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1 11:38:39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古代经济的发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一、内蒙古经济发展现状
近十几年的国内生产指标2015年的GDP比2000的高11倍以上。近两年的发展趋势比较平稳,2015年的GDP按可比价格计算比起2014年的增长7.8%,2016年则是7.7%以上。从表格1中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仍然是第二产业。经济年的数据表明第二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达到的54%以上,第一产业的比重快速下滑从2000年的22.8%到2013年的9.5%,每年都在以一定的比率在下滑。第三a业的比重从低到高,有下滑,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那么,对于内蒙古今后的发展趋势也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一样,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然后依次是第二、第一产业经济。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内蒙古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一)历史渊源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从汉朝时期开始了,古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也就是现在西安,经河西走廊、玉门关、阳关、敦煌,通往西域。北边的线路可以到达理海,即今天的俄罗斯、伊朗和哈萨克斯坦的交界处。与此同时在汉武帝时期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开始,最远能达到印度半岛南端。
(二)区位条件优越
内蒙古位于中国的北部,横跨中国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区,接邻八个省区是中国邻省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之一,并且蒙古国和俄罗斯两国接壤,有19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对于其他的省市来说内蒙古有区位的优势条件,在对蒙古俄罗斯两国的区域位置上占到优势的地位,在我国的城市群中里京津翼、环渤海城市群的距离较为近,在这些地方出口贸易时可以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来进行贸易。内蒙古也对内外经济贸易有辐射和带动作用。
(三)资源禀赋
内蒙古位于国家的北部地区,其资源禀赋就相比其他的省市要有很大的优势,内蒙古的包头盛产稀土,风能,电能都提供给全国各省市。能源的生产总量每年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能源中占的比重最高的是原煤的比重,然后以此是天然气、水电核电和其他能发电、原油的比重。
对于能源出口来说可以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建立欧亚大陆桥,可以节约时间,资金。
(四)经济互补优势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内蒙古的经济额快速发展起来,在十之前的内蒙古经济排名在中上等的位置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快速发展。内蒙古的发展有目共睹。
虽然说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三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实际的发展内涵都不同,在国际上“中蒙俄经济走廊”,内蒙古与蒙古国俄罗斯两国的贸易可以起到经济互补的优势。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内蒙古的机遇与挑战
(一)在对外开放方面的机遇与挑战
内蒙古也具有人文优势,2014年据统计内蒙古有458万蒙古族,蒙古国有28万,俄罗斯有90万蒙古族人,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也居住着俄罗斯民族。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也是大力拖动三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活动。
内蒙古与蒙古国和俄罗斯的之间的合作主要表现在,贸易、能源、交通、投资。旅游等方面。
建设欧亚之路,之前蒙古国的大学的校长也提出过建设从阿拉善通过蒙古国的铁路在到达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地区,这样对内蒙古地区的人来书会节省很大的时间,精力。
加强铁路、公路等互联互通建设,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促进国境运输合作。“中蒙俄经济走量”将呼包鄂城市群、满洲里和二连浩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二)基础设施方面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蒙俄经济走廊需要为口岸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完善物流体系,并且提高贸易效率,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同时,改造新的物流园区,发展国际物流,构建物流的存储、加工、运输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体系,成为内蒙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作用。
2011―2014年的内蒙古对蒙古国和俄罗斯两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每年都大幅度的增加,在这基础上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国家之间的贸易会更加快速的增长。
(三)为内蒙古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内蒙古可以充分发挥其区位比较优势,在当今中国产能过剩,欧洲,美国等地区的市场已经饱和,蒙古国和俄罗斯两国仍然是有待我国去合作开发的新的市场,也是我国企业可以去发展的市场。内蒙古可以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把过剩的产能通过战略把过剩的产能运输给蒙饿两国,也为过剩产能问题带来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也为内蒙古的其他行业带来新的机遇,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的流动,有助于文化旅游、能源、物流、金融、信息、电信等各行各业发展带来机遇。如下表:
2000―2015年度内蒙古旅游业数据,通过近十几年的数据发现,国内旅游人数的增大幅度逐年增加,2015年与2000年相比而言增加的11.6倍以上,2015年旅游总收入达到2257.10亿元人民币,2014年同2013年增长28.63%。由此可见,内蒙古也成为国内外的旅游胜地。
总之,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内蒙古应该充分发挥各项比较优势,通过区位优势,利用对外对内的两个市场,构建空间布局,口岸与内地优势互补并发展经济。
中国古代园林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自然山水式园林”,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治》起首篇提出,中国古代园林的最高境界是“m由人作,宛自天开”。
