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汇总十篇

时间：2023-11-01 09:59:09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篇（1）

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文化，肯定对周边国家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相反，有些在国外有保存在国内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化，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再者，还要考虑到文化影响者本身的传播态度和能力。是认真的、积极的，还是随意的、消极的甚至是防范的。例如宋朝禁止向契丹、西夏出口书籍，更不会主动传播文化，结果契丹、西夏都制定自己的文字，连佛经也从汉文翻译为西夏文，所以说宋朝的文化在契丹和西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第三，还与传播的手段与途径有关。在现代传播手段发明和运用之前，文化的传播只能通过人、文字和具体的物品。如果没有人和具体的传播物，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也不可能有交流和影响。今天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密集的人际交流，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想象古代，不能说汉代的文化肯定影响了罗马，反过来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地理环境的障碍，中国文化远离其他发达的文明。如果我们把今天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明做个比较，绝大多数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只有美洲的玛雅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很难找到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交融。因为地理环境的障碍，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上有好几次外来的文明到了中国的边缘，但最终几乎都没有传播进来，能够过来的往往很少。目前能找到的汉代与罗马的交流，就是眩人，即今天所说的杂技演员，他们来过，但连具体人数也没有。即便像史书所载，将他们当做罗马派来的使者，对文化交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留下多大影响?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直到近代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在这以前更多的是在物质上吸收外来的文化，精神上基本是独立发展的。所以在晚清时期，有很多文人志士才会感叹，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不是仅仅指坚船利炮、声光电，而是意识形态、文化、制度之类主体上的冲击。

其次，中国由于周边隔绝及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所以在孔子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优于蛮夷，蛮夷还没有开化，等同于禽兽。夷要变夏，就必须要接受华夏的文化礼仪，反过来如有华夏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则可以由夏变夷。所以华夷之辨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在政治上，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夷人保持着防范的心理。如果认为夷人还有可取的话，那是因为他变成了夏的结果，而不是夷人本身。同时，古人还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依赖外人，所以对外来文明的态度，统治者往往是出于不得已才容忍，或者完全出于个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享乐目的。如长生不老、求仙、、声色口腹。所以直到清乾隆晚期，中国只接受朝贡贸易，而正常的贸易停留在民间或者走私，甚至需要通过外力干预才能够改变。

所以，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我们现在往往赞扬汉唐如何的开放，但事实上是开而不放，打开一扇小门允许西域南海诸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人进来，但目的是让他们来朝见或学习中国礼仪文化，而不是与他们交流，更不会向他们学习。中国人从来不会主动去外界学习他国、他族的文化，截止到目前这样的例子还未发现过。唯一的例外，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比如法显、宋云、玄奘等到印度去取经。因为中国人不认为、不相信在中国之外还有能与中国相称的文明，更不会有值得中国学习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人也不认为有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的必要，因为境外都是蛮夷戎狄，不仅非我族类，而且尚未开化，也不愿接受教化，不配学习中国文化。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则因曾为汉唐故土，或长期向化，已被视同为中国文化区域。日本则一直列为外国，官方或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去传播中国文化。鉴真和尚是应日本之邀去弘扬佛法，其他成果都是副产品。朱舜水留在日本是因为明朝覆灭，他作为遗民回不了国。近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去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现在能够找到的古人在国外传播文化的例子，除宗教原因外，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偶然。

在境外，中国文化的传播限于朝鲜、越南、琉球等通用汉字的地域和华人聚居区。不少人以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很大，其实从来不是如此。由于早期的中国移民基本都是底层贫民，从在当地定居并形成社区开始，一直处在本地文化的包围之中。加上历代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侨民的意识，反而视海外华人为不忠不孝的叛逆、盗匪，甚至在他们遭受殖民统治迫害杀戮时也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在文化上给他们予支持。中国的统治者连帮助自己的侨民学习中国文化的意识也没有，岂会去向他们的所在国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华人华侨要进入主流，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甚至皈依当地宗教。20 世纪50 年代后，由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选择加入当地国籍。在大多数国家，华人不得不改用当地姓氏，华人教育被限制或取缔，只有少数华人还能坚持写汉字、讲中文。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在世界各平行发展的文明之间，文化未必是相互影响的，不能仅仅根据空间、时间相近的因素来推断。比如，中国的造纸术早在公元2 世纪就成熟了，但是直到公元8 世纪才传到外界，才被阿拉伯人所掌握。公元751 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领的几万军队在怛罗斯( 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被黑衣大食(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军队打败，大批唐军被俘，其中就有一批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巴格达，阿拉伯人通过他们学会了造纸，并传播到各地。从此，中国的造纸技术完全取代了古埃及流传下来的纸莎草造纸。要不是这个偶然因素，中国造纸技术的外传或许还要晚很多年。若中国积极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技术，今天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大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对文化的影响，要明确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不是张骞通西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拥有了新疆和中亚，难道在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还想拥有什么地方么? 第二，一带一路不是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再造。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是中亚、西亚、波斯、罗马需要中国的丝绸，而不是中国需要把丝绸推销出去。中国历来没有通过外贸来盈利的观念，丝绸之路真正的利益获得者是中间的商人。第三，一带一路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至少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或者是为了加强永乐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而我们今天的时代不需要这样做，不应该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做。第四，一带一路不是新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欧洲人接受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是毫无争议的。而今天要不要接受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对方。一带一路光有中国的积极性和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如何使对方愿意合作，并保持下去。

