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精神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建筑精神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

篇（2）

建筑装饰作为建筑的组成部分，以其形态的直观性、结构的独立性、内容的广泛性和文化同构性，在表述社会文化内涵方面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建筑装饰艺术所表现出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往往渊源于人们所寄托的思想感情，这也就是它独特的人文性。当然，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在装饰承载着社会的人文精神的同时，这种人文精神反过来也影响了建筑的表现形式。

一、对人自身的反思

我们已经知道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主张以人为尺度和标准来衡量一切价值。所以要发扬人文精神首先就是对人自身的研究探讨和哲学反思。它的内涵丰富，包括人的信仰、理想、道德、情操、审美及思维方式等许多方面，着重体现在建筑装饰中的则是人的审美意识的擅变和人本回归的精神。

1.当代审美意识的嬗变和建筑装饰的多元异化趋向。因为当代美学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加强，使人们认识到审美情趣多样化和多层次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建筑装饰作为建筑中审美的直接因素也必然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当代建筑装饰无论从内容、造型还是材料、色彩都出现了这种趋向。表现形式上或写实或写意，或具体或抽象，或粗犷或细腻，或富丽或简洁，都突出了各自的风貌。当代人文精神对人自身的重视提升了人在审美过程中的地位，当代美学将美定义在审美主体人的心理接受过程中。由于人的多样性，美的内涵亦趋于多样，同时，对人为心理的深入研究使得反美学亦具有审美价值。正是在这种美学背景与影响下，建筑装饰出现了多元异化的发展趋向。

2.大众意识的觉醒和建筑装饰的世俗化趋向。人文精神的逻辑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这里的人指的不是单个独立的人，而是一种集体概念，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文精神所倡导的对人的关怀主要指向的是社会大众，普通百姓的需求被放在第一位。在建筑设计中，建筑师开始关心建筑使用者――社会意义上的人的社会需要。建筑民主化制度的建立反映了建筑对社会大众文化价值的认同。以大众意识的觉醒为前提，世俗化的建筑装饰也自然而然的为人们所接受。人们不会因为对“艺术或技术的无知而不知所措，它让人们觉得熟悉，使人们觉得这种物质环境是后工业社会中一个普通人所适合而接受的。……传统建筑装饰的形式、比例、意义等严肃性内容不再是建筑装饰的绝对标准，轻松、幽默或带有强烈刺激的通俗化装饰也在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对人文精神中“人”的范畴理解的深入，社会大众意识逐步觉醒，传统建筑装饰从严肃走向通俗，同时，通俗化的生活题材演化为装饰化的实物，这种双向融合构成了当代建筑装饰的世俗化趋向。

二、人与自然的思考

随着人们对空间环境的认识、深化及认识自然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人们从消极防御自然的不利因素转向利用自然界的有利因素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建筑的生态观和环境观发生转变。环境意识与生态意识的确立也正体现了当代人文精神中对人的需求、人的价值和人类命运的关注。

1.环境协调意识与建筑装饰的有机化趋向。在当代的建筑装饰实践中，环境意识往往表现为人―建筑―环境的整体意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话和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其实质是关照建筑的使用者一一人及其精神感受、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所以说追求建筑与环境的协调意识本质上是表达在建筑中的人文精神。当然协调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机化的建筑装饰就是其中的一不中。

2.生态保护意识与建筑装饰的可持续发展趋势。当前建筑装饰中可持续发展思想“大多是生态原则、低能耗技术、传统和地方性等以往各类‘环境友好’观念与技术的合成”。生态学的原则和当代技术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建筑装饰中实现的基石。而且，可持续性设计不仅仅包括环保和生态目标，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等目标也包括在其中，有着广泛的人文含义，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是将人们生理上、精神上的现状和其理想状态结合起来的完全整体的设计。

