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学科的对象与方法、学科的逻辑与性质，属于学科建设的方法论。其研究的价值在于：

第一，它关系着学科研究边界的界定，一学科和他学科的区别。对于学科分类的标准，在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有英国学者培根根据人类的理性能力(记忆、想象、判断)对学科分类的主观唯心论，法国学者圣西门否定这种主观分类标准，提出以客观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分类标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圣西门提出的客观对象只是事物的表象和机械对象，他以辩证发展观把学科分类，学科间的转化视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结果，从而陷入了唯心论。恩格斯在总结科学分类历史的基础上，主张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提出科学分类的客观性与发展性原则，主张按物质运动形态对学科进行分类。后来有的学者提出以研究方法作为学科分类标准。总的说来，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分类标准是学科分类的主流，并由此形成了科学分类的框架，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哲学及其分支。尽管科学分类仍在发展，但笔者认为，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科学分类的标准，应是其研究对象，即以科学研究的客观事物作为基本标准，力求做到主客观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统一。因而科学地界定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可以使其成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学科的基本依据。

第二，它关系着学科内容与体系的构建。一个学科的基本内容及其逻辑体系的构建，应以科学研究的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为基础，它是客观事物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在人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某一个学科的逻辑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科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必定是人们认识某一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重要前提。如果人们不明确其研究的客观对象，也就难以发现其特殊的质和运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逻辑体系。

第三，它关系着学科的发展、研究空间的扩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化。伴随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每一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逐步扩展和深化，研究方法、技术手段逐步改进和完善，乃至学科间相互交叉。但每一学科都有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其研究的客观事物也必有其独特的运动规律。只有科学的界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对某一客观事物的研究才有可能不断扩展和深化。

第四，它关系着人才培养和学科持续发展。任何科学发展都经历了从逐步形成到发展、日趋成熟和完善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也是科学在代际之间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它需要多代人持续不断的探究和努力，存在着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只有继承才可能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作为未来新一代学者，首先要继承前人积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前人已经确立的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创新。

二、研究对象

关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国内外不同学者看法不尽相同。可以作如下归纳：

1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学科。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已故中国教育经济学家杨葆焜也认为：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和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在教育经济学的词条释文中也作出基本相同的表述。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是双向的，既包括教育对经济的作用，也包括经济对教育的作用。这种观点指向的是宏观上教育与教育的外部即经济的相互关系。

2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的学科。这种意见反映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将经济学，尤其是投资经济学移植到教育经济学中的表现。同人类的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一样教育需要一定的人、财.物资源投入，教育也可获得一定的产出，表现为受教育者知识、技能、能力的增进，价值观的形成等，这种资源投入与产出也就是教育的成本与效益。

3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教育资源如何配置。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科恩在他所著《教育经济学》中指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不管是用货币与否的情况下，人和社会是如何选择使用稀缺的生产资源及在社会各种成员和集团中进行(特别是通过正规教育)各种训练、发展知识、技能、智力和品德等等。这种表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在教育经济学中的移植。西方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上述三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内容所作出的概括。应如何确定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呢？笔者认为恩格斯关于科学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科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的排列，因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恩格斯将物质运动形态分为物质、机械、化学、生物和社会运动五类，与此相应，有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五类。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客体是教育中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教育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既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也有别于人类社会运动的其他形式，其本质的规定性在于传承和传播人类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以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教育所采取的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依次为父传子、师徒制、近代的以班级和学校作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学校教育，以及与之并存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种职前和在职培训等等。

教育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同人类社会其他运动形式，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管理、乃至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与教育相关的人类各种社会活动，都有其独特的运动形式与规律。与此相适应，与教育会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便逐渐形成。

在人类社会各种活动或运动形式中，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同经济活动密不可分。从教育的外部关系看，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教育的需求与供给、教育的结构与规模、教育的增长速度，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同时，教育对经济也具有与日俱增的作用。从教育内部来看，教育中也存在着经济活动。教育的进行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也可获得一定的产出：受教育者知识、技能、能力的增进，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观、品质、道德的形成等。教育中同样存在着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的问题。但教育中的经济活动，既有经济活动中的一般规律，也有其不同于一般经济活动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既然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中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它所用的基本工具，应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对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作出如下的规定:“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发展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学。前述不同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表述，都是正确的，都暗含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区别在于他们强调的着重点不同。第一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外部关系中同经济的相互关系;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内部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第三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资源如何在教育内部有效配置。

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和逻辑体系是该学科研究的客体运动规律在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反映。教育经济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同人类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由于受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制约或影响，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呈现出纷繁的运动形态，再加上人们主观认识的差异和发展，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教育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不尽相同，并在不断发展。但是当我们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并对其运动规律有了初步认识之后，仍然有可能对其内容和体系作出粗浅的概括。

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曾将教育经济学的内与效益;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如果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借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尝试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作如下的架构:微观或学校教育经济学:包括教育的需求与生产、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的“市场”结构、教育的组织与治理结构;宏观教育经济学(或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经济学）包括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财政与教育财政制度。这种概括极其粗浅，目的在于抛砖引玉。

三、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最一般意义上说，指的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技术和手段。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法与手段所达到的对客观世界抽象地、系统的认识。当一门科学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及研究的特定目的确定以后，研究方法就成为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正确的方法论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工具，它关系着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也关系着各项研究的成效。因此，在科学与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专门探究研究方法的方法学科，包括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

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世界观层次的基本方法，二是各学科的具体方法。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应是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学科研究中的具体体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客观实践作为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人们的认识也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一次终结。

作为各学科的具体方法，在上述基本方法论基础上，取决于各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不同，人们必须按照对象的特点，采用能够充分认识对象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方法。通常人们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几大类。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人类的精神现象。他们各不相同，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例如，自然现象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可重复的、无目的的，而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则是复杂多变的、不可重复的、有明显的目的性。因而其研究方法各不相同，自然科学易于做到“价值中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难以做到。自然科学广泛使用实验仪器设备等物质手段和实验方法，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往往“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诚然，这些区别是相对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他们之间也呈现相互交叉。

教育经济学是从经济学分化出来的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教育活动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基本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有西方经济和经济学方法。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不同学派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也有各自的具体方法。这里只对现代经济学常用的基本方法作一概述，包括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最初来源于西方科学哲学中孔德主义和库恩的规范主义。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的问题，研究经济体系实际是怎样运行的。它作出经济行为的有关假定，对行为的后果作出分析和陈述，并以各种方式对结论进行检验。它力求说明“是什么”的问题，而不回答‘应该是什么”。规范分析回答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研究经济体系应该怎样运行。它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提出行为准则，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准则。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进行价值判断，前者主张摆脱价值判断，后者主张价值判断贯穿始终。二者的联系表现在，规范分析要以实证分析为基础，规范分析的演绎前提和结论，必须通过实证分析的实践检验，而实证分析要以规范分析为前提。经济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还在于改造世界。实证分析的问题，来自于规范分析，而且为规范目标服务，实证分析中推理的“逻辑取向”也是由规范分析规定的。因而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通常将两者结合。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方与量的对立统一。质总是有一定量的质，一定的质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量总是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一定的量总是和一定的质相联系。一定的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质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质又以一定量作为必要条件，量变超出数量界限，质就会发生改变。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总是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和精确化。定量分析必须借用数学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分析、经济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数学方法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和表达工具，它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如果离开质的分析，它将成为一种数字游戏，而且许多经济问题难以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和静止的统一，既有相对的稳定，又处于运动之中。因此，在经济研究中，应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合起来。静态分析，是对某一时间和空间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观察其水平、规模、结构、特征等。动态分析，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观察其变化的方向、趋势和速度等。二者互为前提、互相补充，区别在于动态分析加进了时间因素。

经济学中由于具体研究对象不同，分别采用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的方法。个量分析以单个经济主体为分析对象，其特点在于舍掉复杂的外在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经济活动的特征与规律。总量分析以国民经济总体为对象，假定制度不变和个量不变前提下，研究经济总量(或宏观经济）的运行特征及规律。经济活动的个量与总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个量是总量的基础，但总量并非个量简单的相加，个量总是受到总量的影响和制约。二者的争论实质是经济学中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至今未有终结。二者各有优势，又各有局限。在现实研究中，要将二者结合，才能对经济现象及其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在经济研究中常常用比较方法，包括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比较。规律总是存在于大量现象中，只有从大量的现象中才能找出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比较的方法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比较不是现象的罗列和介绍，而是要找出其异同、约束条件和共同的规律。同时，比较中的简单化的罗列现象和简单化的比较，其结论没有什么价值。

由于教育中的经济活动同经济领域中的经济活动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时，应考虑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同时，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中，研究的具体对象和问题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四、学科性质

篇（2）

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参考文献

[1][美]唐·埃思里奇.朱纲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l.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廖士祥.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社会利学院出版社,1991.

