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理论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增长的理论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前言

近几个月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并开始波及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这使得学术界不得不再次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将技术(知识)积累过程引入典型的增长模型，一举突破了长期困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性问题，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技术进步不再受经济系统之外变量的控制，而是由消费者偏好、资本投资、R&D和教育等经济系统内部因素所决定。因此，金融发展可通过动员更多储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R&D投资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为增进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二元关系的理解，本文将沿着熊彼特主义技术创新思路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及二者因果关系作初步的理论分析。

二、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

关于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创新的最早论述，首见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研究成果。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论证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创新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创新的实现，而创新的实质则是生产要素的组合。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供必需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不是来源于银行所吸收的储蓄、真实票据的贴现和抵押，而是来源于银行的信用创造，正是这种信用创造的能力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博奕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为金融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金融发展理论家不再满足于对麦金农和肖理论的修修补补，他们明显意识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以及根据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的过于激进。他们在吸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形成机制的解释是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了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做了规范性的解释。

在金融内生增长理论中，关于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方面。希克斯（Hicks)在关于金融市场效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历史性论述中指出，产业革命的发生最重要的条件并不是技术，而是使得这些技术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广泛实施的投资，而这种投资需要恰当的金融安排才能实现，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需要大规模的、连续的、长期的资金注入。因此希克斯提出了“产业革命发生之前有必要发生金融革命”的论断，他认为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在18世纪早期英国的金融市场有了快速发展，为技术的广泛运用创造了前提条件。史密斯（Smith)指出，当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时，一个经济只能选择那些发展期较短的技术。而只有交易市场的活动效率逐步提高以后，市场才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发展期较长的技术，这些技术也暗含着高投入和高产出，当这种技术的产出效果足够大时，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效率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选择，从而对一国的均衡经济增长率也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界针对流动性风险建立金融市场出现的模型，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金融安排、流动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在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迪威格（Philip Dybvig）流动性模型中，对高回报项目投资的流动性风险创造了对流动性、低回报项目投资的激励。随着证券市场交易成本的下降，会激励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非流动性、高回报项目上，如果非流动性项目有足够大的外部性，那么证券市场较强的流动性就会诱发稳定的技术创新。

三、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模型

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以在生产中的累积资本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沿着罗默的思路，卢卡斯进一步引进人力资本要素，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投入程度，但却忽视了累积资本中所体现的知识水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中的累积资本(机器设备等)体现了有形资本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水平的高低来源于研究开发部门所生产的新设计、新发明等；另一方面，从事教育、研究开发及产品生产的人力资本水平(如劳动者的素质及技能等)体现了劳动者从事生产与管理的效率水平，这种技术水平来源于人力资本的建设。技术进步本质上就是知识资本不断积累和更新的过程，它包含了使劳动力技能提高的人力资本，以及使机器设备技术含量增加的R&D资本，这两个部分共同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设代表一个国家的知识资本水平，并假定知识资本水平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原有的知识资本水平的高低、社会对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投入力度(包括国家在教育、科研活动上的投入力度，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投入程度，以及个人从事在职培训、干中学的投入程度)以及从事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所投入的劳动力份额，因而有

R&(t)

其中，是从事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所投入的劳动力份额，是社会对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投入程度，是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生产效率。

在经济增长模型的数理分析中，可以在不影响分析结论的前提下对效用函数的形式作必要的假定。这里，定义跨时期消费的替代弹性为常数的效用函数如下：

效用函数，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即使得全体消费者的消费效用最大化：

其中，p为时间贴现率，表示人们对于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 α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的负值(α>0)。同时，将实物生产部门的产出分为消费C与储蓄S，即：Y＝C+S，c为边际消费倾向，且不妨假定劳动力总数即为人口总数。

因而，经济增长的最优增长路径可以由下述动态优化问题给出：

运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获得一组微分方程系统，由此微分方程系统即确定了决定内生变量的最优增长路径。

四、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中，创新投资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金融发展对通过储蓄积聚、储蓄向投资（包括创新投资）有效转化以及生产效率提高方面对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不同的派别思路各异，但所关注的问题的实质是共同的，都在寻求金融部门与稳定增长之间的联系，其基本思想是，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资资源的有效使用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径是通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以及有利于对投资项目的监督和资金向有效投资者的转移的金融自由化。

早期的“Harrod-Domar”模型假定产出一资本比σ为常数，这里假定资本折旧率为0，并将净投资I定义为资本存量的变化。因而有：

Harrod-Domar模型强调了储蓄率s及资本的产出效率σ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产出一资本比为常数的假定意味着资本的边际产出是常数，与经济现实不太相符，另外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条件忽略了金融部门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放松这些条件后,假定储蓄能够转向为投资的比例是,则

其中，是生产率；是储蓄转化为投资（创新投资）的比率；st为储蓄率。金融部门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由于R&D活动风险高、成功概率低，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般的投资者不愿意从事R&D投资，而这就为金融系统的出现提供了激励。金融系统不仅可通过对R&D项目事前的评估和事中、事后的监督，避免资源配置的逆向选择和创新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 提高了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而且可投资于大量R&D项目，分散了投资风险，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具体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创新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储蓄向创新投资的转化比率，而金融市场运行的成本将影响储蓄一投资转化比率，金融资源的漏出比率(1-)反映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损失。金融市场的信息功能及项目筛选功能使得经济主体能很好地选择高收益投资项目，使资金投向回报率较高的项目上，从而提高了投资的生产效率，同时金融市场使得消费者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化解了流动性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储蓄率也将发生变化。可见，金融发展通过作用于以上三个参数，从而影响创新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金融部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假定其效率表现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这一转化比率的提高依赖于金融部门的工作效率λ，以及投入到金融部门的劳动力比例μ2，以下为储蓄一投资转化方程及储蓄―投资转化比率方程：

从而可以把上一部分关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扩展如下：

运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获得一组微分方程系统，由此微分方程系统即确定了决定内生变量的最优增长路径。

此动态优化问题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内生机制。金融发展通过发挥风险管理功能，促使储蓄增加以及储蓄向技术创新投资的有效转化，从而有利于创新投资的增加。而随着创新投资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知识的更新与技术的提高，从而提高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进而导致产出水平的增长。产出增长导致储蓄的进一步增加，并通过金融发展促使创新投资进一步增加，通过技术进步促使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进而推动经济的更快增长。