三、人与文化的思考

这个文明与文化碰撞的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叶，科技的飞速发展，地理空间的压缩，交流方式的进步，成全了现代性在全球传播的辉煌。“世界文明”成为潮流。在这股大潮的涌动下，西方中心主义和物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文化趋同和文化无根，强烈的冲击经过几千年悠悠历史沉淀下来的地方文化和历史文化。“国际风格”使地球上的城市越来越雷同，庞大冷漠、单调匾乏的方盒子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无法忍受。“本土回归”意识和“传统复兴”意识正是在这种与世界性文化对抗的背景中觉醒。虽然它是作为一种修正现性主义建筑的姿态出现，但其基本动机是出于本土建筑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复兴的理想，是当代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这里的人即不是一个抽象的对所有人的通称，也不是单个独立的人，而是特指地域范畴和历史范畴上的某个“群体”的概念。所以，从本质上讲，这种“本土回归”意识与“传统复兴”意识仍然是人文精神的某种具体体现。

篇（3）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1-0155-02

当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中万事万物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事物的关联性要么是在同一时空关系中，要么逾越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或是以形态，或是以色彩，或是以组织结构，或是以物质时间传承性等形式产生着关联。更有甚的是，不同领域、不同时空关系的文化中在其精神性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而这些关联性，在我们以往学习中往往被教条式的逻辑掩盖着。当我们用打破教条式的逻辑性思维方式思考这些处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类别，回到物质的精神层面去看其最真实的结构关系时，于是很容易发现它们其实有着本质的关联性或是趋同性。将日本“枯山水”园林景观中的精神性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精神性置放一处。尽管日本“枯山水”园林景观出现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提出相隔有几百年的时间。当抛开时间这一先后的逻辑关系，或是打破地域空间这一关系，回到它们的精神层面思考时，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在日本的“枯山水”园林中很早就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精神。笔者该文章的主体内容正是要探讨这两者是如何在精神性上产生联系的。

一、关于后现代主义

在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后，可得知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并非是指时间或空间上的概念，其中的“后”指的是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或是“反思”。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很多学者也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而是对现代主义所提的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美国著名哲学家曹天予教授在《科学与哲学的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组文化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指向，更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的现代性。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在《后现代主义状态》一书中也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它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

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

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

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

四、枯山水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体现

1.枯山水的形成。禅宗传入日本后，为体现僧侣们的追求苦行、淡泊名利的生活状态，日本的庭院设计也开始体现出别于愉悦性庭院。转瞬即逝的开花植被很少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永不变色的常青树、苔藓、沙地、砾石和巨石。枯山水的样式，乃是先做出断崖、地势起伏等景致，在因顺其势，立石而成之。于无池无水之处摆设石组，名曰枯山水。

2.枯山水中的中国山水画。枯山水以独特的形式婉约呈现了一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中国水墨画传入日本以后对枯山水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山水画的表达方式其中一种被称为“咫尺千里”，是指在纸张中囊括千里景色。另一种被称为“残山剩水”，是在三维空间中追求二维效果。而枯山水其抽象、纯净的表达方式带给人无限的遐想，在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影响下，枯山水园艺文化开始出现，它以简单的意境展现出，无形之处得山水真趣，极耐人寻味。

3.枯山水的特征。枯山水的基本特征是抽象深邃、小巧精致、枯寂玄妙，是佛教园林化的体现，纯净、抽象。善于运用象征性与隐喻性来表达真实山水的含蓄之美。由于只保留真实山水的形式，从而拉大了与主体之间的时空距离。当人们置身于枯山水景观的时候，可以通过自身的感受进行想象，呈现在脑海中是一幅幅真实的山水景象。所以说，枯山水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同时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4.枯山水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以其清纯自然风格闻名于世的枯山水文化，摒弃了人工斧凿的痕迹，注重朴实的自然景观，营造出了一个安静、脱俗的质朴境界。从中所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设计精髓，后现代主义的设计中所体现的隐喻性，可使我们对事物有一种新的看法。日本一直所崇尚的是自然的伟大与人的渺小，在庭院设计中通常人工痕迹不明显，这些设计手法与中国园林截然不同，不论是真山真水与枯山水之间真与假的质变，还是石庭到茶庭有与无的质变，这其中的不同转换是整个发展过程质变式的。在枯山水设计中，通常是用石藤等来描绘“浓缩的自然”，其本质还是体现自然的韵律为蓝本，所以说枯山水园林是天型的。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设计师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设计表现出一副正襟危坐、面无表情的冰冷面孔，而为了获得一种生动感。枯山水在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的同时又充分注重尺度与空间的关系，它虽营造真山真水的意境，却不用真山真水的质感，选取自然界特有的材料形成特有的园林风格。

