供我们借鉴和参考。例如，关于重视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观点；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强调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教育政策是一国经济发展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发展我国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目标是有参考价值的。

人力资本理论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部分，许多内容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严重冲突，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例如，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可以产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润的源泉，抹煞劳动创造价值，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事实，把工资说成是为劳动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带来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工资被说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视为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创造的价值都作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获得，那么资本家哪里还有剥削呢？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是一种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

由此可见，在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时，应当借鉴和吸取人力资本理论中科学的、有用的成分，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资本理论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2.准确界定体育产业内涵是制定体育产业政策的重要前提

关于体育产业的定义及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和体育部门中对此理解很不一致。学者们对体育产业概念的讨论不但不妨碍发展体育产业的新举措的出台，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体育产业的认识，有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

欧美学者认为，“体育产业是以满足消费者和其他行业对体育需求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等部门的总和，其领域涵盖一切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体育部门的相关领导和部分学者将我国的体育产业分成三大类别：第一为体育主体产业，指发挥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体育经营活动内容，如体育竞赛表演、训练、健身娱乐、咨询、培训等方面的经营；第二是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体育相关产业，如体育器械、体育服装等体育用品的生产经营等；第三类是体育部门开展的旨在补助体育事业发展的其他各类产业经营活动。按照对体育产业的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体育相关产业”和体育部门办的“第三产业”究竟包括哪些？边界十分模糊，有人说除了运动服装、运动器材夕卜，还包括运动营养食品、体育书籍报刊、体育场馆建设、体育广告等。至于体育系统为创收而兴办的第三产业更是种类繁多。可见，如此定义的“体育产业’是一个跨多种经济部门、多种产业的大杂烩，内容十分庞杂。面对这样一个“大杂烩”，怎么能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体育产业政策”呢？第二，运动服装属于服装业，体育器材属于文化用品工业，运动食品饮料属食品工业，体育报刊、书籍属新闻出版业，体育场馆建设属建筑业。作为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部门，有职责和权利为这些部门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吗？第三，制定产业政策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分布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作为主管体育工作的行政部门，显然无力承担也不应该承担制定跨部门，跨行业的“体育产业”政策。

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对体育产业包涵内容的界定，违背了经济学关于产业的原理和产业分类的原则，把体育产业界定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横跨多种产业的超级产业。这种“大而全”的产业结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主体产业发展不够大，没有形成支柱性优势。体育产业的支柱产业应该定位于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和无形资产开发经营业，这三大支柱性本体产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目前规模有限，其市场运作也不够规范。另外体育产业的缺陷还表现在有缺位的本体产业市场，如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虽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换交易，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场行为，如运动员转会也不够十分规范。由于对体育产业的概念和构成范围在国内学术界存在明显的分歧，徐本力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将上述三类产业简单地组合在一起，统称为“体育产业’的观点，支持率仅为47.4%，而反对率却为526%；将发挥体育自身功能，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性、非实物性形态的体育本体产业才是真正的体育产业的观点获得543%的支持率；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必须是体育部门经营管理或由体育事业牵动的产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体育产业的定义如下：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运动自身生产和提供财富的产业；是以生产、提供和运动直接相关的财富和服务为工作内容的产业”。体育产业是一个以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和体育人才市场、体育咨询市场为本体的市场。重点应该是加快引导健身娱乐市场的扩张，把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两类市场作为龙头，体育部门根据体育市场发展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加快高层次的立法，建立健全体育市场管理的相关法规。首先建立体育市场服务标准是体育市场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时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营秩序；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关的配套法规，形成体育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使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发展真正有法可依。

3.体育无形资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薄弱环节

体育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备实物形态但能为体育部门和体育组织使用，具有使用价值并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和资源。体育无形资产是体育产业经营和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及合理地开发体育无形资产，用好和管理好无形资产，关键是制定科学的政策，这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和经营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比赛、活动和体育组织冠名权的开发；2）体育比赛、组织的标志、专利以及使用权的开发；3）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转让；4）体育组织和运动员名誉肖像权的投资经营和广告活动。

3.1 体育无形资产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无形资产具备提供体育服务和体育劳务的必需条件，体育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体育无形资产的作用在于可以促进体育服务的实现，产生经济效益。体育无形资产价值可以用货币计量，这是因为进入市场的体育无形资产属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价值就是通过货币数量来表现的。体育无形资产的形成具有不确定性，供给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时效性，因此体育无形资产是一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

3.2 体育无形资产的种类

体育无形资产是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的，是指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或者经济资源。体育无形资产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为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冠名权、体育品牌、体育倶乐部名称和体育团队标志等；第二类为技术秘密，指体育经营活动中使用的、未公开的且未申请专利的知识和技巧。它包括各种体育技术资料、图纸、数据、体育训练规范、方法和作业流程、体育营养配方、体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类为经营秘密，指体育部门或企业所掌握，不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和资料，能为拥有者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带来的收益能超过本行业一般收益水平；第四类为特许经营权，一种是由政府或国际体育组织授于特许经营权，另一种是由企业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包括体育项目经营权、体育场地使用权、体育运动空间和区域管辖权及使用权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运动技战术和管理、训练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视的体育无形资产。体育运动技术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体育无形资产，这种特殊的体育资源的获得要有大量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投入。因此运动员的转会的实质就是运动技术这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的交易，是运动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而不应该被认为是体育人力资本的经营。在我国，优秀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出资培养而成的，因此在无形资产的产权问题上与国外运动员不同，既有运动员个人的成分，又有国家的成分。因此在运动员无形资产的经营过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护国有和集体的权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护个人权益。

篇（3）

引言

经济社会学创立于19世纪末，先后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分别是20世纪初的形成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复兴阶段（刘少杰，2009）。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即经济社会学的当代演进，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科学（曹德骏、左世翔，2012）。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所提出的反驳。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设在Granovetter等学者看来是某种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人的能力，没有看到社会网络及其规范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其研究必然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管理理论的补充和纠正，值得我们借鉴并加以丰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有关嵌入性问题》一文的发表，他开创了经济社会学的全新时代，由此也奠定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来研究经济行为的恰当理论基础（汪和建，2006）。随后，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引起了众多学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关注，渐渐成为了研究经济管理类各种问题的关键方法和重要视角（耿新，2010）。

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社会网络研究、市场研究、企业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将通过理论梳理的方式比较研究其中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理论综述

