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总人口40.9万人，区共有耕地面积27万亩。其中农业人口25.3万人，农村劳动力16万人，农民人均耕地1.07亩，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如不及时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收入就难以持续增加，富民强区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如期实现。只有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为此，把转移农村劳动力作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对待，坚持一手抓就地消化，一手抓劳务输出，多形式、多渠道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了农民就业和增收的路子，收到明显的成效。年全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7.4万人，占全区农村劳动力的46%实现非农总收入3.6亿元，当年全区农民新增收入的70%来自非农产业；其中向外地输出的劳务人员就达2.32万人，年创劳务总收入2.1亿元，人均9000元。年我区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劳务输出先进县（区）年又被评为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先进集体。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一、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立足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向非农产业的快速转移。一是加快招商引资，培植就业载体。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总抓手，引进一个项目，安置一批人员。年以来，区共利用区外资金31.2亿元，新上项目412个，这些项目共吸纳2.8万名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如吉林客商先生投资5000万元兴建的铸钢厂，共安置农村劳动力500多人，人均月收入900多元；台资企业公司吸纳140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同时，还不断强化招商载体建设，举全区之力建设了工业园，目前园区内投产企业已达42家，安置农村劳动力6300多人。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拓展就业空间。进一步放宽政策，完善服务，激活民资民力，形成了千家万户搞个体、干民营的好局面；对骨干民营企业，不断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引导他做大做强。近年来，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总户数、从业人员数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区非公有经济单位发展到7500户，从业人员3.5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2.8万人，民营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三是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吸纳和聚集农村劳动力。农业龙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就业容量大，吸纳能力强。近年来，围绕农业主导产品和优势产品，狠抓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先后投资660万元扩建了金虹食品公司，引资4000万元新建了木业、木业和木业，这些企业已直接吸纳了1100名农村劳动力就业。今年初引资1.6亿元建设的公司今年8月份竣工投产，德国米杜甘地公司投资2200万美元的长毛兔饲养和兔毛深加工项目，近期也将开工建设。这两个项目建成后，可安置农村劳动力3300人。龙头企业在直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还带动了全区长毛兔、生猪的养殖和速生杨的种植。目前，全区长毛兔存养量达到258万只，生猪存栏量达到14万头，速生杨种植面积发展到2.8万亩。四是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抓住行政中心西迁历史机遇，大力实施城市化战略，积极推进城区东扩南移。近年来，城市建成区面积每年新增1.5平方公里以上，直接带动了周边11个村的改造，1.5万名农民实现了向市民的转变。结合城市开发建设，大力发展建筑业，全区共有6500名农民在各类建设工地务工；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进城经商，城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已达5000人。做大城区规模的同时，以兴建专业市场、发展工商业户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全区小城镇人口达7.2万人。

二、大力发展劳务经济。

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立足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一是抓好载体建设，建立稳固的劳务基地。最初，发挥上海老乡的优势，与上海宝山港务局建立了劳务协作关系。后来抓住其下属装卸公司改制的机遇，创立了山东驻沪劳务输出总公司”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安置劳务人员1000余人，年创劳务总收入1800多万元的企业。去年该公司在上海市21个劳务输出基地评比中获第一名，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表彰。结合上海法制环境优、工作条件好、工资待遇高的优势，以驻沪劳务输出总公司为依托，与上海松江大学城、上福电子等10多家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劳务关系，上海已成为我区最大的劳务输出市场。近年来，又借鉴上海的经验，先后在广东、浙江、江苏、苏州、青岛、深圳等省市建立了11处劳务输出基地，形成了机械加工、电子、工艺、服装、物业管理、汽车运输、货物装卸等多行业输出的格局。二是健全输出信息网络，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为有计划地输出和招收劳务人员，狠抓输出信息网络建设。对内，区、镇两级设立了劳务输出服务大厅，今年又开工建设了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的区劳动力市场，利用网络、电话、信函等形式，收集用工信息；聘请各村两委负责人为劳务输出信息员，负责本村居富余劳动力和有意外出务工人员的登记造册，全区形成了区联镇、镇联村、村联户的三级劳务信息网络。对外，以各大劳务基地为依托，每年定期不定期地到用工较多的大中城市、关系企业收集用工信息，考察用工单位，及时进行，有针对性地组织输出劳务人员。如镇劳动服务中心主动到青岛、上海等地联系用工单位，积极组织全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去年全镇共输出劳动力5000人，春节前后外出务工人员仅通过邮局汇回的现金就达4000多万元，收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输出百人，致富一村”效果。三是规范管理与服务，精心打造“劳务品牌”把加强劳务输出的管理与服务，培育劳务品牌”作为扩大劳务输出的关键，重点抓了三个严把”严把用工单位考察论证关，选择信用状况、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比较好的单位，签订招工合同；严把输出人员素质关，对输出人员按照用工单位的要求严格体检、政审，建立档案；严把跟踪管理关，定期到用工单位了解情况，及时帮助输出人员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几年的实践，已逐步建立起了考察用工企业，签订用工协议，组织求职报名，严格考核录用，专人护送交接，搞好跟踪服务”工作程序，做到既对用工单位负责，又保证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全区经区劳动局组织输出到区外务工人员，没有发生一起损害劳务人员权益的事件，没有一名劳务人员违纪违法。仅去年一年就先后有8家用工单位主动到区联系招收劳务人员，劳务品牌效应初步显现。

