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哲学研究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儒家文化哲学研究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自思想进入中国以来，它在传播的过程上就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家文化发生融合，碰撞。两者虽然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将两者相互比较，还是会发现他们的一些共同之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从本质上探究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异

由于产生的背景各不相同，两种文化所服务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是各不相同的，其所代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阶级的利益，所拥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思想体系。所以在探究二者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将它们之间的界限划清。

（一）文化背景差异

及其思想来源都是在欧洲资本主义文化背景孕育的。而其存在的意义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超越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

而儒学文化的产生背景则与相差甚远。由孔孟起始的原始儒学其诞生背景主要源于农耕文明和血缘家族文化。由农耕文明所催生的以自然道理为基础的中国式的形而上学，由血缘家族文化中诞生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伦理观念。而在宋代诞生的新儒学，主要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儒学，其实现的基础便是对皇权中心主义与封建官僚制度的拥护。

（二）时代精神差异

时代精神对特定时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它是时代价值取向的代表者，以前驱性和进取性为特质，具有正面价值。而哲学通常都是时代精神通的表现载体。哲学家，是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产物，是汇聚了那个特定时代下最精致、最隐蔽、最珍贵的精髓哲学思想的产物。因此，马克思说，哲学是文明活着的灵魂。

哲学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趋于成熟的时代下诞生的。在这个时代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无法避免的带来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此时拥有着代表社会新的生产力特征的无产阶级，以其拥有的大而先进的生产力、政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而哲学便是无产阶级这种强大力量的代表。

原始儒学则是在一个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的时代，当时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乱中求治的时代需求，于是原始儒学便在那个条件下应运而生。孔子以“复周礼，缅三代”的为思想为核心，展示了克己、复礼的大义。而乱世思治的时代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由他构想的理想境界中的世界的机会。从而使儒家思想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价值中心，从民族的角度来讲，激发民族凝聚力是价值中心的重要使命。

儒学文化与哲学各自所具有的时代精神是各不相同的，两者中间有着两千年的历史跨度，并不是同时空的精神产品，它们各自在历史中的势位高低，自然一目了然。

（三）代表观念和阶级意识的差异

作为代表先进的近代物质生产力的，它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相互对立的生产关系间的相互斗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由于在意识形态性上与资产阶级政权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哲学。所以，他不可能成为现存国家的拥护者和卫道士，它是它们的摧毁者和掘墓人。

与相比，儒学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就不备有这种革命性。在其创立之初，虽然也有着代表非权贵群体利益的思想，但是其思想终究也只是来自于没落贵族阶级，依然具备着阶级意志。自汉唐以来，儒学思想便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用以维护封建皇权利益的官方正统哲学。

与儒家文化从其阶级性和革命性的立场上来讲，是根本对立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

二、异中有同的与中国儒家文化

与儒家文化虽然在根本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二者之间也拥有着共同之处。如果对这一点不能做出正确认识，就可能对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不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可能无法理解中国化过程中，其在本质中与中国儒家文化所发生的相容与相通。这两种在时代性与阶级性上有着本质性区别的思想体系，在学说上却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相通、相容之处。

与儒家文化在世界观上都具有无神论的特点，其思想有着反对神学、宗教的特点

由于曾经受到“左”思潮影响，曾经不加分析的将儒学完全归类为唯心思想、形而上学，其实儒家学说是不讲“怪、力、乱、神”，并且一直对神学保持着怀疑。而哲学则是科学的无神论，其以对神学理论的彻底否定在欧洲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在对社会进行改造的理论上与儒学思想有着极大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是反对通过非人类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的。两者都重视现实社会与现世人生的思想。以此来看，在无神论的观点上两者是有着相通之处的。

在道德观上，中国儒学文化和也有着相同之处，两者对人拥有的自然属性，及与此相应的表现形式，所具备的合理性表示接受，但是同时又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应该受到社会属性的约束，并对其进行规范，才能达到完善的人性。在儒家思想中，也有着“食色性也”和“为恶去善”这样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对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十分重视，但是他也认为个人解放是必须要在全人类解放的大前提下才能够达成的。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复礼”的价值观是相通的。

三、结语

在中国儒家文化与中，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但是这种相通却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在中国能够顺利发展的基础便是与儒家文化在碰撞与摩擦后的相容、相通。

参考文献：

[1]牛苏林.宗教观研究应关注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州学刊，2015，（12）.