五、结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即金融工具、机构和市场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被经济增长所推动。金融部门通过发挥动员储蓄资金、缓解信息不对称、分散投资风险、监控企业行为和消除流动性风险等方式，鼓励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为因果关系将导致以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为特征的高度均衡与以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为特征的低度均衡并存。

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为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金融系统的重要性。若要深化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解，以下领域继续值得深入研究，如R&D融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等对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

篇（2）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8月14日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核心和实质体现在金融功能上，从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能够接近问题的实质，并且与其他视角相比有更大的准确性，更客观和稳定。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渠道是复杂的。金融创新通过提高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等方式促进了金融功能的发挥，改进了经济体系，从而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又会引起更多的金融创新，以满足经济体系本身的需要。但是与此同时，无论在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金融创新也给金融经济体系带来了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一、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金融创新通过推动金融系统的发展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系统的发展也就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资源跨期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这种效率上的提高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成本的降低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两个方面。

（一）资源配置成本的降低。细说起来，包括降低资金需求单位的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盈余单位的投资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降低金融产品的交易成本等。

1、融资成本降低和投资效率提高，市场交易成本降低。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向社会提供金融产品，满足投融资的需求。衡量金融系统功能发挥优劣的主要标准应该是需求者对金融机构和市场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的满足程度。第一，金融产品创新增加了大量的可供选择的产品品种，使融资渠道和投资方向增多，从而降低了资金需求单位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盈余单位的投资效率；第二，由于金融机构在推出新产品方面的竞争而降低了手续费、佣金等交易成本；第三，由于各种金融产品间的替代性增强而降低了转换的机会成本。

2、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提高，金融市场价格对信息反应的灵敏度提高。支付清算的能力和速度反映了支付和资金流转的顺畅程度和资金使用的效率。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上银行产品开始大量出现，统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统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使得金融体系的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节约了大量的流通费用。并且使金融市场价格快速而及时地对信息作出反应，提高了价格机制的作用力。

3、金融机构资产增加，盈利性上升。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信用创造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其所拥有的资产大幅度增长。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快速增长，这表明金融机构所能支配的社会资本总量日益扩大，在经济中的作用力和能量也随之增长。金融创新也通过增加资产收益和降低营运成本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从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

（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这里是指金融系统剔除和规避个别风险的能力增强。金融市场上各种避险性创新产品和投资融资技术通过分散和转移的方法，把个别风险降到了较小的程度。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创新如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互换等等，都有使风险在不同风险偏好的经济主体之间转换的作用。

从本质上去归并，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就是以上这两个方面。下面，我们通过AK模型来进一步论述。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构造是一个在劳动和可再生资本上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加总生产函数。然后，假设一个被标准化的固定劳动供给来忽略与人口增长和劳动供给有关的问题，所以加总的生产函数可以写为Y=F（K）。而这个函数中，资本积累的边际回报递减，这一点对限制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在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同时被给定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特征。但也有一系列模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这两个因素之一会随着资本的增长而自动的同比例增长，而该因素的增长正好抵消了边际回报递减的效果，从而使产出能够与资本同比例增长。这些模型一般被称为AK模型。

我们首先利用Pagano（1993）中的AK模型来分析金融创新会通过哪些途径促进经济增长。

在这个模型中，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Yt=AKt （1）

其中，Yt为总产出，A为资本边际社会生产率，Kt为资本额。

假定人口规模不变，每期的折旧率为？啄，经济中生产的商品可被用于投资或消费，则总投资为：

It=Kt+1-（1-？啄）Kt （2）

而在一个封闭经济模型中，市场均衡的条件为总储蓄St等于总投资It，但由于金融系统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吸收一部分资源，故假设有1-？准比例的储蓄在金融体系中流失，则有：

？准St=It （3）

令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S/Y），由以上三式可以推出在稳态经济下经济增长率为：

g=A？准s-？啄 （4）

由上式可知，金融系统可以通过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准、资本边际生产率A及储蓄率s来推动经济增长。

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几个途径：

一是可以促使更高比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封闭经济体内，金融处于浅层次发展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通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这一功能，会以较高的存贷差、手续费、佣金、高额垄断利润等吸收部分资金，并且这个吸收比率较高。而金融创新会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和经营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从而使这个比率减少，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垃圾债券在刚开始产生时主要为了方便一些小型公司筹集资金。

二是可以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金融创新使金融体系更好地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即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资本边际生产率最高的项目上去，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三是金融创新还可以通过调节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创新通过金融体系向储蓄者提供良好的收益率，更好地对禀赋冲击进行保险以及发展消费信贷等方式实现改变储蓄率的目的，把大量可能消费或可能储蓄转化为现实储蓄，提高了社会金融资源的可利用度。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储蓄总量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还有赖于国民收入的总量大小。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提高储蓄的收益率和缓和禀赋冲击是很重要的；而在资本充足的经济中，发展消费以使储蓄迅速向消费转化，从而扩大总需求更为重要。多功能银行卡的创新就是通过影响消费而推动经济增长的。

综上所述，金融创新可以通过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资本边际生产率、储蓄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

二、金融创新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

金融创新在有力地推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金融创新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剧了投机，引发了恶性经济泡沫的产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创新还影响了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这些都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金融产品创新，特别是衍生工具，给不确定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那么，为什么用于避险的金融产品又增加了金融业的系统风险？为什么金融机构为追求“三性”而进行的产品创新反而会降低其内在的稳定性？

首先，金融产品创新只能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而不能消除它。风险厌恶者通过远期、期货和期权等工具把他们不愿承担的风险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转移给风险偏好者或风险中性者。然而，这只是一种“零和博弈”，只在微观层次上降低了风险，而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组合，风险并没有被消除，风险仍然存在于经济体中。