[3]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ml.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篇（3）

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已成为目前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其核心内容就是强化研究生培养的科研导向原则。通过改进招生办法，修订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以及强化和完善导师负责制，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改革和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等措施，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对硕士研究生而言，培养机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调整培养类型结构，加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度。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许多方面。因此，一方面需要逐步渐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系统的理论指导。

数量经济学（Quantitative Economics）是我国率先提出的一门年轻的学科，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1978年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七人代表团应中国社科院之邀在颐和园举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继此，1979年3月30日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正式成立，数量经济学也开始在我国迅速发展。数量经济学是在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上，借助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经济学科。它包括经济分析中所涉及的传统计量经济学、优化理论、投入产出、技术经济学等所有涉及数量分析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国内的数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也是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国外目前已逐渐认同了国内这一专业的提法，一般理解为广义的计量经济学。

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在于培养某个方向或领域的专才（高级专门人才）、而非通才，让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或最为擅长的方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由于人和人才标准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人才类型及其培养无法一概而论，只能是基于主要特征进行的类别归属划分和培养目标界定。【1】本文针对我国目前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现状和改革目标，应用系统科学的一般概念和高教管理的价值原理，就财经院校高级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和实现机制，给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递次探讨。

一、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科特点、现状和趋势分析

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专业性、前沿性和研究性。【2】其中，专业的划分主要与学科有关。无论是由单一学科支撑的专业还是由若干相近学科支撑的专业，围绕这些学科特有的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相应技能组织系统的教学与研究，理应成为研究生教育中相对稳定的内容。

数量经济学在本世纪伊始便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发展局面。目前，国内的数量经济学整体水平正处于快速提高的过程当中。重要原因是多数经济学家对于数量经济学作为基础学科在促进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达成了共识。与此同时，国际上数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比较灵活、研究和教学相当规范、理论创新和应用研究结合紧密，数量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起到了对经济学整体发展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

数量经济学在经济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数学在所有科学中的地位，其基本特征就是通过经济分析的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数量关系，从而为其他经济学科的深化提供了一般的分析方法和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数量经济学又是经济学的一门方法论学科。其学科的发展定位就是在理论上揭示经济数量关系变化的规律性，在方法论上为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提供经济数量分析的方法，在应用上为改进经济计划和经济管理服务。数量经济学虽有它自己的基本原理、原则及其具体运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它是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在应用中，完善经济计划、管理、预测和决策，是发展这门学科的宗旨。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数量经济学与数学、社会经济统计学、系统科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所区别。数学为数量经济学提供数量分析的一般方法，而数量经济学向数学提出如何适应经济问题特殊需要的课题，给数学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社会经济统计学用统计方法来反映经济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用模型方法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进行研究；除其他核算（如计划会计、业务等）外，统计资料是数量经济学的基本资料来源，数量经济学的发展以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为条件，同时又不断促进统计指标统计分类、统计方法，以至统计理论的改进、革新和发展；系统科学给数量经济学提供一般方法论和具体的系统分析方法，而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又丰富了系统科学的内容，为系统科学的发展扩大了基础。此外，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在内容上有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但两者研究的范围和侧重面不同。后者只研究生产力方面的数量关系问题，前者还研究生产关系方面的数量关系问题；后者是从宏观角度来研究微观问题，前者是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宏观问题的研究。

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2008）的排名，目前国内设置数量经济学专业及其综合实力排名情况如下：

可以看出，设置数量经济学专业的高校主要有国家和地方两级的综合类、财经类和理工类等三类高等院校。其中，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逐渐成为国内数量经济学专业、尤其是研究生人才教育的领先机构。总体而言，目前我国财经类院校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还存在着严重的重理论、轻应用和重方法、轻能力等问题。另据调查，我国目前以金融领域为代表的高层次财经类人才培养的现状也远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3】。具体地，主要体现在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师资队伍建设等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在培养目标的设定方面：

（1）各层次人才间的差异性还不明显，培养规格还需明确界定。

（2）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环节相对薄弱。

（3）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比重还不尽合理。

（4）对学生的创新素质、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培养重视不够。

第二、在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

（1）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均不合理，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差距较大。同时，学生对其评价也最低，给出"不太适应"和"很不适应"答案的比重最高。

（2）不同层次专业课程设置的相互衔接和递进不明显，简单重复的较多。且在教学内容、深浅程度方面与本科体现不出差异，导致硕士研究生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尤为突出，也为进一步接受博士生教育造成一定困难。

（3）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不能有机结合，缺乏实践环节。

（4）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脱节。

第三、教师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

（1）近60%学生认为专业教师在理论教学过程中的教育效果一般。

（2）普遍存在考核方式单一，缺乏科学的考核制度。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自主性，应试教育模式也很难开发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第四、师资队伍结构方面：

（1）授课班级规模越来越大，但教师可支配的教学和科研经费不足。教学管理水平差，教学效果有所下降，部分教师因为工作量过重而无暇精心指导学生，进而影响了教育教学的质量。

（2）由于新引进的教师较多，良好的梯队尚未有效形成。

（3）教学内容的更新给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教师创造国内外实务和理论交流的机会和加大对教师培训的投入，是更新教师知识结构的当务之急。

与综合类高校的教育资源和功能定位不同，财经院校多是以应用性学科为主的院校，其培养主要目标是高级应用型财经类人才。从上述关于数量经济学学科内容和性质的介绍表明，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价值和关键难点就是其专业素养和专业水平的造诣。其中，从普遍意义上讲，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要素。总之，积极推进数量经济学在内的财经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改革，必须基于我国高等财经教育的实际情况。而数量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教育资源，也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的理论机制和现实途径。

二、财经类高校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机制理论

按照高等教育学的一般规律，研究生培养也同样是分层次和类型的。同时，研究生教育的上述基本特点中，专业性是随着学科在特定方向上的拓宽和应用，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的。而前沿性则是相对于基础而育，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至于研究型，因专业前沿属试探研究性领域，仅仅靠知识的传授和吸纳显然无法进入，必须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创造才能有所作为。因而，以各种方式参加生产新知识的科研过程，是研究生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对财经类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而言，其社会科学学科的一般属性决定了其人才的质量是整个教育的核心，而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又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标志。【4】

综合分析财经类院校硕士研究生现有的一般和典型的培养模式，针对财经类院校研究生培养的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以下我们依据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理论，提出了两种不同内涵的"专业素养+创新能力"的财经类院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别地，对于以高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应用型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提出了在完成必要的基本理论训练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解决实际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经验概括为理论的能力的培养模式。

