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的重要性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法治思维的重要性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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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4-00-01

一、法治能力的重要性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一）法治能力是领导改变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法律保障

我们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始终并愈加重视法治建设。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党的十报告阐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思想；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提出。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法治精神和法治方式的深化过程，是我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这也意味着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要做到依法行政。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改革越深化，矛盾越复杂，要想顺利有序推进，就需要法治做保障。在这一大背景下，领导干部具备法治能力已然成为全党上下的共同要求。

（二）法治能力是领导干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社会实践

我国过去政府治理社会的人治色彩较浓，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单纯的行政手段无法协调各方利益，在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全靠领导干部个人素养。新形势下，随着组织形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利益主体逐步走向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趋向复杂化，如何有效地协调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体的利益，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对领导干部工作的现实考验，更是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法治能力是领导干部完成使命、提升能力的现实考验

指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新举措：第一，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第二，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第三，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些举措对于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意识，保证依法办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些新的考核、监督机制都是对领导干部的一把戒尺，对此，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注重自身法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自觉做好依法行政。

二、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之间的关系

法治思维，本文作者认为就是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保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思维方式。法治能力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行为方式。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依法办事”，而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着，领导干部除了要“依法办事”还要在工作中“依法执政”，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领导干部头脑中树立了法治思维，会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养成靠法、找法的好习惯，使得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十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响应中央对法治精神的要求，加强法制学习，树立了法治思维。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领导干部要将已经树立的法治思维巩固、强化，成为法治信仰，从而实现法治能力的提升。

三、强化法治思维、提升法治能力的途径

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直接决定着依法治国的进程，法治国家的建立，决定着我们党能否依法执政、政府能否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能否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

（一）加强法治学习，树立合法性思维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培训、学习的重点不是要掌握多少法律条文、法律知识，而是了解一些国家的法治思想、法律的价值及工作相关的法律常识，以合法性为出发点，养成合法性的思维定势。但凡遇到决策问题都应先问一下“这合法吗？”或者“这有法律依据吗？”问谁？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讨论、提过法律意见。”所以作为领导干部碰到自己拿不准的事情先咨询单位公职律师，如果“合法”不做那就是不作为；如果“不合法”却做了，那就是滥作为。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边工作边学习法治理念，看清自己的工作权力和职责，树立合法性思维，带头依法行事。

（二）遵守法治程序， 养成程序性思维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个方式就是相关的程序。可在我国的实践中，经常听到领导干部讲“我只看结果”。这种观念需要改变。《决定》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就是在强调程序的重要性。程序性思维不仅要求有程序、尊重程序，更要求程序要正当。试想官不守法、民怎能信法？老百姓看到工作在法定程序下完成的，也能打消质疑。双方在法治思维的基础上协调矛盾，处理问题，增强信任。所以，政府公职人员在具体的程序中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办事，我们的人民才会相信法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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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人员对法治思维理解不足

在法治思维下，要求高校学生管理人员全面认识法治观念，但目前很多高校的管理工作者对法律相关知识了解不足，缺乏应有的法治思维意识，且由于传统高校管理工作形式的影响，很多高校经常将校园内部管理工作当成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忽视了学生管理方面的相关工作。在对高校学生进行管理时，常出现将很多法律规定混淆的情况，严重阻碍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进程。此外，很多高校学生管理人员对于国家发展形势不能及时了解，对于自身未来发展方向也不明确，在管理工作中，仅仅执行领导下达的管理任务，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水平提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二）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制度不完善

目前高校很多管理工作人员缺少法律知识，没有充分意识到法律规定对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造成高校现有的法治制度作用难以发挥，没有从根本上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虽然很多高校在法律上都享有自主办校的权利，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实现与发展，与当前法治思维思想相背离。这些现象会造成很多高校在进行学生管理工作时，只按照高校内部的一些条文规定开展管理工作，没有体现任何法律规定要求，不利于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二、加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对策

（一）加强对法治思维结合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认识

高校之所以受传统教育管理理念的影响和制约，极大程度上是由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薄弱，缺乏法律相关知识，因此，加强培养管理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有助于推动管理工作的法治化进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人员要在法治思维的管理形式下，运用法律观念去权衡管理高校学生，必须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提升法律综合素养。高校要在招聘管理工作者时提升条件，将高校管理经验丰富、法治认识全面的管理工作者纳入到高校学生管理团队当中，另外高校要定期对校内现有的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加强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提升其对法律的正确认识。此外，应坚持法治思维下构建高校学生管理体系的核心原则，加强边界思维的培养，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制定学校的学生管理章程，并对高校学生管理人员的责任进行明确划分，按照规定逐步完成相应的管理工作，从而充分体现法治思维的程序正义原则。而法治思维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结合，也应注重学生管理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从而完善学生管理工作的人性化观念，将高校育人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让法治思维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得到积极的响应。

（二）完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制度

在法治思维下进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促进我国法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因此，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要谨遵国家的法律政策方针，加强高校的法治建设工作，不断完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制度。在当前法治社会的发展形势下，高校必须要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结合校内发展实际情况，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不断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发展本校特色学生管理道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在结合法治思维完善管理制度时，应认真分析现阶段高校学生管理的实际情况，结合原有制度存在的问题，对师生的建议进行调查采纳，坚持民主原则，这样才能在保证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结合法治思维的同时，体现以人为本。为了符合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应保证校园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一致性，细化规章制度的细节内容，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同时，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也应结合国家的法治方向，保障学生的知情权、申述权和申诉权，严格执行审核制度，实现教育管理与教书育人的统一，引导学生依法遵循学校的法治管理工作制度，提高整体的学生管理工作水平。

三、结语

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是我国发展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因此，高校必须要与时俱进，提升自身法治意识，充分认识到法治管理对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加强法治校园环境建设，完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制度，推动管理工作进程，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水平，促进高校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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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法治化管理可以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多，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稍有不慎，企业就会遭受法律风险。如果企业不具备一定的法治观念，不懂得如何应对法律风险，轻者会遭受财产的损失和企业信誉的受损，重者会面临严重的法律诉讼，甚至破产清算。因此，现代企业要建立现代法治思维，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最后，法治化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管理成效，推进企业改制。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在进行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通过改制重组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民营企业也逐渐从家族式企业管理的桎梏中走出来，进行相应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变革。这些过程都需要法律规范为指导和约束。因此，企业要充分把握国家立法精神，遵守国家法律规范和原则，提高企业法治化管理水平，这样才能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应对一系列问题。

二、现代企业加强法治化管理的措施

1、加强企业家的法治精神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有人治的悠久传统，企业中奉行的也是人治的管理理念，企业家一言堂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中，人治的思想逐渐被法治思维所替代，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如果企业家依然坚持人治化管理模式，强调能人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企业是不具备竞争力的，最终也逃不掉死亡的后果。我们所提倡的法治管理，强调企业发展要依靠管理制度和规范，企业家的权利来源和权利使用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接受法律的监督和约束。法治不仅是一种管理手段，更是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和社会文明在企业管理制度的体现。当然，我们这里强调法治并不是完全抹杀企业家在企业发展的作用，而是将企业家的才能与企业法治管理有效结合起来，最大限度的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2、完善企业内部规章管理制度