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逻辑，回到它们最本质的精神层面思考，透过它们使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在枯山水庭院设计中的表现轮廓。日本枯山水的设计以场所的意义和情感体验为核心，所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精神气质，它的存在满足了人们放松心情、陶冶心智的精神需求。人的精神自由和尊重这种自由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毫无列外。后现代主义中放松的、强调非理性作用的思想，而更如同有生命力的野草，虽杂乱丛生，却生机勃勃。指引了我们现代更多的设计走向不同的艺术方向，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中使得设计成为现实的可能。从而真正调动自己的创造潜力，在审美愉悦中创造美学奇迹。

参考文献：

[1]加]卡尔松.环境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239.

[2]刘健强.新编日本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篇（4）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venousthrombosis,DVT)是卧床、腹部、骨科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为30%～60%，DVT继发肺栓塞的发病率为1.5%～3.0%。患者临床表现主要是患肢高度肿胀、疼痛以及相应的全身症状，大腿周径明显大于健侧［1］。随着新技术血栓消融术的临床开展，由于其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为患者带来极大的方便。2003年5月起，我科开始用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对急性下肢DVT患者术后进行辅助治疗，增加DVT术后溶栓效果。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34例均为2003年5月～2005年5月在我科住院患者，男20例，女14例；年龄21～87岁；病程3～15天，临床诊断为急性下肢DVT，左下肢18例，右下肢16例，34例均在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后行血栓消融术，术后治疗方案大致相同（抗感染、抗凝、溶栓、补液治疗）。采取随机原则分为对照组16例，治疗组18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患肢肿胀程度均具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方法，术后患肢梯度抬高15cm（避免膝下垫枕），由护士指导做足部屈伸活动锻炼。治疗组在传统护理方法的基础上，术前1天向患者及家属讲解应用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美国泰科公司产，6521型）的目的、注意事项，讲解并示范床上主动做足跖屈和背屈运动，足的内、外翻运动及足踝的屈伸、内外翻及环转运动。不能活动者，由护理人员按摩下肢腿部比目鱼肌和腓肠肌及足踝关节活动［2］。术后每3～4h活动1次，每次活动10～20min。治疗组术后即开始应用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每4h1次，压力为80～10mmHg，连续应用6天。两组患者在术后固定时间测量患肢大腿周径（以髌骨上20cm为界），并与健侧作对比。

1.3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

1.4结果术前患肢与健肢大腿周径差值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组术后2天、4天、6天的大腿周径差值均小于对照组（P＜0.01），患肢肿胀减轻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1。

表1两组手术前后患肢与健肢大腿周径差值比较（略）

2护理

2.1患肢护理由于血栓的机化一般需要2周，而静脉血栓的附壁性在1～2周最不稳定，极易脱落，容易发生肺栓塞的危险［3］。本组病例均为急性下肢DVT患者，病程3～15天，在术前不能够应用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并嘱患者卧床，患肢制动，本组患者术后患肢均用弹力绷带包扎。股静脉穿刺处置溶栓导管1根留作静脉输入抗凝溶栓药物，患肢抬高20°～30°，尽量避免膝下垫枕，过度屈髋，影响静脉回流。使用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时应检查各接口的密闭性，捆绑时防止管道扭曲，袖带与患肢接触面以容下一指为宜，避开肢体关节及导管处，同时注意观察患肢皮温、颜色、足背动脉搏动情况。注意患肢保暖，室温保持在25℃左右，指导患者进行肢体肌肉收缩锻炼，鼓励患者深呼吸、咳嗽及早期下床活动，一般术后7天拔除溶栓导管后便可穿循序减压弹力袜下床活动，指导患者循序渐进增加活动量。

