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特征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劳动力市场特征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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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后，GDP增速和求人倍率之间则出现了明显的相互背离的趋势——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放缓，求人倍率却保持了持续上升的势头。对这一时期的求人倍率与GDP增速进行的回归分析也显示，2010年以后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求人倍率增速则约提高2个百分点，该回归结果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

求人倍率与GDP增速之间在2010年前后之所以出现了如此截然相反的走势，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2010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由需求方主导向供给方主导转变。具体地讲，导致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触顶回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受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2012年时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的来源，劳动年龄人口触顶回落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甚至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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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3939/ki.zgsc.2015.03.041

1 引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劳动力市场理论中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立的所有理论的总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张从劳动力制度及其结构特征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核心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分割的力量不是决定工资高低的最终决定因素，真正决定工资的因素是商品市场需求所派生出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市场分割仅仅对影响了均衡工资的偏离程度。但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最主要是由于制度所决定的，工资的差异除了劳动力的个体差异外，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市场所构成的，它的不同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工资的差异。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否定了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存在，并认为劳动力不能在各个市场中自由的流通。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激进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职位竞争理论。

2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2.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背景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在很早的时候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根据提出的观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的观点由亚当・斯密最先提出，强调市场供求的作用。经马歇尔和克拉克的发展，到Gray Becker 和Theodore W. Schultz的进一步深入，这一阵营的理论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另一阵营的观点由约翰・穆勒和马克思最早提出，他们认为制度性的因素以及社会性的因素会分割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非竞争群体，使得劳动力没法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自由流动。到了1971年皮特・多林格尔（P. Doeringer）和迈克尔・J.皮奥里（Michael J. Piore）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才正式为这一派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是由劳动生产物构成的，即使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对总体工资产生影响，但工资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对于工资的差异亚当・斯密认为：第一，因为职业本身的性质存在着不均等，工资的不同是由于市场对于不同性质的职业的补偿是不同的。第二，因为欧洲的政策存在着不均等，这种不均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改变，从而使得工资存在差异。

1848年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了亚当・斯密对于工资差异性解释的不足，引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行会、法律制度等的作用十分巨大，由教育、训练导致的劳动力熟练程度的不同行所形成的自然垄断，由团体组织和习惯所造成的人为垄断，这些因素使得供给和需求根本不起作用，因此造成了工资的差异。这个观点被视为制度决定论的雏形，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876年马克思在《资本论》对穆勒提出的因制度等因素引起的工资差异进行了评述，他指出市场供求力量之所以无法消除穆勒提出的那些制度因素，是因为资本的垄断以及政府权力的介入，使得市场的竞争力量得到抑制，导致产业结构逐渐官僚化，加重了工人阶级的异化，也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抗争能力。资本家和工人形成两个阵营，因为这两个阵营是相互对立的，所以资本家所在地阵营通过使用维持失业存在，分化工人队伍以及技能退化等手段了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使得工人的工资无法统一，因此现实中存在着劳动力分割。

19世纪后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相互独立提出边际生产理论，他们认为工资的水平是由最后追加的工人所生产的产量来决定的，工资是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即劳动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但是这个理论有两个隐含的条件，一是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二是与劳动就业相关的成本除了工人的工资就没有其他的费用。他们的理论相当于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一种延伸。但是在现实中，这两个隐含的条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这就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1971年皮特・多林格尔（P. Doeringer）和迈克尔・J.皮奥里（Michael J. Piore）发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人力资源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起源、运行机制与基本特征，他们指出存在两类劳动力市场，一类是工匠、受益人等零工活动的市场，另一类是大工业中的劳动力市场，前一个市场受到市场力量的直接调节，但是后一个市场除了在雇用时受到外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外，它的劳动配置和工资都是由企业内部来调控的，与外部市场的影响无关，这个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正式诞生。

2.2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要流派的发展

2.2.1 现代的二元结构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皮特・多林格尔、迈克尔・J.皮奥里（Doeringer & Piore，1971；Piore， 1975）创立的二元结构理论指出，一级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的特征；二级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等特征。二元结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劳动报酬的差别，而且二级市场中的从业者极易失业，并且很难向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在一级市场起作用的是各种制度规范，工资是由职位即企业单方面决定的，而二级市场起作用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Doeringer and Piore ，1971 ；Osterman ，1984）。

