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差异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民族文化差异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湖南文理学院语言教学中心，湖南 常德415000）

摘 要：

英语和汉语习语，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练出来的固定短语或短句。习语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华，它指的不仅仅是固定短语和谚语，还包括一些俗语（colloquialism）和俚语（slang）。本文将采用对比分析法，从习语产生的生态环境和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分析习语的形成及其差异，以求达到两种文化准确、生动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习语；民族；文化

前言：习语是谚语、成语、等的总称，是语言宝库中绚丽多姿的瑰宝，其生动形象、寓意深刻、韵味隽永，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也闪耀着语言艺术的光彩。习语存在于每一个民族语言当中，说明不同民族的语言具有共同性原则，但每个民族语言的产生、发展所经历的过程不尽相同，文化背景亦不相同，因此造成语言差别，语系中各语素在语境中的差别，以及同一语素在不同语言中所指也不相同，而习语又是最具有文化内涵的语素，追溯这些习语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正确理解这些习语的关键所在。英、汉民族在生态环境、生活习惯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习语无论在语言形式还是表达方式上都各有特色，由于英、汉习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具有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帮助英语学习者正确理解并使用这些习语。

1英、汉习语的民族特点及文化差异

1.1经济生态环境和人们生活习惯对习语的影响

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对航海和航运事业非常有利，因此有相当大一部分习语来源于航海业，如：“cast an anchor to wind ward”(未雨绸缪、“hoist sail while the wind is fair”(趁热打铁) A small leak will sink a great ship.(小洞不堵要沉大船)。Hoist your sail when the wind is fair.(好风快)Still waters run deep.(静水流深)。这些习语极其重视海洋的影像。有关航海的其它习语有：when one’s ship home(如果变成富翁)；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会儿)；trim one’s sails(见风使舵)；to clear the deck(准备战斗)；in deep water(处于水深火热之中)；plain sailing(一帆风顺)。起初，这类习语只是船员使用，但由于表达力强，后来逐渐被陆地上的人所采用，在更广泛的范围上比喻相类似的事物，成为家喻户晓的习语。例如：on the rocks(触礁)，现在用于形容事业或婚姻出了问题。当然汉语里也有一定数量的有关航海的习语，但是中国虽临海，而且海岸线漫长，但航海业一直比较落后，与水有关的民俗习语也就相对要少得多，常见的有：同舟共济、一帆风顺、随波逐流等。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所以汉语民俗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农耕生活的，如“五谷丰登、青堂瓦舍、粗枝大叶、树大招风”等。由于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英汉民俗、习语的许多比喻形象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汉语常用“雨后春笋”来描绘某物(常常是有价值的东西)突然间大量涌现，英语却说“spring up like mushroom”，反映了中、英两国各自的生态特征：英国不生长竹子，bamboo在英语里是一个借用词。英语的“plentiful as black berries”出自“黑莓遍地，俯拾皆是”的生态环境，汉语说“多如牛毛”，则因为牛是中国农民的最好帮手。我国和地貌特征相关的习语很多，形容沙漠的有：不毛之地；形容陷入困境的有：深陷沼泽；形容道路崎岖的有：自古华山一条路。和发达的英国航海业相比，我国一直秉承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这可以从有关习语中看出，如：拔苗助长、瑞雪兆丰年、瓜熟蒂落。称商则为：奸商。有时候，简洁的语言常常让人不知所措，有些关键字让第二语言学习者望文生义，产生误解。说“pullover”时，不是拉翻了的意思；在快餐店里，店员问“for here or to go?”，初到国外的人往往不知所云；give me a ring.可不是用来求婚的；drop me a line.更不是要你排队站好，“pullover”是把车子开到旁边，for here or to go是在这里吃还是带走，give me a ring.是打个电话给我，而drop me a line.是写封信给我，party animal 是喜欢参加舞会的人，而不是开party时带个小动物。改革开放以来，年轻人的“N多”,“酷毙了”,“帅呆了”更是信口拈来。有些学者认为，计算机领域是语言的屠宰场，如“boot”不是靴子，而是启动；blue tooth用来描述终端进行数据输入、输出和交换的意思。（黄碧蓉 2005. P102-103）

1.2动、植物习语所反映的民族心理

英、汉两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各自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形成了他们独有的心理状态。例如，英汉文学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动、植物形象描写，这些形象是特定民族心理的积淀，承载着人们对动、植物的崇拜。自古以来动、植物就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对象，人们对动、植物自然属性和作用的认识虽然基本相同，但各民族对其有用性的感受程度和崇拜是不同的。不同民族对动、植物的偏爱在民俗习语中可以得到验证。从他们对某些动物的不同态度即可看出不同的民族心理及动、植物在习语中具有的不同的象征意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要想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一门语言,就一定离不开该语言所在的地域文化。不同文化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如对狗所表现出的态度便是这一差异最好的例证。“狗”在汉民族的文化史上从来就是卑劣低贱的代名词，常被用来形容坏的东西或反面人物，例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狗彘不如”等等。而在英、美人的眼里，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并赋予狗忠实勇敢的品质。因此，英语里跟狗有关的习语常用来表达良好的、温柔的情感。尽管英语里有时狗的寓意具有明显的贬义，如blush like a black dog(厚脸皮) “狗”在西方民族传统观念中是“人之挚友”(man’s best friend)。“狗”在英汉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也是截然不同的。当“dog”用以指人时，其意思相当于fellow，非但没有任何贬义，相反还略带褒义，使语气诙谐风趣，这种寓意和语气在汉语中是没有的。如a 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 dog in a double(果敢坚决的人)。当然，有时狗的寓意是中性的，没有明显的褒贬情感色彩，如underdog(失败者)，dog does not eat dog(同类不相残)；dog’s treat(大众不喜欢之事)， dog此时相当于“man，fellow”。在我国猫头鹰(owl)也称夜猫子，与蝙蝠一样是一种专门夜间出来活动的鸟类，由于它的啼声凄厉，人们把它的叫声与死亡相联系。“夜猫子进宅”意味着大祸临头，厄运将至，人们把猫头鹰看作是厄运的征兆。而西方人把猫头鹰看作智慧鸟，是智慧的象征。“牛”是汉民族生产劳动的好帮手，所以中国人对牛有一种偏爱，汉语中常见的有关牛的习语有“九牛一毛、气壮如牛、风马牛不相及、俯首甘为孺子牛”等。英语中以“horse”构成的习语较多，这是因为英民族早期用马耕地，与马结下了缘分。例如：horse of another color(完全是另一回事)、back the wrong horse0(下错赌注)、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 (事后弥补为时已晚)等。英、汉习语中，由不同的动物名称所构成的习语都是英、汉民族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反映着不同的文化心理倾向。

2英、汉习语的文化心理对比

不同的民族心理产生不同的民俗文化。民族语言在其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俗习语作为语言的精华，蕴含着与语言相关的种种民族心理因素，英汉民俗习语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魏云 2005. 102-105）

首先是生存方式。英汉民族因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生存方式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我们从生活方式上来看，因为华夏民族长期受农耕社会滋养，中国人心理上有一种固守家乡、依恋故土的感情。“叶落归根”、“月是故乡明”的情感,在我国工业迅速发展的今天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如青岛啤酒厂针对港台地区的广告语是“喝一口青岛啤，等于喝一口家乡水”；另一则针对海外华人的旅游广告词则是“分享历史的荣耀”，两则广告均有唤起思乡之情的作用。西方人不断追求新奇,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们处在不断流动、不断奋斗之中。根据资料统计,美国人一生中搬家达十几次之多,平均三至五年搬一次家，家乡观念淡薄。“Where do you come from?”，是美国人初次见面开始交际的话题。激烈的生存竞争对英语的变化影响也很大。如“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号召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解放自己，倡导自我奋斗精神；“Keep up with the Joneses”(赶上富邻居,争比阔绰)等。

其次从生存状态。英汉民俗习语从饮食、服饰、住所、婚葬、节日喜庆、交通工具到游艺习俗规则，反映各自的民情习俗，丰富多彩。与饮食相关的民俗习语如：汉语中有“大锅饭”、“生米煮成熟饭”等；英语中有“in the soup”(在困境中)、“a piece of cake”(很容易的事)、“earn one’s bread”(谋生,糊口)等。汉语表示服饰的习语有“黄袍加身”、“戴高帽”等；英语民俗习语中的“take the gloves off to someone”(毫不留情对付某人)、“pull one’s socks up”(摩拳擦掌,大干一场)等均与服饰有关。汉语民俗习语中的“洞房花烛”、“金榜题名”、“鸣锣开道”等，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习俗；英语民俗习语中的“above the salt”(尊为上宾)、“a red letter day”(重大喜庆日)、“a feather in one’s cap”(成绩卓著，荣誉的标志)等反映了英语民族特有的习俗。表示住所的词语在英汉民俗习语中也非常活跃，如汉语中的“青堂瓦舍”、“土阶茅屋”；英语中的“build the castle in the air”(空中楼阁)、“put as poke in the wheel”(阻挠计划,阻止发生)、“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s”(本末倒置)、“back-room deal”(幕后交易)等,从中可以看出英汉民族不同的居住条件。有关游艺习俗的民俗习语也不少，如汉语的“摆龙门阵”、“马后炮”、“舍车保帅”等；英语中“play one’s trump card(s)”(打出王牌)、“a card up one’s sleeve”(取胜法宝，绝招)和“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经掷出，木已成舟)也是有关游艺习俗的习语。

再次就是礼仪规范。不同文化衍生出不同的礼仪规范。中西方人对称赞的反应方式是不同的。英美民族对频频出现的称赞语从肯定方面坦然接受，并表示感谢对方,以“Thank you”作答。而中国人却往往做出自我否定或淡化赞扬的反应，以示谦虚。因此，汉语社交活动中的自谦语比较多。如“承蒙夸奖、才疏学浅、不吝赐教”等。送礼和受礼在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社会规范。汉族人将心意的表达同送礼的轻重相联系，礼物的轻重表示心意的轻重，与受礼人的关系密切程度有关。英美人重在心意表示，小小礼品重在表达情意。在受礼习惯上，汉族人表现得更含蓄。英美人收到礼品决不推辞，并当面打开加以赞扬，以示感谢。汉语赠受礼品时的自谦语有“礼物微薄，不成敬意，略表心意，请笑纳”等。

