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汇总十篇
时间：2023-10-20 10:23:31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关键词】公允价值;经济后果;利益博弈
一、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使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元凶之一,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金融界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次贷危机中造成了顺周期效应,认为该准则关于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发生器与助推器作用。会计界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与金融危机无关,它只是跟随市场,并非领导市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如果废除了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那么将没有人知道这些公司的资产按市值计价到底是多少”。
面对越来越大的对公允价值质疑声音,在美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救援法案中,赋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权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投票通过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决定。
金融界和会计界对于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分歧在于二者的会计目标定位不同。金融界的主张立足会计调控论,要求“怎样是对经济有利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有利于经济运行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会计界的主张属于会计反映论,要求“现实是怎样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反映现实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体现在金融危机拯救行动中,会计界立足会计反映论,选择捍卫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其目前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优化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金融界立足会计调控论,将会计作为一项金融调控手段或金融危机拯救工具,选择终止公允价值计量。两种观点的角力体现了公允价值计价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其实质是会计政策的选择产生的经济后果形成的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特征
(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
会计政策选择也称会计选择,是在既定的可选择域内(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相关经济法规等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所限定),根据特定主体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至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即指企业利害集团(包括股东、债权人和企业管理当局等)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大都是各方利益均衡与妥协的产物。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企业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
(二)经济后果观揭示出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的微妙平衡
为了形成一致会计政策的契约安排,各利益主体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的过程。威廉姆R.斯科特(WilliamR.Scott)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中对经济后果产生的根源进行了阐明,提出对经济后果的定义:不论有效市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瓦茨和齐默尔曼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表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受簿记成本、契约成本、政府管制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因素影响,同时各相关利益集团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参与会计政策的选择,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由此可见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相关各方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后果作为会计规则制定中一个实质性问题开始在美国突显出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不断交涉和博弈,以寻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经济后果。从实现方式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借助企业政策选择最终体现出来。一直以来会计准则制定者假设会计效果是中立,即使不是中性,也不为其后果向公众负责。经济后果问题的提出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会计不是绝对中立的,可能会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由于经济后果的存在使会计政策选择备受关注,进而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这使得准则的制定复杂化,因为其要求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微妙的平衡。
三、金融危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政策选择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冲突——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选择的博弈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的元凶之所以被认定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导致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冲突,即以银行为代表金融企业管理者的利益集团与银行的投资者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二者的冲突源自于两权分离订立契约的委托关系,这份契约便形成了以银行的投资者为委托人,银行等金融企业的管理者为人的委托关系。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要求投资银行的所有证券进行公允价值计价,而且对所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进行公允市价估价,对由于价值波动所引起的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也要包括在报告净利润中,公允价值计量将完全消除银行管理者进行利得交易的能力,执行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是提升会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看到的不仅是利得波动会增加,同时管理者操纵利润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这样二者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就自然而然了。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偏离,以及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行为具有必然性。在资本市场下假定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对会计政策做出选择或提出建议时,都是为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以达到其预期效用。信息经济学认为:在商品交易中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具有信息优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般认为该经济机制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显然,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人拥有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的私人信息。以管理者和投资者为例,管理者对企业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比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此时管理者可能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扭曲和操纵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将信息优势转化成利益。很多研究表明存在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掠夺投资者和债权人财产的现象。与此对应,投资者、债权人由于担心信息的可靠性而选择谨慎的投资方式,这将使得资本市场无法正常运行。一方面,管理者的信息优势及监督成本的存在使其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存在自由性,管理者可以通过政策选择获得优势利益,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拒绝政策的实行来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如果存在一项会计政策使得当期报告净收益降低从而影响管理者的报酬,虽然管理者努力程度不变,由于契约的刚性提高奖金比率的要求一般难以达到。此时尽管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助于提高财务报表的决策有用性,管理者往往也会干预会计政策的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政策的选择对于银行的管理者而言又何况不是如此呢?