新经济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这一理论建立在三大基础性假设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第二，经济行动将追寻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第三，经济体制是社会学的构建。由此，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社会结构表现为网络的形态，而经济现象嵌入在社会结构这一网络之中，一切经济行动都是对社会结构的投资活动。

（一）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1940年，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后来Bott（1971）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网络”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将社会网络明确定义为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第一次将社会人（actor）、社会联系（social ties）、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及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组合在了一起。目前，在社会网络理论体系中，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及结构洞理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弱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Weak Ties）。Granovetter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关系及其“桥”作用的理论。联结是社会网络的节点，按照联结的强度可以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从概念上讲，弱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关系（刘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义了四个判定维度来衡量关系强度，即互动频率（Comb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 Intensity）、亲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 Services）。互动频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关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会关系属于强关系，反之则属于弱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强关系中的个体往往在性别、年龄、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弱关系中的个体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朱晓霞，2011）。由于社会群体当中具有相似性的个体成员通常拥有类似的信息和资源，因而强关系网络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关系网络中，个体成员的差异带来了异质性的信息和资源，具有更大的潜在效用。

事实上，社会网络中的不同团体，往往就是通过一两个团体成员之间的个人联系而形成联结。既然是两个不同团体，那么这种关系必然是弱关系。对于这一发现，Granovetter提出了“桥”（Bridge）的概念，认为弱关系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充当了传递信息的桥的作用。后来，一些学者继续对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展开研究，研究结果与理论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进一步修正了他对弱关系理论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关系都能发挥信息桥的作用，但信息桥一般都是弱关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还认为弱关系是联结社会微观与宏观结构的中介（刘少杰，2009）。在他看来，由于小规模网络正是通过弱关系而彼此联系，而宏观网络则是大量小规模网络的集合。因此，通过分析小规模互动网络中的个体关系，有助于理解宏观社会结构的运行规律。

简言之，弱关系理论的提出是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学者论证了社会网络对于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实际价值，也提出了创造价值的网络结构原则（李校生，吴波，2009）。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桥的概念为后来Burt提出结构洞理论奠定了基础。

强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Strong Ties）。按照Granovetter的界定，强关系是维系社会团体内部关系的纽带。强关系带来了信息和资源在社会团体内部的重复传递，导致了团体成员间信息和资源的重复冗余（罗家德，2010）。因而在他看来，强关系的价值是低于弱关系的。然而，后来的学者（Bian，1997;Burt，1992）通过不断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承认弱关系具有信息传递作用的同时，提出建立在信任与义务基础之上的强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更具优势。Burt（1992）的研究也发现，具有冗余信息和资源的不相联结的网络成员间的结构洞才是建立信息桥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弱关系和强关系并无本质区别。与此同时，在对于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强关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Bian，1997）。强关系以信任为基础，以“人情”为媒介，让不同成员在社会网络之中结成了稳定的小圈子，从而使行动者更好地获取了信息和资源（朱晓霞，2011）。

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 Theory）。Burt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结构洞》一文，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所谓结构洞，即是两个行动者之间关系缺失所形成的一种网络状态（刘少杰，2009）。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缝隙，即某个行动者和有些行动者之间彼此联系，但又与其他行动者不发生直接联系，这就在网络中形成了不直接联系的“洞”的形状。这种缝隙的消除必须依赖于第三方行动者的中介作用，因而在结构洞中，第三方行动者占据着核心位置。弱关系理论和强关系理论都只是讨论了关系双方的好处，而没有探讨第三方的优势，而结构洞理论则看到了第三方从网络结构位置中获取的“洞效应”（Hole Effects）。当然，一旦不直接联结的双方在经济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渐取得了联系，那么结构洞也就会随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认为，社会关系的缺失形成了结构洞，而结构洞正好“桥接”了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社会团体，这正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所具备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讲，首先，行动者拥有结构洞可以获得信息上的优势。结构洞将不同社会团体中的冗余信息进行交换传递，带来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扩散。第二，行动者通过结构洞取得了控制优势。面对不同种类的信息需求与供给，掌握结构洞的行动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的传递过程，甚至成为专门经营关系网络的网络企业家。第三，结构洞上的行动者更具创新优势。这类行动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从而也获得了更高的创新能力（刘少杰，2009）。总之，掌握结构洞越多的网络成员，更能为自己和相应团体带来好处，这种特殊的位置优势蕴含着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完全可以转化为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综上，结构洞理论是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的发展。与Coleman的封闭网络理论不同，Burt的结构洞理论是一种开放网络理论。他看到了重复信息对于封闭网络之外成员的价值，并将这一价值上升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更加确切地描述了社会关系对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的作用，这也为丰富传统竞争优势理论提供了一条思路。

（二）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

社会资本的理论涵盖面很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中的个人因占据特殊位置而能够获取利益的能力，即社会关系的价值创造力。纵观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Coleman从社会规范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Bourdieu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Portes等从能力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第一，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探索历程。从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关系的“场域”和“资本”的概念。场域是有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场合或领域，即一张社会网络;资本一般包含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三类。Bourdieu认为三种资本在场域中实现相互转换，并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网络而获取的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的总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资本三分法和场域转换观点，实质上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了工具性的社会网络，即社会网络就是社会资本。随后，Coleman（1994）对社会资本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展开了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各种交换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即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会资本是依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特殊联系，是一种能力的表现。Burt（2000）认为结构洞就是社会资本，是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的最终竞争优势。最终Lin Nan（2001）对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代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一般共识。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社会网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由此，这一定义也解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基本特征（刘少杰，2009）。一为，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相联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二为，社会资本具有一般经济资本的增值功能，能够为拥有者带来更大的回报;三为，社会资本本身是一项投资活动。第二，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阐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重要价值。其一，社会资本包含了一条因果链条（李校生、吴波，2009），即因为特殊的社会结构优势，便利了行动者对稀缺资源的获取。这一观点包含了社会资本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网络嵌入和网络资源。其二，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 & Kwon，2000）。不同的行动者对于不同商业目标的追寻，使得社会资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径庭。简言之，在不同的场景中，社会资本具有极强的权变性。其三，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关系和Burt的结构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网络结构，所以网络中的行动者始终处于活跃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同时，变化着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剧了网络的变化。因此，社会资本会随着网络结构的调整而变化。

第三，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研究。在企业研究领域，企业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具有规范、价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会网络的集合（Westlund，2003）。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范钧（2011）将其概括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业获取内外部知识、资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说，企业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提高了来自企业合作伙伴的利益回报，开拓了企业创新的来源，是现代企业获得成长的重要资源。