最后可以来看看其颜色取向。颜色词是构成民俗习语的一个重要语素，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极其丰富的表现力。由于人类具有相同的生理机制和视觉神经系统，对颜色刺激的感受从理论上讲并无质的区别，英汉民俗习语表现出共同之处实属情理之中。如“颠倒黑白(call black white)、开绿灯(give sb. green light)、白发老人(gray-haired man)、当绿林好汉(go to the green wood)”等。由于不同民族生活环境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对颜色的感受往往也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喻义的差异。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取向上的差异也很明显。汉民族自古喜爱红色，因为太阳和火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红色象征幸福、喜庆、欢乐、热烈、成功、光明、发达、吉祥。因此，人们把结婚称作红喜事，新娘要穿红衣，顶红盖头，新郎要披红绸，戴红花；过年过节门上挂红灯。与红色有关的民俗习语有“红光满面,看破红尘,红颜知己,红颜薄命”等。但英美人则视“红色”为不祥之兆(red for danger)，斗牛士激怒牛用的红布被喻为“令人恼怒的东西”。英美新娘结婚礼服穿白色表示纯洁、美丽、高尚。黄色在中国历史上象征着神圣、皇权、尊贵、庄严，源自皇帝黄袍加身。英美民俗习语“born in the purple”(出身豪门，出身王室)出自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君主穿紫色的袍子，因此，紫色就成为尊严、豪华和

权力的象征。同样，“in the red”(亏损)、“blue Monday”(讨厌的星期一)、“blue mood”(闷闷不乐)、“in the black”(盈利)都有各自特定的含义。（陈莉莉1996. P.91-93）

3英、汉习语的特征

习语具有特别的语言成分，具有自身与众不同的特征。语言中的词汇与文化息息相关，而词汇中的习语则是词汇中对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社会文化生产的每一个侧面都会反映到习语中来。习语的形象、简练、寓意深刻、机智幽默等特点使得它在体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性上，比其它语言成份在体现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习语是一个民族文化特征的集中反映；习语以极其简洁的语言形式体现出语言系统中不同的修辞手法。尽管英汉习语在起源上有很大的相似胜，但两者在影像的选择和内涵意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语言学习者来说，正确理解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是很有必要的。

3.1习语的修辞手段

习语一般都运用恰当的比喻来生动地说明人或事物的特性，如汉语中“猫哭老鼠”、“海底捞月”等，英语中有over head and ears in love(深坠情网)，a snake in the grass (潜伏的危险)，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一针及时省九针)等，通过比喻，这些习语给读者留下一幅幅生动的图像，比直截了当的语言有力得多，也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

(1) 相同的比喻形象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见

世界各地的人同住一个地球，有些经历和意识是相似的，因此，英汉两种语言有时会用同一事物或概念来表达相近的意思，如全心全意―heart and soul；趁热打铁―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鱼目混珠―to pass fish eyes for pearls等。

(2) 不同的比喻形象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见

由于英、汉、民族是在不同的社会地域环境中的两个不同的民族，因此，在表达同一意思时，会用不同的比喻形象，这是习语的民族性的典型表现，例：雨后春笋―mushrooms，缘木求鱼―to fish in the air，狐假虎威―like a donkey in a lion’sshade，挂羊头卖狗肉――to cry wine and sell vinegar等。

(3) 同一比喻形象在两种语言中表达不同的含义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所以同一事物对不同民族可能引起不同的感情，中英两个民族对狗的喜恶，前面章节我们已经对此作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在此就不再重复。

3.2习语的音韵和谐

除了生动形象之外，习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利用声音的和谐来达到易懂易记、顺口入耳、主动有力的目的，许多英语习语利用头韵(Alliteration)和尾韵(Rhyme)、重复(Repetition)及对仗(antithesis)等手法来增加语音美感和修辞效果。

(1) 头韵：我们传统上称之为“双声”。汉语中有“伶俐、参差、淋漓”good as gold(［小孩］很乖)，might and main(竭尽全力)，hot and heavy(猛烈地)，Money makes the mare to(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尾韵：汉语中有“仓皇、逍遥、从容、窈窕”等，我们传统上称之谓“叠韵”，英语中也有art and part(策划并参与)，By hook or by crook(不择手段)，high and dry(孤立无援)，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3) 重复：在英、汉语中重复是常用的修辞手段，如汉语中的”热腾腾、眼睁睁、头头是道落落大方”等，英语中有”step by step(逐步前进)、measure for measure(针锋相对)、call a spade a spade(直言不讳)、neck and neck(不分上下)等。

(4) 对仗：如汉语中“大同小异、古往今来有勇无谋”、“朝令夕改”等，英语中“fair an soul(风雨无阻)、weal or woe(祸福甘苦)、no and over(机不可失)、sooner or later(迟早)”等都是常见例子。

3.3习语的独立性、固定性及整体性

汉语中我们常说的“装蒜、倒霉、落花流水”等习语对于只知道单个汉字意思的外国人来说无论如何也猜不出其意思，同样，英语初学者对英语中的“to rain cats and dogs(倾盆大雨)，to paint the lily(画蛇添足)”等习语也会感到困惑不解，而bring down the house(博得满堂彩)，to pay through the nose(被敲竹杠)等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因为习语是语言中独立、固定的成份，我们只能说“雪中送炭、乱七八糟、露出马脚”，而不能说“雪中送煤、乱六七糟、露出牛脚”，英语也同样”A stitch in time save nine”中的”nine”不能用其他任何数字代替，”as fit as fiddle(神采奕奕)也决不能望文生义。

结语

以上对英汉习语的民族及文化特征、文化差异、文化心理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我们能把握英、汉两种语言间的某些语言共性。“语言教学亦文化教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出现的一些习语可以从文化背景、修辞、音韵等方面，采取比较教学方法，使语言形式、词汇意义及文化内涵同步并学，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习语的了解，提高学生对于文化的敏感性，逐步了解英语文化，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并增强他们学习英语语言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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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变革都会对英国文学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英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文艺复兴是英国文学的重要变革时期，这一阶段出现了莎士比亚、萨里、斯宾塞、华埃特、海伍德等著名的文学家。文艺复兴过后，又先后出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发展阶段。到了18世纪初，又兴起了新古典主义，这使得宗教神学开始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发展到19世纪，浪漫主义气息逐渐渗透到英国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更加追求自由和解放。到了19世纪后半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下，英国文学的题材逐渐扩展，文学也被赋予了某种经济和政治色彩，大多数文学作品宣扬自由平等思想。在此之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英国文学趋于写实，在选材上更加关注现实生活。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也趋于多样化发展，这促使英国文学顺应时展，呈现出更加全面、多元的特点。

(二)美国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相较于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发展历程相对较短，但美国民族较多，且有大量移民。这就使得美国文学呈现出更加多样性、复杂性、庞大性的特征。总体而言，美国文学先后经历了殖民时期、革命后、一战前、二战前后等阶段。在最早的殖民时期，美国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早期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的美国大陆相对落后，文学仍源于生活和劳动，因此，文学作品多是赞颂人们的品格和自然风光。到了一战前后，现实主义和乡土文学出现在美国文学中，对美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使美国文学的现实性不断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文学的转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饱受战争摧残，对社会和人性开始反思，深入思考人性的善与恶，美国文学也一度陷入迷茫时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文学逐渐进入第二次繁荣时期。到了19世纪2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展时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矛盾逐渐暴露，各种文学流派也相继出现，文学作品的现实性更加鲜明。30年代的美国文坛则以左翼文学为主导。而到30年代后期，文坛上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学流派纷纷出现，且大胆发表自己的文学见解，彼此之间相互争论、交流和借鉴。在此过程中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逐渐成为美国文学思潮的主要引导者。与此同时，美国文学逐渐与世界相互交流，并对世界文学产生一定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产生了重大打击，二战后，美国文学逐渐呈现出多样化格局。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主要内涵

英美文学评论随着英美文学的产生而出现，并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在英美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评论的要求越来越规范严格，理论指导也越来越系统化。英美文学评论以文学作品为主体，并依据相关的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化研究和分析，进而探索英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便为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指导，推动英美文学更快、更好发展。文学评论家通常综合考虑作品的写作手法、表现特色、思想观点、创作风格等要素，对作品进行多角度分析和评价，以帮助读者更加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和主旨。此外，文学评论也有助于文学创作者得到更加客观的反馈，进而以此为依据进行反思，并不断进步。

二、民族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在历史、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下，英国文学评论常遭遇矛盾和挣扎。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宗教色彩，创作手法也相对荒诞，在这种文学背景下，文学评论就陷入矛盾中。到了20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之前的理论，并朝着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方向发展，逐渐进入转型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对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美国文学评论与美国文学背景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的早期殖民历史，使其文学创作接受了印第安文学、英国文学等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当然，美国文学并非单纯地模仿和复制这些文学，而是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艺术，并日趋成熟，最终从英国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学演变历程，促使美国文学具有更加自由、开放的文化内涵。与之相对应的，美国文学评论对传承传统文化的关注较少，反而更加重视作品的独到见解和创新性。

(二)文化载体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还是民族文化根基。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又是文学作品的构成基础。因此，语言差异也会对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民族的评论者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会略有差异。受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的影响，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在谚语、典故、习俗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若无法准确把握这些差异，就会影响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评论。相比较而言，英式英语较为严谨，英国评论者在评论文学作品时对语言的运用更加谨慎，同时，受语言习惯影响，英国评论者对所评论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抱着一种尊敬的心理，这也正是英式英语沉稳、庄严的表现。而在英式英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美式英语则相对自由、随意，其对英式英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同时，美国评论者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相对轻松。相较于英式英语，美式英语发展历史较短，与之相对应的，美国的文学作品受传统束缚也相对较小，更加关注创新和个性特点。在文学评论中美式英语的用词也更加自由和开放。文学评论也会反作用于文学创作，因此，受英国文学评论理性、传统特点的影响，英国的文学作品更加规范，在语言运用方面更加严谨，带有浓重的历史感。而自由、独立的美国文学评论则会让文学创作更加关注个性展示，这更容易引起文学思潮。正是受文学载体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与此同时，文学评论也反作用于文学创作，使美国文学创作在短短的发展历史中，越来越具有独特性，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