其次，衍生类金融创新产品的杠杆率很高。杠杆率简单地说就是合约总价值与参加合约所需要的费用之比。如期货交易中，可以把保证金视为保值成本，一般保证金水平为交易产品价值的2%～20%不等。也就是说，期货的杠杆率可以从5至50。期权交易中，期权费为保值成本，通过Black-Scholes公式计算可以得到其杠杆率也很大。金融创新模糊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界限，传统的存贷利差缩小，使得传统银行大力开拓衍生类表外业务，当杠杆率大到一定程度时，衍生工具便由资产头寸的风险管理工具转变成了投机手段，由规避风险的交易变为最具风险的交易，从而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再次，某些与传统信贷相结合的金融产品创新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如承诺、担保、承兑等支持性信用工具并不直接放贷于客户，而是给予客户以其他方式借款的便利，银行从中仅收取手续费收入，但实际上银行却可能承担着与其收入不相称的较大信用风险。

最后，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各个开放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使国际游资可以在各金融市场迅速转移，并且对各国利率差额和汇率变化非常敏感。这些“热钱”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在一国的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造成一国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并利用金融创新产品提供的便利条件迅速地在国家间转移，从而使金融动荡迅速波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篇（3）

一、引言

自罗默（1986）的著作以来，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步入了它的第二次繁荣阶段。现在增长理论的研究仍然十分活跃，不断取得突破，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相互结合。理论研究的突破，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而实证研究在技术方法上的不断发展和改进，为发现新的增长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两者相互结合的结果是：一方面促使增长理论研究不断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利用更新的实证技术方法建立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的实证模型，直接指导人们的经济实践，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根据一定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做出适合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选择，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就一直受到关注，而拉姆齐（1928）的经典论文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1956年索洛―斯旺模型的提出之后，经历了它的第一次繁荣，人们把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对经济增长给出了一定的解释，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但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缺乏经验联系的缘故，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已变得死气沉沉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的著作为开端，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又经历了第二次繁荣，使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革命性的发展，相关成果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注重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特别是在对技术进步和扩散等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为人们认识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观念。

1.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特别是索洛―斯旺模型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其后的研究包括现在非常活跃的新增长理论，都以它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该理论提出的收敛性的概念，也一直是新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所以，要说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必须先对索洛―斯旺模型有一个了解。

索洛―斯旺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各种投入报酬递减，以及投入之间存在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弹性。该模型的突出贡献，一是提出了经济稳态这一关键概念，指出储蓄率对经济的稳态增长率没有影响，各种经济体的平衡增长路径是平行的；二是以稳态增长的概念为基础，预测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的假设下，索洛―斯旺模型首先预测了绝对收敛性，即相对于富裕经济，贫穷经济倾向于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在其随后的发展中，该模型又给出了所谓条件收敛的预测，即各经济体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各自的长期或稳态水平越低，增长率越快。收敛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索洛―斯旺模型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依赖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生产函数的位置，而经济将收敛于各自不同的稳态。在近些年来的实证分析中，经济的条件收敛性已被越来越多的用作一个经验假说。实证分析表明，索洛―斯旺模型所指出的资本积累率（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条件收敛机制，对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确实有着相当大的解释能力。可以说，索洛―斯旺模型为人们洞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但是，该模型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长期人均增长率完全被模型外的因素――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所决定。

2.新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如何将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化便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下一个课题。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在这方面首先取得了突破。他们在阿罗（1962）、谢辛斯基（1967）和宇泽（1965）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的模型。在干中学模型中，观念是生产或投资的副产品，使得投资的边际报酬不一定递减，从而经济可能长期增长。将长期经济增长真正内生化的是技术变迁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以获得某种事后垄断力量为激励。这样，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新观念、新发明耗竭的趋势，增长率在长期中就可得以保持。由于R&D活动的一些外部性、知识技术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何促进R&D活动，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便依赖于政府的行动，如税收、法律的维护和基础设施的提供等。这使得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正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相一致，实证分析也告诉人们条件收敛是一个事实，于是新增长理论又提出了预测条件收敛的技术扩散模型。该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因为对发明的模仿和使用比创新来的便宜，相比经济发达的领先国，经济落后的跟随国会具有更快的技术进步率。也就是说，技术扩散模型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条件收敛的经验含义进行了引申，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条件收敛。技术扩散模型还指出跟随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将促进技术扩散速度，从而加快经济的收敛速度。这为发展中国家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加快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分析。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某给定的人均产出的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所以通过人口增长率内生化，也可以实现长期增长率的内生化。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和迁移模型解决了这个问题。

总之，在解释了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决定后，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使我们能够对经济增长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决定。

3.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关系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不应将它看作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替代物，而应视其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补充。内生增长模型明确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的可能原因，但是并未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因素。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是古典增长模型的任务。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关键的索洛模型，则指出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储蓄等对于生活水平也具有重要影响。只有结合这两个理论，人们才能对经济增长的两个中心问题:生活水平随时间的增长和世界各地生活水平的差异有一个较全面的解释。

三、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选择探讨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做出以下发展选择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1.坚持改革。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一个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很多，但是，经济制度落后是其中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等，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

2.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首先，应该调整农业与工业结构，我国目前农业从业人数与总从业人数的比重要比美国高出18倍，这对经济增长很不利；其次，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个别发达地区比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6倍以上，调整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势在必行；最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应该以资金、技术密集型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

3.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完成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人均进出口总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异，存在巨大发展空间，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发展空间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增加R&D的投入。美国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我国高出3.7倍。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水平的提高与R&D的支出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增加R&D的投入，我国要在未来成为世界经济领先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5.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美国的大学生人数占25和25岁以上人口数的比重要比我国高出17倍，这说明我国人力资本资源是比较匮乏的，我国的职业教育水平急需提高。

6.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无论是从市场的规模，还是从市场的效率来看，我国的各种市场都不完善。要完善市场，首先要完善市场规则；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督机制；第三是提高市场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急需完善债券和股票市场。

7.治理环境污染。我国在经过前一段时间对环境污染的大力整治之后，目前的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必须长期进行。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物质资本、人才资本、市场、经济制度、产业结构等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是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相互结合，是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实证研究在技术方法上的不断发展和改进，为发现新的增长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根据国情，我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选择是：坚持改革，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增加R&D的投入，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治理环境污染等，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周爱民:高级宏观经济学[M].经济出版社,2001

篇（4）

中图分类号：G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7-0036-02

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加大对教育财政经费的投入，形成以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教育投入的加大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更有利于经济快速的增长。但是，由于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教育系统内部体制不健全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使我国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并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研究溢出效应下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需要研究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

