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现象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劳动经济学现象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及发展

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劳动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范畴，它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是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保障等学科的主要经济学基础，而且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强有力地支持着这些学科的发展。

劳动经济学以及劳动与人力资本问题一直是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由于其研究问题涉及到最为复杂的经济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常有创新之举，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进步和完善。在我国，劳动经济学兴起相对较晚，理论界对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争论颇多，很多教材为不失之偏颇，罗列了包括劳动力市场供求、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流动、劳动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在内的体系框架，并且其探讨的应该是一般领域的问题，偏重于制度分析领域，侧重对政府政策的解释和对劳动关系的研究，忽视了深层次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重视逻辑演绎，忽视实证分析和计量分析，比如，在对我国失业、劳动力流动的分析上，侧重政策分析和历史经验介绍，更像社会学而非经济学。虽然后期也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模型，但总显不足。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劳动经济学的很多问题便突破了一国的领域，如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劳动力的国别歧视，劳动力的国际福利区别，使得劳动力在实现合理配置上更为复杂，为了从经济学角度科学理解重要且复杂多变的劳动问题，这就需要劳动经济学具备更宽泛的国际视野，在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后，结合现实发展趋势准确定位，用科学适宜的研究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二、《劳动经济学》教学中的突出问题

劳动经济学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一般是在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开设，此时，学生已经完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在此基础上，学习《劳动经济学》，要求将已经学过的供求规律、企业生产函数、边际效用递减等理论知识应用到劳动力市场诸多问题的分析中，并拓展有关失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歧视等理论。但在实际本科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该课程的学习具有难度，教学效果很难达到预期，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教学内容庞杂，对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要求较高。

《劳动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经济学科，其研究内容涉及到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者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多是涉及到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比如讲解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以及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行为时，具体到很多的数理推导公式，分析图形等，这就对学生的经济学基础要求比较高，而这部分内容往往是学生的薄弱环节，多数有畏难情绪的学生对此便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尽管抽象的理论知识无法在课堂上消化，但他们也不愿花时间在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对于不能理解的原理、公式他们也不会主动寻求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帮助，只是流于被动的接受知识和死记硬背，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学习效果便大大地降低了。

2、教材内容陈旧。

我国的劳动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大都参考国外的教材，引用较多的如美国伊兰伯格的《现代劳动经济学》。这类国外教材大都以国外的劳动力市场现象作为分析的对象，对我国在转轨时期的劳动领域的各种问题关注较少，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且教材中大部分实证数据都来自于2000年以前的资料，多数教材偏重于介绍和证明，而疏于推理和例证。这就决定了劳动经济学教学多是从理论到理论，教学和学习抽象而乏味，淡化了课程的现实魅力，不能很好的反映出劳动经济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这也不能使学生很好的把握现代劳动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趋向、理解现代劳动经济学者如何考察劳动经济问题，无法掌握研究当前的劳动经济问题所需具备的理论素养和分析工具。

三、《劳动经济学》的教学创新思路

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发展较快的应用学科，一方面需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更新劳动经济学教学内容，了解该学科最新的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有重点的补充介绍当代劳动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例如家庭产出与时间配置理论、劳动力市场寻访理论、隐性合约理论、关于罢工问题的模型与实证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利润分享理论等内容。此外，在开展案例教学时，应注重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可在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时，让学生到各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重点了解和获取，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规律，以此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发展，提高其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

篇（2）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篇（3）

前言：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和劳动的发展规律，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悠久，并且与较多的经济学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劳动经济学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劳动资源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平稳运行。在劳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现象，也可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给予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

一、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

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协调程度有着较大的联系，所以要想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稳定发展，需要努力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劳动和经济的问题贯穿于人类整个生命过程中，劳动者的经济活动必然与劳动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劳动经济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将社会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才能促进劳动关系的更好发展。由此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得以解决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科学有效的、有实践意义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体系。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分支，发展时间较长，并且有着丰富的实践，因而其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因此，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决劳动经济问题，更好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关系，优化劳动力资源和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1]。

二、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产，而劳动者通过劳动进行生产产品和劳务供给，促进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也满足了更多人的广泛需求。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应该积极充当经济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出台经济政策的方法而规范社会发展，并且对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发挥经济管理职能，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在国家充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时，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劳动经济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一定的科学原理和研究实践，进而可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规范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科学制定劳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仅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利益，以促进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有效发挥创新能力和主观意识，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国家依据劳动经济学而制定经济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劳动经济学更为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能使经济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科学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劳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科学理论在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探索到突破点，进而形成有特色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理论为重要指导，广泛研究劳动经济的现象和深入分析劳动经济的问题，以解决劳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发挥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经济，而劳动经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所以处理好劳动和经济的问题，需要有劳动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持[3]。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注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而发展社会主义。历年来，我国党和政府都重视劳动和经济的问题，并多次进行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计划，和实施社会发展的计划，需要有效解决劳动问题，在完善我国经济制度和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劳动和经济的关系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劳动经济学的广泛研究和探索，不断寻找劳动问题和经济问题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针对具体问题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不止一次强调过劳动方面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运行机制，为解决劳动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

五、结论

总而言之，进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效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劳动经济问题，而且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针对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我国而言，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确劳动与经济间的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劳动经济学有正确的认识，并推动我国不断探索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华.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13.