自1971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诞生后，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仅将劳动力市场划为两个部分，这样划分太简单化了，因此Piore进一步对一级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划分，将其划分为两个子市场，即“较高阶层”和“较低阶层”，前一个阶层主要指某些专业型强的职位和高级管理职位，其特征是高收入、高地位、高机会、高流动性，后一个阶层主要是指除了以上的职位的其他职位，其特征是低收入、低地位、低机会、低流动性。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二元结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Smith and Zenou ，1997）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是“内生”，并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大规模失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一般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市场处于稳定的状态时，会有一部分处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员工选择持久的自愿失业。当市场受到需求冲击，市场不再处于稳定状态时，失业率会随即上升，形成二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经济的因素，而且形成了一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失业者收入的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二级市场的出现吸引一部分失业者，并使他们就业，这样失业率开始下降，渐渐经济形成了新的平衡状态，从而缓解了经济衰退造成的危害。但是也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一般是高技能劳动者，新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当高技能劳动者失业时，他们宁愿失业等待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就业，也不愿意选择二级劳动力市场进行就业，因为一级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企业对员工进行专门的培训，这种培训对于高技能劳动者来说也是一种回报，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一般没有这种培训，或是培训的层次很低，使得员工无法得到很大的进步，而且高技能工作者认为企业相信宁愿失业也不去二级市场工作的员工是那些生产率高的员工，选择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员工是生产率低下的员工。这就对失业人群中含有高技能劳动者给予了解释。

2.2.2 职位竞争理论

这个理论由Lester C Thurow在1972年提出的，它建立在信息不完全的基础上，雇主在雇佣员工时，他并不知道雇佣的员工会在未来有怎样的表现，而且很多工人并没有单独的培训，很多都是在工作中进行的“干中学”，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雇主对雇员选择的先后顺序呢？Lester C Thurow认为有以下因素：第一，每个雇员均需要在职培训，而培训的成本是由雇员自身的背景和素质所决定的，所以可以根据培训每一个员工所要花费的成本来对他们进行排序。第二，由于历史原因，在美国男性白人在就业上受到了一定的优待，所以有色的女性就出现了很高的失业率，并且很多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作。职位竞争理论最主要的内容是指：第一，职位是有好坏之分的，其数量、种类、结构是有技术状况决定的。第二，员工的工资与职位直接挂钩，处于职位高层的员工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和机会，处于职位底层的员工获得很少的机会和报酬，员工在劳动力市场的阶层是由员工的预期培训成本所决定的，预期成本越高，他们所处的阶层就越低。第三，员工本身的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并不认为会有提高生产了的作用，它只是一个进行职位安排的“信号”，教育水平高的人意味着他的培训潜力比较大，预期培训成本会比较低，这样会导致原本低教育水平的员工就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用高教育水平的员工来工作，这就造成了教育过剩。

2.2.3 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Wachtel， 1973， 1975； Edwards， Reich and Gordon ， 1975），他们接受了的分析方法，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看成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产物。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早期，劳动力的市场处于同化的状态，并不是和现在一样处于分化的状态，但随着同类化劳动队伍的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的形成，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愈来愈明显激化。与此同时，垄断厂商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它的出现使得资本家将关注的焦点从短期的利润最大化转向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长期控制，他们一方面在大公司或某一行业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给予市场的内的工人较高的报酬，以提高工人离开公司的机会成本。从而使公司拥有一支固定的高水平的人才队伍，避免工人罢工所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去消弱工会的力量，阻止工人发动罢工运动。在激进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劳动力市场阶级的固化是功能性的，它对于资本家防止工人形成统一的联盟和统一的思想有着很有效的作用。这也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谐运转。

3 小结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在与新古典理论的争论中不断成长的，因为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并不真的存在，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出现对于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给予更为细致和真实的诠释，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理论对实际操作的指导能力。

但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在对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界定时，并没有使用定量的标准，因而人们在实际运用中感到模糊不清，因为当将某些产业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时，在分成的两部分中又存在着二元结构描述的特征。因此它不足以作为用来分析各个国家和地区分割问题的普遍理论。激进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是劳动力分割现象形成的一种解释，但是它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功能性，它将劳动力和资本家放在对立的两个方面，并认为劳动力分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家的推动。这样的说法过于极端，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分割现象的解释能力不高。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理论本身也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Fleetwood S. Sketching a Socio-economic Model of Labour Market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1（35）：15-38.