法治化管理的核心就是依法办事。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是企业员工的行为规范，是现代企业将国家法律法规与企业生产实际相结合，制定出来对所有员工的生产和经营行为进行规范的制度。首先，企业在进行重大决策时，要严格按照决策程序进行，实行民主协商、程序公正，尊重员工的意见，避免企业管理者独断专行的现象发生。这样的决策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考虑了各主体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决策风险和不确定性。其次，企业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员工的法治化观念和意识，教育员工自觉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在日常生产和经营实践中严格依法办事，自觉践行企业制度规范，履行员工应尽的义务。对于触犯企业规章制度的行为，企业要加强惩戒力度，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都要一视同仁，充分体现企业规章制度的教育与强制功能。

3、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法律事务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处理企业日常法律事务、化解企业法律风险、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作用显著。目前，我国企业已经认识到法律事务工作的重要性，也将其纳入企业正常管理的范畴，取得了一系列长足的进步，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开展离不开法律事务管理机构，企业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法律事务，由企业高层管理者挂帅，制定规范的、科学的法律事务工作细则，加强法律事务管理具体工作的实施和执行，使得这一项工作能够落实到实处。并制定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对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执行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另外，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工作对专业技能的要求非常高，从业人员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而且需要有一定的商贸知识、管理知识，对员工的交往能力、人际关系理能力、应变能力都有要求。这就要求企业不断加强法律事务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4、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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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起点，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的一个逻辑推理过程。法治思维强调思想转变，突出党对法治的理念和态度。而法治方式作为方法论，是一种行为准则，是法治思维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指明了具体路径，体现了加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性和必要性。

从党的执政历程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体现了党的治国理念。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始终并愈加重视法治建设。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党的十报告，不仅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日益受到重视的进程，体现着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

从推进发展的要求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凝聚着深化改革的法治共识。十报告强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改革设计了法治的最优路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则是凝聚法治共识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使得有法可依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建设都基本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这一层面讲，改革的成效将更加体现在如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的能力上，以切实保障改革沿着法治化的道路加快前进。

从维护稳定的大局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顺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根本。要真正做到人民利益至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将利益诉求、纠纷解决纳入法治轨道，为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法治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领导干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更是实现十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强化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法制宣传教育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中的积极作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一全新论述的提出，将对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行为准则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并使其发生深刻变化。而法治宣传教育作为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法制宣传教育是推动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平台。理念是思维形成的基础，并对思维方式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法律形式可以在短期内进行移植，而法律思想却很难移植，它是在反复的反思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反思”、长期实践的过程。法制宣传教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平台，通过宣传教育，真正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植根于领导干部心中，并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认同。

（二）法制宣传教育是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必由之路。认知因素，即一定的知识积累，是形成法治思维、提升运用法治方式能力的必要条件。领导干部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信仰、自愿守法和自觉用法，是法律实现其自身价值最广泛的途径。目前，我国80%的法律、所有行政法规和90%的地方行政法规都是由政府机关执行的，这必然要求领导干部了解和掌握大量的法律法规。同时，作为法律知识的传播，还包括传授法的机制、法理知识和法律史观等内容；不仅告知着法律的既定规制，还阐述着“为何如此而非彼”的法理精神，从而在知识普及中增强领导干部对法的认知，形成法的意识，提升法律修养。

（三）法制宣传教育是进一步促进领导干部形成法治信仰的有效手段。“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从过去的学法守法用法到党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尊法”，这是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强调了法律信仰的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从内心深处对法律的认同，使法律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第一准则。法制宣传教育担负着法律规制的传播职责，能为领导干部的行为提供标准，促进领导干部形成法治思维、自觉运用法治方式，培养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信念。特别是法制宣传教育中法治文化的传播，以文化特有的引领和约束功能，影响着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传播着法治观念和对法治的价值判断，培植着领导干部的法治信仰，从而促使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

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自1986年以来，通过27年持之以恒的普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养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和时展的要求相比，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法制宣传教育必须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扩展其广度和深度。

（一）更新工作理念。一是创新性理念。创新是法制宣传教育体现时代价值的根本所在。通过创新途径、创新机制等手段，提高法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推动领导干部在全民中带头做到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二是制度化的理念。要形成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制度体系，实现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长期性和常态化。三是求实效的理念。切实把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纳入法治建设先导区等目标的考核体系中，作为检验普法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二）创新工作方法。当前应着力构建三种类型的法治教育模式。一是导向型的法治教育模式。通过大力宣传用法治推进科学发展、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问题的典型事迹，切实在领导干部中形成良好氛围，促进领导干部对法治价值的认同。二是参与型的法治教育模式。多组织参与行政复议、旁听案件审理等实践教学，提高法治教育活动的思辩性、互动性。三是渗透型的法治教育模式。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建立机关内的法治文化阵地，使领导干部切实体会到法治就在身边，从而形成推进法治的自觉和自信。

（三）培育工作品牌。品牌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涵盖内容多，可以探索以试点运行、项目化运作的方式推进。通过项目化设计和整体化的推进，逐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形成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品牌，以点带面地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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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 法治核心 法治思维

当我们看到什么是法治时，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什么是法律。我在刚开始接触法律的时候，老师曾经给我讲过，古罗马的西塞罗在其著名《法律篇》中提起的，被后人广为流传和采纳的名言――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经过了法学本科的学习，我慢慢的明白，法律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福祉。而法治，特别是我国的依法治国是增加人民福祉的最好的载体。

一、什么是法治

（一）法律至上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法治的首要内容，法律至上，即法律应该是治理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公权力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而宪法和法律应高于公权力。所以我们在回归柯克的那句话，法律即国王是错误的，相反在法治国家，法律是国王，而非国王是法律。

（二）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

我们知道，制定法律的最终目的是实施法律，是为了人民遵守法律，而人民遵守法律的前提是，该法律是一部良法，所谓的良法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社会得公平正义。

（三）保障人权

我国《宪法》明确将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中，一个国家的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利，而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的人权是一个人的最高权利。只有保障人权才能让人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存在感，价值感，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四）司法公正与权威

就像霍姆斯所说：“我们要将纸面上的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法，否则再好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我们古人也曾经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运用到实践中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于我想法治不仅应该是良法，保障人权，还应当保持司法的公正。这使我想到了于兆波老师在法理课堂上讲到的一句话。“快的错误的裁判，有时要比正确的慢的裁判要好。”我是反对这句话的，虽然可能包含了法理中的时间成本。但我想到是公正与效率。如果我们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我们就可能就会转变，司法的公正远远要比效率珍贵的多。这里面更多的包含了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一旦打破人民对这种法律的信仰时，那么司法公正将很难实施。