篇（2）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天下。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的在日本的应用。

古代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在这种请款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日本的农民只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上交的产品少些，能维持再生产，就能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在行政权利的平衡方面，中过儒家思想却又有着非常精致的设计。这中设计并非儒家的专利，还包括有韩非子集其达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术、势的思想。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之术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应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人自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他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为一个非常团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这就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文化的影响。并且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博怀、海纳百川的文化观念使得日本有着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让日本有着善于学习的精神。

（二）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日本的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取消了雇佣制的作用，而企业内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组织与参与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伦理、组织文化和管理哲学来实现。

中国儒家思想中“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所吸取并且加以改造，把“和谐高于一切”作为自己企业的目标，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不把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扶持和帮助。

（三）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在日本进入七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十七条宪法》的制定，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当时它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第一条内容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完全体现出了当时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法制极其深的影响。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在法制文化中的应用发展。其第九条“信是义本、事有信”也是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

三、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

中国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性的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政治上的保守性。事实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每有太大的创新，生产力也没有显著的进度。在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严格来说，进度也不大。甚至进入明治维新时期，还在沿用之前的组织管理措施。

在现代日本仍然重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人本主义依然受关注。在现代社会，过度迅速的组织接替，尤其是巨大组织的解体，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日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大型金融集团、大型企业，维持稳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为了保护部分特权阶层及维持自身的道德优先地位，日本有用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约束，所谓“刑不上大夫”。由此，特权阶层的过渡膨胀反过来又侵蚀了组织，这是日本历史上的普遍现象。

参考文献：

[1]查理得·科特。《无治而治》，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2]严绍。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J].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

篇（3）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鹏.现代新儒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宋志明.现代新儒学的走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篇（4）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可以说，儒家文化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性格养成，直到今天，儒家文化依然渗透在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关注中国。而作为中国精神和价值观引领的儒家文化也备受世界瞩目。在世界各地兴建而起的孔子学院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儒家文化的精神

儒家文化精神的基础是“和”。这种“和”包含在世间万物的发生发展之中：自然界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和”，人与自然界共处之中的“和”，人与人在沟通交往中的“和”，人类的皮囊外表和思想精神的“和”等等。这些“和”的概念经过几百年的沉淀被一代代大儒研究、继承、发展，最终被总结归纳为“天人合一”。虽然儒家所衍生出来的各个分支对“天人合一”理解的角度和论证的方法不同，但究其本质都是秉承着“天”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人在天地之间获得生存发展，领会生命真谛，陶冶个人情操，感悟人生价值。在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天人合一”中，人与世间万物是平等的关系，既不是人类无节制的向自然界贪婪索取，也不是人类过度崇拜自然一味俯就[1]。除了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天”和“人”本身也是“和”的体现。这里的“天”所指的不是天空，而是天地世间的万物。所谓“天”的“和”，即世间万物的相生相克、生命的生老病死、天象的四时交替。世间的一切小到一个个体，大到整个天地之间，无不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终而复始的循环往复。正如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此外，“人”的本身也体现了“和”的概念。对人类来说，人的个体会经历从出生到衰亡的过程，但对整个人类族群来说是整体中不断的出现新生和死亡，正是在这种“生”与“死”的交替的和谐之中人类这个大的族群被延续了下来。此外，人与人之间也体现了“和”的概念。儒家思想尊崇“礼”，制定了维护“礼”的三纲五常，规范了社会等级，使人与人之间存在了地位差别。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规范的社会，也体现出“和”的精神。儒家思想当中的等级规范不是地位尊卑的限制，相反，正如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是对处于每一个等级的人都一视同仁，这种等级制度并不是为了区分人的三六九等，而是为了让人们能各司其职，依照自己所处的等级做自己该做的事，让整个社会有条不紊的循环发展。即使是一个独立的人也体现了“和”的精神。例如，正是因为人体的各个器官之间的“和”，所以中医才能够通过望闻问切观其表而知其里为病人开药[2]。

二、儒家文化的价值观

关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可以借用《左传》一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左传》中提出的“三不朽”就是儒家文化中对价值次序的总结。立德，是指建立超越于常人的高尚品德，成为众人的楷模。儒家之所以推崇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就是因为这些圣人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中认为拥有高尚的品德首先要做到能为普罗大众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其次要做到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坚持自己的操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综合上述可以得知，在儒家文化中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是为集体、大多数人服务的大德，正如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文化价值观中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只有在迫不得已无法做到“兼济天下”的情况下，才只能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当然，立德不仅仅局限于人，从国家层面上来说也需要立德。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来构建整个国家体系一直是儒家所推崇的治国之道。当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整个国家就会按照既定的规范发展下去，高尚的道德能保证上行下达、保证国泰民安。可以说以道德治国是儒家的理想。然而在实际治理国家时，却很少能做到以德治国。因为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与一个道德高尚却无法达成利益共识的国家结盟，因此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以德治国只能作为一种理想无法付诸实践[3]。儒家文化价值观认为，只有建立在“立德”的基础上的“立功”和“立言”才真正具备实际价值。换言之就是立德为根本，立功立言为用。“德”是形成“功”与“言”的基础，只有拥有高尚的价值观、具备良好的品德，才能功成名就著书立说。因此，从地位上来说“立德”高于“立功”和“立言”，“立功”“立言”要以“立德”为基础，而“立德”却不见得一定要“立功”“立言”。其次，在“立功”和“立言”两个方面，在历史上多是“立功”高于“立言”。自隋唐以来，中国采用科举制度用人唯贤，如若文人想要“兼济天下”就必须经历科举以“立功”为前提。因此纵观历史，流芳百世的文人墨客和思想家大多身负官职。与前两者相比，“立言”的价值显得稍逊一筹。儒家价值体系中也同样认可实践大于理论的观点。正如理学家曾说“托诸空言，不如实行之深切著明。”

三、结束语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即使在科学技术学术知识高度发达的现在，儒家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依然能广泛适用。我们不应因儒家文化的古老对其全盘否定，而应该“知己知彼”认真进行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选择的继承，更好的利用儒家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88-95.