一、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简况
商周时代,初期造园阶段园林的形式是囿。春秋战国时期,自然山水园林已经萌芽,而且在园林中构亭营桥,种植花木。秦汉时期出现了以宫室建筑为主的宫苑,并开始模仿自然山水,人为造山。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发展转折时期,佛教的传入及老庄哲学的流行及文学艺术的探求,使园林风格崇尚自然,促进了园林艺术的转变。贵族官僚的私家园林表现出了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意境。而文人名士的园林则表现出归隐山林、追求怡性畅情的倾向。
唐宋时期,园林已达到成熟阶段,这时期的园林除为满足居憩游的功能之外,人们已更注重园林陶冶情性、抒发襟怀的功效。珍奇花木,满园皆是,自然美与艺术美巧妙结合,山水画、山水诗文、山水园林这三个艺术门类已有互相渗透的迹象,诗画的情趣开始形成。
明清时期,园林则已多是溶豪壮、雅逸、俗乐于一体,造园已达到“意境高超,笔法简练”的高度。这一时期文人著书立说成为一种时尚,多有刊行问世讨论园林问题的鸿篇巨作。这些专职从业文人和工匠出身的造园师汇合成一股新的推动力量,激发了造园事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近现代时期,中国古代园林已然开始衰微,同时自然风景区便于开始凸显。中国古代园林的萌生和发达,完全是为当时帝王、官宦、富商和文人服务的,用人工的办法来完成所谓“非常之观”,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在近现代社会里,人们思想改变了,交通发达了,回归自然成为可能。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要求寻访自然风景和自然风景区。因此中国古代园林的衰微也是必然的了。
二、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化艺术特征
(一)造园强调“师法自然”,顺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同时也强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要求,高于自然,融于自然。造园力求在总体布局、组合上要合乎自然,每个山水景象要合乎自然规律,分隔空间强调融于自然,园林建筑强调顺应自然,树木花卉强调表现自然等。
(二)刻意表现自然式山水风景的特点,园林布局有定法而无定式。我国古代园林深受我国文化传统和艺术的影响,形成了寄情于景的特点,以客观存在的山水为范本,经过艺术加工提炼,将真山抽象化、典型化缩移摹写,托物言志,情景交融,实现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在整体布局上,充分利用原有山水形胜,在空间处理上,则追求分割、通连、伸缩、虚实等手法,使大者不感其旷,小者不觉其促。
(三)创造出一种可以游玩、可以居住、可以聚会的生活空间环境。园林是根据现实之中的实物实景,并依照自己的理想建造出来。是古人为满足寄情山水、雅好自然的需要而创造的最佳生态环境。历代官宦、文人也都把园林作为修身养性、隐居生活及怡养天年的最佳环境。
(四)追求“生境”、“画境”、“意境”三种境界。中国古代园林最突出的特色并不仅仅在于巧妙、精湛的规划设计,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深刻意味,也就是意境文化。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著作《美学与意境》当中说道:中国园林无论是借景,对景,隔景还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中国古代园林的精神文化内涵
园林文化艺术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体现,是物化了的文化伦理和审美意识,能够形象地传达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国古代园林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从最初的囿,老子的“自然而然,无为而治”、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寄情山水的隐逸风格,以及唐宋的山水画、山水诗文、山水园林,明清的精雕细琢、意境高超。经过漫长的文化积淀,使我国古代园林从建园者到赏园者,无不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哲学的深奥。
(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使中国古代园林蕴涵人生理想、美学意识和人文关怀。儒家文化倡导“仁山智水”、“安贫乐道”等思想及文人名士的“身在野而心在朝”的抒情情结,深刻地影响着历代文人名士。文人士大夫在园林设计上更追求“师法自然”,高于自然,融于自然。不可概述为追求“天人合一”。因为明确提出“天人之间,合而为一”观点的是西汉的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君权神授”,主要目的是为巩固汉代的封建统治。但是“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先秦时代,《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又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因此中华文化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走的是一条“循天道”的路线。园林这一本质与孔子的礼乐人生架构互为表里并演变为人格养成和心灵净化的现实教育环境。
(二)释、道文化使中国古代园林富含人生韵味、生活哲理。中国古代园林将佛教思想中对于美的表达、美的传播、美的享受融入中国园林设计之中,使人们在园林之中能够感悟佛理,体悟生死轮回的道理。认为园林中山水、建筑、花木的摆放,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内心的佛性。这种审美观,与中国古代园林在艺术境界追求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相契合。通过精心创造出这种浑然天成的美,来带给人们平和、寂静的心境。
道家思想重视清静无为,追求“自然而然,无为而治”,倡导个体自由。在人与自然的循环中,达到合一,摆脱物对人的奴役,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将自然山水拟人化,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文人名士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则表现出归隐山林、追求怡性畅情的倾向,强调人心之审美。如南朝刘勰 《文心雕龙》 中的“情在辞外”、“物色尽而情有余”,东晋顾恺之主张“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中国园林意在含蓄,一山一石耐人寻味”,也符合作为道家思想的物我之观念。通过对于物的审美,升华到人对于自然的审美。
(三)辩证思想使中国古代园林更添情趣、提升境界。中国古代园林遵循虚实相生、置阵布势的章法。正如清代文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所说“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四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深或浅,不仅在‘周回去折’四字,又在地广石多,徒烦工整。”园林结构就虚实而言,山为实、水为虚;景处为实、空处为虚;现于显要景观为实、藏于假山屋后隐景为虚等。就曲直而言,曲为主,直为辅。就大小而言,大中见小,小中见大。就开合而言,小园林的水以集聚为主,让人有宽阔连续之感,大园林的水以分散为主,有连绵不尽之意。这种把大自然景色经过取舍、提炼、加工、概况以后形成的园林更具境界。
参考文献
[1]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2;5-6.