[2] 徐林清.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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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机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可以凭借社会自发自主的内在秩序，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配置及使用提供空间，从而使供求趋于平衡，效率和效益实现有效的统一。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应由市场来配置。但纵观世界各国，即使是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也未能真正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因为，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具有较明显的非竞争性。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正是以区别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新范式来理解这种非竞争性的。该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劳动报酬和社会就业的影响。其中，二元结构是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结构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比较稳定、待遇较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性大、待遇低、工作环境差、晋升机会少。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现代分割理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强调生产特性，一种强调个人特性。把市场分割归因为生产特性的观点认为，有些工作是要求经过特殊培训和学习的，由于培训费用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很低的情况下，为员工培训支付费用的企业很可能因员工的流动而遭受损失。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那些竞争力强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有意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给员工较高的工资和晋升机会。这种机制就形成了主要劳动力市场。而那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弱的企业，没有建立稳定劳动力队伍的条件和能力，人员处于高度流动状态，这就形成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不会威胁到主要劳动力市场员工，因为这两个市场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把市场分割归因于个人特征的观点认为，劳动者的种族、性别、国籍等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如发达国家新移民就业受到歧视，男女职工工资待遇不同,等等。

上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引进到我国。学者们在对我国劳动力分割状况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虽然也存在如同西方国家由于生产特性等形成的主要、次要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因性别等个人特征形成的就业歧视，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制度性分割。笔者在对苏南地区劳动力市场进行考察后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上述由于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性因素所形成的分割外，还存在着一类分割形态，即由于不同区域、产业、行业、岗位对劳动力知识、技术、能力有差别的要求，以及由于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劳动力知识、技术、能力差异而形成的分割。这是一种内生性分割，介入了更多的市场因素。无论是由体制因素形成的分割，还是由经济内生因素形成的分割，对经济发展和劳动者就业都有着直接影响，进而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产生影响。

影响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次要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促使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当前，对中国劳动就业影响最为深刻的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体制内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运行仍带有传统体制印痕，它的需求者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设有内部劳动力市场，进入其内部劳动力市场，有严格的编制控制，也有学历、职称等资格要求，一般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且要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府统一组织的招聘考试。有些低学历者，即使由于工作需要进入，也没有编制，只能以人事、租赁人员的身份进入，这部分人仍然不能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实际上还是在体制外的次要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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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在职培训；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

人力资源是企业经营的要素之一，企业员工培训是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探讨企业特征和员工个人特征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模式、在职培训机会的非均衡影响进行探析，必将对企业投资员工培训的理论与实践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是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一)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

“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提出的一个概念。美国学者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59年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概念。在1960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他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系统阐述了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知识、技艺、能力和健康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智力与体力的总和。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是经济的动力源泉，都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人力资本投资是“通过增加人力资源，影响未来货币收入和精神收入的活动”。更准确地讲，人力资本投资是指通过对人的投资，增加人的生产与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舒尔茨等人把人力资本投资归纳为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劳动力流动投资、卫生保健投资等形式。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企业、员工、政府)通过一定量的投入增加与企业工作有关的人力资本投资客体的各种技能水平的一种投资活动，目的是提高企业雇员智能、技能、扩展其职业发展机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存量，在有限的生产要素条件下创造更多的产品，提高企业利润。员工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

(二)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

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在职培训(On－the－job training简称OJT)。培训是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员工对职业的满足程度，以组织、计划和实施的形式对企业各类人员进行的一种教育投资活动，是通过员工对培训内容转化为工作行动以有效地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过程，包括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在职培训是指由雇主出资组织，或不管由个人还是雇主直接出资组织，作为晋升职务或其他前提与工作相关的培训。

企业培训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企业通过培训希望在提高员工知识、技能、观念等的同时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员工也希望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观念等，以增强自身职业竞争力。只有这两方面的目的出现交集时才能达到企业的培训目的，而且交集越大，对企业的培训效果越明显。同时，通过培训可以增加被培训人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其收入能力和提高收入水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经过培训的人要比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具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因而具有更强的职业发展能力和机会，在工作生命周期内获得更多的收入。

二、企业特征与员工特征对在职培训的影响

(一)企业特征影响在职培训投资

企业的特征变量，是决定企业培训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特征包括企业性质、企业规模、所属产业、企业效益等。 刘湘丽、姚先国、翁杰等人近年来的研究还表明，处于第二产业的企业比第三产业的企业更注重员工培训，东部地区的企业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更注重员工培训。国有企业大量投资于员工的一般培训，不注重企业专用培训，而外资企业则刚好相反，技术资本密集或者技术进步较快的企业比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注重员工培训。效益好的企业一般会更多地提供员工培训；效益差的企业虽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但却无力进行投资。