一、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自古以来，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教育投入直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最终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问题，不仅仅是单纯地探讨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而是从教育投入的溢出效应角度来研究其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同时能够进一步细化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为教育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研究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又更加明确地反映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因此，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国外研究观点

Nordtveit（2009）[1]认为教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尽管中等发展中国家采用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教育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Jung and Thorbecke（2003）[2]发现教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采取有效措施可以改善教育输出，使教育支出与劳动力需求结构模式更加匹配。Holod and Reed（2004）[3]探讨了知识溢出效应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加深了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但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致性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2.国内研究观点

王超和罗然然（2004）[4]考察了我国各地区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与GDP 之间的关系，发现教育投入在各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德劲（2005）[5]发现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有显著正效应，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王延军（2007）[6]考察了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发现我国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0.376个百分点，而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则可以促进教育支出增长0.694个百分点。金英姬等（2009）[7]以黑龙江为例，定量考察了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教育部门投入每增长1%，教育的外溢作用所带来的经济产出的增长为2.58%。

二、基于溢出效应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1.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美国沃尔什于1935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文中首先提出的，到20世纪中期和60年代初期人力资本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并对西方教育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人力资本是最具有生产力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教育可以产生“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能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随后，在舒尔茨的研究基础上，贝克尔、丹尼森等进一步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通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2.教育溢出理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的基本理论，主要以20世纪60年代的卢卡斯、罗默为代表，他们用外部性解释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为研究教育溢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最早提出的溢出（Spillover）概念是指物质如液体和气体等有形物质从容器中无意中被泄露出或者被浪费掉。经济学家将此概念拓展，Marshall（1890）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将溢出概念等同于外部性，他认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任何稀有资源的消耗都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比例，造成经济市场活动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外部不经济。无论是教育支出作为一种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是教育部门通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的流动对非教育部门产生影响，这两种影响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教育投资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即每一单位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引起产出的提高，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说明各地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地区对教育溢出的吸收能力，并且只有将各地区人力资本转化为真正的劳动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这阶段的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和斯旺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罗默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等，他们主要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两大缺陷。罗默通过考察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建立起了新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生产过程中新投入品的不断引入。因此，人力资本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力量。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政府可通过补贴的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全竞争的市场所带来的增长不是最理想的，垄断竞争是必要的。

三、溢出效益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各项经济指标都有较大幅度地增长，尤其是我国教育支出增长趋势明显，其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表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更能反映全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关注。通过前面两章的理论分析，我们已经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溢出效应下我国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水平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说明教育支出越好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教育支出越差的地区，经济发展越慢。

2.教育支出、劳动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第一，教育支出和经济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带动教育支出规模的扩大；第二，经济增长会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第三，劳动力就业情况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教育支出规模以及教育的溢出情况产生影响。

四、结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实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稳步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教育支出的外部性使得教育投入产生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新的教育支出的溢出，即随着人口的流动性，教育支出的社会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获益，从而提高此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教育的溢出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远远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要高，他们在工作中不仅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创造高素质的文明和生活习惯，这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形和间接的，但却是巨大的。因此，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支出的合理和稳定增长。同时，各地区通过高校为核心的知识创新区，以科教、人文、生态资源的集聚与共享为依托，以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为导向，充分发挥教育的溢出效应，推动知识经济密集区和产学研联盟建设，全面促进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升级。

参考文献

[1] Bjorn Harald Nordtveit. Western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discourses： Education， growth andsustainabil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9，29（2）：157-165

[2] Hong-Sang Jung， Erik Thorbecke. The impact of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on humancapital， growth， and poverty in Tanzania and Zambia：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J].

[3] Dmytro Holod， Robert R. Reed III. Regional spillover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J].Economics Letters， 2004，85（1）： 35-42.

[4] 王超， 罗然然. 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7）：76-78.

[5] 王德劲.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9）： 62-66.

篇（5）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1-02

2002年全球共有192个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国家和地区,这192个国家和地区不仅人口规模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发达程度也各不相同。麦迪森(2003)综合世界各国历史和今天的表现,将所有国家和地区分成A、B两组,其中A组是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了西欧、西方衍生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日本;而B组则是发展相对A组滞后的地区。两千年以前,A组与B组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相近的。到1820年,A组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达到其他地区的两倍。而到了199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7:1。如果比较最富有的西方衍生区和最贫困的非洲国家之间,这一比例高达19:1。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却相对贫穷呢?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一、早期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研究国家财富增长的源泉时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同时,他认为市场容量的大小决定着分工水平。而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悲观论者则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生率增长的速度会高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因而会造成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而生育是人的本能,生育率不会下降,因此人均收入的上升只是暂时的,长期内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会收敛到其静态的均衡水平,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更悲观的理论认为由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存在,报酬递减将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止。

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古典经济学阶段后,涌现出很多关于增长的新观点。马歇尔强调了企业的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熊彼特则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而是由内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现“新组合”引起的,这种新的组合意味着旧的生产方法因过时而被抛弃,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总体上,早期的增长理论尽管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所以,关于增长的证据十分零散,不便于研究者进行总结。随着经济学中数学工具的应用趋向成熟,对经济增长的研究逐步迈入现代阶段。

二、新古典现代增长理论

严格来讲,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拓者是哈罗德和多马,但由于其模型中的生产函数的假定是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使其结论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只能是“刀刃上均衡”,即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作用,一旦经济偏离均衡状态将没有办法再自发回到均衡。尽管哈罗德-多马模型由于前提假设的局限性,使得其结论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但哈罗德-多马模型标志着数理方法开始应用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这是增长理论的第一次革命。

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修正了要素不可替代这一假设,各自独立地建立了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也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于索洛模型的生产函数是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使得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长期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为零,总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在索洛模型中,储蓄率也是外生的,储蓄率的变化只会改变经济的稳态水平,对增长率没有影响。针对索洛模型中储蓄率外生的问题,卡斯(Cass,1956)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56)将拉姆齐(Ramesy,1928)的研究引入到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储蓄率内生化,建立了著名的RCK模型。但和索洛模型一样,RCK模型的增长率仍然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在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之前,也有一些研究试图解决新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外生的缺陷。Arrow(1962)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生产率,即非竞争的知识具有外部性。但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Uzawa(1965)通过构建包含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内生化了技术进步,认为,只要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不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可以抵消物质生产部门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经济就能持续增长。但该模型中,如果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不大于零,经济同样不可能持续增长。这两项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问题。

