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学科的对象与方法、学科的逻辑与性质，属于学科建设的方法论。其研究的价值在于：

第一，它关系着学科研究边界的界定，一学科和他学科的区别。对于学科分类的标准，在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有英国学者培根根据人类的理性能力(记忆、想象、判断)对学科分类的主观唯心论，法国学者圣西门否定这种主观分类标准，提出以客观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分类标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圣西门提出的客观对象只是事物的表象和机械对象，他以辩证发展观把学科分类，学科间的转化视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结果，从而陷入了唯心论。恩格斯在总结科学分类历史的基础上，主张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提出科学分类的客观性与发展性原则，主张按物质运动形态对学科进行分类。后来有的学者提出以研究方法作为学科分类标准。总的说来，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分类标准是学科分类的主流，并由此形成了科学分类的框架，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哲学及其分支。尽管科学分类仍在发展，但笔者认为，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科学分类的标准，应是其研究对象，即以科学研究的客观事物作为基本标准，力求做到主客观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统一。因而科学地界定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可以使其成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学科的基本依据。

第二，它关系着学科内容与体系的构建。一个学科的基本内容及其逻辑体系的构建，应以科学研究的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为基础，它是客观事物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在人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某一个学科的逻辑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科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必定是人们认识某一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重要前提。如果人们不明确其研究的客观对象，也就难以发现其特殊的质和运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逻辑体系。

第三，它关系着学科的发展、研究空间的扩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化。伴随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每一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逐步扩展和深化，研究方法、技术手段逐步改进和完善，乃至学科间相互交叉。但每一学科都有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其研究的客观事物也必有其独特的运动规律。只有科学的界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对某一客观事物的研究才有可能不断扩展和深化。

第四，它关系着人才培养和学科持续发展。任何科学发展都经历了从逐步形成到发展、日趋成熟和完善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也是科学在代际之间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它需要多代人持续不断的探究和努力，存在着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只有继承才可能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作为未来新一代学者，首先要继承前人积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前人已经确立的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创新。

二、研究对象

关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国内外不同学者看法不尽相同。可以作如下归纳：

1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学科。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已故中国教育经济学家杨葆焜也认为：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和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在教育经济学的词条释文中也作出基本相同的表述。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是双向的，既包括教育对经济的作用，也包括经济对教育的作用。这种观点指向的是宏观上教育与教育的外部即经济的相互关系。

2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的学科。这种意见反映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将经济学，尤其是投资经济学移植到教育经济学中的表现。同人类的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一样教育需要一定的人、财.物资源投入，教育也可获得一定的产出，表现为受教育者知识、技能、能力的增进，价值观的形成等，这种资源投入与产出也就是教育的成本与效益。

3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教育资源如何配置。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科恩在他所著《教育经济学》中指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不管是用货币与否的情况下，人和社会是如何选择使用稀缺的生产资源及在社会各种成员和集团中进行(特别是通过正规教育)各种训练、发展知识、技能、智力和品德等等。这种表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在教育经济学中的移植。西方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上述三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内容所作出的概括。应如何确定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呢？笔者认为恩格斯关于科学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科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的排列，因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恩格斯将物质运动形态分为物质、机械、化学、生物和社会运动五类，与此相应，有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五类。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客体是教育中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教育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既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也有别于人类社会运动的其他形式，其本质的规定性在于传承和传播人类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以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教育所采取的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依次为父传子、师徒制、近代的以班级和学校作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学校教育，以及与之并存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种职前和在职培训等等。

教育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同人类社会其他运动形式，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管理、乃至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与教育相关的人类各种社会活动，都有其独特的运动形式与规律。与此相适应，与教育会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便逐渐形成。

在人类社会各种活动或运动形式中，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同经济活动密不可分。从教育的外部关系看，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教育的需求与供给、教育的结构与规模、教育的增长速度，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同时，教育对经济也具有与日俱增的作用。从教育内部来看，教育中也存在着经济活动。教育的进行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也可获得一定的产出：受教育者知识、技能、能力的增进，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观、品质、道德的形成等。教育中同样存在着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的问题。但教育中的经济活动，既有经济活动中的一般规律，也有其不同于一般经济活动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既然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中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它所用的基本工具，应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对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作出如下的规定:“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发展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学。前述不同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表述，都是正确的，都暗含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区别在于他们强调的着重点不同。第一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外部关系中同经济的相互关系;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内部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第三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资源如何在教育内部有效配置。

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和逻辑体系是该学科研究的客体运动规律在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反映。教育经济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同人类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由于受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制约或影响，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呈现出纷繁的运动形态，再加上人们主观认识的差异和发展，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教育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不尽相同，并在不断发展。但是当我们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并对其运动规律有了初步认识之后，仍然有可能对其内容和体系作出粗浅的概括。

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曾将教育经济学的内与效益;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如果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借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尝试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作如下的架构:微观或学校教育经济学:包括教育的需求与生产、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的“市场”结构、教育的组织与治理结构;宏观教育经济学(或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经济学）包括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财政与教育财政制度。这种概括极其粗浅，目的在于抛砖引玉。

三、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最一般意义上说，指的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技术和手段。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法与手段所达到的对客观世界抽象地、系统的认识。当一门科学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及研究的特定目的确定以后，研究方法就成为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正确的方法论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工具，它关系着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也关系着各项研究的成效。因此，在科学与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专门探究研究方法的方法学科，包括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