(二)员工特征影响在职培训投资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满足人的需要和提高人的素质的双重功能。企业员工的性别、年龄、职位等级、学历、任职期、所属部门等特征对培训机会的获取具有重要影响。企业提供的培训投资呈现了极不平衡的现象。

研究表明，技能水平和职位等级高的员工能获得大量的培训投资；处于企业生产和技术部门的一般员工获得的培训投资显著偏低。企业可能把一般培训作为一种对员工的奖励手段，用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表现好的员工获得一般培训，培训完成之后获得更高的职位和工资。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数量越多的人，越有可能接受更多的在职培训。很显然，对于同样内容的培训，接受能力强的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就掌握了，从而减少了成本支出时间并相应增加了雇主获益的时间，这对雇主当然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有能力学得最快的人最终会选择高报酬的工作，这些工作又要求他们不断学习，从而把他们的能力进一步推向极大化。

在职培训投资与人的生命周期同样有一定的联系，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当一个人达到一定年龄之后，其记忆力、精力和体力都会下降。因此，使人力资本生产的效率下降，或者说要生产同一单位数量的人力资本，必须要更多地投入成本。另一方面，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收入水平也会提高，收入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因此，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人力资本投资就不再具有吸引力，或者说，就不再有人力资本投资需求。 "

三、劳动力市场分部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模式的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本概念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LMS)，也称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Doeringer)和皮奥雷(Piore)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ation)是指，由于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差异；不同人群获得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渠道的差别，导致不同人群在就业部门、职位以及收入模式上的明显差异，比较突出的如在种族、性别与移民之间的分层等。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以及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

(二)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对在职培训模式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人们获得在职培训的机会不同，在职培训对人们收入增长和职业发展的作用也不同；突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如地区、行业、职业等分割)是决定人们收入和就业差异的主要因素。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中的工作岗位，它要求并发展稳定的工作习惯，工人们的就业稳定，在工作中能获得技能、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与主要劳动力市场不同，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公司中的工作岗位，它不需要也无法形成稳定的工作习惯，工人们的就业不稳定，工资较低、工作环境差，很少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处于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员工参与在职培训的机会、培训的收益都不同。企业在职培训实践表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人员更易于获取外部培训机会和一般性培训机会；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操作人员多参加内部培训，且以岗位专用的特殊培训为主。

(三)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对在职培训模式的影响

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内部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培训，并通过延期支付的方法，使员工和企业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企业有对员工提供在职培训的积极性，员工也愿意参加企业的技能培训；培训成本在员工和雇主之间分担，培训收益也在二者之间分配，这既降低了培训投资的风险，又保证了双方的培训收益，也能够有效地防范雇佣双方毁约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培训投资机制，这是雇主与雇员之间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有利于员工的培训和技能的增加，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四、社会资本理论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机会的非均衡影响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在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中”。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界定和研究社会资本。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几种：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有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资源的能力等。

(二)社会资本对在职培训机会的非均衡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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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展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量涌入城镇，逐步成为了推动城市化基础建设的主力军。在时代变迁中第二代农民工成为了主力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并较父辈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城市居住形态。考察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助于理解我国就业现状如此严峻的成因。尽管，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仍处于低端就业市场，但是，已逐步呈现出对就业环境、待遇等因素的较高需求。在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并未完善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的上述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因如此，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纳入到了本文的探讨范围。

本文接下来，将分别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途径，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

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于父辈，已逐步形成城市生活的习惯。因此，处在城镇就业的第二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城市居住稳定性。得益于父辈早期出外打工的货币收入，其在接受教育程度上普遍高于第一代。从而，这也直接影响了第二代农民工就业的岗位特征。具体而言，其就业特征如下所述：

（一）就业岗位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第一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而逐步产生的，在劳动力要素市场缺失的情形下，他们大都从事着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体力工作。在此基础上，诸多第二代农民工在读书期间，要么跟随父母居住在城市，要么在乡下完成自己的学业。这一成长经历，促使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岗位时，则突显出灵活、多元化的特征。随着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向农民工覆盖，以及劳动力市场逐步规范，便从客观因素上推动了第二代农民工多元化就业的趋势。

（二）就业理念呈现出高级化趋势

就业理念呈现出高级化趋势体现在：（1）第二代农民工更加关注岗位的发展前景；（2）更加关注岗位的工作环境，以及工资收入水平；（3）已经产生了有意识的职业规划行为。因此，他们与城镇同龄劳动了相比较，除了缺少城镇户籍之外，其它的区别并不明显。特别指出，目前农村的新型保障制度和其它优惠政策，使他们减少了加入城市户籍的意愿。

