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公共安全治理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大数据的概念

所谓的大数据，也就是Big Data，指的是因数量过于庞大而无法使用传统的数据处置方法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其进行高效分析、比对和整合的海量数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并不单单指的是数据规模的庞杂，其也包含了对数据的分析和应用[1]。大数据技术的核心就是预测，即通过数学算法对特定的海量数据实施分析和研究，从而对某一事件的发展规律进行预判。大数据主要具备四大特征，简称为“4V”，Volume、Variety、Velocity和Value。

三、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鉴于大数据技术具有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因而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就是以大数据为核心，让其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之中。

（一）大数据收集

要想充分发挥大数据的积极作用，首要环节就是收集大数据，即相关人员应有目的性地去积累各种形式的数据信息，并从中找出事实根据，而整个大数据的主要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即使并未对收集数据进行深入探究，只凭初步证据也可有效发挥大数据的效应。

现阶段，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已转变为预防式治理模式，即工作重点为提供主动性警务服务，在源头上预防犯罪。众所周知，公安工作是建立在大量情报信息基础上的，而信息收集工作则与数据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三者关系为数据转变为信息，信息再转变为情报。从狭义角度看，数据无非是以阿拉伯数字形式呈现的数值，其本质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性涵义，如175，只有将数据放在一定的环境中，此时其才具备某种现实意义，如数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身高为175cm，而这就是信息，进一步讲，民警在调查过程中，从案发小区居委会负责人口中得知，近段时间入住了一名身高为175cm左右的男性，而且其作息时间基本与案件发生时间存在一致之处，此时的信息也就变成了情报，从而为公安机关提供了有力线索，即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起始环节就是收集数据，再探究信息，最后产生情报。通过将数据有效转化为情报，以情报对未来的活动进行预测，以此来达到预防犯罪的预期警务治理目标。

（二）大数据发掘

所谓的大数据发掘，就是指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海量数据，发现数据背后的隐蔽性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发掘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对未来的行为趋势做出预测。因此，预测行为的核心为情报，而情报则是明确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反恐预警。现阶段，我国反恐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一旦发生恐怖事件，就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动荡，由此引发的社会恐慌不可预估，而社会不良影响也会持续蔓延。相较于一般的犯罪活动，恐怖袭击中的犯罪分子往往怀有必死的决心，再加上反恐斗争必将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反恐斗争必须提高对事先预防和事中应急处理的重视程度，特别是事先预防，即在恐怖事件发生前将其终止，但由于恐怖事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而事先预防具有较高难度。而通过引入大数据发掘技术，即可从蛛丝马迹中找到恐怖分子的行为趋向。由于犯罪分子往往有着一定的犯罪目标，而其所有的行为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无论是资金筹集，还是人员联络，各个环节的数据必会在数据空间中留下痕迹，而大数据发掘技术的核心就是找寻蛛丝马迹，以此来确认犯罪分子。总的来说，通过分析和比较海量数据，再加上监控信息，把握本地区的治安形势，其后向决策机关上交预测材料，以此来实现反恐预警。

（三）大数据参与

基于大数据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以公安机关为主的管理形式，重视主体多元化，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安全事件，就会立即形成以公安机关为核心，相关政府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相互协作的治理网络。例如，美国波士顿爆炸案，在这一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后，警方立即对现场数据进行了收集，第一，提取袭击现场监控摄像头所录制的视频数据，第二，收集附近居民在案发时拍摄的各类照片或影像数据，第三，社交媒体中的照片或影像数据，第四，建立了一个专门网站，以让广大民众上传案发现场的照片和视频数据[2]。基于以上海量?稻荩?调查人员依据时间顺序对其进行排列，以还原现场情景，并应用了图像处理技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由此可见，通过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到公众安全治理中，可发掘更多细节，而更优的治理方案也将被启发。

（四）大数据判断

篇（2）

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把握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主动权

20__年以来，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县直各单位秘书网网址：，特别是政法部门和广大政法干警紧紧围绕服务经济这个中心，以保一方平安为己任，以创建全区最安全的县份为目标，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各类案件持续下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连创隹绩，先后获得崇左市“20__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县”和自治区“20__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9月20日，又被自治区政法委、综治委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十百千’工程县级一等奖”。在此，我谨代表县四套班子和全县人民，向奋战在政法综治工作一线的政法干警、武警官兵和综治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些治安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意识，真正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抓，并在实际工作中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第一，把握好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维护大稳定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更加注重各项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发展，而且要看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不仅要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且要看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看能否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所谓大稳定，是指在努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同时，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维护大稳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和必要前提，各级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和充分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正确对待稳定与发展的关系，真正树立起“不搞改革是保守，不抓发展是倒退，不保稳定是犯罪”的意识，切实肩负起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两种责任，努力形成在发展中确保稳定，在稳定中加快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第二，把握好树立正确政绩观与抓好大综治的关系。应该认识到，抓发展抓经济是政绩，抓综治抓稳定也是政绩。发展是稳定的基础，只有发展了，才能造福广大人民群众，有效预防和减少矛盾。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只有稳定了，才能为发展搭建广阔的平台，二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决不能一手软、一手硬，抓了发展，丢了稳定。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对各级党委、政府维护稳定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必须把稳定和发展纳入到一个整体中来考量，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紧紧抓在手上，体现到决策里，落实到行动中，不断探索维护稳定的规律，创新维护稳定的机制，提高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构建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政法部门积极努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大综治格局，以大综治确保大稳定。

第三，把握好坚持牢固群众观与实现大防范的关系。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一切工作也必须依靠群众。抛开了群众利益，我们的工作将没有任何意义；离开了群众支持，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做成。建设平安宁明是一项关乎群众根本利益的工作，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着力构建坚持主力军防范与全民参与相结合、加强社会面控制与增强防范意识相结合的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大防范体系。综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防范，而群众是防范的主体。各级各部门要本着珍惜民力，用好民力的原则，从各自实际出发，想实用的办法，出实用的招数，增强群众防范意识，提高全民防范水平，努力做到爱惜民力与使用民力相统一，发动群众与保护群众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把群众的力量引导到参与防范、促进稳定上，把我县的综合治理工作推向一个全民防范的新阶段，牢牢掌握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动权。