事实上，按照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理念，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和基础规范，就是培养功能的目标定位。这是教育的社会效用实现的必要基础。而教育的社会效用的高低，则取决于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

从价值工程基本原理出发，我们在现有的功能系统简单静态分析理论基础上，给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的阶段性动态功能强度分析。综合对硕士研究生培养定位和实现机制问题的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上【5】【6】，我们提出了如下的价值工程功能定位系统理论。其中，采用系统工程理论的图示方法概括性表述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功能定位系统动态性和能动性理论见图1、图2和图3。

总之，财经类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的前提，应是其培养功能定位的科学性和时效性，而其功能定位必须强调包括学生自身和用人机构在内的社会客观需求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特色。基于价值工程基本原理和高等教育内在属性的人才培养的功能定位理论的主要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人才培养的功能定位是教育的社会效用实现的必要基础；财经类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功能定位必须强调包括学生自身和用人机构在内的社会客观需求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特色。

三、结论

本文针对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讨论，依其自身逻辑关系，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的系统性观点：

第一、人才培养的功能定位是教育的社会效用实现的必要基础；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功能定位必须强调包括学生自身和用人机构在内的社会客观需求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特色。

第二、数量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教育资源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的理论机制和现实途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是实现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功能的两个核心要素。

上述结论，也可以作为关于财经类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思考的一般性借鉴和具体化参考。

参考文献：

1、张建林，基于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探索，《中国高教研究》，2008，№.3

2、孙朝，研究生创新能力特性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5，№.8

3、我国高层次金融人才培养现状调查，毛洪涛，《中国大学教学》，2008年第10期

4、王朝阳、崔华华，创新视野中的文科研究生能力培养，《中国高教研究》，2006，№.8

篇（4）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篇（5）

下呼吸道感染是临床常见病，治疗上主要以消炎抗菌为主要手段。近几年，抗菌消炎药种类繁多，普遍具有广谱性，怎样在众多的药物中选择高效经济的品种，为患者及家属找到一种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是广大一线医务人员面临的课题。头孢呋辛钠为第二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头孢曲松钠本品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两种药物都具有广谱抗菌性，对下呼吸道感染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但是从经济高效的角度考虑，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研究两种药物的疗效和经济成本，为治疗下呼吸道感染提供科学的用药参考，形成高效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2010年2月—2012年1月我院收治的110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用药不同分成2个组，使用头孢曲松钠的患者为A组，共有55例；使用头孢呋辛钠的为B组，共有55例。A组患者采用头孢曲松钠静脉滴注，每天120mg/kg—200mg/kg；B组患者采用头孢呋辛钠静脉滴注，每天120mg/kg—200mg/kg。患者年龄在18岁—7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8.23岁。患者住院时间平均在5.5天，两组患者的年龄和住院治疗时间，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1.2 治疗与分析方法 将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按照用药不同而分为两组，分别采用上文所述两种药物对患者的下呼吸道感染进行治疗，其中肝肾功能不全者、青霉素过敏者不在抽选范围内。对患者治疗期间的疗效和痊愈时间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比较，包括痊愈效果，治疗成本的经济性。

1.3 疗效评价 将患者治疗的疗效，按照相关标准规定分为痊愈、显效、好转、无效四个等级，其症状分别为痊愈：患者体征及各项实验室数据均正常；显效：患者感染症状有较为明显的好转，但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治愈；好转：患者体征有变化，但是不能确定为显效；无效：经过治疗没有改变。

2 结 果

对患者下呼吸道感染应用头孢曲松钠与头孢呋辛钠治疗的总有效率分别为96%和95%，期间产生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在药物成本上，差异较大，分别为1226.40元和1560.30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 论

急性呼吸道感染无论在门诊或住院病人中均为发病数最多的疾病。据我国7大城市18大医院的门诊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成人感冒病原调查以鼻病毒占第一位，而儿童中鼻病毒仅占10.7%，至于小儿呼吸道感染病原调查以腺病毒占第一位（40.8—47.9%），是临床最为常见的内科呼吸道病症，常常给患者带来很大痛苦，也给家长带来很多麻烦，而且这种病症有反复发作的特点，不易治疗、不易根治，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很多，疗效都很明显，但是药物价格以及治疗方案的确定，却可以导致家属的经济负担有所不同。所以医生要保证患者既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和最高的疗效，也要保证家长最轻的经济负担。用什么药物、采取怎样的治疗方案，是治疗下呼吸道感染过程中，医生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人们看病就医的费用依然是百姓的一个重要负担。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家属的经济负担，就要从经济成本上考虑。研究药物经济学，是提高治疗效果及减少经济成本的理论基础。我们所说的药物经济学是指药物治疗对保健和社会生产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分析。本研究中，根据药物经济学，对照了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的经济学成本，这样的研究结果，对于下呼吸道感染的治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为下呼吸道感染的治疗方案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用两种头孢类抗生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在临床上的治疗效果无大差异，但是在经济学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别。通过本组资料的研究，笔者得出一个结论：头孢曲松钠比头孢呋辛钠的成本少，效果相同，更经济。对两组病例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两组的有效率都在极高水平，所以应该从经济学角度去制定治疗方案，以有效性和科学性为主要的制定目标。本研究中，A组的治疗方案很显然是很科学的，保证了治疗效果和经济成本最低。符合药物经济学原则，治疗方案更具有前瞻性，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偏差，针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工作能力等方面，只有估计，因此难以保证完全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蒋云，周丽芳.3种药物治疗支气管肺炎的成本—效果分析[J].中国药房，2007（11）.

[2] 袁浩宇，季平，石庆平，林勇，易红，李彬.头孢美唑和头孢哌酮治疗下呼吸道感染的成本—效果分析[J].中国药业，2010（09）.

[3] 沈丹，吕娟丽，刘洋，李冬梅.两种头孢菌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的经济学评价[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9（04）.

篇（6）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非参数回归；虚拟变量

1.引言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直接的提升作用；（2）投资加大原材料以及生产设备的需求，带动相关的内需，从而带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在表现经济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时具有明显的不足，正是在这种状况下，非参数模型估计应时而生，能比较准确的表现出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时变关系。

非参数模型估计在最近几年的计量经济学发展与应用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的重要起来。它改善了传统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不足，使得我们可以对那些未知分布的模型进行处理，给计量经济领域带来了观念的改变。

本文根据计量经济学中的模型估计理论，分别建立了线性参数预测模型以及非参数回归预测模型，用以预测回归模型以及进行模型参数的对比分析，比较这两个模型方法的预测结果，区分出他们的优点与不足。

2.非参数模型概述

2.1非参数模型的介绍

设：Y是被解释变量；X是Y的解释变量，是影响Y的一个因素；给定独立同分布的样本（Yt，Xt）（t=1，2，…T）可以建立非参数回归模型：Yt=m（xt）+et=1，2，…（1）

其中，函数m（.）称为回归函数；为随机干扰项，它反映的是除解释变量外，其它影响被解释变量因素（可观察或不可观察）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当然也包含模型的设定误差。

3.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对比分析两者模型的区别。选取数据的年份为1980～2013，运用R语言来对模型进行拟合以及检验预测。

3.1参数回归方法

回归分析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析工具，本文先是根据OLS估计原理对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og（gdp）=2.876+0.812*log（i）

R2=0.994t=73.516DW=0.32

该方程衡量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的关系。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模型的拟合较好。回归式中的系数估计值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能源消费大约增加百分之零点八三，从统计意义上看，回归系数是显著的。然而从图1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线性拟合来看，拟合的效果不是非常好，尤其是在1991年附近，图中出现了拐点。另一方面，杜宾沃森检验值的结果比较小，这就意味着模型中存在序列相关性，而且序列相关会对模型的估计准确性以及预测精度产生影响。

