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成因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金融危机的成因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金融危机涵义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它表现为一国货币短期内大幅贬值，该国金融市场上价格的猛烈波动，大批的银行经营困难乃至破产，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动荡。其显著的特点是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变动，具体表现有：一是外汇汇率、利率大幅上升，二是股市急剧下挫，三是大批银行经营困难甚至走向破产。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经济危机有密切地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货币危机主要是指实行某种形式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在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外汇市场参与者对该国维持固定汇率的能力丧失信心，从而进行大规模的本外币资本置换，导致该国货币大幅贬值，固定汇率制崩溃，外汇市场持续动荡的事件。就经济危机而言，一个通俗的解释是生产过剩找不到需求，引发社会经济大混乱。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货币危机主要局限于外汇市场，金融危机的范围扩大到了金融领域，而经济危机影响范围更广，表现为实物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巨大破坏。货币危机可能诱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引起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危机就成了经济危机的代名词。

二、金融危机理论

自从“郁金香泡沫”破灭后，西方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逐渐增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对此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研究引起了西方经济理论界重视。比较系统的研究金融危机理论是从20世界70年代末开始的，主要理论有如下几种：

（1）宏观经济基础理论模型

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了第一代危机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对财政、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这个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当时美国发生了二战后的第五次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和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国际金融市场抛售美元的风潮更甚，迫使尼克松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挂钩，因此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美元，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先后放弃了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平价的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固定汇率为特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浮动汇率制为主，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国际汇率制度。用克鲁格曼的理论来解释金融危机我们假设一国货币需求非常稳定，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过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导致国内信贷扩张、居民向外国购买商品、劳务、金融资产等来转移风险，而居民和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持有另一国货币即是用本币购买外币是符合心理预期的。当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中央银行就要通过不断购买外汇来维持平衡，一旦外汇储备耗尽，固定汇率机制自然崩溃，金融危机发生。用这种理论我们能够较好的解释1973至1982年墨西哥危机，1978至1981年阿根廷危机。但也有缺陷：它所假定的政府政策过于机械，只是一味的扩大货币发行，而政府可选择的政策可以有多种。

（2）预期理论模型

预期理论模型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它认为：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的原因并不是其经济基础的恶化，主要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当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时，政府为捍卫固定汇率就会提高利率吸引外资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如果提高利率维持汇价的成本大大高于维持汇价所能获得的好处，政府就会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反之，投机者是否继续攻击也要取决于攻击带来的成本收益。从历史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克服“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危机的对策，其效果不一定明显。所以综合考虑，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抵御危机时，一旦投机者能够成功冲击货币，其获得的回报会高于成本，仅仅是高利率可能并不能有效的阻止投机者的攻击。另外市场参与者在其投资决策时会把预期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因素使政府捍卫固定汇率的成本提高。

（3）道德风险理论

道德风险论认为：当事人（金融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可能导致他人的资产或权益受到损失。在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表现为政府的某种“隐含担保”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造成巨额的呆坏账，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引起公众的信心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因为政府提供的“隐含担保”缺乏确凿的法规依据、信息不对称，这样使道德风险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以东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东亚国家中存在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资金、业务和人事关系，另外加上一些传媒的暗示，使得社会公众产生这样一种错觉：金融机构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一定会加以保护。一般来说，各国政府普遍存在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或明或暗的担保，即便是大银行出现危机，政府从多方面考虑往往会出面援助而不能任其倒闭，这就为银行提供了“隐含担保”。其结果是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由于银行得到了政府的“隐含担保”，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或债权人会认为贷款给这些银行是很安全的，即使这些银行出现一些困难，政府也会出面援助，投资者或债权人便不再对银行的资信从财务上进行严格的审查，使得这些有问题的银行得以大量融资；另一方面，政府“隐含担保”，加上存款人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银行将大量资金投资或贷放给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这些项目失败就会使银行陷入困境。事实上，当金融机构的状况己经岌岌可危时，人们期待已久的政府援助也没有出现，破灭了的希望很快引起投资者的恐慌和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机构的偿付力等问题也会很快蔓延开来。

（4）金融恐慌理论

“金融恐慌”理论认为：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短期资金的债权人突然大规模的从尚具有偿债能力的债务人那里撤回资金，是一种集体行为。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夕大多经历了一个资金迅速流入的过程，但是外资的流入是很脆弱的，极易受到“金融恐慌”的影响而发生逆转，一旦发生大规模逆转，危机就会发生。以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东亚国家为例，它们都以高速增长的经济潜力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了生产性较强的实物经济领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东亚金融市场开始成熟，投机需求不断增加，加上人们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外资流入迅猛攀升，大多资金投向风险性较强的高利润行业，而这种资金非常容易发生逆转。客观来说，“金融恐慌”是危机心理预期的一个补充。

（5）危机传染理论

危机传染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导致另一个国家发生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它产生于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之后。它强调了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Pua1MaSSon（1998，1999）指出危机的传染方式主要有三种：（1）溢出效应，即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间形成密切的联系，一国货币危机会传导到同一经济区内具有相似经济结构或经济问题的另一国。溢出效应按溢出渠道分为贸易溢出效应和金融溢出效应；（2）季风效应，即某一经济区外部某个国家的货币危机对该经济区内所有国家的经济与货币稳定产生影响，尤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3）羊群效应，即一国的货币危机通过对投资者心理预期产生作用，诱导公众对同一经济区内经济健全的另一国发动货币攻击。

三、金融危机理论对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背景，从金融危机理论出发，我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宏观经济基础理论看，美国超宽松的经济刺激环境为危机埋下了隐患。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利率降到极点，贷款买房无需担保、无需首付，因此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房地产泡沫提供了温床。布什政府为每一个居民都有其房住的政策扩大了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买房，因而导致发放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风险加大。

2.从道德风险理论看，房屋贷款金融机构以房产作抵押发放贷款，在经济景气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但当经济下滑时，这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不能足额还款的风险加大。而这些房贷机构本身资金实力并不雄厚，为了不断的利用有限的资金，通过金融创新，把次贷资产打包证券化，从中收取资金又分散了风险。但是，如果其中某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整个链条就会断裂，从而波及所有的人。从2005年到2006年，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市场利率进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3.从危机传染理论看，美国次贷危机能够扩张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因为在全球一体化下，各国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各国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美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必然会波及全球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篇（2）

近年来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爆发，房地产业严重衰退，造成一连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国政府托管“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购、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等，由此引发全球股市大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也跌穿2000点。全球金融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当前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美国金融系统，无论是发达程度、透明度、监管力度，还是融资规模、金融产品多样化等都堪称世界之最，为什么目前出现了这种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呢？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监管制度缺陷

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内部管理机制失误造成的。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推出了许多金融衍生产品，这对繁荣金融市场和市场经济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衍生产品太多，加大了投机风险，而与此有关的风险预警机制及防范措施却未能跟上，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美国本轮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而次贷危机则与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关。

在各种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中，美联储政策的失误可能是较为严重的一个危机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特别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所采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长期的低利率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三大负面影响：一是扭曲了信贷市场和房贷市场，二是减少了居民储蓄，三是加剧了美元的贬值。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开始上升，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开始席卷一切赚钱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庞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弥补，结果是美国的资本账户逆差大幅度增长，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引起外资撤离，美国就难免陷入一场金融危机。

二、超前消费陷阱

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费，使得经济基本面发生了问题。为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鼓励寅吃卯粮、疯狂消费，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加上弥漫全社会的奢侈消费文化和对未来繁荣的盲目乐观，为普通民众的借贷超前消费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费，而这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但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涨势只是稍稍趋缓和下降，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就难以遏制地爆发出来。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消费太多，则会使得储蓄减少，从而影响一国的资本积累，导致投资不足，影响经济的下一轮发展。而美国正是消费的过于旺盛，挤占了投资，坐吃山空，经济迟早会出现问题的。