(三)历史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发展史，其创作演变历程带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本主义只是相对于禁欲主义与神权主义来说的。整体而言，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观点还相对保守，这主要源于英国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在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英国文学评论的这一特点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相较于英国，美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就带有明显的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发展历史较短，没有沉重的传统束缚，文学评论不必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同时，美国在独立战争后，逐渐形成了自由、独立、民主的文化氛围，这也促使美国文学评论更富创造力。

篇（3）

从逻辑层面来看，和谐建构在差异基础之上，没有差异，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同质结构是不可能建构我们所说的和谐的；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纯粹的同质结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而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结构都可以说是一种由多元因素组织而成的十分复杂的结构，其自身内部充满着差异性、多元性，纯粹单一结构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就一个国家而言，往往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各民族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众多的差异。纵然是在一个民族中，其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因为其民族成员之间的人生观念、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程度、人生阅历、审美标准等等，都存在着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程度有时甚至是相当大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内部的完全同一性，也根本不知道这种完全同一的民族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因为这样的民族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差异性的存在，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它与其他民族之间，也表现在它内部成员之间。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阻碍这个民族内部的和谐化生存，相反，还积极地支持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因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它的所有的差异都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协调，或正在受到协调，从而使得这些差异逐渐步入一种默契的配合状态。那么，文化的差异是怎样建构社会和谐的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问题。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着相当巨大的人口数量，而每个人相对于其他人而言，都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而且个人的差异性又会因为时间、地点、对象、场合、情境等的差异而出现时空不同下的差异。和谐是关系的和谐，和谐的发展存在于关系的发展过程之中。当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情感“强度愈大，整个自我被卷入的倾向也愈大，就是说，整个自我为情绪所支配的倾向也愈大”。就民族内部而言，其成员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情感纽带，它维系着各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也维系着整个民族的和谐社会状态。也就是说，情感在调节成员之间的差异方面，事实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成员之间因为某种利益而发生分歧的时候，情感就会自动地在分歧双方的内心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当这种情感因素的调动达到充分状态时，人们原先的分歧就会因为情感的因素而消于无形，从而使得差异得到了较好的协调。这一点其实也无需过多的说明，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每个人对此也不会产生怀疑。情感调节固然在差异突出之时确实发生着作用，但它并不是万能之药，因为人不仅是情感动物，也是理性的动物。当情感调节失效的时候，理性调节也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事实上情感调节与理性调节有时并没有先后之分，它们有时也会同时发挥各自的作用。这种理性调节，在民间又多以“义”的面貌出现。使得这些差异经过这种处理之后，不至于产生矛盾冲突，或者尽可能地起到缓和矛盾冲突的作用。说得再明白些，上述种种调节，如同木工行业中木器的组接所必须将木器做成榫头和榫母一样，民族文化差异本身就可以视为榫头和榫母，种种协调行为其实也就是对这些“榫头”“榫母”加以识别，按照其差异的性质、规模、大小等不同表现进行合理的配合，从而最终完成木器的榫接，建构其和谐的关系状态。

（二）和谐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与发展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的和谐与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发展本身不是均衡，也不可能在均衡的状态下产生，因为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对均衡态的打破，只有打破了均衡态，发展才有可能发生。而要打破均衡态，所依靠的其实是事物内部矛盾的力量。矛盾的协调构建着旧的均衡态，而矛盾的被鼓励，被引导，又会成为旧的均衡态的破坏者，同时也是新均衡态的创建者。只有矛盾的存在，才有可能打破旧的均衡态，建构新的均衡态。我们知道，差异本身虽然不能等同于矛盾，但却是矛盾存在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矛盾才会产生。如果事物内部没有差异性因素的存在，完全都是同一性因素组成，那么，矛盾将永远不会产生，而该事物也将永远不会发展；相反，还会因为缺乏矛盾而失去生命的活力，并逐步走向终结。和谐则是一种类似于均衡，实际上却是一种超越均衡的状态。说它类似于均衡，是因为和谐本身就是各种差异性因素或矛盾性因素在合理配合的状态下所形成的一种极富生机的状态。而说它超越均衡，则是因为和谐本身又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它无时不刻不与外界发生着复杂的联系。在和谐的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被人为的加以，以求达到某种关系的均衡，而是积极鼓励这些差异，培养这些差异，惟其如此，和谐才会是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超均衡态。当某种差异在其积极的鼓励下显得非常突出的时候，倘若又恰逢其时地获得外界因素的适当刺激，就会激发出新矛盾的产生。当新矛盾产生以后，社会的内部就会因其相互默契的配合而汇集成一种强大的活力，这种活力将会对原有的均衡态形成威胁。当这种力量在内外部因素合力的作用下，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将会成为一种打破原有的均衡态，建构新的均衡态，成为推动事物自身发展的力量，从而使这一事物自身获得发展。这就是和谐何以能够促进发展的基本原理。和谐的社会形态之所以需要为矛盾奠定基础，是因为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处理得当，往往会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内驱力。

二、文化差异与民族和谐发展的逻辑证伪

20世纪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我们必须记住，科学方法中神话的巨大意义是，它们能够成为批判的对象，并且能够加以改变。同样，传统也有双重的重要功能，它们不仅创造某种秩序或类似社会制度那样的东西，而且提供给我们某种我们能对之起作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批判或改变的东西。对我们理性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来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波普尔在这里强调的是，作为科学的方法，其重点不在于论证过程的“可证实性”，而在于它自身的“可证伪性”。在他看来，“可证实性”的判据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为它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而“可证伪性”判据才是符合科学自身的方法。说得更直白一些，波普尔的可证伪性，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可批判性。在波普尔的观点中，一种科学研究应该是为后人提供批判的对象，只有可批判的东西，才是科学研究方法所坚持的，而不可批判的东西，则是非科学的，也是无价值的。根据波普尔的这一论断，我们在这里也应该对我们自己的逻辑论证过程进行一番批判性分析。其实我们都知道，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事物自身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发展，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是非线性发展的过程。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所论证的逻辑发展过程。我们说差异构建了和谐，和谐协调着矛盾，矛盾推动着发展。从逻辑层面来看，这种论证过程应该是合逻辑的推论。但是，我们的这种“可证实性”论证，还缺乏证伪过程的反证。其实这种反证在我们的论证过程中无处不在。就上述各个逻辑环节中，尽管其自身是合逻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误差，如果这些误差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而任其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改变或者阻断事物发展的逻辑进程，从而使我们的所有论证都指向虚无。

从第一个环节来说，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和谐，是具有某种逻辑发展的必然性的，但是一切必然中都包含着偶然的存在。也就是说，不是一切文化差异都会完全驯服地自动地按照人们的主观预想去构建民族和谐。尤其是在社会形态中，文化差异自身并不主动地构建和谐，因而，真正和谐社会的构建是需要人付出大量的努力才有可能构建成功。而在这种构建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差异的相互配合又是一件十分精细的工作，它需要人们对各民族乃至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有着十分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它需要实实在在的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社会思考，这样才会真正拥有对文化差异本质的认识，也只有在这种深入的认识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真正的和谐。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将和谐社会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对于真正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却是于事无补的。因为高喊口号固然轻松，但是口号并不能代替对差异的认识，也不能代替构建本身，相反还会因为口号而耽误对民族文化差异的认识，从而也就耽误了民族和谐的构建。当然，这种对民族文化差异的深刻认识又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它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工夫，踏踏实实地深入民族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如果放弃这种社会调查，仅仅凭借想当然的“认识”，只能与文化差异的真正认识无缘，而且这样的“认识”实际上连一般的大致正确的认识都不是，更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认识。若只是基于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去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就第二个逻辑环节而言，我们说和谐协调着矛盾。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不仅符合逻辑，而且也符合事实。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对矛盾进行协调，使各种矛盾在这种社会协调中相互联系，相互荡磨，相互激励，从而使得正常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并得以延续。当然，在这种协调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偏差，即协调不当。因为矛盾的协调同样也是一件十分精细的工作，它不仅需要考虑到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外界环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力的大小，并针对不同的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外界的影响以及不同的民族的心理结构、心理特征等等问题，去进行细致的协调。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采取符合当时矛盾情境的协调方式，使这种矛盾的协调达到良好的状态，否则就会出现协调不当，从而事与愿违，不仅不能很好地协调矛盾，反而会刺激矛盾，激发矛盾，严重者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或者伤害社会和谐。因此，从逻辑证伪的角度来看问题，和谐固然能够协调矛盾，但有时候也可能因为协调不当而激发矛盾，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的程度。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不能眼看社会达到和谐状态以后便掉以轻心，以为一切都已大功告成，纵然有矛盾出现，也会因为和谐社会的内部机制自身的工作而高枕无忧。须知任何事物其实都是利弊兼存，永远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事。为此，我们应该继续不断地工作，认真处理任何一种社会矛盾现象，脚踏实地，正视现实，正视矛盾，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积极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只有这样，和谐社会才会得以持久。就矛盾推动发展这一逻辑推论而言，本身依然有其道理。因为，没有矛盾，也就没有运动，而没有运动，自然也就谈不上发展。社会的发展依靠矛盾的推动，民族的发展也同样依靠矛盾来推动。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矛盾确实是一种活力，是一种完全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矛盾的另一面，即它也有可能阻碍、延迟甚至是消除社会的发展。矛盾的这种性质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么，矛盾在什么情况下推动社会的发展，又会在什么情况下阻碍社会的发展呢？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矛盾的正确引导，正确化解，正确处理的问题。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社会矛盾的基础是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我们不能因为差异会导致矛盾而从根本上消除文化差异。因为一旦各民族之间乃至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被根除，所谓的社会和谐其实只是一种社会内部的均衡态，复杂的社会构成也将转化为一种简单的同质性结构，而真正的同质性结构别说难以发展，其自身的生存也将受到怀疑。因为，在社会现实中，纯然同质的结构是不存在的，也没有资格存在。因此，要想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就必然会构建一个充满文化差异，充满矛盾，充满社会发展动力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和谐社会中，对矛盾的正确引导也就成为关键性问题。一旦在引导过程中出现一点偏差，就可能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矛盾推动社会的正能量，还应该看到矛盾阻碍社会发展的负能量。只有对矛盾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认真地加以对待，正确地加以引导，合理地加以调适，社会矛盾也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篇（4）