(二)金融危机经济后果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博弈分析
由于监督成本的存在,管理者作为信息优势方,具有对经济后果产生影响是否进行充分披露的选择权;同样投资者期望管理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依据威廉姆.R.斯科特在财务会计理论中实证分析:由于管理者应致力于降低未来契约签订的成本,避免竞争加剧及吸引潜在投资者等原因,可以将管理者偏好假设为,存在有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充分披露,存在不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不充分披露。通过分析发现,只要管理者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高效用的概率偏大,管理者不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低效用的概率偏大。
当出现金融危机这种极为不利的经济后果时,银行管理者会反对披露这一对己不利的经济后果,由于公允价值这一会计政策的使用会提升会计决策的有用性,使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后果得以充分披露,投资者则会持赞同态度,赞同充分披露,支持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由于这两者之间不会就披露问题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所以双方的冲突可以看作一种非合作博弈。假设在此情形下,管理者选择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充分披露时,若投资者选择购买,则投资者能达到的效用比投资者选择拒绝购买的效用更低,即投资者会认为该银行金融机构不具有投资价值。所以,当遭遇金融危机时,银行管理者若选择公允价值计价进行充分披露,而投资者拒绝购买,此时的银行管理者获得的效用也最低。若银行管理者不采纳公允价值计量进行歪曲披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则投资者选择购买的损失程度更大。博弈的最终预测结果只能是:银行管理者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充分披露与银行投资者的拒绝购买。这个博弈最终走入“囚徒的困境”,这种情况的出现对资本市场具有损害性,会打击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造成资本市场的低效率运转,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幸运的是,FASB作为准则制定部门在考量了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采纳了达成一些妥协的公允价值计量原则,这些妥协是相对于完全公允价值的最初目标而言的。由于计量的难度,负债被排除在外;公允价值只适用于正在交易或是准备交易的证券;为了进一步减少波动性,准备交易证券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计入净利润,而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也许,上述的妥协是为了减少管理层的反对,或者是银行的管理者在这个妥协的结果中能够获得满意的效用。然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样一个博弈之后的妥协结果又会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的效用大大降低,因此才出现了文章开始处的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议。
基于会计与环境的共生互动关系,当经济环境产生突变经济危机爆发时,过去各方利益集团通过博弈达成的平衡势必被打破又重新回到博弈的起点,回到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而这样的博弈是低效率的。因此,美国政府作为一方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政府的利益和政治形象,减少政治成本,同时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在SEC的督使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9年4月2日出台了放宽按公允价值计价(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给予金融机构在资产计价方面更大的灵活性。此准则的放宽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弈达到了暂时的近似均衡。
篇（2）
二、金融危机下企业经营业绩的特点
在金融危机没有来到时，企业的经营目的是为了给企业带来价值。但是，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企业通过只有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或者通过技术的创新等措施才能适应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企业在竞争上处于上风，从而可以不断谋求发展。但是在金融危机这种大环境下，企业不可能一味的去创造产品。因为在危机下，一件商品的价值将会远远低于其价格，那就意味者每销售出去一件商品企业都会有经济效益的损失。在金融危机下企业经营业绩就不是单纯的追求效益了，而是要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如何平稳渡过谋求以后的发展、壮大。只要企业存在就有其社会价值，比如降低就业率，稳定社会秩序等。
三、金融危机下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主要内容
金融危机环境下，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价时，一般都会将企业的经营目标作为评价的依据。随着市场环境的影响，企业的经营目标应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影响企业的经营目标的因素也会不断增加，企业能够获得经济效益的能力和正常经营的能力等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因此，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其创新能力，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社会发展不稳定，比如发生经济危机这样的现象，那就意味着对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内容会发生变化。
(一)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
在任何金融环境下，资金对企业的发展都是举足轻重的。一旦企业没有资金的支持，企业很难生存下去，何谈发展壮大。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很多企业由于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不断减小其规模。甚至一些企业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停止生产、裁员甚至申请破产等措施。因此，在金融危机下，评价企业经营业绩时候合格要看企业是否具有融合资金的能力。
(二)提高企业的投资能力
由于金融危机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也有一定的机遇。因此，企业如果可以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就很有可能在为企业赢得丰厚的经济效益，进而就能使企业平稳地度过金融危机时期。然而，如果企业不能抓住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机遇，企业将很难承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甚至出现破产的严重后果。
(三)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一个企业如果一直走老路，不思创新、改革，最终都会跟不上发展的步伐，最终被淘汰。企业要想在金融危机下平稳发展就必须增强其创新能力。当然，金融危机下企业经营业绩的评价还有很多内容，比如企业储备人才的能力、企业管理者应变能等都是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重要内容。
篇（3）
一、金融危机中的会计准则
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银行家和国会议员将矛头指向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是加剧金融市场动荡的罪魁祸首,强烈要求修改会计准则。虽然会计界断然否认这一指责,但在巨大的压力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不得不对会计准则进行修订。
2008年10月10日,FASB了针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的修订稿,明确说明公允价值应当反映正常交易,当相关市场可观察数据无法获得时,可以使用管理层关于未来现金流和折现率风险调整的假设,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可以对部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以高于这些资产当前市价的水平进行定价,减少亏损数额;10月13日,IASB了对《国际会计准则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订稿,允许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对某些原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类别的非衍生证券进行重分类,并规定这一调整可追溯到2008年7月1日,这代表9月和10月由于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给银行机构带来的巨额亏损可以不在财务报告中体现;2009年3月5日,IASB了《增进金融工具的披露(对IFRS7的修订)》,要求增强对公允价值计量和流动性风险的披露; 2009年4月9日,FASB正式公布修改后的市价入账会计准则,新的准则解释了在市场不活跃时企业如何按市值对金融产品进行计量。
对会计准则的修订,是多方妥协的结果。IASB和FASB在没有放弃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前提下,对会计准则做了修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公允价值之争到修订会计准则相关内容,还是可以引起我们一些思考的,如金融危机中的会计准则为何饱受指责?会计准则的修订过程反映出哪些问题?