篇（2）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047－04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化解三农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减少为数众多的农民，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至关重要。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不少，蔡认为，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就业，对于农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潘文卿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于以疏导农民就业途径为切入，发展农民职业化教育，使农民本身具有转移的能力，从而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客观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会日趋增大。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提及我国的贫困问题人们往往归因于我国人口太多。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均耕地面积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099公顷，是日本的2．9倍和韩国的2．8倍，甚至比英国高出4％。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01％，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8公顷，而日本为1．5公顷，韩国为0．7公顷，英国为10．8公顷，分别是我国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大量农民的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从而使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就是我国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农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减免农民税费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现阶段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过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只有6．4台，而日本为470．8台，韩国为103．7台，美国为27．1台，德国为87．2台，法国为69．2台，英国为84．5台；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只有1．6台，而日本为248．7台，韩国为49．4台，美国为3．7台，德国为11．4台，法国为6台，英国为7．9台。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密切相关的。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推广，我国农业才能真正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而成为“准城市居民”的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恰恰为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力，促进了城镇的消费、交通、建筑、服务业等，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因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 212万人，占42．99％；乡村人口74 544万人，占57．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明全国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5％。由于农村人口政策的现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村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比例不会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辍学儿童增多，他们一般在14～15岁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甚至外出打工，因此，这么算来，农村的劳动总人口应不低于53 000万人。而我国土地共有1．27亿hm2的耕地，根据农业部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现有生产力的生产规模条件下，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农村5．3亿的劳动力中，有接近3．8亿属于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很大。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的状况来看，适合市场需求满足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不足，而既无技术、又不符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属于低水平、结构性剩余。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64％，小学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专程度的占4．89％，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就更少，仅占1．81％。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可见，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较低，这也就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消化”。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指标。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城市为10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4．83亿，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国约有8 500万文盲和半文盲。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力发展农村各项教育，农村劳动力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离现实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2．技能水平低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有0．13％，有技术特长的仅占10．6％，而高达85％以上的农民不具备专业技能，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极大地阻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身体素质不高

由于经济贫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较差，90％左右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身体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4．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

我国农村劳动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有些农民办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不高。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村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而无法顺利“消化”，且综合素质较低，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各种限制性的制度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财产，当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时，失去土地承包权的风险会降低他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我国的土地政策历来对土地交易有严格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这些限制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2002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修改后，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大为减少，该法为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户口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国家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限制。但是，对于想进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村人，障碍依然存在。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暂住费、计划生育费和城市增容费等。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流动人口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所在城市或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优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别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办的学校，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就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中央和当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农民自己掏钱支持办教育。因此，在农民收入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农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4．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将农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高费用风险。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农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最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农民的知识化。知识化的农民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针对我国国情，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将农民职业教育区分进行：进行农业就业职业教育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两种。首先理清农村所需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关系，使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进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划清农村劳动力与非农村界限。

（一）农业就业职业教育

1．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职业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摈弃对职业教育鄙薄的旧观念，确立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地位。而政府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2．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知识化服务的目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现存的农村中年成年劳动力，在这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展农民培训的许多优势。因为这部分人有比较优势：已经完全投身农业，有一定的农业从业经验，且具备接受新知识再学习的能力。因此，培训的这部分人员会是现阶段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的培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学校＋农民”的三结合体系，其中政府主导筹资监督，结合学校师资力量，对适合的劳动力对象进行农村现阶段主要种植业技术的职业教育。

3．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未来新型农民中的作用。这一途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农村潜在劳动力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目前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观念上消除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从制度上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针对农业从业潜在劳动力这部分“新鲜血液”，要将他们打造成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向我们将来的农业产业要效益。在这方面，职业学校要在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依据当地的人力资源，地理环境进行专业设置和师资配备，突出农业科教优势园林园艺、花卉、蔬菜无土栽培等经济农业为主，结合种植业，办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新农”特色。

4．推进农民职业化和就业准入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对于农民职业教育也是意义重大。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新形势下，通过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促使农村人口有意识地参加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业对各等级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国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从而出现有些企业高薪难聘一位高级技术人才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需要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国性的“技工荒”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告诉我们，技工短缺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从长远看，农村非农就业的职业培训才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当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确实是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可行切入点。

1．充分认识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农村建设、农业的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而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农村负担太重，用仅有的一点农业效益加上一点点政府补贴在养活绝对超员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如同一个成年人背着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总是希望有力气多干活，于是，给他多吃饭，补营养，而效果甚微。问题是他的力气在有负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极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简单那就是让孩子从背上下来，帮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有孩子帮他；同时，孩子也会成长的更快。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现阶段对于我国已经是不得不给农业现代化发展减负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基于这种战略高度的认识，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服务力度。

2．明确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与对象，突出自身特色。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潜在劳动力，未能继续完成学业深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是将来成功走出农村，完成转移的主要部分。我们经常会见到初高中生刚毕业就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会由于没有专业知识而再次回到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这给农村、农业又造成了负担。针对这种现象，对他们进行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就显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坚持常规学历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专和职高的毕业生进行2－3年的系统学习，使他们具备中、高级技工的基本素质，适应“蓝领”、“灰领”或者“银领”工作岗位要求，能够大胆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术培训，取消年龄和文化基础的限制，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或现代农业技术。只有双管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根据当地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和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切实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3．整顿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当前，必须加大《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法律的执法力度。落实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内的各项劳动制度，强制从业者履行接受职前教育或培训的义务，强制用工单位履行按照职业分类安排就业并培训职工的义务，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信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落实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合理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防护、失业保险、工伤抚恤、休息等）。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难度，但将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改变农民工素质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从而极大地刺激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闲置，一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上涨，职业教育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也将大幅度增长，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服务技能和技术水平。

四、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对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抓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进行农民职业化教育，对富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分流，最终达到剩余劳动力的安全、合理转移。这必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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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巧玲．转移的思路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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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纯阳．农民教育问题初探[J]．农业技术经济，1999，（4）．

篇（3）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97-05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都普遍地表现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特点，即城乡老龄化水平倒挂明显。日本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4.5个百分点，韩国则超过13.8个百分点。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同样是乡村高于城市，2000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城市高1.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提高到2.38个百分点。①研究表明，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基本完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因素发生改变时，农村人口老龄化高于城市的城乡倒置状况才将会发生转变，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最终将超过农村。〔1〕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普遍高于城市的主要驱动力是持续性的大规模农村年轻劳动力乡―城转移。