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迷信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把“双刃剑”，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华尔街，而在于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推行促进消费、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的经济政策等。客观而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升、失业形势得到一定缓解等。

但任何理论都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而现实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无休止地把这种自由主义政策推向极端，必然会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威胁和破坏。大量金融证券机构置国家经济安全于不顾，利用宽松的环境肆意进行投机，并因此获取巨额利润，导致投机过度，尤其是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比如：互联网和房地产等，严重损害市场稳定的基础，产生严重的泡沫风险。近几届美国政府没有意识到美国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状况，过于迷信自由经济理论，终于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秩序与金融发展失衡、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美国当前遭遇的危机，是一场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危机。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但我国存在着许多类似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对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篇（3）

金融危机不是新生事物，自十七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九次波及范围巨大、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主要有：1637年荷兰郁金香危机、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1837年美国金融恐慌、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1987年席卷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至2010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现代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在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中，金融无时无处不在，被称为“经济金融化”。银行、保险、股市、汇市等在运营过程中不断累积风险，而金融创新、经济金融化又将各类金融风险叠加、放大，一旦出现局部动荡，就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出现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涵义

 

金融危机指的是金融资产、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危机，具体表现为资本外逃、股市暴跌、偿债困难、正常银行信用关系遭到破坏、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并且金融危机越来越以混合形式呈现出来。

 

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往往正值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时期，国内普遍过度投资，信贷快速增长，金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整个经济社会就会遭受重创。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剧增，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区域内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规模缩减，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出现停滞、倒退。人们对未来的经济预期更加悲观，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是二者有区别。“金融”是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与“消费”和“生产”相对应。“经济”的内涵显然比“金融”更广泛，它包括“消费”、“生产”和“金融”等一切与人们的需求和供给相关的活动。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过程危机，而经济危机则是一种结果危机。其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又有联系。从历史上看，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前，通常先出现一波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消费与货币、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矛盾，都足以导致货币资本运动的中止，从而出现直接的货币信用危机，也就是金融危机。当这种矛盾在较多的生产领域出现时，生产过程就会因投入不足而无法继续，从而造成产出的严重下降，导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

 

据测算，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游资，这些游资又被称为“热钱”，是在市场上流动迅速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基于纯粹投机盈利的目的，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就会以各种形式入境，通常会进入易于产生泡沫的经济领域，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二)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

 

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过于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弱化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增长速度，转而通过举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内在的经济发展乏力，还债能力不足，经济泡沫导致银行贷款的坏账剧增，不良资产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三)“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

 

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可以提高一国经济的开放度，也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成本会提高，成本优势逐渐降低，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众多国家不约而同采用出口替展战略时，它们之间会产生恶性竞争乃至相互挤压;三是该战略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必不可少，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无法长期保持竞争力，但许多国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

 

(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互联网和物联网发展迅速，商品、信息、服务、资本、技术在国际间频繁流动，金融活动也趋于全球化。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是自发性的，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也蕴含着高风险，蕴藏着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当国际信贷和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不可调和，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三、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经济思维进行创新

 

一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二是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三是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实业投资。

 

(二)积极扶持金融机构

 

一是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二是把妥善处理银行坏账，将银行的坏账打包、切割剥离。待银行复苏后再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则由政府出面埋单，将坏账清零。三是维护银行正常秩序，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出现挤兑现象时，及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帮助银行渡过难关，增加社会信心。四是解决“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要解决金融体系内部的问题，更要解决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

 

(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是实施产业振兴计划，扩大内需，培育市场主体，帮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渡过难关，降低税收，减轻企业负担。二是促进对外贸易，由于从事进出口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通过增加出口退税，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提高出口竞争力。三是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

 

(四)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篇（4）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9―0103―05

一、问题的提出

始于几年前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目前呈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波及范围广，已经由经济发达地区扩散到中西部地区，所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广。关于“民工荒”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自从2004年首次遭遇出现“民工荒”以来，就有学者抛出“刘易斯拐点论”，认为“民工荒”的出现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从农村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化和外出转移的速度变化来看，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蔡防，2007；姚上海，2009)。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反对此说，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民工荒”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仍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客观事实(姜华东，2007；张宗坪，2008；陈华，2009)。马晓河、马建蕾(2007)通过计算农业从业人员和当前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的差距，估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1亿人。张瑛(2009)则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提出的多国模型，运用使用劳动力的国际标准，估算中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3亿人，因此，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

“民工荒”的出现，固然与宏观经济形势直接相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民工荒”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表现，既有其宏观经济周期因素，更反映长期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蔡防，2010)。更多研究者提倡民工“权利荒”之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与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之间的矛盾永远难以解决，“民工荒”是农民工利益比较的理性选择(刘铮，2007)。随着劳动生产体制日益全球化，农民工淹没在国家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现代化洪流中。在国家和资本双重控制下，一个失语的阶层无法实现组织化，无法在合法体制内通过产业行动来与资本对抗，但它却导致了各种抗争行动的产生与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对资本的抛弃――“用脚投票”，“民工荒”便是抗争行动最好诠释(欧阳俊、杨正喜，2009)。

笔者认为，“民工荒”的产生固然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宏观因素密切相关，但“民工荒”首先是农民工个体行为所致，是农民工面对比较利益时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后金融危机时代，即便随着订单经济的回温，大批中小企业也无法继续对农民工产生吸引力，从而陷入“民工荒”的尴尬境地。本文无意卷入“刘易斯拐点论”之争，通过调查数据，在既有的宏观结构框架之内，本文着重从农民工主体视角，深入探讨“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个体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动机，从微观层面讨论“民工荒”的发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民工荒”的思路和建议。

二、农民工城市生存状况描述

本研究的经验数据源于笔者2011年3月份在深圳市展开的社会调查。选择深圳作为调查地点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农民工流动极为频繁。另一方面，深圳又是珠三角受“民工荒”困扰的主要城市之一。调查过程采取概率抽样方式，在福田区、罗湖区、宝安区抽取十个人才市场发放问卷。总计发放问卷320份，回收问卷305份，其中有效问卷282份。本次调查样本的人口特征统计量：男性占84.8％，女性占15.2％；从年龄结构来看，70后农民工所占比重最高，为37.9％，其次是60后、80后和90后农民工，比重分别为23.0％、22.7％和11.4％；婚姻状况，已婚占67.4％，未婚占26.6％；文化程度，初中级以下的比重占69.1％，高中文化程度占15.6％。本文以下的实证分析将以此次调查为基础而展开。

(一)劳动保障

劳动保障关乎农民工的切身经济利益，也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重要物质基础。农民工劳动保障历来都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本研究首先考察后金融危机时代“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9.2小时，月均工资1753元，其中建筑业平均工资达到2785元。此外，本研究重点调查了农民工的各项劳动保障待遇，其结果却令人堪忧。如图1所示：农民工不享受病假工资、带薪休假、产假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均高达68.4％、74.5％、71.3％、65.3％、68.1％、77.6％和72.5％。只有享受工伤保险的比例稍高，为52.0％。总体可见，尽管社会各界一再呼吁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保障，但农民工群体仍处于一种“劳无所保”的状态。

(二)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是考察农民工城市生存状态的重要维度之一。从调查情况看，农民工个人月均消费支出1167.1元，其中三项最大消费支出为伙食费、服装消费及住宿费，分别为414.9元、150.1元和141.9元，而文化娱乐月均消费支出只有63.4元。如果粗略计算恩格尔系数，则农民工个体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37％，比较接近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水平。