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世界观层次的基本方法，二是各学科的具体方法。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应是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学科研究中的具体体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客观实践作为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人们的认识也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一次终结。

作为各学科的具体方法，在上述基本方法论基础上，取决于各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不同，人们必须按照对象的特点，采用能够充分认识对象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方法。通常人们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几大类。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人类的精神现象。他们各不相同，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例如，自然现象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可重复的、无目的的，而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则是复杂多变的、不可重复的、有明显的目的性。因而其研究方法各不相同，自然科学易于做到“价值中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难以做到。自然科学广泛使用实验仪器设备等物质手段和实验方法，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往往“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诚然，这些区别是相对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他们之间也呈现相互交叉。

教育经济学是从经济学分化出来的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教育活动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基本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有西方经济和经济学方法。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不同学派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也有各自的具体方法。这里只对现代经济学常用的基本方法作一概述，包括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最初来源于西方科学哲学中孔德主义和库恩的规范主义。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的问题，研究经济体系实际是怎样运行的。它作出经济行为的有关假定，对行为的后果作出分析和陈述，并以各种方式对结论进行检验。它力求说明“是什么”的问题，而不回答‘应该是什么”。规范分析回答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研究经济体系应该怎样运行。它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提出行为准则，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准则。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进行价值判断，前者主张摆脱价值判断，后者主张价值判断贯穿始终。二者的联系表现在，规范分析要以实证分析为基础，规范分析的演绎前提和结论，必须通过实证分析的实践检验，而实证分析要以规范分析为前提。经济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还在于改造世界。实证分析的问题，来自于规范分析，而且为规范目标服务，实证分析中推理的“逻辑取向”也是由规范分析规定的。因而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通常将两者结合。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方与量的对立统一。质总是有一定量的质，一定的质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量总是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一定的量总是和一定的质相联系。一定的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质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质又以一定量作为必要条件，量变超出数量界限，质就会发生改变。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总是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和精确化。定量分析必须借用数学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分析、经济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数学方法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和表达工具，它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如果离开质的分析，它将成为一种数字游戏，而且许多经济问题难以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和静止的统一，既有相对的稳定，又处于运动之中。因此，在经济研究中，应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合起来。静态分析，是对某一时间和空间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观察其水平、规模、结构、特征等。动态分析，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观察其变化的方向、趋势和速度等。二者互为前提、互相补充，区别在于动态分析加进了时间因素。

经济学中由于具体研究对象不同，分别采用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的方法。个量分析以单个经济主体为分析对象，其特点在于舍掉复杂的外在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经济活动的特征与规律。总量分析以国民经济总体为对象，假定制度不变和个量不变前提下，研究经济总量(或宏观经济）的运行特征及规律。经济活动的个量与总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个量是总量的基础，但总量并非个量简单的相加，个量总是受到总量的影响和制约。二者的争论实质是经济学中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至今未有终结。二者各有优势，又各有局限。在现实研究中，要将二者结合，才能对经济现象及其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在经济研究中常常用比较方法，包括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比较。规律总是存在于大量现象中，只有从大量的现象中才能找出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比较的方法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比较不是现象的罗列和介绍，而是要找出其异同、约束条件和共同的规律。同时，比较中的简单化的罗列现象和简单化的比较，其结论没有什么价值。

由于教育中的经济活动同经济领域中的经济活动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时，应考虑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同时，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中，研究的具体对象和问题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四、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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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参考文献

[1][美]唐·埃思里奇.朱纲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l.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廖士祥.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社会利学院出版社,1991.

[3]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ml.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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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02.045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2-0097-02

1　关于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1）统计学专业主要包括一般统计和经济统计两类专业方向，培养具有良好的数学或数学与经济学素养，掌握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和经济、管理部门从事统计调查、统计信息管理、数量分析等开发、应用和管理工作，或在科研、教育部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2）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受到比较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基础应包括：数学基础、经济学基础、统计学基础和计算机基础；注重融合贯通，指导学生将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合理地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具有应用统计学理论分析、解决该领域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突出定量分析，即培养学生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数量分析能力。良好的定量分析能力，是统计专业学生区别其他专业学生的一个显著性的标志；能熟练使用各种统计软件包，有较强的统计计算能力；通过大量的实验教学，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具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和协调沟通能力。出色写作基础和协调沟通能力能够捉供信息和进行交流，是发挥统计作用必不可少的条件。

（4）对于统计学来说，能熟练地运用计算机分析数据，是统计学的基础。计算机的发展使得复杂的数据计算变得简便快捷，成为统计计算的重要工具。如今，随着使用计算机以及网络的普及，使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变革，信息传递的质量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统计学的发展不能离开计算机。所以毫无疑问，应当培养学生学习相关的计算机科学知识。包括数据结构、程序语言设计、程序设计方法、数据库系统的开发与管理、程序设计等等。我们也应当扩展课程设置。

（5）在学生已具有一定英语基础之上，开设统计专业英语要求学生掌握常用的经济和统计词汇及基本表述方法。一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英语创造一个环境，使学生不因通用英语课程的结束而荒弃英语的学习。另一个方面，通过专业英语的学习，为学生在阅读和翻译经济，特别是统计著作、文献时扫除障碍，为毕业论文写作和继续深造打下基础。