篇（5）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113-01

当今中国哲学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这就是:正在发展的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 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 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 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又有不同的角度,也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哲学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一般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既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也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 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等, 是经历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 不但没有过时,还具有普世性, 如能正确引导, 并赋予其时代精神, 不但将产生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和持久不竭的文化源泉, 也可以使其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传统的儒家学者都有“为天地立心”和“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和人生理想。人类和自然界自然会建立一种协调关系, 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化平衡的状态。儒家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点出发,其目的就是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 使上下左右的人我之间实现心理上的互相沟通、思想上的互相理解、感情上的互相体谅, 从而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

儒家文化中所蕴涵的上述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佛家、道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当代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二、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哲学

我们不能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这样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 并且存在着使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其含义不是狭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文献, 实际上是指我们所说的文化。因此, 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必然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互作用问题。我们衡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的标准不仅应当着眼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而且应当着眼于在世界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样, 我们就不仅应当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所表述的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 还要积极关注过去一百多年世界各国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开展积极的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和理论对话, 从而彰显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世界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

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中

篇（6）

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别录》《七略》之“六分法”到《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等，又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之“四分法”之目录，经笔者阅读及研究后认为：第一，这些分类目录始终起着目录及分类法的两种作用。“分类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还在公元前7年的时候，我国就有了第一部分类法即刘歆的《七略》”。第二，从西汉之《七略》，直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家标准（GB）《中图法》，始终把儒家文化（孔子及其弟子之著作及研究）“列为首”或“单独列类”，将“儒家文化及孔子研究”“列为首”源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治国思想。“我国古代的书目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它们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的学术文化的反映”。笔者认为：我国的图书目录及分类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及学术史。笔者探讨了“四书五经”在分类目录中的列类沿革：宋代产生雏形：二书――“语孟类”；到清代成了名正的“四书五经”：“四书类”“五经总义类”，此乃目录学、分类学史上又一新观点；民国以后，也始终将“儒家文化及孔子研究”单独列类，且当代国标（GB）《中图法》中，依然保持了“B222.1四书”类，“五经”已各人其类。下面分别对若干个时代的典型分类目录（法）进行探讨、论述。

1.汉未央宫承明殿：“独尊儒术”的提出与最终实施

1.1“独尊儒术”的提出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从皇帝到太后及诸大臣，信奉“黄老之学”，推崇道家文化，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帝执政后，为强化思想统治，征集各类治国方略及思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在未央宫向皇帝提出了“独尊儒术”。“未央宫……正殿前修了一座承明殿，……殿左侧，站着几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和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这中年人就是名扬天下的大儒――董仲舒。……董仲舒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大臣，提高了嗓门说：依愚民之见，要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2尊崇“道学”与“儒学”之争，“独尊儒术”的艰难实施

侯外庐先生认为：尊崇“道学”与“儒学”存在着一个先后且斗争的过程，“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后，并非一帆风顺，尽管最终被实施，但历经周折：“在汉初文景武三世，儒道争霸相当厉害，……文景虽立博士，但并不甚好儒，……直到武帝初，和窦太后斗争，……立出法度，所谓‘天下靡然乡风矣”’。“武帝元封时代，罢黜百家，‘法度’确立，……由这时起到宣帝的石渠阁称制临决，‘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寝衰’”。

1.3笔者的新观点及论文支撑此观点

真正“定儒学为一尊”时，应当是汉成帝时期，这仅为笔者之观点，体现在分类目录《七略》的列类上，且有文章支撑。“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并大规模地征集文献，……真正精通《诗》《书》，崇尚儒学的是汉成帝，……一方面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综上所述，董仲舒向汉武帝推崇自己的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其建议被采纳后，历经周折得以实施，但初期较为艰难，“惩ㄖ时”应当在汉成帝时期。

2.汉天禄阁：《别录》《七略》的编撰及列类――对儒家文化的重视

同样在汉未央宫之“天禄阁”――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西汉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在上述“汉成帝重视及支持”背景下，“奉汉成帝之命――‘诏”’，对其中的图书档案进行了分类整理：“汉成帝和平三年（公元前26），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于天禄阁……”，先后编出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别录》《七略》。在《七略》的分类中，采取了“六分法”，因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的影响，加之汉成帝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将孔子整理的“六艺”（又称六经）及所编著的《论语》“列为首”，称之“六艺略”，将儒学列为“诸子略”之首。