篇（4）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不同的学科研究的领域可能相同，但是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要弄清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之处，首先我们要弄清两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劳动社会学”是一门立足劳动社会，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的过程，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豍在生产和劳动的世界里，劳动者不仅仅进行经济行为，而且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劳动社会学就是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视角来对这些活动进行分析。“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豎劳动经济学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手段来研究劳动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它将注意力投向人们工作的范围以及变换工作的行为，如就业、失业、劳动力供求、人力资本投资等。

笼统的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都研究劳动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劳动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都对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等感兴趣。但是，两者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

在劳动力方面，劳动社会学中用“劳动者”代替“劳动力”更加合适。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在研究劳动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区别：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被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人，他们的性别特征，民族特征，社会关系特征等都将被考虑进去。例如，研究劳动者的社会结构，社会化过程等。 在劳动经济学分析中，劳动力被假设为同质的，在劳动市场上工人可以相互取代，一般不考虑劳动力各种社会特征，而把关注点集中在生产率这一概念上。这样做的目的是简化分析，便于建立经济模型。劳动社会学认为人是复杂的。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社会中都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而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成了劳动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动者的行为选择会受到与其他人互动和交流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劳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是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豏例如，企业文化对劳动者行为的影响，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等等。这种社会变量会涉及到他人的评价、态度和看法，而这些态度和看法的产生过程又离不开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在劳动经济学中，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人们的行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而且人的行为选择是不受其他人影响的，是独立的。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与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总的来说，劳动社会学更加注重劳动者的社会特征、“社会性”，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影响。而劳动经济学更加关注劳动力的经济特征，“独立性”。

在社会分工方面，劳动社会学关注的是职业分层，例如职业声望和职业地位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职业分层造成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等。劳动社会学认为任何一项职业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并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资源和社会报酬，正是这些职位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报酬促成了职业分层。而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劳动分工。经济学认为职业分工能够使劳动资源效用最大化，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发挥了劳动者的比较优势。

在对工资的研究方面，劳动社会学关注同工同酬、收入差距、地区不平等、工资歧视等社会问题。而劳动经济学把工资看成是经济成本，看成是劳动力的价格、报酬。主要研究工资决定理论，如效率工资，工资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等等。

总的来说，劳动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效益，如何使社会运行在最佳水平；而劳动经济学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如何以最小的劳动投入获得产出最大化。

在就业和劳动力流动方面，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也有不同之处。劳动经济学假设劳动力择业主要是基于工资报酬、经济水平考虑，以此来构造劳动供给模型，工资高，则劳动力供给多。劳动经济学认为劳动力流动也是因为较高的工资报酬水平驱动，通过构造劳动力模型，计算流动净收益现值。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还是着眼于经济效益来对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研究的。而劳动社会学认为，劳动者择业不仅仅考虑工资报酬，还会考虑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职业声望高低等因素。劳动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职业声望更高的工作，选择拥有适合自己企业文化的工作。

关于失业方面的研究，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失业类型和失业原因。在失业类型方面，劳动经济学通过构造贝弗里奇曲线表明失业人数怎样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化。在失业原因方面，劳动经济学通过斯蒂格勒模型、麦克尔模型等工作搜寻模型来解释失业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更多的使用构建经济模型的形式对失业进行研究。而劳动社会学可能会偏重于研究失业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考虑建立积极的就业制度（包括用工制度、雇佣制度、退休制度等）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以及建立失业保障制度，保障失去工作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问题的角度上有很大区别：劳动社会学以社会学视角和基本原理研究劳动领域的问题，更加关注劳动者得社会特征、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劳动制度的社会效益等。而劳动经济学主要是以经济学视角研究劳动领域问题，通常是通过建立经济模型，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更加关注效率、成本、经济收益。但是两门学科都是属于劳动科学的两个方面，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交叉和渗透，研究劳动领域问题时，应该运用多角度进行全面分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注释：

篇（5）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并存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门见解非常不同的学科，首先它们的阶级立场不同，分析的结果必定也不相同。但二者都共同用来解释现实，中国的学生既学习马克思经济学，又学习西方经济学，可见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可取之处。因而在商品的定价这个问题上，看看这两种理论分别怎么说也未为不可。

西方经济学是在完全不抱有阶级意识的情况下，构建其理论的。而在系统地学习《资本论》时，可以看到马克思贯穿于全文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我们要明确的是资本论的研究目的，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理论对于无产阶级的觉醒功不可没。

马克思本人也十分强调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虽然其剥削的本质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依然存在，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早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更有人性色彩。现在这个时代与马克思那个年代不同，由于竞争的存在，资本家已不单纯地只会剥削劳动者，他们还要考虑企业的长远生命力，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因素，人的因素。工人也不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不得不接受剥削，有一部分工人有生产资料而自愿选择工作，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也会给劳动者带来效用，如个人的价值得到体现，心理的满足，社会的承认，等等。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完善的激励机制可以使工人和资本家由于在某些方面拥有一致利益而共同想要把企业办好。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实践指导作用必然会受到重视，它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就是在寻求整个社会的更高福利水平。

所以，两种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前提和结论，却有同时站得住脚的理由，我们应当对其本着兼收并蓄的精神，采取批判地学习的态度。

二、对价格现象的解释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格围绕着其价值上下波动，而价值是由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一定量的两种商品相交换，是因为包含在二者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相当正确的，科学地解释了价格的载体及根源，并考虑到供求关系是影响价格的因素。相比之下，在价格形成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完全避开了价值的载体这个问题，而是直接由供求曲线的交点得到均衡时的产品价格，供求关系成为决定价格的唯一因素。马克思的理论故然正确，但若仅仅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产品的定价，恐怕是不足够的。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能决定产品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具体怎么波动，《资本论》没有详细谈及，在这点上，西方经济学丰富的价格理论恰恰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