2.2溶栓护理（1）疗效观察：每日静脉输液后观察患肢色泽、皮温、知觉和脉搏强度，每日测量患肢大、小腿周径并与健侧作对比。（2）并发症的观察：在抗凝、溶栓治疗期间最常见为出血、根据药物的半衰期、相互作用调控补液速度，监测凝血酶原时间、血常规等生化指标，注意观察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手术切口出血、泌尿系统和消化道出血及注射部位出血［4］。

2.3加强宣教静脉淤滞、血管内膜损伤和血液高凝状态，是公认的DVT形成三要素［5］。有DVT病史者，其DVT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第一次发生DVT患者，了解DVT的有关知识，可帮助患者提高对DVT的警惕，采取积极的预防治疗措施，减少DVT的发生。护理中全面了解患者，仔细观察病情，配合使用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正确指导进行术后活动锻炼，是促进患者康复的重要保证［6］。指导患者加强预防措施，尤其是高龄、肥胖、妊娠、外伤术后等患者，应减少卧床时间，日常生活中避免久立久坐，给予低脂富含纤维素饮食，戒烟并加强活动锻炼，对于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的预防方法，如药物抗凝疗法及主动运动、被动运动、机械压迫等物理预防方法，以降低DVT发病危险因素，同时做好疾病的宣传工作，增强人群对此疾病病因及危险因素的认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减少DVT的发生。

3讨论

近年来，DVT有增加的趋势。血栓形成可威胁患者生命，其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生活质量，甚至致残。因此，预防与护理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术后护理方法，多数患者由于切口疼痛等，影响术后患肢的功能锻炼。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使用方法如同袖带式血压计，将其袖带缠绕于患者肢体，接通电源开始工作。通过袖带自动定时充气产生80mmHg的压力作用于肢体，通过周期性的加压及减压的机械作用产生搏动性血流，使血流通过远端肢体深静脉系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减轻组织肿胀。使用方法：一般是患者术后第一天开始使用，压力为80～100mmHg，5～14天为一疗程，本组18例急性下肢DVT患者，在应用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辅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积极的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下床活动时间由原来的平均术后8天减少到术后6天，随访1年均无复发。

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作为一种新型仪器应用于临床，在本组患者使用过程中，除1例患者因袖带捆绑不适而疼痛，经调整后好转而继续使用，其余患者在使用期间均无不适感，有95%的患者反映使用后肢体疼痛感减轻。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使用方法简单、方便，护理人员易掌握，且对患者无损伤，使用效果良好。间歇梯度压力治疗仪用途比较广泛，亦适用于静脉瓣膜关闭不全、布-加综合征患者及骨折术后下肢肿胀及人工骼关节置换术后，减少下肢DVT的发生率［7］。更多应用尚待临床进一步证实。

【参考文献】

1蔡莉莉，徐燕.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和护理进展.护理杂志，2003，20（11）：39-40.

2陈廖斌，顾洁夫，王华，等.足踝主、被

动运动对下肢静脉回流的影响.中华骨科杂志，2001，21（3）：145-147.

3段志泉，张强.实用血管外科学.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43-547.

4FinkAM,MayerW,SteinerA.Extentofthrombusevaluatedinpatientswithrecurrentandfirstdeepveinthrombosis.JVascSurg,2002,36(2):357-360.