居住地作为农民工在城市的栖息地，居住模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本调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居住模式，如表1所示：其一是“未找到工作之前”，53.3％的农民工居无定所，15.6％居住在出租屋；其二是“目前状况”，43.6％的农民工仍居无定所，另有39.9％住在集体宿舍；其三是“最久居住方式”，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比例最高，为44.2％，其次有15.8％的农民工住在出租屋，另有14.5％农民工一直以来居无定所。作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任焰、潘毅，2006)。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农民工，由于其生活的集体性特征，将使个体与城市社会生活场所的接触极为有限。于他们而言，城市仍然只是工作场所和暂时的栖息地。

闲暇生活是考察农民工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他们的闲暇生活质量还处在较低水平阶段：工作时间太长使得其闲暇时间很少；闲暇时间也主要是以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为主，没有稳定性；而且低收入导致了新市民闲暇生活内容的选择只能是贫乏和单调的，以住家娱乐为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看电视则是闲暇活动的主要项目，其余的还有打牌、听收音机、聊天、逛街、看小报等(章辉美、邓春梅，2007)。本研究中通过对农

民工参与各项闲暇活动的频率赋值，来了解农民工闲暇活动的情况。频率赋值分为5个等级：4分为“几乎每天进行”、3分为“经常进行”、2分为“有时进行”、1分为“很少进行”、0分为“从未有过”，以此来计算农民工闲暇活动的频率得分并排名，如表2所示：农民工最经常从事的闲暇活动为看电视；随着闲暇成本或闲暇层次的提高，农民工从事某项闲暇活动的频率在降低。值得注意的是，买彩票作为一种投机性的博弈活动，可能会在瞬间改变农民工个体的命运，因而在农民工的闲暇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

(三)主观满意度调查

关于农民工的主观满意度调查，本研究设计了婚姻家庭、身体状况、人际关系、物质生活、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工资待遇、晋升机会和社会地位9个维度的满意度比较。满意度分为5个等级：5分表示“很满意”，4分表示“较满意”，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不太满意”，1分表示“很不满意”。本文根据满意度的平均得分情况编制满意度指数，如表3所示。

上表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关乎农民工个人生活的指标得分较高，如身体状况、人际关系、婚姻家庭得分均高于一般水平，其次是与职业相关的各项指标(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工资待遇)，最后是对关于城市生活整体评价(物质生活、社会地位)和个人发展前景的指标。其二，所有指标得分都较低，除了前三项得分稍高于3分，表明农民工在这三方面的满意度为一般水平，其余6项指标得分均低于3分，从而可以说明农民工主观满意度整体水平偏低。

三、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研究展示了农民工城市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劳无所保、居无定所、一叶浮萍”。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较差。“完全没有归属感”、“较弱”和“一般”的比例分别为30.1％、20.7％和26.2％，只有22％左右的农民工有一定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归属感随企业性质、代际和工种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为了比较各变量内部归属感差异，本研究仍采用赋值形式，将“完全没有归属感”、“较弱”、“一般”、“比较强”和“很强”分别赋值为0分、1分、2分、3分和4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中数据反应出农民工归属感整体水平较低，但是对于不同群体内部的农民工，归属感还是具有一定差异：(1)代际差异。70后及以上农民工归属感得分较高，80后其次，90后最低。70后得分高的原因并非他们具有较强的归属感，而是因为他们主要的利益诉求仍是提高经济收入，对是否能融入城市、是否有归属感等问题概念模糊，从得分情况看也仅处于一般水平。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之外，他们具有更复杂的利益诉求，对农民工游离于城市社会的现状有更清楚的认识，因此与以70后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具失落感，更缺乏城市归属感。(2)企业性质。除国有企业农民工归属感得分稍高，其余均处于相近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特征，国有企业的农民工形成较强的组织依赖性，从而具有较强的归属感。(3)工种。随工种不同，农民工归属感差异比较明显。技术型农民工的归属感指数为2.5341，而体力型农民工的归属感指数只有1.8322。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型农民工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其社会生活的丰富程度和多维性要高于体力型农民工，更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归属感较强。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明确表示不会留在城市，不会留在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个人赚钱能力有限”，无法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而打算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则多半是举家外迁，子女在城市上学。另外有23.5％的被访者对居留城市持观望态度，只有6.9％的被访者表示无论面对多大困难都努力在城市定居。因此，总体来看，农民工有比较普遍的潜在的“逃离”城市的意识。当外在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发生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变化，他们也很容易选择“逃离”，继续追逐个人经济利益，实现个人收入的最大化。

四、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农民工群体仍然只是游离于城乡之间追逐生存依赖的简单经济主体。他们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生活支离破碎，甚至其原有的农民户口身份都成为在城市生存的一道尴尬的门槛。调查中可以发现，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仍非常原始和朴素，只要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劳动报酬，可以最大化地满足家庭经济需求，生活条件的艰苦、劳动保障的缺乏和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挤压都不能将农民工“推”出城市。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默默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并非只有农民工群体)。因此，经济收入的最大化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根本动因。秉持典型的小农“生存伦理”(黄婧、纪志耿，2010)，当金融危机袭来，东南沿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将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或者家乡附近继续寻找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工作机会。当金融危机退去，由于东南沿海生活成本较高，劳动待遇并不优厚，再加上农民工主体意识的日渐提高，中小企业已经难以满足农民工继续实现其预期收入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民工荒”的成因，以及为何受民工荒困扰的主要是缺乏劳动保障的中小企业。

另外，从农民工流动过程来看，“民工荒”意味着大批农民工最终选择离开。近年来，受制度约束和社会环境影响，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对工资长期徘徊不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抗争手段。他们渴望相对公平的待遇，因此，民工荒是一种对制度公平的呼唤(欧阳俊、杨正喜，2009)。从这个意义上，应对“民工荒”局面，必须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成过程，即农村劳动力不仅要从农村转移出来，而且要实行市民化，改变半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为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杨晓天，2008；杨永华，2010)。西方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一般都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农民工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却因为户籍制度而无法实现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潘毅，2009)。

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迅速转型的前提下，缓解“民工荒”应当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笔者建议：第一，加快制度变革，尽快打破户籍制度壁垒，保障农民工自由迁徙定居的权利；第二，机制创新，通过法律约束来构建农民工与企业的集体协商机制，围绕劳动报酬、劳动时间、福利待遇等各方面，展开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合理博弈，使农民工获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第三，政府

主导，在制度刚性约束短期内难以突破的前提下，通过住房保障、提供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手段实现农民工社会生活城市化的“软着陆”；第四，呼唤企业家精神，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适当让利来改善农民工的经济待遇，以保证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性；第五，营造和谐、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各阶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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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汇市持续走低，越南盾贬值加快。2008年3月下旬，越南政府扩大了每日越南盾兑外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但这一调整却使汇率持续下滑，越南盾在短时间内由升值变为贬值。

股市和房市价格暴跌。2007年10月3日到2008年6月16日，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越南证券交易所胡志明指数从1106点下跌到了370.18点，跌幅接近七成，跌幅居全球之首。同时，越南大、中城市多年来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开始出现大幅下滑，房市成交量明显萎缩。

经济增速放缓，部分银行经营陷入困境。2008年第一季度，越南GDP增长7.4%，低于去年同期的7.8%。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股市和楼市价格大幅下跌，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以及银行贷款利率高调，越南的商业银行特别是私有银行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客户违约率迅速上升，经营陷入困境。