嵌入性观点与资本概念的和谐统一

嵌入性是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观点，资本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源，可以发现许多相似的内容。

（一）社会网络的嵌入性观点

嵌入观点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最早由Karl 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来，经济活动通常具有三种形式，即互惠交换、市场交换和再分配。经济活动的开展受到社会制度、规范、习惯等因素的制约，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发生的。因而经济活动是“嵌入或纠缠”于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中的。后来，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进一步探讨了嵌入性。

Granovetter（1985）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关系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认为“弱嵌入性”的现象更为普遍。事实上，一方面，在传统经济社会学领域，帕森斯等人的观点过度夸大了社会系统对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作用，把行动者视为文化价值规范的偶人（刘少杰，2009），因而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将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视为完全理性个人，忽视了人的绝大部分社会化属性，因而是一种“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观点。面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Granovetter既反对传统经济社会学的过度嵌入性观点，更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零嵌入性观点，而折中地认为经济行动的嵌入性是间接受制于关系网络的一种“弱嵌入性”。

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种嵌入关系不仅包含了社会网络规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还考虑到了经济行动的经济和非经济动机（刘少杰，2009）。这一表述第一次明确了经济行动在内容、目标及过程方面对于非经济行动或制度的依赖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论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

嵌入观点的意义。弱嵌入性观点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并渐渐成为了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边燕杰、邱海雄，2002）。

嵌入性观点创新了学术界对于一些重要经济现象的解释，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在市场定价、经济绩效及制度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具体来说，第一，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解释了市场中的产品定价过程。经济学理论原本认为市场竞争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但买卖双方对于社会网络的嵌入常常使得产品的真实价格背离竞争性均衡价格。第二，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绩效的提升。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了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激励、监督，这些都与生产效率有着密切关联。第三，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影响了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形成。产业中关键人物的社会网络构建过程，是对既存经济组织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组织或制度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技术经济效益（刘少杰，2009）。

随后，嵌入的观点便活跃于网络与组织（Nohria & Eccles，1992）、经济社会学（Lie，1997）、联盟网络理论（Gulati，1998）、社会资本（Ports，1998）及组织与战略等众多研究领域，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嵌入性的类型。对于嵌入的分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主要包括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垂直嵌入与水平嵌入、认知嵌入与文化嵌入等类型（张荣祥，2009）。

首先，Granovetter（1985）将嵌入性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是嵌入人与人互动形成的关系之中的;另一类称为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关系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关系的影响，如各种规则性期望、相互赞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则等（陈钦约，2010），关注以信任为基础的对偶交换行为;而结构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等因素（朱晓霞，2011），重视网络整体中群体关系的影响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划分为关系性和结构性，但他们认为关系性嵌入说明了社会网络的亲密程度和动态变化，而结构性嵌入反映了行动者在网络内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具有相对静态性。

其次，Schweizer（1997）等学者将嵌入划分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两类。垂直嵌入指行动者所在的当地阶层与他所处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阶层性连结;水平嵌入是指行动者所处网络在社会性和文化性范围的渗透（张荣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则认为垂直嵌入是指社会网络中不同层次间的联系;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网络层次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具体的划分标准可按照地理范围、网络结构以及公司内部层级的不同作出划分。

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学者认为，嵌入性应划分为认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认知性嵌入是指行动者决策对原有思维意识的嵌入，即行动者对于周围环境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为。这类原有认知包括了伦理、道德、情感及审美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制约行动者决策的理性规范。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动者的行为还要受到来自外部社会网络的集体理解力的影响。这类影响主要包括组织共同价值、正式规范等文化因素。

总之，不论嵌入概念应当如何分类，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共识早已形成。

（二）社会资本的共识与分歧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歧到共识，再从共识到分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二十世纪，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即社会资本是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具有回报性的资源投资（Nan Lin，2001）。然而，在这一共识的背后，围绕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为深刻的争论愈发激烈。究竟社会资本是关系还是资源、是集体还是个体、是结构还是行动？对于这三对矛盾的解答是当代经济社会学领域的讨论热点（刘少杰，2009）。

社会资本：资源还是关系。社会资本究竟是社会关系还是社会资源呢，学术界对此争论已久。科尔曼（1999）曾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社会资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质资本，是一种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无形资本。并且，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即具有生产性。获取社会资本有助于人或组织对于特定目标的实现，因而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然而，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大量学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评。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种特殊的资源源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Burt（1992）更将社会资本强调为一种从他人身上获取好处的机会和资源。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折中的思路来看待社会资本，比如Foley & Edward（1999）认为社会资本即是“网络加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的资源和单独的社会网络都不是社会资本。由于没有加入行动者的动态因素，静态的资源与网络并不能为行动者带来实际的效用。而在耿新（2010）等学者看来，作为社会资本载体的人、作为社会资本运转渠道的社会网络以及作为社会资本内容的潜在资源，这三者的动态组合共同诠释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因此，只有依托于人的行动而活跃起来的社会网络及其潜在资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集体还是个人。目前，社会资本的集体论被广泛接受，而个体论只适用于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等特定问题的研究。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某个团体为了维持团体的团结和控制而进行的投资。集体社会资本往往具有明确的界限，体现了强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会资本集体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密集性和紧密性（林南，2001;刘少杰，2009）。集体的边界和内部的团结仅仅解释了社会资本的部分特征，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开放网络间的联结实现流动和增值。即网络完全有能力将不同团体的内部社会资本进行连接。针对网络间的沟通，Granovetter、Burt等学者都做了大量论证。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个人与集体，其实是嵌入社会情境的两个层次。个人是嵌入集体之中的，集体又是嵌入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就很容易忽略社会资本的行动主体―人。尤其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过分看重个人社会资本，从而忽视了社会资本集合的整体效应，也是对社会资本理解的一种偏误（王凤彬、李奇会，2007）。

社会资本：结构还是行动。既然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的投资，那么对于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应该强调网络结构的作用还是行动者个体行为的影响呢，传统社会学理论并未达成共识。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尽可能折中了这一分歧。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被称为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刘少杰，2009）。他认为存在两个核心问题，即个体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与个体如何从社会关系中获利。传统社会资本研究强调了社会结构视角，而林南却创新地加入了个体的选择行为这一因素，从而统一了结构与行动的观点，也更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会资本》一书中提到的，人的选择行为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结构。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必须坚持在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关系中层层展开。