（6）了解与经济统计、金融统计、生物统计或社会统计等有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某一领域的基本知识。统计学与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工程等学科的结合因数据处理和采集的方法具有多样化，统计分析方法也相对复杂，专业化统计学的应用不仅要提高理论统计学的基本素质，还要注重掌握经济学的理论、金融学理论、管理科学的理论与计算机的技术方法。统计理论与应用的紧密结合显得比以往更为迫切，更加重要。就拿统计学与金融工程来说，就属于交叉性学科，其中投资分析与风险管理两个方面就涉及到了统计数据描述和推测统计学。无论哪个方面，金融工程与统计学都是密切相关的，金融分析离不开统计，目前注册金融分析师在中国需求量很大，但是只有传统的金融理论、金融制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注册金融分析师对数量技术要求很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统计的知识；固定收益证券分析，权益证券分析几乎都需要用到各种统计方法。据报道，中国本土金融分析师极度缺乏，但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市场对注册金融分析师的需求量又很大。因此，培养具有统计专业能力的复合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2　关于统计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专业课程设置是专业培养目标决定了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课程结构从很大一部分意义上讲将决定学生的知识结构。因此，在确定好研究方向和培养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课程设置的问题。统计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首先要与所确定研究方向一致，其次要能够实现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所以，不同的研究方向下的课程设置是需要有区别的。但无论什么研究方向，其专业课程都应包括以下5大模块：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人文、自然科学类素质课程。各高等院校可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综合社会等各方面对统计专门人才的需求情况，开设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课程。

3　关于统计学专业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决定了怎样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问题，并且决定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无论何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都2个问题：①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②用怎样的教学手段来达到较好教学效果。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更新教学方法，促使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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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篇（5）

下呼吸道感染是临床常见病，治疗上主要以消炎抗菌为主要手段。近几年，抗菌消炎药种类繁多，普遍具有广谱性，怎样在众多的药物中选择高效经济的品种，为患者及家属找到一种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是广大一线医务人员面临的课题。头孢呋辛钠为第二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头孢曲松钠本品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两种药物都具有广谱抗菌性，对下呼吸道感染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但是从经济高效的角度考虑，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研究两种药物的疗效和经济成本，为治疗下呼吸道感染提供科学的用药参考，形成高效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2010年2月—2012年1月我院收治的110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用药不同分成2个组，使用头孢曲松钠的患者为A组，共有55例；使用头孢呋辛钠的为B组，共有55例。A组患者采用头孢曲松钠静脉滴注，每天120mg/kg—200mg/kg；B组患者采用头孢呋辛钠静脉滴注，每天120mg/kg—200mg/kg。患者年龄在18岁—7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8.23岁。患者住院时间平均在5.5天，两组患者的年龄和住院治疗时间，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1.2 治疗与分析方法 将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按照用药不同而分为两组，分别采用上文所述两种药物对患者的下呼吸道感染进行治疗，其中肝肾功能不全者、青霉素过敏者不在抽选范围内。对患者治疗期间的疗效和痊愈时间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比较，包括痊愈效果，治疗成本的经济性。

1.3 疗效评价 将患者治疗的疗效，按照相关标准规定分为痊愈、显效、好转、无效四个等级，其症状分别为痊愈：患者体征及各项实验室数据均正常；显效：患者感染症状有较为明显的好转，但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治愈；好转：患者体征有变化，但是不能确定为显效；无效：经过治疗没有改变。

2 结 果

对患者下呼吸道感染应用头孢曲松钠与头孢呋辛钠治疗的总有效率分别为96%和95%，期间产生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在药物成本上，差异较大，分别为1226.40元和1560.30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 论

急性呼吸道感染无论在门诊或住院病人中均为发病数最多的疾病。据我国7大城市18大医院的门诊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成人感冒病原调查以鼻病毒占第一位，而儿童中鼻病毒仅占10.7%，至于小儿呼吸道感染病原调查以腺病毒占第一位（40.8—47.9%），是临床最为常见的内科呼吸道病症，常常给患者带来很大痛苦，也给家长带来很多麻烦，而且这种病症有反复发作的特点，不易治疗、不易根治，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很多，疗效都很明显，但是药物价格以及治疗方案的确定，却可以导致家属的经济负担有所不同。所以医生要保证患者既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和最高的疗效，也要保证家长最轻的经济负担。用什么药物、采取怎样的治疗方案，是治疗下呼吸道感染过程中，医生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人们看病就医的费用依然是百姓的一个重要负担。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家属的经济负担，就要从经济成本上考虑。研究药物经济学，是提高治疗效果及减少经济成本的理论基础。我们所说的药物经济学是指药物治疗对保健和社会生产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分析。本研究中，根据药物经济学，对照了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的经济学成本，这样的研究结果，对于下呼吸道感染的治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为下呼吸道感染的治疗方案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用两种头孢类抗生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在临床上的治疗效果无大差异，但是在经济学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别。通过本组资料的研究，笔者得出一个结论：头孢曲松钠比头孢呋辛钠的成本少，效果相同，更经济。对两组病例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两组的有效率都在极高水平，所以应该从经济学角度去制定治疗方案，以有效性和科学性为主要的制定目标。本研究中，A组的治疗方案很显然是很科学的，保证了治疗效果和经济成本最低。符合药物经济学原则，治疗方案更具有前瞻性，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偏差，针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工作能力等方面，只有估计，因此难以保证完全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蒋云，周丽芳.3种药物治疗支气管肺炎的成本—效果分析[J].中国药房，2007（11）.