首先，同种产品价格的差别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没有矛盾的。为了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先剔除剥削的因素。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买卖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从而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基础。按此，假如抽去劳动力的买卖，一切商品就应该是按等价交换的了。然而，劳动者凭借同样性质的劳务，比如，一小时的洗碗服务，在有的地方可以拿到10元钱的报酬，而在有的地方只能拿到5元的报酬。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这涉及买者的支付意愿，商品的价格还要看其为买者带来的效用。同样是洗碗，对高收入而又忙碌的金领阶层来说，机会成本很高，他们愿意支付高价雇人洗；而对一般收入的家庭，则只愿付很低的价格，否则就自己洗。这与劳动价值论是不矛盾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价格的不同，而不是价值，可以认为这两份报酬不同的一小时洗碗服务的价值是相同的（耗费在当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同），效用从而人们的支付意愿则为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提供了一个依据。

同理，厂商对同种商品的不同消费群体施行的各种价格歧视策略也可看作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一种正常现象。西方经济学避开劳动价值论不谈，有一个很明显的弊端，就是只能把两种商品价格的区别完全说成是供求引起的，今天它们的价格悬殊是这样，明天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情况，波动得多离谱都有可能，没有一个中心可言。而马克思所说的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意味着长期看来价格的总体水平与价值是一致的。笔者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这样的理解：如果商品甲的价格长期地处在一个比商品乙的价格更高的水平上，就可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甲具有比商品乙更高的价值，即前者耗费了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不同的是，价格蕴含了许多不可单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作用于供给和需求，通过供求变动来影响价格。于是，对某个价格的分析，首先要分析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决定价值的因素，继而分析影响供求关系的种种影响价格的因素。

而某种商品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当从最根本的源头算起，即这种商品从没有到有的全过程中所耗费的一切社会劳动。举例来说，不能因为上衣是由棉花加工5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同）生产出来的，麻布是由麻纱加工10小时生产出来的，就认为一尺麻布的价值是上衣的两倍。事实上，耗费在上衣上的社会劳动远不止加工棉花，还要从棉花的种植、收获，甚至棉种的采购算起，要从这一最基础的源头，即原材料最初由自然界获得算起，如何从自然界一步步地通过劳动最终生产出上衣来，这整个过程中所耗费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上衣的价值。接相同方法得到的麻布的价值后，二者才可以比较。

对供求关系的分析则可以从消费者的效用入手。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供给曲线就是厂商的生产成本曲线，效用则衡量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可以反映到需求曲线上来。这里之所以单讲消费者的效用而不提生产成本，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在避开了剥削本质的同时，也就避开了供给曲线中厂商追求利润的加价空间，事实上厂商并非是完全按照生产成本来作供给曲线的，价格必须在成本之上的一定水平，厂商看到有这个利润空间才会愿意提供一定单位的产品，没利润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了。西方经济学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所建立的阶级基础就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由于本文是同时采用两种理论来解释价格的，生产成本曲线的不适用所造成的空白已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分析填补。

下面，笔者试着按照自己设想的这种思路来分析餐饮业的定价，以此为例。

同样是餐馆，环境优雅的、品牌名声响的、菜品风味独特的就可以打出昂贵的菜单，而普通的小餐馆饭菜价格则便宜得多，这是一种长期的现象，因而可以认为前者具有更大的价值，才能反映为较高的价格。从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看，高档餐厅的室内设计与布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优质的服务水平，独特的烹饪手艺，等等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反映了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因而有一个较高的价格中心水平（即价值）。这同时体现为更高的生产成本，加之商档餐厅一般会索要一个更高的利润水平，在这个利润空间的加价上形成生产者的供给曲线；消费者在高档餐厅吃饭，将会由于优雅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和美味的菜肴中得到更高的效用水平，从而支付意愿更高，反映为右移的需求曲线。供求曲线的结合便可得到一个高于普通餐馆要价水平的价格，这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方面。价值和这种波动共同造成了我们看到的价格水平。可见高档餐厅的高价位现象，可以由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供求论的结合来提供一点解释。

同样的分析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的产品差别定价上。对于同一种产品在同时同地对不同类群的消费者的区别定价，即各种类别的价格歧视，如民航机票的票价就分为头等舱、二等舱、折扣机票，商家提供一定的折扣券等促销活动，实际上就是通过辨别出不同消费者的不同效用水平即支付意愿，从而制造不同的价格波动。

三、对学习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点看法

马克思的理论在当时是相当正确地，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自然要有些发展，这种精神我们从《资本论》本身所运用的发展的分析方法亦可体会到，马克思也考虑到无产阶级地位提高的情况，并警告世人不要被这种表象所迷惑，尽管他看到的只是他那个年代的情况。诚然马克思经济学是“一家之言”，但它之所以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亦在被世人不断地完善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有许多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言论，在深刻地毫不畏惧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裸地剥削关系之余，也与他的阶级立场无不相关。他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本身就有深刻的阶级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那么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马克思在此是劳动的人格化，既然都带有人格色彩，言辞也许偶尔会有些许偏激，因为他要捍卫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正确的，学者首先要对自己的正确理论怀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才能试图用它说服他人。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也确实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帮忙说话的。举例来说，李嘉图提出的国际贸易贸易模型是从一国总体效用来考虑的，认为贸易会使双方国家都从中得到好处，从而提倡国际贸易。事实上，李嘉图知道国际贸易会带来的国内收入分配后果，但他本人当时是一个伦敦商人，他站在自己的资本家立场上，选择了用一个不考虑贸易在国内不同要素间的收入分配后果的模型来展现自己的观点。这样，通过强调贸易对一国总体的好处，他为资本家这个特殊群体谋求到更多利益。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可以看成是一种用经济理论游说政府政策的狡猾的策略。所以我们在学《资本论》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批判，初看起来简单的东西，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值得研究，不得抓住从他的理论本身导出矛盾来他的观点，就不能轻易否认马克思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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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14-06