然而，我们既有的养老保险政策、农村公共服务政策、农村产业政策等并未充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以及西部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发展的实情，城乡发展差距的巨大鸿沟凸显在老年人群体上。2012年城乡养老金收入差异达到24倍，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不断加大，养老、医疗、照料等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不良后果将由农村来承担。〔2〕因而，正确认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及时调整农村政策，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和人口大省――四川为例，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老龄人口的社会适应，探讨农村政策调整领域与方向。

一、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四川是西部人口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常年跨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保持在900万左右，农村社会承受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1.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位居全国第四位、西部第二位。2010年，四川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2.26%（居西部第二位，仅次于重庆市），在全国则处于第四位（排在重庆、江苏、浙江之后），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与江苏、浙江不同，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人均经济总量、人口城市化水平等指标大大落后上述两省，乡村“未富先老”特征十分突出。从纵向来看，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2000年的7.84%提高到2010年的12.26%，十年增加了4.42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同期2.56%的平均增长幅度。

2. 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2010年，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三个市分别为：资阳市（15.07%）、眉山市（14.91%）和广安市（14.4%），①南充、绵阳、自贡、乐山等人口老龄化水平均也都超过了13%，成为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的第一梯队。处于第二梯队有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等5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26%）。第三梯队成员有泸州、成都、巴中、宜宾和雅安，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低于全省但高于11%。第四梯队的攀枝花和阿坝州，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程度较低（10%以下）。处于第五梯队的甘孜和凉山是全省21个市（州）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两个州，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到7%。

表1四川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分布特点

农村65+人口占比市（州）≥13%资阳、眉山、广安、南充、绵阳、自贡、乐山12%～13%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11%～12%泸州、成都、巴中、宜宾、雅安7%～10%攀枝花市、阿坝州≤7%甘孜州、凉山州 3.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基本同步。图1 是全省各市州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直观图示，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明显影响，广安市等跨省转移劳动力较高的市同时也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眉山、资阳两市，尽管跨省劳动力转移水平不高但紧邻成都，农村劳动力向成都的转移同样形成了较高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成都、攀枝花等城市化水平较高且对农村辐射带动能力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而较低。随着跨省劳动力增量的逐年回落与存量劳动力的回流，因跨省劳动力转移而造成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但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以及省内跨区域转移，将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老龄化形态。

四川所实施的劳务输出发展定位在成功解决了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扶贫的同时，也铸成严峻的农村人口老龄化。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四川流出人口总量达到890.5万人（位居全国第二位），流入人口只有112.9万人，净流出人口达777.7万人（位居全国第三位，排在安徽、河南之后）。从流动人口的年龄与居住地属性来看，无疑净流出人口的主力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来自农业部门的统计数据是当年跨省转移劳动力为907.23万人，大于人口普查数据），与农村人口的乡-城转移叠加，进一步推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而且，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年轻人还将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不断加深。

二、四川农村老龄人口生存现状审视

1. 老年人口以高比例参与社会劳动且集中在传统农业领域。在传统农业社会，老年人口一般不参与社会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的田间管理等活动，年轻人是农村社会劳动的主力军，老年人则退出一线生产而回归家务劳动，如照顾子孙、做饭等。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农村传统家庭结构与功能发生变迁，老年人替代转移的农村年轻劳动力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农业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加而提高（表2）。在45岁及以上年龄组中，从事农业的比重也从81.2%（45-49岁年龄组）增加到97.6%（70-74岁年龄组）。分性别来看，男性50岁及以后年龄组从事农业的比重达到83.7%（50-54岁组）-97.5%（70-74岁组），女性为88.3%（45-49岁组）-98.4%（70-74岁组），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与女性化两大特征非常突出。

3. 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随年龄增加而减弱且城乡差距大。健康是老年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指标，也是能否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四川农村老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表4）。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在70岁以后急剧下降，70-74岁年龄组健康老人比重下降到不足两成，随着年龄增长农村健康老人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相反，城市同龄组的健康老人比重均高于农村，在70-74岁组两者相差达到22.2个百分点，最低也有10.6个百分点（百岁以上老人年龄组）。与城乡健康老人的比重差异不相适应的是，同龄组老人们养老资源中个人收入占比却呈现出农村远高于城市的反向特征，也就是说，尽管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低于城市但依靠个人收入来源满足自己的养老却是农村老年人的现实选择，农村养老得靠自己，在自己不能提供养老的情况下依靠家人，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农村老人的身体健康。

三、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检视

社会适应（social adaption）是指个人的观念、行为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以适应所处环境的过程。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就是指农村老年人的观念、生产行为、养老策略等随着农村年轻人大量乡――城转移后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老年人对养儿防老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社会劳动、资源利用方式以及家庭照料等领域的改变。这种改变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而逐步强化，老年人在养老观念、家庭劳动力资源利用、土地利用结构、社区组织建设等方面均得到良好体现。

1. 养老观念适应：自养与家庭、社会养老相结合。传统农村老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60岁退出农业生产活动并由子女承担养老是极正常的。但随着农村年轻人的大量外出，老年人的传统观念与养儿防老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自养成为低龄老人的首选策略，但高龄老人以及失能老人仍然依靠家庭养老。现实生活中，部分低龄老人还用自己的收入反补儿女。笔者在崇州市采访过多名70岁左右的农村老人，他们不仅自己承担着看护园林的任务（常年独居在园林的护院房），还在园林下种植豆类等作物，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有一半的收入是给孙子交各类培训费与外出打工路费。老人们对子女、孙辈外出务工多持积极态度并主动承担了照顾孙辈、耕种承包地、协调邻里关系等任务。老人们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所需的数万元费用，也多来自自己的积蓄。有的老人将为子女带孩子戏称为“婚嫁服务”。

2. 农村基层组织的服务主体适应：老年人口挑大梁。农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基层党建组织）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特别明显，成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文化水平较低。这种年龄结构是适应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的结果，也是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一种常态化趋势。目前推行的大学生村官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基层组织注入新的活力，但大学生村官对个人发展前景的担忧很难留住村官。因此，村级基层组织管理服务人员老龄化将是一个长期的现实，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边缘村落，村级服务者的年龄越大。不仅如此，农村广泛实施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其参与主体大都是老年人。