三、内生增长理论

以1986年罗默的文章发表为标志,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阶段。Romer(1986)及Lucas(1998)的研究都试图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研究解决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问题,但二者在研究的切入点上存在差异。罗默在Arrow的基础上,从技术溢出的角度考察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罗默认为,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也就是说,技术变革是知识积累的结果,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并且知识投资具有自然的外部效应,知识不可能完全专利化和保密,知识可以无限增长,从而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卢卡斯建立的两部门资本模型强调了劳动者脱离生产、从学校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产出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他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化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使对人力资本的分析更加具体化。

继卢卡斯和罗默之后,很多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在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引入技术进步理论。在增长的框架中加入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因素始于罗默(1987,1990)。阿吉翁(Aghion,1992)和霍伊特(Howitt1992)、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模型沿袭熊彼特的思想,认为技术进步来自有目的的R&D活动,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获得报酬。如果思想没有出现耗尽趋势,那么在长期,经济就能保持正的增长率。然而,增长率和创新活动的数量并不是帕累托最优,因为存在新产品创新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扭曲。在这些框架中,长期增长率依赖于政府行为,例如税收、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其他方面的管制。

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很好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了,它无法再预言条件收敛,但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数据可以看出条件收敛是一条很强的经验规律。为了保持条件收敛的假说,巴罗和萨拉-马丁(Barro&Sala-i-Matin,1997)提出了技术扩散理论,认为跟随者通过模仿来共享领先者的技术,由于模仿比创新更廉价,因此保留了条件收敛的假设。收敛是否存在是需要进行实证研究的,在增长理论研究的早期,由于数据缺乏,很少进行经验研究。随着80年代Summers-Heston和Madison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同时受内生增长理论的启发,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增长方面的经验研究。

四、经验研究

鲍莫尔(Baumol,1986)收集整理16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至1978年的人均收入数据加以回归研究后认为:自1870年以来,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德隆(DeLong,1988)认为Baumol的选样有偏,分析结果不能令人信服。真正将对收敛问题的经验研究推向的是巴罗(Barro,1991),他采用跨国数据回归发现国家间的收敛是存在的,但速度非常慢,大约为每年2%。同时,巴罗也说明了在美国的各州之间及日本的各县之间收敛是明显存在的。我国的学者也使用此框架分析中国的地区间的收敛问题,沈坤荣、马俊(2002)认为,中国存在着收敛俱乐部,即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距呈发散趋势,而地区内则呈现收敛性。

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的考察,理清了增长理论的研究演化过程。从早期的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到新古典模型将现实的增长问题模型化,使得问题的讨论可以在一个标准框架下进行。而增长模型的变迁本质上是经济系统的各变量不断内生化的过程,通过重要变量的内生化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到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理论的发展必须经历实证的检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和地区之间是否收敛的问题。经验上对收敛是否存在尚有争论,但正是这种争论推动着理论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 Arrow,Kenneth J.1962,“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9,155-173.

[2] Barro,Robert J.1991,“Eco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407-443.

[3] Baumol,William J.1986,“Productivity Growth,Convergence and Welfare: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6,1072-1985.

[4] Lucas,R.E,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3-42.

[5] Ramsey,Frank,1928,“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Economic Journal,38,543-559.

[6] Romer, Paul M.1986,“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

[7] Solow, Robert M.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0,65-94.

篇（6）

 

1 卢卡斯人力资本增长论

1.1 卢卡斯人力资本增长论的主要内容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独立要素，是通过其内在效应与外在效应共同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根据卢卡斯的理论，人力资本效应分为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内部效应指的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后，被投资者自身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而外部效应指的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后，被投资者在劳动过程中使他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由于这部分的理论知识己被人们所认同，并早已经应用于经济现象的解释中，故不再赘述。通过劳动者生产效率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经济得到增长。

卢卡斯模型主要结论是：一国的经济增长不需要外生力量就能实现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中，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需要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应。

1.2卢卡斯人力资本增长论的优势

云南省自然资源丰富，是中国的能源、生物、旅游资源大省，云南各族人民依托资源优势，开发利用优势资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经济增长已经从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转化，自然资源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相对降低，加上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资源开发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同始而终。用辩证的观点思考，未来云南的发展， 不仅依靠物质资本的供应，必须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应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深刻明白人力资本对云南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在云南省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逐年增加。

云南的一个普遍实情是劳动力流动量大，而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水平）相对来说较低，由于卢卡斯建模方法的理论主要来源于宇泽的两部门模型与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集中了前两个模型的优势，卢卡斯所构建的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很直观地揭示了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通过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并运用微观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罗的技术进步概念结合起来，归结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针对云南实情，采用卢卡斯人力资本增长论来分析云南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云南省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2.1测定人力资本效应的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最常用的方法，它通过估计各生产要素的弹性系数，再利用各因素与经济总量的增长率来分别估计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

根据卢卡斯人力资本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其二是其外部性作用，即指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通过人力资本对含有一定技术水平的资本的使用，提高了一定资本存量提供的服务量，这就表现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

为了有效地测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本文引入了两个模型，并通过二者之间的结合对人力资本的两方面作用进行测算。这两个模型分别为：

有效劳动模型：

式(1)中，表示t年的实际产出总量，表示t年的技术水平，表示t年的实际物质资本存量，为卢卡斯所指的有效劳动投入(，其中为t年的劳动力投入，为t年的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本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也即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分别表示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

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

其中，为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它表示劳动力所具有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即人力资本水平，其余各字母的含义与前面相同。该模型内生地引入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是采用模型回归估计的方法，来确定各产出弹性的值。对两式两边分别取自然对数可得：

㏑㏑㏑㏑

㏑－㏑㏑(㏑－㏑)㏑

2.2云南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2.1 相关的数据资料

（1）实际产出量Y：是国民生产总值，用GDP表示的，2001∽2009年的云南省GDP的数据可以通过云南省统计年鉴获得。

（2）物质资本存量K：其估算公式为0.95，其中为固定资产投资。2001∽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云南省统计年鉴。