篇（2）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0-0050-02

从宋元时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以中国瓷器、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播四海；另一方面，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也在此慢慢发展起来。由此可见，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那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础

（一）泉州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物质基础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以经济交往为依托的社会历史活动。宋元时期，作为海上重要城市，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泉州的经济社会繁荣是分不开的。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交往情况看，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海外的产品也进入中国，而从事商贸的主体是以中国生产的产品为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的产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其中瓷器处于重要位置。瓷器的供货主要是依靠泉州来完成的，如泉州的“德化陶瓷”。最近几年考古发现在泉州有宋代古窑22处，都出土了精美的瓷器。也就是说，泉州充足的货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外文化的互动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文化发展及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

中外文化的自由交流氛围和开放的国际贸易社会环境，也为中外文化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不管是在物质文化方面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有长期的发展，这为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保障。二是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最终建立，中世纪一些封建国家发展稳健，封建文化也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历史阶段，宗教文化的发展尤为迅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世界三大主要宗教开始形成，逐渐渗透到世界各国，这对社会风俗、思想理念以及政治生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二，“政教合一”国家的出现和教会统治的，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世界上主要封建国家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三是封建时期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对滞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虽然日益频繁，但是并没有建立明确的国际关系概念，也没有真正建立约束机制和强化管理制度，各个国家在物质得到满足以后，就能实现自由交往。这为海上丝绸之路能实现经贸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

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的互动交流

（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活动的文化属性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与资本主义商贸活动有着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商贸活动，是将赢利作为唯一目的，采用商品倾销的模式，这实际上体现出其掠夺的本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的商贸互动，采用自由、平等、尊重的原则，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补充性质的商贸活动。二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是主导方，商贸活动主要是瓷器、丝绸与茶叶，海外输入的产品是其辅助。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兴盛，其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和平性质也非常明显，奉行儒家仁、义、礼、让精神的商贸活动，是以商贸为物质载体的文化形态，是地地道道的文化交流活动。

（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

其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倾向，从内容方面来说，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其载体本身决定的。载体本身不仅是商品，而且也是文化。作为商品来讲，能赢利，是商品的有效载体；但是作为文化传播来讲，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商贸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文化方面的特点，重点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情况。这一文化特点可以表述为有形的物质文化，是以瓷器、丝绸为代表的高技术实体文化，是集实用型与欣赏型为一体的物质形态的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外输出的物质文化倾向较为广泛，除了上面谈到的主要代表以外，还包含生活日用品（如漆器）、金属制品（如金银器）、文化艺术品（如笔墨纸砚），这些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除了物质文化之外，还包含其他形式的内容，比如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但是这些内容并没有形成主要倾向，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海外，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或者民族产生较大影响，主要在华侨聚集地区传播。再如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十分有限，道教虽然在少数几个国家得到了传播，比如韩国，但是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其二，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中，中国是主动方，从交往的经济本质来看，中国必须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文化方面的实力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被动方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是否具备文化实力或者经济实力，就显得比较重要。所以，从主观方面来说，海外从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国家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虽然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重点是经济交往，但是却呈现出了文化交流为主的形式。从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实际情况来看，海外文化在我国传播的价值比经济交往产生的价值要多。这是因为进行海外文化交往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交往还没有出现，整体经济实力与中国相比还比较低，也不能像中国那样有许多产品可以进行交流。不管是宝石，还是香料，海外文化都没有实力和中国生产的陶瓷制品、丝绸品等相抗衡。但是，海外国家的文化却非常地丰富与成熟，特别是宗教文化，比我国要发达。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来自南亚与西亚，这些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往国家。所以，海外国家虽然在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并不占据优势，但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宗教文化尤其是三大宗教在精神形态上表现出软文化，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异域文化的传播方向。

三、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量的经典手工业产品输出到海外，使海外贵族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是从社会意义背景层面来看，中国输出的产品不管是在文化形态，还是在经济形态上，在满足了当地贵族的需要后，并没有动摇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也很难影响到历史的进程。从物质形态方面来看，没有精神文化与政治因素，只是一些单纯的艺术品或者是生活用品，缺少产生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另外，虽然具有物质形态，但是不存在蕴含社会变革的内部驱动力，无法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发展。再次，通过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产品，包含文化的输出，都以儒家精神为载体，也没有出现侵略性或者挑战性的趋势。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产品输出的过程中，华侨对当地的社会建设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但是这只是一些静态的历史文化产品，并没有扮演历史变革者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化传播产生的影响是浅层次的，主要是集中在艺术领域与生活范畴，不能在整个社会产生长期影响，也很难改变人们的思想理念，难以推动科技进步。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海外文化传入我国，虽然未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以宗教文化为导向的精神文化对人们的思想理念、社会结构、生活习惯等却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传入使人们的信仰空间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影响到社会大局，因为自由信仰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二是促进了人们包容品格的形成。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外来性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珍贵物质的传入，都有很大的热情。但是对精神文化的传入，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有些甚至会出现矛盾冲突。这一情况并没有在泉州出现，而是在泉州自由发展，相互吸收、融合与渗透，形成和睦繁荣的景象。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为泉州包容品格的形成提供了和谐的历史环境。

综上所述，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其经济发展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发展及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具有文化属性，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是物质文化产品，而国外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产品。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玉霞，高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J].兰台世界，2011，（5）.