3. 土地权属改变适应：承包经营权流转加速。耕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农民最后的保障。近年来，耕地流转速度在不断加速，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重要驱动力量之一，也是农村老龄人口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四川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从2010年的975.83万亩（占全省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9.1%）提高到2012年的1195.8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0.5%），合同流转面积也从2010年的527.7万亩增加到2012年的646.5万亩。①五分之一的农村家庭承包耕地实现了流转，其中一半以上是合同流转面积（也就是规范化的土地流转形态）。以成都近郊的崇州市羊马镇为例，全镇农村承包耕地大部分被城市商业资本租赁而流转。此外，农户之间流转也比较多，流转形式各异，或转给亲戚朋友，或转给邻居。

4. 作物品种适应：商品作物取代传统大宗农作物。耕地不仅流转速度加快，利用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传统作物被商品作物所取代。流转后的土地，以商品作物为主；未流转土地的利用形态同样发生变化：园林绿化植物、水果蔬菜等大面积种植。笔者走访的一名农户，家里4.5亩地，一亩被租用（年租金2000元，另支付地内树木3.5万元），其余3.5亩全部改为种树，原因是种水稻、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太累人，一家3口又吃不了那么多粮食，还不如种树，自己带着孙儿打工挣钱。当树的市价好时，就出售一些，市价不好就留着，反正也没有指望从地里赚钱。在大邑县的一些山村，农民也将坡耕地变成了园地，栽树种竹，成片的树林竹林犹如绿色银行，源源不断地为农民提供财富。笔者还了解到，一些年龄较大的妇女，将竹子按一定规格劈成细条出售给香蜡厂赚取手工费，一天可以有20-30元的收入。随着老年人身体精力的下降，季节性较强的大宗农作物种植受到抑制，耗时少又环保的园林（观赏树、竹子等）作物受到青睐。

四、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调整方向

1. 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达成共识。尽管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形成共识并提出了诸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社会政策，但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却缺少足够重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重点依然保持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优先的思路，养老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城市优先，城乡差别巨大，农村承担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成本。正如前述，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老人生存状态更差，更需要社会各界给予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口尽管在努力适应年轻人转移后的农村社会现状，但相对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养老产业以及医疗健康、居住分散等，农村养老政府投入较低，不仅养老保险未能全覆盖，而且养老资源（如养老机构的建设）严重不足，农村政府型机构养（敬）老院的养老对象为农村三无人员（五保户等），而设置在农村的市场化养老机构的定位对象又多为城市中产及以上老人服务，农村老人只能在家孤独地自我养老。因此，农村养老责任承担应有家庭与子女承担为主转向以政府与社会承担为主转变。〔3〕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乡养老资源分配，加大政府补贴型养老机构建设，主动承担起农村养老的托底责任。同时，通过多方渠道筹集农村养老资源，鼓励农村富裕阶层投资养老产业的发展。

2. 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以应对村落调整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村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亡，据统计中国前十年已消亡90多万个村庄，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年轻人流入城市而留守老人逐渐去世，还将有更多的村庄在未来20-40年消亡。面对村庄消亡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事实，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让农村老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愉快地安度晚年。一是充分利用农村集体废弃设施如学校、活动室以及农户废弃的房屋等，将其加以改造建成村级养老服务中心，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与交流、娱乐服务；二是完善中心村与镇的规划，在中心村建设多功能活动场地（这种场所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在中心镇规划老年服务中心与养老中心，可开展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

3. 提供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农村公共服务产品与服务。城乡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地方政府将农

①2012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经济基本情况，http：///scnq/2661.jhtml。村公共服务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各地都实施了医疗卫生、教育、乡村市场、乡村图书室、活动室以及信息化建设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得到较大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更多是着眼于农村正常的人口结构，是以农村整体人口为主的，缺乏人口年龄结构的针对性，尤其是缺乏乡村人口老龄化意识，老年人不能分享到这些基本的服务。对此，应针对老年人口比重提高、老年人口的农村人口主体特性，提供与老年人口服务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如社区养老机构建设、互助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医疗服务、社区农资服务、社区文化活动等等，应该体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需求倾向，帮助农村社区建立老年人自助组织，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4. 大力开发低龄老人的养老服务潜力。农村低龄老年人口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是目前农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力军。低龄老人主要是指70岁及以下老年人口（男性为60-70岁，女性为55-70岁），健康状况较好、社会劳动参与率较高，是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随着农村耕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这部分群体的农村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具有参与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先天优势。一是在农村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相应的护理与照料服务。他们自身也是老人，对老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熟悉老人需求，是养老服务中心最为理想的员工。二是成为农村养老产业的重要参与主体，农村养老产业不仅是养老服务中心，还包括老年人的医疗、陪护等服务型产业，也有文化、娱乐、餐饮、食品、保健等系列产业，农村低龄老人均能参与这些产业的发展。三是居家养老的服务提供者。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与子女在居住空间上出现分离，老人的日渐陪护照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低龄老人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政府则对低龄老人的服务进行补贴或购买，既可增加低龄老人收入又可减少农村高龄失能老人负担。

5. 为农村高龄农业劳动力提供相适应的农业综合配套服务。农业生产劳动者高龄化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年轻人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极少有农业情结并留在农村务农，即使是现在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也都年龄偏大。高龄农业生产者面临着文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生产技能不足、现代科技（电脑等）认知障碍等。据统计，四川省农业劳动力中有8.6%未上过学，48.3%的仅有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占39%，高中文化占3.7%，大专及以上只占0.4%。①鉴于此，农业部门应针对农业生产者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提供图文并茂的技术综合服务，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开展技术培训，在服务时间、培训内容与形式上，更多体现年龄与性别特点，帮助老年农业劳动力改善农业生产技能。