篇（5）

H12

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古文字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5]张新.闻一多猜想――诗化还是诗的小说化//新诗与文化散论[M].学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M].学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锵.语言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10]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11]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篇（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4-0008-04

收稿日期：2014-05-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2YJC710039）。

作者简介：刘红玉（1972-），湖南娄底人，法学博士，湖南大学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创新理论与实践、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

大学的本真是科学创新，即追求真理，探究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的发展及其规律，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学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文化。在现代大学躯壳与创新文化传统日渐裂变的今天，用马克思的科学创新精神引领中国现代大学创新文化的重建既重要又迫切。

一、现代大学躯壳与创新文化传统的裂变

文化是一个体系，包括群体共同拥有的规范、行为、表达方式和价值观，以及这个群体创造的、能显示自身特色的制度、建筑物、艺术品等[1]。大学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以创新为根本，旨在激发大学人的创新热情和创新意识、开发创新潜能与塑造创新人格，培养创新型人才。

一般认为，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办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的标志，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创办者威廉・冯・洪堡对现代大学创新文化传统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洪堡认为，大学是知识的传承者、创新者，大学的第一要务是科学知识的创新，“大学是为追求知识进步而生存”，“大学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它们把科学和学问设想为处理最终无穷无尽的任务……，教师和学生都应当共同探究知识。”[2]（P19）因此，追求知识的进步和创新是大学应该秉持的理念。洪堡指出，大学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力量的个性特点的最充分发展，“每一个人的最高和最终目的就是对其力量的个性特点进行最高的和最均匀的培养，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就是行动的自由和环境的多姿多彩。”[3]围绕大学的创新理念和目标，洪堡开启了现代大学创新文化建设之旅：强调大学自治，提倡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研究自由；实行“教授聘用终身制”，让教师无忧无压地开展教学科研创新活动；实施“seminar”教学法，鼓励学生创造性地积极参与到教学研究活动中，在“seminar”里，“创造性的研究方法被阐明，有创造能力的人员被训练，科学独立的精神被灌输。”[2]（P20-54）洪堡教育思想的践行，逐渐形成了西方现代大学从理念到制度、从精神到行为互动的大学创新文化传统。

我国的“现代大学”发端于20世纪初，起草《大学令》到执掌北大改革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和创新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4]。曾留学柏林的，深受柏林大学办学理念和创新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大学的本质是传承、研究、创新高深知识。为强化人们对大学研究本位、创新本位的科学认知，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P8），“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5]（P382）认为大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具有完全人格、诸育和谐的国民。为树立新的大学理念和目标，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指出“尚自然”与“守成法”、“展个性”与“求划一”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强调用启发式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研究和创新能力；建立以“教授治校”为要旨的规章制度体系，组建作为学校立法机关的大学评议会，采取纳贤裁庸、优胜劣汰的用人举措提升师资力量，开设专家名流讲座，创办各学科研究所，成立各种社团和研究会，支持创办学术刊物，从而形成了浓郁的大学创新文化氛围，开启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遗憾的是，历经近百年，先生的改革没能在大学传承，今天中国的大学躯壳已同这种创新文化传统裂变。大学科学创新的本真逐渐沦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之风盛行。大学的目标不再是促进人的力量的个性特点的最充分发展或培养完全人格、诸育和谐的国民，取而代之的是“创世界一流、创名牌大学”等集体标号，所有规章制度的设定仅仅是为了学校“升格上档次”、“升级上水平”，目标沦为手段、主体沦为工具。在大学校园面积不断扩大、楼宇愈益宽敞明亮、师生规模日益庞大、政治经济文化资本联姻辉映的同时，大学的创新精神日渐消失，粗制滥造、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投机取巧、拘守旧论、人云亦云、掠人之美、沽名钓誉等现象风行，精神为器物所蔽，高尚坠于粗俗。

是弘扬还是抛弃？是随波逐流还是开拓创新？许多有识之士在深刻反思之后醒悟，当代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必须重新审视，大学文化必须朝着创新的本真方向予以重建。