篇（3）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古至今有许多泉州人去海外开拓事业，使泉州成为著名的“侨乡”；厦门是我国第一批经济特区，短短三十多年里便建设成了经济发达的现代都市。1960年华侨大学选址泉州，便是看中了泉州浓郁的侨乡优势和历史文化氛围；2002年，国务院侨办决定在厦门建设华侨大学新校区，也是看中了厦门众多的境外机遇和发展条件。因而，如今的华侨大学身兼泉州厚重的历史感和厦门清新的现代气息。

华侨大学的最大特色在于“侨”。大学以“华侨”命名，自然有一大批华侨兴资办学，同时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侨生前来学习。华侨的资金投入和侨生的文化注入使得华侨大学成为国内独具侨校特色的高等院校。“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是华侨大学的办学宗旨。在校园里，时常会遇上境外生举办的各种活动；在校园外，华侨大学也与境外大学有诸多交流。

“二十四节令鼓队”是华侨大学最为世人所知的学生组织，它不仅受到了校园内广大师生的喜爱，也曾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等校园外的大舞台。这支鼓队最早由马来西亚的学生引入，随后传给境内生，马来西亚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交融使得鼓声有着别样的内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标志性成果。

在一年一度的国庆游园会上，大部分学生社团都只是用游戏吸引众人的目光，而华侨大学内，来自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学生却身着自己的传统服装，搭建有本地区特色的小店铺，用美食捕获师生的胃口。这一天，许多泉州、厦门的市民也会走进华侨大学，品尝并不多见的东南亚美食，感受独特的侨乡文化。

篇（4）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地不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借词反映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古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更为丰富，如：维他命、吗啡、盘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夹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于汉代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各种异域物产的借词，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上古书中。例如：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桃国而来。扑桃字应作“扑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

二、借词反映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化艺术，包括舞蹈、音乐、体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时期，这方面的交流已相当活跃。古代借词，如波罗球（一种马术球戏）、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现代借词，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扑克、卡拉OK、舞厅等。

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琵琶――《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此为名。”它与今天的乐器琵琶的形状似不相同。

三、借词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国界，宗教文化更是冲破国界，在世界各地自由传播开来。古代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汉语中有大量借词源自印度佛教语汇，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灾八难”等。近代汉语借词，如基督教、也里可温、伊甸、耶和华、撒旦、夏娃、亚当、教堂、伊斯兰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译作“迦沙曳”，梵文音译词。唐代《玄应音义》对这个词的字体变化作了介绍，“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译词，也译作“药叉”“夜乞叉”，佛教认为夜叉是一种吃人的恶鬼。不过，夜叉的种类有好几种，有一种夜叉是护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后来只有空间概念，成为汉语的习用词。

四、借词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便与西方进行过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便是一个证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使近代汉语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词。如机器、几何、风扇、重心、螺丝、地球、齿轮、比例、起重、测量、曲线、自动、数学、标本、赫兹，等等。

总之，借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记录，它为我们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

篇（5）

域外汉籍的内涵有三，第一，指我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第二，指域外抄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第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除了第一类汉籍之外，其他三类汉籍都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因而称其为“再生汉籍”。根据调查，域外汉籍（含“再生汉籍”）的总量相当庞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学者全寅初教授在《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就著录了汉籍12500多种；北京大学严绍T先生整理18000多种日本所藏汉文文献，著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当然，当地实际所藏数量还要远大于此。

总体看来，域外汉籍在全球的分布大体集中两大地区，一是东亚汉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二是英、法、德、俄、美、加等欧美国家。此外，就是少量分布的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

篇（6）

1.2002年全国卷第40题：通过呈现“丝绸之路示意图”，考查有关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名、沿路所反映的宗教艺术成就，及西汉和唐政府的管辖机构。

2.2005上海历史卷第34题：通过列举郑和、徐光启、林则徐对外交往的史实，归纳他们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变化，进而理解“从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中叶的，中外文明的交往变化起伏”。

3.2008广东单科卷第27题：以启蒙运动时代、后的近代不同阶段，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不同看法为切入点，考查不同时期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及原因。

4.2009海南单科卷第27题：通过简短材料，考查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评价，从中洞察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5.2012年广东文综卷第39题：以“science”“代议制民主”等词语和概念的变化，考查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6.2012年天津文综卷历史部分第12题：以佛教和道教对唐代儒学的影响，考查唐代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特征。

7.2012年全国新课标卷第41题：以“冲击—反应”模式，考查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理解。