二、深刻认识建设“平安宁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崇尚和谐，企盼平安，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和谐稳定。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要把“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强调。总书记指出，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建设平安宁明，对于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与“稳定压倒一切”思想，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宁明的全面、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稳定是任何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平安是每个公民最为朴素的愿望。当前人民群众一盼富裕，二盼平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拥有一个稳定和谐、安居乐业、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平安社会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建设平安宁明，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创造一个文明法治、平安稳定、谅解宽容的和谐社会，保障人们在政治、法律、体制、机会、权利和分配上的公平，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这不仅是事关全局的大事，而且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抓社会稳定就是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为民所办，确保一方平安，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而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是优化宁明投资环境，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当前，我县正处于全面建设宽裕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确保社会的平安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只有通过建设平安宁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让广大人民群众和投资者有安全感，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提供保障，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加快我县现代化建设步伐。

三是解决发展中各种问题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了宁明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但是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当前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加之我们正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还大量存在，而且还会不断增多。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都影响着我们建设平安宁明、构筑和谐社会工作的开展。要通过建设平安宁明，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努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安全、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有利于全方位、系统性、更好地解决好我县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为加快发展创造平安社会。

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全面领会宁发[20__]13号《关于建设“平安宁明”的决定》文件精神，明确目标任务，增强责任意识。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妥善协调各方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富裕与安康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与稳定是领导政治责任”的观念，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共同推进平安宁明的建设，努力实现“四个确保”：确保政治稳定、确保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健康、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从根本上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开创和谐稳定工作新局面。

三、严格工作责任，确保社会综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一）切实加强创建活动的组织领导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讲，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检验一个地方、一名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看社会稳定。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主要领导，都要切实承担起肩负的责任，从思想上把政法综治工作高度重视起来，从行动上向政法综治工作全面倾斜。各级各单位要把开展创建活动、维护稳定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的总体规划，切实担负起“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把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和水平作为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这里我再明确一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必须对本地区本部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要负责具体组织、协调本地区本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为强化领导责任，7月28日和8月10日，县委、县政府以两办的名誉分别印发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查究的实施办法》（宁办发[20__]41号）和《关于进一步强化建设平安宁明活动领导责任的暂行办法》，（宁办发[20__]43号），两份文件已对各级各部门及领导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责任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希望大家回去后，好好看看，认真贯彻落实，时刻把社会治安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切实负起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共同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各项任务完成好。

（二）严格督查，兑现奖惩，促进工作措施的落实

篇（3）

工会组织要到群众中去，主动听取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做到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掌握员工心理诉求，通过走访、座谈、问卷、网络建议等形式。掌握员工心理状态、内心声音和精神渴求，真实反映情况和问题，尽全力帮助协调解决员工的福利。

感情决定立场。只要工会组织为群众多添一份温暖，群众就会对工会工作多生一份感情；只要工会组织为群众多尽一份责任，群众就会对工会组织多生一份信任。因此，工会组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和谐理念，坚持用创新精神，全方位融入企业管理的中心工作，努力把工会工作方针作为完成经营目标、构建和谐企业、促进科学发展的行动纲领，赋予工会工作以新内涵、新特色、新活力，进一步挖掘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工会工作充满活力。

思想是认识的先导，文化是行为的向导，理念是实践的体现，工会群众文化的优势就在于群众性、倡导性。首先，用“五爱”提升安全文化的内涵。通过对职工进行“爱国爱企爱岗爱家爱人”的“五爱”教育，使职工把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爱岗位、珍爱家庭的情感转化为“我要安全”的自觉行动。牢固树立“自己不伤害自己，自己不被别人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让别人伤害别人”以及“安全才能生产、安全才有效益、安全才能回家、安全才能幸福”的思想观念。其次，用“多彩”提升安全文化的价值。通过开展“我要安全”文艺节目展演、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安全文化交流、征文、反思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把安全思想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等渗透其中。使职工不仅真切地感受到安全带来的吉祥、健康和快乐，而且潜移默化中给社会和企业带来的进步和发展。第三，用“激励”提升安全文化的心境。充分利用宣传阵地，营造氛围，做好先进典型培养选树。及时总结经验和做法工作，形成品牌化、特色化、差异化；持续开展学劳模、争标兵、比贡献以及“亲情话安全”“赤脚医生进班组一线”“五型”班组等各种创优争先的竞赛活动。通过大力宣传、表彰安全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做到安全的氛围，激励职工人人争做安全标兵。

发挥工会群众经济的优势

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但要有安全的思想、安全的意识，还要有安全的技能，才能实现安全的目标。首先，企业工会组织要引导职工树立全新的学习理念，树立“学习为本”的思想。建立长效的学习机制，建设职工书屋，职工教育培训基地。参与完善的个人培训档案，根据不同的情况量身定制培训计划，让学习成为每位职工的内在需求。开展创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团队、学习型家庭、争当知识型职工等活动。通过专业培训与个人自学相结合，技能比赛与岗位练兵相结合，名师带徒与定题攻关相结合、兴趣协会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使职工对安全知识、安全技能熟记于心、熟用于行，应变能力、排险能力不断增强。其次，紧密围绕企业的中心工作，服务生产经营大局。以创建“工人先锋号”为载体，广泛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劳动竞赛等活动。通过评选优质项目、金点子建议、创新品牌等形式，鼓励、引导、帮助职工为安全献计献策。第三，大力开展以“学习一门新技术、运用一项新科技、提出一项新建议、改革一项新工艺、推广一项新成果、创造一条新经验”为内容的“六个一”安全创新竞赛活动。鼓励职工强素质、练绝活、创品牌、增效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创建安全型、效益型、和谐型企业。第四，开通网上远程教育。开发安全培训软件，把教育阵地设置在网络中，让全体劳动者能不受传统课堂教育的时间与空间限制，自主地参加学习，使教、学的方式更加贴近时代需求。研发安全生产网络游戏。在游戏中，根据不同作业环境和作业岗位的特点设置事故陷阱和安全闯关，模拟生产现场的常规与非常规作业（危险作业），再现各种事故现场和事故原因分析，如果游戏者不按安全规程进行操作就有发生伤亡的危险，这样员工学习安全操作知识趣味化，更容易记住。让员工素养和安全操作技能有一个提升，组织“我读书我受益”、“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等多种文体赛事活动，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发挥工会民主监督的优势