6.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免费健康检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法》将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0岁，60岁以上的老人有获得社会养老资源的基本权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老人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自养与家庭养老特点突出。2010年，四川农村65岁以上人口中，有低保的老人仅占农村同龄老人的4.8%，有55.7%的同龄老人靠家庭，34%的同龄老人靠自己。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乡―城流动，依靠家庭养老将面临养老生存危机。政府应在养老资源的分配上给予农村更多倾斜，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农村养老金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在农村老人养老资源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应逐年提高高龄老人的经济补贴，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也可以减轻流动人口的家庭供养压力。同时，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健康检查制度，为农村老人提供免费隔年体检。

〔参考文献〕

篇（4）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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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是国家自立自强、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前提。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势必对农业生产造成阻碍，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1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依据国际通行标准，当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的人口大于7%时，就可以被认定进入了老龄化。我国从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9930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55.92%，农村老龄化进程明显比城镇要快。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2019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1000万人/年的速度递增，据预测2020—2040年，老年人口平均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其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有关。另外，由于农村的生产率低下，农村的迁出人口远远超过迁入人口，年轻劳动力流失直接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的问题[1-2]。我国人口老龄化格局大致呈现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快于城镇地区等特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加快、分布不均、老龄化提前及人口收入低等特征。

2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发展生产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生活富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的生产发展及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了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及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2.1对农业经济的短期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严重不足。近年来，人们为获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环境与资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向城镇迁移，其结果就是农业生产劳动力锐减。青壮年劳动力迁出，而留守的人口年龄偏大，一般在50岁以上，他们的体力、身体素质与年轻人差距较大，反应速度、敏捷程度、对机械作业的熟练程度都远远低于年轻人，这直接导致农业耕种质量降低。有个别地方因留守人口年龄较大，无法从事农业耕种等重体力劳动，甚至出现了抛荒现象。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教育的师资配备、教学设备、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使得留守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都处于较低水平。综合素质的低水平发展，进一步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思想比较保守，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与理解能力差，农业机械运用方面也出现诸多不足，这使得新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受到制约。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为主导，农村人口老龄化使得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势必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影响农业生产总值。以山东省为例，2013—2016年农业劳动人口总数下降了5%，农业生产总值整体下降了1.4%。人口的老龄化也导致被抚养人口比重加大，青壮年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加重。2018年，我国的总抚养比超过了40%，而许多省区总抚养比甚至超过50%。山东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在所有省（市）中，山东的老龄人口排名占首位，总抚养比高达49.64%，其中老年抚养比达到22.69%。

2.2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影响

从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了现代化农业快速成长。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为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农业生产总值的稳步提升，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据调研资料显示，在江西、湖南、四川等农业大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致使很多地区农田荒置，老年人无力经营农业生产。为保障生活，很多人选择将土地承包流转出去，这些土地最后会汇总到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承包户或者企业手中集中经营，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业生产规模化。与传统家庭化耕种不同，规模化的农村土地种植可以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机械的应用，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老年留守人口为解决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与不能机械生产的问题，大多会选择将这两类生产活动外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速度[3]。同时，为适应部分老年人耕种的需要，专门适用于老年人耕种作业的农业机械与工具纷纷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与创新。大规模使用现代化机械进行农业生产，可以用更加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社会化生产。为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无论是承包大户还是农业企业，都会主动应用先进的农业科技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不足[4]。新科技的应用解放了农业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黑龙江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发展脚步加快，在2019年，黑龙江成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粮食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农业机械化等排在国家前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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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6-1169-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6.0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of national and central region， as well as accompanied by women oriented phenomenon， reasons for the ageing and its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were pointed ou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eplying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ood security； land circulation； Anhui

诙力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劳动力的状况直接关系着整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作为农业大省，安徽正加紧推进农业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农业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等受到严峻挑战。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流向非农业产业和城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年龄结构日益老化，进而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并导致农业的不景气，甚至产生衰退[2]。如何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安徽的现代农业，是当前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之一。

1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

1.1 安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人口老龄化同样具有城乡差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3]。据2014年《安徽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安徽常住人口总量达到 6 030万人，老年人口系数（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2.24%；另据2014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同期安徽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2.7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由表1可知，综合比较2005～2013年安徽省老年人口系数和同期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发现除2009年外，安徽省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从2005年的10.87%上升到2013年的12.74%。可见，安徽农村老龄化表现出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样的特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高于城镇水平，农村人口老龄化极其严峻。

1.2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高龄化、妇女化形势严峻

国际劳工组织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划为老年劳动力人口。当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在15%以上者为老年型劳动年龄结构，而在15～64岁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64岁人口所占比例呈现日趋增高的态势时则称之为劳动力高龄化[4]。由表2可知，安徽在2006年底，仅51～60岁一个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占比就达18.59%，已经超过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老年型劳动年龄结构15%的标准，尚未将41～50岁和60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中符合规定的人数计算在内。若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进行估算，安徽农村老年劳动力人口占比至少达到30%，远远超过国际规定。此外，表2的农业普查数据还显示，安徽农业劳动力高龄化（51～60岁和60岁以上占比）程度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的水平，且年龄越高，安徽劳动力高龄化程度越大。在51～60岁年龄段内，安徽农村常住劳动力占比为18.59%，全国平均水平为17.10%，中部平均水平为17.80%，安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9个百分点，高出中部平均水平0.79个百分点；在60岁以上年龄段，安徽农村常住劳动力占比为10.02%，全国平均水平为7.89%，中部平均水平为8.43%，安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3个百分点，高出中部平均水平1.59个百分点。另外，安徽农业劳动力不仅呈现出高龄化现象，还表现出妇女化现象。安徽农业男性劳动力占比（49.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83%）和中部平均水平（50.35%），而安徽农业女性劳动力占比（50.54%）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17%）和中部平均水平（49.65%）。总体来看，安徽农业劳动力早已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和妇女化现象，且这一趋势在不断加重。因此“农民荒”、“‘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农业发展危机与农业后继无人等问题随之而来[2]，安徽尤为明显。