二、会计准则为何饱受指责
纵观历史,似乎每次危机的到来都使会计准则成为众矢之的,引起会计准则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 ,证明了放任自流的会计实务是不可行的,要求建立一套规范或标准来约束自由放任的会计实务;20世纪80年代美国爆发的银行及储蓄机构和贷款危机中,暴露出历史成本会计的局限性,各方强烈要求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52号、80号和107号应运而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会计实务的发展令会计理论落后于实践,理论的缺陷在危机中得以充分暴露,客观上要求对理论进行改革或完善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如何在非有效市场中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计量是摆在会计学界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基于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08年9月30日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了指导意见,允许在非活跃与非理性市场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定价,包括合理的主观判断来确定金融资产公允价值。2009年6月10日,法国财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IASB将在2009年底前对《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而对执行情况的审查结论必然会影响会计准则的发展方向。可见,会计准则是随着社会实践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二)危机中的会计准则常扮演“替罪羊”角色
从根本上说,这次金融危机并不是由公允价值会计所引起的,金融界制造了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法放大金融资产泡沫,导致了金融危机。2008年11月召开的G20华盛顿峰会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做出下列表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本流动性日益增长并且此前10年保持着长期稳定性,市场参与者过度追逐高收益,缺乏风险评估和未能履行相应责任。同时,脆弱的保险业标准、不健全的风险管理行为、日益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产品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影响,最终产生了体系的脆弱性。”而随后召开的G20伦敦峰会重申了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业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监管措施的重大失误。可见,无论是华盛顿峰会还是伦敦峰会都没有将公允价值列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从某种程度上说,国会议员和银行家掀起的公允价值之争意在将公众的视线转向会计领域,转嫁自身责任。另一方面,会计准则本身亦具备扮演“替罪羊”角色的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越来越广,他们对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会计信息已经成为判断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依据。由于现实中经济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会计人员大量运用主观判断选择会计方法,而任何一种会计方法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缺陷,会计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经济业务进行真实和客观的反映值得商榷。当危机来临,大量企业倒闭,信息使用者最先想到的是会计信息为什么没有及时预告企业存在的风险,而规范会计信息的会计准则对此又难以拿出充分的证据解除自身责任。因此,在外部环境和自身特点的双重作用下,会计准则难免成为“替罪羊”。
三、会计准则修改体现的意义
(一)准则制定者在“技术规范观”和“经济后果观”之间的权衡
理论界对会计准则的性质一般有“技术规范观”和“经济后果观”两种观点。“技术规范观”强调会计准则是一种技术规范,其必须是“有序、系统、内在一致,应能与可观察的客观现实相吻合;它们应该是不受个人所左右的、无偏见的。”(Paton and Littleton ,1940)“经济后果观”是指在不同的会计准则约束下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不同的会计信息将导致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和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同。作为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理论上会计准则能够达到“有序、系统、内在一致”的境地,但因经济后果的存在,利益相关者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要对准则的制定过程加以干涉,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被采纳的往往不是最具公允经济后果的会计准则。只考虑会计准则技术层面,忽视经济后果,准则的制定机构必须要承受来自各利益群体的压力,在实施效果上也会大打折扣;而过分考虑经济后果,忽略对准则本身的质量要求,由此生成的会计信息能否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将遭受质疑。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必然是准则制定者在技术规范和经济后果之间进行的艰难权衡。这可以从2008年12月30日美国证监会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关于公允价值的报告中窥见端倪。该报告明确反对废除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但是提出了一些调整建议。一方面,从技术层面上说公允价值仍然是对金融工具计量最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会计准则没有对非活跃市场中公允价值计量作出相关规定,金融机构在市场价格已不能反映资产真实价值的情况下依然采用“逐市计价”原则,导致财务报表上资产大幅度减计,产生巨额亏损,致使诸如贝尔斯登、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等金融机构相继倒闭,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此外,从发展趋势看,准则制定者为了权衡两者关系,倾向于由表内反映改为表外披露,改变表内反映的程度,加大披露力度,使所披露的会计信息能够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要,但是会计信息本身仍以反映经济业务实质为目标。如IASB的《增进金融工具的披露(对IFRS7的修订)》,要求增强对公允价值计量和流动性风险的披露,以及在此基础上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的《对财务报告准则第29号――〈改善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订》,均反映了这一趋势。
(二)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政治过程
“经济后果直接导致了准则制定的最后一个标准,即政治色彩。”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后果的存在,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要对准则的制定过程进行干涉,准则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各利益群体博弈的过程。因此,讨价还价、偏向于强势集团,这些都对最终的准则形成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葛家澍,1996)。从制定者的角度看,准则的制定就是协调各方利益冲突的过程。由于各利益相关方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着固有矛盾,如何在这些关系中达到微妙的平衡,是摆在准则制定者面前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次金融海啸中,从公允价值之争到准则制定机构对会计准则进行修订,都体现出了政治色彩。2008年10月1日,60多名议员联名致信SEC,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公允价值计量。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修改后的7 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计划,该法案却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设置了特殊条款――要求SEC在2009年1月20日前提交相关的调查报告,此后国会有权根据调查报告投票决定是否中止该会计准则。2008年12月30日,SEC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公允价值的报告明确表示公允价值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提出了一些调整建议。此后,作为银行界和会计界代表的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IBA)和FASB均未作出表态,公允价值之争暂告一段落。2009年4月2日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提出加强金融监管,呼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尽快与监管机构进行合作,改进资产估计和准备金标准。在此之后,欧盟委员会(EC)、法国及德国纷纷向IASB施压,要求对《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有关资产减值的内容进行“松绑”。对此,IASB迫于各方压力,宣称要在2009年晚些时候修改会计准则。至于政治压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这可以从金融危机咨询小组主席暨SEC前任委员Harvey Goldschmid的话语中窥见一斑,他说:“两大会计准则制定者所承受的政治压力远大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对IASB而言,这关乎国际会计准则的生死存亡。”
总之,会计准则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依然没有逃脱被指责的命运。面对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准则的制定者最终选择了折衷退让,给予金融机构更多的自由来选择计价方法。然而会计界人士对修改准则后的前景依然担忧,正如更换温度计无法改变温度(低或高)一样,迫于压力修改的会计准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和华尔街危机,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窥见端倪。2009年4月上旬,FASB宣布了三项对市价入账会计准则的修改决定,以完善公允价值使用指引和信息披露要求。该修改决定最早可于2009年3月15日的季报中执行。之后公布的2009年一季度业绩显示,美国核心金融机构大部分扭转亏损局面,开始盈利,但其股价不升反跌,核心资产质量下降已成定局。这表明会计准则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修改会计准则自然也不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会计改革的效果还须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澍,刘峰.从会计准则的性质看会计准则的制定[J].会计研究,1996年第2期.
[2]崔学刚,岳虹.会计政策经济后果:产生路径与应对策略――基于“华泰财险”兴衰案的分析[J].会计研究,2006年第2期.