篇（4）

第一，从农产品生产环节说起。农产品生产是食品的最重要源头，近年来各级政府特别是农业部门坚持统筹农产品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安全，全面强化执法监管和推进农业标准化，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稳定、逐步向好。但同时要看到，由于农业生产仍以分散的、小规模的经营模式为主，使得生产标准难以统一，极其不便监管；由于大批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老年农民掌握新技术、新标准的能力较弱；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起步晚、基础弱，部分生产者的安全意识不强：由于分散的小农缺乏科学施肥用药意识和能力，容易派生出质量问题。

第二，从食品的流通加工环节说起。我国的食品工业是全球老大，每天生产11亿千克的食品，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问题概率也不可小觑。流通加工环节过度分散，增加了食品安全控制的复杂性。其一，食品加工的集中度较低，传统工艺与现代制作混杂，地域性、分散性小作坊处处冒烟，各地风味食品以产地为中心并呈扇形扩散。其二，食品产业的加工链虽然不长，但是流通周转链、供应链过长，需经过多次转手、长途转运才能到达百姓餐桌。其三，食品消费以鲜活为主，一些简单加工和运输需要采取保鲜措施。本来就利益微薄的食品生产，还要经过生产、加工、流通的多次利益博弈，质量保障及道德防线经不住利益驱动的冲击。

第三，从食品链条的投入品市场来说。影响食品安全的污染物，是指食品从生产、加工、包装、贮存、运输、销售，直至食用等过程中产生的，或由环境污染带入的化学性危害物质。投入品的使用，关键在于量的控制、时间点的把握；更为关键的是，那些明令禁止的药物或添加剂，一定不能生产使用。那么，苏丹红、孔雀石绿、瘦肉精、神农丹等等这些披着美丽外衣的有是怎样屡屡浸染市场的呢？是一批无良企业、无良商贩受利益驱使，结成了“利益链”；同时从生产、销售再到餐桌的链条上，企业内控、标准制定、质量监督等诸多关口上的防线也屡屡“失守”。

篇（5）

一、引言

当前，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形势严峻，恶性事故屡有发生，特别是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的发生，严重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影响着电力工程建设的健康稳定发展。

江苏公司目前处于基建高峰期，有7家开工在建单位，呈现工地数量多、施工地点分散、监管难度大、人员管理难的特点，困扰着江苏公司的基建安全管理。本文通过引入物联网[1]技术，利用互联网发展而带来的智慧化方式，在安全管理上创新突破，推行电力工程建设现场安全智慧化管理，实现基建安全的有效监管。

二、安全智慧化管理常用方式

工程管理借助于信息化技术发展，通过对有用信息资料的高效收集，运用信息化手段，将更多人工智慧、传感技术、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技g植入到建筑、机械、人员穿戴设施、场地进出关口等各类物体中，实现工程安全管理中人与工程施工现场的整合，使之智慧化。目前常用方式主要有：

2.1门禁系统

主要有智能指纹考勤机、人脸识别系统、数字化门禁系统等，设别本工地管理人员、组长、工人等出入工地，记录考勤及出工情况，非本工地人员进出工地需在大门保安处确认身份并登记方可进入，保证人员进出施工现场的合规流动，防止外来人员非法进出入现场，给安全管理带来不稳定因素。

2.2报警系统

报警系统是确保施工周界安全及内部出现不安全现象时的第一道防线，当入侵发生时，提供早期报警，为值守人员及警力的快速反应赢得时间。通常防范系统依托红外对射探测器构成“电子围墙”，在设防状态下，报警系统与闭路电视监视系统联动，若有非法进入，探测器立即发出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显示相应区域的报警显示，保安通过地图识别报警区域确切位置采取相应行动，必要时可联动110发出报警信号。

2.3视频监控系统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可实现对建筑工地全天候不间断有效监控，工地上发生的各种事件被完整记录，监控人员可对视频进行回放、查看，可及时发现各种安全隐患及违规操作，并通过系统及时提醒相关人员立即进行纠偏。

2.4无人机巡检系统

运用GPS定位技术，设定好巡检路线，用无人机定点、定时对现场安全预控区域进行巡检，发现问题预警并及时将信息传输给安监管理人员。

2.5定位追踪及扫码系统

通过在工人帽子安装追踪芯片（或者其他方式），可了解施工人员现场的及时工作信息和状态，并通过电脑显示屏及时查看，全方位掌握工人作业区域动态。安全员在施工现场检查员工时，只要扫一扫他们安全帽上的二维码（“一帽一码”），即可知道该员工的姓名、工种、工点、技术等级、安全培训等信息。

三、实现电力工程建设安全智慧化管理思考

基于以上智慧化管理方式，结合江苏公司基建工程点多、分散及安全监管人员少、安全监管手段单一的特点，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工程施工安全推行“智慧化”监管，提出以下管理思路：

3.1建立工地可视化远程管理系统[2]

针对江苏公司工程建设点多分散的特点，在每个工程建设点安装全息监控系统并进行数据整合和传输，建立施工单位、项目公司、江苏公司三级联动架构，有效实现视频数据共享，通过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江苏公司可掌控现场的施工情况，远程监控现场施工过程，强化对前端的安全管控。

工地可视化远程监控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远程预览、远程云控制球机转动、远程接收现场报警、远程与现场进行语音对话指挥等功能。工程现场可根据不同的施工阶段和工程实际需要，设置不同的施工重点监视区域，例如：地基基础阶段的监控（深基坑支护、基槽开挖等），大型模板、脚手架、大型起重机械安装、拆除，大型设备及构件起吊等。

3.2建立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

各基建单位参建人员采用统一的门禁方式进出施工现场，采用屏显实时显示不同工地当前施工现场总人数、各个工种人数以及当前刷卡人员的姓名、职位及进出的类型等详细信息。通过建立人员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可了解各工程建设点的施工人员数量及资质情况，能够掌握工程现场所配备人员能否满足施工要求的第一手数据，做到对施工进度的运筹帷幄。同时为了有效利用资源，根据信息库资料建立专业监理互查人员库，实现江苏区域监理的互查机制，防止同一工地安全监督疲劳。