作为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必然会随着中国化而出现中国化问题。不过，经济学的中国化与哲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有不同之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但经济学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与结构，还面临着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远远大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中国化需要解决其与一般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及中国实践等的关系问题。只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

一、一般经济理论与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那么有没有一般性的指导具体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呢？如果有，经济学与一般经济理论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经济学可以成为一般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基础理论吗？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存在着一般性的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理论，因为应用经济学不存在阶级性的问题。当然，研究者对应用经济学涉及的一些基本经济概念可能还存在争议，但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否则应用经济学就无法得以教学和研究。这说明，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用领域的经济理论存在普遍性，不区分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但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领域，对于是否存在普遍性理论的问题，各界对此争议很大。不仅者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经济学领域，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面临着同样问题，越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越是有争议。但不管如何争议，人们在一定时期和阶段里还是大致接受了某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并用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观察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范式。范式不是永恒的，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而出现突破，最终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但在旧范式还没有被取代之前，虽然存在各种争议，人们还是基本遵循了旧范式的基本规定。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在一定时期里也会有一定的范式，这些范式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对某种理论的接受程度，范式形成后就会成为各种活动的研究基础。

从经济学研究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范式。虽然这一范式的表述并不完全明确，许多基本问题还有争议，但是经济研究和经济决策依据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是存在的。这是经济决策的需要，也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范式，也就等同于存在着被广泛接受的具有一般性的基本理论。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是什么？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是不是要增强经济学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或是由经济学为主导创立一个新的范式？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不过，从现实和理论上看，马克思经济学只能说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流派，难以成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一方面，社会接受经济学的程度有限，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和运用经济学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在经济学理论的部分领域作了分析和探讨，没有形成指导经济活动的系统理论体系；此外，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有意义，但难以实现对经济决策的具体指导。

事实上，经济学不是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尚未成为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历史定位和自身逻辑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的范式。但是，这些并不影响经济学的理论价值。经济学作为应用性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批判经济现象，况且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众多的资料和条件。经济学应该坚守一些领域，但不等于要占领所有领域。如果要求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成为一般性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就要吸纳各种经济思想和理论，最终既可能失去经济学的理论本色，也可能在思想和内容上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经济学不可能摆脱现有的经济学概念体系，在现有概念体系下要独创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是十分困难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但这不等于说要用经济学取代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其理论贡献和社会影响决定的。只有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学，才能充分发挥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最终形成真正在理论上有说服力的中国化的经济学创新思想。

二、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

在经济学中国化或经济学的创新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但不能因存在这些分歧而否定对方。从理论层面上看，不管是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当前还没有哪一种经济学理论已经穷尽了经济问题而成为真正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经济学说和流派存在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科学研究现象。即便经济学在方法上有科学性，在经济问题的本质分析上更深刻，也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现象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从实践上看，经济活动十分丰富，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同，运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得出相悖的结论也是正常的，科学的研究正是需要从不同角度去探寻真理。此外，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中从现实经济运行合理性的角度形成的经济学理论，都一味地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理论并加以批判。由于发达国家经历了长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以应用层面的经济理论来自发达国家并不奇怪，而且很多应用性理论并没有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一些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关联的、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不能单纯地将其与政治立场挂钩。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内容只是对西方社会的现象描述，可能不深刻，但在现象层面上又是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西方经济学没有对西方经济社会作过多的分析和批判，而这正是经济学的任务。

如果把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加以否定和批判，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要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就无从获得，对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更是只能通过自己的长期摸索才能把握。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基础也许是资产阶级，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总是要面对经济现实。经济理论是用来解决经济问题并指导经济决策的。西方经济学不是单纯为了对抗经济学而产生的一种学说，而是为了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确实有为其社会制度辩护的一面，包括为其自身思想的价值进行辩护，但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就可以漠视经济实践的需要而成为纯粹的制度辩护理论。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正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也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就无法较快地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依旧是中国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虽然也可以逐步总结和归纳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可能存在许多曲折的过程。因此，在对待西方经济学上也应该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否定在前，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学习和借鉴在前。当然，在所有理论面前都不能盲从，而是要根据实践情况和需要加以分析和判断，这才是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对所有的理论都适用。

经济学要发展和创新，其动力既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来自于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交锋与碰撞。坚持，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定位好自己的理论，在学习和借鉴其他理论中发展自身。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根本问题的看法上是对立的，经济学正是要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这更需要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科学的态度。经济学批判西方经济学，不等于彻底否定和取代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的微观领域，经济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创造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的新体系。西方经济学在微观领域所做的研究要早于经济学，总结的内容要比经济学更全面，不能因为这些结论是西方经济学做出的就要另外创立一套不同的理论来代替它们。

三、中国实践与经济学

经济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而传统的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些新课题，这就要求创新经济学，从而必然会使经济学实现中国化。但是，中国的实践有没有提出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否用传统经济学和经济理论都无法解决，必须要在理论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呢？

应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确实给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课题，如，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的关系、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的性质和作用、股份制的公有性、按劳分配如何实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融入全球市场带来的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的传统体系中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对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才能很好地解释并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但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能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和创新呢？学界对此并没有共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底是一种理论创新还是一种体制转型的模式，在经济理论上有没有独特意义，或者独特性能否促使一种新的理论诞生？当前理论界也没有充分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在经济学理论上没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传统经济理论内还可以解释，那么这种实践的创新意义可能更多地是对经济学而言的。依据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是一种后发优势的表现，并没有突破前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总结，只不过中国在经济手段和资源使用上更加充分和灵活而已。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确实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所没有的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这在起飞阶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很难说这是一个可以持久运用的超阶段性的手段。中国在转型中有许多特殊性和复杂性的一面，但这些特殊的一面并不必然指向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创新理论必须要有实践验证，还要有逻辑证明。