篇（4）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3-0-01
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银行作为重要的金融主体，是金融危机发生时负面影响最大的机构，阴阳体系的脆弱性根植于自身，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发生危机，严重影响金融经济的健康。虚拟性是现代金融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市场价值超越自身实体价值的这种属性和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独立自我运动特征决定了其一旦发生危害，将会金融主体银行带来严重损害，所以，分析金融虚拟性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有助于防范和控制危机的发生和作用。
一、银行体系脆弱性与金融虚拟性介绍
最早提出并研究银行脆弱性问题的是马克思，他通过分析货币性质与特征提出了这个理论，他通过研究货币的三大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分析了虚拟资本对于银行的影响。货币本身购买力的波动变化、商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支付手段可能导致的债务链断裂等三大性质决定了虚拟资本对银行信用可能产生的崩溃影响。金融体系得以存在和维持的重要前提是人们对商品内在精神和货币价值的信仰，这决定了它无法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金融资本家天生的极端趋利性会导致虚拟资本运动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为银行信用体系崩溃埋下隐患[1]。在马克思之后，有很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银行的脆弱性，比如货币供应量变化带来的影响、股市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等，总结了虚拟竞技队银行脆弱性的影响。比如股市波动，波动过大产生泡沫，致使股市资产价格失衡，信贷急剧扩张引发信贷泡沫，泡沫破灭之后股市资产价格进一步萎缩，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致使其价值缩水，造成价格大幅度下跌、通货紧缩和银行危机。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其脆弱性，比如日本银行危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银行危机的发生都与此有关，均由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开始，引发了银行危机。这些年发生的数次金融危机都表明，银行危机的发生均有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金融虚拟性理论的提出较晚，于2004年由国内金融学家白钦提出，时间较短，所以相对研究理论和结果还不完善[2]。
二、银行脆弱性与金融虚拟性的衡量与实证
银行脆弱性与风险的上升呈正相关，众多来自内部或外部的风险因素发生剧烈波动冲击银行信用体系时，就可能会造成体系的崩溃和职能的瘫痪，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银行危机的发生是脆弱性风险因素积累到一定阶段冲破承受极限时发生的剧烈能量释放，银行危机也是银行脆弱性的一种典型性表现，是量变到质变引发的严重后果。对于银行体系而言，行业危机可能会拓展到整个领域，银行本身清偿能力不足，会被迫倒闭或者迫使政府出手干预提供债务援助。二十世纪初关于银行危机发生的评判指标理论认为只要有以下一条，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分别是不良资产比例超过总资产的10%、就业问题导致银行大规模国有化、发生大范围的银行挤兑以致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拯救成本过高等，比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都有以上表现，且带来的严重后果[3]。金融虚拟性的衡量指标研究目前还有待完善，以白钦和徐爱田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理论中将股票指数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背离关系、M2指数等作为重要指标衡量金融虚拟程度，考虑到其所关注的众多影响因素，货币和准货币增长率、金融相关比率、银行信贷占GDP百分比和股票交易总额占百分比等可作为直观分析因素。
比如2007年从美国拓展到全球的次贷危机，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严重金融危机，有大量银行出现问题如破产、接受政府援助和被政府接管等，以英美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出现了一大批问题银行。我们结合金融虚拟衡量指标来看，表1中众多异常数据无疑都显示银行危机的严重性。
表1 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英美银行危机数据
金融虚拟性的衡量目前还需要持续深入以提供更多的理论、实践结果辅助研究，但是从美国次贷危机中英美的几项关键性指标来看，金融虚拟化的程度都较高，其独立于实体经济运行的情况和资产的巨大波动为银行业埋下隐患，加剧了脆弱性，从而导致其超越界限最终集中爆发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通过分析研究银行脆弱性识别、衡量金融危机的危害有一定意义。整体来看，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虚拟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作为初步判断依据，即银行脆弱性会随着金融虚拟性程度的提升而不断增加，金融虚拟性研究可为银行脆弱性研究提供依据，预测银行危机的爆发。至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金融虚拟性对银行危机的影响大小，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与研究。金融虚拟性双刃剑的正向和负向功能决定了它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影响的严重性，加强有关金融虚拟性的研究和监管，才能够控制器负面作用，保证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4]。
总之，银行脆弱性和金融虚拟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决定了银行危机的发生与金融虚拟性脱不开关系，加强金融虚拟形成程度的分析研究来预测银行脆弱性程度有助于加强控制，保障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与运行。
参考文献：
[1]哀德磊，赵定涛.试论行业竞争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15）.