3.3构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控平台

基坑支护、土方开挖、模板工程、起吊及脚手架等分项分部工程危险源点多、线长、面广，单靠人力巡检排查，工作效率低，而且难以做到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管理，容易出现监管漏洞，应建立管控平台，实现智慧管控。以建立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为例：系统建立后可实现塔吊及起重机实时监测，其中塔吊监测包括防碰撞计算、起重量限制、力矩限制、高度限制、变幅限制、角度限制、风速报警、主轨道防倾斜、实时显示与声光报警等；升降机监测包括运行状态监控、人脸识别功能、主轨道防倾斜、数据管理功能，可有效地对塔吊、起重机及其他设备在安装、运行、拆卸等过程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实时监测，从技术手段上保障了对塔吊、起重机使用过程和行为的及时监管，切实防范、管控设备运行过程中的危险因素和安全隐患，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此外，它还能够对操作人员进行人脸识别，对无证上岗人员进行预警。

3.4建立工程结构安全施工实时监测系统

建设工程结构安全施工实时监测系统包括对建筑工地环境监测，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钢结构应力应变，地基监测，基坑支护等数据的监测。传统的监测手段主要是人工现场监测，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较低，不能集中管理，尤其在恶劣的环境下人员工作效率低，监测效果差。建设工程结构安全施工实时监测是在建构筑物施工过程中，采用监测仪器对关键部位各项控制指标进行监测，并在监测值接近控制值时发出报警，用来保证施工的安全性，同时也可用于检查施工过程是否合理。

系统将各类监测点的信息汇集到统一的监控平台，实现各个监测点的信息共享，实现对整个用户单位管辖范围内所有建筑工地统一管理。

通过这些智慧化手段的组合运用，可促使江苏公司更好地对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监管，更好地落实企业安全责任主体，促进项目公司自我监管水平提升，实时掌握工地现场信息，实现工地“智慧化”、安全“精细化”的全息化安全管理。

四、结束语

通过引入物联网技术，在施工现场安装各类传感装置，构建智能监控和防范体系，将科技技术力量与安全监管制度紧密集合，能有效弥补传统方法、人员少和技术在监管中的缺陷，实现对“人、机、料、法、环”的全方位实时监控，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控”；同时，为基建安全监督管理引入新理念，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监管责任，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真正体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使安全管理模式逐步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

篇（6）

主要措施：

1．加强执行法定工程建设程序的监管。严格执行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工程招投标、施工合同备案、委托工程监理合同备案、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监督、施工许可、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和工程技术档案移交等法定工程建设程序，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建设。

2．加强工程建设合同的监管。出台规范性文件对工程建设中资质挂靠、转包和违法分包的具体情形作出规定，制定相应处置措施。督促建设、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等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及招标投标文件订立合同并严格履行。全面推行施工作业分包制度，建立管理骨干基本固定、职责明确、运行规范的施工作业分包管理模式。

3．加强工程监理和质量检测机构管理。认真开展工程监理和质量检测专项整治，促使工程监理、质量检测机构切实发挥独立专业监督作用。

4．加强建筑市场准入、清出的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坚决查处无资质、超越资质承揽工程建设业务和建筑企业弄虚作假申请资质，以及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越权审批资质的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篇（7）

工作不安全感是工作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1]。目前理论界对工作不安全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Greenhalgh和Rosenblatt认为：“工作不安全感是雇员在一个受到威胁的工作情境中，对于维持所希望的继续性的一种无力感。”[2]强烈的工作不安全感在不同程度上对于组织、家庭、以及个体都会带来很多消极影响，一些可以阻碍和减弱工作不安全感消极后果的缓冲或者调节变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社会支持。

目前，国内关于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欠缺，在国内私营企业管理方式还存在很大缺陷的情况下，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总体状况如何？它对私企员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吗？社会支持是否能够减弱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的损害呢？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工作不安全感量表、社会支持量表、以及华人心理健康量表对私营企业中工作的员工进行现状调查，并探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同时探索社会支持是否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图1所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

随着员工身心健康不断出现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关注工作不安全感对个体身心健康影响的重要性。Sverke等人的元分析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对雇员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会形成极大的威胁，但相比之下，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程度高于身体健康，这说明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更大影响[3]。Cheng和其工作伙伴对中国台湾25-65岁之间的8705名男性雇员和5980名女性雇员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在职业人群中的总体流行率达到50%，而且在调整年龄、控制工作内容和要求以及工作中的社会支持以后，雇员的工作不安全感仍旧与较差的健康状况之间仍存在强烈的联系[4]。Strazdins（2004）研究发现，存在工作不安全感的员工通常都有一定的抑郁、焦虑问题[5]。

相比于国外二十多年的研究积累，国内对工作不安全感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国内对于这两者之间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比较少。如冯冬冬等人对广州某中外合资企业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身心健康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工作不安全感与身心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6]。胡三??和李中斌（2010）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中国企业中的工作不安全感由五个维度构成，即工作丧失不安全感、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工作执行不安全感、过度竞争不安全感以及薪酬晋升不安全感[7]。

基于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1：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1：工作丧失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2：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3：工作执行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4：过度竞争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5：薪酬晋升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1.私企员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会支持水平对员工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如高校图书馆员工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联系[8]。另外龚德英等人（2008）在关于外企员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中也证实，员工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9]。

本研究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进行研究，该量表将社会支持分成三个构面，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率，在国内研究中被广泛的使用。研究表明，主观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员工心理健康水平越高[10]。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2：员工社会支持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1：主观支持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2：客观支持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3：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

2.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Sverke等人在其工作不安全感整合模型中提出，社会支持可能在工作不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并指出未来研究应该检验如何减少工作不安全感的消极影响，特别要检验工作不安全感与结果关系中调节变量的作用。

国内学者如胡三??、佐斌等人对工作不安全感影响的因素及其各种后果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11]。但国内关于社会支持对工作不安全感和心理健康之间调节作用的相关研究极少，那么，在不同水平的社会支持下，工作不安全感及其各个维度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会如何呢？