一、刺绣艺术的民族性

（一）民族艺术的多元性

不同的民族有着其自身不同的经济基础与风俗习惯，处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包括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等，在彼此之间形成了很多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世界民族艺术的多元化局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艺术、服饰艺术、饮食艺术等，都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通过劳动、生活所自然产生的具有本民族风格的艺术。不同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地域的独特属性，但每一种艺术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必定和多种艺术门类并存，从而形成符合这个民族习性的艺术。

（二）民族艺术的世界性

民族艺术的世界性体现在各民族艺术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不同的风格。对于不同的民族艺术来说，时间和新旧程度是不一样的。与你是新的，与我却是旧的。与你古代的，与我却是现代的。各民族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各个民族的艺术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它艺术的影响，一个民族的艺术要向前发展，不仅是本民族自身绝对的、纯客观的东西，还要借鉴其它民族艺术中好的东西。因此，艺术的发展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是在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发展的。在交流中彼此融合，越发丰富多彩。

二、中西方地域文化差异性

（一）中西方的文化特征

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存在着众多差异。其中文化内容差异最突出的是中国的文化是多元的而西方的文化则是一元化的。钱穆曾说过，“西方文化主要在物，可谓是科学文化。中国文化文化主要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可见中西方的文化确实有其区别。在194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英国人将刺绣艺术带到美国。所谓美国文化，基本上是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等欧洲等国家的风格文化艺术，而本土的文化反而很少受到重视。中国是56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各区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化和风俗，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中国的文化相对于美国来说更加的多元化。中国的刺绣文化在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国，著名的刺绣就有苏绣、蜀绣、湘绣、粤绣等，也称之为四大名绣。

（二）中西方民族性差异对刺绣的影响

刺绣是印第安人的主要传统手工艺，有棉线刺绣、绒绣、珠绣、羽毛管刺绣、发绣、补花等。在美国，靠北部的森林地区，最古老的印第安人的刺绣属羽毛管刺绣。他们大多以捕鱼为生。在当地的人们除了捕鱼之外，鸟禽也是主要的食物之一。因此，鸟兽身上的羽毛管自然成为了制作刺绣的原材料。珠绣则是在分布在美国南部最为著名的刺绣，这与地理位置和环境特征是息息相关的。南部地区离海近，所以大多就地取材。所制作的珠绣中，有贝壳珠，珊瑚珠，也有果核珠和粘土珠等。珠绣的品种繁多，人们大多在庆典节日上穿着带有珠绣的饰品，服饰上修修满珠绣图案，光彩夺目。

中国刺绣是中国优秀的民族性传统工艺之一。刺绣与养蚕、缫丝是分不开的。所以，刺绣又称为丝绣。中国刺绣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发现与使用蚕丝最早的国家，人们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养蚕。所以中国的刺绣原料都以针线为主，刺绣品的图案丰富，色彩清晰。在中国，刺绣文化多采用象征手法，早期的民间刺绣纹样都从刺绣工艺的角度反映了传统图案的精神品格。最早的刺绣图形是天子褒服十二章。这种手法代表着古代刺绣图形的设计思想，历代传承，不断拓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创作原则。

三、中美文化在刺绣中的表现

（一）美国印第安人的刺绣文化

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美国印第安人的刺绣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宗教、信仰和思想观点等。他们所创造的传统刺绣，特别是珠绣，羽毛管绣，在世界艺坛中可谓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技法和民族艺术的风格，是一份宝贵的艺术财富。如今，美国印第安人的地位有了提高，人口有所增加，即使受到白人的侵略，他们也顽强的保守着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文化。印第安人在刺绣上使用的色彩是和他们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思想观念以及等密切联系的。比如他们很少用红色，红色象征着战争和流血。黄色是印第安人的主要谷物，是玉米的色彩，寓意着五谷丰登；绿色似乎温暖的色彩，象征着万物复苏；蓝色则代表平静、温柔。在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崇尚太阳神，祈求五谷丰登，草木繁盛，所以大都喜爱白、黄、绿等，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大都以游牧和狩猎为主，性格粗矿，所以就更偏爱黑色。

（二）中国民族传统的刺绣文化

中国的刺绣用品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刺绣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华”可谓恰如其分。传统刺绣展现其独特魅力，刺绣也辐射各族人民的喜爱。通常也要做出相应的更改，以确保民族服饰刺绣图案的完美表现。中国的民俗节日丰富多彩，一年12个月基本月月都有不同的传统民俗节日，各地的人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在欢庆着这些节日，大多节庆活动中也少不了精美的刺绣工艺。居住在山寨的喜用花卉、鸟兽构图，以绿、蓝二色为主；居住在溪河边的多取材于鱼虾、人物之，以红、黄二色为主；还有凉亭、佛塔、寺庙和各式各样的几个图形。中国刺绣是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在特定的文化、思想、的孕育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刺绣具有历史积淀的文化精神，这决定了它不单是形体。民族刺绣是一种带有自发性、业余性和自娱性的艺术创造。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也自然形成了它独特的审美造型和独特风格。

四、结语

艺术是为了表达感情和交流而产生的。在艺术的世界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优势，这使得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的传承具有了艺术价值。本文主要将美国和中国的刺绣进行比较，对比中西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刺绣文化的历史形态。彼此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形成了世界民族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格局，才使得世界艺术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郑珊珊.刺绣[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篇（5）

藏汉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如果没有翻译，其局限性简直不能想象。正是因为翻译家的伟大创作，藏汉民族的互相交往、互相了解和共同进步才成为现实。然而，藏汉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藏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给藏汉翻译活动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现代很多人认为只要略懂藏汉两种语言就可以进行藏汉翻译活动，于是大胆地进行创作，但结果却往往停留在文字转化的阶段，而达不到再创造的境界。

第二、影响藏汉翻译的文化因素

一、风俗习惯对藏汉翻译的影响

藏汉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等方面的习俗则具有相应的民族特色，如汉族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吃饭了吗？”，在汉文化里，这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藏族人对这类打招呼的方式还不太理解，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藏民族的习惯用语，诸如“陪昂”、“秀昂”、“古康桑”（近似于这些音）等之类的语言可能会更好。

在称谓方面，两个民族的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指称和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由于汉民族注重家族观念，体统的家庭很大，所以称谓比较发达，以区分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像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而在藏民族地区由于注重所谓的核心家庭，称谓词汇也就不够发达，藏语中的“阿佳”和“阿觉”（近似于这些音）可以分别用来表示有血缘关系和无血缘关系的并年长于自己的所有哥哥姐姐。所以很多汉族对这种称谓感到很不理解。在很多情况下，翻译这种文字的时候就需要加以注重，以免引起误解。

二、文化心理对藏汉翻译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这样繁荣兴旺的社会。”藏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和历史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两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这对一个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3”为例，这个数字从古到今在藏民族心目中的意义很特别，它代表着圆满、至高无上、吉祥如意等意思，但藏族人的眼里“21”永远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在很多人无论做任何事都不会选择这个数字，但在汉文化中，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意义，反而有更好的意义表达，比如，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用这个数字就可以表达对令一方的爱意。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汉族同胞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藏族人的意识中，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由于两个民族相互交融，文化的相互影响，现在一些藏族人也对这些数字有不同的理解，但开始在藏民族的文化中对其并没有这些特殊的意义。

谈到汉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汉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但藏族人看来，“龙”只是跟其他动物一样，不会认为它很神圣。

三、地理环境对藏汉翻译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东风”并不一定标志着这样的含义。

四、思维方式对藏汉翻译的影响

藏汉民族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

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藏汉之间的语言转化时，要高超越过两个民族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地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首先，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藏语多用形合法，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大多用意合法，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并不一定依赖连接词。

藏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1）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2）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3）有志者事竞成。

以上三个例子如果翻译成藏文分别可以通过关联词语“醒”、“将”、“拿”（近似于这些音）几个来表示。

其次，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汉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藏语中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藏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藏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

五、结语

篇（6）

关键词：英语教学；习语；民族文化；差异

Key words: English teaching；idioms；national culture；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3-0212-01

1英汉文化差异在习语中的体现

1.1 生存环境差异英汉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有异而形成各具特点的习语。英国四面环海，以渔牧业为主，因而英语中产生了大量的相关习语。如：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take the ropes了如指掌，to trim one' sails to the wind随机应变，a poor fish可怜的家伙，a cold fish冷淡的人，queer fish怪人，a shy fish羞答答的家伙等。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 ，以农业为主，所以汉语中有许多与土地、农业有关的习语，如：水到渠成、土生土长、卷土重来、揠苗助长、顺藤摸瓜等。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是 spend money like water，汉语是挥金如土。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夏天常常是骄阳似火，赤 日炎炎似火烧。而英国夏季气候凉爽宜人，常与可爱、温柔、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做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在汉语中东风是春天的使者，在英语中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

1.2 生活习俗差异生活习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民俗是习语赖以生长并获得顽强生命力的深厚土壤，许多习语就出自民俗。英汉习俗差异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丧家之犬、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腿子、狗头军师”等。尽管近些年来养宠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在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等。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 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

1.3 历史文化差异中英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典故和神话故事，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皆来源于此。如“毛遂自荐、卧薪尝胆、负荆请罪、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等，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而英语中也有许多丰厚文化底蕴的习语。如to go to something at hammer and tongs（全力以赴地），call a spade a spade（实话实说），Achilles' heel（致命的弱点），Pandora's box(无穷的灾难)等。

1.4 宗教差异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人中国已一千多年，人们相信佛主和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很多习语如“万事皆空、五体投地、借花献佛、回头是岸”等与此有关。在英美，人们多信奉基督教，习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 自助的人），Go to hell（下地狱），the sword of Damocles(即将临头的危险)，at the eleventh hour（最后时刻）”等来自《圣经》。

2英汉文化差异在教学中的导入

英语教材课文选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也包括了许多跨文化的习语。所以，应该结合教材导入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同时也可以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