3.2非参数回归方法

非参数回归模型广泛的应用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分析预测中，它的主要特点为：（1）对回归函数的形式没有具体的要求，因而非参数回归得出的结果往往更加具有普遍性。非参数回归模型相比于经典的线性参数模型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拟合效果。

4.结论

我们分别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非参数回归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结构进行了比较与研究。对比两者得出的结论，非参数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预测精度具备更好的效果。这可以主要归因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变动，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投资力度也不断发生变化。而应用参数回归模型对经济进行预测，预测值的误差会有点大。然而，运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则可以避免了单一趋势的简单做法。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解释：（1）参数回归是利用连续的线性进行外推预测；（2）线性回归模型选取的样本数据量有限，在缺少样本信息的情况下得出的回归系数并不是那么可靠，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反过来看，非参数回归需要的样本量比参数回归所需的样本量要大很多。虽然在较小的样本条件下使用分参数回归就会出现过度拟合的情况，这个问题很难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处理；但是我们更希望数据自身更加符合实际、有更小的偏差，因而非参数更加符合实际问题的需要。

拟合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影响，1980年到2000年之间，呈现的更多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0年之后，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逐渐凸显。这恰恰反应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调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我国一直在努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开始显现它的不足与非持久性，所以必须科学处理固定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继续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努力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要通过拉动内需来带动GDP的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因此，要努力的带动内部需求，重视多边贸易的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强化经济内生动力，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金全、于惠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1）：26-29。

篇（7）

说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向物理学等所谓的“树干”科学的靠拢，表现为去哲学化或去形而上学化的与树根的分离。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以卡尔·波普的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观为基础向“树根”回归的努力。

罗宾逊夫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国剑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她有过三次革命性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没有颠覆传统的看法或结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因此，尽管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谦虚地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为不完全竞争“为置身于荒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补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和资本理论的争论使罗宾逊夫人确立了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所以，罗宾逊夫人是“革命”，而非仅仅止步于“突破”。罗宾逊夫人本人也认为她是“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扫除。抛弃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度量的量以及无法定义的概念，并重新建构一个分析基础”。

《经济哲学》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春季大扫除”。

《经济哲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书由罗宾逊夫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虽说罗宾逊夫人在书中使用了非技术性语言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但因为该书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检讨从斯密到马克思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罗宾逊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异端》则从历史演变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了检讨），所以读者必须首先具有古典正统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才能完全读懂该书。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文化与价值》），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系都要有一组规则，一种能对经济体系进行评价的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于个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罗宾逊夫人的形而上学讨论由来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场两个剑桥资本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形而上学争论。虽然两个剑桥争论的对象是资本，但从那时以来，资本就没有再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过，并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为无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学概念解决形而下问题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经济学分析中失去了踪迹。贴近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当今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逊夫人的身份日渐复杂，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逐渐模糊，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形象日渐显现。

表面上看，两个剑桥之争表现为同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两个学派对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其实质，却是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虽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组成，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罗宾逊夫人主张从分配入手，对价值、效用以及积累和发展等进行概念式分析，以解决现实问题。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罗宾逊夫人不同。萨缪尔森也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萨缪尔森是根据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以及消费倾向等因素来探讨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径。因此，使用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现实进行干预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国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主题。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经济学家基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经济分析指向。

在罗宾逊夫人眼中，“历史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旧的（经济学）讨论马上就成了问题”。因此，经济学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重商主义关注的是海外贸易商人，斯密的经济学虽然从批判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调开始，但和李嘉图一样，捍卫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则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到了马歇尔，基于贷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阶级成了理论的主角。鉴于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去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从魁奈开始，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就是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斯密只不过将这幅中世纪图景改成了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三个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指出，“确定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罗宾逊夫人认为李嘉图的阶级讨论比斯密纯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支出时间决定，不过商品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相等于满足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润，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用进口廉价粮食的方式压低满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价格和地租。

很多人据此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是回归李嘉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是回归斯密。理由很简单，罗宾逊夫人重视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图的分配为分析起点；新古典综合则以斯密的分工为分析起点，重点讨论分工以及专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交换的均衡。但这里有个矛盾。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她的经济学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基于这种观念，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功利主义者李嘉图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关系”。正统经济学承续李嘉图分析，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虽然道德问题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既然正统经济学告诉人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么，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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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在罗宾逊夫人看来，正统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本人的学说与正统经济学的斯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上看，与其说罗宾逊夫人回归李嘉图，不如说罗宾逊夫人回归到了真正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斯密理论。

但是罗宾逊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对剩余产品在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的讨论，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猎人以鹿交换海狸所做的关于价格与交换的讨论。在罗宾逊看来，斯密的这个“自然价格”不太自然，应该是有了交换才有价格；有了专业化分工才有交换；有了有组织社团才有专业化分工。“自然的”技术成本根本不能脱离组织生产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地决定价格。因此，斯密根据原始条件下“自然的”劳动耗费（时间）比对而产生的互利交换决定的分工，显然不符合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认识，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中性科学，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驱动。从价值观念向效用概念的发展，就不仅仅反映出经济学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论的演变和发展。

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众所周知，消费者带着收入进入市场购买效用。他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花费在一种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有理性（他们当然有理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将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预期从购买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效用增加）和节省一元钱的预期效用的边际效用均等化，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总效用。理性人都这么做！

但麻烦来了。因为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而从这里推出的逻辑是：我们手中全部收入能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钱总是用来花费的），一定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断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马歇尔就说：“对一个富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悦和满足，比一个穷人要小。”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平均主义最符合经济学原则，再往下推，富人们都把自己的钱转给穷人好了。正是因为如此，威克塞尔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的革命纲领’。”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觉得“享受能力是进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标志”。帕累托则认为，将不同的效用加总计算，从而证明一个富人花费一元钱得到的效用小于穷人的做法没有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对效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干预经济体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凭空消失，就证明了工会和累进税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公平原则的正确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逻辑也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每个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将每一先令的边际效用均衡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他就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论，对每个个人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自利的行为。“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斯密，但却是“与教授们所解释的斯密学说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揭示的是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

虽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方法成为一时之时髦，并引发了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但实用主义的美国经济学显然已经不耐烦这种思辨经济学。杰文斯早就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一定是数理科学。萨缪尔森也认为，在牛顿时代之前，运用数学语言的科学就已经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理论。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尘埃逐渐分离扩散形成不同的星体那样，经济学逐渐远离思辨传统，走上了唯科学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威克塞尔针对瓦尔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自由竞争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使用数学公式表达了他认为当时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们使用普通语言无法表达的观点，就认为他已经对他们未曾注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证明，基本上是一种可悲的看法。”罗宾逊夫人却认为，虽然使用代数非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x与y之间的对称关系稳定而且和谐，但数学轻而易举就完全抹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

或许这就是罗宾逊夫人从正统变成非正统的原因。

篇（8）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InformationandEconomicAnalysis:aPerspective,TheEconomicJournal.