篇（5）
据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ICBA)的研究报告《金融危机对美国社区银行的影响:困难时期的新机会》称,绝大数社区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优于大银行,其在新增存款、开拓新客户、市场定位和保持财务稳健等方面的能力,在危机中不降反升。一些社区银行甚至认为,金融危机带来了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的发展机会。在泰国,因自制货币而被地方政府以分离反叛罪送上法庭的Santi Suk村的村民们重新开始使用“merit”。在日本东京,一些街角商店的小老板认为“在自己的社区创造自己的小型价值流通循环”是一个应对经济衰退带来的部分不良后果的好办法。他们提倡商品价格的10%可以用购物奖励的“代用券”支付。社会福利组织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方案,即通过社区组织与街区内的商业点签约,完善社区“代用券”,使它成为真正可以合法流动的“货币”,来促进社区救助。
无论是社区银行,还是社区货币都是社区金融的具体表现形式。上述种种现象无疑是在说明,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运行良好的社区金融都是人类面对金融危机时的选择反应,它在隔离危机影响和缓解危机后果两方面的优良表现,使不少人将其视为深陷金融危机泥沼时的“逃生扶梯”。
社区金融作用分析
作为集合概念的社区金融,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又包括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机构,同时具有其独特性――立足于明显的地域范围。总之,社区金融是指以社区为基础的各类成员(居民个人、社区企业等)所产生的一切金融(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需求和社区内部各种金融机构满足其需求而开展的一切金融活动。社区金融之所以能够成为“逃生扶梯”,源于其在抵御金融危机的侵袭和修复金融危机带来的创伤两方面都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社区金融是金融危机的“隔离墙”
社区金融鼓励社区成员互相换取所需,以促进内部消费,将生活水准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活跃的内部消费意味着对外界货品依赖的减少,这极大地加强了社区经济的自力更生能力,提高其对抗经济依赖的可能性。同时,成员之间的联系和社区的凝聚力也得到了增强,可以为社区成员提供将个体背负的“麻烦”通过面对面交流,找到可以共同承担问题、分享利益的盟友的机会。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社区资本的内部循环,为良好的社区经济自主性奠定了基础。
扎根于明确地域的社区金融具有立足熟人社会的特点,这为金融活动的风险控制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一方面,社区金融机构与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工作人员往往也是社区的成员,能收集到需要金融服务者的信用、社区关系、家庭、性格、可自由支配的个人开支等软信息。这种软信息的获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它可以帮助社区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服务期中能够很好地减少信息外部性成本,同时熟悉抵押品,避免逆向选择,更有效地了解和控制信贷风险。另一方面,鉴于自身的资金规模,为了避免高风险业务失败可能引起的巨大道德风险,社区金融机构在自身的业务选择上,往往秉持稳健保守的经营理念,进行高敏感的风险管理。例如,社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普通的信贷、结算等业务,较少涉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业务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有活力的社区金融能够给予所在社区良好的经济自主性和敏感负责的风险监控意识,这恰恰是抵御金融危机的优良武器,使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隔离金融危机的影响。
社区金融是金融危机的“镇痛剂”
金融危机常常遗留下大规模的失业、贫困和社区衰落等后果,化解这些严重问题同样也是社区金融存在的重要意义。
首先,作为社区金融重要部分的社区银行可以说是面向小型企业信贷的领先供应商。信贷可得性促进了小型企业的发展,使其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因金融危机而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的社区成员。此外,失业人员可以参与社区货币计划,通过进行社区公益劳动或是为他人服务换取社区货币,进而获得所需生活用品,实现自身的“收支平衡”和灵活就业。
其次,社区金融所提供的信贷可得性不仅仅关注小型企业,个人和家庭也是重要对象。它通过解决长期束缚社区发展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许多方面改变了社区的生活:帮助成员提高获取金融机构帮助的能力,帮助成员掌握相关金融知识等,实现改善低收入个人和社区经济状况的目的。因而社区金融能够协助社区在扶贫和防止衰退上实现重大进步,尽可能修复金融危机带来的创伤。
实践经验剖析
美国社区银行实例――伯克-赫伯特银行
伯克-赫伯特银行(Burke & Herbert Bank)成立于1852年,是弗吉尼亚州最古老的银行之一,拥有约20个位于北部,包括华盛顿大都市区的分行,迄今为止资产规模达到16亿美元。该银行拥有稳健的、多年来保持一致的经营理念,例如:坚持客户在申请贷款时,必须能够满足最低20%保证金的标准;信贷经理需要实地走访客户的住处,确保抵押物的估价与现实相符等要求。其业务重点是针对社区成员的个性化服务,提供诸如支票和储蓄账户、货币市场账户、贷款违约保险、个人退休账户和借记卡、财务策划等服务。其房地产贷款(包括住宅和商业房产组成的几乎所有的抵押贷款)、商业和消费贷款也丰富了银行的借贷活动。
伯克-赫伯特银行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业务范围位于特定的社区,拥有地缘和人缘上的优势。二是卓越的风险控制能力。这主要是源于较高的自有资本比率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偏好,使其业务传统,较少涉及高风险业务;扎根现场带来的人缘、地缘优势利于其客户选择和风险监控。三是组织结构简单,减少了信贷决策环节和软信息的扭曲、流失。四是注重参与社区活动。加入了市民团体和其所在地的地方商会,为当地的学校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对当地的救济行动给予了支援并对社区中的低收入人群奉献了特别帮助。五是注重自身的亲民形象。自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显现以来,以“信用与信任”为主打宣传,重点突出“安全性”和“亲民”色彩,强调“社区银行,自己的银行”这一定位和有别于大银行硬的“人性化服务”。银行的网站除了展示金融业务外,甚至成为该社区的“门户网站”,社区几乎所有的信息均可从银行网站得到。银行热线除了提供一般的金融咨询和电话银行服务外,还是社区非金融业务的“百事通”。这使得伯克-赫伯特银行不仅被美国广播公司等评为2008年度“美国最安全银行”,还被著名财经网站The 等媒体评为“最贴心银行”和“服务最佳银行”等。
伯克-赫伯特银行坚持稳健的经营理念和高敏感的风险管理意识,同时专注于服务有限地理区域内的小型企业、家庭和个人,从社区吸纳资金又将其运用于社区。在帮助社区增强经济自主性和活力的同时,自身也在金融危机中获得了大踏步的发展。
美国社区货币实例――伯克夏尔
伯克夏尔(BerkShares)于2006年9月29日诞生在马萨诸塞州,由5家银行的12个分支机构发行,是美国目前较有活力的十几种社区货币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在伯克夏尔货币体系中,已有近400个商家签署同意接受伯克夏尔的协议、超过70个区域的非营利机构接受伯克夏尔用作捐款。伯克夏尔共发行了5种面额的纸币:分别为1、5、10、20和50,与美元的兑换比例是100:95,即100伯克夏尔可兑换95美元。在流通过程中,只有在兑换时才以100:95的比例进行,其余在任何消费场所,伯克夏尔都可以全额使用,这意味着消费者拥有5%的优惠折扣。使用伯克夏尔能够在商家处购买商品和服务,也可以找零、支付员工薪水或者捐款给本地的非营利机构。
伯克夏尔货币体系旨在强化社区成员对社区经济重要性的认识,选择使用社区货币的成员意味着承诺首先购买本社区商品。这能够确保由本社区创造出来的价值可以在最大比例上留在内部循环流通,从而使得社区的资本得到充实,为社区内各种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泛的机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伯克夏尔的使用使社区成员能够通过建立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繁荣的社区经济来实现维持社区健康和福利的个人责任。有活力、内部循环流畅的社区经济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因而可以减少该社区对全球经济的一个不可预测的依赖,促使其具备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的资本。
阿根廷社区货币实例――信用券
“信用券”(credit)是主要用于在社区市场进行交易的一种纸币,其发行面额有0.5、1、2、5、10、20,约30单位等值1个阿根廷官方货币比索,券面上印有:“Value of Human Energy”,可以译为人的动力价值。可以用该信用券交易的一个社区市场对每个交易摊位只收取0.2个比索加2个单位的信用券。其对入场交易者的要求是必须经过注册登记,且接受过培训的会员,同时必须能够理解和遵守会员权利、义务,在场内只能使用信用券,不得使用正规货币。这个社区市场交易的商品名目繁多,凡是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都可以在市场中找到。