2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原因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业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常态化现象，是社会老龄化、流动人口涌向外省、农村高龄老人被迫从事农业、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安徽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然而为保证粮食安全及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不能长期建立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基础上[5]。因此，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作为农业大省，安徽必须积极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稳定发展。

4.1 培育新型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人才支撑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顺利转型的关键。效率的源泉主要有两个，一是规模扩大带来的效率提升，二是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7]。不管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还是利用农业技术，这都对农业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提出新的挑战。基于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十分严峻的客观情况，大力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知识素质、技能水平，鼓励新型农民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运用现代化农业装备，无疑是推进安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此外，懂得农产品生产经营的职业农民，掌握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和经营理念的农业人才，了解农业发展政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型职业农民都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民增收的生力军和人才基础，都需要政府大力培养、重点支持。

4.2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

城镇化的推进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进而使安徽的农业生产对新的主体产生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11]。然而，在中国传统农业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农业面临家庭承包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15]。现阶段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带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不高；而且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造成大量土地浪费，懒人农业和老人农业现象普遍，妨碍农业生产大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因此，为保证农业生产、粮食增收，安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允许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进而实现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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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27日

一、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

二、农村人口迁移加速老龄化过程

（一）农民工以青壮年男性为主，青壮年人口的减少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从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

（二）生育观念的变化对农村生育率产生影响。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迁移中，迁移者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对其生育率产生影响。不可否认，部分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确实存在着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动机，如“超生游击队”问题就曾给我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因此，对于农村人口迁移流动中所存在的“超生”问题自然不能忽视，城市的相关部门还须继续加强对迁移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的管理，防止超生和多生的发生。但在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根本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改善其经济社会生活和寻求就业机会，为了逃避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约束而迁移流动也只是极少部分。那么，随着农村迁移人口经济条件的改善，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少生、优生和优育”也就成为主流倾向，即乡-城人口迁移有助于农村迁移妇女生育观念的转变和降低其生育率。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结论，即迁移使得农村迁移人口的生育意愿呈现下降趋势，如吴帆（2009）对新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就显示：52.3%的调查对象只希望生1个孩子，44.42%希望生2个孩子，只有2.33%希望生育3个及以上，还有约1%不想生孩子，即平均生育意愿仅为1.49个孩子，远低于农村非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转变进程，并最终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

（三）非永久性迁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重在职业迁移而非地域间的彻底性转移，存在一种独特的“候鸟式”迁移现象，即劳动力已由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但居住地仍在原籍农村，普遍存在的是季节性劳动力迁移。2007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占农村劳动资源总量的25%左右，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超过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40%。预计今后几年，每年的劳动力迁移新增人数将维持在500万～700万，增长速度5%～6%。70%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50%以上的农民跨省流动，60%以上的农民工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

（四）农村人口迁移对家庭的影响。农村家庭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而发生的改变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家庭的外向型适应。由于地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的发生，原有的农村家庭成员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流动出去；另一部分留在农村的“老家”。鉴于流动迁移行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流动出去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轻的男性。随着流出时间的增加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逐渐站住脚跟的年轻男性会将妻子、孩子陆续接出来，夫妻家庭或者带子女的核心家庭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而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龄与身体条件相对呈弱势的老年父母或者幼儿，对目前农村务农家庭所谓“386061”部队的称呼正反映了这一现实。

人口流动在客观上造成了“分户”的形成，一个原本由老年父母、年轻夫妻及其子女形成的直系家庭，由于流动变成了一个夫妻家庭和一个隔代家庭（如果子女不随父母流出），或者一个核心家庭和一个老年夫妻家庭（如果子女随父母流出）。家庭的客观分化以及迁移流动所带来的不便、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使得家庭的变化趋于小型化。这种家庭的变化趋势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的主要影响。

随着第二、第三次出生高峰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力人口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更是庞大。这一趋势必然会对农村的家庭结构产生影响，是在计划生育从数量上削减家庭规模进而影响家庭养老支持资源基础上的“二次削弱”，主要从距离上造成了作为流动劳动力主体的年轻人口与其老年父母的疏远和照顾不便。

三、发展小城镇必要性分析

（一）农村老龄化的预测趋势。由于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迁移流向城镇，现在与今后几十年农村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城镇。在比较保守的中死亡率和中生育率以及假定农村向城镇迁移的年龄结构分布与2000年相同的预测方案下，我国2020年农村、城镇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为15.6%和9.0%，2050年分别为32.7%与21.2%。21世纪前25年中，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与城镇不相上下，但2050年，农村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比城镇高出约1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现在40～50岁的农村中年人向城镇迁移的几率比年轻人要低。而这一庞大人群在2030年以后将陆续成为最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并且大多数留在农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庞大人群正好又赶上了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旨在降低出生率且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这些人很多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当他们成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时，其一、二个子女也已成为或即将成为60岁以上老人。其中，不少子女已离开农村，而很多高龄老人仍留在农村。

（二）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截留和分流作用。社科院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城市化过程中每年从农村流出的大量人口将给农村社会带来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大量流出的主要是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力，这将从整体上降低农村居民的素质同时大大提高老龄人口比重，使本身素质较低、老龄化较快的农村地区雪上加霜；二是人口流出之后更进一步降低了本已偏小的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同时会出现大量的空心村，不仅浪费了土地，提升了基础设施的公摊成本，降低了效益，影响到农村现代化进程；三是流出的这批人不仅带走了技术、技能、劳动力，还会带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大批资金，使农村的现代化本身紧缺的生产要素更为紧张。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素质偏低的农村人口对我国大城市将产生巨大冲击，将会加重已经出现的城市病，导致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最终很可能严重地阻碍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大城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缓解上述问题，必须也只能由小城镇发挥截留集聚等作用，同时为避免农村人口过快涌入大城市，小城镇必须发挥分流作用，充分创造条件，吸纳、集聚农村人口看，缓解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对大城市带来的冲击.