②JohnF.Muth,1961.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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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研究意义

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对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库恩定义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

库恩认为类似哥白尼地心说、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重大科学成就的出现是范式确立的标志。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1)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2)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这两个特征又决定了范式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学科进入了常规研究阶段，即该领域的研究者根据构成范式的公认理论，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进行常规性的研究，不断增强该学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并拓展其应用领域；(2)范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识选择的基础。人们把范式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科学及其发展演变的犀利工具。西方经济哲学界普遍用范式的观点考察经济学，这种做法在以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为代表的经济哲学家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斯密(Smith，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为经济学建立了公认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李嘉图、西蒙第斯、萨伊、穆勒等成为斯密的追随者，他们有的进一步完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李嘉图)，有的将经济学条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则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尔拉斯)，逐渐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发展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在常规研究中，总会遇到用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外现象”，一般来说，研究者开始是采用忽略它们的办法来回避问题，库恩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选择”，即研究者认为反常现象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畴。当反常现象日益积累以后，现有理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研究者们就不得不对范式进行调整，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完成了经济学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转换。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个体动机与地理区位的关系，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后来的区域经济研究脱离了这种研究范式。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强调个体动机，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然后通过消费者均衡和厂商均衡分析来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近代以来，主流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后来的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都十分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微观均衡分析。

在认识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强调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忽视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区域经济学起初没有将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将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作为观察的重点。例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企业选址问题，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实用主义特点。区位论和区域科学利用经验研究的结论作为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的主要工具，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有密切的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经验验证，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性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基础上的归纳法。区域经济学关注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区域政策建议。区域经济学观察到产业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通过经验研究来寻找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相关性，但不去解释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联系。主流经济学认为必需解释这种联系，并且认为这是区域政策能否获得预期效果的基础。主流经济学重视理论的演绎，强调以精炼的模型来揭示经济运行整体现象背后的个体理性动机，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即计量研究是对理论假设的验证，但理论假设并不直接来自计量研究。艾萨德注意到了这种区别，指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验证的假设和理论。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的原因是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在政策供给方面，区域经济学从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历史相关性出发，而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个体对空间资源的需求动机出发。

就对市场经济系统的整体认识而言，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能自我调节的体系。即在主流经济学的视角中，市场经济具有自组织的特征，所以强调个体选择。区域经济学在传统上更倾向于将区域经济系统看做是可以运筹的他组织系统，所以强调整体的最优布局与结构，但是其运筹的结果有时与个体理性选择相悖。

3、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意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缺乏分析空间问题的建模工具，区域经济理论又不能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来解释空间布局与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关系，随着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严谨，对区位理论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学术的。区域经济学利用实证手段发现了空间经济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场潜力模型绘制了美国的市场潜力地图，证明高市场潜力与产业集聚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因为对产业集聚的内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这些研究无法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直至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造成了区域经济学应用的困境――区域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往往基于经验公式，在微观动机和市场结构转移的经济机理方面的分析却是空白，而数量众多的没有统一逻辑内核的经验公式，有时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均衡结果，但是没有将理性选择置于特定的区域之中，这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而区域经济学则在分析特定的区域经济问题时对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加以忽略，这也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只有将两种理论范式统一起来，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区域经济分析。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演进

1、杜能的开创性贡献

杜能(Thunen，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设想了一个位于匀质平原上的孤立国，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给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杜能认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是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必须能偿付成本与运费。当耕作成本一定时，离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创建了农业圈层理论，推论出决定各地区农业布局最佳类型的是级差地租。杜能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加以理论化和体系化，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广到了其他的研究领域。

由于空间既被看作是一个经济物品，又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杜能的分析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便是双重的，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来的几位贡献者更具有相关性和普遍性。尽管杜能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却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论作为基础。在艾萨德努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尝试将杜能的理论与均衡分析相结合。

当人们对杜能的假设前提做认真的分析时，一种逻辑追溯却遇到了难题：在匀质的平原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什么不是分散交错地分布着，成为分散的“后院资本主义”形态，而是将工业集中在城市里面?显然，杜能认为工业生产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从杜能的理论出发，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发散

杜能回答了生产是如何扩散的，但是人们还需要知道生产是如何集中起来的，所以杜能的区位论只发挥了“一半的作用”。这样，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就不足以支持区域经济学整个领域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发散状态。除新经济地理学以外，区域经济学有6种理论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问题；地理几何分析形成了工业区位理论，分析企业及产业区位选择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问题；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别；当地外部经济理论揭示了聚集经济效应；积累因果分析发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进一步为上述研究结论提供了实证。

(1)基于地理几何分析的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

19世纪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布局和产业迁徙问题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劳恩哈特(Launhardt，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韦伯(Weber，工业区位理论，1909)系统地表述了工业区位理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为目标，从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合理布局的过程。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地提高了生产率，许多产业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学开始研究市场中的非竞争因素带来的问题，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市场区域划分问题。

费特(Fetter，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1924)提出贸易区边界理论，他假定有两个生产地，根据两地的成本和运输费用的不同，利用等费用线方法，得出两个生产地贸易范围。如果两个生产地各自的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以及其他条件均相同，则两地的贸易区分界线是一条位于中央的垂直线；若两地的生产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生产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如果两个生产地运输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运输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国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质性，一定的生产地必将产生一个适当的城镇，这个城镇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它向周围地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服务中心的理想服务区是圆形的。当一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之间会出现间隙，要弥补间隙，圆形服务区就会局部地重叠，圆形服务区就转变为六边形的。这样，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的多级六边形图形。

廖什(Losch，区位经济学，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廖什认为，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企业之间形成了空档，圆外有消费者不能得到供给，在竞争中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档被新的竞争者覆盖，圆形市场被挤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

(2)基于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论

俄林(Ohlin，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认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需求方面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二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状况，分配影响收入，从而影响到需求。供给方面也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给，即要素禀赋状况；二是生产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决定了商品生产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决定要素密集的性质。这造成了国内外各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俄林的理论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许多区域发展规划事实上都是以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制定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是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俄林的理论不能解释技术手段对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创新，例如，依照传统的判断，以色列并不是一个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但是现代设施农业技术却造就了以高附加值农产品为主的现代农业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拥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去甚远。

(3)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缪尔达尔(Myrdel，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1957)的“累积因果论”指出市场力的作用在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与那些发展缓慢的地区相比，它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遏制困难地区的发展，使不发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经济发展战略，1958)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与缪达尔的理论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理论”。根据“核心与边缘区理论”，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变这种情

况，就要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有目的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普里德(Pred，1966)把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分析。

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关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依旧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却依旧不能吸引投资，而有些企业却将原材料运输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生产。

(4)基于社会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社会物理学是指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预测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与周边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奥尔巴赫(Auerbach，1913)构建了城市规模的位次一规模法则。社会物理学的典型应用是运输网的规划――由于对产业集聚的机制无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无法把握运输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场引力模型等在运输网络规划中有用武之地。运输基础设施的供给常常面临尴尬的局面――要么是运输供给严重短缺，要么是运输供给明显过剩，对运输量的预测似乎从来没有准确过。社会物理学为产业集聚和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实证。将社会系统看作是物理系统，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隐含了城市间作用的对等性假设，但是区域或国家间的贸易和运输常常是不对称的。

(5)以区域外部性为基础的研究

马歇尔(Marshall，经济学原理，1890)把产业集聚归结为三个要素：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即中间产品投入；三是技术外溢。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通过合作获得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一方面指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企业可以通过垂直关联实现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沟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水平关联控制二级单位的产品质量等。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驱动，形成了企业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冲突，城市规模由此给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论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有希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但是洛杉矶这样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现以及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具有产业协作关系的城市群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

3、统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努力

艾萨德(Isard，区位和空间经济学，1956)注意到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散性，基于古典区位理论，他将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进行整合，把区位理论研究的问题归结为：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区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对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中，艾萨德的工作结果被称为区域科学。区域科学从未胜任过艾萨德所设想的角色。新城市经济学(Jacbos，城市经济，1969)把空间分析纳入经济学的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

4、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范式的确立

研究范式的发散使区域经济学研究在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尝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区域经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统一，这是区域经济学30年以来的最大突破。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必需解决三个问题：规模收益递增、竞争的非完全性和对运输成本的处理。规模收益递增是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马歇尔曾经论述过规模报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有很长历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垄断竞争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基础。运输成本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对运输业的许多问题都难以做出解释。所以克鲁格曼假设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引入一个单独的运输业。