与美国社区货币相比,阿根廷社区货币更加倾向于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交易,人们主要是通过社区市场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缺乏了与企业的互动。而且交易活动不够封闭,外部人员,例如志愿者的影响明显,以上因素可能导致拥有社区货币的阿根廷社区的经济自主性没有美国社区那么强。不过,阿根廷社区货币的运行目标更加集中一些,主要是侧重于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这与阿根廷经济衰退之后,大量人口进入贫困和失业状态有关。从这一层面上讲,阿根廷社区货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解决了部分成员的就业问题,节约了政府的救济支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的严峻后果。
篇（6）
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的非线性扰动、紊乱、崩溃，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变的越来越严重，以至于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配置到最有利的投资机会中。
一、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及经济质量的有效提高，中国加入世贸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它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其中最严重的很可能关系到中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性的危害，在经济方面尤为明显。
近来的金融不稳定带来的经济损害有多种形式，比如银行倒闭、企业破产、职工失业、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外汇储备的损失、GDP下降等等。计算发现，日本在1992—1998年间和韩国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分别达到各国年GDP的21.5％和14.7％。北欧国家自1990年以来的三四年里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达到其年GDP的10％—30％。这样的事实向我们深刻的说明了金融危机带给经济发展的巨大危害，甚至是经济倒退。
从经济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出现混乱动荡，对银行信用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及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可称之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金融安全是对立的，靠的是国家金融竞争力、国家的金融系统抵御能力、国家金融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面对这样一个不稳定的金融环境，如何使经济的发展减少影响或者拉升经济发展就成为了我们所面对的必然问题。
二、经济发展的机遇
危机，从经济上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解释：危机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一种特殊现象。经济结构的进步完善中，寻找机遇并抓住机遇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在金融危机下，本文从经济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1.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危机下银行、企业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时这些行业也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妨可以提升对其他行业的投入比例，如农业、小商品、轻工业等。根据金融危机的危机空白时段拉升这些行业，存储资金等待金融的回升。
2.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常常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失业问题。这也是大部分人所担心的事情，然而这时也正是我们促进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机遇，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往往人力资源的素质也是一大问题。在金融危机时，面对这方面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便保障生存，这样也就给危机时的人才质量带来了很大的保证，当金融危机度过后，优秀的人力资源带给经济发展的贡献将是非常巨大的。
3.技术发展，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化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都能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不断改变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在金融危机时，一切和金融有关的行业都可能崩溃，但技术却是一个例外，任何时刻先进的技术都会给经济发展的提升产生很大影响，促进经济的提高。
4.发展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注定是要先以农业为主要部门转为以工业为主，进而转为以贸易及服务等产业部门为主。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金融危机下的过渡时期不妨把视线转入区域经济，投入区域经济，带动区域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进步。
三、金融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的金融市场，融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资金，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
例：2003年，爆发了SARS疫情，其具有突发性、预知性很低、求援依赖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在SARS疫情中，全国人民度过了“五一”长假，然而因为SARS，银行闭门休假、企业调整等给金融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SARS人们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假期消费、旅游一系列活动，国民经济同比去年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
评析：上述例中SARS的爆发，把人类逼到了危机的面前。这里的危机就是指具有严重威胁，并具有不确定性和有紧迫感的情绪。危机是几乎来不及反应的，在这次SARS疫情中，对我国的金融也有很大影响，银行的闭门休假每天将产生的不便、人们出行的不便、社会各行业的结构等紊乱同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从SARS看金融危机，当信息混乱、事态扩大、特别是用来弥补和恢复危机的资源供不应求时，只有当人们有了明确、真实的信息，看到解决危机的资源供应充足，才会感到危机的规模在缩小，个人和社会的危机恢复力就会增强。金融经济危机也是一样，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人们往往会有消极的心理，经济发展就需要从不同位置全面的解决这一问题。
国际银行不良资产重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证券化及金融并购都会对金融危机的解决起到一定作用。信息公开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都可以很好的促进公司企业的发展，危险和机遇并存的金融危机同样也可以带给我们发展的契机。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自己，在金融经济中灵敏的把握住机遇，那么即便是金融危机也同样会带给我们经济发展的机遇。
参考文献
篇（7）
一、引言
当前，美国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被《纽约时报》称为“末日博士”(Dr.Doom)的纽约大学教授罗比尼(Nouriel Roubini)早在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上，就预言房市将拖垮经济，重创不动产抵押的金融业，并随之引发惨重骨牌效应。当时极具争议的观点如今已成不争的事实，昔日“居者有其屋”的美梦现在却成为美国经济噩梦的“温床”。罗比尼称，产生灾难性金融和经济后果的可能日益加大，即恶性循环。经济衰退导致金融亏损更为严重，反过来，不断加剧的大规模金融亏损和金融危机更令经济衰退雪上加霜。三个原因可以说明这次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其一，美国遭遇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房地产价格下跌，跌幅最终可达20％到30％；其二，因为信贷泡沫已从房贷扩散到其他领域，再加以不计后果的金融创新和证券化，目前持续的信贷危机最终将演变成信贷紧缩；其三，美国家庭消费数额已经超过GDP的70％以上，如果将其所有债务包括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债务累加，其实际数量远远超出他们应该消费数量；由于房价跌落以及严重的信贷紧缩，一段时期内个人消费将会出现大幅萎缩。罗比尼预测，2008年经济衰退将持续12至18个月。