二、马克思科学创新精神与现代大学文化重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曾于1836～184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长期徜徉在“现代大学之母”的创新文化氛围里，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形成了对大学文化的“灵魂”――创新价值取向和创新精神的独特见解。

马克思强调人是目的，科学创新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6]。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创新的本质是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按照这些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主客观世界，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就要求创新主体具备认知规律、尊重规律、运用规律逐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的求真精神。马克思指出，科学创新是极其艰苦的劳动，需要创新主体具备不怕艰难、不畏劳苦、不惧风险的品质和意志，“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7] 。马克思认为，科学创新既是纯粹探索真理的活动，又是服务人类的价值活动，人们在从事科学创新活动时，应当乐于奉献。“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明白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并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8]。马克思强调，科学创新的实质是批判，是开拓创新，“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9]（P585），“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的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9]（P765），要求创新主体敢于突破传统，用批判怀疑的眼光对人们习以为常或深信不疑的结论进行全新的思考和探索。马克思指出，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团结协作对于科学创新活动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10]

马克思论述了环境对于发挥热情激情、展示天性本质力量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说：“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1]“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天性，而对于他天性的力量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12]

马克思的科学创新精神是对大学创新文化传统的发展和升华。洪堡规定了大学的理念和价值取向――知识创新是为了促进人的力量的个性特点的最充分发展，但洪堡没有对大学创新文化的灵魂――创新精神作详尽的论述。马克思发展了洪堡的思想，将科学创新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弥补了洪堡的不足，充实和完善了科学创新精神的内涵，凸显出了创新文化的真、善、美。

马克思科学创新精神同今天大学创新文化的重建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其一，科学创新精神是大学创新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时刻熏染着师生的道德情感、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马克思科学创新精神所倡导的求真、奉献、批判、协作同大学的知识生产、创新所需要的精神是内在契合的。其二，马克思科学创新精神与大学创新文化的价值观高度一致。马克思认为，人是目的，一切创新活动都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今天，构建大学创新文化，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富强、和谐、美丽中国梦，其核心要义就是以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谐美丽的社会生态环境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其才能、展示其个性、突显其价值。

马克思关于环境对激发创新热情、展现天性力量的论述，切中了当前我国大学缺乏一个能使创新激情充分迸发、创造活力喷薄涌流的制度环境这一现实弊病，为大学文化的重建指明了方向。

三、马克思科学创新精神对现代大学文化重建的启示

第一，守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永葆创新理念之光的导引。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创新文化的形成，到马克思的科学创新精神论，再到的践行，创新的本质和人本理念虽外在表述不同，而内涵仍熠熠闪光、历久弥新。在大学日渐远离创新、价值目标手段化、价值主体工具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大学创新文化传统的普及、掌握和理解，使大学人统一认同并守持大学的创新本真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通力合作，摆脱粗俗实用主义、短视工具理性主义和庸俗拜物主义的困扰。

第二，弘扬求真求善求美精神，不断拓展创新文化之源。马克思从求真、批判、协作、奉献的科学精神和对人类生存意义普遍关怀的人文精神两个层面对科学创新精神作出了精辟概括。这种原生精神是大学创新文化的根基和生命之源。在大学创新使命被遗忘、创新精神被迷失的当下，在面对校园的浮华喧嚣而不知所措时，回到原生的精神宝库中寻求应对之策，是大学人荡涤世俗污垢，重塑高雅文明的明智之举。