《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辑略分总论及分论，以下为六大内容分类法：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说十种。从《七略》分类目录中可看出：①将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又称六经）及所著《论语》“列为首”，可见对儒家文化创始人孑L子及其所著、所整理的著作的重视。“东洋五千多年历史中，纵有很多伟贤，唯孔子最占理想的极高地位。祖述，删正六经六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遗书，有《论语》七篇”。②将“儒家”列为“诸子略”中的首类，又可见对儒家文化的重视。③将道家仅列于儒家之后，依然保持了西汉初年文、景皇帝及窦太后等对道家思想（无为）的重视（与民休息）：“汉代初期，鉴于秦朝用法术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采用了经过改造后的道家学说――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许多人信奉黄老之学”。

3.《七略》之后的《汉志》《隋志》《中经新簿》等目录，依然将“儒家文化”列于首

《七略》之后又编撰的《汉书艺文志》《七录》《七志》等的“六分法”“七分法”中，依然均按《七略》之列类方法，可见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重视之延续。《中经新簿》已开创了我国四部分类法（目录）的先河，定型后以“甲、乙、丙、丁”（后改“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延续了一千多年。在四部分类法中，也始终将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及所著《论语》“列于首”，“儒家”列为“子部之首”。《隋书》为史学之经典之作，其“经籍志”为图书分类目录，也为“四分法”。在该四部分类目录中，依然将孑L子整理的“六艺”（又称六经）及所著《论语》“列于首”，并将儒学（儒家）列于子部之首。

4.宋代的《直斋书录解题》――“语孟类”：“四书”之雏形的诞生

在现存宋代私藏目录中，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最为晚出。其“经部”包含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经解类、语孟类、孝经类、小学类……，“子部”包含儒家类、道家类……。这部目录之类目排列中，依然保持了“孔子整理的文献六经中的五经，（“乐”经已丢失）”“列为首”――“经部”及“儒家类”在子部“列为首”，此也反映了宋代依然是“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思想文化发展政策……倡导尊儒读经，复兴维护专治统治的儒学”。陈振孙之书目是对“儒家文化”的又一创新点：“在53类中，仅类目有分合、增创、复立的语孟、小学、起居注……”，其中，“语孟”即为《论语》《孟子》，为“四书”中“二书”，同时也将“孔孟”连到了一起，由此可见，宋代对儒家文化有了“升华的列类”，已出现了四书的雏形“二书”（语孟类）。

5.千余年来的“四部分类法”均将“儒家”列于首

除上述几部各朝代的经典目录外，其他的《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文献通考》直至清朝等历朝历代的图书分类目录（法）中，均将孔子整理的“六经”及所著《论语》列为首（经部），并将儒家（儒学）列为子部之首。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及儒学从汉代至近代约两千年来，在中国文化、学术、目录史（分类史）上的地位始终“列于首”！

6.清朝《四库全书总目》及《郑堂读书记》中“儒家文化”的列类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等。从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列类中可看出以下特点：①依然将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列为经部之首，而将《论语》列于“四书类”中。②将“五经”也列专类即“五经总义类”。③将《论语》列为“四书类”，在前朝的《明史・艺文志》中，已经开始了此列类法即“四书类”。④“四书五经”在清代目录中出现，并已成为一个学术代名词且延续多年。⑤将孔子列为史部中传记类之首，而在圣贤之后才列“名人”，可见清朝已将孔子提到了“名人之上的圣贤”。清朝还有一部较为重要的目录，即周中孚所作《郑堂读书记》，其经部包含易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礼类、乐类、诗类、书类、春秋类、四书类、小学类。《郑堂读书记》中的列类，更将《四书五经》名正列类，均在目录之首――经部。上述清朝两部著名分类目录之列类方法体现了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位皇帝对孔子及儒家文化与著作的赞誉及尊崇。雍正曾指出，“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径……”“乾隆皇帝可谓始终不渝地大力提倡经学……”。

7.民及当代的分类法，仍将“孔子及儒学”单独列类

篇（7）

韩国，“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一国际地位的取得与韩国成功开展公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密不可分。在韩国的公民教育中，儒家文化中的道德教育始终占据重要指导地位。通过深入分析韩国公民教育中的儒家文化，借鉴韩国公民教育在儒家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成功之处，进一步提高和改善我国的道德素质。

一、儒家文化与韩国

韩国与儒学的渊源起于汉唐时期。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学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影响着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制度，渗透到韩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部分韩国民众的眼里，儒“教”已不是简单的宗教，而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中枢。早在李朝时代，儒教就替代佛教成为韩国的国教，并逐步形成正统的儒教化体制；当今韩国社会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标准，如忠孝仁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伦理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就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正式设置伦理教育课程，并进行了多次改革。而儒教的思想在每一次的改革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如1998年拟定的“21世纪的教改方案”，其宗旨就是青少年中推行儒家哲学，宣扬儒家精神。韩国民间更不乏热衷儒教之士，如1965年成立的“民族文化推进会”，就将《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作为重点的研究学习书籍，并专门开设课程传播借以儒家文化。历史不断推动儒教在韩国的发展，儒家文化在韩国占据着主导地位，以一种潜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