1991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聚集和产业集群的论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上，并且他认为以往的区域经济分析恰恰是因为没有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手段，所以对产业的聚集与发展规律缺乏解释力；新经济地理学派设计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一模型”，将产业集聚的个体理性动机归结为规模收益递增，而后又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克鲁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将以往那些发散的区域经济理论聚合起来加以解释。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更接近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必需考虑的关键因素――运输费用与边际产量的比较、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级差地租等，这些或多或少地隐含了边际成本、规模收益和空间资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杜能的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有更大的影响和被挖掘的潜力。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运输对市场范围的影响，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的结论。但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间问题，库恩将这种情况解释为“知识选择”，因为自斯密起，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中就缺乏对空间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供给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不同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别。但是依旧不能解释产业集聚的微观原因，为什么生产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的区域，而是会积聚到某个或某些区域呢?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描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用极化效应来解释区域发展的差别。后来以区域比较和积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研究日益具有规范经济学的特征，进而成为区域经济政策供给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使区域经济学在整体上带有显著的政府干预特征。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区域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是区域经济学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

济地理》一书中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区域发展问题。1999年，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发表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集群和聚集经济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和分析了经济集聚，这部著作获得了多项经济学奖项。

在艾萨德的努力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以后，区域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似乎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克鲁格曼等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强调相互交换产品和劳务的企业和家庭的分散决策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第一次真正能够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将需求、供给等市场参数表现为空间因素的显函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学是一个使用较为混乱的术语，在传统上，它是指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描述，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随着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这一术语有时和区域经济学相混淆了。

在新经济地理学逐步确立的同时，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在对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做出努力。巴罗(Barro)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微观基础，在和沙拉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巴罗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过了区位的作用，他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别，研究范式是古典主义的，对产业集聚的解释归结于交易费用理论。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1980年出版了《竞争战略》一书，建立了他的企业竞争力理论。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了钻石模型。波特在理论范式上可以认为是产业经济学的成功应用。

三、区域经济学应用的拓展

1、主流经济学赋予区域经济学更强的解释能力

主流经济学推进了区域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进展，这表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始趋于集中，这很可能是区域经济学今后发展的趋势。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都是区域经济学经常使用的理论工具，但是在理论范式呈现发散状态的时候，这些理论也是发散的。由于不能将这些理论工具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上，整个区域经济学更像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仪器。当一国的经济中出现“问题区域”的时候，基于空间分析的区域经济学并不能给出正确的解释，当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也就出现了停滞。主流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进行的整合导致了区域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使其能够依据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对区域差异、产业集聚做出解释。

在本质上，经济是全部社会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区域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具有显著的规划性，即从规范经济学的视角先行定义最优模型，然后确定区域发展目标，并主张利用政府干预来确定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个体理性选择的总和往往和政府规划相去甚远，对这种情况不能做出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学逐渐沉寂的主要原因。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供给产生新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具有“政府干预经济学”的特征，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应用领域，国内区域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有向“问题区域”倾斜的趋势。

在对问题缺乏根源性解释的情况下，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区域问题诊断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也就会处于被质疑的地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许多的政策性建议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将政府置于对经济实施“强干预”的位置。这往往是由于规划模型缺乏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对政府干预后形成的市场结构变化、规模报酬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均衡状态的迁移缺乏准确的预见性，政府的干预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而言，主流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明显的区别。区域经济学通常主张对区域经济，特别是基于区域经济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全面规划，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系统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经济学则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对市场参数的调整来限制企业的决策，这已经属于经济规制的范畴。由此可见，一旦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便与区域经济学在逻辑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给层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论选择。

3、与主流经济学范式趋同的启示

区域经济学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结果是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会更加全面。区域经济学不再仅仅简单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而是能够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制度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要素共享机制、社会运行效率等多个层面对区域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解释与规划。将过去的片面的运输费用和比较优势分析转化为一种对区域经济的全方位的“扫描”。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形成严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库恩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主干和诸多分支学科由于具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因此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趋同，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区域经济学所用，使这一学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篇（10）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从科学的内涵以及科学研究的目的来看，经济学本身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因为经济学本身也是有助于认识、预测经济现象乃至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体系，但问题是，经济学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所崇尚的科学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体现在它的数理程度上或者体现在客观性的“硬”度上呢？当前主流经济学极力崇尚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但经济学果真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了吗？按照达斯顿的看法，客观性的理解本身有三个角度：本体论的客观性是关于世界的，机械论的客观性是关于压制普通的人类判断倾向和审美倾向的，透视法的客观性则是关于消灭个人（或偶尔是团体的，正如拟人论的民族风格类型一样）的特质的；而且，透视法的客观性，既在概念上也在历史上区别于追求现实最终结构的客观性和本体论方面，也区别于禁止在对科学的结果所做报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断和解释的客观性的机械论方面。显然，达斯顿的看法了一直将“科学”等同于客观性的普遍认识，客观性的含义本身就是多重的，从而揭示了数量经济学中潜含的修辞。事实上，透视法的客观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纪后叶的道德哲学中而不是自然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将对客观性的关注重新纳入到社会环境和研究者所凸现的民族精神之中。当然，主流经济学中修辞以及透视法的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相对应的，西方的自然主义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都视为有其内在客观规律的，它都是上帝创世时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认为，“客观性这个观念与西方历史上对拟人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禁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始自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对将人类的属性归因于上帝的批评，并且作为一种对活力论、目的论和自然神学的一种逃避继续进入现在时期”［1］。

然而，正是对于自然哲学的狂热造成主流经济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并且，还逐渐把这种客观性导向了机械论的客观性，从而扭曲了对客观性的理解。事实上，自从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由于受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开始把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的发展之路，试图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学”［2］。为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试图通过将经济思想的数理模型化以及实证分析的客观化来发展成一门硬科学，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开伦理判断而公开声言要“价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同样，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公开声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3］。正是在极端强调客观和中立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下试图运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而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以来，国内那些自称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把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奉若神旨，极力排斥经济学的思辨性和伦理学内容而强调实证分析，并大肆宣称他们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观的。问题是，这种“客观性”真的存在吗？米洛斯基指出，“现在是放弃‘科学’以解决客观性问题这一思想的时候了，这主要是因为不存在单独的这样的问题要解决”［1］。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客观性，其中首先就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他相关特征作一剖析。

二、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

由于科学仅仅体现为主体基于特定视角对客体的认知，因而科学必然具有主观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学所面临的对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学所体现的主观性又存在某种差异。特别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两大研究客体存在明显不同的特点，有关它们的研究目的也不尽相同。正因如此，学术界又进一步把科学分为两大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关注由人与人之间互动产生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内在于人之认知的，其背后的规律也主要体现人类的理想及由此产生的互动行为，人们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顺或改进社会现实关系以更好地实现人类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视为带有人文性的学科。相反，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则是自然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这种自然现象是相对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也具有独立性，人们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适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规律，因而它往往被视为更具客观性的学科。同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个关系层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因此，经济学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这也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定位以及经济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程度之所以常常会引起争论的原因。一方面，尽管经济学涵盖广泛，但不同学者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和观察视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学者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就会产生差异：例如，有的学者关注物质资源配置等私人领域的问题，因而他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他也必然更倾向于把它看作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时期的经济学所呈现出来的特性也就会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古典时期所面临的主要是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建设，因而古典经济学呈现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性；而新古典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资本的问题，因而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出强烈的自然科学特性。