二、法治的核心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强调在民。然而如何实现法治的核心。这使我想到了于老师上课讲的，程序正义，这不仅使我想到了《苏格拉底之死》这个故事：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而被诬陷引诱青年，亵渎神圣，最后被判处服毒自尽。而当他的弟子都劝他往国外逃跑时，均遭到他严正的拒绝。他当着弟子的面从容的服下了毒药。在苏格拉底死之前，阐述了他作为联邦公民的想法，他认为虽然判决的实体性结论是错误的，但据以做出的结果却是合法的。因此他作为联邦的公民必须遵守法律。这也从反面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遵守法律程序的意识对一个城邦和国家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二者不可偏废，但我们要实现法治，首先要注重程序正义，并且这种程序的正义要以看的见得方式。然而我们也知道程序正义并不一定代表着结果正义。例如生活中的“同案不同判可能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点。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单行法为数众多，彼此之间相互重复。并且众多的单行法将使法官在寻找裁判依据时无从下手，判查询成本较高。

我想我们在谈到法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上课老师所讲的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法治与社会自治，法治与德治，法治与人情，以及法治是值得人信仰的。以及老师所讲的，天理，国法，人情。所谓的天理是一种自然地权利，自然地秩序。中国所讲的天理与西方所讲的自然法相似。而国法相当于西方人所讲的制定法。在我们古代社会，道家认为法之无法，法乎天然。法是从道中演化而来的。所以法要符合天理。法治追求公平正义，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天理就是公平正义。公平与善乃是法律之法律，这句话是最好的写照。无论法律如何变，法律的目的和裁判的目的永远不会变。我们现在在司法中习惯于用案结事了，但我们如果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公平正义不仅仅是指案结事了。因为司法最终的目的是公正而不是了事。而人情本意是指人的七情六欲，现在我们的理解是人情是指人文关怀。在司法的实践中我们要抛弃导致不公的私情，但是法律又不是冰冷冷的法条，我们更要体会对民众的关怀，特别是对弱者的关怀。在我国，法官要对民众有关怀的情怀，有对弱者的关怀，更要充分考虑社会相对弱势群体一方的利益和诉求。给予相对弱势一方充分表达自己意思的途径。充分尊重其人格尊严，保护其合法利益。唯有秉持这样的情怀，才能拉近法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所讲的天理，法律的意味着法官要始终以一种正义的信念，来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所谓的国法就是要栏竦囊婪ú门校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就像周五我们听的讲座中主讲老师给我们所讲的，一份好的判决书，一定要符合法律，富有人情味。坚持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

三、法治思维

我们之所以没有认真对待法治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种法治的思维方式。中国这个熟人的社会，因情而生成事，也因情而坏事。而现代中国的法治思维，并不那么可观。所以现阶段的任务之一是建立法治思维的规则，那么必须强调法律的地位与作用。尊重法律的安定性与普遍性的特征。只有法律明确确定，才能给人们提供一种行动的指南。

四、结语

总而言之，法治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用法治的思维去解决法律的纠纷，用法治的思维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最后将法理，国情，天理有机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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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10-02

当前，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首先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人治思维是指崇尚一个人或少数人依靠个人素质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人治思维在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在现实中仍然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人治思维存在着膜拜权力、蔑视权利、拒斥制度和暗箱操作四大误区，它与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水火不容。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

误区一：膜拜权力

膜拜权力是人治思维的显著特征。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是应当膜拜的圣物而非必须受到制约的对象。人治思维对权力的膜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法律是权力的婢女。美国思想家潘恩说过：“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1]。在人治思维中，永远是权大于法，权力是最高价值，法律始终处于依附权力的次要地位。人治思维中的法律体现的是当权者个人的意志，当权者的个人权威始终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法律只是权力的婢女，是管控民众的工具。当权者可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可以因一时的需要，随意立新法、废旧法，也可以对现有的法律随意解释。

在法治思维中，“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2]，法律的基本作用是制约权力，限制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英国哲学家洛克说过：“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3]。无论是权力设置还是权力运行，都必须有法律依据，缺乏法律依据的权力任何人都可以抵制。而在人治思维中，人们不相信法律，只相信权力，有权好办事是普遍被接受的信条。当遇到冤情或无法处理的纷争时，老百姓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清官。浓厚的清官意识是人治社会许多底层民众心中永存的慰藉，似乎只要遇到了清官，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第二，权力是评判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衡量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一个人只要拥有了权力，立刻就会身价倍增。无权者千方百计要与当权者拉上关系，有权者绞尽脑汁渴望得到更大的权力。民众对当权者、权小者对权大者都处于仰视状态。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显示法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法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4]。然而，在人治思维的词典中，没有“平等”二字。每一个人都被按照有权无权、权大权小分为三六九等。权力被神秘化，当权者也被神秘化。只要得到权力灵光的照耀，当权者的缺点可以变成闪光点，丑行可以美化为壮举。

人们膜拜权力，实际上是渴望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巨大利益。在人治思维中，权力被视为利益分配的核心标准。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得到的利益也越大，他不但能很容易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能很容易得到自己不应当得到的东西。反之，一个人距离权力中心越远，得到的利益也越少；他不但难以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当自己的正当利益遭到侵犯时，他的维权之路将会布满坎坷和艰辛。

误区二：蔑视权利

德国学者格哈德・鲁别尔兹说过：“法治实质因素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确保基本权利。”[5]与法治珍视公民的权利保障相反，人治思维的典型表现是蔑视公众的基本权利。在人治思维中，权利是伪概念，真诚地谈论权利是可笑的、幼稚的。人治思维对权利的蔑视主要表现在：

第一，宣扬无权利的义务。人治思维惯于割裂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当权者拥有大量的特权却不必承担什么义务，而普通民众没有什么权利却需要担负多如牛毛的义务。当权者随时可以把一些无中生有的义务强加给民众，民众不堪其苦却也无可奈何。人治思维对当权者享受的众多特权视而不见，却对普通民众抛开权利大讲特讲义务的神圣性、崇高性，要求民众必须把义务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毫无怨言地承担自己的义务，甚至牺牲个人的所有利益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二，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在人治思维中，法律只是当权者管控民众、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手段，难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做坚实后盾，普通民众的正当权利经常受到有权有势者的随意践踏和侵犯。当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利惨遭蹂躏时，普通民众难以找到有效的维权路径。在人治社会中，无论是维权的法律路径，还是寻找清官的维权方式，对普通民众而言都不断地被事实证明是代价昂贵、成功希望渺茫。于是，普通民众面对侵权只能忍气吞声，把忍耐当作利益、权利被侵犯的惯常应对方式。然而，普通民众的忍耐阻止不了有权有势者的侵权，反而使他们更加嚣张，更加蔑视民众的正当权利并肆无忌惮地加以践踏。这样，普通民众越是忍耐，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就越是遭到蔑视和蹂躏。天长日久，一些民众的心态就会失衡，心理出现压抑、异化，神经也会变得异常脆弱。一旦遇到导火索，这些人就可能铤而走险，以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制造事端，对社会稳定极其不利。

