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考古学研究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 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 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应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在第三章对生物学知识进行介绍。在分类学方面，动物考古学借用生物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力图将出土骨骼鉴定到种或属。在解剖学方面，提到动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为摄食、运动和保护三种，功能的不同导致骨骼形态的不同。分布地域、季节和人类行为等外因和个体发育、年龄和性别等内因导致个体在骨骼上的差异，动物考古学家利用这些差异区别不同种属和年龄阶段的动物。生物不断与外界物质发生交换，体内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含量有变化，生物自身蕴含遗传信息，因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这类科技方法也被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生态学知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种动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和生活史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发生的所有关系;生活史对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它包括动物的繁殖、生长和发育、性成熟、照顾幼崽和衰老等方面。这对古代人类的狩猎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被动物考古学家用来推测人类当时的行为。在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是群落生态学要研究的问题。关于均匀度，我国有学者对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介绍（1），还有学者用分异度和均衡度分析遗址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探讨人类的生业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别谈了动物考古学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研究问题，第八章探讨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狩猎形成的动物遗骸和人类的生存策略。人类在捕猎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约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种动物资源、用多少、什么时候找、到哪找、由谁找等问题。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古代人类在获取动物资源时花费的支出和最终的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古代人类选择居住点、进行捕猎等生存活动需要考虑是否受限于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我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围内持续捕捞对贝类的生长造成捕捞压⑥。当人类狩猎成功后，他们选择价值高的部分带回居住区，开始制作食物。这个过程会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迹，也会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质等微小物质。人类还会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装饰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隐藏在可以观察到的动物遗存的背后，还有当时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或是因狩猎活动形成的交换系统和社会地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动物考古学家试图用物质遗存来探寻这些背后的联系。

古代人类驯养家畜的活动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问题。第九章主要讲人类驯养家畜、利用家畜的行为以及怎样初步鉴定家养动物。狗是一种独特的家养动物，它被驯化的时间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态可以与野生祖先相区别，而DNA研究显示家狗起源的时间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卫居住地、帮助狩猎、陪伴人类，还能帮助人类看守家畜。其它的家养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动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原料，动物的粪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还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动物牺牲等。多数家养动物的体型逐渐变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如猪的鼻子变小。骨骼测量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另外，还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骨骼的长宽之比。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病理现象也能够提供人类驯化的信息。羊毛纺织品、家畜和栅栏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类成功驯化并利用家养动物的佐证。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实践，提出了考古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⑦。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 结 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这本教材从动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入手，分别讲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帮助读者对动物考古学有一个初步了解。然而，《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以美国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为主，没有收录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资料，不利于初学者掌握我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动物祭祀和随葬是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现象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现象可能与社会分化有关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规格遗址祭祀用牲的种类是不同的（11），该书对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为一本入门指导的教科书，《动物考古学（第二版）》值得初学者精细地研读，从而掌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做好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 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篇（2）

自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传入之后，中国钱币学界不再满足于“忽略制作，偏重文字，斤斤于色泽肉好，戚于珍常多寡，范围狭隘”的简单的经验型研究。1936年，由叶恭绰、吴稚晖、丁福保等组织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其创办的会刊《古泉学》第一期中提到了其宗旨，“以阐明古泉学识，研究古泉制作，鉴定真赝，辨别年代，启人好善之心为宗旨”，这反映了当时古泉学研究的对象有所扩展，已经开始注意钱币的制作了。1940年，丁福保组织成立中国泉币学社，提出研究钱币须“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利病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系”。（张N伯《本刊发刊词》，见《泉币》第一期）尽管民国以来考古学已经传入，对古钱币的研究的认识有所突破，但是古钱币研究仍然比较沉寂，此时期出版的书籍，如《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等，仍然具有图谱的性质。直到1954年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问世和1989年后中国钱币学理论体系的提出，对古钱币的研究才更加科学，中国钱币学逐渐成熟、繁荣。

从1954年至1989年之间，有一本著作不仅在考古界影响重大，被誉为有“中原汉墓编年可资借鉴的标尺”，同时在钱币学界的影响也非常重大，是考古学与古钱学结合起来的经典，那就是由蒋若是先生主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洛阳烧沟汉墓》。

在《洛阳烧沟汉墓》一书，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解开了号称历史货币研究的“谜团”――五铢钱分期断代，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对五铢钱的断代基本都沿袭此书的方法，并且被多次证明结论的正确。那么《洛阳烧沟汉墓》何以能够解决这一个千百年来的谜团呢？这就需要仔细阅读一下此书了。

《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是1953年洛阳烧沟区发掘的255座汉墓的报告，报告分为序言、第壹编、第贰编、第叁编、第肆编、结论和编后记，着重研究了汉代墓葬的墓室结构和陶器、铜器、铁器、铅器、玉石器等等器物类型的发展演变及分期依据，建立起中原地区汉代墓葬的年代标型序列，给汉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就包括对255座汉墓出土的11267枚钱币的分析、研究。