（3）人力资本存量H：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来度量云南省的人力资本存量。各年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各年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乘以各年的劳动力人数，即毕业论文格式。

（4）劳动力投入L：用从业人员的数量表示，通过云南省统计年鉴得知。

（5）人力资本水平h：用15岁及其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

具体的数据见下表1：

 

年份

GDP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物质资本存量

（亿元)

 

 

劳动力投入

(万人)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人力资本存量

（万人／年）

2001

2077.47

558

558

2279.3

6.40

14587.52

2002

2231.88

818

1348.1

2333.3

6.46

15073.12

2003

2698.30

1276.26

2556.96

2353.3

6.53

15367.05

2004

2959.48

1331.00

3760.11

2401.4

6.59

15825.23

2005

3472.34

1743.00

5315.10

2461.3

6.61

16269.19

2006

4001.87

2220.50

7269.85

2503

6.76

16920.28

2007

4721.77

2798.89

9705.25

2573.8

6.91

17784.96

2008

5700.10

3526.60

12746.6

2638.4

6.97

18389.44

2009

6168.23

4527.02

16636.3

篇（7）

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论述一般集中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储蓄理论方面。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存在着一致的结论，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储蓄理论在于研究主体的储蓄行为，认为收入增加对储蓄增长有重要的贡献。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各国经济长期内普遍存在增长趋势，不过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决定各国经济增长并导致明显差异的因素。按照增长理论的发展进程，主要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理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等。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变革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系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为典型代表。

1、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以及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环境，这些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

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并指出，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只有蓄积的资财的丰裕，才能雇佣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的设备或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增加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2、大卫·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只要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不过，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收入的分配，强调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李嘉图赞同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认为一旦资本积累停止，投资即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将停滞，要使经济从低水平重新增长，则要求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3、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强调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该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同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暗含着资本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意味着由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增长将处于停滞状态。但工业革命以后的长期时间内，经济增长未出现停滞迹象，表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很科学，且忽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储蓄与投资实现分离，金融中介的产生下，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分析并论证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认为萨伊定律是不正确的，提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之间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投资额下降，则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缩减。

2、加速原理。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同时，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从而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具有加速效应。

3、储蓄—投资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贡献是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论替换了古典学派利息决定的储蓄—投资论。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选择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储蓄者依据其收入决定储蓄量，根据利息率决定储蓄形式，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不受储蓄的支配。

4、对凯恩斯理论的讨论。凯恩斯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不过凯恩斯的政策主张难以突破其时代局限性：即着重短期分析，不太适用长期经济分析；投资决定储蓄论仅适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时期；只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而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储蓄多少与投资的数量对利息率缺乏弹性，储蓄和投资均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假设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不符合实际情况；投资对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通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1、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提出资本—产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认为经济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经推导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方程为：gy=■。

篇（8）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都有了显著提高，人均收入、财政收入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大幅提升。然而因为我国独特的制度和环境，经济增长模式也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即何种因素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做了简要评析。

关键词 ：经济增长；动力；制度；生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241-02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迈过10万亿大关，经济年均增长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和影响力都大幅提升。因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制度，中国经济模式自然不是完全按照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来运行，而现有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探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隐含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现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不同的争论。

二、关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从一国经济增长来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劳动力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而制度决定论却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学派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诺斯甚至认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正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时期，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自然与制度创新有着重要的关系。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通过渐进式改革，而非激进改革之路。对于渐进改革的实质，樊纲[1]概括为“双轨过渡”和“增量改革”。樊纲认为改革不是简单的政府决策，而是一个社会内生的、整个社会共同选择的过程，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是由于改革旧体制阻力较大，即无法进行存量改革时，只好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个经济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改革创造条件。先是农村改革，而后城市进行改革，价格改革由“双轨制”逐渐过渡到统一。正是这种改革方式，保持了经济避免出现剧烈的波动、社会陷入动荡，经济得以持续迅速发展。

与上述类观点类似，钱颖一[2]等也强调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有着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他们强调了中国已存独特的M型体制结构对中国完成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中国在M型组织中，层级的基层政府（农村地区的乡、村政府、城镇的区、街道政府）与其上级政府之间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权利，但它们却有很大的自主权得以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使地方政府得到发展。而且，地区之间争先致富的竞争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极为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与极大的自主权结合在一起，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M型层级制内的市场活动，导致非国有部门得到迅速发展，市场力量逐渐增强，经济实力自然得到提升。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杨瑞龙[3]则着重强调了渐进式改革中体制内力量的主动改革，而其中扮演主角的就是地方政府。该理论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性和需求诱致型三个阶段。改革初期，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权利中心（中央权利部门）组织和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强制下自上而下推进的，这就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而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力量对比，特别是“诺斯悖论”的出现，导致市场取向的改革难以进行。而地方政府可以成为沟通权利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终结，从而化解“诺斯悖论”，这即是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地方政府是中间阶段中的“第一集团”，而在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市场微观主体的力量不断壮大，当建立在排他性产权基础上的微观主体取代地方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时，我国就真正完成了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如果说改革初非国有经济力量的壮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话，那毫无疑问中后期政府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集团”，特别是财税分权后，直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地方政府的竞争所推动。

上述理论都关注中国改革中各方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博弈过程，主要分析了国内的制度创新是如何导致经济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正效应，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有效配置国内资源，参与世界产品竞争和贸易。

林毅夫等[4]提出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正是分析了中国是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同时利用海外资金和技术谋求本国发展，也即通过利用“后发优势”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市场竞争力。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因此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这个过程因海外先进技术的进入，企业又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本国产品竞争力。即中国的发展是选择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东亚四小龙得以崛起的原因。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经济学解释，无一都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正是制度的变迁带来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各因素的有效配置，各要素的效率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但制度涉及一系列的安排，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安排必然有很大的不同，这必然导致发展特殊论，使理论失去共通性。另外从实证角度来看，也难以把制度内生化来衡量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作用。而现有成熟的衡量经济增长源泉的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于是也有很多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出发，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源泉多样，包括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模仿、劳动分工的扩大、政府支付的外溢效应等等，但都不外乎强调经济增长包括资本积累、劳动的质和量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94年，克鲁格曼[5]通过计算东亚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了这些国家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而并没有任何的奇迹。这种观点和方法后来在中国流行，很多人试图通过计算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判断经济增长的实质。