误区三：拒斥制度

人治思维过分夸大个人素质的重要性，轻视制度的重要作用，不知道用科学的制度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任性。人治思维对制度的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忽视从制度层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与法治思维习惯于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同，人治思维拒斥制度，处理事情时常常视野狭窄、就事论事，把制度抛在一边，不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系统，是人类对长期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公平合理的制度能够提高人类实践活动的水平，在激励好人善举的同时有效遏制坏人恶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如果制度缺乏公平性、合理性，就会诱发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腐败猖獗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反复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分析才能认清其形成的深刻原因；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必须从优化制度、创新制度的角度发力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到法治思维重视制度，从就事论事处理问题到以制度范式处理问题，是人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第二，制度执行效果极差。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其执行效果极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拒斥制度，人们普遍不把制度当回事，经常出于一时喜好或当下利益的考量而随意抛弃现有的制度。二是因为人治思维主导形成的制度常常缺乏严密的程序，制度漏洞随处可见，很容易让当事人钻空子，无法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随意性。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的程序支撑相反，法治思维特别强调运用严密的程序确保制度的有效运行。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6]。美国哲学家罗尔斯也指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7]因此，为了提高制度的执行效果，必须摒弃人治思维，倡导法治思维，认认真真地对待制度，不断完善制度的程序支撑，提升制度执行的规范化水平。

误区四：暗箱操作

法治思维强调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相反，人治思维对暗箱操作情有独钟，千方百计阻挠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法治思维的视野中，权力来自民众并服务于民众，当权者代表民众行使权力，权力运作公开化、透明化天经地义。只有权力运作公开透明，民众才能及时了解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是否滥用了权力，是否真正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如果权力运行流于暗箱操作，民众无法及时了解权力运作的真实情况，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就很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法治思维限制权力的理想变成空想。因此，法治思维坚决反对暗箱操作，极力倡导权力运作公开透明。

在人治思维的视域中，暗箱操作是约定俗成的权力运作模式，人们对暗箱操作习以为常。由于暗箱操作的常规化，民众对权力运作过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无法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一些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易如反掌，腐败现象必然普遍存在。在人治社会里，当英明的统治者执政时，通常会强势反腐，实现一段时期的政治清明。但是，只要暗箱操作的权力运作模式存在，腐败现象必定反复出现，政治清明难以持续。

在暗箱操作的状态下，少数当权者控制着大量与民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资源公开不公开、何时公开、怎样公开不是根据民众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少数当权者的利益和喜好。民众渴望得到的重要信息由于当权者的信息封锁而不能及时得到，民众只能凭空猜测，一些迎合民众心理的传言、谣言也会不胫而走。因此，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各种传言、谣言往往大肆泛滥，成为不可消除的痼疾。

总之，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才能更好地构建法治社会、实现政治清明。

参考文献：

[1][美]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5-36.

[2][美]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潘大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84.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6.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2.

篇（7）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我国通过官方阐释表达出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性。随后，在江苏镇江视察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思想，这为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文化支撑。中国正在逐渐探索中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法治之路。

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

我国在十上规划了到2020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作为法治中国内容之一的法治政府也成为我国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步凸显，冲突加剧，依法治国建设也进入关键时期，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也更加迫切。

首先，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建设法治政府，因此要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加快政府建设的步伐。在法治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在具体实践上依然存在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等问题，由此可见我国在法律执行和实施体系建设上还有所不足。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它有维护法律尊严的义务，也是遵循和实施法律的主体，因此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水平，政府机构的执法质量不仅关切着社会大众的利益，也与政府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应高牢记依法行政的要求，带头守法、严格执法，提升工作的法治化水平，从而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

其次，我国实现小康社会、进行全面改革，需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我国目前的改革是深层次的持续改革，同志曾在讲话中指出，任何改革都应在法治框架下进行，要在改革中运用法治思维，以法治促进改革。社会的改革实质是利益关系的改革，这必然会引发社会矛盾，为此应该加强立法工作来协调利益关系，为改革的开展提供法律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便是全面深化改革，而改革所带来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法治的力量更为凸显，应以法治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改革问题，并运用法治思维在社会上达成改革共识，通过法治方式来为改革营造稳定环境，最终还要通过法治规范来保护改革的成果。由此可见，法治在我国深化改革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地位之关键，建设法治政府也迫在眉睫。

最后，建设法治政府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我国进行法治建设的目标之一便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和权利提供了保障。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使得我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上，往往政府处于优势地位，而群众处于弱势，政府为了自己的目标追求无视甚至是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这破坏了社会公平，违背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必须进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和监督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行政，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政府制度创新的困境剖析

在确立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后，我国政府便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如改革领导体制，强化政府责任人制度，完善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监督和考核制度等，通过这些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政府权力，促使我国政府向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但在具体的法治政府实践中，我国依然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创新活动超出制度边界、寻租腐败等问题，这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制度创新上还存在诸多困境。

实践中的困境。首先，政府制度创新动因的非法治化。任何事物进行改革的动力都在于能够从改革中获取自身利益。政府尽管是一个公共组织，但政府组织本身由政府工作人员等单个个体组成，因此它包含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两种形态，个体的逐利性驱使其利用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政府法治化改革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必须消除双轨制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民争利，但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必然会触动政府人员的个人利益，这使得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

其次，制度创新行动的非法治化。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法治化建设中，其往往利用制度创新的幌子而进行人治，以人治制度创新代替法治制度创新。一些政府在具体的行动上依然没有改变“官大于民”的思维，常常在政府治理中采取暴力手段来实现目的，这无疑是违背法治精神的。

最后，在创新效果上也出现非法治状态。政府的制度改革往往以权力作为支撑，这造成政府权力在改革中迅速扩张，而政府法治化的出发点是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由此可见政府制度创新的初衷与最终结果很可能背道而驰，这使得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陷入恶性循环。

体制带来的制度创新困境。在法治政府中，相关主体在制度框架下进行法治治理，而相关制度又是通过主体的执行而发挥效用。因此法治政府必须处理好制度与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主要包括党政关系与央地关系两个方面。

首先，党政体制上存在非法治化。法治强调平等、规范与统一，在法治理念下，党政之间应平等的接受法律的制约，政党也应遵循各项法律法规。但在现实中，我国却不断出现党法与国法矛盾的问题。而且在党政关系的行为中也存在诸多违背法治化的现象，如一些党委人员却兼任诸多行政职务，这给大众造成执政党与政府二者一致的印象，一旦政府出现过错，群众同样会迁怒于政党，这威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