中国实践加上经济学的主导影响下，中国经济理论确实会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形成经济学中的中国流派或学派，但是中国流派或学派的经济学即便存在，也不能说就可以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唯一指导思想。一种思想唯一化也就走向了绝对化，失去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实践再特殊，也依旧要遵循经济规律；西方主流经济学再有问题，也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中国的经济学可以吸收三者的营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实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或流派，但不等于说可以抛弃西方经济学而成为完全创新的理论体系。正如杨瑞龙所言，“经济学的现代化既不是纯粹的国际化，也不是纯粹的本土化，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四、经济学中国化的体系与价值

经济学在中国承担的任务有两项：一是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二者应该是经济学中国化理论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是合在一起的，后来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两部分之间观点发生了矛盾：资本主义部分是批判市场经济的，而社会主义部分又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所以最后导致两部分分开写作。但从经济学的统一性来看，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部分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在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二者观点不同，可能导致经济学的两难境地。

传统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要用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传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传统经济学理论是难以承担这一任务的，而要创新和发展经济学，首先是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经济理论。有些内容并不是西方经济学讲过了经济学就不能讲，因为市场经济在具体操作层面是相似的，理论不过是经济实践的总结。西方经济学可以研究，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加以深入挖掘，不能有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当前国内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就试图把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践经验结合市场经济理论加以阐释，较好地发挥了经济学对中国现实经济的理论指导作用。当前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也是从微观个体和企业讲起，分析市场交换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在市场体制下的运行机制，并且对宏观调控和国际经济关系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这样的教材虽然有模仿西方经济学教材形式和内容之嫌，但是结合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现实经济问题作了理论分析，提高了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入宣传与研究是有价值的。

当然，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教材还没有很好地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思想加以转换，这些教材往往直接借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对《资本论》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对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分析没有提炼和概括，没有从经典著作中吸收营养，这样就很难保证在的立场和方法下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理解和阐发，也就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运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因此，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性论述中提炼、转换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任务。

同时，我们不仅要挖掘马克思的市场经济思想，还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经济思想中与现代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要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方面的统一需要角度加以转换，克服经济学体系中的矛盾，重新构建经济学体系的新框架，体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如，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创造与价格形成的矛盾问题，应该承认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商品交换中的价格形成存在着与经验相矛盾的地方，过于教条地坚持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就很难使学生理解现实市场中价格形成中的供求关系，这会使劳动价值论思想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小。我们只有把劳动价值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深入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和作用，认识其科学性。劳动价值论在具体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反映了社会变化的复杂性，而不能说明劳动价值论失败了。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理论抽象，是舍弃现象的波动，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劳动价值论虽然对商品生产中劳动耗费量的判断十分困难，因为对劳动耗费量的评介不是简单地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耗费量的价值评价与社会习惯有关，也与劳动的历史变动有关，但是依旧可以得出：在商品交换中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劳动耗费相等。

篇（7）

一、新地理经济学的提出

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理论之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预测经济活动在相似或基本不存在差异的地区之间最终形成空间上的均匀分布。而现实生活中，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却是常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们去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被引入新的经济学研究理论中。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为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它们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新贸易理论描述的工业发展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同时且渐进的进行的，而现实社会却表现为工业化波浪式的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扩散；新增长理论在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只给出了时间上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涉及要素的流动，缺乏空间上的考虑。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解决资源有限性导致的规模经济和消费多样化之间的两难冲突，自此，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应运而生的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之下，吸收了传统的空间经济思想和产业组织理论，以解释经济活动和和经济增长的高度的空间集聚现象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二、新地理经济学概述

新经济地理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新地理经济学认为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相互接近会带来成本的节约以及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的规模经济，所以报酬递增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根本原因，经济活动空间上的集聚只是报酬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新地理经济学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把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现象解释为集聚吸引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集聚的向心力大于集聚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将表现出在某一地区高度集聚的现象；当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相等是经济活动在各地区均匀分布。集聚的向心力主要表现为：市场规模效应、充裕的劳动力市场、纯粹的外部经济。把集聚的离心力归结为：不可移动要素、地租、纯粹的外部不经济（如城市的拥挤）。

新地理经济学把经济活动初始集聚的原因归结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技术创新也属于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偶然造就某一地区的在某种初始优势，这种初始的优势通过“循环积累因果关系”不断被放大，最终产生经济活动的高度集聚现象。在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厂商无疑会选择一个有较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大多数厂商都选择在这儿组织经营生产，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当地需求。外部经济诱使更多的企业携带资本、技术等资源加入这个集群中。随着集聚程度的加深，集聚的离心力（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集聚的外部不经济、地租的提升）加大，最终超过向心力，形成集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扩散。此外，新地理经济学认为，城市增长动力机制在于，城市里较高工资和多样化的产品吸引人们向城市集中，城市较大的产品市场需求吸引工厂在城市集中。新经济地理学者认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区域发展的基本因素。

三、新地理经济学的发展

1.1991年，克罗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把运输成本、要素流动和路径依赖等因素引入D-S分析框架中，分析原本不存在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的两个基本相似地区内，均匀分布的某种产业如何集聚于某个地区的现象，即“核心-边缘”模型（C-P），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新地理经济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模型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为其前提假设；并假设只有一个含有两个区域的经济体；两个部门――生产同质产品且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生产非同质产品且具有规模经济的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农民和工人）是各部门的唯一投入要素；农民在区域间不可以流动，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在区域间的流动没有运输成本或者说不考虑运输成本，制造业产品运输成本遵循萨缪尔森（1952）的“冰山”形式。农民的非流行形成集聚的离心力，足够低的运输成本、繁多的制造产品的种类以及足够大的制造产品市场需求所带来的前后相联系形成集聚的向心力，当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产业集聚现象产生，形成“中心-边缘模式”。该模式的意思不仅在于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原因，更为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