[2] 袁浩宇，季平，石庆平，林勇，易红，李彬.头孢美唑和头孢哌酮治疗下呼吸道感染的成本—效果分析[J].中国药业，2010（09）.

[3] 沈丹，吕娟丽，刘洋，李冬梅.两种头孢菌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的经济学评价[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9（04）.

篇（6）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非参数回归；虚拟变量

1.引言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直接的提升作用；（2）投资加大原材料以及生产设备的需求，带动相关的内需，从而带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在表现经济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时具有明显的不足，正是在这种状况下，非参数模型估计应时而生，能比较准确的表现出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时变关系。

非参数模型估计在最近几年的计量经济学发展与应用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的重要起来。它改善了传统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不足，使得我们可以对那些未知分布的模型进行处理，给计量经济领域带来了观念的改变。

本文根据计量经济学中的模型估计理论，分别建立了线性参数预测模型以及非参数回归预测模型，用以预测回归模型以及进行模型参数的对比分析，比较这两个模型方法的预测结果，区分出他们的优点与不足。

2.非参数模型概述

2.1非参数模型的介绍

设：Y是被解释变量；X是Y的解释变量，是影响Y的一个因素；给定独立同分布的样本（Yt，Xt）（t=1，2，…T）可以建立非参数回归模型：Yt=m（xt）+et=1，2，…（1）

其中，函数m（.）称为回归函数；为随机干扰项，它反映的是除解释变量外，其它影响被解释变量因素（可观察或不可观察）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当然也包含模型的设定误差。

3.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对比分析两者模型的区别。选取数据的年份为1980～2013，运用R语言来对模型进行拟合以及检验预测。

3.1参数回归方法

回归分析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析工具，本文先是根据OLS估计原理对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og（gdp）=2.876+0.812*log（i）

R2=0.994t=73.516DW=0.32

该方程衡量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的关系。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模型的拟合较好。回归式中的系数估计值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能源消费大约增加百分之零点八三，从统计意义上看，回归系数是显著的。然而从图1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线性拟合来看，拟合的效果不是非常好，尤其是在1991年附近，图中出现了拐点。另一方面，杜宾沃森检验值的结果比较小，这就意味着模型中存在序列相关性，而且序列相关会对模型的估计准确性以及预测精度产生影响。

3.2非参数回归方法

非参数回归模型广泛的应用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分析预测中，它的主要特点为：（1）对回归函数的形式没有具体的要求，因而非参数回归得出的结果往往更加具有普遍性。非参数回归模型相比于经典的线性参数模型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拟合效果。

4.结论

我们分别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非参数回归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结构进行了比较与研究。对比两者得出的结论，非参数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预测精度具备更好的效果。这可以主要归因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变动，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投资力度也不断发生变化。而应用参数回归模型对经济进行预测，预测值的误差会有点大。然而，运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则可以避免了单一趋势的简单做法。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解释：（1）参数回归是利用连续的线性进行外推预测；（2）线性回归模型选取的样本数据量有限，在缺少样本信息的情况下得出的回归系数并不是那么可靠，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反过来看，非参数回归需要的样本量比参数回归所需的样本量要大很多。虽然在较小的样本条件下使用分参数回归就会出现过度拟合的情况，这个问题很难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处理；但是我们更希望数据自身更加符合实际、有更小的偏差，因而非参数更加符合实际问题的需要。

拟合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影响，1980年到2000年之间，呈现的更多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0年之后，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逐渐凸显。这恰恰反应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调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我国一直在努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开始显现它的不足与非持久性，所以必须科学处理固定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继续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努力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要通过拉动内需来带动GDP的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因此，要努力的带动内部需求，重视多边贸易的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强化经济内生动力，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金全、于惠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1）：26-29。

篇（7）

说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向物理学等所谓的“树干”科学的靠拢，表现为去哲学化或去形而上学化的与树根的分离。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以卡尔·波普的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观为基础向“树根”回归的努力。

罗宾逊夫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国剑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她有过三次革命性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没有颠覆传统的看法或结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因此，尽管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谦虚地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为不完全竞争“为置身于荒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补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和资本理论的争论使罗宾逊夫人确立了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所以，罗宾逊夫人是“革命”，而非仅仅止步于“突破”。罗宾逊夫人本人也认为她是“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扫除。抛弃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度量的量以及无法定义的概念，并重新建构一个分析基础”。

《经济哲学》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春季大扫除”。

《经济哲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书由罗宾逊夫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虽说罗宾逊夫人在书中使用了非技术性语言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但因为该书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检讨从斯密到马克思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罗宾逊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异端》则从历史演变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了检讨），所以读者必须首先具有古典正统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才能完全读懂该书。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文化与价值》），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系都要有一组规则，一种能对经济体系进行评价的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于个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罗宾逊夫人的形而上学讨论由来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场两个剑桥资本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形而上学争论。虽然两个剑桥争论的对象是资本，但从那时以来，资本就没有再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过，并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为无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学概念解决形而下问题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经济学分析中失去了踪迹。贴近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当今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逊夫人的身份日渐复杂，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逐渐模糊，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形象日渐显现。

表面上看，两个剑桥之争表现为同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两个学派对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其实质，却是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虽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组成，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罗宾逊夫人主张从分配入手，对价值、效用以及积累和发展等进行概念式分析，以解决现实问题。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罗宾逊夫人不同。萨缪尔森也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萨缪尔森是根据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以及消费倾向等因素来探讨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径。因此，使用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现实进行干预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国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主题。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经济学家基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经济分析指向。