其次，行政体制具有非法治化特征。这里的行政体制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适。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相同的组织架构，当权力不明晰、缺乏约束力时，央地两级政府便能够同时不受法律制约，这显然不符合法治政府中制约政府权力的要求。而且随着我国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这使得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利益博弈，进而带来央地关系、政府行为的混乱，这也违背了法治对秩序的追求。

法治政府制度创新的机制困境。法治政府建设需要一个约束政府权力的机制，但目前我国在机制建设上却存在诸多不足，这导致政府行动和政治生态都出现非法治化。我国政府为实现法治化目标，往往采取一些创新行动，如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集中处理严重的消费者侵权案件，但实际上在日常市场活动中，一些工商部门往往不愿意接受和处理公民个体的消费维权案件，这不仅纵容了消费欺诈行为，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还让民众感受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此外在日常事务处理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工作模式机制和约束机制，政府部门间普遍存在互相推诿、官僚作风等问题，这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也激化了官民矛盾。政府的政治生态主要是指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一个法治化政府，权力应受法律约束，法律高于政治，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是权力高于法律，出现政治干预法律的现象。当然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法律自身具有局限性，需要以制度创新的途径来完善自身，如依法处理的结果过于违背道义人情，往往会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多数情况下，权力干预法律将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强化社会的权力意识，这无疑阻碍了法治政府建设。

政府制度创新困境的原因

首先，人治传统的惯性阻碍了政府制度创新。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绵延了几千年，它曾给中国带来了数千年的文明，而在这千百年帝制统治中所形成的中国式思维和逻辑一直延续至今。即便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国家也有法治治理体系，但长期以来却是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这成为当前阻碍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因素，也是政府难以进行制度创新的因由之一。在人治思想下，政府往往呈现出权力扩张的特性，而在专制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往往是一种依附关系，缺乏真正的信任联系，这导致社会个体难以团结在一起捍卫自己的权利、自由，失去了政治法的根本。在人治背景下，中国形成了人情社会，人们在维护自身权利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依赖法治，而是寻求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解决，有的甚至利用这种关系来为自己谋取私利，产生大量腐败行为，而目前这种人情思想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依法行政、司法公正，阻碍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

其次，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理念也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阻碍政府的制度创新活动。我国社会依然存在传统宗法思想。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亲缘以及地缘为纽带而形成的交际网络，在这一结构中强调礼治，形成长老政治，并不认可甚至是忽略外部的法治制度，这种社会结构在基层乡村尤为明显。因此政府在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来进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当地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在宗族社会之中，地方行政机构缺乏政治权威性，而即便地方政府在遵守习俗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性制度创新，但一旦出现不服从文化习俗的举措，便会被看作是政治鲁莽，如果改革失败，更是要承担政治后果，这使得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成了与宗法制度、社会习俗之间的博弈，政府在改革中难以大展手脚。

最后，法治改革存在内部逻辑矛盾。一是过于追求效率而导致改革适得其反，我国在为实现政府法治化而进行的制度改革中，许多创新内容是以提升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并因此而实现权力消绑，但一旦改革的主导者离开，这些改革举措往往便被后续政府废置。二是暴力手段阻碍了政府制度创新。我国政府为了快速获取改革效益而往往采取暴力形式推广创新制度，这容易引起大众的不满甚至是敌对情绪，既不利于新制度的顺利施行，也损害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就违背了法治政府中政民良性互动的要求。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政府的制度创新本身便是伪创新，如强制拆迁制度中充斥着暴力，严重违背民意，更非法治化所需。

法治政府制度创新路径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制度创新，首先是提出具体措施，并由创新活动来落实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建设法治政府，之后再在已经建立的法治政府之上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工作，最终实现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我国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要克服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人治的惯性思维，需要理顺党政、中央与地方以及府际之间的关系。

党政体制的法治化。我国法治政府制度创新的阻碍因素之一便是党政不分，出现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无从谈起政党约束政府权力。因此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改革，需要实现党政关系的法治化。所谓党政关系法治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指导下，党政各司其职，党应依法领导政府。首先，要政党去行政化，改变入党做官的观念，政党可以更加关注政府监督与社会组织方面的事务，而政府则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处理。政党的部门设置应根据社会需求，而非针对政府部门。其次，可以将党政关系纳入到监督体系之中，如在宪法中明确党政关系，实现宪法监督，还可充分肯定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对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现象进行曝光监督。最后，还要提升党务工作人员的法治素质，党务工作人员应该了解基本的法律法规，并自觉遵守，为社会成员的遵法守法起带头模范作用。党政关系可以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只有理顺党政关系，政府才能够正常发挥职能，制度创新活动也才有所保障。

现代中央集权制度建设。我国在进行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如有专家所言，中央集权制的理念和制度一直支配着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安排，无疑，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继承和改变传统、借鉴和学习西方以对未来的中央集权制进行调整，也将会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为此，我国应该建立有限度的现代中央集权制度，这可以解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结束博弈关系，推行政府法治化建设。

现代官僚制度改革。阻碍政府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官僚作风，对官僚体制进行限权是我国政府法治化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官僚体制的法治化，首先要整肃吏治，除了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外，还需要完善官僚制度，注重官员个体的道德素质。其次要进行官制变革，这主要是要变革公务员考核体系，在公务员考试中要强化法律素质考察。官员的升迁考核指标也应该更加多样化，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参与到官僚体制之中。最后，要注重权力限制。官僚制的核心是理性精神，这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一致。理性的官僚制是要求公务人员以理性客观态度处理事务，而非以个人的感情好恶来办事，因此可以说官僚制崇尚法治、摒弃人治。我国的官僚制改革应该从关注级别区分转移到关注专业分工，即要根据职务来分配相应责任，这防止因过度关注级别分工而带来官本位问题。当公务人员的权力是来自法定职务时，他必然也受相应的法定责任约束，个体的权力也才能够得到相应限制。此外，在法治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不仅是执法者，而且也是守法者，他们需要有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为此，政府工作人员应提升自身的法治素质，这能够提升政府的执法质量。一方面在公务员录取考核时便要侧重法治素质的考核，另一方面要不断对公务员进行法治素质培训，使之法治素养能够适应时代要求。

篇（8）

从深层面来讲，道德与法治知识源自于生活，同样也为现实生活提供服务，其中道德是对人们行为进行约束的精神力量，而法律则是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的准则，而两者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特性，进而有意识地将教学内容与生活实例相联系，有效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打破学生潜意识中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疏远感，使其能够以生活视角审视这一知识点，从而激发其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应当有效整合教学资源与生活资源，对教材中深藏的生活元素进行深度挖掘，从而找到教材与生活的契合点。

比如，在讲解“平等、尊重与宽容”相关内容时，为了能够提高学生对该知识点的学习兴趣，教师便可创新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表演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摩擦表现出来，进而引导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去解决表演内容中的问题，以兴趣点的激发去导入道德与法治知识的讲解，并共同探讨平等和谐班级文化的构建。