⑤吴团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5期。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表1 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市高考试卷数量
商业史是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据笔者统计,在五年高考的选择题中,商业史占古代中国经济史考题的一半以上。(具体数据统计见表2)
表2 2009―2013年中国古代经济史选择题题量统计(单位:题)
非选择题中每年都有试卷考查古代中国商业经济,其中2010年最为集中,在全国15份高考卷中有9份考查古代商业经济。2013年,浙江卷首次出现古代经济史的非选择题,考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商业史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这种现象并不偶然。它既说明了古代商业经济是古代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经济的重要现象,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史学界对古代商业史广泛、深入、持续的研究。
一、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知识结构
古代商业史内容丰富,在历年高考中涉及的知识点较多。笔者对选择题考查的知识点做了大致的分类统计(见表3)。在非选择题考查中,知识点主要涉及唐、宋、明、清的抑商政策、专卖制度、市镇经济、海禁政策及对外贸易、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内容。
表3 古代中国不同时期商业史选择题考查知识点分类表(单位:题)
通过上述对高考试题的粗略统计和对古代商业史研究的初步了解,推知古代商业经济考查的特点大体包括:涉及面广;重点突出;体现专题史研究的“通感”;考查内容涉及的都是学术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
建立知识结构是我们兼顾点面、形成“通感”的常用复习方法之一。建立怎样的知识结构才能让学生的复习更接近于高考要求,这是一个问题。鉴于高考试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笔者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的知识结构。
有学者研究指出,商业史的内容应包括商业发展、商人阶层、商业政策和商业思想四个层面。其中“商业发展”的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发展状况、城市经济、商业组织、商业活动、贸易发展、商品流通等等。此外,商业经济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经济、社会现象相互依存、相互制约。[1]高考试题考查的内容基本上覆盖了上述四个层面,又以“商业发展”和“商业政策”这两个层面的考查为重。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古代商业经济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发展。[2]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二《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以下简称“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所介绍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三个时期。根据上述分析,勾画知识结构框架图如下:
这张结构图,以古代商业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为时间线索,把“商业活动”、“商业政策”和“商人阶层”作为知识点分类项目,结合教科书内容又可以分成若干子项目,这构成了古代商业经济的“内环境”。其“外环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影响;二是明清经济与同时代西方近代经济的比较、明清经济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联系。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的知识略显散乱,建立知识结构并不容易。笔者结合学者们对古代商业史的研究和教科书知识,提出以下几种整理知识的具体方法。
1.“散”的知识要“合”
以“商贸活动范围”这一项的知识整理为例。《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写道“汉代商运活跃,史书中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记载”,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叙述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史实,由此可知商品流通范围通过丝绸之路扩展至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该课还介绍了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的商贸活动范围,可以通过教科书介绍的城市和市镇发展推知商贸活动范围的扩大,还可以通过“晋商”和“徽商”两则“知识链接”来了解此期商品流通扩大到海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上述知识整合,大致可以概括出古代商贸活动范围的发展特点。
2.“断”的知识要“连”
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提到了“丝绸”和“瓷器”这两项大宗贸易商品,在《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的“晋商”知识链接和“《估客乐》”资料卡片中列举了唐代和清代的贸易商品,这些知识反映了古代商品结构的演变。商业史研究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日常用品在商品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是判断商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教科书中出现的这些知识呈“点”状分布,并不连贯。教师在复习教学中可以作适当补充,如补充说明不同时期主要流通的商品等,让学生了解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商品结构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反映的是古代中国市场内涵与外延的同步发展,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3]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补充的史实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只是作为学习的知识背景。通过形成知识“线”帮助学生理解教科书中出现的“点”状知识。
3.“隐”的知识要“挖”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对“城市经济”有较为翔实的叙述,细分起来可以包括“市”的空间、“市”的布局、“市”的制度等等。我们一般关注坊市布局和政府对“市”的管理,而“市”的空间演变很可能被忽略。根据教科书上的知识,可以挖掘出这样一条线:“市”首先出现在城,南北朝时乡村中出现了“市”,名为“草市”,唐宋时有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在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一些草市围绕着地区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市镇。有学者指出:“唐宋以来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明清江南市镇商业的发展,显示了商业的显著进展。”[3]
4.“薄”的知识要“厚”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列举了清代的名镇,叙述略显单薄。研究指出,这些市镇之所以成名是有经济原因的。有的市镇因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出名,如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冶铁业见长的佛山镇、丝织业繁盛的盛泽镇;有的因商品集散中心出名,如商业市镇汉口镇、朱仙镇。在教科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适当提升,加厚一点认识,使学生认识明清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程度和新兴市镇的专业化特点。
5.“专”的知识要“通”
根据课标和教学指导意见要求,虽无需对商业经济发展三个重要时期的背景条分缕析,但宏观上了解其时代背景是有必要的。时代背景中有两个古代商业经济不同发展时期的共性因素:一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二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前者反映了古代经济结构中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后者则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同理,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也需要我们结合必修的知识,从不同社会领域的角度加以综合分析。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与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发展的联系,更是需要我们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获得相应的认识。