2.1 设置选修课程开设如《圣经》、《欧洲文化》、《古希腊神话》等课程，或就有关专题以讲座形式向学生全面介绍西方国家的民族特性、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等，使学生对这些国家、民族情况有一个整体把握和了解，并从中比较出它们与本国、本民族的总体差异所在。

2.2 充分利用外籍教师的优势在英语教学中，外籍教师有着中国教师所无法企及的优势，这就是英语是他们本民族的语言，甚至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现。因此利用外教的这一优势，让他们在课内外与中国学生交流的时候，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学到书本上所不能学到的东西。

2.3 广泛运用英文电影和歌曲的教学方法运用英文电影歌曲教学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那些英语基础薄弱、对英语学习抱有排斥甚至恐惧心理的学生，在教学中能够使用图文并茂，有情节有故事的电影无疑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而有效的学习环境。另外教师选择的影片应该是具有西方文化底蕴，影片的故事情节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内容，在影片中所使用的语言取材于现实生活，更加生动和规范。歌曲应该通俗易懂易学。在愉悦的环境中引导学生思考、提炼影片歌曲里的文化内涵以及语言习惯，将之与中国文化和汉语语法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达到学习的目的、巩固学习的效果。

英汉习语结构凝练、意义深远、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含蓄幽默，富于表现力和生命力，并都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是民族文化在语言里的结晶，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芒。教师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逐步渗透文化教学，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帮助学生从习语中发现文化，再通过掌握文化去指导我们外语学习与实践，寓文化教学于语言教学之中，培养学生文化意识，增强他们文化差异敏感度，从而使学生能准确、恰当地运用语言进行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刘艳芹．从英汉习语看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J]．平原大学学报，2006（4）：87-89．

篇（7）

中图分类号：J622.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对于小提琴民族化的理论研究大都集中在音乐作品创作或演奏技巧方面，较少涉及文化层面。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对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缺少民族风格的理解与把握。笔者曾在外国听到过这样的评价：中国学生的演奏技巧还不错，但对音乐表现和风格把握比较欠缺。如果这是指演奏西方作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本民族的音乐作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吗?因此，笔者尝试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演奏的民族风格问题。旨在从文化层面上对中国小提琴作品演奏有一个多视角、多层面的理解和思考。

一、中国音乐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民族风格的不懈追求

小提琴作为西方文化代表之一的乐器自进入中国以来便开始了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国的小提琴艺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反思中不断地更新和发展，有无数理论家、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为小提琴音乐表现中国题材、中国民族风情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南国光首次把小提琴带进中国，在中国宫廷里进行了表演。“”之后，小提琴随着通商和传教等活动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

20世纪初，中国已有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小提琴，早期学习小提琴的老一辈音乐家有聂耳、冼星海、刘天华、丰子恺、谭抒真、陈洪、王光祈，还有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汪德昭等等。他们普遍具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在学习和传播小提琴艺术过程中，均自觉关注着小提琴音乐的民族化问题。从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李四光曲)开始，中国的小提琴音乐便深深打上了中国民族特色的烙印。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中国花鼓》，充分显示了西方音乐家对东方音乐的敏感和对中西文化互融的把握，被称作是“中西文化撞击的火花”。用中国民族元素创作中国题材的小提琴音乐作品，是中外音乐家共同的艺术选择。

20世纪3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留学生的回国，小提琴创作开始焕发出艺术活力。马思聪的《摇篮曲》、《第一回旋曲》、《绥远组曲》，冼星海的《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小提琴乐曲借鉴西方的作曲技法，探索表现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创作。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涌现出大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小提琴音乐作品，何占豪、陈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茅沅的《新春乐》、李自立的《丰收渔歌》、陈刚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宗江、何东的《鹿回头传奇》等作品，无不反映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气质与风格。其中，《梁祝》融合了中国的音乐特色和西方的创作手法，中国的小提琴音乐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深受中国百姓的喜爱，也使新时代的音乐家们感受到了西方音乐和本土文化结合伟大成果的鼓舞。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作曲家有意识地尝试用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元素进行创作，如：谭盾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戏韵》、瞿小松的《山之女》、郭文景的小提琴无伴奏组曲《川调》、夏良的《幻想曲》等等。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创作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1986年，中国小提琴作品被列为《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中的规定曲目。全国及部分省市的小提琴比赛也都设立了“中国作品演奏奖”。

在小提琴中国作品的演奏上，马思聪、盛中国、俞丽拿、吕思清等演奏家做出了许多成功的探索，他们在民族风格的理解和演绎上，均有令人赞佩的独到之处，把民族风格的演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外国小提琴演奏家也在努力学习探寻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演奏艺术，中国小提琴音乐民族风格在国际上已经占有一席光彩照人的地位。

伴随着小提琴艺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发展，关于“民族化”的话题备受关注并被不断地深入探讨着。其中关于小提琴演奏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问题，当然也是有待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从中西文化的差异看中国音乐的民族特征

1、在哲学上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于西方“征服自然”的“竞争”法则

中西文化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是由古希腊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海洋文化，由于在航海中人们不断与风浪和自然抗争搏斗，在竞争中寻求生存和发展，所以非常强调对立与矛盾冲突，许多音乐作品表现人与自身能力、与对手和与大自然的抗争。“协奏曲”(Concerto)原意就有“竞争”、“竞奏”的意思。浪漫时期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通常用奏鸣曲式写成，奏鸣曲式宏大的构思、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突更加鲜明地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征。例如：呈示部中往往是主题与副题在音乐性格和调性布局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展开部强调矛盾和冲突，再现部的副题一般回归于主题的调性，体现出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思维特征。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精、气、神相统一的生命观。追求和谐与平衡，是由于中国普遍的农耕方式需要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整体。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与天地自然都是由气构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而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保持“中道”，不偏不倚。

因此，中国音乐不像西方音乐一般要有两个对比的主题进行抗争，而是一首乐曲里往往有好多主题，力求在共性中求变化，很少有强烈的对立面和矛盾冲突。而且，描绘自然、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的乐曲多于抗争性的主题和纯粹的内心刻画，音乐中的多段性结构在速度、力度、色彩的变化上体现出渐变的过程和圆滑过渡。抒情时讲究“发乎情，止于礼”和“乐而不，哀而不伤”的分寸感，反映出中国农耕文化及生活方式中所追求的和谐安宁、讲究秩序、重视人伦的心灵结构和人文思想。

2、审美上追求意境，不同于西方音乐严谨的结构形式

“意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理论特色，“中国传统审美方式并非不重视‘象’、‘境’、‘形’等实的方面，但在审美中更侧重的是‘意’、‘神’等虚的方面，如中国绘画不重视反映客观的真实，重神似不重形似，只求表达画家主观情感寄托和本人的人品。”中国山水画常用虚实法、空白法、顺延法去表现近似印象派所追求的较抽象的意境，而没有西方油画写实的、理性的、逻辑推断一般的严谨构架。中国音乐也是重意(境)不重

形(状)，故有“得意忘形”之说。中国音乐讲究的是“气韵生动、虚实相生”，在意境和韵味方面追求“清、静、淡、远”审美思想的含蓄与深邃，却常给抽象的音乐以具象的提示并体现在作品的标题上，如：传统音乐《高山》、《流水》、《潇湘水云》，小提琴音乐的《渔舟唱晚》、《海滨音诗》、《夜景》等等。

西方音乐讲究结构美，有着严谨的曲式结构和创作原则，通过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如：动机、乐句、旋律、和声、织体、结构的变化进行运动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更具衍展性特点。音乐通常遵循‘散――慢――中庸――快――急――散’的模式”。“表面来看，‘散起’与‘散束’亦似再现，但一头一尾的‘散’功能不同，性质亦不同，不具‘再现’特征。”西方人处事注重效率、直奔主题，最重要的乐思往往呈现在乐曲的开始、句头或主题首部，而中国音乐重要的段落一般会出现在乐句或乐段的尾部。由于中国音乐在结构上比较自由，给演奏者的二度创造和听者的感悟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3、在思维和语言上的差异，导致不同于西方音乐的表达方式

历史、传统、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擅长整体性的感性思维，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是一种横向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世界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提倡通过灵感直觉达到顿悟。西方人则更重视个体、求“知”求“真”，注重科学以及对具体事物的深刻把握，对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要求纵深性和准确性，是一种竖向的思维方式。比如中医通过观、闻、问、切进行诊断，治疗讲究“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而西医诊断，则必须通过仪器、化验等一系列科学手段，某种情况下还得用手术刀打开病灶看个究竟。

音乐旋律的民族风格特征是区别于他民族音乐艺术的最鲜明的标志。中国音乐重旋律轻和声，与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一样崇尚线性美，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偏重“线型”思维的特点，这与西方音乐以音程和声“团块”纵向构成的和声系统、以及音乐发展逻辑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语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思维和语言表述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中国汉语说“我们晒太阳”很自然。但西语一定要说“太阳晒我们”或“我们被太阳晒”，表明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西语是“一词多音，一音一声”，多个字母或句法的排列组合必须构成某种逻辑关系语意才能成立。所以，西方音乐要求大的整句或整段的变化，以动机为最小单位，对乐句，段落进行艺术处理，一般不在一个音上做很多变化。

中国人使用最多的汉语是“一字多声，一字多韵”，每个字都有不同的发音和不同的意思，每个字都有声母到韵母的变化，而同样的发音还有“四声”(阴、阳、上、去)，其字义和书写完全不同，方言的“声调”则更多，“闽南话竟被分离出13种声调”。中国古代音乐和语言是二为一体的，“念、读、吟、唱，由语言引发，构成整部中国文学史，亦即中国音乐史。”因此，中国民族音乐一个音的本身就会变异、衍生和运动，讲究的是细节，注重的是装饰和变化。在乐曲中有很多装饰音、滑音等等力求在每个音上的变化，而每个变化都有无数种表现的可能，好比中国古代建筑的雕栋画梁，每个细节都要装饰；就像中国戏曲的唱腔，每个音上都要做文章；又如诗词里的某一个字，能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三、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民族风格的把握