8.2012年重庆文综卷第37题：以唐代、近代中国、近代美洲的留学生为切入点，考查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从考题数量看，2002年以来，涉及文化交流史的题目共8道，2012年就占了4道。对该内容的考查有增加的趋势。从考题内容看，试题不断加强了对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的理解。从命题立意看，试题突出强调了不同文明交往间的认同、融合，互赢共进的文化精神。这些提示我们在复习中外文化交流史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是由普鲁士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来的。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以及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和自然科学等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该路传出去的。①研究丝路史，既涉及欧洲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几乎覆盖了世界五大洲。②可见，“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新课程教材、教学都重点强调了新航路的开辟，但并未突出“丝绸之路”，教材只在“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中简略提及。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高度关注，以下三点尤为不应忽视：

一是丝路的开通是路线两端帝国共同推动的结果。《新全球史》记载：古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汉帝国维持着中国的秩序，使中亚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状态。帕提亚王国在波斯取代了塞琉古王朝，把它的权威扩展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秩序。而在印度，贵霜帝国和其他一些小邦国也为远距离商贸活动提供了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区。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③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二是丝绸之路的负面影响。《新全球史》记载：同一样，传染性疾病也沿古典世界的商路不断蔓延。附着于长途跋涉的旅行者，病原体有机会离开它们原初的环境，攻击那些对这种疾病没有遗传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人群。这种传染病往往导致人口死亡。公元2世纪至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病。最具破坏力的疾病应该是天花和麻疹，淋巴腺鼠疫在这时可能也爆发了。而这一时期，人类没有抵抗力、免疫力和药物对抗这些疾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两个帝国遭受了疾病的蹂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④

三是丝绸之路的兴衰。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顶点，以后逐渐衰落。

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1]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古典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都处在一个或另一个古典社会的影响范围之内。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连接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利用了丝绸之路所提供的安全、可靠地进行长途旅行的机会。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同时，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旅行者如病菌也穿过丝绸之路，在遇到新的感染人群时引发毁灭性的瘟疫。到古典时代末期，在丝绸之路上蔓延的传染病引起了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急剧下降，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导致了人口下降。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元代又开创了对外交通的新局面，达到了所谓“古代中西交通史之极”的地步。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空前繁荣，其中最为壮观、影响最大的，要数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

——摘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1400—1800年间，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杰出的探险之旅将他们带到了世界上除极地以外的各个海域。航海事业是昂贵的事业。然而私人投资者与政府却有极强的动力经营海上保险业，并且为船队提供先进的航海技术。探险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欧洲的水手绘制了世界海图，对世界地理状况的认识也更为精确。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商人和水手建立起通信、交通和交流的全球网络，并且从中大大获益。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丝绸之路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丝绸之路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文明交流方式的不同结局及原因。

参考答案：（1）因素：汉代丝织业的兴盛；张骞通西域的促进；古典帝国扩张的推动；远距离贸易的需要；商人和旅行者的利益诉求。

影响：促进了双方经贸、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引发了疾病的扩散性蔓延，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的混乱。

（2）原因：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科技发展，造船工艺进步；政府实行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北方民族政权并立，战事纷争。

（3）结局：郑和下西洋后，航海事业衰落，丝绸之路不再兴盛；欧洲的探险之旅（或新航路开辟）后，航海事业蒸蒸日上，世界交往不断扩大。

衰落的原因：朝贡贸易，不计经济效益；贸易环境的恶化（如海盗、倭寇等）；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

扩大的原因：政府的鼓励；商业动机的驱动；航海技术的保障；航海知识的进步；航海家的探险活动频繁。

命题解析：此题围绕“丝绸之路”和新航路的开辟这两条文明交往的路径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两点：一是丝绸之路开通原因的复杂性及其消极影响；二是从文明交往的角度进一步理解新航路的开辟。回答此题，既要仔细阅读并善于归纳材料，还要全面思考。如第（2）问既要考虑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也要兼顾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因素；第（3）问既要答“衰落”也要答“扩大”的原因。这些都是考生容易失分的地方。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将丝绸之路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所倡导的文明平等交往理念，与新航路开辟后的文明扩张思想进行比较设题。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和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受到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龙去脉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与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①梁启超指出：“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②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我们理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中突出这两个阶段。

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学的系统传入，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①佛教绘画传人中国后，隋唐画匠（如吴道子）迅速地从佛画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魏晋隋唐的雕塑壁画，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著名的云冈、敦煌等石窟艺术，都有印度艺术的影响。

中外文化大交汇的第二次开端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耶稣会士来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实验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这些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晚明的数学家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②

为了体现以上理解，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2]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西汉末，佛教传入后，最初只被当做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触……东汉末年，佛教开始流向民间，在社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传播。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外来佛教和各种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的规模涌进内地。可是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及传统思想——儒学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在儒、释、道之间迸发了广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论战和斗争。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至宋元时代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明代中叶，罗马教廷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扩展，在葡萄牙的支持下，通过澳门，派出成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出入京师宫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布天主教。据统计，自1581年至1712年，来华耶稣会士共249人。在早期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者，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医学、光学、建筑学、美术、工艺、哲学、音乐、语言学等也纷至沓来。