四、发展小城镇缓解农村老龄化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小城镇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一度得到迅速发展。国家为了满足当时小城镇的发展需求，90年代开始批准大量设立新的建制镇。建制镇的数量和人口也随之扩大。从90年代末起，审批数量大幅减少。2002年停止审批设立新的建制镇之后，因政策因素推动小城镇数量增加的成分减少，小城镇的发展更多地源于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在数量上虽然减少了，但是小城镇人口呈现明显增长态势。镇区人口增长主要是由村庄迁入镇区的农民增加引起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建制镇总人口为9，296万人，2006年增加到了16，373万人。90年代全国建制镇（不含县城关镇）镇区的平均人口规模一直停留在约6，000人的水平，年增长率只有1%。2000年后，建制镇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年底，全国建制镇人口规模扩大到8，352人，2006年，扩大到了9，238人，比2005年增加10.6%。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区，很多小城镇的人口规模超过了5万、10万，个别小城镇人口规模达到数十万。虽然从可以得到的资料来看，只有建制镇的人口统计，非建制镇和新兴集镇并不在统计数据之内，从建制镇人口增加上可以推断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1990年建制镇的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为20%，2006年增长为24%，加上县城关镇，人口比重为42%，小城镇人口增加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小城镇方便农民就业“离土不离乡”。按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方向，我们大致可以将人口城市化迁移的形式划分为两类：一种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劳动力异地转移，并同时完成了产业转移；另一种是“离土不离乡，进场不进城”的劳动力就地进行产业转移。前者是劳动人口迁移加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而后者由于劳动者从未真正脱离居住地，对老龄化的影响并不大。

经济发展好的小城镇不仅吸引了本镇范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吸纳跨区农村劳动力。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表明，2006年小城镇吸纳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39%。由于小城镇就业门槛低、就业风险低、生活成本相对于大城市低，天然地成为农民就地城市化的载体。农民或将居住地迁入镇区从事非农产业，或白天进城务工经商，晚上返村居住，尤其在东部地区这种“离土不离乡”模式比例更高，这一高比例也得益于农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公交、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小城镇发展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支持了农业企业化、专业化经营，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保证了农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加快了农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的优势

1、小城镇建设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提供良好的载体。小城镇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为就业提供广阔空间。将一般加工环节、零配件生产放在农村，既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又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带动本地农村服务业发展。农业产业链条向城市延长，在农业和加工业之间形成产业链，通过近距离批发、零售，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2、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较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包括转移的机会成本、生活成本、运输成本和心理成本（风险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成本）。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较低，小城镇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远远低于大中城市，其容纳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又比大中城市低得多。据调查，在小城镇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提供生产性投资和商业服务性投资，约为5，000元，而在大城市，仅生产性投资就需10，000元以上。不仅如此，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融入而言，小城镇可使农民继续在较为熟悉的接近乡土的环境中获得一种心理保障。因此，小城镇不仅是缓解农村人口就业压力的蓄水池，而且是转移劳动力心理适应上的缓冲带，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较大中城市更有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城镇化道路[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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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1、农村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养老状态堪忧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家庭养老功能不断衰退，家庭养老能力日益下降，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家庭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以及抚养结构发生了本质性地改变。伴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养老需求的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使农村家庭的养老负担越来越沉重，农村养老问题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并且日趋严重。从2010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的抽样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河北省农村的老年人有44.74%以上是需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有约45.95%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生存，所以我们从这比例情况可以得到农村老年人主要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自己的劳动收入来养老，因此农村老年人口的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养老状态堪忧。

2、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老年人数的增加使得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下降，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老年人口需要较少的劳动人口去养活。从而得出养老金支付压力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老年人数逐渐增加，那么支付养老保险的老年人也随着不断地增加，假如让所有老年人都去投保，即便每个人支付养老保险的数额不发生变化，然而净增总额仍呈现显著地变化。二是领取养老保险的人在增加，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不发生变化反而减少。三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物价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支付养老金的数额也要相应地提升，要不然养老保险所发挥的作用就会不断下降，甚至不能发挥作用。由于维持原有的比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险的支付都很困难，越来越多养老金支付数额更是不可能拿出来的，所以说养老金支付压力日趋增大。

三、对策

1、废除不合理制度以及加大政府投入

农村家庭养老的模式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继续存在，扩大农村人的收入是提高其养老能力的重要措施。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有很多的农村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向城市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做到：第一，废除不合理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在农动力市场获得一个公平就业环境，努力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增加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的途径和机会从而增加他们的才能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2、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一，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提高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首先优化粮食生产结构，变粗放生产经营模式为集约生产经营模式。其次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林果业、畜牧业、蔬菜业和水产业。最后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形成整体优势。

篇（9）

科左后旗位于通辽市东南部，辖12个苏木镇，4个农牧场辖，有455个嘎查，蒙古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本文拟选取的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总户数为183户，总人口为667人，是纯蒙古族聚居村，也是典型的民族地区自然村，所以选其为调研对象，分别对花灯嘎查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就业结构及文化结构进行了调查分析。

1、年龄及性别结构

本文根据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人口年龄结构将年龄进行分段，并对花灯嘎查从1999年到目前为止近十五年内各年龄段人口变化进行了详细调查。

如图1所示，2014年花灯嘎查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1999年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占总人口的10.64%；15―64岁之间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77.66%；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1.7%，较1999年增长了5%。

对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本文使用的是联合国人口组织制定的标准，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5岁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前花灯嘎查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1.7%，这表明花灯嘎查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并有加剧趋势。而花灯嘎查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老年死亡率下降以及年轻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老龄化程度加剧。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花灯嘎查在村人口中，女性在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69%，男性在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5.08%，在村人口性别比为169.57。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中国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74。性别比过高或过低都不正常，而花灯嘎查性别比明显过高，主要是受中国几百年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所致。