1、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民族风格”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小提琴教学在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艺术审美标准等方面沿用西方的体系，琴童从习琴伊始，西方传统的小提琴教学法则伴随着成长，在耳濡目染中造成本民族文化的音乐母语教育和审美体验的缺失。我当上了老师以后，多次参加国内外音乐会的演出，才深切感到要让小提琴音乐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并走向世界，必须探索“小提琴演奏和乐曲创作如何走民族化的道路”的问题。目前，仍有不少中国的学生演奏我们本民族的音乐明显带有西洋色彩，却又在不知不觉中用与生俱来的中国感觉去演绎西方音乐。即演奏西方作品不够“洋气”，而演奏中国作品又不够“民族”，甚至认为，只要加点滑音就是“民族风格”。由于对中国民族音乐和戏曲不了解，听觉长期处于西洋大小调的思维模式中，调性感觉单一，从而导致在演奏中国作品时把握不准。

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在旋律方面主要从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中吸取素材，其中一部分是改编曲或戏曲唱腔移植。在曲式方面吸取民族音乐的多段体、循环曲式、民间加花变奏曲式等音乐发展手法，同时从各种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和演奏法中吸取音色、节奏的素材，以增加民族特色。

所以，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只注意音符本身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仅是个人审美观的问题，也不只是单纯模仿某种乐器的音响或演奏方法问题。而是要在端正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态度基础上，先从文化的层面上去分析、理解和把握作品的主题、结构、句法及风格等特征。增加中国文化修养，认真学习音乐中各种现象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最终才能将文化内涵“外化”到演奏中去。在小提琴教学中，我们应该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国乐曲，要让学生大量学习中国民歌、戏曲和传统音乐，培养民族审美意趣。作为教师，应该正视并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应多讲解文化背景知识，仔细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敏感度和音乐表达能力。既要耐心地启发学生的兴趣，又要研究出适合表达中国民族风格的演奏技法，来提高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的能力。

2、中国小提琴音乐从民族乐器的演奏中汲取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自有一套完整丰富的由民族乐器演奏的传统音乐。中国的民族乐器在设计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让每个音有运动起来的可能性。如：竹笛通过不同的按孔方法得到音色上的变化；琵琶的弦高和品距大大方便了左手推拉吟揉对音高和音色的改变；二胡没有指板，使揉弦的方式具备更多的可能性；编钟敲在不同位置音色是不一样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古琴，通过虚与实、持续与震颤、游移与阻断等变化，使一个音有着演绎无限风情的可能。

小提琴传人中国后，在演奏技法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民族器乐的影响。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和“润腔”特点成为小提琴音乐模拟的对象，中国小提琴音乐通过对中国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和演奏手法来增强民族特色。例如：“二胡”音色优美，被称为“中国的小提琴”，二胡演奏方法中的滑指，揉音等装饰手法被广泛应用在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演奏中。例如：《渔舟唱晚》、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抒情乐段。《思乡曲》的主题开始在D弦上靠近指板演奏，模仿出中国箫的朦胧音色，加上滑音的装饰体现其哀怨的色彩。如《喜见光明》中的第150―160小节以及《梁祝》中的“抗婚”段落，都是以模仿琵琶的扫弦效果来增加情绪逐渐激动的戏剧性效果。在《广陵散》中小提琴模仿古琴的散音、按音、走音、

泛音等发声方法来获得丰富多变的音响。中国吹打乐中的唢呐，音色亮、音量大，紧张尖锐，雄厚刚健，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应用极广泛，而锣鼓所营造出的热烈欢腾的气氛，《庆丰收》采用中国西北民歌音调为主题，吸收唢呐音乐和戏曲音乐中的三击锣鼓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喜庆丰收的热闹场景。《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中用小提琴的拨奏来模仿新疆弹拨乐器的声音以渲染其民族特色。

3、演奏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常见的几个技术问题

(1)指法

指法是指“乐器演奏的手指排列方式与手指交替顺序在乐谱中的标注”，它直接关系到小提琴演奏的音准、技术发挥和音乐表现力。西洋音乐以自然大小调式和七声音阶为基础，左手每个手指之间是大二度或小二度音程，1―4指在每根弦上形成四度音程的排列比较自然，一般采用三度换把，即选择奇数把位换把。

中国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五声调式比西洋七声音阶少两个偏音，即F和B。因为音阶中音与音之间的音程关系没有了小二度，如果用相隔的两个手指按小三度就会空出一个手指，而用相邻的两个手指按小三度就得用伸张指法，1―4指在每根弦上往往构成五度音程的排列。为了避免频繁换把换弦会破坏旋律的流畅性，常需要用第二把位或用四度换把来演奏，即选择偶数把位换把。由于我国小提琴教学长期沿用西方传统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一般以西洋大小调音阶作为基本训练，演奏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就会感到不顺手，音准也比较难控制。所以，加强五声音阶及其练习曲的训练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应将它作为基础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融进整个小提琴的指法体系中，并作为表现中国小提琴音乐民族风格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

(2)滑音

滑音又称滑奏，在小提琴演奏上一般称为“滑指”，是中国民族拉弦乐器中最常见演奏技法之一。滑音的不同位置、方式和速度上的变化使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滑音具有多样性。例如：《哥哥回来了》中，上、下滑音快滑表现了欢快的喜庆情绪；《苗岭的早晨》引子和尾声的主题旋律，以慢滑的装饰音表现出苗族民歌润腔上的特点。回转滑音的演奏方法是手指由本位音起――下滑――再回到本位音的来回滑动，滑动的音程一般在半音之内，可以是柔和的、速度较缓慢；也可以是较有力的、速度较快；也有戏剧性的音腔模拟滑音、与揉弦同时进行的滑音、回旋滑音、震音滑音、颤弓滑音等根据音乐的需要而决定，这在《梁祝》等乐曲中运用较多。大距离的滑音上、下、快、慢在各个音区变化音色的滑音，尤其适合表现中国北方风格的豪爽、幽默和热情，如《西皮韵》、《梆子风》、《送春泥》等。

中国小提琴乐曲中的滑音运用是造成音腔音势的重要手段，是借鉴民间弦乐器的演奏手法来增强民族特色和艺术感染力的一种方法，但这种“中国式滑音”，尤其在换把过程中的滑音，对于西方小提琴演奏和教学来说则是一种不能普遍接受的“错误”。因为，西方的音乐审美和教学体系要求尽量保持乐音的稳定性和音准，不可随意变化。

(3)装饰音

装饰音包括颤音、倚音、波音、回音等等。在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中，装饰音基本上是由作曲家严格规定好了的。但是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装饰音是一种即兴发挥的状态，也是中国小提琴作品中运用最为广泛和丰富的表现手法之一，如：在《梁祝》、《夏夜》、《思乡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恩情》、《南泥湾》等乐曲中，装饰音的不同位置，不同的速度表达出不同的韵味。所以，每个装饰音的长与短、虚与实、疏与密不仅要力求细节变化还应符合音腔表现的需要。而西方音乐的演奏，一个音就是一个音，不能随意或增或减去装饰。所以有人说，西方音乐是音的运动，而东方的音乐是运动的音。

(4)运弓与发音

中国音乐无论是戏曲、民歌还是器乐，对音响有着或透亮圆润或虚淡深邃的审美要求。因此，演奏中国作品时运弓不宜过于追求“实”，而是通过弓弦摩擦的触点、弓速和压力的变化来改变音的强弱，也可以通过手指在琴弦上的抹动和揉弦幅度的变化，在运弓和气息的虚虚实实之中“虚中求实”，以达到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的意境。

小提琴演奏在西方以实，厚、浓、润的发音为美，演奏西方音乐强调动力在前和发音的稳定性。根据笔者的体会，小提琴在演奏西方音乐时，一般“音头”所表现出来的音质是音乐主要表现力之所在(动力在前)，而演奏中国音乐却往往在一个“主音”发出后的后续运动中表现出其韵味，也就是对一个乐音的音头――音腹――音尾的不同部分进行变化衍生和运动，任何一个部分都可加以装饰或者变化。演奏中国乐曲常常需要运弓的动力置后并加以变化，这种类似“大肚子音”演奏西方古典音乐是非常忌讳的。我在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访学期间，听到不少来自欧美的小提琴大师班的讲课都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学生在这方面常常受到批评，这就是用东方的审美习惯，演绎西方古典音乐的尴尬，东西方文化在审美上的差异在此凸显出来。

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民族风格问题是“小提琴民族化”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化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品格的音乐化状态。”中国文化和民族传统音乐博大精深，要想通过小提琴的演奏传达出真正地道的中国民族风格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经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有利于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演奏的民族风格把握，也利于对西方音乐的风格的把握，促进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

①郑羽《从文化角度探讨中西审美方武的差异》，《前沿》，2008年第1期，第206页。

②赵晓生《中国钢琴语境》，《钢琴艺术》，2003年第1期。

篇（8）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3（c）-0177-01

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课的教学任务，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慢慢发现其实中职学校的德育课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于中职学校学生来说，德育课在高考时不是考试内容，所以学生对起的重视程度不够。其次，德育课的一些内容，比如《哲学与人生》等，内容抽象。对于学生特别是中职学生来说不容易理解，增加教学难度。再次，社会一些不良现象和不良风气的盛行，给我们的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当我们进行教学时，学生们总会举出一些反例，增加我们的教学难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本人发现：如果我们把不同国家、民族在民族性格、文化的差异用用在德育教学中，将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职业道德与法律》交往礼仪的教材中有一句话：“有利于增进国际交往”，在讲这节课时，我用了一个小例子，“阿拉伯人同英国人谈话。阿拉伯人按照自己的民族习惯认为站得近些表示友好。英国人按照英国的习惯会往后退，因为他认为保持适当的距离才合适。阿拉伯人往前挪，英国人往后退。谈话结束时，两个人离原来站的地方可能相当远！”通过这个小故事，学生们明白了交往礼仪的重要性，明白了交往礼仪也需要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并且学生在看例子的同时，想象着相应的场景，发出一阵阵笑声，活跃了课堂气氛。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用，本人发现民族性格、文化的差异用用在德育教学中主要有以下的作用。