——摘编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摘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至宋元佛教在中国发展状况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文化领域出现的突出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具体史实，谈谈对梁启超观点的认识。

参考答案：（1）特点：佛教信仰由上层扩大到民间，再渗透到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由最初的宗教生活发展为中国的佛教文化。

原因：佛教教义适合古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统治阶层的提倡；知识分子的理论加工、改造；佛教内容的不断汉化、儒化。

（2）现象：西学东渐。

原因：文艺复兴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西方传教事业的扩大；一批为宗教事业献身的耶稣会士来华；中国开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

（3）梁启超认为，晋唐与明末的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符合事实的。

晋唐之际，随着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不断吸收、消化了佛学。如：佛学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思想中，出现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态势，最终导致宋明理学产生；石窟艺术深受佛教影响；隋唐绘画题材多与宗教有关；隋唐乐舞也受印度艺术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西方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识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欧洲的水利方法也出现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讲求实证，重视实际的学风影响了明清学者。

可见，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命题解析：晋唐之际佛学对中国的影响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教材编写者没有强调、教师教学并不注重的两个重要问题。笔者以此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回答第一问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时，要注意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佛教内容的发展及文化人士的作用三个角度；回答第二问“西学东渐”的原因时要考虑西方与中国两方面的作用；回答第三问时要注意找准史实，并突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可单独设题考查佛学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及“西学东渐”的具体概况，或者直接考查晋唐与明清两个阶段的文化特点。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通过人实现的，而传教士则充当了其中的重要角色。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影响最大。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①他们的传教活动产生了三大影响：一是他们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启发了中国文化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历程；二是他们为了传教，必须研究中国固有文化，改穿儒服，学习汉语满文、读经赋诗，成为第一批西方汉学家；三是他们将来华见闻和中国古籍介绍给西方，向西方传播中国现行制度、社会状况、礼仪风俗等，起了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②

在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的是利玛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掀起了“耶稣会士研究热”，利玛窦研究首当其冲。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同六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一文。该文认为：利玛窦“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粗略统计，从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关利玛窦的专著（含编、译著）有30余种；发表的论文达350余篇。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人有4个，利玛窦名列其中（另外3位是马克思、列宁、马可波罗）。③

对于近代传教士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抹杀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3]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后被译成多种文字。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传教士译介中国情况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中文语法、会话和字典；中国儒家典籍译介；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述，包括会务报告、信件和日记等；中国文学艺术的译介。根据英文《中国丛报》（美国传教士创办）1849年的书目，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传教士向西方译介的出版物达400余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30余年间曾译介了139部科技书籍和工具书。当时与傅兰雅先后合作翻译和编辑的中国学者有徐寿、徐建寅（徐寿之子）、华衡芳、李善兰、王德均等20多人。在旧中国十几所著名的教会大学里，中国教师的比重远远超过外籍教师。例如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经办的燕京大学，曾重金礼聘一批中国籍教授到该校执教，昊雷川、刘廷芳、陈垣、顾领刚、冯友兰、梁士纯等学者都曾在燕京大学教过书。教会医院的大部分医疗和护理工作是由中国籍医务人员担任的。其中贡献较大的有黄宽、石美玉（女）、颜福庆和张孝赛等著名医生。

——摘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康有为在1898年曾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和林乐知（美国传教士，1860年来到中国）的著作。戊戌后，康有为也是靠了传教士的帮助才逃脱清政府的追捕。……但西方列强却把洋教当成他们“借以张国威”“借以广土地”“为商业之先”的工具，再加上洋教毕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扦格（隔阂），之后不到一年，中国北方就爆发了一场针对洋教的反侵略斗争。

——摘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简要评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参考答案：（1）原因：了解、遵从中国的风俗民情；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笼络知识分子阶层；熟悉中国语言文字，掌握交往工具。

（2）传播基督教文化；译介中国作品；介绍西方科技；创办报刊、教会学校、医疗机构；声援民主运动；进行思想文化侵略。

扩大了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学习西方，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篇（7）

建设平台是宏观战略举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态势。世界范围内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日趋增长,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势必要加快中外文化之间的贸易与交流。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能够分享文化和创造力,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一个最具有活力的部门。因此,文化贸易在近几年里发展迅速而且将会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据更大的比重,同时成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竞争的新领域。

中国文化服务贸易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趋势已势不可挡。文化贸易对于进一步调整和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将起到十分有益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在不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文化领域去争取和拓展国际市场和空间。因此,建设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是一项极具宏观战略思路的举措。

在上海市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促进委员会领导下,由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上海东方汇文国际文化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公司作为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的运营实体,在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促进委员会和股东单位的领导下,着力打造全方位支持国内文化企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项目走向国际市场和中外文化企业交流、展示和贸易的综合性、功能平台。