二、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

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配来完成。然而，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上述方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一般而言，其就业渠道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方式：

（一）跟随父母的就业途径

其父母或称为“第一代农民工”，通过多年的外出打工已逐渐形成了，具有资产专用性的技能以及就业区域。他们的子女若长期跟随其身边，或是在老家接受完初中层次教育后，便在父母的影响下进入就业领域。由于，第二代农民工具有比父母更高的文化水平，在就业区域、岗位选择上都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就业磨合期，第二代农民工往往在原有就业基础上，展开更高级职位的寻找。

（二）跟随老乡的就业途径

跟随老乡就业的途径，不仅源于企业方的用工需求，即，春节前委托企业员工回老家招聘员工；同时，也是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传统。跟随老乡进入就业渠道，往往存在较强的岗位忠诚度。在以乡亲为纽带的非正式组织中，组织内的领头人在就业导向上为其他组员产生着极强的示范作用。也许正因如此，领头人的岗位忠诚度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那些第二代农民工。

三、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对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考察时，须将劳动力市场区分为：劳动力要素市场、劳动力岗位。通过上文的阐述，这两者所反映的特点是不同的。

（一）对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影响

劳动力要素市场作为为企业、家庭户提供就业信息的中介，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逐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第二代农民工大都未通过劳动力要素市场进入就业岗位。不难理解，在城市劳动力就业中心这类中介中，大量充斥着的劳动力主要呈现为：大学生、其他城市人口。

（二）对劳动岗位的影响

对于劳动岗位的影响则是深刻的。由于受到不同就业环境的参照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城市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岗位满足感。这一满足感通过：较高的岗位忠诚度、较低的工资接受意愿体现出来。在此背景下，企业必然乐于招聘第二代农民工。但是，他们的就业仍处于低端层次，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内，因此，在中、高端就业岗位还未形成实质性影响。

可以预测，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平衡，大量第二代农民工将反乡寻找工作。这样一来，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环境会得到改善。

具体到本企业而言，在不久的将来，以“环境相对较差、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工作内容相对简单、劳动报酬相对较低”为主要特征的两种用工形式，即劳务承包、劳务派遣将面临挑战。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成本的上升，二是部分岗位较难招人。因此，企业应尽早制定对策，一方面通过装备、工艺升级改造来减少用工、改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不断根据市场形势调整薪酬水平，确保用工稳定。

四、小结

在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并未完善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的上述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配来完成。然而，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上述方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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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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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制度性分割 自愿性失业

劳动力市场不同条件下就业问题概述

如果对大学生规模进行总量分析,由于我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加上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区域增长极带动的多层次经济发展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因此,大学生依然是稀缺人力资源。然而,与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给量逐年上升形成反差的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持续降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有效需求滞后于毕业生的供给,不均衡的人才结构性分布凸显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关于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失业)的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一直居于主流,认为凭借工资水平的灵活调整机制,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会实现均衡,劳动力市场将自动出清。他们承认劳动力市场有时也会失灵,不过认为市场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主要是缘于因工会垄断、信息不完全等造成的工资刚性,致使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缺乏有效的工资调整机制。Freeman运用这一分析范式较好地解释了欧美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整体就业情况的长期变化(Freeman R.B.,1975)。不过,“供给―需求”分析范式由于建立在完全竞争、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假定基础之上,忽视了劳动力市场中非竞争性因素的影响,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还忽视了二元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Lewis,w. Arthur,1954;Tpdaro,Mrchael,1969),因而对现实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在批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因素逐渐受到重视。克拉克•科尔首先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认为现实中的工资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结果,从而较早提出了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MS)的思想。多林格尔(P.B.Doeringer)和皮奥利(M .J .Piore )在对波士顿低工资群体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根据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稳定性、培训和升迁机会等差异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他们认为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还存在严重的流动壁垒,尤其是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可能性很小。赖德胜等在运用市场分割框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时发现,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因经济内生性因素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因外生的制度造成分割,就我国劳动力市场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正式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赖德胜、孟大虎等,2008)。

正是因为制度性分割因素的存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大学毕业生总量上稀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现象,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并非就业难,而是择业难(赖德胜、孟大虎等,2008),毕业生如果在就业过程中“先就业,后择业”,譬如选择去中西部农村地区或者降低就业期望值先行就业,就业空间将很广阔。但是大量毕业生在暂时无法找到不低于就业期望值的工作时,往往放弃低于期望值的就业机会,选择自愿性失业毕业生作为一理性个体,对于就业选择会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其放弃“先就业,后择业”而选择自愿性失业的行为并非是盲目的,而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约束条件,包括个人、家庭、朋辈群体的示范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以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特征的外在制度因素。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毕业生就业