通过学生自主整理知识和教师介绍学术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方法,建立知识结构,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中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概括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提供了提炼角度和较为充实的史实。当然,建立知识结构还只是第一步,对于高三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调动和运用知识,达到内化知识结构的效果。为此,教师还需要组织新材料、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除了文字史料之外,图和表也是经济史研究重要的信息载体。下面各举一例供参考。
【例1】图1、图2和图3分别是汉代、唐代和宋代“市”的局部图。
根据这三张图,学生可以结合所学知识提取“市”的相关信息,解释这些信息;还可以认识从汉到宋“市”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例2】 明中叶以来苏州府市部分县区市镇数量增长统计
这张数据表摘选自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一书。解读这张表格,有两个点可以关注:一是不同时间段市镇数量发展的增幅变化;二是明清(前期)和晚晴时期市镇数量发展原因的比较分析。
针对浙江省历史高考的要求,需对学生进行两个“特别加强”:一是特别加强知识结构的建立和应用;二是特别加强训练提炼材料信息、准确而快速地建立材料与教材的联系并能调动有关知识加以解读的能力。
二、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专题史研究,突破复习重点
商业政策对商人、商业发展的影响至深,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抑商政策。从前述表3中可知,五年来选择题中考查抑商政策的题目最多,在非选择题中也考查过唐代和明代的抑商政策,抑商政策一直是高考的重点内容,也是古代中国商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还是学生复习的主要难点之一。笔者曾对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三文科班学生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学生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历代政府抑商,商业经济还在不断发展?解开这个疑惑的关键在于理解历代政府抑商政策的变迁及其本质。为此,笔者依托学者们对抑商政策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教科书的相关知识和高考试题,尝试着对抑商政策作一个粗略的解释。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固守“重农”政策,其第一要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4]故其政策相对稳定。然而“抑商”却不可泛泛而论,它比“重农”政策复杂、多变。重农不一定就抑商,抑商也不仅仅是为了重农,应把“重农”和“抑商”分开,重点理解“抑商”政策。这几年高考重点考查“抑商”也反映了这一点。
“抑商”并不是自古就有,它肇始于战国,至秦汉渐成体系。商鞅采取的抑商政策“不让商业自由发展,而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有控制地发展商品流通”,有利于国力增强。西汉是抑商政策发展的重要时期。汉之初,为了稳定秩序和恢复经济,“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5]。有学者研究指出,虽说“重租税”,但对当时的商人来说,负担终究是不大的。[6]学者们普遍认为与前朝相比,汉初政策重在“贱商”,而对商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多少实质性抑制。到了惠帝和吕后时期,政府“复驰商贾之律”,“贱商”也没有汉初那么严格,只是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市宦为吏”;汉文帝时更是“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不多久,就形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7]的商业繁荣局面。汉代前期经济的恢复发展得益于商业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富商大贾财大气粗力强、农民弃农经商的日益增多等现象。有了这些史实铺垫之后,我们便能读懂晁错的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为了稳定统治秩序,增加国家收入,汉武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重点打击富商大贾。其措施可以用“发钱”、“收钱”和“管钱”来概括。“发钱”是指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杜绝富商大贾私自铸钱发钱。“收钱”是指征收重税,使很多富商大贾经营数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夜之间“贡献”给了国家。“管钱”是指政府推行盐铁专卖制度,大力发展垄断性的官营工商业。有学者指出“专卖制度的理论基础为重商论。国家为什么要与商人争利,根本点就在于国家充分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特别是看到了商业能为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功能”。[9]虽然专卖制度与此前的抑商政策,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均迥异,但都起到了抑制富商大贾的作用,因此有学者把专卖制度也列入“抑商政策”范畴。
五年来高考考查多集中在西汉前期抑商政策与商业发展关系的理解上,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晁错的那句话仍是复习中的关键。对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制度的考查虽少有涉及,但在复习中我们仍可适当关注,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抑商政策。
唐朝前期抑商政策的表现与西汉初年颇为相似。一方面继续贱商令,另一方面则放松对商业活动的控制以恢复经济。唐太宗即位之初就下令“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10]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加强对商业的经济干预,大力推行专卖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晏的榷盐法。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唐代“一入市籍则不得为官的制度依然继续实行,商人实际上没有取得自由民的平等地位”,他们在“社会上遭受鄙视,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遭受歧视”。理解该现象的时候,首先不要混淆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高,不等于经济实力差;其次,要把“唐代商人”理解得稍微复杂一些,商人有大有小。在唐代“富商大贾与官府的结合更加紧密,倚仗官府提高其地位,取得经营特权,而且介入政治”,而中小商人“所受的剥削愈益严重,日子愈益难过,最后不得不起来参加抗争”。[11]2013年浙江卷第16题考查学生对唐代商人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反差现象的理解。2011年海南卷第26题非选择题则考查了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表现及其与农业生产进步之间的关系。
宋代为了财政需要,加强对商品的专利政策,专利范围扩大,体系也更完备。“宋代盐、茶、酒、矾、香几项的专卖收入一年达4490万贯,这一数目远远超过唐朝财政总收入中的货币总数”[4]和前朝相比,宋代政府抑商政策更加放松,政府屡次下达减少商税等“恤商”令。古代商人地位的低下主要表现在工商业者不得入仕做官,在宋代,虽然伦理范畴内的“贱商”观念仍然存在,但这种情形开始转变。清代有人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子,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11],而富商大贾与官府的联系则更为紧密。近几年宋代商业经济的考点有:理解政府重视商业经济的政策、认识商业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了解宋代专卖制度、说明宋代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等。
明清以来,手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的活跃发展带来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伴随着新景象不断涌现的是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统治者而言,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为什么明清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最终没有导致社会转型?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一些学者的心头。王家范先生指出:“两宋以来,在经济态势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局面,明显的是货币经济逐渐取代实物经济的地位,‘商业资本主义’在若干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革新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调整经济结构,扩张实体经济,创新出‘工业资本主义’,使社会财富增长走上更高一级台阶。一条是引导消费畸形增长,权力与财富的勾结更趋紧密,有权者愈富,无权者愈贫,生产者停滞在简单再生产的境地,实体经济的经营者又缺乏改革的动力,社会财富增长滞缓。”[12]明清走的是后面一条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死路。这种境况直至近代才开始逐渐转变。近几年考题突出考查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进步以及政府的抑商政策对这种进步及社会转型的阻碍,这是明清商业史中老生常谈却常说常新的话题。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5题、2013年江苏卷第4题都关注了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对社会“贱商”观念的冲击。从社会史角度分析明清商业经济及其政策就是其中一个新的思路。