1 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学生更感兴趣，更爱学习

在讲授“个人礼仪”时，给学生提供了一段文字，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想出最后的结果。“中国式的礼貌是，请别人吃饭，最后桌上一定要剩一点菜，这样才会显得主人热情，大方。但韩国式的礼貌是，如果别人请吃饭，那么就一定要吃光所有的菜，这样表示对对方的尊重，所以中国人请韩国人吃饭就会出现如下场面：中国人一看菜快没了，就会叫服务员再点二道菜，韩国人一看菜又来了，为了表示礼貌，吃吧！中国人一看，哟！还挺能吃，再来二道，韩国人一看菜又来了，没办法咬着牙吃吧……”学生哄堂大笑，慢慢体会。明白了作为学生，讲求礼仪的重要性，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有增强了教学效果，使学生更爱学。

2 增强学生的知识面，对我们居住的世界更为了解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而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和将来同其他国家民族的交往必不可少，这就要求我们增强知识面，加深了解。德育课在这方面应起到自己应有的作用。

在讲述《哲学与人生》中《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时，要求学生要“通过分析事物的现象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表面。引用了冯骥才老师的一段话“曾经疆土极其辽阔的奥匈帝国已然灰飞烟灭。它使得今天的奥地利人在心理上难以平衡。他们一边感叹着往事不堪回首，一边又要矜持地守卫着昔日的高贵与尊严。这也是维也纳古城原貌得以保持的根由之一。至今，那些古老建筑依然刷着王公贵族所崇尚的牙黄色的涂料。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在保护古城上的想法完全相反。意大利人绝对不把老墙刷新，让历史的沧桑感和岁月感斑斑驳驳地披在建筑上，他们为这种历史美陶醉和自豪；在罗马、佛罗伦萨、西耶那，连墙上的苔藓也不肯清除掉；但在奥地利，每隔一段时间，建筑要刷新一次。他们总想感受到昨日的辉煌”，用来弄清楚“同样一座小城，在意大利，必定是懒洋洋的展示年岁，让游人们来轻步踩踏，声声惊叹；在奥地利，则一定把头面收拾的齐整光鲜，着意于今天，在意于眼前（余秋雨）”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取得了相应的效果。

3 学习其他民族某些优秀品质，为国家发展和建设贡献力量

刚刚提到过，德育课教学的困难之一是现实问题的不利影响，如在讲到“职业道德”时，学生们满嘴都是“地沟油、苏丹红、三鹿奶”等等，好像这个社会上就不存在遵守职业道德的现象。此时，给学生列出一段严谨的德国人故事，学生们立刻哑口无言，体会到了职业道德的力量和遵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事例如下：1898年，德国人登陆青岛，想把当时只有两万人的渔村，建成“样板殖民地”。他们在青岛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工夫，调集了一流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来到青岛，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设计了青岛的城市规划，而先进的排水系统仅是当时城市规划的一部份。那时德国人就已经把电线设在地下，这些设计在现在看来都非常先进，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德国人在青岛建造的下水道，当时是根据二、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设计的，全长80公里，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开车，管道落差非常大，竟有6级台阶。德国造的下水道经百年沧桑，这次竟能让青岛避免了水淹的灾难。朋友甚至提到一件事，让人唏嘘不已。前两年，青岛市政府某部门发现德国人修建的下水道里有一个零件坏了，而在国内又找不到合适的零件替换。于是市政府就跟德国大使馆联系，希望他们能提供可替换的零部件。

其结果是，德国大使馆不但找到了原来修下水道的公司，而且该公司拿出百多年前的图纸，告诉青岛市政府，在那个坏掉的零部件附近的什么位置上，往里挖一点儿，就可以找到当年存放的一包备用零件，其中就有他们需要的那个零件。青岛市政府依言果真找到了那包备用零件，一安装，正合适。

“德国人的目光尖硬、冷峻、凝聚、专注，像一小块碎玻璃。这也许是他们严谨、苛刻、一丝不苟，善于逻辑思维的民族性的表露”严谨的德国人严格的遵守职业道德，而作为礼仪之邦的我们，更应该遵守职业道德要求，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遵守职业道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篇（9）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151－08

在我国中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存在着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区域文化圈，即与古老的巴、楚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从远古时代开始，其地域范围就是属于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先秦时属巴国和楚国的一部分；秦汉时分属其巴郡、南郡、黔中郡、武陵郡和洞庭郡，主要包括今重庆市主城区以东长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湘西武陵山地区和黔东北地区。这个区域迄今仍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众多少数民族混居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现今行政区划上，分属于重庆市黔江区及石柱、秀山、酉阳、彭水四个自治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五峰二个自治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常德市石门县，贵州省铜仁地区(辖有玉屏、印江、沿河、松桃等自治县)。

巴楚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是在这个特别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环境下，经过长时期民族融汇和文化交流生成的。它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迄今仍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土家族、苗族等民族区域传承。区域文化具有明显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在这～地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将以武陵山区为中心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作为一个整体，以传统文化的视角，运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利用其实物遗存、文化事象等资源，探讨巴楚民族文化圈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当前本区域各民族聚居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及社会文化变迁的进程中，有关传统文化、法律意识、生活习俗、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以致于整个中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独特的地域性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独特性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在地理上处于北纬30度，中国地形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其地貌以丘陵、山地、溪谷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区域文化的领域看，都是我国东、西、南、北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区域。“武陵山区崇山峻岭，地老天荒，东汉马援称之为‘鸟不飞度，兽不敢临’，唐代李吉甫谓‘溪山阻绝，非人迹所履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土著政权拥兵割据。在文化上，武陵山区处于洞庭湖区与四川盆地两个文化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这种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从上古一直持续至今。它的历史发展，具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逻辑。…由于地理上溪峒深阻，这一地区很长时间内处于羁縻州和土司制度下，加上历代‘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这块土地与四周的阻隔日益加深，到宋代，成了‘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的孤岛。”尽管“这种千年沉寂，也由于中国大历史的机遇而一度打破。战国中期以后，秦楚争霸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秦楚之间，除了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以外，横穿武陵山脉的古代盐道酉水成为‘自巴蜀瞰荆楚’的出奇制胜之道。”但这个地区依托独特的山地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始终被视为“蛮夷”之地，是一个完全处于华夏族“包围”的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文化圈。

这就是我国唯一位于中部内陆腹地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它与北方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南方百越文明，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异。独特的山地地形地貌对巴楚文化的分布区域有着深刻的影响。“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存在着一条积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积带。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主体便是巴楚文化。虽然巴、楚文化的影响经常越过这一条古文化沉积带而深入对方的文化腹地，但几近完美的融合却以在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表现最为典型。”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

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传统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展的。文化古今沿革，有其时代性；文化因环境之别，又有地域性。《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先民们，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环境特征的各类文化，在人们不断改造和利用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的文化。地域性表现为生存空间的固定，而人们按照自己的素质去创造生活，又使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色彩。在以中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文化发展、经济状况、历史传统的差异，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而成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与华夏族文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差别。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受到源远流长的华夏儒家文化的冲击和融汇，但仍然顽强地固守自己的领地，成为特定地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在一些区域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圈。诸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西域民族文化圈、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圈、南方百越民族文化圈等。

这种文化的地域性，集中表现为该区域的民风民俗，即今人所谓“民俗区”、“民俗圈”，汉时则称为“地分”或“域分”。史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礁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对于民风民俗的地域性，西汉人已认识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且 因其关乎各地区的有效治理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民俗”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不仅是因地域形成的区别，因人所致的差异，也是构成文化地域性的元素。因为，如果将民族分布的不均衡性和相对的地区特定性作为人文地理的一项特征。则“因人而异”未尝不可视为“因地而异”。特定地区的稳定人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为“民族”)，同样也构成“地理”的组成部分，所以地域就不仅包括政治地缘的范畴，而且也应包括民族地理的概念。只是有些区域文化圈的形成，自然环境的因素相对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的巴楚民族文化即是如此。如史籍所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u，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　‘有教亡类’。又“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觚赢蛤。食物常足。故[此日]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祀。而汉中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可见，巴楚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域性早在汉代就为统治者所认识。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具有同源性

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通常都经历了千百年的民族进化过程，由若干个古老部族的分子，基于各种原因先后组合而成。早在远古时代，“巴楚民族文化圈”就是“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苗蛮”部落集团在向民族形态演进过程中，出现多元化的分流运动，一部分融入华夏族，成为汉族的祖源之一；一部分成为后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的祖先。现散居在“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各少数民族作为“苗蛮”的后裔，其民族文化带有鲜明的巴楚文化烙印，都具有共同的文化“遗传基因”。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程不尽相同，但他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不断迁徙、分化聚合、相互融合混血的直接后裔。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区域性的“一源多流”格局，具有鲜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就区域文化而言，“一源”是指本区域内各民族文化的渊源具有同源性。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的关系。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主要民族，迄今在传统意识、生活习俗、生产方式诸方面，仍保持着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即是明证。“多流”则是指各民族各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各自向着单一的民族发展，渐次形成同源异流、各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各自的民族意识，形成现今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民族。这与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大混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相适应的。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主要族源：巴人

巴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以地缘为中心的古老部落联盟。与其他众多民族的起源一样，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山海经》，也将巴人的来源与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西南有巴国，大白皋生成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夏后启之臣曰盂涂，是司神于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曾提及巴人氏族部落后期一次贵族争夺酋长位置的斗争：“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睥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至迟在殷商时，巴人及其建立的国家已见称于世。殷卜辞称之为“巴方”，并有巴方与殷商屡次发生争战的记载。表明巴国已成为具有一定实力方国。此后，巴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逐步向南扩张，成为镇抚周朝南土的诸侯国之首。《华阳国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春秋战国时期，巴国迫于强邻楚国的军事压力，逐步南迁。《华阳国志・巴志》称秦举巴以前，巴地“东至鱼复，西到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这一区域大致指东至奉节，西至宜宾。北接汉中，南迄渝东南及黔东、湘西等地区。尽管巴地自古以来居住着濮、{、苴、共、奴、犷K夷、蛋等若干部族，广而言之，凡居住于巴国境内的属民均可泛称为巴人。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将巴人视为“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共同的主要族源，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民族学、考古学对“巴楚民族文化圈”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早期历史及其形成的研究成果显示，在历史文献中被冠以“蛮夷”、“南蛮”、“苗蛮”、“巴郡南郡蛮”、“板J蛮”、“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盘瓠蛮”等蔑称的族群，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先民，他们中的主要成分正是源于古老的巴人部族。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共同的祖源传说和图腾崇拜：盘瓠