2.劳动力由于语言文化的障碍在国家间难以流动，为研究国家层面上的产业集聚现象，1996年，沃纳斯伯尔把行业内垂直上下游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引入到地理集聚现象的分析中，假设各国初始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都相同，都拥有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不完全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劳动是唯一投入，制造业的投入为劳动和中间产品。得出了国际间的集聚现象是由制造业中间产品的前后向联系促成的。其作用机理和要素流动促成空间集聚的原理是一样的，拥有较多下游企业的国家，能够为中间产品制造商提供较大的市场需求，诱使中间产品制造商在该地区的集聚，从而实现规模经济、造就外部经济，降低下游厂商的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下游企业在该地区的集聚，最终在该国实现了产业的集聚。前后向联系在劳动力不可流动的条件下，促成的是特定产业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的集聚，即导致了国际专业化。该模型揭示的是贸易成本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在贸易成本较高时，厂商将均匀的分布于要素禀赋相同的地区；在贸易成本居中时，厂商在区域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产生；在贸易成本较低时，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上升而溃散。

3.2001年，马丁和奥特维埃诺内生增长理论引入新地理经济学，研究了技术外溢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溢出效应的扩散范围不同时，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只有技术外溢的效应在局部地区扩散，才能引发产业集聚的产生，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4.2001年，拉那斯帕等人将政府部门引入新地理经济学，考查政府的税收政策和投资活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该模型还说明了，在税收负担相同时，政府的工作效率也是影响产业空间集聚的因素。

5.2003年Murat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偏好的异质性属于集聚的一种离心力；2006年，鲍德温和大久保把企业的异质性引入新地理经济学，强调某种特殊劳动投入的协同因素对于促进集聚的影响，协同作用越强，产业越容易集聚。

四、新地理经济学的简单评价及未来发展趋势

新地理经济学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将比较优势和外部经济内生化，揭示了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根本原因在于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非线性变化。是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产业空间集聚的进程，以便各地区、各经济体更好的应对和制定产业政策，最终实现经济的增长。然而，一个理论不可能尽善尽美，它总是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在新地理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中缺乏对相关产业政策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具体影响效果的深入研究，过多的强调历史的偶然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同时，由于实证分析中，由于地区的文化、制度难以量化，新地理经济学的研究是把这些因素排除在模型在外的。而它们同样是影响经济活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不可忽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和技术的跨区域流动已是常态，如何制定配套的产业政策以促进地区更好的发展以及防范要素流动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是新地理经济学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Dixit，A.K.and Stiglitz，J.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

[2]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

篇（8）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046－05

王文臣(1976－)，男，上海政法学院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上海　20170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本论(含手稿)》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项目批准号：11YJA710029)、上海政法学院院级课题“‘大思政’下的哲学通识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的结合机制”(项目编号：DSZl211)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黑格尔晚期唯一的正式出版物，《法哲学原理》被视为代表成熟时期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诸如法的关系、财产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尤其是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全面阐释。黑格尔自耶拿时期便开始研究劳动概念，继而涉及国民经济学，又在《精神现象学》中得以深刻阐发，从而最终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系统论证。马克思在1842—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着手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看法做出批判，直至最终彻底颠覆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而使哲学重新奠基。这个重新奠基的过程便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展示的哲学革命及其成果。

可见，深入分析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劳动概念，对于领会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即切实领会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哲学对当前改革与建设的指导作用。

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劳动概念的全面阐述

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便开始研究“需要的体系”这一问题，可看作是对劳动概念的最终探索。“一般情况下，需要的体系已被视为一个高于普遍的自然依赖性的系统。人们自身的劳动或满足需要的能力不能完全满足自身需要，这就需要一个异己的力量来满足自身需要。”黑格尔在这里就已经看到劳动创造产品对人类生存的作用，他利用需要——劳动(交换)——满足的论证方式来阐述劳动的存在论意义。劳动在这里不仅仅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中介，倒可以说是人的存在之根本确证方式，在存在论之根基处显示出劳动的根本意义。这为后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以及在《法哲学原理》中阐明所有物——契约——不法等环节作了准备。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需要的体系”做出更为完整的论述，他指出需要的满足取决于两个因素：(1)自身劳动或他人劳动所创造的外在物，马克思称其为“物质生活本身”，自身劳动的产物是他人需要的对象，同样，他人劳动所获也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对象。黑格尔这种论述符合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市场、分工以及交换等观点，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受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影响。(2)个体之间满足互相需要的“中介”是劳动。“通过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这里，需要的满足是满足主观特殊性，但普遍性就在这种满足跟别人的需要和自由任性的关系中，肯定了自己。……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

篇（9）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篇（10）

摘要

本文写了大学生兼职的时薪，以及目前我国大学生毕业面临的失业与最低工资的联系，并且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知识对最低工资进行了简要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最低工资的利与弊。

关键词

兼职 机会成本 最低工资 价格原理 供应 需求

正文 步入大学生活以来，一直想找兼职，想为自己赚一点零用钱。加了各种兼职群每天更新着各种兼职信息。每天都在搜罗着适合自己的兼职，同时还要考虑付出是否和收入成正比。

当然，既然选择想要去做兼职，我就要考虑自己所要放弃的。去做兼职，自己相对而言就少了休息与学习的时间。我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为别人服务。也许我可以在此期间，读书，提高自己的阅读量。所以，我选择去兼职时的机会成本就是在此期间的学习。考虑了很多，最后还是决定有机会去兼职一定要去。