在复习教学中,我们可以参考上述解释,立足于教科书内容简析历代的抑商政策,并辅之以高考试题训练。通过这样的复习,我们对抑商政策大体上可以形成两点基本认识:一是抑商政策是一项政府通过与商人争利和夺力(劳动力)维护专制王朝的经济基础,巩固统治秩序的经济政策。二是该政策的实质是重商利,抑商人;重官商,抑私商。这两点认识可以作为理解整个古代中国抑商政策的重要支点。
《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中还有其他一些重点,如“‘市’的演变”、“江南市镇经济”、“明清海禁政策”、“明清时期社会转型之困境”等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笔者以为如果有时间有准备,可以设计一堂探究课,组织一些材料,让学生通过阅读与思考,了解围绕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的大概情况,这样更妥当些。
在“考什么,教什么”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读什么”的问题。要读出“考”与“教”的学术背景是需要读一点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著作的。高三教师整日周旋于上课、组卷、批改与讲评之间,的确很辛苦,然而还是要尽量挤出时间多读一点,因为站得高才能看得宽、望得远,才能让学生多一些学业上的收获,多一些对历史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 宁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J].历史教学问题,2009(3).
[3] 陈明光.略谈中国古代商业史的几个问题 [J]. 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4).
[4]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5] 司马迁. 史记・平准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6] 赵冈,陈仲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7]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8] 班固. 汉书・食货志[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9] 林文勋.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政策辨析[J]. 思想战线,2003(3).
一、古代契约制度的发展
(1)契约的种类。据《周礼》记载,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有过相当发达的契约制度,这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民法制度自然起始的状态。其种类主要有以物易物的交换转让契约、买卖交换契约——“质剂”“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师徒契约、租田契约、借贷契约——“傅别”有息借贷契约、赏赐契约等。战国及秦朝时期,国家是建立在个体家庭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推行重农抑商和国家专营专卖的政策,使得商品货币经济以及保护商品货币经济的物权、债权和契约关系的民事法律都被窒息了,汉代最发达最典型的契约关系发生在西北边塞屯戍地区和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就契约种类而言,已有买卖、雇佣、租赁、借贷、租佃、合伙、承包、信托和遗嘱继承等九种之多。到了唐代,又增有质押借贷契约、抵押借贷契约、典卖契约、委托契约等,并且在房地产买卖契约中已有了绝卖、典卖活卖之分。后继朝代基本上在此种类上进一步发展。(2)契约的形式。人类早期主要依口头协议,并以一块刻有刻痕的竹木片作为这项协议的信物、提醒一方履行义务的提示物。古代称之为“契”。在经济生活进一步发展后,又形成了双方各持一片这种信物的“券”。随着经济的发展,契约内容日益复杂,人们开始在竹木契券上书写协议的内容,而不是仅仅将契券作为提醒当事人回忆协议内容的信物,口头契约由此发展为书面契约,古代称之为“书券”、“券书”。用竹木书写中间剖刻的契约形式,是比较原始的契约形式,夏商周三代没有发现这种契约文书,文献记载始于《周礼》。如质剂、傅别。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竹木简的契券被淘汰,而代之以纸张作券。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判书,二为下手书。判书沿用自秦代,即将契约中分为二,双方当事人各持其一,以为履约和争讼时合券以证。大约从十六国开始,契约又称“和同”,即“合同”开始是在书契两札合处骑写一个“同”字,后来骑写“和同”二字,有的骑写一吉祥语,以此代替刻画。
二、古代契约制度与现代合同制度的比较
(1)经济基础不同。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简单商品经济虽然存在但封建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品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而且中国古代政治上实行维护封建皇权的专制集权统治,人身依附性很大,主体地位上极不平等,所以古代虽然有契约制度的存在但有着较大的局限性。而现代合同制度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它必然会较为发达。(2)契约自由的不同。契约自由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强调契约拘束力的根源在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或意愿,而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涉。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汉代时,契约仅注重其制定的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讼中的凭证作用,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的贸易往来频繁,为契约概念发生质的变化提供了条件。当时契约的签订,已强调必须由双方合意,体现了一定的自由。《唐律·杂律》也规定凡买、借贷都必须“两情和同”。现代合同制度则充分体现了契约自由,其已被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普遍接受而成为一项法律的基本原则。如《法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这是各国立法例中关于契约自由的最为典型的规定,它确认了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的产物,并将契约提升到相当于法律的地位,从而将契约视为当事人为自己制定的法律。(3)调整方法不同。现代合同制度则属民法范畴,私法领域,对合同的调整由民法确定,如我国还制定专门的合同法,大多数为任意性规范。违约责任属于一种典型的民事责任,按现行合同法规定,违约责任是严格责任,只要违约方有违约行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违约方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
契约作为商品交易流转关系的法律形式,早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出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契约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用现代法律术语讲,具备一种私法公法化的特征,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存在使契约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市场中,财富的转让、资源的配置和劳动力的使用都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不受限制的交换使各种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契约自由为近现代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
参 考 文 献
禁榷制度是中国古代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的制度。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专卖制度始于汉武帝时期。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施行盐铁专卖制度,至此“盐始有官、私之分”。政府限制此类商品生产,流通及出售的自由性,借此来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财政紧张。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变,直至宋代专卖收入与两税收入并驾齐驱,构成宋朝财政的两大支柱。禁榷商品的范围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一般较常见的包括有盐、铁、茶、酒等,另外还有矾、煤等物品。
谈到禁榷制度,我们应先从字面上了解其所含之意。《说文》:“禁,吉凶之忌也。”《说文》:“榷,水上独木所以渡者也。”榷意为独木桥。把“独木桥”放在经济层面上思考,我们便可以把它引申为“专卖”的意思。加藤繁在其《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指出,“我认为,不是把专擅无论什么事情都称为榷,而在专占、独占经济上的利益时才使用这个名字。”傅筑夫在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也说到:“禁榷制度,就是官营工商业。所谓禁榷,就是对某种工商业完全由政府垄断,禁止私人经营。”