盘瓠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创造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南蛮”诸族多有盘瓠图腾崇拜及盘瓠神话的广泛流传。在《搜神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风俗通义》等诸多古籍中有盘瓠神话记载。

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日盘 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骨禺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人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而据《水经注・沅水》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椭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水又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南梁《十道志》则称：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灭巴国后，并未挥师继续东进，在秦楚之间留下了一个巴人小政权。约20年后，楚顷襄王攻取巴枳地(今重庆涪陵)，巴国群公子继续南逃，流亡于黔中地巴故土。“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说明作为“盘瓠种落“的武陵蛮与巴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搜神记》：“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缔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另《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的“盘瓠”条中，引用了一条唐人所记关于盘瓠的神话：“唐樊绰《蛮书》卷十引王通明《广异记》云：‘高辛时，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怪之，弃于道下，七日不死，禽兽乳之。其形继日而大，主人复收之。当初弃道上之时。以盘盛叶覆之，因以为瑞，遂献于帝，以盘瓠为名者。后立功，啮得戎寇吴将军头，帝妻以公主，封盘瓠为定边侯。公主分娩七块肉，割之有七男。长大各认一姓，今巴东七姓田、雷、再(冉?)、向、蒙、叔孙氏也。’亦盘瓠神话之异闻。”巴东向为巴人活动的地区。这个神话在无意间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盘瓠蛮部族与巴蛮部族有着同源的关系。

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还显示，“巴楚民族文化圈”是盘瓠的始居地，也是盘瓠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民族文化与盘瓠文化是同源的。南朝盛宏《荆州记》：“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子孙。”唐人张守节《史记・苏秦传》注：“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之后硬。”《九国志・楚志・彭师禺传》：五代时湘西地区“其蛮有六种，盘氏为大，即盘瓠之种也。”《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长沙、黔中、五溪蛮皆盘瓠。“《舆地记胜》：“蛮则盘瓠之种。”宋人朱辅《溪蛮丛笑》序：“五溪盘瓠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壤。”《宋史》卷四六一《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称：“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等等。

有关盘瓠的神话传说故事至今仍在苗族、瑶族、土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以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或古老的图腾(犬)崇拜。如苗族神话古歌中有《歌》、《王制天地》、《盘王》等；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辰州沅陵壤杂苗獠，祖皆尊盘瓠。”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徭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棰髻跣足，衣边斓布褐。名为徭，而实不供征役。”每年农历十月十六至今仍是瑶族盛大的“盘王节”。畲族的神话史诗有《歌》(也叫《高皇歌》、《盘瓠王歌》)。土家族有“跳丧”习俗：“初丧，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各地有众多盘瓠文化遗迹与事象遗存，如盘瓠洞、盘瓠山、盘瓠墓、盘瓠庙、盘瓠祠等。这些文化遗产，既有反映心理方面的，又有行为方面的；既有反映精神上的，又有物态化的。特别是，因盘瓠神话与盘瓠崇拜而产生的歌谣、舞蹈、绘画、雕刻、服饰、工艺等等，在民间至今仍有所遗存或有所反映。

值得提及的是盘瓠文化对华夏族的影响。华夏族将本为某一民族起源之推原神话，演绎为天地开辟之推原神话。盘瓠也音转为，成为能给人以光明与幸福的王。南朝时，梁人任日方在《述异记》中把盘瓠氏推崇为“天地万物之祖”。

三、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演变具有趋同性

在《辞海》中，“趋同”被列为生物学概念：“亲缘关系较远的异种生物，因所处的生活环境相同，显现相似的形态特征。”其实，世间诸多事物的演化都存在趋同的现象。文化趋同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种渗透和影响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趋同是文化进步的主要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田野调查实例显示，少数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呈现出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并存的趋势。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在华夏文化的融合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逐步实现转型，民族观念转人隐性，文化趋同性演变普遍存在，涉及范围广泛，包罗了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祭礼仪式、神话传说、农耕起源、巫术占卜、婚嫁习俗、神像器皿等最重要的文化模式。

如前所述，巴楚民族文化圈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与我国边疆各民族文化圈有较大的差异。各民族主要经济模式都是以山地农耕为主，兼营林、猎、牧业。他们的分布区界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大分散中有集中，聚居中有散杂居，杂散居住区中又有小集中居住，绝对单一聚居区的构成始终从属于民族大杂居这一总体范畴之内。各民族世世代代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相互接触、交往和融合的混居格局。这都为各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创造了外在条件。

因此，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在先秦时，苗蛮部族的分支荆楚部族创造了楚文化，另一分支巴人部族也创造了具有浓厚土著文化色彩的巴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后来的走向却是相互混融，成为地域性的巴楚文化，巴楚文化又不断吸纳其它文化因子。新发现的湘西里耶文化，即具有多类型文化交融的特点。现本区域各民族文化皆具有混融型的巴楚文化的“遗传基因”。

与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圈相比较，巴楚民族文化圈位于中国腹地的地域特点，使其与周边华夏族紧密相连，交流频繁。经过长期的多向交融，致使该地区民族文化受到汉文化的深重影响，其民族色彩相对淡薄，凸现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趋同性特征。尤其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这种表层结构上的趋同远比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这种深层结构上的趋同要深刻得多。

篇（10）

我国各民族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适应文化差异问题，能够给学生生活以及学习带来诸多帮助。当前少数名族大学生主要有以下几点文化差异：（1）风俗习惯，各民族之间都有属于各民族的风俗文化，其中就包含节日、生活习惯以及服装等。因此在高校当中，不同民族学生包括老师无论是在学习过程或者校园活动当中十分容易引发矛盾。（2），我国是一个奉行宗教自由的国度，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有所不同，部分宗教之间存在信仰冲突，就导致部分民族之间存在信仰冲突问题。（3）民族价值观，由于我国各民族之间人文、地理差异较大，生活环境也有所不同，所以各民族的价值观也存在较大分歧，对社会当中存在的现象，也有不同的态度以及看法。希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少数民族学生适应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减少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文化分歧。

一、思政教学模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

文化来源于思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的影响到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当中，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就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少数民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所接受的都是本地文化，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并不了解。由于文化的差异，所以当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后，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得学生之间很难相处和适应。为此大力加强思政教育，可以使各民族学生了解本民族以外的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同时逐个介绍各民族的特色，既能够增长学生见识，又能够将各民族文化得到推广，让各民族文化都能够得到认同以及发展。所以思政教育模式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程度与思想政治教学现状

1、文化长期存在较大问题

由于我国民族数量众多，土地饶阔，以及社会发展平衡等问题，导致我国各民族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是不可避免。我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部分民族拥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在思想发展的过程当中，发展方向有所不同。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还不足百年，很难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化解，该方面还需要有待加强。由于我国近年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带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学生选择教育质量高的城市发展，来到陌生的城市需求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也使得我国诸多高等院校迎来一批少数民族的学生，这就给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击带来了机会。这一点直接使得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碰撞，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校时间十分有限，所以学生很难去适应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且使得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直延续到今日。

2、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够完善

我国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得到逐渐发展，思想政治教学起步也较晚，同时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问题也没有得到重视。由于诸多影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问题变得十分棘手，由此看来，我国当前思政教育模式并不完善。其原因在于我国高校教育模式以及教育方式都十分相近，缺少教学模式的探讨以及对于特殊的群体没有做出相应的教育模式，疏忽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殊性。我国当前的教育重心主要放在教学的理论知识以及教学过程，不能结合实际问题，导致文化差异始终存在。

3、文化适应与思政教学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

当前我国对于文化差异问题只有专门的民族学校十分重视，但是其他院校在文化适应问题以及文化差异问题并没有做出太多贡献，然后专门的民族院校十分有限，这就导致思政教育模式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与预期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主要表现在：（1）我国诸多高校都是以完成目的来实施相关教育指示，并没有领会到该教育模式的意义以及重要性，就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重视问题；（2）当前我国教育部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背景了解不够充足，且不够尊重各民族文化；（3）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程度没有以思政教学模式作为标准和参考。使得思政教学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缺漏，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使得民族文化差异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三、加强文化适应与思政教学模式构建之间的协作

1、加强师生交流，增进对少数民族的了解

以思政教学模式来促进学生适应各民族文化，为此需要搜集诸多民族资料，了解到各民族之间差异、各民族对外民族的敏感程度等。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才能够充分了解到文化差异的核心问题，再通过思政教育模式化解文化差异问题。例如，在民族大学中，在每年新生入学之前，教师就会将各学生的民族信息进行仔细的统计，并且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文化。在了解到学生的民族信息后，教师会同不同民族的学生沟通交流，打开学生的内心，帮助学生了解新环境、新文化，让学生能够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在平时课堂上，教师也应当了解到各学生的学习习惯，并完整的记录，最后进行系统的统计，根据记录了解到各民族学生的差异，以便于大学后半段时期的教学。

2、依靠学生自主管理，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国大学生年龄主要分在成人阶段，该年龄的学生能够理性的支配自己的行为举止，教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管理上应当留出一定的空间，让学生自主支配自己。例如，组织各班级的班委，经常开展班级聚会，切实了解到学生之间的问题，尽可能减少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矛盾。教师多加鼓励学生融入到高效生活当中，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的各大组织当中，既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又能让学生更加适应文化差异。除此以外，学校应当多加开展民族文化主题活动，既能够带来学生交流的机会，又能让学生了解各民族文化和魅力，让个民族文化都被接纳。

3、利用各种教学资源，从多个方向促进教学工作的开展

思政教学模式对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意识有所要求，还需要了解各民族文化的特点所在，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完整的了解到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并且需要建造一个完整的文化认同环境。例如，民族大学，完善该校的图书资料，购买完整的民族文化书籍以及思政教育书籍，让学生有了解到各民族的机会，并且使用一定的手段鼓励学生了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并规定教师固定的时间总结出思政教学模式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根据总结情况反馈出思政教学模式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情况，并根据反馈信息，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四、结论

在几年来，各大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导致部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产生一定的民族文化冲突，为了减少民族文化冲突，各大高校逐渐重视起思政教学模式，通过该模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内在思想和素质，让学生充分了解各民族的魅力，减少民族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思政教学模式需要各界的帮助共同来完成，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 亚力坤・马木提.浅议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J].河南科技，2014（14）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