2、就业结构

科左后旗花灯嘎查的一部分劳动力除了从事农牧业以外，剩余的劳动力大多从事商业、养殖业、劳务服务业等多种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以下对花灯嘎查在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分别进行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和表1得知，截止到2014年11月，花灯嘎查总户数为183户，总人数为667人，在村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为71.21%。从事副业的总共有10家，其中个体小商店共有6家，修理部有2家，专业养殖户1家，出售化肥农药的1家。而根据实际调查得知，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外出打工人群中，15―34岁之间的男性外出打工人口占总户籍男性人口的比重为56.96%，15―34岁之间的女性外出打工人口占总户籍女性人口的比重为71.05%。人口迁移去打工的盟市主要包括北京、呼和浩特、通辽、锡盟、呼伦贝尔等地。花灯嘎查流动人口就业中，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比例最高，占总流动人口的62.34%，主要分布在住宿餐饮业，由于普遍文化程度低，所以其只能从事比较笨重的体力劳动。剩下的依次分布在批发零售业（19.39%）、建筑业（11.23%）与社会服务业（7.04%）。

3、文化结构

国家统计局针对人口普查，对人口文盲率下了定义：文盲率是指15岁及以上未上过学且不识字的人口占相应人口的比例。本次文盲率调查针对农业户主进行展开，因为户主是家庭主导力量，户主有文化与否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的高低。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如图2所示，花灯嘎查有183户，其中户主未上过学的人数达到31人，文盲率为17%，学历以小学初中居多，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户主未上过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国家也未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人口数众多，生活艰难。户主总体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响，有一部分只能从事一些较笨重的体力劳动，有一部分丧失体力劳动的就只能“养儿防老”。这样不仅会影响家庭收入、当地经济发展，也会阻碍农村现代化及新农村建设，同时还会增加社会负担。

二、科左后旗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降低劳动力素质

科左后旗劳动力结构发生的变动，无论是从文化方面还是体力方面都将使得劳动力素质下降。根据以上调查，花灯嘎查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必然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导致农村贫困化的加剧（Chin和Maddox等）。农业劳动力“妇女化”，意味着一个无论从体力、技术、获得资本支持的能力还是从精神状态上讲，都呈弱势的群体在支撑着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村经济，这自然就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以及农村经济的“空壳化”。而农业增长潜力下降、农村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当前农村耕地面临的主要问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只会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阻碍农业增收

农村人口“空心化”已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农村土地的抛荒和闲置，已成为全国普遍现象。花灯嘎查大量年轻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妇女和老人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来源和农业生产的主力。由于种地务农劳动强度大，再加上播种需要大量的器械化设备，妇女劳动力在这方面大大受限。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变高，在花灯嘎查雇佣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甚至一天达到200―300百元。随着农村留守人员老龄化的不断增长，使得农耕力不从心，很多农村老年人在选品种时，一般会选择易于耕种的品种，使得农作物种植单一化，农业效率低下，农产品很难实现增收。而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会制约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经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3、阻碍农业科技推广

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最主要靠的是农民，所以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特别是文化素质较高，能够快速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青壮年。而花灯嘎查缺的就是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人才，由于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人力资源都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使其人才更加缺乏。根据对在村人口户主学历调查得知，户主未上过学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达到17%，户主上到小学的人数比例达到总人数的40%以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机械化的推进，需要一批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而青壮年大部分向非农产业转移，导致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动力严重不足。在村老年人口，由于文化水平低，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薄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制约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对策建议

1、促进农业规模化

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妇女化等一系列现象都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以家庭承包制为主，往往农业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小，加上以家庭为单位购买大型农业器械价格又太过昂贵，根本无法推行农业机械化，因而必须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土地集中。如何既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确实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对此，政府应出台一些相应政策，如建立合作社，采取有偿转让、自愿互利的原则，把农村闲置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机械化生产来实现农业规模化，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2、支持妇女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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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结构迅速老化，“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末，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9%。根据联合国2012 年的预测，2050 年这一比重将到30%～40%，届时，每3 个人中就有1 个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2014 年末，我国65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已上升至10.1%。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从分地区的情况看，我国东部地区人口老年化进程快于中、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逐步转变为老年社会的年龄结构。。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不断膨胀并存，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方式，使控制人口数量与缓解人口老化之间存在突出的矛盾，人口老龄化更具有“中国特色”，也使得中国的人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劳动力的供给角度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人口年龄偏大占比加大，将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双重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均相对较低，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增长率，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但从长期来看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由于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偏低的制约， 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受制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满足企业对高素质劳动了的需求。

（二）劳动力的消费结构方面

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不同，消费方式也大有区别。对于老年人口来说，其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他年龄人口不同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结构。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这种消费结构性将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化。因此，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状况和变动趋势必将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致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因人口老龄化而带动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年产业的需求，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并有力促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 产业结构的政策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等方面影响着产业结构，我国产业升级的节奏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显得过于缓慢。针对这些情况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重视人力资本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随着老龄化的出现，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发展也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转向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向了依靠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上来也要加快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能。，我国应继续加大对教育及科研行业的投入，把原来追求劳动力数量转换为强调劳动力质量，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创新性人才，提高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率，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加速推动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会有力地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目前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一般占50%以上，我国目前只占20%左右。人口老龄化带动发展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老年医疗、老年保险等行业除外），包括社区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娱乐等，服务项目比较简单易做。这些行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比较低，适合质量不高的劳动力就业需求。但这也同时决定这些行业的发展主要由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推动，而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关系不大，将可能促使我国第三产业现存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两方面的增长很不协调的局面继续扩展，不容易消除“人数增长较快而每人产值增长较慢”的特征。

（三）大力发展人口老龄化相关产业老龄产业伴随老龄化现象应运而生的，也是老年人口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研制、开发、生产适宜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产品，鼓励和引导老年用品市场的发展。老年人口虽然购买力不强，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银色浪潮”所形成的需求是不能忽视的。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或政府主导的力量，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民间资本，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老龄事业的投资。

（四）推进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体现特色，规模适度，注重实效。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为农村地区养老社会化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