二、结合社会热?c新闻，强化知识与生活的贴合度

对于初中学生而言，其意识形态的建立更多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生活同样也是提高学生认识能力的关键。因此，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当中，为了促进学生道德素养与法治意识的养成，结合生活实际则显得尤为必要，并且可适度引入社会的热点新闻，以此去强化教学内容的说服力和实效性。通过对热点新闻的深入解析，学生对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会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使其意识到道德与法治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

比如，在讲解“承担责任”相关内容时，教师便可为学生举出最为直观的参考实例，让学生能够直观感受到“任何人都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这一法治常识，以真实发生的热点新闻去促进学生构建责任意识，能够用法律知识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

三、布置生活化作业，巩固道德与法治知识

生活是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源泉，脱离了生活的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则像是枯燥知识点的堆积，毫无生气可言。因此，生活化思维除了在课堂教学中有所渗透之外，还应在学生的课后生活中有所体现，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事例当中，去解决生活中碰到的一系列现象，因此布置生活化作业显得尤为必要[2]。同时，课后作业作为巩固所学知识的有力手段，也能够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比如，在讲解“爱在家人间”的相关内容时，教师便可布置帮父母做家务、看望祖父祖母等生活化的课外作业，通过学生与家人的相处，在爱意氛围中感受家人的珍贵。这种极具生活化的作业布置让学生感受不到负担，并且能够从作业完成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与满足，有助于初中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四、紧密联系生活，实现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目标

篇（9）

法治实践活动心得体会范文1法制，这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几千年来，人类不断追求的也就是这两个字。法制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法制教育不仅要宣传遵纪守法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对自制行为的约束，更是捍卫尊严、权利的有力武器。

不少同学会认为，安全只是指身体的安全甚至是肢体的健壮和不受杀害。认为只要自己的肢体健全、行动自如那就叫安全。诚然，这确实叫安全，但这决不是安全的全部。我认为，即便是一个具有健全的体格的人，如果他的思想道德水平低下、明辨是非能力不强，糊里糊涂攀兄弟、结姐妹，既有拉帮结派之嫌，又有醉翁喝酒之意;如果他不明不白逞义气、惹事端，不但喜好随波逐流，而且希望出点乱子;这表现出来的就是思想上的安全问题。

有了这样不安全的思想，要平平安安地一辈子做好人，那是很难的。即便是一个具有健全体格的人，如果他沉溺于不良书刊和网络游戏的精神鸦片，天天吸、处处吸，甚至课堂上忍不住要走神思之想之;深夜里忍不住要越墙泡吧熬个通宵;如果他过早地迷失于少男少女的缠绵悱恻，无端寻愁觅恨、疯疯傻傻、痴痴狂狂，甚至争风吃醋结恩怨，冲冠一怒为红颜。这表现出来的就是行为上的安全问题。有了这样不安全的行为，要踏踏实实地读好书，一帆风顺地读到头，那也是很难的。

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思想安全，亦或是行为安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结果的残酷性。交通事故，游泳溺水事故、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事故，课间游戏追逐打闹偶发事故轻者可以伤及体格，重者能够危及生命;它们造成的后果是残酷的。可是思想道德的残缺、行为方式的越轨比体格不健全更可怕，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我想，那些失去健康的精神追求、迷失正确的人生方向、空有一架活着的躯体行尸走肉的人不就是思想残缺的产物吗?这种“产物”充其量只能是没完没了地吸取消化父母亲血汗的机器，只能成为社会发展长河中的废物，甚至成为危害社会发展的危险物。生命如此，何其残酷。

大学生，已经是一个基本成熟的一类人群，有自己的想法，有各种获取信息的途径。学会做人是的学问，也是做人处事的基础，提高思想到德修养关系到自己成长为怎样的人。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关键还是要靠自己的下意识地努力。多涉猎一些名人传记等优秀书籍，学习别人的优良品德。每日三省吾身，总结反思自己在处理事情或者与人交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每天都这样强化，定能够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而建立优秀的道德品质。

法治实践活动心得体会范文2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仅仅靠具有某一方面知识的专业人才已无法解决，而是大量需要具有综合性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学技术的不懂法律，就不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政策法规来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法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它日益受到高等院校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重视。对大学生加强法制教育，一方面是因为法律已渗透到社会生活、人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已把法律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要求自己。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狭义刑法是指刑法典。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本身具有的﹑贯穿全部刑法法规﹑体现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基本精神﹑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的基本准则法。新刑法规定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应原则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原则法。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民事活动是指：公民或者法人为了一定的目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行为。如买卖、运输、借贷、租赁等。进行民事活动时，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守法的原则。

在学生中开展法制教育，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相信学校有决心进一步集思广益，积极探索，常抓不懈，培养新世纪合格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而我们当代的大学生在学习了这些法制知识后，更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在这样一个充满人文教育和关怀的校园里，是多的幸福和畅快啊!

衷心希望我们学校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们学校的法制教育可以进行下去，让我们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当代大学生!

法治实践活动心得体会范文3我们是最基层普法工作者，应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宣传;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理念、目的和方式等进行必要的审视与思考，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现在就六五普法学习内容，体会如下：

一、学以致用，提高自身法律素质

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此次普法活动的开展，是培养和树立诚信守法、依法办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在学习了《教师法》、《食品安全法》《道路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后，我更加明白，作为一名教师，我应该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工作中，要严格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全心全意做好自己分内工作;要不断加强理论知识学习，提高政治思想认识，用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实际，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成;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实践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本领，加强和同事间的协调沟通，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要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熟知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章办事、规矩做人，不断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

二、树立正确的普法观念。

普法工作是一项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伟大事业，其长期性、艰巨性和渐进性是不言面喻的，尤其是我们这样长期浸透在封建历史长河中的国家，更是如此。作为教师我们要牢固树立长期作战、吃苦耐劳、默默无闻、坚忍不拔的思想，克服一切可能的急功近利和悲观情绪，把功夫下在对广大学生的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上。

三、树立科学的普法理念。

对学生的普法知识我们应从侧重普及法律知识，转到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应从侧重履行法律义务方面教育，转到增强学生积极的法律意识上来;应从侧重法制教育的普及率，转到强化学生自觉自愿参加法治实践活动上来。

四、应定期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

教师是学校宣传法律知识的主要力量，教师学法非常关键，承前启后，影响深远。学校通过组织教师集中学习以及让教师自学的形式完成普法学习，使教师们及时了解国家的立法动态，增强对依法治国的信心，并运用到依法执教的实践中，收到明显成效。

总之，这次普法学习不仅使我学到了法律的相关知识，还让我有了行为上的准则。因此，只有学好法律，才能更加明确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保证我们享有的权利。

法治实践活动心得体会范文4“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党的十八提出以后，俨然已成为我国新形势下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真言。每个国家都崇尚法治，都期待形成全面系统的法制国家。从古至今，各个朝代关于规范性的法律条文都是以当时的具体形势而提出并成文。立法为执法，为政府的行政行为或是人民群众的权益利益作保障，出不得差错，更少不得关注度。