越南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经济过热，外贸财政“双赤字”。越南自1986年实行全面“革新开放”以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经济连续8年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GDP总量从2000年的312亿美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713亿美元。越南因此被国际社会看成是仅次于“金砖四国”的第五个新兴经济体，越南国内也逐渐兴起了“超印赶中”的豪情，以致于忽视了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经济过热问题。高投资导致越南机械设备、零配件和原材料等大量进口，加上美国次贷危机造成进口成本上升、出口疲软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越南贸易逆差由2002年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124亿美元，占GDP比重由1.7%上升到17.4%，这远高于1997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时其贸易逆差占GDP6.5%的比例。同时，越南政府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使得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资本项目开放过早，外资大量涌入引发资产泡沫。在国内资本短缺的条件下，越南政府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不仅大量举借外债，还迅速开放资本项目，导致热钱大量涌入。2008年前5个月，FDI高达142.73亿美元，同比增加298%。在资本账户流入的外资中，房地产和旅游方面的投资增长尤其迅速，部分资金甚至绕开限制进入了股票市场，引发了当地消费和投资热潮，推动了股市和房市等资产价格不断走高，通胀压力持续累积。

宏观调控政策不力，货币政策偏松。一是越南政府应对通胀上升的政策措施比较滞后。在2007年10月，越南的CPI已经达到了12％，高通胀已露端倪，但越南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势头，对物价上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货币政策明显偏松。2008年第一季度，越南信贷投放同比竟增长了65%。但是，越南央行直到2008年5月份才将存款准备金率从9.3％调到12％，基准利率由8.75%调到14%，这一利率水平仍远低于通胀率。二是越南对通胀的调控政策有失偏颇。越南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通胀愈演愈烈，越南政府在2008年3月下旬接受了外国专家“以本币升值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将每日越南盾兑外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由0.75%扩大到1%。由于越南盾存在强烈贬值预期，汇率幅度的扩大反而加快了贬值的步伐。

此外，越南经济体小，股市市值有限，对国际市场冲击的抵抗能力相对较弱，也是导致此次越南金融风波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越南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治通货膨胀。越南金融危机已为我们敲响警钟。防治通胀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之重中之重，在自然灾害比往年加重的情况下，从紧的货币政策将是首选。新兴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对境外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极易增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因此，我国在不断促进FDI流入和贸易增长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由此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占款大量增加造成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必要时可以实行提高存款准备金、保值储蓄与信贷规模控制三管齐下的措施，及时回收市场流动性，有效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严防热钱兴风作浪。虽然汇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贸出口和FDI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金融抑制却又削弱了本国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削弱了金融资产价值创造中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越南金融危机再次凸显币值被长期抑制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因此，从长远来看，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必须的。但从历次货币危机来看，在通胀高企的局面下，放宽汇率波动的幅度，反而会加快本币贬值。因此，我国人民币升值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项原则。

审慎开放资本项目，加强外资流向监管。一是审慎开放资本项目。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总是出现在金融自由化和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之后。为确保经济金融安全，我国应坚持“不到合适的时机，资本项目就不放开”的原则，保持防火墙，以增强对国际金融动荡的抵御能力。二是加强对外资流向的监管。应该说，目前人民币升值远未达到热钱满意的程度，人民币走势逆转的压力在日复一日地积累，一旦基本面受到外部冲击出现恶化（如严重通胀等），很可能出现金融动荡。当前我国应当强化外汇监测，完善监控体系，及早察觉外汇流向异动，大力控制FDI进入股市和房市，同时，注意外汇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可逆性。

扶优限劣，优化经济结构。在保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要注重对不同行业实施有差别的信贷政策，扶优限劣，防止经济结构失衡，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在国内商业银行和本土企业资金链已经极为紧张的情况下，要避免运用一刀切的信贷规模和贷款利率政策，防止利率的过快上调，使绿色产业、民生工业等行业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休克，造成经济衰退。

篇（6）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4-0102-04

一、引言

农民工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构成了我国实体经济体系的人力资源基础。“民工荒”问题不只是一个民生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关系农民工群体自身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和重大挑战。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民工荒”现象被暂时压制，出现了“返乡潮”及农民工就业难等问题。但是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消退，“民工荒”现象再次出现征兆，并愈演愈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0年2月24日了“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结果显示，70％被调查企业预期招52"有困难”。最近两年，“民工荒”现象有全国蔓延之势，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从大中城市到二线城市，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招工难的问题，而且，至今没有减弱的迹象。面对后金融危机下“民工荒”的再次出现并持续升温，我们更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冷静分析、积极应对。基于以上背景，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民工荒”的成因及对策，为“民工荒”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参考。

二、研究综述

(一)“民工荒”的概念

社会各界使用“民工荒”一词概括了我国部分企业招不到农民工这一现象。章铮认为，所谓“民工荒”，是指在劳动力的最低限度生活费用水平下民工的供不应求；陈晓华、张红宇认为，“民工荒”是指城市经济需求的民工劳动力普遍高于民工愿意和能够提供的劳动力；蔡的贵、谭琳认为，所谓“民工荒”，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的供给落后于用工单位对其需求而形成的农民工短缺现象。

(二)“民工荒”的成因

1　民工荒是“劳奴荒”，即低端制造业、低廉劳动力的用工荒。大量文献认为农民工工资长期低水平徘徊是“民工荒”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盛来运等通过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东部企业的调查发现，低工资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2　民工荒是“结构荒”，即结构性短缺的用工荒，指某类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缺乏。侯东民认为“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城市企业的用工方式，即企业只利用劳动力劳动生命中最年轻时段，而大量弃用城乡“40、50”年龄段劳动力的用工倾向。陈承明、徐雪萌认为追求短期利润而设置了苛刻的用工条件，使许多企业人为地缩小了招工范围。

3　民工荒是“制度荒”，即由制度缺失造成的用工荒。叶檀认为“民工荒”是制度瓶颈的反映，荒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荒在中国的经济制度没有发生变革，荒在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郑风田等认为，造成“民工荒”的核心原因与户籍制度关系很大，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下，农民工看不到在城市发展的希望，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逐渐减少，于是更多的农民选择回到农村。

(三)“民工荒”的对策

有观点认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是应对“民工荒”的有效措施。黄婧等基于小农“生存伦理”的视角分析认为，要想有效解决当前的“民工荒”问题，就必须转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增强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农民工进城的准入成本、生活成本和迁徙成本。崔传义认为，应对“民工荒”应着力从改变权利缺失和制度缺陷上应对民工荒。杨柳等认为，“民工荒”问题不仅需要企业应对，更需要国家级应对，建议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链更完整，使工业布局更均衡；推动沿海企业产业升级和向内地产业转移同时并举；科学部署城市化，变革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平权。

综上所述，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工荒”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为政府和企业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民工荒”的成因分析

本研究认为，“民工荒”是指在国家、企业、农民工三者共同作用下农民工有效供给和企业有效需求之间供不应求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从政府、企业、农民工三个层面深入探究“民工荒”的产生的原因。

(一)政府层面的原因

1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至少有2.5亿农民工外出务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但是其户籍身份仍是是农民，当他们无力为城市劳动时就被城市无情地“扫地出门”。老一代农民工的辛酸史不时在提醒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外出打工的前途极其渺茫。其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增加了农民工的迁徙成本，降低了其净收益。他们外出务工不仅需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证明等手续和证件，还要为找工作支付信息、培训等费用，更不用说食物、住房、交通等不可缺少且相当可观的生活费用支出。其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造成福利与权利的缺失。当城市人口在享受“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多重福利时，为城市建设付出了极高代价的农民工却难以获得“医疗救助”，“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就是一个惨烈的例证。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如同一面坚实的墙，阻碍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

2　区域经济崛起和国家4万亿宏观调控分流了部分农民工

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不少投资者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一些外出务工人员也给这些地区带回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创业热情和勇气。因此，这些地区经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当地农民获得了更多“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机会。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中、西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分别为1455元、1389元1382元。农民工流动收入激励大大减弱。另外，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为此，国家宏观调控4万亿将基本投向铁路、公路、基础建设、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方面，这些工程设施的兴建需要大量农民工。