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工资具有无限弹性,可以自由调节劳动力的供求,而且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对收入与休闲的权衡,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成本(MRC)与边际收益(MRP)的均衡点。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假设,但是仍然假定市场主体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理者,工资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实现平衡。假如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供给大于需求,工资水平将趋于下降,从而使作为劳动力的毕业生使用成本下降,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增加,而由于毕业生的劳动收益率在降低,这个时候毕业生个人会倾向于选择更多的闲暇,因此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的供给随之减少。相反,如果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供给小于需求,则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并迫使对作为劳动力的毕业生需求减少和毕业生供给增加,最后使供给和需求重新达到均衡。

如图1所示,D是毕业生需求曲线,S是毕业生供给曲线。假如实际市场工资率位于W1,这时毕业生供给量为S1,而需求量为D1,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上的毕业生工资率会产生一种向下的压力,即新增的毕业生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来获得就业岗位,而厂商即便提供较低的工资也能雇佣到自己所需要的毕业生。这样,经过一个短暂的调整过程后,工资率会降低到W0的水平,从而实现毕业生供求的均衡。同样,如果市场工资率低于W0,则因为毕业生供不应求,会使工资趋于上升,一直上升到W0的水平。这样,只要工资率是可调的,市场上毕业生的供求都会在相应的水平上实现均衡,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出清。

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由于工资率对毕业生供需的灵敏反映和调节,一个劳动力市场是充分流动和竞争的,毕业生选择自愿性失业并不能带来额外利润,却丧失了如果选择工作则可以获得的工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愿性失业并不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目标。

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条件下的毕业生就业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经济内生因素或者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的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对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来说,因经济内生因素形成的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最主要的分割形式,但对市场机制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来说,则主要是制度性分割。本文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定义和特征,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如下假定:

劳动力市场是由两个不同类型的单一市场A与B组成,其中A市场在工资水平、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显著性优于B市场;B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基本上没有进入壁垒,劳动力由A市场向B市场流动比较容易,相反,A市场存在很强的进入壁垒,劳动力由B市场向A市场流动成本很高;A、B市场的差别主要缘于制度性分割,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分割的原因,A、B市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供求均衡。

毕业生进入A市场,意味着可以获得较高的分割性收益,这种分割性收益是以各种形式的福利待遇或社会地位等形式存在的,而如果进入B市场,则无法获得分割性收益,因此作为“理性人”的毕业生,选择进入A市场符合利益最大化目标。

毕业生进入A市场,一般有如下三种不同路径:路径1:一步到位,直接进入A市场;路径2:先进入B市场,再择机进入A市场;路径3:放弃在B市场的就业机会,进行等待或工作搜寻,择机进入A市场。

以上三种路径,路径1显然是最优选择。但在短期内A市场就业岗位容量有限或者毕业生与A市场就业岗位不匹配等情况下,毕业生将一时难以进入A市场,此时路径2与路径3哪个选择更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呢?如果仅仅从短期收入来看,路径2比路径3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路径2优于路径3。但这种分析忽略了路径2与路径3对毕业生进入A市场的可能性差异。

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毕业生与雇主之间的博弈过程,由于在毕业生与雇主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毕业生具有对自身的信息优势,而雇主处于信息劣势,因此,一方面,毕业生通过发送文凭、技能、工作经历等有利信号使自己“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雇主则需要对毕业生发送的信号进行甄别和筛选。在毕业生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否有在B市场的工作经历,对于毕业生进入A市场可以起到信号的作用,雇主有理由相信,宁愿留在A市场失业也不到B市场寻找工作的劳动者生产效率较高,而B市场的求职者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在B市场工作的毕业生更加难以进入A市场。此外,毕业生即使有幸能离开B市场进入A市场,也面临与B市场雇主的解约成本,包括可能存在的违约金、若干年内禁止从事同业竞争的限制以及从原先单位的其他退出成本。综上分析,在毕业生难以一步到位直接进入A市场的情况下,先进入B市场工作虽然能使毕业生获得一定的收入,但进入B市场工作不利于毕业生向A市场流动,相反,自愿性失业有利于毕业生择机进入A市场,因此更加符合毕业生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选择。