平台坐落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内的东方国际文化贸易中心。启动建设以来,在推进平台扶持政策和资金落地、服务功能拓展、文化企业及项目引进以及平台的文化贸易中心设施建设等方面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大发出的号召,文化“走出去”是国家的长期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概念已得到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我国借举办奥运会之机,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使国际上对我国的文化越来越关心、越来越重视。随着经济尤其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数字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方式,文化传播的方式、渠道、手段和力量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快捷、越来越交融,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的愿望和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外高桥文化平台的搭建就是希望在实践这一历史使命中能发挥其独特而积极的作用。高定位与高职能成就高平台,在各级政府和政策的支持下,平台充分利用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以及文化大都市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时机和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特殊功能与政策,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服务于全国文化产业、企业与项目“走出去”需要,通过文化服务贸易资源整合、公共服务链建设,重点拓展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渠道,打造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基地,构建国际文化交流的载体,形成文化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建设文化产品公共服务平台,并将通过“三步走”战略将平台的功能向纵深推进。

为加快外高桥保税区文化进口基地的培育,促进招商引资和产业繁荣,扩大对外文化服务贸易,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外高桥保税区特制订一系列政策以扶持文化服务贸易业。所以平台享有保税区“境内关外”的特殊区域优势,这也是其最大的优势所在。因此平台将在税收、海关、财政、外汇等方面享受政府的扶持政策,如可自由开设外汇账户和人民币账户,且外汇收入可全额留存;对在保税区内新办的动漫及其相关产业的企业,其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形成新区地方财力部分,3年内给予100%补贴,其余年度给予50%补贴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文化服务贸易模式在全国是一个创举,上海也是希望通过前期优惠政策引凤筑巢,再通过高质量服务打造完整的文化链。

此外,还有浦东新区关于产业创意园区的政策、专项扶持资金的落实等,并且随着入驻企业的不断增多和各类项目的不断拓展,可以预计,平台的聚集效应将逐步显现。所有支持与政策,再加以平台版权交易和演艺经纪方面的专业服务,上海文化精品海外输出的成本将大大下降,而且过程也变得更为迅捷有效,从而有利于自身开拓文化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加快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伐。

平台的职能比较广泛,主要包括5个方面:文化“走出去”渠道功能、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展示交易中心功能、国际贸易基地功能、国际文化交流载体功能。

文化“走出去”渠道功能,是指通过引进中外文化企业入驻平台,打造文化贸易产业链,开辟文化产品和品牌走向海外的推广渠道,成为中华文化采购中心和服务外包中心。

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将为文化企业提供行业信息、政策咨询、投融资担保、设备租赁、商贸咨询和人才培训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同时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延伸审批等服务和综合配套支持。

展示交易中心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是外高桥保税区功能性专业市场之一,是文化企业展示产品和交易洽谈的平台,借助保税、长期展示等各种有利手段,通过举办文化行业专业和高端的展览、展示会以及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和产品交易等为入驻文化企业提供展示交易的平台。

国际贸易基地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是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基地,利用外高桥保税区成熟的贸易环境、优惠的政策条件、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优秀的经营团队,能够为文化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提供全方位、高效优质的专业服务。

国际文化交流载体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通过营造中外文化企业交流的环境,为展示输出中华文化和引进国外优秀文化提供便捷和场所。

平台在大力推动东方国际文化贸易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努力拓展新的合作渠道和方式,积极服务文化企业和项目,以丰富平台服务菜单,形成平台功能与集聚优势。截至目前,平台已与近40家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或签订了合作协议。

平台自启动建设以来,得到了、商务部、文化部、上海市委宣传部、浦东新区政府、市商委等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支持与肯定。

2007至2010年,平台的发展规划、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到位,政策和服务框架逐步成型,服务规范完善成熟,国际服务渠道有效建立,引入30至50家国内文化服务贸易骨干企业,引入20至30家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知名企业,在世博会期间初步显现平台的特点和规模,运营主体初步形成国际化文化商务运营和服务模式。

到2015年,平台的服务形态趋于成熟,长三角区域和全国辐射带动效应已逐步显现。功能性建设已基本完成,文化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形成集聚和交汇。国际服务贸易势头发展良好,预期功能逐步显现,国际国内地位日益确立。运营主体形成成熟的国际化文化商务运营模式,并以良好业绩成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及保税区新业态增长的新亮点。到2015年,年进出口总量争取达到200亿元,并且长期保持出口大于进口的增长态势。

预计2016年至2020年期间,平台将实现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功能进一步深化,服务体系国际化全面完善,规模和辐射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内战略地位牢固确立。发展从以硬件转向软件,运营及盈利模式全面成熟,并在条件成熟时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充分显示在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自2009年起,平台以拓展国内外合作渠道,推进平台招商、扩大宣传推广,参加国内外重要文化展览,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组织高端文化展会和论坛,启动文化服务贸易市场交易功能,完善平台网站服务功能,实现平台信息、网络化管理等作为主要的具体工作目标。

通过对国内外文化市场的深入调查研究,以及依据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的区域功能优势,平台采取了以下发展策略:

1.引进演艺经纪、货物贸易、设备租赁、技术装备、影视后期及特技制作、艺术品展示和市场、印刷服务外包、出版业版权交易等领域可作为平台下一步经营服务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市场。力争服务世博,服务文化繁荣与发展;