3　国家重视和扶持“三农”增加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

近年来，国家重视和扶持“三农”，陆续出台了众多惠农政策。2006年取消农业税，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从2004年起，给予种粮农民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在内一系列农业补贴，并逐年加大补贴力度，2008年仅

对种粮农民的两项直接补贴资金规模就高达633亿元，有效缓解了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增支的影响。与此同时，不断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促进农民增收。农民收入得到显著提高(见图1)，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增大，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4　计划生育影响了劳动力的持续供给

我国自198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累计少生3亿多人，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的势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平均年人口增长率已从80年代的1.47％降到1.07％，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但是计划生育也是把双刃剑，它在有效控制我国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口增长的相对断层，影响到了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尤其是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供不应求。现在农民工的主体来源1975-1985年出生的人口，而这十年比1964-1974年减少了5584万。

(二)企业层面的原因

1，提供的劳动报酬低影响了劳动力流动意愿

长期以来，农民工被视为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很多用工企业任意压低农民工工资。有关资料显示，最近12年，珠江三角洲民1512资增幅只有68元，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民52512资呈现下降趋势。有关研究认为，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处在绝对的低位，不仅与城镇职工工资的相对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长幅度几近于零。低廉的工资很难吸引和留住农民工，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低影响了劳动力流动意愿。

2　对劳动力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制约了劳动力供给

我国沿海地区一直是依赖低层次的、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企业往往对劳动力年龄和性别进行人为限制，2007年有90％以上的用工岗位对新员工的年龄有要求(见图2)，18～25岁的年轻劳动力是企业用工需求主体，且对女工需求过大、男工相对过剩。当前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用工需求并没有随之变化。可见，企业对劳动力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制约了劳动力供给。

3　工作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差影响了劳动力供给

农民工就业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他们大多数从事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脏活、累活和险活，其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大多比较差。有些企业车间没有空调机，连排气扇也不多，灯光不足，几百人在一个大车间工作，经常有员工在车间晕倒。有些工厂因为工资低，民工难招，所以不轻易批准员工辞职。有些黑工厂更是无期徒刑的牢房，员工只能进不能出，连外出办事都受到限制。另外，农民工一般做工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一些企业经常要求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至少10～12小时，遇到赶订单时工人还要加班加点。在很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很多农民工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患上了职业病，有的甚至为此失去生命。工作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差影响到农民工的打工积极性和流动意愿。

4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影响了劳动力供给

确保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得到正常支付，是农民工的一项基本权利，拖欠工资可能使他们的生活失去最基本的保障，但是现实中农民工工资还是经常被拖欠。此外，用工企业还经常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却不发放加班费；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大，劳动设施简陋，却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职业病、工伤保险等相应的补偿和保障；农民工的生活条件非常差，却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镇低保等保障，并且还面临着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困难。总之，农民工的基本的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和社会保障、居住等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在难以维权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用脚投票”。

(三)农民工层面的原因

1　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低技能差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需求

务工行为总体上说是一种市场行为，缺与不缺是相对的，尽管招工难，依然有很多农民工找工作困难，这是因为现有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低技能差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需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素质比其父辈总体上要好，但依然缺乏专业化的劳动技能。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需要工人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术，而市场所能提供的只是农村的普通劳动力。由于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培训，农民工只能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无法满足企业对有经验、懂技术、会操作的新型工人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顺利就业。

2　农民工的思想观念变化影响劳动力市场

目前，80后和90后逐渐构成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比起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已经发生了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他们外出务工更多的是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学习技能、取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据调查，在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的职业选择上，最吸引就业的因素前三位依次是报酬高低、工作的稳定性和职业发展机会，并渴望得到尊重。但是他们的期望与企业的现实存在很大的矛盾。当前东部地区相当一部分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企业，还在沿用过去的用工方式，仍旧抱持传统的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利润的观念，忽视、不愿接受或者不适应求职者思想观念变化而出现的就业诉求的新变化，导致招工难。

3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增强影响了劳动力供给

新生代农民工比父辈受过更多的教育，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城市化的，他们对于工作岗位，绝不仅仅是有钱就行，他们对工作环境、劳动条件、保险福利甚至未来发展，都有自己的想法和一定的要求，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现代的手段，了解劳动法律与政策，具有较好的法律意识和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维权意识比其前辈进一步增强。当劳动权益又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和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援时，他们会毅然选择离开。

综上所述，“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面的，有政府层面的原因，有企业层面的原因，也有农民工层面的原因。这些原因中，有宏观的、整体的、长期的，也有微观的、局部的、短期的。需要我们一甄别，区别对待并采取应对措施。

四、解决“民工荒”的对策

“民工荒”是个系统工程，我们应从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民工荒”问题，重视并积极推动问题的顺利解决，在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者的共同努力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着眼治本、统筹兼顾、多管齐下，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宏观层面的对策

1　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扫除农民工流动的体制障碍

制度问题是罩在农民工头上的一顶大帽子，他们自身无法解决，需要政府的作为。制度不改革、不完善，怎么谈解决“民工荒”问题都是奢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实际上已经远离了农村，但是又因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存在而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继而形成漂泊不定的流动人口。他们由于在城市中没有正式的身份，不但在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而且还要缴纳如赞助费、各项管理费等名目繁多的不合理费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进城务工的成本。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壁垒

的存在，使得农民工的迁徙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只有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扫除农民工的流动障碍，才能促进“民工荒”问题的解决并保障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

2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适应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需求

任何一个国家，人均CDP达到3000美元之后，都会出现低端制造业的用工荒。人均3000美元之后，产业升级是必然。“民工荒”现象已经清楚地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重大转折关口。有专家指出，内地经济快速发展，缺工或将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只有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企业利润，才是东部制造业的出路。在进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新时期，解决“民工荒”问题，需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实现企业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劳动密集型向集约型、精细管理型的根本转变，通过向高端产业挺进和延伸，以最少的人力资源投入，获得最高的效益产出。

3　健全合理的保障制度，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城市工人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一样为企业创造着利润，为社会创造着财富，他们理应平等地享有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国民待遇”。但是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基本缺失的状态，作为城市里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自然就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笔者研究认为，解决“民工荒”问题，需要健全合理的保障制度，不但应依靠政策解决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社保等经济问题，而且应从法制上解决进得城、留得下、权得维、童得培、居得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且应该一视同仁，取消农民工的歧视性称谓，取消不利于农民工实现自身价值的一切不平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条款，从而消除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二)中观层面的对策

1　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水平，创造良好的用工环境

农民工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简单的劳动工具和创造效益的机器。他们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实现更高自我价值的需要，其务工收益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个人发展前景、自由时间、工作轻松度等。企业应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农民工，不能总指望“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天下本没有这等好事。笔者研究认为，应对“民工荒”，企业需要在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水平、创造良好的用工环境，使农民工务工总收益大于务农收入，从而有效化解劳资矛盾、招到并留住农民工。

2　放宽对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限制，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

现今，我国农村仍有3亿多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其中有超过6000多万的35～50岁之间的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就业，但由于受年龄或性别等限制，他们被迫选择滞留在农村。笔者认为，企业需要放宽对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限制，不能仅利用农民工年轻时段，而漠视其中年的就业和养老，可以考虑开发中年以上劳动力资源，造就熟练工人和中高级技工，从而建立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有效应对年轻劳动力短缺的市场新情况。同时，农民工稳定就业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微观层面的对策

1，加强对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现在各企业招聘的工种多数是要求具备一定实践技能的操作工，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而农村新增的劳动力，主要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即使是少数中技学校的毕业生，也因缺少工作经验或专业不对口，难以胜任此项工作。所以，加强对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是解除“民工荒”的长远之计。为此，城市要加大农民工培训教育的公共投入，强化企业培训责任，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调动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让企业培训开发、跟师学艺培训、公共职业培训都得到发展，鼓励农民工经过鉴定获得培训合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以技能提升带动收入增长、拓展农民工上升发展的能力和机会，稳定农民工融入企业，共同发展。