结论与建议

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流动,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毕业生会先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等有合适的机会再转移到主要劳动力市场。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其所导致的高流动成本,加上在追求劳动力市场分割性收益动力的驱使下,毕业生不惜暂时失业也要想方设法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这说明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约束条件下,“先就业,后择业”并不符合毕业生的最大化利益目标。为此,需要通过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来培育市场机制,尽可能地消除人为的、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更加具有弹性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当前重点是培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将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力量,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应主要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其次,政府要推动现有制度变迁,打破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壁垒,建立富有弹性和竞争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分割,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现有制度变迁,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交易成本。

最后,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尤其要完善小城镇和农村公共资源建设,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区域分割。当前,大学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农村地区就业,除了不尽合理的就业心态等因素外,城乡之间包括劳动力、资本等在内的资源配置上存在严重的制度性分割是主要根源。因此,要拓展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除了进一步挖掘城市就业机会外,重点需要完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建设,辅之以配套性激励政策,进一步缩小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区域分割。

参考文献:

1.赖德胜,孟大虎等.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篇（8）

数字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商务模式，数字化是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数字化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字化经济带来了电子商务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所以有必要研究适应数字化经济变化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便提升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和促进就业，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数字化经济的产生

数字化经济，是指在计算机、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下的一种经济形式。数字化经济，实质是指一个经济系统，并且在这个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地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根本变化。数字化经济同时也是一个信息和技术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数字化经济还包括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是指应用计算机、网络及通信设备等，来实现政府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整合与优化。电子商务是指利用微电脑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进行的商务活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也会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主要包括三种：新增劳动力、失业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图1所示，2002年第1季度，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约有3320740名求职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岗位，到2010年第4季度，这一数据增加到8700720，增长了158 %，这充分说明，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中国劳动力配置的重要途径。

（一）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传统产业诸如工业、农业的就业需求大量减少，而第三产业的就业需求却大量增加，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已成为国家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近700万。

（二）大学生就业困难

2013年上半年中国有6.7万家民营企业倒闭。201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三）新兴产业高技能岗位人才缺乏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新技术高科技人才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有8.4亿左右，其中90%以上的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人力资本，也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新兴产业人才严重欠缺，高技能岗位人才尤其匮乏。

三、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变革，必将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变，这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主要包括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作方式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变化。数字化经济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冲击。

（一）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

数字化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大量应用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改变了劳动活动过程中生产工具与劳动力结合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使劳动力市场在数字化经济技术下进行的，这样就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影响。

（二）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数字化经济带来了新服务和新产品需求，导致市场供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就引起了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最终将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四、国外劳动力市场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数字化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人力资源在全球的流动。数字化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大量普及，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以数字化形式出现，工作实际活动场所的作用逐渐弱化，虚拟工作场景和远程作业模式却随之出现。根据世界薪酬协会统计，2001～2008年美国从事远程作业的人数迅速增大，如图2所示。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在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大量运用，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一）新的工作模式出现

数字化网络技术变革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作为21世纪的新作业模式的远程就业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出现了。

（二）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增加

美国在数字化经济进程中，通过有效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远程就业，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配置效率，通过开展职业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同时积极引进国际人才以保持科技竞争力，进而形成了“产出人才、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体系。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

五、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整策略和建议

面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这些新变化，只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调节是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的，我们需要采取更加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劳动力市场策略，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能效。

（一）建立互联网服务就业平台

互联网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技术传递的成本。为了使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更加匹配，我们可以构建就业服务网络平台，搭建劳动力供需信息交流平台，使求职者可以通过网络有效获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从而降低劳动力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信息技术沟通成本。我国的网络化就业平台可以包括“岗位信息网”、“技术培训网”和“工作交易所”这三个基本信息库，进而形成“岗位匹配、职业引导及技能培训”三位一体的综合就业平台模式。

（二）实施提高技能的职业培训计划

随着网络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新岗位及新工作模式需要具有大量的知识技能，因此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大量高素质人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了阻碍中国网络数字化经济及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以提高技能为重点的职业培训计划，发展以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的职业教育，通过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改善其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加速中国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训，确保网络数字化经济的稳定顺利转型。

（三）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要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发展，针对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形势，设定当代大学的使命和目标，改进和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制订符合国情和学校情况的人才招生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设定切合实际的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合理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开发学生的第二课堂，加大实训实践课的教学，产学研结合提高人才培养的实际能力，办中国特色的品质大学，培养高素质的特色学生，提高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适应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四）制定有利于引进人才的人才发展政策