就禁榷制度的产生而言,其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专卖制度之下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力和国家统治的的需要。国家统治的需要又表现为财政经济上的需要和对富商大贾力量限制的需要。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国家便要很自然的采取相应的措施,与商人们争夺利益,以经济手段或者行政的手段来对经济加以管理、调节控制,甚至是干涉。之后再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最终也就形成了国家对经济的三种手段。
在西汉初年,由于国家刚刚从战乱中成立,生产凋敝,经济落后,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而不是与商人争夺盐铁之利。所以,便“弛山泽之禁”,不与民争利,采取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这体现了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也极大地推动了西汉商品经济的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较为繁荣,富商大贾的力量也有所壮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到封建国家的统治。加之此时,汉武帝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大兴土木,国家的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而此时,商人们却拥有巨额财富,过着骄奢逸的生活。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了武帝时期:“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这些富商大贾们主要是靠经营盐铁等此类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获得巨额利润。
盐铁这类商品为什么能成为专卖商品呢?就拿盐为例。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得必需品,它属于资源的一种,是一种消耗品。由于盐的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只有少数地区(如沿海或者有湖盐、井盐资源的地区)能够生产,所以很容易被垄断控制。这样,盐作为商品的利润空间就是很大。如同国家的命脉,关系到国家和民生。如果控制在少数富商手中,其便控制了资源和供应,便可操纵价格,扰乱市场。一来影响社会稳定,二则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商人势力的壮大,也影响国家统治。由此,国家便以盐铁这类的商品的垄断生产和经营为手段,以商人作为主要的争利对象。
对于禁榷制度的意义来说,最直接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的统治。我们可以从历代王朝的专卖来看,汉武帝时期,正是由于盐铁专卖的实施,缓解了财政危机,“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同时也给汉武帝出征匈奴提供了充足的财政保障。到了唐代,自第五琦榷盐后,盐利不断增加。“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三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食盐专卖的收入几乎占到了这个朝代财政收入的一半,可见正是食盐专卖制度的实施才得以支撑起大唐帝国的辉煌盛世。直至宋代专卖收入与两税收入并驾齐驱,构成宋朝财政的两大支柱。一直到元明清时期,专卖的收入仍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禁榷制度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国家同商人争利,自然会采取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手段。将专卖权利控制的政府手中,便会利用强权干涉,禁止其他私营。当国家的调控超过了一定限度,打破了市场本身的规律,破坏了该行业原本的正常发展,从而阻碍了整个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正如傅筑夫先生说的:“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角度来看,禁榷制度所起的却是严重的消极作用,即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起的是严重妨碍作用。因为它在表面上虽然只是抑制商人――排富商大贾,但是实际上则是在抑制商业和手工业,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中国古代的禁榷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产生过有利的促进作用,巩固了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专卖制度对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就整个中国古代的国民经济而言,它阻碍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无论怎样,禁榷制度在中国被历代所沿用,它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时至今日仍然实行,也能证明它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领域能仍带来深远影响,仍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243页,中华书局1995
[2]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第1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3]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本单元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古代经济从时间上来看跨度非常大,历经三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几十个朝代,所包含的知识量非常巨大。而如此大的知识量在一个单元分为四课内容进行讲解,在时间上很紧张,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艰巨。要想顺利实现教学目标,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重视对知识点的梳理和进行系统化的讲解,使得知识点能够化零为整;另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指导学生积极利用自己之前学习过的知识以及身边的学习资源,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
二、教学目标
(一)了解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了解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和理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了解古代商业发展概况,认识和理解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探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引导学生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使得学生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提升多方面的能力
(三)通过学习,让学生领会和感受到中国古达的农耕经济,并对今天的发展有所启示
三、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1.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概况
2.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3.农业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中占据的主体经济形式的地位
(二)教学难点
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知识点梳理
(一)发达的古代农业
1.早前农业生产的出现
(1)起源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约一万年左右,耕作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要方法。
(2)商周时期的农业阶段
在农业工具方面以木制和石制的工具为主,如耒耜和石锄、石犁,出现了青铜制农具。这个时期的人们懂得了开沟排水,耕作技术大大提升。农作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人们逐渐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3)中国农业的独立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自成体系,从而奠定了整个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
2.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农具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2)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
(3)耕作制度发生变化
(4)开始修筑水利工程,学会使用灌溉工具
3.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特点
(2)小农经济的影响
(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1.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冶金业