基于Sverke（2002）的工作不安全感的调节变量整合模型以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3：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1：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丧失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2：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3：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执行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4：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过度竞争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5：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薪酬晋升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按照随机取样原则，选取绵阳市私营企业中的员工共300人，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来收集数据，数据收集的过程是在被调查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和相关领导的支持配合下完成。

在此次调研中，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回收了263份有效的问卷，回收率为87.7%。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3-1所示。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本研究尽量采用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加以适当修改作为搜集实证资料的工具。

员工工作不安全感：采用胡三??与李中斌所编制的25个条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如：“我害怕丢了现在的工作再难以找到与之相当的工作了”、“我害怕自己没有特别努力就会被单位淘汰”。员工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不确定；4=符合；5=非常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09，五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88、0.799、0.768、0.709、0、785，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员工社会支持：采用肖水源（1994）所编制的10个条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如：“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只选一项）”、“过去，在您遇到急难情况时，曾经得到的安慰和关心的来源有：”。员工进行评价的评分方法为：第1～4，8～10条，每条只选择一项，选择1，2，3，4项分别计1，2，3，4分；第5条分A，B，C，D四项，将四项得分相加得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6、7条如果选择“无任何来源”则计0分，若选择“下列来源”，那么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659，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员工心理健康：采用我国杨廷忠教授经过中国大陆适宜性研究后，对台湾学者郑泰安所编制的量表进行调整之后的12个条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如：“请问您最近是不是觉得头痛或是颈部有压迫感？”、“觉得神经兮兮，紧张不安？”。员工基于likert-4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比平时严重的多；2=比平时严重些；3=和平时差不多；4=一点也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07，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表明，员工的背景变量（如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学历、职位层次、月薪）会影响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胡三??2010），工作不安全感又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员工的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章首先检验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社会支持各个维度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其次，根据调节效应的判定原则，探讨社会支持水平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和员工心理健康之间关系中起到的交互效应。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进行考察，从相关系数矩阵表可以发现，各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

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P

（二）假设验证

1.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将可能会对心理健康有影响的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第一层，再将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第二层，结果如表4-2所示。多重共线性的VIF检验值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说明进入模型的各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该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接受。

从表4-2中可以看出，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工作丧失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053，P?0.05，未达到显著，研究假设H2-1-1未得到验证；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人际关系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046，P?0.05，未达到显著，研究假设H2-1-1未得到验证；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工作执行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154，P

2.社会支持对工作不安全感影响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检验

（1）社会支持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的关系检验

通过上述相关分析，我们了解了社会支持各个维度与员工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然而通过相关分析只能说明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无法说明变量之间具体有怎样的关系，也无法看出研究假设是否支持，因此，此部分将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层次回归的方法来检验各研究变量间的关系及验证相关研究假设。

从表4-3数据运行结果来看，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292，P

（2）调节效应检验

值得说明的是，工作不安全感共有五个维度，社会支持共三个维度，因此，如果两两维度之间进行交互项讨论的话，就会产生15个交互项。在很多现有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也经常把社会支持作为一个整体构念来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把社会支持视为一个整体概念，检验其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效应。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社会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具体操作步骤为：第一步，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调节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四步，放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如果交互作用显著，则说明存在调节作用。为了避免在进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分析时回归方程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需对交互项的各变量进行中心化转换。

模型1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的回归，F值为2.390，P值?0.05，模型不显著，模型1的调整后的R2为0.021，模型解释了员工心理健康2.1%的方差。

模型2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的回归，F值为9.547，P值

模型3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以及调节变量（社会支持）的回归，F值为11.124，P值

模型4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交互项（工作丧失不安全感×社会支持）的回归，F值为10.620，P值

模型6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交互项（工作执行不安全感×社会支持）的回归，F值为10.628，P值

为了更加直观形象地表示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绘制社会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效果图4-1。

从图4-1可以明显看到，工作不安全感高的私企员工在获得较少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其心理健康得分尤其高（即其心理健康水平尤其低）；而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私企员工其心理健康虽然会受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但程度却并不大，即便是体验到高工作不安全感的私企员工在感受到高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其心理健康得分也较低（即心理健康水平较高），这一结果再次说明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缓解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

篇（8）

根据半年检查考核和日常监控掌握的情况，现将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综治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上半年，全市各地区、部门和单位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落实，各区与乡镇街道办事处、乡镇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和嘎查村、村和居委会与居民住户；各区和乡镇街道办事处分别与区直属和驻区各单位层层签订了2004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书。海勃湾区不断加大对发生重大治安问题的地区和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制的力度和领导责任查究力度，对去年综治工作实绩考核较差的4个单位，严格行使了综合治理“警告”和“一票否决”权制，保证了各部门、单位综治工作的健康有序进行。海南区积极推行治安防范经济担保制度，区委、政府增拨4000元经费对2003年度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担保责任制的3个企业兑现了奖金，区属西卓子山街道办事处也与辖区内较大的独立法人单位签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担保责任状，并逐步推广。三区对政法综治经费（包括群防群治经费）投入逐年增加，上半年共到位18.1万。其中，海勃湾区7万，乌达区6.5万，海南区4.6万。

二、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工作情况

上半年，各区适时组织开展各类严打整治专项斗争，确保社会治安秩序的持续稳定。今年1-6月份，全市共立各类刑事案件944起，同比上升5.6%，其中，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上升9.3%，盗窃案件同比下降5%，一般以上交通事故同比下降28.9%，火灾事故同比上升34%。海南区、乌达区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分别上升了64.1%、23.6%；海勃湾区同比下降6.5%。全市共破获刑事案件5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98名，劳教以上打击处理245人，打掉刑事犯罪团伙23个，成员78人，收缴罚没财物折款661余万元。查处赌博、买、传播物品案件20起，没收赌资15.58万元，收缴、盗版光盘330张，打击处理221人。查处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56起，涉嫌越界开采的小煤矿47家，破获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违法犯罪案件8起，抓获涉案人员35人，逮捕9人、刑事拘留8人、行政拘留20人；收缴炸药200余公斤，雷管214枚；扣押各种车辆381辆；封堵废弃井口102个，炸毁盗采井口24个。依法查处不符合《食品卫生法》及有关规定的单位、摊点229个，查获非法提炼地沟油、加工食用胨的黑窝点5家，没收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6.42吨。