在罗宾逊夫人眼中，“历史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旧的（经济学）讨论马上就成了问题”。因此，经济学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重商主义关注的是海外贸易商人，斯密的经济学虽然从批判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调开始，但和李嘉图一样，捍卫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则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到了马歇尔，基于贷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阶级成了理论的主角。鉴于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去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从魁奈开始，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就是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斯密只不过将这幅中世纪图景改成了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三个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指出，“确定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罗宾逊夫人认为李嘉图的阶级讨论比斯密纯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支出时间决定，不过商品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相等于满足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润，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用进口廉价粮食的方式压低满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价格和地租。

很多人据此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是回归李嘉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是回归斯密。理由很简单，罗宾逊夫人重视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图的分配为分析起点；新古典综合则以斯密的分工为分析起点，重点讨论分工以及专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交换的均衡。但这里有个矛盾。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她的经济学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基于这种观念，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功利主义者李嘉图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关系”。正统经济学承续李嘉图分析，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虽然道德问题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既然正统经济学告诉人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么，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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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在罗宾逊夫人看来，正统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本人的学说与正统经济学的斯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上看，与其说罗宾逊夫人回归李嘉图，不如说罗宾逊夫人回归到了真正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斯密理论。

但是罗宾逊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对剩余产品在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的讨论，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猎人以鹿交换海狸所做的关于价格与交换的讨论。在罗宾逊看来，斯密的这个“自然价格”不太自然，应该是有了交换才有价格；有了专业化分工才有交换；有了有组织社团才有专业化分工。“自然的”技术成本根本不能脱离组织生产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地决定价格。因此，斯密根据原始条件下“自然的”劳动耗费（时间）比对而产生的互利交换决定的分工，显然不符合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认识，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中性科学，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驱动。从价值观念向效用概念的发展，就不仅仅反映出经济学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论的演变和发展。

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众所周知，消费者带着收入进入市场购买效用。他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花费在一种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有理性（他们当然有理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将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预期从购买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效用增加）和节省一元钱的预期效用的边际效用均等化，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总效用。理性人都这么做！

但麻烦来了。因为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而从这里推出的逻辑是：我们手中全部收入能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钱总是用来花费的），一定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断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马歇尔就说：“对一个富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悦和满足，比一个穷人要小。”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平均主义最符合经济学原则，再往下推，富人们都把自己的钱转给穷人好了。正是因为如此，威克塞尔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的革命纲领’。”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觉得“享受能力是进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标志”。帕累托则认为，将不同的效用加总计算，从而证明一个富人花费一元钱得到的效用小于穷人的做法没有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对效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干预经济体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凭空消失，就证明了工会和累进税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公平原则的正确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逻辑也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每个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将每一先令的边际效用均衡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他就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论，对每个个人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自利的行为。“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斯密，但却是“与教授们所解释的斯密学说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揭示的是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

虽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方法成为一时之时髦，并引发了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但实用主义的美国经济学显然已经不耐烦这种思辨经济学。杰文斯早就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一定是数理科学。萨缪尔森也认为，在牛顿时代之前，运用数学语言的科学就已经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理论。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尘埃逐渐分离扩散形成不同的星体那样，经济学逐渐远离思辨传统，走上了唯科学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威克塞尔针对瓦尔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自由竞争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使用数学公式表达了他认为当时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们使用普通语言无法表达的观点，就认为他已经对他们未曾注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证明，基本上是一种可悲的看法。”罗宾逊夫人却认为，虽然使用代数非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x与y之间的对称关系稳定而且和谐，但数学轻而易举就完全抹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

或许这就是罗宾逊夫人从正统变成非正统的原因。

篇（8）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InformationandEconomicAnalysis:aPerspective,TheEconomicJournal.

②JohnF.Muth,1961.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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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研究意义

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对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库恩定义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

库恩认为类似哥白尼地心说、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重大科学成就的出现是范式确立的标志。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1)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2)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这两个特征又决定了范式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学科进入了常规研究阶段，即该领域的研究者根据构成范式的公认理论，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进行常规性的研究，不断增强该学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并拓展其应用领域；(2)范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识选择的基础。人们把范式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科学及其发展演变的犀利工具。西方经济哲学界普遍用范式的观点考察经济学，这种做法在以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为代表的经济哲学家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斯密(Smith，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为经济学建立了公认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李嘉图、西蒙第斯、萨伊、穆勒等成为斯密的追随者，他们有的进一步完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李嘉图)，有的将经济学条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则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尔拉斯)，逐渐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发展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在常规研究中，总会遇到用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外现象”，一般来说，研究者开始是采用忽略它们的办法来回避问题，库恩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选择”，即研究者认为反常现象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畴。当反常现象日益积累以后，现有理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研究者们就不得不对范式进行调整，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完成了经济学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转换。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个体动机与地理区位的关系，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后来的区域经济研究脱离了这种研究范式。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强调个体动机，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然后通过消费者均衡和厂商均衡分析来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近代以来，主流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后来的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都十分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微观均衡分析。