2.争取同境内外著名拍卖行合作,试行开展国际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展示与拍卖业务,逐步形成文化产品进出口的集散地;

3.在各级政府的推进支持下,积极争取市场准入政策的有效突破,积极引进国外经纪公司,以进带出,加快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4.鼓励文化产品的后期制作或特技制作的企业将设备加工基地放在保税区,运用服务外包开展数字印刷业务,逐步形成文化创意、加工、制作的基地中心;

5.逐步建设与培育版权交易基地;

6.筹建文化高端论坛,搭建国际高层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网络;

7.争取成为文化项目审批的延伸受理点,使外高桥平台真正成为国家的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的口岸和基地。

当中国出口贸易长期顺差且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时,文化贸易逆差比例却一度高达1:7。相当一段时期,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输出”的通道始终不够顺畅。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的建立,成为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服务全国文化企业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为中国文化产品飞向世界各地,又增添了一对强有力的翅膀。

篇（8）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97.

［2］王.唐语林（卷八）.转引自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2.

［3］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上）.转引自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58.

［4］夏应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东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54.

［5］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

［6］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9.

［7］陈瑞德，刘如仲，傅冰，石u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西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39.

［8］陈瑞德，刘如仲，傅冰，石u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西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38.

篇（9）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与交流工具，是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素养之一。而语言学习中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则贯穿语言学习的全过程，它不仅是语言习得的重要体现，也能促进学生心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和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新《英语课程标准》更是凸显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教学中涉及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在英语学习的较高阶段，要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力图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从而使他们能利用这些语言技能来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信息。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大力开阔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养成尊重、平等、开放的跨文化观念，提高他们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切实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然而在英语教学实际中，很多教师极为关注学生词汇，语法等的学习，而忽略了对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我们认为教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在英语教学中开展文化教学：

一、结合富有文化内涵的模块话题融入文化意识的培养

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必须以含有丰富信息的话题为载体。所以我们必须紧密结合教材，认真挖掘教材中的有用素材来融入文化教学。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外研版的《新标准英语》就以模块为单位，不仅从学生实际出发，选取了较为新颖务实的题材，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气息，更重要的是，每个模块的题材均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为我们在教育教学实际中开展文化教学提供了契机，使文化教学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以外研版《必修教材一》为例，Module1选取的题材为My First Day at Senior High，紧密结合学生实际，包含了美国学生介绍自己学校的文章，教师可以对这些素材加以利用，从而激发学生贴近语言、学习语言并使用语言进行文化交流的兴趣。而外研版《必修教材四》 Module 3则选取了Body Language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一话题，介绍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使用不同的身势语言相互问候，如何与不同国家的人们礼貌、有好地交流。这一题材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导学生了解英语国家人们在行为举止和待人接物等方面与中国人的异同，从而使学生能热爱本国文化，尊重他国习俗养成无偏见的跨文化观念。

二、聚焦Cultural Corner，开展多种活动，体验文化交流

文化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是学生体验的过程，而不是教师讲授的过程。我们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知识、理解文化的差异，但学生必须通过自身的发现、理解、体验才能真正有所得。

《新标准英语》的每个模块中，均设置了cultural corner作为辅助阅读材料，这一部分深化和拓展了本单元的话题，突出体现了中外文化的比较和交流，可增进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是我们开展文化教学的极好载体。例如，在《必修教材一》中，Module 1的Cultural Corner 通过美国学生的来信，旨在帮助学生初步了解中美两国的中学教育系统的异同。《必修教材二》 Module 6的Cultural Corner则通过阅读文章Steven Spielberg-Film Director，让学生了解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及其主要电影作品，旨在让学生大致了解并比较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影视方面的主要情况、特点和风格，并学会通过影视作品学习语言，了解文化。教师可以聚焦这些内容，精心设计教学环节，让学生充分自主参与其中，体验文化交流的魅力。例如：教师可通过互联网或已构建的友好学校平台，根据学生实际要求学生写回信或发出电子邮件，可要求学生制作学校宣传册，电影海报，可要求学生进行深入调查并作出报告等。教师还可将“设问权”还给学生，即让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并通过课堂讨论、课后利用各种资源，在分享、交际中解决问题。学生可以在这些环节中亲身体验，思考并实践文化交流，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

三、开展文化反思，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

文化教学有着自身的特质，完整的文化教学离不开文化反思。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也应循序渐进，分层推进。在学生习得文化知识、产生了文化意识、体验了文化交流之后，我们还要组织学生开展文化反思，以切实提升他们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在具体教学实际中，我们可以组织学生阅读分析中西方不同的教育体制、不同的师生关系、不同的交际礼仪。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学生积极进行文化反思，交流自己的感受。鲁子问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不是要把所有内容教给学生，而是要有全面的文化意识，不能把西方文化都当作值得学习的内容进行教学，而要有客观、宽达的文化教学态度。”因此，我们的文化教学目标不是培养学生崇洋媚外，不能把西方文化全都当作值得学习的内容，当然也不能让学生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尊重、认同和宽容异族文化，培养对本族文化的情感。学生应当在教师的引领下敏锐察觉中外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比较、参照、摄取、舍弃，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习得的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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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10-0124-01