结论

经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Granovetter的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嵌入思想强调了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动态的行动者行动与静态的网络结构，二者共同揭示经济社会现象的实质。另一方面，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以资源、结构和行动为核心。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资源是一切投资活动的目标，社会结构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行动者及其行动是投资活动的参与者。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包含了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变化的投资过程。正如刘少杰（2009）所说，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对象，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换言之，社会网络理论解释了行动者如何通过社会关系中的联结实现信息、资源的获取以及能力的提升，这本就是一种结构与行动的结合。而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点表明：第一，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第二，社会资本可以获取增值资源;第三，社会资本也是一项投资活动（刘少杰，2009）。即社会资本是资本视角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反映了社会资源对于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陆德梅、朱国宏，2003）。

综上所述，在本文看来，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但中心点都是围绕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互动而展开的。因此，本文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信任的、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可以为行为人带来经济资源的合作关系集合。换言之，社会资本最终将表现为能够获取的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因而社会资本就是动态的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1.Bian Y， Ang S. 1997. Guanxi network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 75

2.Burt， R.S. 1992.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Coleman， J. 1994.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Sociology， in Smelser，N.and Swedberg，R.（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5.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ed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6.Granovetter， Mark. 1992.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35

7.Lie， John. 1997. Sociology of Market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8.Lin， N. 2001.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M]. New York： Aldinede Gruyter Press

9.Port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0.Ronald S. Burt. 2000.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 Behavior， edited by Robert 1. Sutton and Barry M. Staw Greenwich， CT： JAL press

11.Schweitzer， T. 1997. Embeddedness of ethnographic cases： A social networks perspective [J]. Current Anthropology 38

12.Uzzi， B.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13.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篇（4）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着《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篇（5）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

篇（6）

1.1 体育经济学认识分析

体育经济是以发展体育事业为根本目的的，体育经济学是围绕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种现象、问题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主要包括体育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体育市场、体育消费等体育实践的特点和一般规律；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以及人的思想、习惯对体育市场、体育消费的影响等等；体育资金的有效利用、体育行业的投资与收益等提高各种投资在体育实践中的收益，使投资的效益最大化。我国的体育经济学研究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以取得了部分成绩，第一，随着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大部分体育经济研究者的付出，我国体育经济研究收获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包括体育经济学相关专著的发表，体育经济学相关学刊的发展等第二，体育经济学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的成熟和完善，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第三，高校对于社会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为社会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在不同的岗位上积极的促进了体育业的发展当前，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社会在发展、体育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在不断的扩展，只有理论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完善，才能适应体育经济的发展现状，为体育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指导。

1.2 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在体育经济学发展前，我国的体育业发展相对滞后，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无足轻重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健身娱乐、体育竞技观赏等的兴趣日益浓厚，形成了迅速膨胀的消费市场，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拓展了第三产业的领域，使社会产业布局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体育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的第二产业发展，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更多的机遇同时，体育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了社会就业的实现并促进了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升了全民身心的健康水平，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体育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2.1 体育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分析

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已取得部分成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发的深入，当前的体育经济学研究已不能满足体育行业发展对经济理论的需求，体育经济理论亦不能科学的、全面的指导体育业的发展第一，目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仍停留在以经济学理论分析、解决体育行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体育经济理论体育的构建研究不足第二，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对实践经验的概括较为成熟，对于实践概括的加工、提炼、升华不够深入，体育经济学理论对于体育经济实践活动的指导力不足第三，对于国外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功过于极端要么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到社会主义国家不适用要么盲目借鉴，对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真实情况考虑的不足，但不论那种情况都不利于我国体育竞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第四，对于体育经济学的属性定位仍有一些分歧，导致了理论研究的滞后和盲目一部分学者认为，体育经济学具有基本的经济学特点，应为经济学属性；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体育产业、体育消费、体育投资等，应为体育学属性；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体育经济学具有多学科交叉属性。像这类的分歧影响了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并制约了体育经济学对体育实践的指导作用。

2.2 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趋向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速增长的物质财富为人们的精神追求鉴定的基础，更多的人开始重视体育消费。体育经济实践的发展丰富了体育经济学理论，促进了体育经济学理论的快速发展同时，体育经济作物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与整体经济有着情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化促使体育经济的发展也日趋复杂化，这就要求研究者不断的提高自身素养，拓展体育经济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实践出发提高体育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平并能注意体育业发展中大众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市场等因素，将其作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研究此外，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的体育经济已逐渐的与国际接轨，受国际一些思想、理论的影响，国内的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以促进其对体育实践活动更广范围的指导作用的实现。

2.3 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

体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换而言之经济是体育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反之，体育也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在体育经济学研究中，我们一定要看到经济与体育的内在联系，理解二者的重叠性、互交性，避免片面的属性争执对于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一方面，要结合实际，联系我国的基本国情，以体育经济实践为基础，科学的、事实求是的进行概况、分析、研究，并使之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另一方，客观的、理性的借鉴其他理论成果，结合实践对相关理论进行融合、加工，以形成适应我国体育业发展的体育理论体系。

在体育经济发展中，“人”是发展的核心理论，对于人力资本论的研究很有必要第一，人力资本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我国虽以政治经济学作为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但并不能因此排除一切“异己”，应结合我国国情、制度以及现状，科学的、理性的对该领域较成熟的理论加以引入、吸收和利用。第二，人力投资在体育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例如，对体育教育、体育保健等进行投资，提高人在体育技能、体育保健知识应用等方面的能力，使人获得了一定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等。这一过程就是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在我国体育经济实践中真实的存在过程，因此不可忽视。

产业组织论是产业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体育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拓展了第三参与，对相关的第二产业也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因此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需重视对产业组织论的研究，使这一理论能更好的指导体育事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体育经济业的繁荣。

体育专利权、商标权、冠名权等知识产权都属于体育业无形资产，此外，体育业的无形产权还包括技术秘密、经营秘密、特许经营权等，这些产权的保护和利用关系着企业的发展和体育业发展的良好秩序，是客观存在于体育行业的财富。因此，对于无形资产论的研究对于体育经济学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无形资产形成中，“人”投入了相应的资金、智慧等成本，促进了体育服务等行业的发展，提升了体育业的经济效益。此外，体育业的无形资产可用货币竞相计量，属于可交易商品。同时又具有产业经济效益、供给的有限性等特点，利用无形资产论对其进行研究，并结合体育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分析、利用，对于促进体育业发展极为重要。

总之，体育经济的核心理论是以体育经济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对体育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现象、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发现和提炼体育业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以理论为基础更好的促进体育经济的发展。