在认识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强调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忽视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区域经济学起初没有将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将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作为观察的重点。例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企业选址问题，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实用主义特点。区位论和区域科学利用经验研究的结论作为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的主要工具，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有密切的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经验验证，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性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基础上的归纳法。区域经济学关注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区域政策建议。区域经济学观察到产业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通过经验研究来寻找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相关性，但不去解释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联系。主流经济学认为必需解释这种联系，并且认为这是区域政策能否获得预期效果的基础。主流经济学重视理论的演绎，强调以精炼的模型来揭示经济运行整体现象背后的个体理性动机，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即计量研究是对理论假设的验证，但理论假设并不直接来自计量研究。艾萨德注意到了这种区别，指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验证的假设和理论。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的原因是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在政策供给方面，区域经济学从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历史相关性出发，而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个体对空间资源的需求动机出发。

就对市场经济系统的整体认识而言，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能自我调节的体系。即在主流经济学的视角中，市场经济具有自组织的特征，所以强调个体选择。区域经济学在传统上更倾向于将区域经济系统看做是可以运筹的他组织系统，所以强调整体的最优布局与结构，但是其运筹的结果有时与个体理性选择相悖。

3、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意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缺乏分析空间问题的建模工具，区域经济理论又不能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来解释空间布局与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关系，随着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严谨，对区位理论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学术的。区域经济学利用实证手段发现了空间经济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场潜力模型绘制了美国的市场潜力地图，证明高市场潜力与产业集聚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因为对产业集聚的内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这些研究无法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直至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造成了区域经济学应用的困境――区域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往往基于经验公式，在微观动机和市场结构转移的经济机理方面的分析却是空白，而数量众多的没有统一逻辑内核的经验公式，有时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均衡结果，但是没有将理性选择置于特定的区域之中，这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而区域经济学则在分析特定的区域经济问题时对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加以忽略，这也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只有将两种理论范式统一起来，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区域经济分析。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演进

1、杜能的开创性贡献

杜能(Thunen，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设想了一个位于匀质平原上的孤立国，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给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杜能认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是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必须能偿付成本与运费。当耕作成本一定时，离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创建了农业圈层理论，推论出决定各地区农业布局最佳类型的是级差地租。杜能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加以理论化和体系化，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广到了其他的研究领域。

由于空间既被看作是一个经济物品，又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杜能的分析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便是双重的，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来的几位贡献者更具有相关性和普遍性。尽管杜能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却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论作为基础。在艾萨德努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尝试将杜能的理论与均衡分析相结合。

当人们对杜能的假设前提做认真的分析时，一种逻辑追溯却遇到了难题：在匀质的平原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什么不是分散交错地分布着，成为分散的“后院资本主义”形态，而是将工业集中在城市里面?显然，杜能认为工业生产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从杜能的理论出发，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发散

杜能回答了生产是如何扩散的，但是人们还需要知道生产是如何集中起来的，所以杜能的区位论只发挥了“一半的作用”。这样，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就不足以支持区域经济学整个领域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发散状态。除新经济地理学以外，区域经济学有6种理论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问题；地理几何分析形成了工业区位理论，分析企业及产业区位选择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问题；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别；当地外部经济理论揭示了聚集经济效应；积累因果分析发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进一步为上述研究结论提供了实证。

(1)基于地理几何分析的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

19世纪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布局和产业迁徙问题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劳恩哈特(Launhardt，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韦伯(Weber，工业区位理论，1909)系统地表述了工业区位理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为目标，从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合理布局的过程。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地提高了生产率，许多产业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学开始研究市场中的非竞争因素带来的问题，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市场区域划分问题。

费特(Fetter，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1924)提出贸易区边界理论，他假定有两个生产地，根据两地的成本和运输费用的不同，利用等费用线方法，得出两个生产地贸易范围。如果两个生产地各自的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以及其他条件均相同，则两地的贸易区分界线是一条位于中央的垂直线；若两地的生产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生产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如果两个生产地运输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运输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国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质性，一定的生产地必将产生一个适当的城镇，这个城镇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它向周围地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服务中心的理想服务区是圆形的。当一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之间会出现间隙，要弥补间隙，圆形服务区就会局部地重叠，圆形服务区就转变为六边形的。这样，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的多级六边形图形。

廖什(Losch，区位经济学，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廖什认为，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企业之间形成了空档，圆外有消费者不能得到供给，在竞争中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档被新的竞争者覆盖，圆形市场被挤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

(2)基于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论

俄林(Ohlin，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认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需求方面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二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状况，分配影响收入，从而影响到需求。供给方面也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给，即要素禀赋状况；二是生产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决定了商品生产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决定要素密集的性质。这造成了国内外各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俄林的理论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许多区域发展规划事实上都是以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制定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是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俄林的理论不能解释技术手段对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创新，例如，依照传统的判断，以色列并不是一个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但是现代设施农业技术却造就了以高附加值农产品为主的现代农业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拥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去甚远。

(3)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缪尔达尔(Myrdel，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1957)的“累积因果论”指出市场力的作用在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与那些发展缓慢的地区相比，它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遏制困难地区的发展，使不发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经济发展战略，1958)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与缪达尔的理论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理论”。根据“核心与边缘区理论”，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变这种情

况，就要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有目的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普里德(Pred，1966)把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分析。

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关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依旧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却依旧不能吸引投资，而有些企业却将原材料运输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生产。

(4)基于社会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社会物理学是指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预测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与周边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奥尔巴赫(Auerbach，1913)构建了城市规模的位次一规模法则。社会物理学的典型应用是运输网的规划――由于对产业集聚的机制无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无法把握运输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场引力模型等在运输网络规划中有用武之地。运输基础设施的供给常常面临尴尬的局面――要么是运输供给严重短缺，要么是运输供给明显过剩，对运输量的预测似乎从来没有准确过。社会物理学为产业集聚和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实证。将社会系统看作是物理系统，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隐含了城市间作用的对等性假设，但是区域或国家间的贸易和运输常常是不对称的。