2　建立技能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带动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

技能人才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解决“民工荒”问题，应从实现员工与企业共同进步的要求出发，一方面，积极拓展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渠道，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技能人才评价发现机制，推动企业技能人才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如定期评选表彰优秀技能人才，通过政策引导和信息服务提高技能人才待遇等，激发员工岗位成才的积极性，使技能人员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有力带动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

五、结束语

“民工荒”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需要从长远的角度、战略的高度去思考、关心和解决“民工荒”问题。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各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府、企业、农民工三个层面深入分析“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设性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民工荒”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阵痛”，是迟早要到来的事情，迟来不如早来，唯有打破这些阻碍农民工自由流动和有效供给的体制、经济、社会因素，“民工荒”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令人鼓舞的是，“民工荒”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有理由相信，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政府、企业、农民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可以顺利解决“民工荒”问题，实现经济增长和保障民生的双赢，燃起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希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篇（7）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一、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产生的过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席卷整个世界，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本轮金融风暴是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而次贷危机则与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关。什么是次贷危?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而投资银行又利用其“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再通过创新将其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出售。由此，最初一元钱的贷款通过创新可以被放大为几元，甚至十几元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了短期投机行为，最终酿成了严重的次贷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的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个阶段，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金融危机有相似之处。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

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10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美国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金融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及早对华尔街进行审查和监管，“两房”、雷曼兄弟、美林、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或许就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掉。“次贷危机”这只“美国蝴蝶”扇动翅膀所引发的金融海啸迅速向全球蔓延，向实体经济蔓延，并最终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运用理论揭示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实质

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新时代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主要针对十九世纪的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资本的贪婪本性所导致，而且经济危机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重复出现，无法避免。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是一种制度病、基因病。经济危机产生的过程是这样的：由于资本对利润永不知足的贪婪，推动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又由于财富中的大部分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于不断扩大的企业产能实际上是趋于下降，于是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周转中断，企业只能被迫闲置生产力，于是经济危机爆发了。但是经济危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根本矛盾，于是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一次新的危机开始酝酿，并最终爆发。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被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关于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理论与当下的金融危机又有何联系呢?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经济兴起，同时货币资金投机不断出现。世界经济开始金融化，金融开始世界化，虚拟资本大量出现。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二战后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形成主导地位，这使得美国只要通过发外债、印钞票，尤其是人为地使美元贬值，就会导致其他国家所持有的美元和美国债券大幅缩水，就可以实现全球财富向美国的转移。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5％，却消耗全球30％的资源；而实际上，美国国内债务和国际债务总和早已超过60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4倍。无疑，美国是在利用其美元地位透支全世界。为了攫取更多财富，美国及华尔街“发明”的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使得金融泡沫越吹越大，当世界实体经济发展无法支撑这么大的泡沫时，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此次发端于美国并向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机，更加证实了的科学性，金融危机不过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特殊表现，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理论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外贸进出口增幅回落较快，投资增长有所放慢；工业生产显著放缓，原材料价格和运输市场需求下降；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低迷，消费热点降温；部分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就业形势严峻；财政收入增幅逐步回落，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处于风口浪尖的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首先，危机从金融层面转向经济层面，直接影响出口。具体到我国，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无法弥补美国经济对华进口需求的减少。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降5％～6％。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优势。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利率、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形成矛盾，导致大量热钱流人中国，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对美出口形成挑战。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出口呈现减速迹象。除了出口数量减少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企业的违约率也开始上升，出口企业的外部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具体到行业，纺织行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汽车行业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表现低迷。

船舶行业也深受其害。由于金融危机，世界船舶融资的形势也日益严峻，欧洲许多银行都暂停了船舶融资业务，预订船舶但未获融资的比例明显上升。就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由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所受损失相对较严重。如广东近期有2万至3万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玩具加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面临失业，这是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体企业倒闭规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国家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较为明显，对欧盟和大洋洲的出口受到影响较小，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略有增长。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与扩散，中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中国整体出口增长构成严峻挑战。

我国出口增长下降，一方面将引起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将使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增加。我国将面临经济增长趋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业的倒闭，也加剧了失业的严峻形势，现在我们国家头等的经济大事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另外，此次危机将加大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为应对此次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将加剧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

篇（8）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与原因 

 

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的70%依靠私人消费,而且相当比例是负债消费。在那里,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等,贷款现象几乎无处不在。在过去几年,为刺激房贷,贷款公司提供了优惠利率、零首付(历史上标准的房贷首付额度是20%)、甚至头年不付利息等优惠措施,使一向自信的美国市民包括那些低收入人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贷款公司取得了惊人的业绩。为分散风险,他们找到知名投行,推出了CDO(债务抵押债券),让购买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在有利可图的低利率环境下,低风险的高级CDO很快卖了个满堂彩。对冲基金在全球利率最低的银行借钱后大举买入风险较高的普通CDO(普通CDO利率可能达到12%),仅利差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同时,对冲基金还把手里的CDO债券抵押给银行,换得数倍的贷款,追着买投行的普通CDO。投行再把CDO投保创造出CDS(信用违约交换)以降低风险。CDS也卖火了。投行在CDS基础上又创造一个CDS基金(“三毛”基金),把先前赚到的一笔作为基金,放大数倍(例如10倍)地首发。这时,人们认为,买入1元基金,亏到0.90元都不会亏自己的钱,赚了却每分钱都是自己的!“三毛”卖疯了。于是,各种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甚至许多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由于这批产品在OTC市场交易,法律上也未规定需要向监管者报告,无人知晓它们究竟卖了多大规模,这样就形成了2001年末以来,从贷款买房者到贷款公司、各大投行、各个银行、对冲基金,人人都赚的情形。美国房地产一路飙升,根本没有出现还不起房款的事情。 

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的利率不断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同时,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这使那些收入根本不高的购房者还贷负担大为加重。房价下跌也使得他们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于是又出现了2006年底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贷款公司倒闭,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银行相继巨额亏损报告,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纵观次贷危机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由松变紧的政策调控环境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从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经历13次降低利率之后,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仅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期,30年固定按揭房贷利率从2000年底的8.1%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这使得浮动利率贷款和只支付利息贷款这类创新产品滋生并占总按揭贷款的比例迅速上升。市场的火暴使富人们更加放肆地挥霍,穷人们看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都在升值也开始购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银行等贷款提供商降低贷款信用门槛是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简报”网站编辑罗伯特·瓦拉赫在形容次贷危机爆发根源时这样说:“只要你还喘气儿,银行和抵押贷款公司就敢想方设法借给你钱。信用不好?没问题!无力偿还月供?也没问题!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无须证明文件就可抵押贷款的时代。”即使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形势下,为防止吓退次贷借款人,华尔街变本加厉疯狂放贷,甚至仅依据借款者自己填报的虚假收入就可放贷,次贷款额还可以大于总房价。降低放贷门槛,必然导致回收资金的风险升高。

部分金融机构利用房贷过度证券化转移风险是导致危机的表象原因。在低息环境下,次级房贷衍生产品客观上的投资回报空间,不仅使放贷机构在股市上一倒手就将债权转让给其他投资者,还吸引了美国以及全球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投资者。被无限放大的证券化规模究竟多大可谓深不见底,使得危机爆发时影响波及全球金融系统。 

 

二、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篇（9）

商业银行的成本是指商业银行在从事业务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与业务经营活动有关的各项资源的补偿性支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企业财务规则》中指出金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与经营有关的支出,包括各项利息支出(含贴息)扣除允许资本化的部分、手续费支出、佣金支出、业务给付支出、业务赔款支出、保护(保障、保险)基金支出、应计入损益的各种准备金和其他有关支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入当期损益。商业银行成本既是商业银行媒介资金与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消耗,又是商业银行推动社会价值运动的必要补偿。随着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变,对商业银行成本控制的实施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和稳定性。