终于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经过班导的介绍，有幸可以和同学在双十一期间，去太平鸟参加实习，做客服。当时根据日程安排，由于双十一期间，客流量大。第一天，我们从下午2点，工作到凌晨2点。第二天，从下午2点，工作到了午夜12点。22小时的工作时间，每个小时支付了我们8元钱。现在仔细想想，感觉公司违背了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最低工资的消息。

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从2011年4月1日起，将我省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310元、1160元、1060元、950元四档，最高档增长幅度达到19.1%。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10.7元、9.5元、8.6元、7.7元四档。宁波作为浙江省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市区的最低工资归为第一档。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标准，我们应该有10.7元每小时的薪资。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人社部今日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20.2 %。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的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市的14元。虽然达不到北京市的最低工资的标准，但是我发现，现在在大学生兼职市场上，能达到本市的最低工资的标准，也是不多的。本学期，参加了一次开啤酒的兼职活动，按事先讲好的工资是每小时10元钱。也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标准。

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雇主(或用人单位)支付的最低金额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不包括加班工资、特殊工作环境、特殊条件下的津贴，最低工资也不包括劳动者保险、福利待遇和各种非货币的收入。最低工资一般由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可以用月薪制定，也可以用每小时的时薪制定。

根据微观经济学所学的知识，利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中的供求关系，分析由最低工资引起的劳动力过剩情况。

对于，我这两次参加的兼职，所给的工资并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标准，但是，我还是去参加了。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兼职，还是迫切渴望的。而且，目前兼职的薪资已达到了市场的均衡工资，市场的劳动量与薪资达到均衡。劳动者愿意接受这个价格，市场也愿意提供这个价格。一旦，市场被强迫要求达到最低工资，那么公司就会减少对劳动者的需求，同时，会挑选竞争力更强的劳动者。大学生，没有过多的工作经历，也没有过硬的技术，所以，淘汰的更多的是大学生。

最低工资的制定反映了监管机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而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需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报酬。但是，由大学生的兼职，所产生的推想可以看出，最低工资并没有保护一些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反而将这些劳动者挤出了劳动的市场，变得更加的弱势。大学生作为缺乏经验和技术的劳动者，就将在最低工资的打压下，产生失业的现象。今年，毕业季又到了，有一大批大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的现状。

所以，对于兼职，薪资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水平，还是有很多的大学生争抢着工作。因为我们缺乏经验，我们不介意用底薪水来换取社会经验，与吃苦耐劳的精神。

但是，等到三年后的我们，毕业了，面临的也不仅仅是现在兼职这么好的场面。要和很多人竟争岗位，必须要比别人有突出的才能。目前的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增强自己的竟争力，只有强大了自己，才会不被最低工资打压。

参考文献

[1]邵金菊，孙家良。微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大一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二：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经济学思考

我们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直到垂垂老矣，这一生当中，始终都在面对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彻底被经济所挟持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经济学无处不在，我们无时不与经济打交道，比如说，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所作所为，基本上都与经济活动有关。不得不承认，在学习微观经济学之前，我对现实中的一些涉及经济现象的问题不甚了解。但是在学了一个学期的微观经济学之后，我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至少不会感觉那么莫名奇妙了，对一些现象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进行解释了。

下面我就对我身边经常遇到的一些现象，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简单的谈谈我对这些现象的理解。

一、大学食堂里的经济现象

1、吃饭问题

每个人只要活着，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吃饭问题。这不仅是在大学食堂里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

案例：某一大一新生第一天来到学校食堂，对学校食堂的饭菜不熟悉，不知道自己要吃多少就可以，所以第一次来食堂吃饭的时候该同学买了4个馒头，吃完第一个馒头时感觉很满足，吃下第二个时也感觉不错，但是吃下第三个就感觉饱了，看着剩下的馒头该同学秉着不浪费的心态继续吃，吃完后感觉特别撑。经过教训，该同学在第二天只买了3个馒头。

通过微观经济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微观经济学里讲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随着商品和服务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消费中得到的总效应增加，但是增加的效用是不断减小的。该同学在吃完第三个馒头的时候正好吃饱，满足值也就是效益值为10。下面对满足值进行细致化的描述，吃第一个馒头时满足值为5，吃第二个和第三个时分别为3和2。在这里，每一个馒头的成本没变，获得的总效益是不断增加的，但是获得的边际效益是不断减小的，而该同学在满足值最大时继续吃下一个馒头，使得自己处于过饱状态，造成身体上的不舒服，这就使得

满足值减小，也就是从吃馒头中获得的边际效用逐渐减小。该同学是个理智的消费者，在第二天只买了3个馒头，这样就达到了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效益的目的。作为一个理智的消费者，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利润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效用。

下面我就用图像来对这个例子进行分析：

首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可以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设商品X的效用函数为：

TUU(X)

则边际效用为：

MUdU(X) dX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表达为：

dU(X)MUdX 2dMUdU(X)0dX2dX

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造成的结果，所以，经济学无处不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也有亲身经历，每当打完篮球回到宿舍，感觉口很渴，喝第一杯水，感觉太爽了，太满足了;然后继续喝第二杯水，感觉还可以;到喝第三杯水的时候，感觉已经不渴了，此时已经达到效用最大化了，如果再继续喝第四杯水，就会感觉不舒服了，这是总效用就开始减小了，这就是一种很简单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造成的现象。

2、食堂占座问题(从资源稀缺性和供给需求理论分析)

我相信很多同学(包括我)曾经都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好不容易结束了一上午的课后，想到吃饭的时间到了，然后高高兴兴的去食堂就餐，然而食堂里早已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于是就用自己随手携带的课本或书包占座，然后再慢慢的去打饭，回来之后，到处找自己的位置，本以为是记错了，可是找遍了整个食堂都没有，于是不仅失去了座位，还丢了课本。这些同学丢了课本显示出学生们的道德问题，但这归根结底要说到学校食堂的座位太少，使得同学们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种现象每次新生入学进行军训的那几天最严重。我就有亲身经历：大一入学的时候，开学前几天要进行新生军训，好不容易结束了一早上的军训，又累又