(5)以区域外部性为基础的研究

马歇尔(Marshall，经济学原理，1890)把产业集聚归结为三个要素：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即中间产品投入；三是技术外溢。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通过合作获得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一方面指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企业可以通过垂直关联实现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沟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水平关联控制二级单位的产品质量等。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驱动，形成了企业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冲突，城市规模由此给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论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有希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但是洛杉矶这样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现以及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具有产业协作关系的城市群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

3、统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努力

艾萨德(Isard，区位和空间经济学，1956)注意到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散性，基于古典区位理论，他将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进行整合，把区位理论研究的问题归结为：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区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对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中，艾萨德的工作结果被称为区域科学。区域科学从未胜任过艾萨德所设想的角色。新城市经济学(Jacbos，城市经济，1969)把空间分析纳入经济学的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

4、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范式的确立

研究范式的发散使区域经济学研究在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尝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区域经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统一，这是区域经济学30年以来的最大突破。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必需解决三个问题：规模收益递增、竞争的非完全性和对运输成本的处理。规模收益递增是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马歇尔曾经论述过规模报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有很长历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垄断竞争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基础。运输成本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对运输业的许多问题都难以做出解释。所以克鲁格曼假设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引入一个单独的运输业。

1991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聚集和产业集群的论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上，并且他认为以往的区域经济分析恰恰是因为没有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手段，所以对产业的聚集与发展规律缺乏解释力；新经济地理学派设计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一模型”，将产业集聚的个体理性动机归结为规模收益递增，而后又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克鲁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将以往那些发散的区域经济理论聚合起来加以解释。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更接近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必需考虑的关键因素――运输费用与边际产量的比较、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级差地租等，这些或多或少地隐含了边际成本、规模收益和空间资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杜能的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有更大的影响和被挖掘的潜力。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运输对市场范围的影响，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的结论。但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间问题，库恩将这种情况解释为“知识选择”，因为自斯密起，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中就缺乏对空间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供给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不同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别。但是依旧不能解释产业集聚的微观原因，为什么生产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的区域，而是会积聚到某个或某些区域呢?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描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用极化效应来解释区域发展的差别。后来以区域比较和积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研究日益具有规范经济学的特征，进而成为区域经济政策供给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使区域经济学在整体上带有显著的政府干预特征。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区域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是区域经济学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

济地理》一书中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区域发展问题。1999年，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发表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集群和聚集经济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和分析了经济集聚，这部著作获得了多项经济学奖项。

在艾萨德的努力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以后，区域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似乎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克鲁格曼等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强调相互交换产品和劳务的企业和家庭的分散决策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第一次真正能够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将需求、供给等市场参数表现为空间因素的显函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学是一个使用较为混乱的术语，在传统上，它是指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描述，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随着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这一术语有时和区域经济学相混淆了。

在新经济地理学逐步确立的同时，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在对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做出努力。巴罗(Barro)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微观基础，在和沙拉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巴罗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过了区位的作用，他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别，研究范式是古典主义的，对产业集聚的解释归结于交易费用理论。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1980年出版了《竞争战略》一书，建立了他的企业竞争力理论。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了钻石模型。波特在理论范式上可以认为是产业经济学的成功应用。

三、区域经济学应用的拓展

1、主流经济学赋予区域经济学更强的解释能力

主流经济学推进了区域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进展，这表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始趋于集中，这很可能是区域经济学今后发展的趋势。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都是区域经济学经常使用的理论工具，但是在理论范式呈现发散状态的时候，这些理论也是发散的。由于不能将这些理论工具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上，整个区域经济学更像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仪器。当一国的经济中出现“问题区域”的时候，基于空间分析的区域经济学并不能给出正确的解释，当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也就出现了停滞。主流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进行的整合导致了区域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使其能够依据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对区域差异、产业集聚做出解释。

在本质上，经济是全部社会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区域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具有显著的规划性，即从规范经济学的视角先行定义最优模型，然后确定区域发展目标，并主张利用政府干预来确定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个体理性选择的总和往往和政府规划相去甚远，对这种情况不能做出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学逐渐沉寂的主要原因。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供给产生新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具有“政府干预经济学”的特征，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应用领域，国内区域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有向“问题区域”倾斜的趋势。

在对问题缺乏根源性解释的情况下，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区域问题诊断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也就会处于被质疑的地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许多的政策性建议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将政府置于对经济实施“强干预”的位置。这往往是由于规划模型缺乏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对政府干预后形成的市场结构变化、规模报酬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均衡状态的迁移缺乏准确的预见性，政府的干预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而言，主流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明显的区别。区域经济学通常主张对区域经济，特别是基于区域经济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全面规划，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系统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经济学则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对市场参数的调整来限制企业的决策，这已经属于经济规制的范畴。由此可见，一旦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便与区域经济学在逻辑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给层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论选择。

3、与主流经济学范式趋同的启示

区域经济学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结果是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会更加全面。区域经济学不再仅仅简单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而是能够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制度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要素共享机制、社会运行效率等多个层面对区域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解释与规划。将过去的片面的运输费用和比较优势分析转化为一种对区域经济的全方位的“扫描”。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形成严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库恩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主干和诸多分支学科由于具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因此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趋同，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区域经济学所用，使这一学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篇（10）