3.体育经济学的科学定位

3.1 体育经济学定位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科学的定位体育经济学对于提高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效率、效果极为关键。在彳本育经济学研究定位中，主要注意一下几点。首先，实践是一切理论发展的基础，在体育经济学研究中，必须重视现实中的体育经济现象和体育实践，通过对体育领域各种现象、实践的总结、思考、分析获得更高层次的体育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利用体育经济的相关问题解决体育利于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及经济现象，促进体育业的发展。其次，重视“人”的因素对体育经济现象的影响，通过对人的活动、意向、需求等的研究深入挖掘体育活动中的各种行为、需求等变化规律，以促进体育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再次，理清体育经济发展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探索体育实践中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影响等，通过研究分析提炼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经济规律，用以更好的指导体育业的发展。

3.2 体育经济学科学定位的思考

科学的定位体育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体育经济现象及实践研究中，人们不断的发现、总结其经济发展规律。然而体育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体育经济发展，也影响了体育经济学的科学定位。对于体育经济学的科学定位，首先，在当前理论研究基础上，全面的掌握、分析体育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律、特点，联系实践在体育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基础上对该学科进行定位。其次，对于体育经济学定位过程中的分歧要全面的分析、研究、领悟，不能盲从他人观点，轻易做出结论。例如体育经济学的属性定位，面对体育经济学的“体育学属性”、“经济学属性”、“多学科交叉属性”这三种不同观点，一方面，要联系实际，通过对体育实践中经济现象的发生、体育实践问题的解决等对其进行思考。另一方面，要打破界限，挖掘最有利于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属性定位，以创新思想求得该学科的最有利发展途径。再次，研究定位是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关键，对于研究的定位一定要突破抽象的表面现象，深入体育经济发展的核心，找准影响体育业发展的关键进行定位。第四，人才是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之源，对于培养的定位要联系社会实践，突破学科差异、思想差异，以人力资本论为基层，培养多元化人才，促进体育业和体育经济学的发展。

篇（7）

前言：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和劳动的发展规律，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悠久，并且与较多的经济学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劳动经济学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劳动资源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平稳运行。在劳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现象，也可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给予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

一、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

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协调程度有着较大的联系，所以要想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稳定发展，需要努力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劳动和经济的问题贯穿于人类整个生命过程中，劳动者的经济活动必然与劳动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劳动经济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将社会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才能促进劳动关系的更好发展。由此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得以解决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科学有效的、有实践意义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体系。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分支，发展时间较长，并且有着丰富的实践，因而其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因此，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决劳动经济问题，更好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关系，优化劳动力资源和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1]。

二、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产，而劳动者通过劳动进行生产产品和劳务供给，促进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也满足了更多人的广泛需求。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应该积极充当经济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出台经济政策的方法而规范社会发展，并且对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发挥经济管理职能，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在国家充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时，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劳动经济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一定的科学原理和研究实践，进而可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规范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科学制定劳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仅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利益，以促进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有效发挥创新能力和主观意识，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国家依据劳动经济学而制定经济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劳动经济学更为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能使经济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科学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劳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科学理论在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探索到突破点，进而形成有特色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理论为重要指导，广泛研究劳动经济的现象和深入分析劳动经济的问题，以解决劳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发挥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经济，而劳动经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所以处理好劳动和经济的问题，需要有劳动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持[3]。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注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而发展社会主义。历年来，我国党和政府都重视劳动和经济的问题，并多次进行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计划，和实施社会发展的计划，需要有效解决劳动问题，在完善我国经济制度和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劳动和经济的关系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劳动经济学的广泛研究和探索，不断寻找劳动问题和经济问题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针对具体问题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不止一次强调过劳动方面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运行机制，为解决劳动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

五、结论

总而言之，进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效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劳动经济问题，而且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针对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我国而言，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确劳动与经济间的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劳动经济学有正确的认识，并推动我国不断探索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华.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13.

篇（8）

一、研究的理论背景：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贫困(poverty)研究中的对社会剥夺(deprivation)等概念与理论的探讨。英国学者汤森(Townsen)是较早将“社会剥夺”一词用于定义与度量贫困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社会剥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人们常常因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之后,“社会剥夺”作为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词而被广泛采用。随着社会剥夺的概念内涵,由物质层面向社会文化层面演进, 20世纪90年代,它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排斥理论。现在社会排斥理论被各个国家广泛接纳,并发展出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排斥理论。法国是较早研究社会排斥的国家，它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指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断裂(Silver,1994)。从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排斥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焦点，它对社会排斥的界定是基于公民资格权利的思考，主要指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排斥研究在英国有了较快的进展，在英国学术界，社会排斥指个人未能充分参与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排斥概念的出现是在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对社会弱势群体重新进行概念化的一种尝试(Gore,1995)。它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弱势群体的重要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的实质是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李斌，2002年）。

失业的研究是社会排斥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的主要议题。在探讨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关系时，近期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关系。在社会关系量的方面，失业者参与社会活动和交往数量与频率略低，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和质的方面，失业对社会关系排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社会分割或孤立，从而使失业者获得的社会支持降低。但也有学者从政府和国家制定政策的角度指出，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相关，人们可能在参与国家运行中受到排斥，基于这样的原因，政府部门不仅应关注社会排斥问题，还需要检验所有政策建议对提高社会融合的作用，强调社会保障的作用。此外，石彤以转型期国有企业下岗失业女工为视角，对社会排斥的制度化进行了结构性、过程性分析。

当代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的主要趋势是关注社会机制、社会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关系三个大维度。许多研究者在此纬度框架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制度排斥、资源配置排斥及认知排斥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进行分析。本文也拟从这三个层面对我国残疾人就业困境的社会性成因进行分析。

二、残疾人的就业困境分析

就业是残疾人的生存之基，给予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平等的就业机会，不仅能保证其生活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社会价值。然而我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4月1日我国残疾人已达到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6.34%。城镇残疾人口为2071万人，占24.96%；农村残疾人口为6225万人，占75.04%。全国城镇残疾人口中，在业的残疾人仅为297万人。可见，我国残疾人的就业状况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如下：