(一)实施成本控制是商业银行增加盈利的根本途径

根据“收入-成本=利润”,降低成本是增加利润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可使利润增加,有效的成本控制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增加商业银行的价值。

(二)成本控制是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的源泉

只有把成本控制在同行业的先进水平上,才有迅速发展的基础。我国加入WTO之后,国外众多银行纷纷涌入中国,我国的商业银行在进行改制的过程中,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保持自身的发展,增强竞争力是商业银行的首要任务,而把成本控制在同行业的先进水平之上,无疑为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控制现状

(一)成本控制形式单一、责任不明

目前, 成本控制工作主要是通过上级行对下级行下达成本指标,执行统一的成本控制措施,统一检查、监督和考核。会计部门也仅仅是按成本费用性质核算,费用账户划分很粗,不利于分析,不能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银行各职能部门的成本控制权限及相应责任不明确。目前成本控制的重点主要在于对业务管理费用的控制,采用硬性指标、限额控制手段,与基层行经营的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而对占成本比重最大的负债利息支出基本没有控制措施,管理考核也无从下手。

(二)新产品损失率高、损失成本十分巨大。我国商业银行的新产品损失率是十分惊人的。一些新产品在调查、预测、分析都很不充分的形式下匆忙上市,由于不适应市场需求, 若进行功能补充开发或重新开发必然增加成本。新产品功能不全制约了其开展,最终导致新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影响预期收益,甚至有的新产品推出后很长时间难以收回开发成本。

(三)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落后,资金筹集费用过高

我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归集和增长主要依靠“网点战术”和“人海战术”竞争和发展起来的,每笔资金成本既包含较高原材料价格“存款利率”,还包含巨大的“采购成本”即筹集费用。银行组织存款求量不求质,内部资金占用偏大,筹资成本加大,增人员、上网点具有盲目性,固定资产购建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投资过大,增加了折旧和各项费用支出。

(四)成本控制还停留在显性成本控制的阶段,不重视隐性成本控制

隐性成本在经济学上所称的是一种在未来存在的某种支付(可能或不需要支付)的成本。如:顾客流失、银行形象受损等。隐性成本虽然短时间看不到效益,但从长远来看,有效的控制隐性成本更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三、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控制的途径

(一)树立成本控制新观念

打破传统成本控制思想的局限,实施战略成本管理。树立“成本节约是无止境的”的观点,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阶段,都有实施成本控制的空间。因此,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是执行成本管理的战略的前提。领导以身作则,将成本控制文化灌输到整个组织和每个职员身上。要认识到成本控制的全面性、全员性。银行员工不但是成本控制的主体,也是成本控制的客体,其成本责任意识的强弱会直接影响到成本控制水平的高低。解决人的观念问题,改变只有财务管理部门才具有成本控制责任的思维定式,牢固树立全员成本责任意识,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理财文化,使成本控制观念从根本上得以扭转。

(二)建立责任成本控制中心

实行责任成本管理,成立责任成本控制中心。责任成本控制中心依层次的划分:依据银行经营规模的大小,遵循信息沟通快、简便节约原则。通过划分责任层次,实行内部分级控制责任制,把成本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每个职工,做到层层控制、人人控制。应根据成本控制的需要,结合自身的工作组织形式,构造一个由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反馈机构四部分组成的管理控制系统。依照“权责利”结合的原则,要授予责任人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相应的成本控制责任,责任人应对本责任单位的成本控制状况负完全责任,并以责任完成情况作为考评奖惩的依据。

(三)建立与成本控制相配套的考核机制

完善成本控制工作,提高经营效益。我国的人民币利率尚未放开,在存款规模和结构一定的条件下,利息支出属于固定成本,在利润考核机制中,可用收入费用率考核各支行对各项费用的使用和控制情况,并作为利润考核增减因素,核定支行的考核利润,正确反映成本的全面情况。同时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定量分析银行存款边际成本率及成本结构,为存款成本控制提供定量决策依据。

(四)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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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这片充满无限可能的领域取得成功，无论是互联网新贵，还是传统金融机构，都需要具备互联网思维，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合理组织金融服务的价值链。金融产品和服务从开始设计到最后到达客户，需要经历基础设施、平台、渠道、介质及场景等诸多环节，而金融市场竞争的关键则在于有效把控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充分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在互联网金融动态、多维的生态系统中选择合理的交易主体，设计合理的交易客体和标的，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合理定价，进而设计出便捷、合理、风险可控的交易结构，从而在互联网金融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商业变革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技术革命与金融创新共舞下的深刻商业变革。互联网技术指的是新支付技术、云计算、社交网络、大数据、移动技术、搜索引擎等，传统金融业务则包括资金融通、信息中介、资产证券化等。在互联网技术下，这些金融业务会出现新的形态和创新的商业模式，比如P2P、第三方理财、移动支付等，涌现出一系列的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而言，互联网金融是新经济下的新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改造和革新更多来自于业务创新、模式创新、价值创新。

日常消费场景的改变，智能手机和4G网络的普及逐步实现人类线上线下O2O生活的融合;信息数据24小时获取，连通人们以前下线后无法跟踪的行为断层;多样化的线上、线下行为使数据能更好地描绘出不同主体的真实肖像。而这些改变都在倒逼着整个金融体系的革命，因为金融就是与各行各业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紧密相连的，当金融行业的参与者、参与内容、参与方式都发生改变时，金融必然要发生改变。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金融产业将发生哪些突破？如果从商业模式的分析视角来看，金融行业的价值空间、交易成本、驱动力、结构形态等都有可能产生突变。

第一，价值空间空前提升。价值空间提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用户规模和交易数量上，由于长尾市场的消费金融、大众理财、小微贷款的需求被激发，创造出许多以往没有的、小额、巨量的金融交易。比如，余额宝的出现让普罗大众唤醒理财意识，只需将支付宝上的资金余额购买货币基金，即可享受到最高7%的理财收益，而不必准备5万元以上的存款到银行柜台签署多份理财协议，如此小的金额还可以随时调用，理财、消费两不误。还有，P2P和众筹的发展，使长尾市场便捷、小额地出借高息资金对自己的资产进行差异化配置成为可能。随着长尾市场金融品种的增多，各种为普通大众服务的第三方理财APP也相应推出市场，比如随手记、银率网、中民保险网都在长尾市场帮助客户进行产品筛选和资产配置。其次，在效率上，移动互联时代下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真正融合创造出更高频次的交易，提升了交易效率。以往的线下网点受到银联POS机的数量约束;用户拥有多张银行卡，容易忘记密码，或者卡内余额不够，导致很多交易无法完成;同时POS刷卡手续费让许多商家仍愿意接受现金，接受现金便会产生验钞、清点、找零钱的时间损耗，造成许多交易频次被削减。而在移动互联时代，商家或者个人一个APP，一个第三方支付账号只需二维扫码一个步骤即可完成支付全过程，免去所有手续费、装机费、设备维护成本，减少了现金或者银行卡交易的多种时间浪费，降低了长作业流程的人工干预风险，提升了交易效率。

第二，交易成本下降。交易成本下降除了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支付方式便捷化，节约了各种交易过程的显性成本，同时还得益于多网融合加速，违约逃逸成本增加，降低了违约失信所带来的隐性成本，而这种成本正是约束着中国金融无法高效运作的深层次原因。违约成本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政府、商界、民间都意识到只有将信息孤岛链接起来才能对那些交易不诚信的主体进行惩罚，也只有当不诚信之举有了便捷、低成本的跟踪技术渠道，才能回到金融的信用本质，实现整体交易成本的下降。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不仅让交易过程和交易体验在人性化方面得到大大的提升，同时还因在交易过程中记录下了人们线上线下交易行为的数据，使得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不再泾渭分明，每个人都更真实地被数据监测跟踪还原了其最真实的整体肖像。