二、韩国公民教育中的儒家文化

（一）儒家文化的世代传承

韩国历来是个善于学习与吸收的国家。自从儒家文化传入韩国起，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始终在韩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据重要指导地位，韩国政府坚持把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为推进公民教育的有效素材，不断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内化为国民精神。在韩国社会里，韩国民众都主动践行儒教伦理思想，将其信奉为自己日常行为的准则。如儒家思想中 “忠”，韩国将其诠释为效忠大韩民国，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如，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文化，韩国每一个家庭都将其践行到实处，尊卑思想、尊重长辈观念深入人心。韩国的民族单一，这种“忠孝”一体的观念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与遵循，将其内化成公民的心理需求，使得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国家的繁荣富裕而奋斗。同时，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坚持“娃娃抓起”。在韩国，从小学至高中学校的公民教育中，每一个年级必有一门关于道德伦理教育的必修课。道德伦理教育课程的内容大都来自于儒家精神，如日常生活礼节、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等。

（二）儒家传统伦理的现代化

韩国自创国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创新的国家。韩国在面对东方传统文化资源受到西方现代文化资源的挑战时，为防止西方价值观对本国传统道德观的过度冲击和侵蚀，在立足东方传统文化基础上，广泛吸收西方文明，融合了东西方资源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建立起了以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相结合的道德体系，形成了独具韩国民族特色的公民道德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方面，韩国学校教材的制定以学生的身心成长规律和认知发展特点前提，内容则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让学生可以从书本上学习儒家伦理知识，从小对儒家伦理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在教学方法方面，以实践为基础，注重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以实践促进儒家伦理的内化。

韩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与其在承继优秀的儒家传统伦理基础上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密不可分。在儒家传统伦理现代化过程中，韩国不断丰富国民精神的内涵，不断灌输国家、民族之上的伦理意识，充分强调家国一体的意识。

三、韩国儒家文化教育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一）端正态度，传承与弘扬优秀的儒家文化

作为儒家文化起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将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视为己任。在发展我国道德教育中，必须从思想上端正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区别对待儒家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多种形式地将儒家文化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儒家文化内化为国民所需。韩国汉城大学教授金学圭曾说过，“自古以来，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受孔教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现在韩国人的生活、习惯、对人关系等等，大都是来自儒教的”。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相对所欠缺的，更是我们应该借鉴和学习的。只有在继承与传扬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儒家文化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才能从本质上内化儒家文化。在继承与传扬过程中，必须充分平衡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的责任。国家必先需要发挥其充分的引导与保障作用，将儒家文化中的精髓以更为人性化更容易被人理解与接受的形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拉近儒家文化与人们的距离，缩小儒家文化与人们的陌生感，让人们更易将儒家文化的精髓内化。在社会层面，我们应该像韩国学习，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全民践儒的氛围，将儒家伦理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以促进儒家伦理精神的内化，促进国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最后，家庭作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小单位，应该充分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将儒家伦理践行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儒家伦理的传扬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二）与时俱进，儒家传统精神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结合

儒家精神是韩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强的精神力量，被韩国人作为公民教育的基础和框架。但韩国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而是结合自身国情赋予儒家伦理道德新的内涵。在发展教育方面，韩国主张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认为公民的道德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在教育内容上，韩国强调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家庭内部应该做到互敬互爱。针对当今我国不断滋长的道德滑坡现象，我们应该虚心向韩国学习，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培养公民的民族与国家归属感，不断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公民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应该切实将儒家文化纳入到文化建设上来，赋予儒家精神以现代涵义，以文化软实力带动国家道德水平的提高。我国作为儒家文化的起源地，可谓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更应该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并赋予其新时代内涵，将现代化的儒家伦理作为学校乃至社会德育的主线，减少人们对它的陌生感，缩短人们对它的距离感，古为今用，充分利现代化的儒家伦理以增强我国德育的实效性。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善于借鉴韩国在儒家文化传承及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不断重塑及强化儒家文化在我国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推进我国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志成，乔琳.析韩国公民教育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9.