舒元[6]通过生产函数估算中国1952-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产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02%，对产出的贡献率为0.3%；王小鲁[7]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3-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认为1953-197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为-0.17%，1979-1999年间的全要素增长率为1.46%，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4.9%；郭庆旺等[8]分别利用了索洛参差法、隐形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估算中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果分别是-0.54%、0.954%和0.891%，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46%，同时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的贡献率则高达90.54%。以上实证结果都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增长率较低，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投入型增长方式。

试图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找中国经济的源泉也遭致诸多批判。一种观点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中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而且也还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因此用于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局限性。[9]另一观点则认为常见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法没有考虑到新兴经济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应有所区别，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有所不同，而这两者的技术进步机理不同。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事实是在提高的。[10]

以上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观点都从一个方面来论述，要么突出制度创新的作用，要么就是从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生产要素角度来分析。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制度、生产要素、技术进步等综合作用，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的结果。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11]有的则把制度因素增长模型，同时实证检验生产要素和制度等对经济的影响，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都有效力，而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自于产权制度。[12]这些方法都试图以一种多因素的视角来剖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理论自洽性和研究方法上尚未统一，仍存在诸多缺陷。

三、结束语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了30多年，这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对于这种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形成统一观点。有的人会同意中国是通过一条特殊的道路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有的则认为中国的增长就是生产要素大量投入而发生的，并无任何特别，并且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助于预测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快速发展，但上述诸多理论仍然表明由于分析方法、关注视角的不一，尚难有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种奇迹。或者正是因为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经济增长也是在各方面力量博弈的动态进行，所以根本难以从一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参考文献：

[1]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 钱颖一，许成刚.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J].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比较，1993，（10）.

[3]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8，（01）.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Krugman Paul：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73 No.6 （1994），pp.62-78.

[6] 舒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7] 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07）.

[8]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06）.

[9]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J].经济研究，1999，（05）.

[10]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08）.

篇（9）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main contribution. Through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he more clearly the various periods of growth the main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the core of Harold Daumas theory to exogenous technical decisions for the new 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o 80 to Roemer, Lucas and other human representation of the economist, to new classical theory from a new thinking on the basis, put forward the endogenous technology as the cor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y. The formation of this one theory suggests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not the external force, but the internal forces such as human capi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 of labor, learning-by-doing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odel

中图分类号： D91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增长理论研究一直是比较重要的经济理论之一。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humpeter最早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以“创新理论”为核心，探讨了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周期波动，提出了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熊彼特，1990）这是最早提出经济增长理论观点之一，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出发，提出了增加投资弥补需求缺口的理论，其目的是消除短期的、周期性的经济不稳定。哈罗德（R.F.Harrod）则把短期波动理论发展成为长期的增长理论并与美国学者多马（E.Domar）不谋而合，因此被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式”。50年代，Solow 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了“新古典”时代，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增长路径的稳定性问题，并发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作用，这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二次飞跃；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Lucas 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致力于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研究，探讨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从外生均衡分析到内生机制分析的第三次飞跃，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了“新”时代。

1.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资本积累理论

哈罗德和多马都是运用资本增长和产出的增长关系来构建的增长模型。任何经济增长必须以国民收入储蓄（S=s・Y，设国民收入为Y，储蓄率为s，储蓄为S）的一部分来抵补等资本品的损耗，但若谋求增长，则必须注入体现资本品增加的新投资。 资本品和GNP之间存在着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某种直接经济关系，这一关系称为资本产出比（K/Y=k,K表示资本存量，Y表示国民收入）。由此可见，要谋求产出增长，必须得到一定储蓄的保证。可见，增长的快慢和收入水平、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密切相关。（谭崇台，2004）从动态的观点来看，一个时期储蓄转化为资本即新资本形成时下一个时期产出增长的源泉，产出的增长近一步扩大资本形成的基础。

资本存量的变化即是投资。资本存量为可K，投资为I，K为资本存量变化，则I=K，资本产出比为K/Y=k，即K=kY。一国的总投资必与总储蓄相等，由上述可知I=K=kY

Y/Y=s/k, Y/Y表示国民收入即产出的变化率或增长率，如用G表示，则G= s/k

这就是哈罗德模式。说明GNP增长率是由国民储蓄率和国民资本产出比例共同决定的。（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2005）

多马模式与哈罗德的模式基本相同，基本公式是：

G=s・σ

两个模型基本区别就是在多马模型用资本生产率代替哈罗德模型中的资本产量比率。资本产量比率又称投资效率，是指每单位资本可得到的产量，用σ表示。与哈罗德模型中k相比，不难看出，σ=1/k。（车，2006）

并且哈罗德和多马两人的增长率中都假定资本产出比是既定的，因此只要有一定的储蓄率，从而经济增长率就是既定的或者说是“有保障的增长率”。然而问题在于s和k变量都是独立的，不能保证都是按一定比例不变的方式运动的。所以在哈罗德的理论中所希望的稳定状态是不确定的。因此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增长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哈罗德增长理论的“刃锋”问题。意指均衡增长途径似一把刀的刃锋那样狭窄，以致经济难以沿着这一途径增长。

篇（10）

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都来源于收入的增加，这些家庭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我国2003年的GDP是1978年的32倍多，而且，人均GDP是1978年的24倍多。在任何一个既定的年份，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国之间生活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别，1997年美国以人均收入28740美元名列全球第一，而尼日利亚人均收入仅为880美元――是美国的3%左右。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这种收入差距？为什么会存在经济增长？对此，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做出了毕生的贡献，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其中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增长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三个模型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对同一经济现象――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同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实现增长的途径，本文试图对这三个模型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多马开始的。我们这里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哈罗德在建立其增长模型时做了如下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储蓄倾向不变，所以边际储蓄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是相等的。

3.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因而资本产量比率也不变，即原有资本的生产率必然等于新投入资本的生产率。

4.社会生产过程中只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5.技术状态既定，不存在技术进步。

哈罗德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将经济增长抽象为三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第一个变量是经济增长率，用G表示；第二个变量是储蓄率，用s表示；第三个变量为资本―产出比率，用v表示。数学表达式为：G=s/v。从式中可以看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该国的储蓄率成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产出比率成反比。