丝绸之路有陆、海二道，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路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贸易通道，广东的广州、福建泉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扬州等，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它兴起于秦汉，发展于隋唐，繁荣于宋元，衰弱于明清，它与陆地“丝绸之路”南北呼应，相互补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对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原因

1.海岸线绵长，自然条件优越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优越，海岸线绵延曲折，长达3000Km，位居全国第二，而海岸线的曲率则占第一，因此天然港湾较多，有120余个。不但海阔水深，可当作优良的港址，而且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有利于进行海外贸易。泉州北连莆田、福州，南接厦门，东隔宝岛，泉州港位于泉州市东南部，古代名为“刺桐港”，已有1500多年历史，该地气候适宜，夏季多西南风，冬季多东北风；降水丰富，年均降水量在1000mm以上；气温适合，年平均气温20.5℃ ；水文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泉州港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称，享誉世界，联合国认定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2.泉州经济繁荣发达

泉州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先秦以闽越族为主，春秋战国时期分属闽越地区，闽越人对造舟航海非常擅长。秦始皇立闽中郡，至汉朝，闽越人开始向汉族迁移，同时北方人口南下，促进了汉族和闽越族的经济交流，但显然闽越族经济较为落后。西晋时期，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爆发，受其影响，北方许多阶层的人都先后来到福建，生产方法和技术工具也随着劳动人民涌入，为闽地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海外贸易逐渐繁荣，宋朝则达到了鼎盛时期。

3.人口数量增多

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唐朝初年到天宝年间，这段时期，福建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更多的人口迁往福建，泉州和福州当时的人次分别达到约61000人、76000人，与唐初相比，此时两地总人数超过了初年的整个福建省。随着人口的增多，各项生产活动先后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较好的发展，泉州已有农业灌溉之事。唐朝贞观年间，泉州凭借自然优势凿塘灌溉、大兴水利，农田灌溉面积达千余顷。之后，水利建设进一步发展，耕地规模逐步扩大，平原和山区均得到开发。茶叶及种桑日益流行，为开辟丝绸之路提供了各种商品。另外，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更新，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产生了许多外销商品，以宋元时期瓷器为例，福建当时窑址众多，如惠安、浦城、晋江、松溪、同安等。而丝织业更为发达，泉州尤甚，生产的丝绸绢销往世界，是海上丝绸贸易的重要部分。

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外的影响

1.为中国产品的外销提供了便利条件

丝绸、茶叶、药品和瓷器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输出商品，泉州的丝绸全国文明，茶叶产量多，瓷器行业发达，加上泉州港的港口便利，很适合发展海上贸易，将各类商品输出。据元朝《岛夷志略》一书描述，从泉州输出的各种商品销往海外60多个国家，以丝绸为主，贸易相当频繁，“刺桐缎”在当时享誉海外。宋朝时，泉州的丝绢等物在朝鲜、东南亚地区均有销售，贸易进一步扩大，此时以瓷器为主，如泉州青瓷、德化白瓷等，远销海外，广受欢迎。据历史资料记载，在1105年，有李姓商人从泉州出发，载白绫、生绢、瓷器等物东渡至日本进行贸易。同时宋朝，福建建阳生产的黑釉器是一种重要的输出商品，该物俗称“建盏”，形如漏斗，口大底小，质感温润，颜色碧丽，黑釉上有一条兔毫状的银光细毫，故又名“兔毫盏”，传入日本后，被当作国宝级文物收藏。

2.有利于我国文化的传播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福建的文化也高度发达，在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时，除了实质商品，还有丰富的中华文化。以刻书为例，当时麻沙享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刻书规模最大，刊刻内容涉及儒家经典、文学艺术以及日用百科等。这些刻书从泉州港向海外传播，对中外文化交流有重大意义。至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术十分发达，从泉州逐渐传入日本，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印刷术，随后日本开始模仿刻汉族书籍及各种佛经。可以说，由福建出版的书籍，通过泉州港的传播，促进了汉字文化在亚洲的重要发展。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无法超越的高峰，不但推动了国内文化的高度发展，还传向海外，促进了航海的大发现，而火药的传入，对欧洲封建骑士阶层的摧毁起着重要作用。

3.有利于吸收海外文化

在我国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引进了海外文化，为国内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交往国家来看，宗教文化的输出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均源于南亚和西亚，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这些国家交往甚密，不但经济联系密切，而且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融合。在宗教文化的交往中，许多精神思想传入我国，对当时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泉州，中外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道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共存的局面，是世界级的宗教文化宝库。如今，还存有开元寺、清净寺、老君岩、摩尼光佛等许多石刻，是古代泉州宗教文化的历史见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见证。

三、结束语

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担负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为我国与海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其作用在历史上永放光辉。

参考文献：

[1]涂师平.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看世界多元化融合[J].收藏家，2012，（10）：14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