残疾人就业与就业总体水平有较大差距，整体就业质量不高。外在环境和内在因素的双重压力下，残疾人就业水平与就业总水平差距较大。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就业供给总量不减；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全部消化，而新的就业矛盾又逐步凸显，这种就业背景十分不利于残疾人就业。另外，残疾人整体素质、就业能力与社会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也较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残疾人文盲、半文盲占70%，残疾儿童入学率仅为20%，这一批人目前正处于就业年龄阶段，特别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残疾人适应新就业岗位能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残疾人就业的整体质量也不高，主要表现在：第一，残疾人就业的稳定性较差。全国55.45%的国有企业中有残疾职工下岗，再就业率不足20%。第二，残疾职工的收入水平偏低。福利企业残疾职工的平均工资不到社会平均水平的40%，许多地方残疾人工资甚至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第三，残疾职工劳动保障水平差。残疾职工参保率低，欠缴社会保险费和下岗残疾职工中断参保情况严重。第四，残疾人在就业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现象，同工不同酬、劳动价值和收入不对等的问题较突 出。

就行业分布而言，残疾人在许多行业遭受排斥。在就业市场中，残疾人在许多行业遭受排斥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而也造成了残疾人在行业结构方面分布极其不平衡的现象。根据1993年抽样调查统计，全国15岁以上的有劳动能力或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当中，待业率为49%(正常人为3%)，同时，残疾人择业时范围也很有限，在业残疾人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占96.6%，而从事脑力劳动者仅占3.4%。尽管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对于残疾人的排斥仍旧严重和普遍，在同等的条件下，即使残疾人的人力资本存量更高，用人单位也愿意招收正常人，熊斌、董志强等学者曾通过对重庆市残疾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若没有行之有效的就业保障措施，一系列新的社会排斥将会不断出现。

现行就业模式不适应就业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就业模式而言，我国残疾人的就业模式仍是“以集中就业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模式，但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模式所受的冲击日益明显。由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日益完善，大多数福利企业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原因，经营困难，关停并转，大批残疾职工下岗失业，据统计，全国福利企业残疾职工人数已从高峰时的90万降至目前的不足70万人；同时相关政策严重滞后，现行政策规定，只有民政、乡镇、街道举办的集体所有制福利企业才可享受税收减免，其他企业则不能享受退税优惠，许多福利企业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因此不再继续享受税收减免，此外现行政策中对福利企业经营范围的限制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大大影响了残疾人的就业。按比例就业难以贯彻，分散按比例就业是指将残疾人按企事业单位数的一定比例分散安排到各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就业安置模式，它有利于残疾人就近就业，但是由于按比例就业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难以有效地具体实施。目前有的用人单位以“残疾”为由,把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拒之门外；有些用人单位宁可向政府缴纳残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置残疾人就业；有些用人单位为逃避缴纳保障金录用了残疾人,但却不提供相应的岗位，而是让其闲置家中领取最低在岗工资。不少残疾人由于技能水平不高，缺乏资金，市场应变能力差，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而政府对个体就业扶持范围也较窄，主要集中于加工、修理、修配等范围，对容纳个体就业最多的个体商业经营方面的优惠支持力度不大，使残疾人个体就业困难重重。此外，我国已实施的相当一部分残疾人就业法律、法规、政策，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协调、易造成矛盾，政策刚性不足，不易落实，还存在一些法律、政策的空白，这使残疾人的就业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残疾人就业困境成因的社会排斥分析

社会排斥理论主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被主流社会排斥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以及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再造和传递的。本文选择从社会排斥视角探讨残疾人就业困境的成因，深入分析社会排斥是如何造成残疾人走向就业市场的边缘，甚至被排斥出就业市场的。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纬度概念，本研究拟从制度安排层面、社会资源配置层面、文化性认知层面三个层面着手进行讨 论。

1.制度性社会排斥

制度性排斥是指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或缺漏，使得某一部分人群遭受制度的排斥而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从而沦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和现象。这种排斥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比较突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尚未形成体系，存在较多的制度缺漏，对许多生活事件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当一部分人遇到某方面的问题而又无相应制度帮助时，就可能逐渐变得弱势和边缘化，社会排斥与制度因素的相关性显然强得多。就中国而言，这种排斥是造成残疾人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皮奥里提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其一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也称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其二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称为第二劳动力市场。两个劳动力市场是相互隔绝的，第一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愿到第二市场中谋职，而第二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和第二市场之间的区隔并不是纯技术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隔离。我国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受排斥状况主要表现为：失业或被排斥出劳动力市场及处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目前我国的残疾人就业制度不够完善，现存的法规权威性又不够，甚至出现一些政策的不协调。例如：在处罚拒绝接收残疾人就业的用工单位和表彰接收残疾人就业的用工单位时，没有赏罚分明的有效制度，不利于创造公平合理的残疾人就业环境；而福利企业中的“四残”职工认定政策不协调，造成某类残疾人的就业遭到排斥，根据民政部、劳动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残疾职工应包括：视力残疾者；肢体残疾者；听力、语言残疾者；智力残疾者。但是，近两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在对残疾职工认定上只限于“四残”（盲、聋、哑及肢体残疾），将智力残疾排除在外，使雇用智残员工的企业不能享受退税。因此，由于制度的缺漏和不完善，大多数残疾人往往被排斥在第一市场之外，甚至被完全排斥出劳动力市场成为失业者。另外，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残疾人口的就业几乎不受政策的保护，处于自我保护状态，他们基本是完全被排斥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之外的。

2.资源配置的社会排斥

(1)信息资源的排斥。充分的信息资源是个体获取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而信息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正规的制度化的途径和非正规的非制度化的途径。前者主要指由国家或各地方政府规划、制定的，为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服务的方式；后者主要指个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就业信息的方式。对残疾人而言，前者提供的机会较少，尽管在各级政府政策的强制性要求和残联的倡导下，很多省市都开设了残疾人就业网站，有些地区还举办了残疾人就业招聘会，但其实效很差，很多招聘单位只是迫于压力走过场，没有真正招收残疾员工的意思。而第二种途径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社会关系网的好坏决定其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就业的好坏，有关系就能找到工作，没关系就业几率就很小。中国残疾人家庭主要分布在农村，城市残疾人家庭也多是一些贫困家庭，其父辈社会关系网较为薄弱，而残疾者由于个人的缺陷往往不愿意与他人交往，这样使得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残疾人的社会资本变得更为单一和薄弱。信息获取渠道的闭塞，导致了残疾人在就业市场中的边缘化。