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

上半年，各区、各部门、单位继续坚持“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三区和市政府办公厅、统战部、建委、教体局、发改委、海勃湾矿业公司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归口领导小组牵头单位分别开展了调研活动，及时上报了调研报告。今年1-6月份，全市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289起，调处1238起，调处成功率为96%；发生群体性不安定事件及苗头73起，其中事件54起，同比上升1倍；苗头19起，同比下降73.7%。

四、安全创建“三个延伸”活动开展情况

上半年，各区和各大系统认真抓了“三个延伸”创建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检查督促工作。海勃湾区把创建“安全企业”作为“三个延伸”活动的突破口，把创建的立足点放在了为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服务上，重点抓了“黄化”、平沟煤矿、千钢等企业的安全创建工作，结合各类企业安全工作存在的常见病，指导千钢公司制定了反“事故隐患计划”；乌达区、海南区以创建“安全工业园区”为载体，把安全创建活动延伸到民营企业，优化了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治安环境。市卫生等系统把安全创建工作作为领导的任期目标之一，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对领导干部考核、奖惩的重要条件，根据本系统的行业特点，把创安活动的实际效果作为对职工、科室、单位和部门考核、评比及奖惩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下发了《乌海市卫生局创建安全系统实施方案》，与局直属各单位层层签定了安全创建（含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生产）责任书，各基层单位、科室又分别划分了安全创建责任区，定期对安全创建工作进行认真督促检查，并定期对安全创建的情况进行通报。海勃湾区综治委积极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将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刑法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配以漫画、插图制成展板进行图解，形式新颖、简明，使抽象的法律条文变的易于接受，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市公安局按照标识统一、配置统一、内务管理统一的要求已建成58个规范化社区警务室；市司法局制定了法律进社区工作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季度工作安排和考核细则。

五、防范体系建设情况

上半年，全市各地区、部门认真落实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建设意见各项措施，按照自治区综治委年初提出的“巩固、完善、规范、提高”的要求，全面构筑完善专业化、规范化的社会治安“打防控”体系，市公安局以构建覆盖全市的四级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积极组织筹建以信息指挥系统、侦察打击系统、防范控制系统和警务保障系统为主体的110指挥中心大楼、规范化治安堵卡点、治安岗亭和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统（电子警察）等六个“打防控”体系工程项目，目前，各项目建设任务已接近尾声，9月份将全部投入使用；同时，市公安局经过大量工作，上半年，在全市网吧内安装了实名制系统。市电业局、金融等系统采用双光速红外线报警、声像同步电视监控等最新技术防范设施，逐步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内部治安防范网络体系。

六、有关材料报送情况

上半年，按照要求报送述职报告的单位有：

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经委、市建委、市国土资源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交通局、监察局、组织部、电业局、安全站、地税、总工会、宣传部、妇联、邮政局、计生委、市检察院、司法局、农牧业局、水务局、人行、文化局、海矿、政协、民政局、综合执法、工商局、人寿保险公司、团委、教体局、统战部、乌达矿业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报送半年总结的单位有（不包括半年抽查单位）：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政协办公厅、市中级人民法院、工商银行、残联、林业局、教体局、司法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老干局、规划局、交通征稽分局、技术监督局、国税局、气象局、审计局、防范办、交通局、检察院、机关工委、药监局、安全站、科协、监察局、人防办、党校、人事局、工商局、国土资源局、人行、发改委、广电局、农行、烟草公司、统计局、供销社、编办、民政局、科技局。

七、存在的问题和要求

篇（9）

法定代表人黎静，董事长。

委托人刘燕，女，27岁，汉族，该公司法律顾问，住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44号8号楼。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金钟添美道1号中信大厦28楼2801-13室。

法定代表人冯建强，董事。

委托人管冰，北京市天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郝晓（王旁君），北京市天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光盘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大厂县夏垫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孟宪明，总经理。

委托人方芳，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正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小男庄怡秀园1号。

法定代表人姚增起，董事长。

委托人徐磊，女，26岁，汉族，国家开发银行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南露园小区2号楼1单元505室。

委托人刘国军，男，27岁，汉族，该公司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东门外1号49楼1门202号。