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是商周时代的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商代的青铜器多为大件的礼器,而西周的青铜器则偏重于生活用具。
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铸铁柔化技术,青铜铸造工艺出现了金银错新技术。
魏晋时期:北魏相州的军刀、百炼钢技术成熟、灌钢法发明。
唐朝时期:冶铸业普遍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明朝中后期:以广东佛山为代表冶铁业生产规模扩大。
(2)纺织业
半坡氏族时期:产生了麻纺织业。
大汶口文化:丝织业获得了进步。
商周时期:斜纹提花织物、刺绣的出现。
魏晋时期:织造机构的设立,吴国的八辈之蚕、蜀锦的出现。
唐朝时期:丝麻织品遍布全国,丝织品种类繁多,并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纺织方法和图样风格。
明朝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丝织业手工工场。
(3)制瓷业
原始社会: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
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
魏晋时期: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以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为代表。
唐朝时期:唐三彩,为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南宋元朝时期:“瓷都”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闻名海内外。
2.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手工业受到鼓励。
魏晋南北朝时期:遭遇摧残。
隋唐时期:得以恢复。
两宋时期:继续艰难发展。
元明时期:棉纺织品数量增多,民间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三)古代商业的发展
1.“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
“商人”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发展历程。
2.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和规模;不同朝代对城市的管理方式;各个时期的主要大城市。
3.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各个时期的对外贸易概况;对外贸易的范围;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四)古代的经济政策
1.土地制度的演变
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概况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
3.“海禁”与“闭关锁国”
政策出现的原因、影响。
五、教学思路设计
由于本单元内容量较大,所需的教学资料众多,因此,在本单元,教师计划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工具给学生在课堂上快速呈现课前搜集好的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等,使得学生的注意力被充分地吸引过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课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活动。由于课前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活动,因此,通过提问既可以检查学生的预习状况,又可以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同时还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由于有了多媒体工具的帮助和课前预习准备,课堂教学时间会显得比较宽松,这时候,教师可以选取一些适当的课题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以促进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发展和思维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六、教学反思
最开放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只要看看当时的经济活动是否拥有市场经济的特征就好了。首先,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在市场里都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下,人人平等有可能做到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始推行“编户齐民”制度,一来将平民正式编入户籍,方便国家管理,二来赋予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人们身份相同,没有等级性,可以独立地进行决策了。
其次,就要看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是否拥有明确的产权,即对自己出售的商品是否拥有使用权、收益权以及最为重要的处置权。很明显,在财产私有制社会,卖家出卖私产自然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两个要件就全部齐备了,事实上,古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差别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只是技术水平高低有别罢了。
中国古代不仅有了市场经济,而且已经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制。股份制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而中国古代的租佃制度就是地主将自己所有的土地租给佃农来耕种,佃农拥有对土地的管理权,只需在每年交租一次,和给股东分红的意思基本相同,可见租佃制度实际上已有了股份制度的雏形。
人地比率阻碍了发展
看到了这里,你或许会想,中国古代不但有市场经济,还有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股份制,那么为什么还不能进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其实,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遇到的障碍,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形式本身,而是人地比率提高导致的结果。即使在现代西方国家,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人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家庭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劳动的积极性,还节省了大量的监督管理成本,只不过在中国被扣上了一顶“封建主义”的帽子而已。
而人地比率的不断提高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土地是人们绝大部分收入的来源,而根据人地比率,可以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两汉时期,地多人少,典型的五口之家就要耕作50亩地,人们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便发明出了许多节省劳力的工具,使人均生产力超过当时的欧洲;第二阶段在唐朝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铁开始应用于农具之中,生产力有了又一次的提高,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三阶段在宋朝时期,人口增速超过了土地开垦和生产率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南宋时,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其实在宋代,中国已经有了发明制造机器的能力,英国革命前的“珍妮纺纱机”,早已在中国出现,工业革命也有条件在中国首先爆发,但正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人们不再需要制造机器,光靠人力就能完成地里的工作,因此在宋朝之后,人地比率开始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人地比率问题绝非仅仅是在中国存在的,我们的邻居日本是岛屿之国,还有很多山区,人地比率一直很高,可是人家为什么没被人地比率制约呢?这与财产继承制度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财产是由所有儿子均分。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他儿子分不到财产,长大后都要离开家,自谋生路,因此日本的土地都比较集中,不会越分越少。既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是少数人,人地比率自然就不会提高了,而其他离家出走的儿子则会走出新的道路,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明出新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反向的城市化
人地比率不仅限制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连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因为它变得非同寻常了。
从战国到南宋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城市人口比重最高达到了22%,人口不断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到了13世纪,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达到了25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甚至还没有超过10万人的城镇中心。像英国的伦敦更是在19世纪后期,人口才达到这一数字。