立法的科学化是防止不切合发展实际从而造成法制产生的执行标准，怎么样的立法程序是科学的，形成的法律法规是契合发展需要的?反腐力度的逐渐加强，对法律执行的要求就更加严格，对于反腐倡廉及党内法规中制度的建设更提出了新层次的要求，必须要确保对反腐行为的预防和控制力度。

执法的严格性更是对法律实施过程的保障。任何法令的形成都必须要扎实可行的予以实施，并且确保执法的过程无偏差，不给群众造成生活和生产上的难题，这是其一;执法过程必须要公正严格，秉持公正，不凸显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是其二。

司法的公正性是每一个涉及司法案件的人民迫切需求的，这需要司法机关必须要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最基本的行动准则，将犯罪治理法律化，公正化，容不得一丝错漏。要禁止司法行为中出现权钱交易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给我国法制的执行平添败笔，更影响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其首要的行为准则当是知法懂法守法，以法律约束行为，以法律认知行为，以法律辨别是非。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少不了全民的参与，需要全民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重要性，提高社会和谐健康水平。

法治实践活动心得体会范文5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法治思维是一种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它以严守规则为基本要求，强调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不能触碰，凡事必须在既定的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法治思维的核心是权利义务观念，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而言，除了具有公民应有的权利义务观念，还要有法治的权力观，即权力的有限性与程序性，以及守护法律、维护宪法与法律的职责意识。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就是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指引下，增强法治观念、弘扬法治精神，带头尊崇和遵守宪法法律，自觉在法治轨道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由党员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决定的。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的。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担负重要责任，对其他社会群体起着形象塑造和榜样引领作用。只有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具有坚守法治定力，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以上率下，才能形成良好的法治风尚，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这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深远意义。

篇（10）

一、问题的引出

我国学界对法律思维重要性的认识起步并不是很早。在对法律思维概念、特征、意义上所持的不同观点也不尽相同。在这种背景下，在对法律思维研究的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样法治思维就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色彩面世。

在法律思维尚未研究彻底的时候，法治思维的出现似乎更加令人困惑。仅仅一字之差的词组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是不是就是法律与法治的不同定义？本文将以两者的区别为线索以展开。

二、法律思维

思维是什么？辞海对思维的定义有三类：首先是思考；其次是理性认识或者理性认识的过程；最后是相对于存在而言，指意识、精神。法律思维最为社会思维的一种，应取第二种定义，即法律思维中的“思维”是指理性认识或者理性认识的过程，我更愿意把这种“思维”看做是一种过程。

那么法律思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定义？对此，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谌洪果老师认为法律思维，系指生活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民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所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刘志斌老师认为：所谓法律思维大体上是指法律人根据现行有效法规范进行思考、判断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受法律意识、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所影响的认知与实践法律的理性认识过程。

郑成良老师的观点则更为简洁：所谓法律思维方式，也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

不难看出，以上三位老师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定义。与大部分学者把法律思维的主体定义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同，谌老师的定义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把法律思维的主体扩大到“生活与法律制度架构下的人们”。这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主体限定的突破。同时这种宏观的角度与法治理念也有所接近。刘志斌老师的定义也是把思维界定为一种过程，其主体为法律人，其依据为“现行有效的法规范”，其对象为从社会问题上升而来的“法律问题”，其影响因素为“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文化”。郑成良老师的观点则更侧重于实践，把法律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法所等同。站在各位老师的肩膀上，笔者尝试对法律思维做如下定义：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根据现行法律、法律经验、其他法律方法以及法律精神而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过程。

法律思维的主体应限定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思维的取得不仅仅是对规则、条文的学习就能达到，而是要有对法律的崇敬、经过系统的法学知识的学习并有实践经历才能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这当然是要经过法学院的长期、系统的教育。甚至有的学者还认为法律思维的养成和保持还在于从事法律职业。一旦离开法律职业后，其法律思维难以维持。故一般人即使运用法律规则来思考社会问题，也难以说其就有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依据是现行法律。我们当然不能把已经失去效力的法律作为解决现时问题的出发点，那么现行法的依据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进行深入的探究，或者说进行一种价值上的判断，这种法律应该是良法还是恶法？的确，纽伦堡审判把恶法的存在价值贬的一文不值，但是这种对朴素正义、公正的追求对法律思维有多大意义？如果说法律思维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过程，当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们运用法律思维来面对社会问题时，让其首先辨认作为依据的法律是良法抑或恶法又能有多大意义？即使是恶法，法律职业共同体对其的运用过程也是法律思维，不能否认，即使是在法西斯治下的德国，即使是恶法的存在，其法律思维的运行也是有序甚至是先进的。所以，人们对良法的追求，对恶法的憎恶无法改变法律思维的运行。对良法的追求这不是法律思维的任务而是法治思维的要求。

法律思维要运用法律经验、其他法律方法以及法律精神。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诚然这句话有经验论的绝对化，但是经验对法律思维的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就像法学院的课堂，老师们常举的例子，一个刚从校园毕业进入法院的法科生，自己都没结婚经验，怎么能判定婚姻是否破裂？我认为，经验分生活经验和职业经验，在这里是指法律实践经验。而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职业经验其对法律思维过程的影响都是存在甚至是巨大的。陈金钊老师把法律思维分成三个层面：思维定式；思维的知识结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程序。其中思维定式中就包括经验。而思维的知识结构则体现了法律思维的规则性。其他法律方法则包括逻辑推理，大陆法系奉为经典的三段论式推理就是典型。还有法律的解释，法律修辞等等其都为法律思维过程所运用。

三、法治思维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求是，那么人文科学就是求真。进入法学领域，目前求真的最好方式就是法治。郑成良老师认为，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一种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自觉的而不是被动的、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我更倾向于认为，法治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而法治的实现则必须有法治思维的引领。没有法治思维的养成，法治则是难以企及的乌托邦。

法治思维又是怎样被定义的呢？

陈金钊老师认为：法治思维是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学原理、法律方法以及一些法律技术性规定等在思维中的有约束力的表现。

蒋传光老师认为：法治思维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是一种社会思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念、视角和思路。

姜明安老师认为：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过程和活动。

由上述概念可知，法治思维的主体在于执政者。我同样反对把法治思维的主体扩大到公民，“法治”一词重在“治”，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是一种管理行为（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服务行政，而非统治）。必须注意的是，法治是依法而治，绝非用法统治，即必须是rule of law，而反对rule by law。所以与政治国家相对的公民难以具有法治思维，用诉讼法上的话说，一般的公民难以“适格”。再进一步，政治国家中的执政者要有法治思维，法律职业共同体要有法律思维，那么剩下的公民，当他们随着社会的进步、权利意识渐渐觉醒，他们自觉不自觉的用法律来思考问题，甚至像欧美法治发达的国家，凡事“找我的律师”，说出这句话的这种思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词组来定义？在这里，与本文主体无关，不再论述。