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原北京大学校长曾说过：“学者不能离开统计而研究，政治家不能离开统计而施政，企业家不能离开统计而执业。统计学是一门系统的论述统计原理和方法的科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解释和推断的科学。是各行业调查整理分析数据所必须使用的一种重要工具，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统计学被各高校很多专业设为必修课程。但从教学实践看，统计学是难教和难学的课程，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兴趣远不如专业课程强，学到的统计知识不能主动灵活地应用到后续专业课中，并未达到开设这门课的目的和要求。

1 统计学教学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没有先导课程的学习，统计学变得难教和难学。统计学课程的先导课程包括概率论、数理统计等数学基础课和经济学、管理学等经管类基础课。而很多高职院校由于学制短，根本没有办法开设上述基础课而是直接开设统计学这门课。由于学生没有数学和经济学的基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一些统计数据的处理公式老师讲授起来比较困难，要给学生花时间补充一些必要的数学知识，学生学起来也比较困难。

1.2 统计学教学目的针对性差，学生学习热情不高。非统计专业开设统计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统计理念，能够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将统计方法运用到相关领域，并让学生掌握运用计算机进行一些简单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基本技能。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在统计学课程教学中仍然以教材为主，主要讲授统计理论，统计实践的内容基本不涉及。教师比较注重概念的阐述、数理推导。而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理论性的内容讲多，实际的案例、操作自然就无法得到深入的学习，同时，在实际教学中，统计学的教师大都是来自公共课教学部，教师通常不分专业，统统使用一个版本的教学资料，包括教材、教案、教法，教师没有做到因专业施教。在此模式下，学生或许学会了怎样计算平均指标、发展速度、物价指数等，但对统计学的真正意义根本无从理解，更别说统计实际应用能力的提升。大多数学生在完成考试之后，头脑中除了几个名词术语之外，很难有太多内容留存。统计学作为对数学基础要求比较高的学科，概念多而且概念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公式多且计算有一定难度，尤其在抽样推断、回归分析部分，更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对其中的抽象理论和繁琐的计算，学生学习起来也比较困难，目前大部分统计学教学中缺乏对一些专业统计软件的介绍和学习，这也导致学生在学习一些需要大量复杂计算统计学理论时产生畏难情绪。在统计学课程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在模糊、似懂非懂的状态下学习课程，往往不能正确地运用所学统计理论知识处理相关专业问题，学习热情自然不高。

1.3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对老师依赖性高。大多数大学生没有及时改变高中形成的学习方法，仍然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大，被动听课、完成作业，仅依靠教师讲授的单一途径获得课程信息，学习方法单一，自主学习的能力有限。

2 改进的措施

2.1 必要的数学知识的准备。因为很多高职院校的统计学都是在第一或者第二学期开设，学生的数学基础还是停留在中学的水平上，不能满足统计学教学的要求，因此在课时量不变的前提下，前十个学时学习统计学里面的必要的数学知识，磨刀不误砍柴工，有了必要的数学准备，在备课的时候再精心准备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统计知识点进行讲解，这样学生学起来会感觉比较简单，老师教起来也就变得容易了。

2.2 统计学教学内容应重实践淡理论。统计学是一门应用基础学科，为许多学科提供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必须用于分析现实的经济、管理问题才能体现其价值。因此统计教学内容应侧重于教会学生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必注重统计理论的演绎过程，应增加统计学应用领域和研究对象广泛性的介绍。并且在讲授统计学的内容的时候有意识地将统计方法的讲授和相关专业领域的内容相结合，注重统计方法在相关专业领域的应用。

2.3 引导学生改变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统计思维习惯。大学和高中在教学方法上有本质的区别，高中是填鸭式加上训练而掌握知识点的，而大学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多注重学习能力、思维习惯的培养，教会学生在知识更新迅速的时代，获取新知识的方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授课时，不仅要讲某个部分的内容，还要讲知识体系，教会学生将学过的知识点串起来形成知识的“网”，做到游刃有余；要引导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知识，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关注经济新闻，及时了解相关专业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知识。并且培养学生们逐步学会自觉地用统计的眼光观察社会，发现问题；用统计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建立起统计思维，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2.4 增加软件的讲授课时。我们知道统计学是要整理调查得到的大量的数据，这要用到统计软件。介绍常用统计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统计学教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以根据不同专业学生计算机运用能力及实验室条件，讲授sas、spss 和excel 的运用方法。在课堂讲解的基础上，安排学生6～7次上机时间进行实际操作、消化。

2.5 考核方法的改进。很多高职院校的统计学这门课程的考核方法是平时作业（满分100分）的30%加上期末考试成绩（满分100分）的70%的和作为最后的考核成绩。应该改进这种以笔试为主的考核方式，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核，建议以笔试为主的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50%；撰写分析报告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和综合分析的能力，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参与意识，根据经济现象写的分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0%；平时作业可以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20%；反映学生的统计软件应用水平的考核占总成绩的10%。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非统计专业的统计学教学应结合自身特点，注重对学生统计习惯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统计和实践结合能力的培养，重视统计教学的改革，以提高学生应用统计学的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太平，许青.高职高专经管类非统计专业统计教学研究[j].南昌高专学报，2006（5）.

[2]曾五一，肖红叶，庞皓，朱建平.经济管理类统计学专业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j].统计研究，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