第三，改善物质基础条件，培育创新文化土壤。随着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术论坛、模拟和实验、角色扮演、案例研究、讲座等教学法的交相应用，课堂结构应作出相应调整，授课设施、互动工具也应及时完善。互联网的普及，使大学人的学习沟通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建设功能完备的校园“线上”、“线下”沟通交互平台十分必要。图书馆、实验室是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的重要场所，丰富的图书资料、先进的仪器设备及其内含的“一切为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氛围，更能激起大学人的探索欲。充足的科研经费是大学人顺利获取图书情报和信息资源、进行科学实验、参加学术交流、开展创新探究的基础，应予以保障。应营造教师自由讲授、学生敢于怀疑批判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组织各种学术沙龙、讲论会、茶话会等活动，增强学生探讨学术问题的兴趣，创造师生之间文化交流、共同探索的机会，形成合作互动的伙伴式师生关系；大力支持师生组建各类社团，开展各种创新拓展训练和调查实践等活动，形成个性飞扬的社团文化，促进新思想、新观点、新学派的形成。

第四，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除旧革新，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形成创新气场。“聚则成形，散则化气”。一方面，成熟的制度保障体系是创新制度文化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这种制度文化润物无声，是理念、精神和行为、物质的转换器。重建大学文化，必须发现和清除障碍，形成创新的风气和氛围。

众所周知，对大学创新文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当属官本位。大学俨然是权力角逐的学府衙门，学术研究屈从于行政权力，甚至出现外行领导、评价内行的乱象，这些都窒息着大学创造力，腐蚀了大学创新精神。虽然“官本位”被社会诟病多年，大学却仍在“官本位”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实行法治框架中的政府购买大学服务的运营模式，打破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取消各类行政级别。在大学内部则实行教师、学生代表平等自主地参与决策、制度审订的共享治理方式。

大学创新文化重建的另一个障碍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对文化圣地的侵蚀。大学批量生产在职硕士、博士的同时蜕变为权贵的文化贴金所，其高贵圣洁的外衣被严重玷污。重建大学创新文化，不但要有“刮骨疗毒”的决心，而且要寻找保证大学教学科研经费来源和保持大学独立性之间的制度张力，探索在实践中解决大学独立与经费来源矛盾的可行路径。

大学创新文化重建的第三个障碍是理工科思维的管理模式。其特点是用管物的方式来管人，把人当作机械式的机器，当作可随意支配的工具，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及其复杂性、情感性、多样性与自由主体性，强调服从指令，漠视沟通对话，沿用简单线性的标准化、程序化、数量化管理方式。教学统一规定大纲、教材和教参，评估共用一套指标体系，推广使用所谓的精品课程与课件，这种标准化建设把教学框在同一个模式里，无法展示特色；用同一个模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丧失了个性和创造力。管理层级化、程序化，从校领导到普通教职工，管理层级众多，本应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行政后勤机构，变成高高在上的权威者、食利者，垄断了用人、分配、考核、审批等话语权，各式表格、各种例会、各样报批浪费了师生大量可从事创新活动的时间，挫伤了他们的创新积极性。科研考核评价以论文、课题、专利、奖项论英雄，这种重形式、轻内容，重成果、轻积累，重程序、轻创新的量化考评制度污化了创新空气，尽管这些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但时至今天，仍然没有哪个部门、哪个高校有魄力彻底铲除这一毒瘤。因此，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破除这种标准化、程序化、数量化的理工科思维管理模式，确立以弘扬个性、展示特色的教学评估方式，以知识创新为标准的考核评价体系，以服务教学科研为宗旨的扁平式管理制度，有效形成激励创新、崇尚创新的气场，推进大学文化重建。

参考文献

[1] [德]柏林科学技术研究院.文化VS技术创新：德美日创新经济的文化比较与策略建议[M].吴金希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36.

[2] [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3] [美]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林荣远，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0.

[4] 刘赞英. 论现代大学制度肇始的精神传统[J]. 大学教育科学，2013（1）：16-22.

[5] 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6] 刘红玉，彭福扬.马克思的创新价值向度论[J].哲学研究，2012（5）：28-31.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8] 胡尧之，兰德毅，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8.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8.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7.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7.

Lead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in Modern University with the Spirit of Marx's Scientific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