当然，尽管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特质的认知往往随不同主体以及不同时代而有所差异，但是，不管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经济学都不能直接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1）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认为科学认识有两个不同领域：自然科学和人类行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显然应该归属后者。（2）主流经济学极力鼓吹把自然科学所走的道路视为经济学的未来之路，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学本质上不是自然科学，否则就用不着模仿了；更不要说，在西方自然科学也是其他社会科学仿效的对象，实际上，长期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能否将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看成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学科的争论。（3）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又经常把经济学称为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这里也是强调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以及基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强调，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与物以及人与人这两个关系层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物的内容方面。事实上，正因为经济学属于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研究的是由人类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身又是与认知主体分不开的：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会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此，对经济学的定位还是要从社会科学来考虑。进一步地，由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往往都潜藏着改造社会和指导实践的目的，因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有关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预设，这体现了不同认知主体对社会事物的本质认知以及社会理念和观察视角的总结，因而带有浓郁的主观性；二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体现了认知主体的逻辑推理、检验论证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显然，正是由于不同个体在认知视角和研究思维上存在差异，对经济现象背后之规律的探索途径也就会存在差异；特别是，不同个体着重研究的问题也存在差异：有的人关注目的和预设的合理性，有的人则热衷于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结果，在不同认知主体眼里，经济学这门学科也就呈现出了相差极大的两个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开自然科学的考虑，那么对经济学的理解也会存在这样两个研究视角：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①。一般来说，“人文科学”强调的是人文性，就经济学而言，它侧重于对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讨，显然，它把人作为思维的主体，存在终极的价值判断，因而带有某种感观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辩和溯源。例如，韦伯就指出，“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这就要求“通过揭示并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地阐明构成或者能够构成具体目的之基础的‘观念’，能够使他根据联系和意义认识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间作出选择的各种目的”。相反，“社会科学”更为凸显的是科学性，就经济学而言，它关注的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如何严密而合理地得出更为广泛的结论，显然，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基本路径就是向自然（科学）靠近。例如，韦伯也指出，在目的设定以后的价值判断和批判也具有科学的性质，因为“这种批判只能具有辩争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对在历史给定的价值判断和观念中出现的材料作出的一种形式逻辑上的判断，是根据所希求者的内在无矛盾性的公设对理想所作出的一种检验。由于它为自己设定了这一目的，它能够帮助希求者对作为其希求之内容的基础的那些终极公理、对他不自觉地由以出发或者必须由以出发的终极价值标准作出自我思索。当然，使人意识到这些彰显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之中的终极价值标准，是它不用涉足思辩的领域就能够提供的最后的东西。至于判断主体是否应当遵循这些终极标准，是他个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与经验知识无关”［4］。

进一步地，对经济学两个阶段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学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根据人文（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的整合、判断，往往萌发于书房、图书馆等读书的地方，因而注重对前人文献的梳理；同时，他们认为，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根据自身的理解而行为，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个人的认知，因而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和规范性，寻找对既有事实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据（社会）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数据的处理和客观的实验，往往萌发于实验室、实践调查等能够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式；同时，它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指导一切人的行为，从而经济学的学习获得一种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强调经济学的客观性和实证性，试图通过新的事实和材料来发现理论。正因如此，相应于这两个基本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归纳出经济学领域从事理论研究的两种方法：厚积薄发和成规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视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识的继承和积累，并试图通过旁征博引而从更全面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解释现象，因而强调厚积薄发的研究态度；而且，由于这种思路试图凭借主体的知性来剖析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以及现状产生的内在机理，而对本质的认知本身就体现了观察主体的主观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规范性的学科。而基于科学的视角而言，它试图从某些定理或模型出发，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来发现规律，这往往被称为成规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规范，并相对集中于某些特定对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实证性质的科学甚至蜕变为应用数学的分支。

其实，对经济学的这两个认知视角或认知阶段及其认知差异也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窥见一斑。古典主义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人类的最大化行为主要与社会制度有关，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探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同时，古典经济学着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此为参照系来考察现状以及剖析现象对本质的背离及其原因；显然，由于本质本身体现了观察主体自己的认知和观察视角，本质也提供了已经被异化的事物回归的基点，因而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仍然流传至今的经济学基本上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规范性的科学。相反，随着西方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相对完善，人们就逐渐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寻求个人资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来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就逐渐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个人领域，关注个体如何理性地处理物的问题，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客观性的社会科学。也正是由于着眼于个体行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开始把现存制度当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关系或者双方的力量博弈来分析现状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现存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并且，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价格、货币等数字之间的逻辑分析，从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种路径的研究，强烈主张经济学的科学化之路。显然，因为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需要知识的沉淀和积累，因而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科学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的是严格的逻辑训练和扎实的数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学领域。

当然，需要指出，即使这里把经济学归为社会科学，也主要是强调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化努力以及人们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的演进性特征；但却并不否认，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特性与自然科学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异，因为任何社会科学都有一个预设的目的，这个目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米塞斯就写道，“当我们从外部接近自然科学的主题，我们观察的结果是确立功能性的依附关系。关于这些关系的命题构成我们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们构建了这些原理的体系，我们作了我们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类行动的科学中，我们从内心理解现象。由于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能理解人类行动的含义，即行动者赋予他行动的含义。是我们能形成用以解释性的现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对含义的这种理解”［5］。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经济学中“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认知也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相应阶段：“人文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阶段，它需要以广泛的知识为基础对前定的目的首先进行判断，并选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学性”则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达到前定目的的手段进行分析。而且，这两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要求与自然科学都是不同的，因而我们在从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时就必须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个理论所设定的目的，并对这种设定目的进行判断，这就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显然，这与自然科学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逻辑进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时刻提防把人的行为逻辑等同于物和数的逻辑，这也是与自然科学极不相同的。

可见，尽管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个目的上看，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成熟的经济学可以为理解和改造社会提供一个相对系统的认知体系，但是，由于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其理论研究的程序和特点都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来限定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学需要对理想目的以及假设前提进行确认，而这体现了主体的认知和理想。所以，笔者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对社会的认知，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关键在于对理论目的和理论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预设确定之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行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结论和认知，显然，此时就需要借助各种分析和表达工具，但其表达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种具有人文性的修辞。例如，麦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潜藏在经济分析过程中的三个命题：（1）“经济学中的数学理论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质，而且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2）“经济学推理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连正统的修辞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实际上，在麦克洛斯基看来，“经济学不是通过求助于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或是任何其他科学哲学发展出来的优先方法论来实现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无序的学科一样，经济学被合法化的过程就是检验其参与开放的进行中的对话或语言的程度，而每一个参与者都被置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对话氛围中。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中，经济学家们的任务就是说服观众，这其中包括同行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6］。

三、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阶段都充满了主体的认知，而要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论上有所创见，那么就需要丰富的知识素养：一方面，要对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作系统的梳理以能够真正领悟人类所积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对其他学科的知识作充分契合以对客体有更为全面而系统的认知。事实上，经济学说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马克思以及马歇尔等大师们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浅显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袭前人知识的基础上，斯密做了系统化的简单表述，从而写出了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富论》。相反，如果没有对理论的正确认识，没有广博的知识，即使能够建立比较优美而复杂的数理模型，它们也是流传不远的，实际上，这样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发表了众多的文章也仍然没有自信，就像当前的那些学者一样。正因如此，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说，厚积薄发式的研究途径是基本的，只有通过积累深厚的科学知识和个人知识，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认知，从而使得理论更具说服力；同时，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条件，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数理模型或者进行有的放矢的实证分析，否则，后续的一切行为都将没有任何意义，至多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或者材料堆积的数字游戏。

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影响社会经济现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甚至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人类主观认识的反射，同一事实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识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认知；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科学”并非是确定不变的，相反必须将理论与主体的认知视角和认知目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毕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为等由“人”引起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经验性而非先验性的，从而也只有在基于人类实践的经验分析的科学中才可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因如此，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具有经验性的内容，经济学的科学化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正如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所说的，“唯有直接与生活发生关系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7］。事实上，正因为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往往是基于主观的理解，不同的认知会导向不同的行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可以确保某种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动模式或行动秩序得到型构，但是，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却并不足以决定这种行动模式的具体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们说，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不仅仅是数理模型这一种方法，甚至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哈耶克就把经济理论研究与法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道德科学等联系起来，而强烈反对经济理论数学化。