二、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
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但短期内仍无法逆转目前危急的金融局面，美国经济终将步入下行期。2008年11月25日的报告显示，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紧缩了0.5％，超过之前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美国银行损失可能高达10,000亿美元，更有一些专家称该数字会高达20,000亿美元。随着金融危机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金融问题也在不断升级，美国政府动用准备金及其他手段保护着处在风暴中心的金融体系。从去年3月11日美联储宣布一揽子援救计划向银行和投资公司提供2，000亿美元贷款，11月23日向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再次注入200亿美元的资金，美国政府为遏制金融危机所投入的资金数额一路飙升，目前已经达60,000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出美国政府在应对持续扩大的金融危机漩涡所承担的巨大负债。
西北大学金融学教授、摩根大通银行前执行董事斯道维尔(David Stowell)认为，鉴于拯救资金的有限性，应该将资金主要投入到金融行业。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经济会从目前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经济恢复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美国的金融系统。11月25日，联储委和财政部宣布金额为8,0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用以解冻信贷市场。其中，2,000亿美元用于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欠款以及其他小型企业贷款，6,000亿美元用于购买房贷相关机构发行或担保的债务。同时，联储官员称，将要根据需要印刷美元以恢复处于瘫痪中的美国金融体系，减缓由于次贷损失引起的波及到经济方方面面的震动。美联储已经进入到支撑经济的一个新的激进的阶段，分为两个目标，即降低金融市场的恐慌和骚动以及支撑因信贷枯竭遭受重创的经济。针对第一个目标，美联储向银行以及华尔街的公司扩大贷款计划，组织援救面临倒闭的公司。针对第二个目标，则主要依赖于传统工具，即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即金融机构间隔夜贷款的利率)，降低银行间拆借利率。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目前的经济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生产和消费的减少使美国金融市场问题更趋严重。美国金融风暴重创华尔街，意味着对华尔街上的家庭和企业而言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他认为，经济的全面恢复不会立刻发生，在经济出现好转之前，经济情况还可能会继续恶化。在11月24日芝加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面对处于危机中的经济，我们不能犹豫、不能耽搁。”他提出“代价高昂”的经济刺激方案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同时希望能够为美国经济今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该计划也反映出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会持续几年的时间。在这个经济刺激方案中，他将优先考虑创造250万就业机会，投资道路、桥梁、学校以及洁净能源项目。
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美国前财政部长、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已由奥巴马正式提名出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提出了应对目前金融危机的建议。他指出，既往金融危机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当应对重大金融危机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可以在反应过度方面犯错。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市场过度反应就意味着政府应对政策和措施也应过度反应，过度反应导致的错误要比反应不足导致的错误容易纠正。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提醒我们，既然市场表现出过度反应，政策措施也要过度反应，而且还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第二，可信度至关重要。抵制住做出乐观的预测的行为而不是依靠采取措施行动。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为了树立信心，总会有不断的诱惑，试图通过言辞而非行动注入信心，忽略了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第三，结束危机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公众信任和公众信心。
第四，信任的恢复需要时日，切忌期望立竿见影。
第五，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密不可分。
篇（8）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篇（9）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会计界对公允价值的研究由来已久，讨论的焦点已由早期的“是否采用公允价值”转变为如今的“如何用好公允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使得公允价值成为唯一能够被认可的计量属性。大量应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和报告，已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会计及其他许多计量性经济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公允价值因与经济环境联系紧密，涉及诸多假设和不确定性等原因，在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中难度极大。而这一不确定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空前放大，最终引发了全球对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质疑。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加剧，触发了全球信贷及资本市场上危机的空前蔓延，并开始影响实体经济。针对此，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执行减税、刺激消费；实施银行间的兼并和银行国有化等等。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救市”方案是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7 000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该方案在10月2日经国会参、众议员通过后将救助资金升至8 500亿美元。在该救市方案中，第132部分重申了美国证监会（SEC）如果认定是符合公众利益以及能保护投资者的话，有权停止执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告――公允价值计量（SFASNo.157）以市值计价（mark-to-market）或以公平价值入账的会计方式。这一特殊条款的设置，掀起了各国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浪潮。
2008年9月30日，SEC联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称SEC允许公司管理层在市场不存在或资产以不正常价格出售的情况下，采用自己的金融模型和判断计量资产的公允价值。10月3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征求意见稿，修订意见中除了肯定原有SFASNo.157准则的所有内容外，增加了一项案例，即对某一非活跃市场的资产，用现金流的折现方法确认其公允价值并用于财务报告中。10月7日，SEC再次发表声明，称其将根据救市法案的要求，联同联储局和财政部就“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进行研究，报告已于2009年1月2日前完成。10月13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投票通过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决定。声明中称：“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登账的企业，将可依据新准则重新归类资产，避免必须按市值计价（mark-to-market）的结果”。10月15日，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决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必再按当前市值记录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价值，允许金融机构将违约风险考虑在内对其资产进行估值，从而避免它们的资产价值在市场动荡中被过于低估。