第三，行业商业模式驱动力改变。过去由于技术成本限制，导致长尾（帕累托分布）市场服务受到限制，长尾群体的长期金融需求被压抑，互联网金融的介入使长尾市场得到解放并发展迅猛，金融服务由20%高净值的高端市场走向普惠金融。而由于高额的交易成本，国内金融市场难以顾及小额“长尾”投融资方。据统计，对于多数商业银行，当单笔贷款小于一定额度和期限时，银行信贷审查成本是要高于贷款收益的。由于居高不下的人力和渠道成本约束，银行所覆盖的客户群体较小，无法满足广大的中低端客户需求。传统金融机构的网点都是围绕优质客户群体展开，市中心布局私人银行服务网点，中央居住区布局贵宾客户和理财客户服务网点，但这些金融服务很难真正惠及到普通大众家庭，刚入职的白领、学生以及三四线城市中低收入居民和广大农村居民很难享受到金融服务。低廉的移动技术交易成本，日益改进的用户交易体验，足够大的长尾空白市场，形成一股新的驱动力改变着整个传统金融的商业模式。在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里面，金融体系的盈利不再单一依靠融资利息收入，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还会付给资金投资者更高、更有吸引力的利息成本。因此，其盈利驱动力不再来自息差，而是来自其他附加价值的盈利。而对不同附加价值驱动力的设计，就构成了不同的新商业物种。

第四，商业模式管道形态改变。价值空间提升、交易成本下降、商业模式驱动力改变的综合结果，就是出现了独立于传统金融机构的、纯中介的、不承担风险的去中心化金融撮合平台，如P2P、众筹等。简单来讲，金融业态可以分为投资端、融资端以及中间各个金融主体提供的金融产品三大版块。融资端是拉动整个金融行业创新的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融资端衍生出新的需求，为满足客户需求，金融行业必须进行创新，从而拉动投资端。如果把所有的金融产品比喻成连通投融资端的管道，那么金融机构则是管道铺设者，投资资金相当于管道里的水，由于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以及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在进入市场时就带上了不同的标签，相当于液态分层，这就决定了投资者的资金会进入不同的管道，而管道的另一端接通的是融资端，融资端不同的融资需求决定了资金的收益和风险。可以将融资端比喻成一片“农田”，不同层次的资金灌溉不一样的农作物，而农作物的类型自然就决定该笔资金可以获得的收益以及需要承担的风险。这种“资金池模式”所带来的固有问题就是金融机构成为中心节点，大部分风险需要自己来调查、审核、承担，尤其在金融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刚性兑付”、“政府兜底”是许多大众投资者根深蒂固的风险理念，这也是许多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无法拆开为小份在大众层销售的原因。

平安银行橙e平台探索“互联网+产业+金融”融合发展新路

互联网金融商业变革时代下，平安银行确定了“做互联网时代的新金融”的战略，并将“互联网金融”作为潜心打造的四大业务特色之一。为此，平安银行专门设立了网络金融事业部，作为全行创新商业模式、优化服务手段、提升客户体验、推动银行业务全面互联网化“新常态”的装备事业部。同时，在互联网门户建设方面，分别打造了面向公司、零售、同业、投行等客户群体的“橙e网”、“橙子银行”、“行e通”和“金橙俱乐部”。本文以橙e平台为例，介绍平安银行积极顺应互联网金融商业变革的举措。

2014年7月9日，平安银行“橙e网”上线运营，一个集网站、移动APP等各项服务于一身的大型平台正式面市，意在帮助中小企业建立更加完善的电子商务+综合金融的生意管理系统和营商生态。橙e平台是平安银行支持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升级推出的“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整合服务平台。

我国经济正进入以互联互通、转型升级为主旋律的发展新阶段，金融应与时俱进，支持企业通过供应链协同、互联网化、商业模式转型，实现转换增长方式和升级发展。同时，近年来互联网企业纷纷介入金融，平安银行的策略是基于既有供应链金融的优势和平安集团综合金融的领先优势，做好实体经济互联网化的金融服务，为银行公司业务互联网转型破题。

平安银行“橙e网”协同核心企业、物流服务提供商、第三方信息平台等战略合作伙伴，让中小企业免费使用云电商系统，以实现其供应链上下游商务交易的电子化协同。在橙e网构造的电商网络生态体系，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用户，都可以进行在线商务（客户可以利用橙e生意管家在线下单、发货、结算和对账，即上下游协同管理在线进销存）、在线支付（因生意而付款）、在线融资（因生意而融资）、在线理财投资（客户可以在商城选取自己满意的理财产品）。橙e网同时还嵌入了交叉销售的功能，把平安集团的保险产品等内嵌到平台中，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

橙e平台中的橙e财富、橙e融资以及第三方信息平台有着特殊的意义。橙e财富将融资扩展到资产管理领域，既可以探索进行一些类资产证券化的服务以应对界外机构竞争，同时也为平台上众多B端用户（企业）的具体经办人C提供了一站式理财增值服务。

而橙e融资则可以服务于供应链的全链条企业，不仅仅是上游企业。在国外，供应链金融更为常见的模式是借助核心企业为其上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而对于橙e融资，它把融资服务拓展到了整个产业链，包含了上中下游的所有企业。

橙e融资将第三方信息平台作为批量获取供应链金融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供应链金融3.0时代是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而第三方信息平台，特别是细分行业的深度垂直产业互联网平台，是橙e融资直接介入合作的对象。例如，橙e网与海尔B2B电商官网建立了系统级对接合作，只要是海尔经销商，且合作年限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请橙e平台的生意管家、融资等一系列服务。

同时，橙e网与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广结联盟，广泛汇聚企业的价值信息数据并探索基于大数据挖掘创新网络融资服务。橙e网秉承供应链金融领先优势，通过形成“订单、运单、收单”闭环数据，集成“价值信息+供应链信用”，新近推出了一系列网络融资产品，如与大型超市服务平台――合力中税合作推出“商超供应贷”;与海尔电器日日顺平台推出“采购自由贷”;与上海电子口岸的东方支付平台推出“货代运费贷”;与行业垂直类电商惠海国际推出“赊销池融资”;与跨境供应链服务平台一达通推出“在线贷贷平安”，与各地政府、产业园区合作基于纳税人在税务机关的纳税记录推出“橙e税金贷”等，帮助中小企业借助商业信用、交易信息和日常经营管理信息，有效降低信贷门槛和借贷成本。

橙e平台与阿里金融在商业逻辑上有较多相似之处。陌生人的生意圈是阿里巴巴，而熟人的生意圈则是“橙e网”的战略定位。阿里小贷依托阿里巴巴平台的大数据，建立自己的风控体系，通过小贷业务变现数据积累。平安“橙e网”则以免费的生意管家“在线进销存”云服务吸引大量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成所谓的熟人生意圈后，用户的交易数据将构成数据库的内容。此外，橙e网还与第三方信息平台合作，与这些平台交换订单、运单、发票等有效信息，基于大数据分析为客户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橙e平台还将微信订阅号、微信服务号、橙e网建成“O2O营销”、“O2O服务”、“O2O金融电商”的协同互动架构，形成微信订阅号营销导入流量、橙e网电商经营流量、微信服务号以服务转化流量的良性循环。平安银行公司微信服务号积极探索网络虚拟平台与银行线下网点的互动创新，率先推出微信开户、票据贴现预审预约等O2O服务，迄今已有近3万企业享有该项特色服务，持续向橙e网转化流量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