上诉人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腾图公司）因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一中民初字第2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3年3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腾图公司的委托人刘燕，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简称新力唱片公司）的委托人管冰、郝晓（王旁君），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光盘有限公司（简称彩虹光盘公司）的委托人方芳，北京正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正普公司）的委托人徐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新力唱片公司在其出版发行的《Leon Club Sandwich》VCD光盘中，收录了《Sugar in the Marmalade》、《眼睛想旅行》、《爱你/不爱你》、《Happy 2000》、《如果可以再见你》、《非我莫属》等歌曲；在其出版发行的《Leon Now》VCD光盘中收录了《Be My Girl》、《酸》、《透明》等歌曲；在其出版发行的《玻璃之城》CD光盘中，收录了《今生不再》、《等到天昏地暗》等歌曲。上述11首歌均为香港歌手黎明所演唱，新力唱片公司系这些歌曲的录音制作者。腾图公司作为出版者于2001年与北京恒磁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恒磁公司）签定签订电子出版物出版合同书，约定由恒磁公司制作《经典MP3四大天王》光盘（简称MP3光盘）并委托腾图公司出版，恒磁公司应保证交付出版的作品符合出版要求，如侵犯他人权利或出现知识产权问题，应由恒磁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在该合同签定签订前，恒磁公司向腾图公司出具了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出具的《法定许可使用音乐作品收费证明》及恒磁公司自行出具的版权证明，用以证明其享有MP3光盘的著作权。2001年1月4日，腾图公司与彩虹光盘公司签定签订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委托彩虹光盘公司复制MP3光盘1万张。此后，恒磁公司与正普公司签定签订经销协议，约定由正普公司总经销MP3光盘。正普公司共从恒磁公司以11元/张的价格进货2000张，后退回865张，实际销售了1135张，售价15元/张，销售毛利4540元。该MP3光盘共收录88首歌曲，其中有新力唱片公司主张权利的11首歌曲。庭审中，彩虹光盘公司自认其共复制MP3光盘1万张；腾图公司自认对恒磁公司出具的相关权利证明未详细审查，亦明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仅有权对歌曲词曲作者的著作权进行管理。新力唱片公司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费为人民币3万元，港币9515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新力唱片公司对涉案的11首歌曲享有录音制作者权，该权利依法受到保护。腾图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正式出版公司，未履行严格的审查义务，在明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仅对歌曲词曲作者的著作权实行法定许可收费管理的情况下，仍与恒磁公司签定签订合同，且认为恒磁公司的相关承诺可以免除其侵权责任，主观过错明显，故应承担未经许可擅自复制、出版新力唱片公司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录音制品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并应承担新力唱片公司因本次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因腾图公司委托彩虹光盘公司复制的侵权产品为1万张，故新力唱片公司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数额可以参照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有限公司的行业惯例以每张光盘版税损失并按1万张计算。彩虹光盘公司是受腾图公司委托复制涉案光盘的，腾图公司作为国家批准成立的电子出版企业，其相应的资格对彩虹光盘公司而言是不容怀疑的，且腾图公司向彩虹光盘公司提交了复制涉案光盘的母盘；彩虹光盘公司使用的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监制的复制委托书上明确载有委托复制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该责任条款并非由彩虹光盘公司单方拟定。彩虹光盘公司根据国家关于加工承揽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在法律规范下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虽在客观上实施了复制涉案光盘的行为，但并无主观过错，因此可不承担侵权责任。正普公司依据与恒磁公司的协议从事销售行为，且所售光盘系经国家批准成立的正式出版单位出版的产品，其已履行了作为销售商的一般注意义务，因此可不承担侵权责任。但由于其销售的产品已构成侵犯他人的权利，故其应承担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责任，同时亦应将销售所得的不当得利返还权利人。新力唱片公司是以版税损失作为索赔依据的，由于腾图公司出版的MP3光盘共88首歌，新力唱片公司主张权利的歌曲为11首，可视为一张CD光盘所载曲目。法院根据腾图公司侵权的事实及主观过错程度，综合确定本案的具体赔偿额。新力唱片公司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应视为其支出的合理费用，应予支持，但因数额过高，法院酌情予以确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2001年10月27日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一）腾图公司立即停止复制、出版、发行涉案MP3光盘，正普公司立即停止销售涉案MP3光盘；（二）腾图公司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声明，就其侵权行为向新力唱片公司赔礼道歉；（三）腾图公司赔偿新力唱片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75000元及因本案诉讼的合理支出人民币20100元，两项共计人民币95100元；（四）正普公司向新力唱片公司返还销售涉案MP3光盘的利润人民币1500元；（五）驳回新力唱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腾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涉案MP3光盘系由恒磁公司制作，后交上诉人审定出版，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尽可能的查证义务，主观上没有侵权的故意，故不应对涉案的11首歌曲承担侵权责任；被上诉人未提供其实际损失的证据，其索赔的计算方式是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上，不能成为本案的赔偿计算依据，本案应按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计算赔偿数额，原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过高。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依法予以改判。

新力唱片公司、彩虹光盘公司、正普公司服从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另查明：

本院认为，我国2001年10月27日修改前的著作权法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并获得报酬的权利。新力唱片公司作为涉案11首由黎明演唱的歌曲的录音制作者，其依法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受我国法律保护。

腾图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正式出版公司，明知恒磁公司并未获得涉案录音制品的录音制作者许可，仍与恒磁公司签订出版合同，出版侵犯新力唱片公司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录音制品，主观过错明显，原审法院认为腾图公司未履行应尽的审查义务，应承担未经许可复制、出版新力唱片公司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录音制品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新力唱片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及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并无不当。腾图公司关于其是审定出版，已履行了审查义务，不应负侵权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腾图公司应赔偿新力唱片公司的经济损失的数额，原审法院认为新力唱片公司主张权利的歌曲为11首，可视为一张CD光盘所载曲目，并参照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有限公司的行业惯例，按照涉案光盘的复制数量1万张，根据腾图公司侵权的事实及主观过错程度，综合确定腾图公司应赔偿新力唱片公司所受损失及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的具体数额，并无不当。腾图公司关于原审法院判令其赔偿的数额过高、缺乏计算依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八千零三十元，由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五千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负担三千零三十元（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八千零三十元，由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锦川

                                                                          审判员 周 翔

篇（10）

按照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对公共安全的四个方面的分类，围绕社会治安与犯罪预防等相关事务，应对社会公共安全作相对狭义的理解。本研究认为，社会公共安全是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种。社会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基于对犯罪活动的有效预防控制及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使社会公众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严或财产方面的侵害，并能获得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是与公众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财产等与社会治安秩序相关的安全，其实质是对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财产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维护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路径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总体分布于多个学科领域，且多自成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视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观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安全研究社会秩序理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社会秩序理论中的基本线索之一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冲突为主还是一致为主？冲突范式是西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会结构内部的冲突性，强调社会异质性对于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整合或者社会秩序的变迁所起的作用。如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亲密关系的冲突、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他指出，“许多通常被看作是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的过程，如暴力、抗争、越轨和冲突等在特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强着社会体系的整合基础，同时也在加强着社会体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认为，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中经历了大分裂，这期间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为社会合作最基本单位的家庭出现了破裂，而人们对他人、对公共机构、对政府的信任在下降，这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②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问题，却为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背景和思维基础，是对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础。