但是自南宋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由于全国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从22%持续跌至6%,城市人口不但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农村靠拢,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小型市镇,这是外国城市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粮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制约。要知道,城市人口基本上都是非农人口,因此就必须依靠购买别人生产的粮食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口粮必须依赖农村供给。但是农民不可能将所有种植的粮食都卖给城里人,他们出售的只能是自己消耗后剩下的余粮。可以说,农业的余粮率往往决定了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美经济学家波尔丁首先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并认为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上世纪九十年代,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发展模式引入国内。相比传统的单向流动经济模式,即从资源变成产品,从产品变成废弃物的模式,循环经济依托生态规律,保持可持续利用、再生利用的原则,通过节约再生和循环利用的方式,采取降低消耗、减少排放、提高效率的方式,对于废弃物的处理,先后遵循避免、降解、再生、资源化、热回收和无害处理的方针,使得传统的单向流动经济模式转变为新型的反馈式经济模式,即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再生资源的模式,这种新型反馈式流程不仅符合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理念,也可大大缓解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循环经济的推广,是为了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保持生态环境下进行经济发展的最优方式,是生态经济的一种,能够保证人类在地球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古代的循环经济管理思想
我国历史悠久,经济管理理念也同样源远流长,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内容丰富,包括以富国为主要基调的轻重论,以富民为主要基调的治生论。我国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农业大国的地位,历朝历代都重视农业发展,由于过往生产力水平整体滞后,对于天灾的防御能力较弱,因此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古代思想家最为关注的话题。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孔子、孟子等主张进行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勾画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这也是古代最早出现的循环经济管理体系的初级状态。
1、按季节安排农业生产
春秋时期楚国大臣孙叔敖主张民众利用客观条件,根据季节变化,进行生产安排,例如秋冬季节,进山采摘,春夏季节也依托水利灌溉进行农业生产。管仲则指出“山泽各致其时。”孟轲认为在林木生长茂盛的季节进行伐采,是最为有效的开采方式。通常古代民众在春天进行播种、夏天进行耕耘、秋天进行收获、冬天进行藏储,这种四季分明的生产方式,使得百姓始终拥有富余的粮食,同时这种适度开采的方式,在给予百姓富余粮食的情况下,保证了自然资源的不被破坏。针对古代民众的农业生产模式,南北朝期间著名的思想家贾思勰在总结分析前人经验后指出,顺应天时地利的农业生产往往事半功倍,否则则劳而无获。古代思想家们对于顺应自然、拒绝过度开采有着共识之识,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循环经济思想的体现。
2、节俭之道
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准较低,经济增长方式单一,科学技术落后,生产物往往难以充分满足民众需要,因此节俭之道成为历朝历代所宣扬的思想品德。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则指出开源节流,节俭和生财并不矛盾,并认为古代遇到洪灾或旱灾时,民众并不挨饿受冻,正是由于往日的节约行为所致。管仲则指出节约开支,同时也是生财之道。荀况则基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指出富国富民的方式不仅仅在于增加生产,同样也在于节约消费,生产物品不光可以进行存储,也可以用于再次生产的原材料,形成不断增加财富的良性循环。
二、古代循环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的启示
1、经济管理要遵循自然规律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遵循自然规律,按照时节生产是获得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的首要前提,并且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循环经济管理体系不单单是顺应自然变化的朴素生态保护观,同时也是古代民众时间生活的经验概括。由于生产水平和技术的限制,最终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模式,但它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原则反映了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想法,这种初级循环经济模式,是现代循环经济体系的雏形,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创建节约型社会、环保型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都是现代循环经济的核心思想,既为发展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提供了思想源泉,也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2、节约利用循环利用
古人最初的节约是勤俭持家,后来已经把节用的作用上升到富民富国的高度了,虽略有夸张,但是不能否认节用在建国守业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浪费严重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历时教训数不胜数,而由于节俭勤劳而青史留名的君王也数量不少。节俭之道是鼓励适度消费,并非约束消费,是民众按照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消费,并以此促进社会整理生产。当今社会节俭之道同样值得宣扬,尤其是民众的节约环保意识需得以加强,只有节约意识落实于行动之中,改变民众浪费的不良习惯,才能保证循环经济体系的执行。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公认,节约不仅可以积累更改多财富,促进生产进步,也可以是的资源可以循环利用,保证经济发展持续高效,节俭之道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集约型经济社会。
3、合理开发高效利用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开采资源能力较弱,民众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依赖于资源节约。例如古代水利技术比较落后的时期,如果不注重水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就会引发不良的后果。这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环境保护的模式,是循环经济思想的体现,对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同样有着启示意义。
随着全球资源日益加剧的开采,现代社会的部分不可再生资源由于长期开采过度,面临枯竭状态,因此仅仅使用资源节约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缓解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社会必须依托现代化科技技术,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管理,最大化重复利用产品废弃物。相比古代社会,如今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和恶劣,这就使得循环经济思想的推广更为紧迫,无论是水资源、土地资源还是其他生产发展中影响的生态资源,我们都要有效利用,合理适度开发,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工作,还要不断完善资源管理办法,做好一切预防措施,更要注重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实现各类资源有效整合,造福一方民众或者为企业带来最大化的效益,如何让产生经营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达到最小,如何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等问题都是现代经济管理所需要思考的内容。
三、结语
古代社会的循环经济思想有着其时代局限性,例如老子设想的“小国寡民”思路就难以实现,洪亮吉指出的人口数量控制方针则由于相对偏激而无法实施。此外部分过于超前的经济思想体系,也没有获得实践认可。在学习和借鉴过往经济思想时,要进行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循环经济思想的推广不光能够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