数字化经济加速了全球化经济发展，加速了人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步伐。我们要制定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优化人才引进的机制，改善人才引进的环境，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大幅度地吸引和引进国外优秀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以弥补国内对STEM领域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匮乏。同时，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完善人才成长的职业规划，改善人才成长的环境，加快人才培养的力度和步伐，吸引和引进人才的同时留住和培养人才，促进人才的更快成长，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减小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网络数字化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带来了更加敏捷迅速的就业模式，延扩了劳动力市场匹配的虚拟空间，进而引发了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现状，针对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且学习了国外劳动力市场的经验，提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适应网络数字化经济变化的方案和策略，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并以此来促进就业，努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信息技术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和谐的数字科普环境，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势，开展数字科普学术交流，推进“数字北京”，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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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一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篇（10）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大学生就业难是伴随着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逐步显现的。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大学生毕业人数以每年20%的增长率进入到了快速增长时期，已由2003年的212万增长到2009年的611万。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并不乐观。从历年公布的数据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保持在85%左右，在不考虑就业率水分的情况下仍有15%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这些往届未就业的毕业生又会对新一届毕业生的就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很多学者和社会人士指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属于“自愿性失业”：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因为不能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而主动放弃了一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宁可为了能够在大城市、大企业谋得一个职位而争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到欠发达地区或是中小企业工作。这也就暗含着指明，如果大学毕业生肯接受较低的工资，肯到中小型企业就业，肯到中西部地区工作，那么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一观点初次听来似乎不无道理，但是认真思考之后发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首先，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那些与工资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均可归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中，较低的收入水平，模糊的发展前景以及渺茫的升迁机会是每一个有所追求的大学生所不能接受的。其次，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四年的大学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值是巨大的，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也是巨大的。如果毕业后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也没有继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能，那么通过最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就可以理解大学生的选择。另外，由于人力资本是在不断投资的基础上得到积累和增值的，大学毕业生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很可能因为得不到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而使得其所具有的人力资本逐渐退化，丧失了原本具有的知识和能力，这时如果再想另寻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正是这种劳动是市场的分割以及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的障碍，使得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良好能力素质的大学毕业生更加偏向于到主要劳动力市场找工作，而较少地考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短期的收入和待遇，更重要的是决定着他们长期的发展和生活的质量，甚至是对婚姻、家庭以及子女的影响。考虑到这些，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好坏无疑是今后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就导致了许多大学生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到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现象。

2.劳动力市场歧视与收入差距问题

劳动力市场歧视是指那些具有相同能力、教育、培训和经历并最终表现出相同的劳动身产率的劳动者，由于一些非经济的个人特征引起的在就业、职业选择、晋升、工资水平、接受培训等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包括工资歧视、就业歧视、职业歧视和人力资本投资歧视等。正常情况下，虽然劳动者在生理特征和能力水平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但只要可以在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自由流动，从而获得与自身价值相匹配的劳动收入，就可以基本保证获益的公平性。但是，由于排斥的存在，一部分群体总是难以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而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反之，一些特殊群体却总是占据着“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尽量避免自己滑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劳动者或劳动者群体在就业及工作过程中遭受着种种歧视，从而很难突破市场的天然屏障进入另一个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这种分割反过来又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使得对不同劳动力市场对其劳动力特点有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和标准。

所以，劳动力市场歧视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这种相互影响导致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难以逾越，从而使得处于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在收入水平、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明显且不断加大，造成了当今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3.高等教育改革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一直以来都广为关注，其费用由过去的免收学费，到如今的每年5000元左右，以及研究生教育中公费比重的大幅削减，更是引发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些人认为学费太高，导致一部分学生上不起大学；有些人则认为学费太低，应该进一步提高学费。其实这两种声音都不无道理，学费降低与提高的问题实质上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正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

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是脱离贫困，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微薄的收入，使得这些人或者不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或者有了机会也难以负担高昂的学费。得不到高水平的教育，脱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如此循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态将永远得不到改善。所以，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应该降低高等教育所需的费用，让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是，如果从效率的角度考虑，降低学费之后高等教育的质量将难以保证，人们为了保持人力资本优势也许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这可能会引发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分割，到头来不仅高等教育失去了其人才培养的意义，也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种种问题。

4.社会保障问题

作为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剂”，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的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也存在着分割的现象：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享有社会保障并且保障水平较高，而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来说，几乎没有或者是只能享受水平很低的社会保障。我国的各项保障制度发展与完善大都经历了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三个阶段，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群体的保障制度最为完善，保障水平较高；而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群体往往是最晚得到保障且保障水平最低的群体。即便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保障已实现了制度上的全覆盖，那些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们的生活状况仍然让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