（二）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安全观的研究上，安全观研究分为以下几种视角：一是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安全观，主张以集体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强调规范主义和律法主义。二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保持权力均衡是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义安全观，特别是近年来以基欧汉（Keohane,R.O.）和奈（Nye,J.S.）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安全观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安全理论，主张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因素，还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国际安全只有通过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够得以实现。四是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行为”（speechact）安全分析认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条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调整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样，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也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都强调了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协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国外学者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径有零容忍警务政策、安全节点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等。第一种路径：纽约警察通过处理轻违法行为来应对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务政策。这一政策以破窗理论（BrokenWindowTheory）为基础。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JamesQ.Wilson）和犯罪学家凯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即一栋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玻璃破烂后，没有及时维修，就会暗示，这栋建筑物没人关心，与这栋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无人管理，从而纵容更多的人去砸烂这栋建筑物更多的窗户玻璃。破窗理论生动地揭示了社会失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一种潜在相联关系。这一理论引用到犯罪学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某一社会失序的蔓延必然会导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据这一推理，人们又得出这样一个理论：维护社会秩序与解决犯罪问题同样重要，严肃处理小偷小摸等轻微犯罪行为能够预防更多的严重犯罪。从这一理论出发，针对纽约市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犯罪活动猖獗的现象，美国纽约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务政策。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各种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和违法犯罪活动决不容忍，坚决打击，即通过在警务工作中加强对日常侵犯行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为严重的犯罪类型的产生。在策略层面上，对轻微犯罪和社会失序行为方面，要有更加灵活的执法手段。英国学者诺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认为，实践零容忍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是“防患于未然”，确保这种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减少轻微犯罪，将有助于预防更严重的犯罪。①第二种路径：英国学者约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节点治理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从理性治理（即作为政府干预的对象和机制）的角度看，将逐渐被更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区”所取代。作为这种发展模型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政府提供安全的权力减少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现在只是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个。节点治理的核心思想认为，国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公共警察机构的功能正逐渐变成收集和分析从其他机构得来的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到警务网络系统的其他节点上。②这一路径重新审视了国家与社会在安全供给领域的角色和关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种路径：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务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奥斯特罗姆（Ostrom）等将警察服务当作公共经济的产业，从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对警察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制度安排会对警察服务绩效产生影响，与较大规模的生产者相比，小规模、直接服务的警察服务生产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热罗尔（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兰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过改变第三方日常行为的活动方式实现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务，并认为，“在第三方警务中，许多合作伙伴是人为锻造出来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本质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紧紧围绕遵守规则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犯罪问题这个中心展开活动。”④上述主张为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提供了基础性理论设想。以上三种路径都主张，伴随风险社会的出现，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责任不仅归国家一方，而要由社会多方共同承担，而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中的发起者、多方协作的方式、进程、焦点等方面有所差异。

三、中国学者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视角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径对我国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警察职能的差异，我国的安全研究还要结合自身的体制和环境特点加以分析，相关理论的运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适应性问题。我国学者对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种视角：

（一）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重要方面，我国学者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政治学视角对社会稳定的类型及地方政府维稳困境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压力维稳的模式存在成本扩大化、价值预设与行为结果的背离等困境，需要改革当前的维稳方式，“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⑤二是从管理学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加强对于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设。虽然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相关制度，但主要是围绕项目或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内容实施评估，这种做法不够科学严谨。应以风险为核心设置评估指标，将风险与政府风险控制能力分别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际风险值。①当前从量化视角考虑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是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应对研究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应对研究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年来，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总体呈现高涨趋势，且对公共安全的关注维持在较高水平。对于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涵、特点、原因、对策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对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许多对农村、城市或某一类型的具体对策研究，宏观对策分析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有学者认为首先要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主要手段，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其次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换，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②此外，还有学者从当代的后果出发，对后果性质评估的“肯定论”与“否定论”分别进行综述，认为我国目前后果研究相对稀薄，国内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议行动的后果、拓展抗议行动结果的研究方法、探寻抗议后果的因果机制等问题。③近几年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对网络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学者们分别从公共管理、公安工作、传媒、信息技术、传播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视角呈现多学科趋势，学者们从风险社会下政策冲突、社会资本、群体行为模式、协商民主等众多领域研究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问题。三是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质评价研究出现了争论，出现了“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立场，特别是将与社会抗争、民主转型、政府政策、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这无疑扩展了对分析的视野。四是出现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近两年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实证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学者提出在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概念界定和突变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尖点突变模型，指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发生过程是连续性和突发性的统一，突跳值大小决定了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应针对控制变量进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近年来，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综合性研究呈上升趋势，学者们纷纷对危机及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公共危机类型划分、公共危机的诱因、研究领域和范围以及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机制）的构建等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论”、“公共关系论”、“经验论”和“全面整合论”等不同分析视角。但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畴，主要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视角，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现状加以评价，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资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的完善路径，并尝试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相关模型。如有学者运用可靠度理论，探讨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为例，提出了系统评价预测研究的方法论，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框。⑤

（四）社区安全问题研究社区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区安全的治理机制、评估体系和安全建设等领域。中国80年代开始社区警务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就社区警务的合作、预防、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就社区治理与社区警务、社区警务的模式与工作机制、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我国社区安全建设中存在政府唱独角戏的弊端，需要调整府民关系，具体来说，要促使政府从社区安全建设主导者逐步变成引导者，最后成为监督者和评估者；同时整合各类社区安全建设方案，从而减少基层管理者承担的“运动式”的工作任务。①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建立。通过采用在指标权重赋值基础上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遵循科学性、标准化、实践性、发展性、可行性原则构建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对制约社区安全状态负面指标决定的静态安全状况与促进社区安全正面指标决定的动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模型指标（因子）权重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因子）水平采用标准化方法确定，并可在定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等级评估。②有学者以治理机制为分析视角，对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促（协）进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着重对其在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建设上的表现及作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以内湖社区为代表的台湾社区安全治理机制重视横向维度的建设，这值得大陆地区在开展安全社区建设活动中参考借鉴。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综合模式研究这类研究从总体上较少。有学者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应重点关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体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发展规划的风险评价制度；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建立社区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区域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会治安供给领域近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重研究其组织网络，认为在充分吸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社会和市场组织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起比较有效的组织化调控体系，是中国社会实现平衡转型的关键所在。此外，有学者借鉴西方的相关评价体系，从“脆弱性——能力”的视角构建公共安全评价框架，提出区域公共安全综合评价核心指标体系应包括：脆弱性指标（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标、易损性指标）和应对能力指标（包含基础设施、管制能力、社会防御和经济能力四个方面的二级指标）。⑤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会治安的供给现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发展等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关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协同机制，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四、当前公共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进展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