篇（8）

1 高职教育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与成因以及本文的主要思路。

 

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突出专业性和技术性教育的过程中，过多地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而且削弱了学校育人的本来功能，忽视了哲学世界观教育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形成了伦理道德观的断层，忽视了学生自身品德和文化特色的培养，导致了社会公德和责任感的缺乏。

 

十报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任务和要求。结合当今高职教育尤其人文教育的现状，通过对中国传统 “道”、“术”学说和传统儒家文化以及对于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意义的研究和探讨，将传统“道”与“术”文化以及传统儒家文化融入目前的高职教育中，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上起到推动高职教育发展的作用，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高职教育领域的建设。

 

2中国传统 “道”“术”学说与高职教育结合的理论研究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典文献后发现，“道”与“术”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范畴，“道”“术”学说与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优秀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是控制着万物一切的生化运作的规律，“术”是指“方术”、“术数”、“技术”。道术关系研究表明， “道”是从哲学到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高境界，是万物运行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术”是指天道付诸人类社会的现实形态，它以“道”为行为准则和最高目标。具体内容包括修养、治学、生产生活实践等。人类要想真正有美好的生活，唯有修德于天下。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教授认为：“道”，就是人文精神、思维能力和人格修养，“术”，就是指实践技能和工具理性。而传统教育之“道”包含了“道德义礼”(道)和“知识技能”(术)的双重教育，针对当前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提出高职教育应当“首先是重道，同时重视必要的术”。

 

3 道术并重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构想

 

中国传统 “道”“术”学说认为有“道”有“术”，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才。现代教育应当“道术兼容并重”“教书育人”“学问道德”应该双管齐下，做到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观的统一兼顾。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其一、轻视文化素质和精神发展的教学与培养。其二、普遍存在重专业轻素质的问题。其三、高职院校学生存在道德缺失、责任感缺失的现象。其四、对于提高素质教育的认识不足。因此，高职院校教育以道术并重实践为导向促进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教育非常必要。本文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包含了传统教育之“道”包含了“道德义礼”(道)和“知识技能”(术)的双重教育，因此，通过“道术并重”的教育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才素质，也对就业质量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4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高职教育的适切性

 

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包括：(1)“仁爱”与“诚信”的思想。(2)诚信思想。(3)“天人合一”思想。(4)“中庸”思想。(5)“自强不息”思想。当前高校偏重科技素质培养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主干，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可忽视的历史依托与优良的文化资源。其中，“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石，其对当代的职业教育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需要在继承中创新，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成为高职教育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儒家文化与现代高职教育结合具有非常显著的适切性。

 

5 道术文化和儒家文化在现代高职教育的实践智慧

 

本文通过调查、访谈，对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东莞联合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千江集团三家高职院校与校企联合单位开展传统“道”“术”学说与儒家传统文化、发展企业文化的情况进行了综合性分析研究。重点研究了开展“道”“术”学说和传统儒家文化较为成功的的做法与经验，并对如何将其植入高职教育、拓展校企联合手段以及在高职院校如何开展人文教育和倡导道德实践进行了分析与探索，以期能够为开拓当代高职教育的新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

 

5.1 东莞联合技工学校人文教育实践成果及经验

 

该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有机结合，积极推进国学教育、德行教育、职业素养教育，铸就师生爱国、爱校、尊师、感恩、礼貌、忠诚、守信、爱心、行善等良好的德行，以此让学员学会正确做人处事的态度、方法，全方位培养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综合素养。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内容包括开展培训讲座，增强学员学习传统文化的信心和认识、组织学生读《弟子规》、《孝经》等，讲授《弟子规》等内容、为学生开展封闭式传统文化基础入门专项培训，包括孝道教育、悌道与五轮伦之道、经典熏修与德行涵养、礼仪、勤俭节约、感恩、励志、责任心、价值取向教育等，促进了个人素质综合素养的提升，达到了以德治校的效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适合社会、企业需求的新时代人才。

 

5.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传统道术学说和儒家文化导入实践

 

该学院以道术学说为依据制定职业教育的目标，参考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三项标准，培养具备深厚的道德品质、高超的理论思想和卓越的劳动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完成《我国一流高职院校发展路径研究》项目，重点进行了构建基于职业能力发展的高职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的探索，将亚里士多德的“德智体美”与孔子的“学而时习”作为重点研究内容，在“人文素质课程”一栏中列入人文课程80讲，包括了道术学说及儒家学说讲座。根据传统道术学说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理念，提出职业素养的三大要素，即“职业信念”、“职业知识技能”“职业行为习惯”，并开展了多渠道、立体化、渗入式的职业素养培育工作，包括设置培养学生素质的相应课程、以提高学员素养为主旨建设高职校园文化活动，提高了高职院校学员的自身素质。

 

5.3 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及校企合作职业教育的实践与体会

 

广东千江集团以儒家文化为主进行了与高职院校"校企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创建了“千江论语”特色企业文化，从孔子思想中寻找到企业价值的根基，从《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求现代企业管理智慧的实践，通过标语符号、员工培训、会议宣讲、编辑书籍和唱片、公益演出以及传统的周礼仪式等多种方式，向高职院校实习学员传播“千江论语”的传统特色儒家文化。其中“唱孔子”是“千江论语”独具特色的传播方式，出版了《有朋自远方来》、《三人行》和《铿锵论语》书籍以及唱孔子乐教系列有声教材，通过配套教材书籍和CD唱片学习论语，促进了校企结合培养人才的实践。

 

6 结语

 