饿，赶紧跑到食堂吃饭，结果发现食堂全是穿着军训训练服的大一小新生，然后突然想到赶紧先占个座再去打饭，不然，等一下没座位了，结果看到的是一大片已经用军训帽子占好了座位，好不容易用帽子占到一个座位，饭打回来，却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在哪了，因为一眼扫过去，都是帽子，都不知道哪一顶是自己的了，这是一件很悲催的事。到大二开学的时候，又轮到下一届大一小新生军训了，早上或者下午上完课奔赴食堂，结果也不大理想，食堂坐满了人，找不到一个空座位，因为军训的大一新生差不多都是一个点下课的，这个时候，食堂正处于就餐高峰期。所以说，吃个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现代大学占座已司空见惯，食堂占座、图书馆占座、自习室占座、上课教室占座等等。但是食堂占座不像自习室占座那样，用笔写上一个大大的占字就行，所谓食堂占座就是用自己随身携带的书包或者书籍宣布对该座位的主权，在大学，占座已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占座文化。

要分析这一现象，就要考虑到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问题资源的稀缺性问题。所谓资源的稀缺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总是无限的，这就造成了资源是稀缺的，人们的欲望总是超过实际的生产能力。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人流高峰期，座位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占座行为是对这种稀缺性资源的恶性竞争，食堂的座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够的，供不应求，座位这种稀缺性资源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同学们要为座位的使用权而竞争，先到先得，一旦被别人占了自己就只能站着，不能被同时占用。而在先占座和先买饭问题上，理性经济人的做法是先占座，这样就造成了座位的更加紧缺。

我觉得学校可以实施的的解决方法：学校可以通过增加座位数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其次还可以对学校食堂进行扩建，但是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这都需要从学校的经济实力进行考虑。最经济的方法是调整就餐时间，可以分时段进行就餐。

面对先占座还是先买饭的问题，理性的人会选择先占座后买饭。假設先买饭后占座，那么在买饭的时间里有限的座位资源被后来的人占有，在买饭回来时再四处寻找座位，不仅要花更多的时间还要面对端着食物的不方便与尴尬。如果先占座后买饭，会节省很多时间，时间成本较前一种情况小得多，同时不用面对端着饭找座位的尴尬。

3、食堂排队问题(供给需求理论)

现象阐述：

在知味堂吃饭，总会有这样的打饭现象，我们发现只有在凉菜间和打白米饭处会排队，其他菜品地方都很少出现排队。针对以上现象，我将用经济学原理做一个简要分析。

为了便于下面阐述的方便，我们假设

其他打菜处为A窗口

凉菜间为B窗口

打米饭处为C窗口

A总特点：需求量大，不稳定，窗口多，打菜的劳动力多

B总特点：需求量不大，较稳定，窗口少，打菜劳动力少

C总特点：需求量大，较稳定，窗口少，打菜劳动力少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到了饭点的时候，大家都蜂拥而上，特别是周一到周五，早上或下午下课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点下课，每个餐厅窗口前面都是长长的队伍，这是学生素质高的大学，而在某些大学，餐厅窗口前更像是菜市场，打饭师傅的叫卖声、学生的嬉闹声，乱作一团。

其实，排队从某种角度看，是资源配置供需不平衡的结果。而要满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需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配套跟进，但这种投入这种跟进，有一个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这将需要很大一笔资金。

而在一时尚无法解决供需矛盾的情况下，排队却是解决供求矛盾的一个相对公平的方式，因为它遵循了先来后到的时间优先原则，给排队的人一个预期：只要按照顺序排着，总能轮到自己。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很多不排队、乱插队的现象?经济学里有一个囚徒困境理论，说的是两个囚犯一起做坏事，被警察抓了起来，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囚犯有两个选择：一是背叛同伙，与警察合作;二是保持沉默。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们都选择沉默拒不承认，那么警方将无法定罪。警方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宣布如果愿意供出同伙者可无罪释放，并得到重奖;另一方将被严厉惩罚。因为双方都不能确信对方是否会背叛自己，为了保全自身，最后都会选择背叛。结果反而使双方都无法保全，全部坐牢。这个理论映射了部分不排队者的心理，就是不相信他人会排队，生怕自己老老实实排队吃了亏。于是，只要有一个人乱插队，就会引起整个队伍秩序的混乱，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而插队者自身利益最终也可能受到损害。

可见，在资源配置不足的情况下，排队可最大限度节约时间成本，使资源得到相对优化配置;不排队，必然会导致整体效率的降低。

学校食堂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打饭难问题，学校食堂增加窗口以及打饭菜人员。可能由于食堂提供的服务不足，供求不平衡，学生就餐耗费的时间过长，这种情况下，道德成本自然也随之增高了，插队、欺骗乃至暴力等都有可能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其次学校可以增加食堂的数量，这样不仅解决了打饭难的问题，更防止了垄断，而垄断会导致腐败化和官僚化，从而提高了学校食堂的经营质量。

二、从机会成本角度浅谈生活中的小事

关于毕业之后是读研究生还是找工作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多大学生都在纠结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未来的生活。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到微观经济学的机会成本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一种资源往往有很多种用途，如果某人选择了某一资源用于某种用途，这就意味着他同时放去了这种资源的其他用途，而其他用途所产生的价值就构成了使用这一资源的成本，经济学上称之为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指的是某种资源用于次佳用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是所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中所能带来的最大收益。机会成本有如下的一个计算公式：

机会成本总和=显性成本+隐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