一直以来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利器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迫于金融危机的压力被一步一步放宽。各国采取措施修改公允价值的背后是对该准则的质疑，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严重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的经济后果：各种指数愈下降，公允价值愈低，减值计提愈多，亏损愈大。以华盛顿互助银行为例，在2008年9月15日过去一周时间里，其市值缩水超过三分之一，与去年同期相比，市值下降92%。这种经济后果，特别是它的极度扩散，在令华尔街的政客们胆战心惊的同时，也将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计量基础推向“被告席”，从而将宏观经济与会计准则制定纠结在一起，将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推向了争论的焦点。
二、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人们在会计准则发展的早期就已认识到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但学术界对它进行充分研究，达成对会计准则的性质――经济后果观这一共识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7年美国学者Rappport在《会计准则的经济影响》一文中提出：对规范公司必须报告什么和如何描述其经济活动的准则制定过程来说，需要以一个更宽的眼界，而不是从传统的技术会计角度来重新认识，即会计准则的制定需洞察会计在经济环境中的作用及会计决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随后，1978年，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认为，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是指各社会经济主体通过利用会计信息在他们中间进行财富的非公平转移而带来的社会性后果。这种财富的转移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分割，而这种“社会后果”的表现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具体的表现就是一个公司政策的选择对其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换言之，经济后果指的是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决策，而不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
另外，从会计准则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看出其经济后果的痕迹。从巴其阿勒的《簿记论》中关于物品计价“宁高勿低”的论述（以保证获得较高的利润），到英国《公司法》中规定资产负债表必须“真实与公允”的揭示思想（以保证会计信息不偏袒某一方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再到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经济后果的直接感受（一些有权力的机构和团体，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往往直接干预准则的制定，以期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后果，如投资减免税的处理、石油天然气勘探成本的处理等），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会计准则具有鲜明的经济后果性。而近期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引起的关于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质疑让人们再次体会了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三、公允价值计量面临的挑战
2006年7月6日，FASB和IASC联合了《财务报告概念框架：财务报告目标与决策有用的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初步意见）。该框架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决策有用观，会计信息基本质量特征是：相关性、如实反映、可比性、可理解性。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中，相关性仍然是第一位的，这与决策有用观这一目标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该框架用“如实反映”取代了早期FASB和IASC都使用的“可靠性”这一信息质量特征。如实反映，是指会计信息应当与其所要表达的现象或状况保持一致或吻合，会计信息若不能真实反映所计量的经济事项，就不具有可靠性。
“如实反映”应当说更强调经济交易的实质而非形式。而在当前金融危机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没有恰当地表达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陷入了交易价格下降――提取减值――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继续加大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根据FASB和IASC联合框架中信息质量的“如实反映”这一要求，当前所谓的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实际上已无法客观如实地反映企业资产或负债。因此，FASB、IASC和欧盟成员国均放宽了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决定。公允价值计量在金融风暴中所产生的这一经济后果，也许对会计准则制定者而言是始料未及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放弃“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等于否定现实。当前，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坚持认为：“如果银行不必按市值给其资产定价的话，金融危机就会消退”。也就是说，如果银行能够假装没有问题，或许真的就不会出事。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取消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他们认为公允价值计价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遭受不公正的打击，一个特别原因是，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让银行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SEC和FASB真照做的话，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来得这么迅猛，人们也或许不会这样恐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便是，问题只会被掩盖而绝不会自动消失，而长此这样下去，病入膏肓时更为可怕。正如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Young LLP）全球副总裁贝斯布鲁克（Beth Brooke）所言那样：“这对投资者来说再糟糕不过，废弃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实际上就等于否定现实”。
其次，改革“公允价值计量”压力与日俱增。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是把“双刃剑”：在金融市场处于泡沫时期，“公允价值计量”令金融机构的资产以远高于其基本面的高昂估值入账，进而使相关金融机构在录得超额账面利润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借贷和投资，从而进一步推高杠杆比率和催生泡沫；而在全球金融危机这一极端的市况下，“公允价值计量”一方面增大金融机构交易风险；另一方面引发机构间互不信任，并由此导致信贷紧缩，牵连一连串金融机构陷入破产。会计准则的最终目的是增加披露的透明度，令投资者掌握更多的信息以作出投资决定，而“公允价值计量”在市场存在泡沫时会给投资者传达过于乐观的信息，在市场存在危机时又传达过于悲观的信息。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准则面临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
结 语
公允价值计量虽然体现了决策有用观这一财务报告的目标，但当前公允价值计量在实务操作上却是有难度的。公允价值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活跃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主体易于识别市场参与者并获得可观察市场参数，能保证计量结果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但当前的实际情况是，许多资产和负债项目可能不具备这样的市场条件。今后对公允价值计量改革的重点是否应当放在如何对非活跃市场中的资产进行计价提供更多的指南上，以更好地反映经济活动的实质，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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