(2)公共设施资源的排斥。公共设施是社会为方便其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设施。为残疾人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是保障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社会目标。残疾人公共服务资源包括：文化体育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等方面。其中无障碍设施是保障残疾人外出工作的基础条件，它的缺乏，无疑会影响残疾人的外出工作。在政府的努力下，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一些发达大中城市的主要道路和商场、机场等公共建筑物及居民住宅，都设置了一批盲道、扶手等无障碍设施，不少电视台开办了电视手语新闻栏目，但目前这些无障碍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残疾人工作、生活的需要，例如：高层电梯、地铁等公共场所没有设立无障碍通道或没有投入使用，许多中小城市除了常见的盲道外基本没设立什么无障碍设施，连公共汽车都经常不报站，更别说其他设施了。无障碍设施的提供不足或使用率还很低，甚至有些设施闲置不用。这种状况主要源于制度上的排斥，导致他们资源分配上的边缘化，他们弱势的地位，使他们丧失公共话语权，因此，人们不会过分地关注他们需要什么，怎样为他们提供便利，怎样保证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忽略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顺利地开展工作。

(3)教育资源的排斥。教育是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接受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层次越高，个人的生活能力就越强，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对于残疾人就业而言，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但纵观我国所有关于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条文,不难发现相关的法律条文都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残疾人教育保障体系并不健全。长期以来,残疾人遭到的教育排斥十分严重。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 2006年，全国残疾人口中，1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人口(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3591万人，文盲率为43.29%。6～14岁学龄残疾儿童为246万人，占全部残疾人口的2.96%，学龄残疾儿童中，63.19％正在普通教育或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仍旧不理想，尽管1984年后修改了体检标准,每年有1700人左右符合政审、成绩和体检标准,应被大学录取,但每年仍有900人被排斥于大学之门外。到2006年，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残疾人为94万人，仅占残疾人总数的1.1%。初级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发展至今残疾人的初级教育入学率仍旧无法与健全儿童的入学率相比，从而影响他们接受高层教育的机会，同时针对残疾人的职业培训机构也极少，导致了残疾人就业市场的弱势地位。

3.文化认知层面上的社会排斥

(1)认知偏差：偏见和歧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偏见根源于两个群体的差异性及彼此缺乏沟通，这种认知上的偏见往往导致行动上的歧视，残疾人就业机会的缺乏，较大程度上是文化价值观上的歧视与偏见造成的。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在形成有关残疾的文化观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外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曾对残疾人做出过负面、扭曲的理解。珂维曾经把人类社会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三个阶段。“神的时代”和“英雄的时代”可谓是无知和迷信的时代，人们往往从宿命论出发,认为残疾是上天(神明)对一个人的惩罚，形成了宿命论的残疾人观。而在中国社会中，“残”即“废”的观念严重地损害和歪曲了残疾人的形象，并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观念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仍有意识、无意识地控制着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尽管法律明文规定了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社会偏见与陈腐观念等非正式约束的存在,社会主导群体在观念上没有很好地接纳残疾人,还普遍认为，残疾人能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就可以了，还需考虑什么发展权。总之,社会对于残疾人的观念上的排斥,是残疾人参与社会和获得平等权益的最大排斥,是其他各种社会排斥的根源。

(2)公众的社会责任感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的就业权益和其他权益能得到较好的保障，是与它们充分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郁的慈善意识分不开的。在西方，受基督教神学中的“恩宠论”的影响，人们从小受到感恩观念熏陶和回馈社会的教育，培养了公民的公益意识。而由于受传统人伦道德的影响，中国人的慈善观是由血缘人伦向外推及的慈善，难以产生对素不相识的人的关怀，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据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参与过捐赠，只有1%的企业曾经参与捐赠。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残疾人慈善事业起步还较晚，缺乏民间基础，加之一些部门领导不太重视，或是分而不管，或是表面应付，又或是对执行残疾人的优惠政策不感兴趣，寻找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扶残助残意识淡薄，这种现代公益基因的缺失，使本就遭受偏见和歧视的残疾人更是孤立无援，在无助中，被推向就业市场的边缘。

综上所述，残疾人的就业困境主要是多重社会排斥的后果，因此，要改善这种状况，促进残疾人融入主流的就业体系，必须尽量消除社会排斥的影响。首先，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应充当合理规则的制定者，建立完善的残疾人就业制度，为残疾人就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在资源配置方面，完善残疾人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建立明确、权威的法律制度，让残疾人遇到教育不公问题时有法可依；最后，应通过多种渠道培养人们正确的价值观，消除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培育社会责任感，共同关心残疾人的生存与发展，但偏见的消除是个双向互动过程，需要公众和残疾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篇（9）

（一）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与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

计量经济学重在培养学生基于经济学理论观察社会经济现象，勇于提出问题。譬如，在研究通货膨胀时，学生应回顾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等通胀形成机制，思考这些理论能否解释现实。以始于2009年下半年的通货膨胀为例，显然，每个人都经历与感知到了该轮通货膨胀对自身的影响，企业家感觉到原材料上涨，居民感觉到菜价上涨，学生发现食堂饭菜价格上升。对于计量经济学的学生来说，首先要思考此轮通胀的原因与货币供给过多是否相关，进而要思考此轮通胀与过去通胀是否存在相同特征。教师要将这些问题引入课堂，适时引导学生思考与研究社会经济现象，这实质就是培养学生学习与研究计量经济学的能力。

（二）有助于培养学生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能力

计量经济学教学是引导学生应用经济学理论理解经济问题的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对同一经济现象经济学家存在不同的看法。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发展日新月异，这种快速的知识更新使得师生需要不断学习与研究。此外，经济现象本身也伴随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复杂变化，对这些日益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深入考察，也考验着我们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的能力。因此，深刻理解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重在能否正确应用计量经济学。仍以通胀现象为例，学生可能首先联想到的是货币需求函数，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比较分析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广义货币（M2）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观察，M2增速于2009年起快速下降，但与此同时，通胀却表现出持续上涨的态势。该现象提醒我们，若以非线性货币需求函数建模，则可以揭示通胀与货币需求间的复杂关系。为此，适时引导学生针对我国特定的数据，探索性研究通胀与货币需求间的复杂关系，能够培养其学习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有助于培养学生研究计量经济理论的能力

高等教育的重要落脚点是开发学生创新能力。在计量经济学学习中，学生的创新能力体现于能否发展计量经济学理论。比如，通过引导学生观察通胀现象，逐步提出以下问题：如何检验通货膨胀与M2是否是平稳序列？这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该关系是否具有非对称、非线性的特征？怎样检验与估计非对称、非线性的长期均衡关系？要回答以上问题，必须学习与发展计量理论，这需要我们拓展既有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在研究中准确理解与应用相关理论与方法，特别是针对数据特征拓展计量理论，是培养与提升学生学习与应用能力的重点。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改革路径