法治思维仍然是一种思维，所以我认为其仍然是一种过程。但是法治思维却又有其特殊性。法治思维的核心是重视和充分发挥法律手段在维持社会秩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功能和作用，构建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模式。法治意味着理性统治，而人治难以避免非理性的误区。蒋传光老师也认为：法治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什么是理性呢？理性不仅指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可见，理性是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与道德紧密相连。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所追求的是善，而这种善又是涵盖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在内的――这正好与法追求的相吻合。故法治思维中的法是也应该是良法。如江必新老师所说：法治思维强调的是实质合法性，实质合法性指不仅要表面形式上要合法，而且本质上要合法。要有高度正当性、高度民主性和高度和正义性。

法治思维在现阶段主要指限制、约束权力任意形式的思维。这对当下正处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上千年的专制统治，使人们权利意识淡薄，“是官强如民”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不幸的是官员们也往往以“父母官”自居。甚为巧合的是，17世纪的英国，英王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英国保王政治理论家菲尔麦也是利用王权与父权的捆绑关系来论证王权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他提出了著名的菲尔麦命题：未成年子女与其父亲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是父权存在的基础，而王权来自父权，如果父权不可避免，则君主制也不可避免。由此可见，无论东西方都存在“权利”屈从与“权力”的历史，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如何使权利得到保护，如何使权力得到限制，制度设计是基石，法治思维是关键。

四、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的异同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同为思维，同为过程，差异巨大却也有殊途同归的地方。首先，两者都以制定法为依据。没有制定法，谈何法律思维，谈何法治思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次，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均以权利义务为中心。法律思维中的代表――司法思维不正是以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均衡为最终目标吗？执政者的执政行为，在法治思维的规范下不正是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把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降至最低为目标吗？最后，实质上，法律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法治思维的一部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中心――司法机关正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国家机器依照法治思维运转时，必然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司法机关严格司法，法官严格遵循法律思维裁判。而一旦法官严格遵循法律思维裁判，忠诚的把法律作为上级必将带动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律思维的推崇。

同时，在似乎具有隐约相似的外在下，也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在。

（一）两者的适用主体不同

如上所述，法律思维的适用主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这是一种不经法学院教育、不经法律职业的磨砺所难以获得的。我个人反对对法律思维适用主体扩大化的解释。季卫东老师就认为这是法律人独特的思考方式而区别于其他职业，他说：这个职业法律家团体以其通过法学教育和实践体验所形成的独特的思考方式而区别于其他职业。在与政治家比较的基础上，他将职业法律家思考方式的特征概括为“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 ”、“兼听则明的长处 ”和“ 以三段论推理为基础，力图通过缜密的思维把规范与事实、特殊与普遍、过去与未来织补得天衣无缝”三个方面。法治思维的适用主体是执政者，是公权力的行使者，这同样是难以随意获得的资格，因为公权力的授予并不是随便的，行使公权力的人是要经法定程序选拨的。同样，我反对法治思维适用主体范围的扩大，详尽理由上文已述。

（二）两者目标不同

必须承认，这是以社会转型的当下为背景。法律思维的目标更侧重于个案的解决。无论是律师、法官、检察官抑或法学学者若想在现时生活中解决身边的个案，就必须运用法律思维的特征，通过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正当的程序、司法标准的衡量等步骤来进行，其结果可能不是客观但是却合法，这就是法律思维所追求的。而法治思维的运用则以更好的促进经济转型与进步，更好的使行政权力服务于人民，更好的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思维更加具有宏观性，而法律思维则更加具体。

（三）两者适用方向不同

这是一种过去与将来的方向。法律思维具有过去式的特征。法律思维的启动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出现，而社会问题一旦出现，一旦进入争端解决机制就说明它是过去的事实，所以法律思维的运用就是用来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所以它具有过去式的特征。而法治思维不同，它更多的是面向现时、面向未来，侧重于实施或即将实施权力时的一种理性的思考、注意和警惕。它要求实施或即将实施权力的目的合法、合理、权力的来源和权限合法以及内容和程序的合法。也就是说，法治思维就是用合法性来对执政者实施或即将实施的权力进行规制的思维过程，它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而不能也不可能面向过去。就像我们不能以当代社会“依法行政”的标准去要求封建社会的行政官员。

（四）两者在是否能渗透感性认识上不同

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根据现行法律、法律经验、其他法律方法以及法律精神而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过程。良好或者说严格的法律思维需要绝对的理性，而拒绝个人情感的渗入。法官需要中立审判，不得先入为主，目光只能在事实与法律规范间来回穿梭，甚至被比为一部机器，放进去案情和规则，拿出裁判结论；检察官同样如此，他不能因为嫌疑人故意或过失、善良或邪恶、位居庙堂抑或身处草野等等法外因素而做任何认识上的改变。他只能严格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结合法律规定，确定罪名，提起公诉或者退回补充侦查等。律师也同样如此。由于法治观念的淡薄，人们通常认为对方的人或者辩护人就是对方利益的维护者，而不管这种利益合法与否，只要是对方的，就是我反对的。故而对律师颇多责难，在我国律师的地位也不似欧美法治程度较高的社会那般崇高。诚然，律师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是合法的，是法律所保护的，是值得争取的。律师在对个案进行法律思维过程中，不能渗透入其他感性因素，特别是金钱因素。法律思维中运用的法律经验也是不同于生活经验而高度职业化的方法的一种。

法治思维则不同。从治理这个角度上说，执政者需要充满对弱者的同情。特别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它往往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权力的行使如何合理，如何减轻对弱者的侵害，这需要不断的取舍衡量。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的行使更需要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去同情去帮助弱者，例如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置。只有带着同情弱者帮扶弱者之心，法治思维才能真正完成他的使命，当然这是在行政权行使的角度。同样，在法学界有这样一句格言：法无规定则禁止。诚然，这是对公法而言，毫无疑问规范行政权行使的行政法属于公法范畴，而依上文所述法治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理解的，那么行政权就是其最大的载体。如此看来，作为法治载体的行政权的行使是不是就必须谨小慎微，严格依照法定事项运行呢？笔者看来并非这样，而是有选择、有区分的适用。“法无规定则禁止”是对行政权的限制，对行政权的限制是担心行政权过度膨胀导致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从这个角度看，这里说的禁止，是指对行政相对人在管理领域课以不利益行为的禁止，即事关公民合法权益的事项必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事项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处罚。反之，在行政权服务领域是应该可以授予行政机关一定自由裁量空间的，即在这个领域行政权的行使需要蕴含深情。例如，对生活极其困难的弱势群体增设福利待遇，这未尝不可。

法治思维在一定的领域可以渗入感性认识，这是其与法律思维的又一个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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