显然，正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从而才会形成迥异的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导假定，以致迄今为止经济学各流派之间都无法形成一个“能够结束所有争论的最终标准或裁决者”；同时，由于引导假定本身是难以被证伪的，因而尽管经济学的理论不断变化以及每种思想也都在经历重复的兴衰轮回，但却很少会完全消逝。事实上，不仅“弗里德曼的信念――经济学中的一般性争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特定争论都将通过实证检验而解决――尚未得到证实。同样，熊彼特观点――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大都会被系统性抛弃――也没有成为现实”。因此，经济学中，“在对经验证据、伦理因素、硬核命题、意识形态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许多类似问题的解释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并非只在经济学中有分歧，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中分歧至少同样广泛、深刻和显著。甚至连物理学也有着这种冲突，而且实际上，物理学比其通常看来的要‘软’得多”［9］。也正是由于经济现象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以及经济学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麦克洛斯基强调，“如果经济学希望模仿其他科学，即便模仿的是数学或物理学这样伟大的科学，它也应当更加开放，以容纳更多的谈话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从广义上讲，作为一个具有知识体系的探究学问的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并且，这种科学本身是具有强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学”一词首先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义思维，并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结果，时下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经济学内在的这种学科特性：它不但舍弃了经验性的内容，而且也因执着于数字的游戏而把理论与生活分裂开来，甚至连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标也搞颠倒了。正因如此，厚积薄发式的学习和研究路线往往只是为非主流经济学者所遵循，而主流经济学则逐步走上了严密的专业分工道路，把经济学仅仅视为对手段的实证或者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功能联系，从而日益偏重于成规定式的研究路径。正是基于这种研究线路，主流经济学试图运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结果，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瓦尔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顿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从早期到现代不断激发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倡者的灵感不是‘科学至上主义’，而是完全数学化的目标”［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义思维，并在追求客观主义的抽象化科学思维的指导下，这种自然主义思维进一步扩展到人类精神方面的领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观点往往认为，即使在生活世界“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排除一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探问。科学的、客观的真理只是确证：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12］。

事实上，就当前西方社会而言，“对科学之上主义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经）成为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学术上对大陆哲学的摒弃，连同二战以后统计学技术与自然科学实践之间的混淆，（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内在统一性，‘科学’本身成为了一种适用于任何社会研究（无论是经济学、文学批评或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霸权将任何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的痕迹统统勾销了”［1］。正因如此，当主流经济学的困境逐渐暴露，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探究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性质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争论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如此严重的演化谬误：它把人类世界也视为一种静止的状态，而科学研究仅仅探询如何将这种静态世界摆弄得更有序途径，因此，不仅是经济学，甚至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在努力发挥理性的能量来设计和改造社会制度。

显然，正是出于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理性的强调，整个社会科学界充斥了求新求变的氛围，这在经济学界尤其明显。胡塞尔就曾指出，“如果科学只承认以这一方式客观地可确证的东西为真的，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精神的一切形态，人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它过去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话，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此能平心静气吗？我们能在一个其历史无非为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的不尽锁链的世界中生活吗”［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国内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经济学者也极力强调经济学的数理化，认为只有这种经济学才是科学和客观的；但殊不知，现代主流经济学大肆鼓吹它的科学性而不敢承认自身的内在缺陷，并为了维护其主流的话语权而刻意地用数学符号来掩盖其内含的价值观和主观性，因而这些主流经济学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恰恰使得经济学退化为一门“伪科学”。 事实上，当今甚嚣尘上的主流经济学已经越来越符合"伪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达不到其宣称的那种科学要求却极力宣传它的“科学”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学说中缺陷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掩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规范性以及推崇厚积薄发的思辨路径，强调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注重经典文献的梳理和推敲，但这并不是要像阿莱所批判的那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层次上的诡辩游戏：“不断使用误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经定义的语词，那些词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断变换，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严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带有比喻的表达方式，没有精确的含义，谁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无人能提出异议；使用的表达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严密的逻辑一致性，同时要求与经验事实相一致。事实上，笔者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不是不要数学，相反，要研究经济学也必须充分夯实数学和逻辑的基础，这是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需要专业化训练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数学在表达、交流和传播上的精确性，因此，数学作为工具在经济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另一方面，数学语言的运用也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献大多是主流经济学提供的，他们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其中思想的递进也大多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表现出来。

不过，尽管将经济学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而运用数学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明晰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把一种理论建立在公理化的论述上就足以说明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特别是，要防止经济学从传统的文字描述走向数理化过程中的另一种极端倾向，因为正如杜兰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发展成为谬误；而每一美德都会因过分而成为邪恶，没有什么比过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们对数学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必须有个明确的认识，即使通过使用数学来精练理论，也必须注意到条件的成熟性问题，否则必然会“欲速则不达”［14］。这正如科斯写道的，“我对建立模型的问题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观点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认为，当你的知识特别贫乏时，你不可能很准确、很迅速地估计所发生的情况。……要是将你知道（或者你认为知道）的早期阶段的变量简单地纳入你的模型中，事实上，这可能产生更多的误导，将会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现”［15］。显然，就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而言，数学已经被严重滥用了，哈耶克写道：“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8］。

可见，尽管我们常常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但这与自然科学中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经济学又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不用说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从而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这和物理学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的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而和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科学不同，因为在其他的人类活动学里而是缺少严格的、演绎的理论的。简而言之，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疑难的特征”［16］。在这里，笔者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异，不应该过分强调他的客观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麦克洛斯基就特别强调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都不是经济学可借鉴模式，为此，他还对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因为这些哲学往往以物理学的方法论作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经济学朝更为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呢？豪斯曼建议，“第一，经济学家应该参与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经验性工作：他们应该努力从‘典型的经济数据’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第二，对于理论框架的选择而言，这个学科应该更加开放，不应坚持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现状”［17］。

四、简短结语

无论是在科学的内涵、研究的目的还是研究的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学注重思辨性，其理论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积薄发，注重知识的积累和契合，因此，尽管我们强调经济学要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其科学性的麦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事实上，正如韦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语大词典》对“science”所作的定义，社会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只是在一种在对“科学”一词的“转借”和“隐喻”（metaphor）意义上来说的；不过，那些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家们，却试图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经济现象的“观察”、“实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科学（式）地”“推理”和“证明”，来把经济学做得一种像物理学、化学那样一种实证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然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却试图以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特征来要求经济学，从而严重误解了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也窒息了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以至布坎南说，“正因为我深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我发觉自己更赞同解释学家的批评，而不赞同我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同事的意见，少数几位属于现代奥地利人学派的经济学家除外”。而且，布坎南还重新解释了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行为方式：科学家的行为是发现，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力运用在探索过程中，他不宣称也不应宣称创造了某种新的东西；相反，艺术家尽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创造某种原来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且一旦艺术创造完成，每个人都对创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释方式。［17］在布坎南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介于两者之间，社会科学家的活动更加类似于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但他的动机与科学家而不是与艺术家相一致，他希望社会互动的改进最终将由人们在诊断结论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样，布莱克则强调，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批评所使用的中心修辞手段比如暗喻要优于自然科学，因而经济学的科学化发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参考文献：

［1］ （美）米洛斯基.问题是什么［M］.张大宝，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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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M］.丁建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 (英)布劳格.为何我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M］.张大宝，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1］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2］ (法)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情［M］.侯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 （美）曾伯格.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4］ (美)科斯.“专题讨论”的评论［M］.李凤圣，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