(1)我国高职教育应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术”兼顾的职业教育理念，将人文素质教育摆在首要位置，在崇尚科学精神的同时，实现道术并重的高职教育发展。(2)当前的高职教育应该更新教育观念，逐步加强学员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用儒家人文思想精华丰富素质教育内容，提高学生素质，改变重科学、轻人文的现状。(3)高职院校应当用儒家人文精华提升校园文化品位，使其作为提高综合素质教育的载体，实现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紧密结合，培养全面发展、做事与做人高度统一的高素质人才。(4)高职教育必须加强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以企业文化建设为依托，联合企业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进行传承儒家人文思想，开展儒家经典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实践活动，为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职业人才开辟新的路径。

 

篇（9）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185-02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一直都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基督教的“黄金准则”――“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被作为全球伦理准则之一确定下来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即“忠恕”思想被认为是这一准则的同义语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儒家“忠恕”思想含义的探讨

关于“忠恕”思想的理解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而在众多观点中把“忠恕”看成整体，或并列的两个概念，仍然是两大主流观点。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儒家“忠恕”思想及其价值，我们就需要先了解这两种主要观点。

朱熹是第一种提法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也将二者分开来进行解释，但是其仍然是将“忠恕”作为统一的概念来理解的。

朱熹对“忠恕”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仅管朱熹对其作了区别解释，但是在其思想中“忠恕”不可分离。他在《朱子语类》卷六三中曰“因问‘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将作忠恕说？’曰‘忠恕两个离不得，方忠时，未见得恕，及至恕时，忠行乎其间。’故曰‘无忠，做恕不出来。’”朱熹将“忠恕”作为“一件事”来解释，只是“忠恕”在层次上略有不同。“忠”为体，“恕”为用，其曾明确提出“忠是本根，恕是枝叶。非是别有枝叶，乃是本根中发出枝叶”的思想，“忠”中包含有“恕”，而“恕”只是“忠”的一个方面。“忠”是心之体，“恕”为心之有，二者共同统一于心这一理。

关于将“忠”与“恕”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来理解的代表人物便是冯友兰与杨伯峻。在他们的观点中，“忠”是仁的积极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仁的消极面，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曰：“‘恕’，孔子自己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认为“忠”是积极的一面，“恕”是消极的一面，只是二者在所达到的道德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也写道：“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所谓的肯定与否定也就是积极与消极的意思。而他这一思想也与杨伯峻的思想不谋而合。

关于以上提到的对儒家“忠恕”思想的论述是两种主流的解释，也最为学者们所接受，但是这两种观点仍然有不足之处。首先是朱熹对于“忠”的解释“尽己”。关于“忠”《论语》中并未有过对其的明确定义，而且其对儒家“忠”的解释难免会带有理学特有的思想，其以理学来解释“忠恕”，显然不妥。其次关于将“忠恕”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来理解，对“忠”与“恕”的解释笔者是赞同的，关键在于“忠恕”是否可以分开，因为“忠”与“恕”作为达到仁的方法，尽管其本身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是其二者又是统一在“仁”这一终极道之下。

关于儒家的“忠恕”思想现在仍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而且我们也并不要求所有的学者都形成一定的范式，笔者认为只要各学者在自己的框架内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就可以认可他的思想。

二、儒家“忠恕”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随着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提出，其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忠恕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成份，其有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忠恕”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文化价值

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主流文化受到人们的尊重，它为人们人际关系的处理、人们的道德修养、以及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提出了道德标准，而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份的“忠恕”思想，也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其对于维护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人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共识，但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其所具有的重大的文化价值。

在现代社会，我们提出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号召，儒家文化的首要地位再次被广大学者所提起，尤其是世界宗教大会的召开，使“忠恕”思想作为基督教“黄金准则”的同义语成为了普世伦理的一条重要准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忠恕”思想所具有的普世意义，其不仅是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更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

（二）“忠恕”思想的政治价值

当今世界并不安定，霸权主义仍在继续，不同的文化冲突更是随处可见，为了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不仅需要国与国在涉及国家、领土方面的问题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还需要人们在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相互理解与尊重，允许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存在，不同文化传统存在，以及不同信仰宗教团体的存在，不能以本国的标准为标准，或者搞双重标准。有效的践行这一准则，便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思想实分相近。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既要确保本国的合法利益，也要维护他国的合理利益，不把自己的意识思想强加于其它国家，不为了本国的利益牺牲其他国的利益。“忠恕”思想不仅有利于维护国际之间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于国际之间不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传播作用。

（三）“忠恕”思想的经济价值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世界各国无可避免的卷入了一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经济竞争，如何在广泛的范围内维持经济的良性运转，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在这方面，儒家的“忠恕”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资金、技术的限制，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原因，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想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除了各经济主体充分合作外，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扶持，共同发展，也是保证经济活动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诚实、守信也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对“忠恕”思想内涵的争论，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但这丝毫没有阻碍学者对它的热情，而这些也为现代学者研究“忠恕”思想提供了文化资源。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忠恕”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吸引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掀起回归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正规的渠道来帮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不只是儒家的“忠恕”思想及儒家文化，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在新条件下进行有效的传播，成为了学者们面临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李.论语高级解读[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

[6]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7]周桂钿.中国儒学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赵敦华.中国古代价值的重构及其现代意义[J].哲学研究，2002.