另外，哈罗德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就是社会实际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增长率不能用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来计算，这是因为实际经济状况并不满足哈罗德的前提假设，比如储蓄不等于投资。均衡增长率就是哈罗德提出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它所对应的是合意的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因此，在实现均衡增长率的情况下，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况而言，产量或收入达到最大值时，社会上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自然增长率是在人口和技术都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社会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哈罗德认为，当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发生偏差时，会导致经济短期波动，而当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发生偏差时，则会导致经济长期波动，而且一旦偏差发生，就有自我加强的趋势。因此要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并等于自然增长率的长期均衡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称为“刃锋式”的经济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它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假设，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条件，并在此条件下得出结论，建立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他们的理论具有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痕迹，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提出该模型基本公式的是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James E.Meade）。米德在分析中首先提出了与哈罗德不同的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资本―劳动比率是一个变化的量。

3.储蓄总能转化为投资，即I=S。

4.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

根据以上假设，该模型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得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增长率（GY-GL）=（1-α）・（GK-GL），其中，GK-GL表示人均资本装备率。所以，要使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就必须使资本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而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模型为（GY-GL）=（1-α）・（GK-GL）+λ，可见，与没有技术进步时（λ=0）情况不同，若λ>0，则即使人均装备率不变，人均收入也仍然增加。

另外，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中GK是资本的增长率，即GK=ΔK/K=I/K，由均衡条件I=S可以得到GK=s・δ，代入以上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可以得到在I=S均衡条件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假定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权数α、储蓄率s和劳动力增长率GL都是常数，因此，GY和GK都与δ有关，于是分别对δ求导后可以得知：GK随δ变动的速度大于GY随δ变动的速度。所以，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得GK和GY发生偏离，都不会长期维持，都会自动回到GK=GY的均衡水平，并且GY的大小取决于GL（长久在模型中，GL是既定的）的水平。

（三）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等人提出的。它的特点在于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是：

1.资本产量比率或者是资本生产率固定不变，也即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

2.储蓄等于投资。

3.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都为常数，但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大于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

由收入或经济增长率的定义公式出发，就可以推导出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G=δ・[π/Y（Sπ-SW）+SW]，其中，δ为资本生产率，π代表资本家的收入，Sπ代表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SW代表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因为，δ、Sπ和SW都是常数，所以G只随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即π/Y，变化而变化，因此，新剑桥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采用调整资本家或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二、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对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它运用动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实现稳定状态下均衡增长的条件以及均衡值的大小。它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并考察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若实际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就会由于投资大于储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导致通货膨胀，而当实际增长率小于均衡增长率时，又会由于投资不足，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社会上存在失业。并且一旦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稍有偏差，这种差距将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自然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认为当均衡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劳动力过多，而工资低廉，生产的扩大将不受限制，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出现“长期兴奋”状态，当均衡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生产受到劳动力不足或者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出现长期停滞的趋势。因此，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要求，只有当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才能稳定增长。但是，由于决定三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各不相同，三种增长率一致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哈罗德提出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增长。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引入了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萨伊定律、储蓄永远等于投资和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必然得出社会不会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也即不会出现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偏离均衡增长率的情况，而且，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假设劳动和资本是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所以，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GK=GY），只要调整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或者说是劳动――资本比率就可以了。我们假设GY> GK，即Y的增长大于K的增长，于是δ=Y/K会增大，这时，GK和GY都会增大，但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GK的增大速度会大于GY，因此，最终GK=GY。这也就解决了哈罗德―多马的“刃锋式”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本身也是很难实现，而且在现实中，资本和劳动也只是有条件的替代，并不能完全替代。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反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设，而从储蓄率入手，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假如实际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的话，在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减少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而降低储蓄率（因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要大于工人阶级的储蓄倾向，而减少利润的份额，即等于降低了资本家储蓄率在社会总储蓄率中的权重，进而导致总储蓄率的下降），最终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状态。显然，储蓄率的调整是通过改变利润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办法来实现的，可是在现实经济环境中，要改变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必然会受到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并不可能像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轻松容易。

三、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比较与综合”

尽管各派经济增长理论各执一词、意见相左，但其实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某种内在的互补性。首先，就前提假设来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假设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都不可变，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为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变的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假设储蓄率是既定的，资本――劳动比率可以变动，通过市场自身调节来改变资本――劳动比率，以便与任一给定的储蓄率相结合，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资本――劳动比率可变的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则是假定储蓄率可以变动，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以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储蓄率可变的模型。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都可以说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修正和补充，通过数学处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都可以最终化为G=s/v或者是G= s・δ的形式，而只是模型所描述的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不同而已。对于已经实现了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要求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而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则只要求GK=GY，并且它们的增长水平由GL决定，其实，这两个模型所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见表一），这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人口的增长速度。

所不同的是在发生偏离之后，当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发生偏离，经济中就会出现“累积性”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从而导致各年收入变化产生连锁反应，使得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差别越来越大。而米德则认为这种偏离是不会出现的，在他看来，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基于他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当哈罗德的均衡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偏离时，或者说是米德的GY偏离了GL时，哈罗德认为要么出现长期停滞，要么出现长期兴奋，而米德则认为即使不用政府干预也可以自动（市场的力量）恢复到人口增长决定的增长率水平。所以说米德经济增长模型描述了一条比哈罗德增长模型宽得多的经济增长途径。而新剑桥提出通过储蓄率来实现稳定增长，如上文所说由于必然受到某个阶级的阻挠，所以并不如米德的通过市场调整资本-劳动比率那样容易，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难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综上所述，虽然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缺陷，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对经济增长这一“总使经济学者着迷和神往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哈罗德-多马模型虽然提出的是一种“刃锋式”增长途径，但它为我们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新古典和新剑桥模型分别从资本-劳动比率和储蓄率为我们展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不同的方法。除此之外，其它的经济增长理论，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索洛中性技术理论等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做了科学的分析。因此，如果本着“分析、比较与综合”的态度和方法，把各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得到一个更加完整和全面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而避免盲目排斥或者盲目追捧某一理论而陷于困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