现代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有：单位根检验与基于非平稳变量的建模技术；描述经济现象复杂动态性的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这些理论与方法与之前的经典计量经济学相比存在较大区别，为使教学与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相适应，许多教师从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创新、突出实验教学等角度思考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基于培养学生能力这一角度，借鉴以往教学改革的有益建议，结合我国计量经济学教学的现实状况，在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尝试从以下方面践行教学活动。

（一）立足引导与启发

首先要清晰讲授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梳理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适时对学生提出问题，培养其智能。例如，在讲解参数估计量的线性无偏最小方差性质中，应分析估计量是被解释变量的线性样本组合，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估计量的本质，在理解估计量为一个随机变量的基础上，提出其是否服从特定的分布，最终引导学生理解估计量的方差以及对备选估计量的方差分析比较。基于估计量的有效性，再讲解渐进无偏与渐进最优估计量。接下来，适时展示线性无偏最小方差估计量的仿真结果，以此引导学生理解基本的计量经济理论，把引导学生学习和“教会学生学习”一体化。

（二）贯穿“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位一体

在教学中因势利导，从经典计量经济学适当拓展到现代计量经济学，并据此阐释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注重学生的学习反应，清晰介绍相关前沿理论。培养学生学习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能力重在：一要阐释回归分析的产生背景及其内涵；二是要培养学生根据我国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的能力；三是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讲授内容进行延伸。计量经济学前沿的理论与方法集中在文献中，应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与结构从教材延伸至文献中。比如，在讲授异方差时，适时引出ARCH模型及其应用；在讲授面板模型时，适时延伸到动态面板模型与广义矩估计，并结合我国各省市城镇居民收入的面板数据，介绍动态面板模型和广义矩估计的分析思路。这种适时适度地引申新的知识，不但使学生深入理解基础概念，还启发学生拓展知识进行应用研究。

（三）充分利用蒙特卡洛仿真技术

针对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理论望而生畏的现状，我们利用蒙特卡洛仿真技术，通过编程将计量经济学中晦涩难懂的估计与检验理论转化为仿真结果，使得学生对抽象数学公式的模糊认识，转化为对仿真图形直观深入的理解。比如，线性无偏有效估计量的统计含义，既是参数估计中最基础的知识，又是大多数学生难懂的部分。在教学中采用仿真实验和仿真图形，让学生对抽象的计量理论产生直观的认识。又如，模型的误设定（如随机误差项的异方差性）及其导致的相应后果，是学习传统线性计量模型基本假设的重点，由于需要较强的数理统计学基础，这部分内容不但学生难理解，也是教师难以诠释清楚的问题。通过仿真实验结果能够形象展示违背经典计量经济假设下所导致的结果，促进学生对设定正确模型的重要意义产生深刻理解。这种仿真实验的教学模式不仅避免数学方面繁杂的推导过程，防止学生对计量经济理论“望而生畏”，还培养了其创新性的学习与研究能力。

三、计量经济学教学创新策略

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主动学习”与“干中学”这种新型教学理念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采用如下策略。

1.在课堂讲授中有意识地提出问题，与学生互动，共同讨论问题，适时延伸问题，将学生引入到对相关前沿文献的学习。例如，为何采用标准差衡量估计量的精度？OLS与广义GMM的估计原理区别在哪？单位根检验统计量的概率分布为何区别于常规分布？通过不断提出类似问题，与学生“互动式”讨论并且解答问题，不仅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向深度与广度发展，还有助于激发其学习积极性。

篇（10）

学校社会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对正规货非正规教育体系中全体学生，特别是处境困难学生，以及与学生相关的教师、家长、学校和社区提供的专业服务。

（二）伦理困境

伦理困境是指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

二、社会工作中的伦理困境概述

社会工作伦理是社会工作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社工在具体工作中遇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冲突的价值时，伦理困境就会产生。其实，伦理困境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有个人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的不同，专业价值观与机构价值观的不同，机构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的不同。社会工作中主要的伦理困境有：保密和隐私权；案主自决还是干涉等等。

三、学校社会工作中的伦理困境及对策分析

（一）保密和隐私权

1.案例

A同学刚上大一，本来军训好好的，但近些日子她突然变得心事重重，频繁请假，学校社工在介入到这件事之后，了解到A同学竟然怀孕了，她说自己和男朋友已经商量好这个周末就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希望社工帮她对学校的辅导员、同?W还有家人保密，并且希望社工能陪她去医院做这个手术。

2.伦理困境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案主是希望社工保密的，面对这样一个情境，如果保密，让她悄悄去做手术的话，也许会有事，也许会没事。但我们都知道，人工流产手术具有一定风险，这个后果社工能承担得起吗？胎儿也是一种生命，如果替案主保密打掉小孩的话，也违反了社工的专业价值观，但如果社工不帮助案主进行保密，将案主的事情告诉她的老师和父母，案主又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不利于案主今后的生活，案主也会对社工失去信任。这就造成了案主的隐私权和家长的知情权这样的一个冲突。

3.对策分析

众所周知，隐私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作为社工有义务去保护案主的隐私权。但学校社会工作的对象不仅仅是学生，还有与学生相关的家长、教师、学校等。老师享有对自己的学生，家长享有对自己的孩子的知情权，社工在介入的过程中有义务告诉他们案主的实际情况。保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社工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将案主的实情告诉案主的父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努力做到最小伤害。具体的做法我认为可以是这样的：首先社工要与案主面对面的谈心，帮她分析每一种选择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鼓励她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父母，然后和她一起讨论是案主自己将事情告诉父母，还是由社工告知。社工可以为案主向其学校老师和同学保密，将给案主带来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

（二）案主自决还是干涉

1.案例

学生小张，高中时期从农村中学转到某市一流中学上学。上学第一天，因为一直低着头受到语文老师的批评，从此一看到语文老师就害怕，总担心老师会批评他，他觉得在学校过得十分不开心，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学校学习，于是他便旷课去打工，并作出退学的决定。但小张的父母出于各种原因考虑，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上学，于是便向学校社工寻求帮助，在介入过程中，案主屡屡要求辍学打工，他觉得自己成绩差，读书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出来打工。

2.伦理困境

社工应不应该遵循案主自决原则，同意案主辍学打工呢？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是否有利于案主未来的人生发展呢？案主会不会后悔呢？当社工对案主的专业判断与案主坚持辍学打工的想法背道而驰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里的伦理困境便是案主自决与案主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3.对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