[9]王希.孔子忠恕思想浅析[J].宜宾学院学报，2006（8）.

[10]左亚文.儒家忠恕之道的语义分析与现代阐释[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1]张渝.儒家忠恕之道及其当代伦理价值[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

[12]李存山.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J]2009.

[13]王志彦,于海英.维护国际和平寻求普世伦理――论“忠恕”之道与21世纪国际和平[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14]贾毅平.“忠恕之道”的市场意义[J].理论与实践理论月刊，2006.

篇（10）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177-01

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内涵的精髓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的普世性，即可以为形成中的全球性社会提供多少共享价值。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的战略，作为理论依据，明确了文化可以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对外提升综合国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孔子学院的诞生更是为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

一、韩国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

韩国是历史上儒家思想最早传入的国家。儒家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亦不是非历史的历史，而是一个向其他文化开放和不断发展进步的系统，在吸收其他地区现代文明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更新的自我。但是，韩国的舆论界和学术界对儒家学说的总体评价依然明显地偏低。由于这个缘故，韩国对朝鲜半岛的古代学者及其思想也持批判的态度，甚至韩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集团主义”（类似于中国的所谓“小圈子”）也被认为是儒家学说的罪过。

如果单从儒家文化来研究，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韩国有一定的特殊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同时研究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状况与策略。南韩由于受制于美国，导致其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的影响下，基督教传入了韩国。韩国的国民有80%信仰各种宗教，其中基督教信徒约占信徒总人数的一半。[1]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之所以产生于西方社会，在于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中所包含的积极改造世界、变革世界的创新力，以及充满活力的个体竞争和个性发扬。基督文化则是改造世界，强调个性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基督文化促使了韩国的快速发展。

二、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比较中得出的思考

基督教是一种宗教，儒家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思维，两者很难说能相互构成一种威胁。如果说，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力过于巨大从而削弱了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地位，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尽管在当代经济社会，与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竞争性商业理论相比，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可能确实“落伍”，但是，作为指导人们政治与道德的行为准则，它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就韩国而言，如果没有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恐怕就不会有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就不会有南北统一的进展，就没有民族的谅解和和平。

那么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儒家文化在韩国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不是基督教的传入所能改变的，关键在于孔子学院在韩国所宣传的儒家文化与韩国历展以来的儒家文化是否一样。因为今天的儒家学说已经被亚洲的知识分子用近代西方的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进行了重新“包装”，它已经不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模样了。相反，我认为我们必须学习基督教在韩国成功的传播经验，对孔子学院在韩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孔子学院在韩的发展探索

（一）中国人自己必须重视儒家文化。我们教育界需要引起重视，加大投入到儒家文化的宣传上。中国软实力构建的学理任务是如何构建我们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能够在全球化的新时空结构中竞争，能够成为人类共享价值的一部分，能够形成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服务。[2]既然我们在韩国设立孔子学院，我们就要把新的儒家文化带给韩国，增加韩国对我们的认同感，从而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二）要具备成功的国家传播策略。当前西方国家的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仍占有巨大优势，它们往往能够左右国际舆论的方向，中国要主导自身形象的塑造权就必须打破这种话语霸权。除了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支撑外，成功的国际传播策略非常重要。首先，要明确“信誉”对于国际威望的重要意义。如同一个享有较高威望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人品一样，一个国家的“国品”对于其国际威望高低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对外宣传和传播要充分利用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所带来的便利条件，运用多样化的手段以提高传播效果；同时要坚持人本主义原则，突出文化底蕴，在不断挖掘曾为古代中国的国际威望提供有力支撑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大力弘扬现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如“文化外交”，它是一种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的外交形式，注重通过文化交流实现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也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3]近年来，中国在有关国家举办了一系列“文化年”等活动，这对于提升我国在对方公众中的形象产生了良好作用。（三）运用传播学理论来加强孔子学院的传播效果。从拉斯韦尔的5W模式到施拉姆的传播模式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了反馈的重要性。如同我们在韩国设立了孔子学院后，我们要从多种渠道收集受众对我们所传播的儒家文化的看法和意见。例如从孔子学院里面的学员，地方媒体等渠道从中收集，从而发现我们自身的问题，通过受众所反馈的意见，尽量按照受众的要求进行调整，使得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议程设置理论加强其传播的效果。通过与韩国本地媒体的合作，利用韩国本地媒体的力量，加强对我国的孔子学院的正面宣传，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孔子学院、关注汉语学和中国文化，不断提高孔子学院在区域汉语培训中的知名度。（四）培训高素质的外派教师。外派孔子学院的人员对孔子学院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外派人员除了应具备必要的外语技能和外事经验，还应充分了解中国文化，了解韩国文化，并具有将这两种文化有机联系起来的语言和分析技能。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