《洛阳烧沟汉墓》在第叁编第十章专门对出土的钱币进行了研究，从钱币的形制、年代、与墓型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在这些钱币当中，从时代上看有秦、西汉、新莽及东汉的钱币，种类有半两、五铢、新莽钱及杂钱，除了一枚铁质、一枚铅质外，其余都为铜质。

书中对半两的分型比较简略，分为三型（图1），根据墓葬年代、文献记载及大小轻重关系，认为第一型为秦半两，第二型为吕后半两，第三型为文帝半两，但是在第四、五型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半两第三型出土，即是说第三型半两是东汉晚期的。但是在书中227页的表五五中，没有分型说半两的年代，而且表中表示的半两流行时代只有武帝、昭帝、宣帝及桓帝、灵帝时期，在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是非正式通行期，在昭帝、宣帝时期虽非正式通行期但是流通仍很多。这样的结论是客观的，只是没有对半两的类型与时代对应起来有一点遗憾。

但是对于五铢的分型分期却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五铢钱，最早的起武帝中、晚期，下限到东汉末，数量众多、差别微小的钱币，非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够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书中以墓葬及遗存的年代（包括墓葬结构、共存遗物及出土情况）为主要的判断依据，结合文献、类型学、图像学方法进行分析（包括对钱币的文字、形制及钱范的考证），综合考察并确定随葬五铢钱的历史年代。先对五铢钱类型的相对年代考察，再分别对五型的绝对年代进行判定，客观严谨。

将五铢分为五型（图2）：第一型为武帝到昭帝时期，“五”字中间相交两笔为直笔的是武帝时期的，昭帝时期的稍弯曲，“铢”字“金”头为镞形，多不清晰，“朱”字头方折；第二型为宣帝至西汉末，“五”字两笔弯曲（越晚的越弯曲），“铢”字同前无大的变化，但字划清晰；第三型为东汉前期，字体较宽大，金字头较前为大，如三角形，“朱”字头圆折；第四型属于东汉中晚期（桓帝及以后），各种特点基本同于东汉前期的三型，只是较薄，文字轮郭更浅平，并带有阴文或阳文符号；第五型为灵帝时期，背有四道内外郭相连的四出文是其主要特征。

“前人定五铢钱年代，说多无据，惟“四出”为有据，有由据者推之，知无据者尽臆说矣。”清代戴熙若是看到蒋若是先生提出的五铢分期断代，定不再有此感叹。此外还有一些地域或时代特征的五铢钱币。（图3-1、2）

这一成果概括了各个时期五铢钱的基本特征，让行用时间长达700多年的五铢钱分期断代有了科学可靠的根据，历经半个世纪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说，这是一本将考古学方法应用于研究古钱币、将古钱币研究纳入考古学范畴的重要著作，在古钱学和考古学中都意义重大。

当然在五铢钱的分期断代研究上，《洛阳烧沟汉墓》也有不足。但是这是由于非钱币学专著，没有深入探讨，由于烧沟汉墓墓葬时代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洛阳烧沟汉墓》提出的分期标准不能面面俱到，它对早期五铢钱的类型认定有些不足，例如郡国五铢、赤仄五铢、上林三官五铢。

篇（3）

考古遗址中的一些遗迹现象可能与人类利用昆虫有很大的联系。民族学资料显示,人类捕杀昆虫时会在地上挖条浅沟,把大批昆虫吸引过来,然后放火烧烤。Weaver和Basgall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遗址发现一条宽约53厘米的浅沟,他们认为这与捕获毛虫有关(6)。此外,古代人类还利用一些石质工具制作昆虫食物。Flood用紫外线照射石器发现上面的蛋白质是制作毛虫留下的。使用气相或液相色谱分析能够发现残留在容器内壁的与昆虫相关的遗物,如蜂蜜和蜡(7)。Meighan C.W. 在加利福尼亚中部的一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条链子,是用甲虫腿做成的一百多颗小珠子穿成的,这可能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装饰物(8)。

如同遗址出土的那些用来推测自然环境的动物骨骼一样,昆虫也可以为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证据。有些昆虫体型很小,对环境很敏感,是重建自然环境的重要材料。特别是甲虫,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它倾向于寻找新环境而不是适应旧环境;它分布广泛,相对容易保存,是学者常研究的昆虫。Osborne根据英国南部威尔特郡Wilsford青铜时期竖井出土昆虫的种类,复原了当时的气侯和生态环境(9)。从昆虫的种类来看,Osborne认为英国南部当时的气候和现在的气候基本一样,或是稍偏暖一些;出土的甲虫数量很多,这暗示当地存在大量食草动物,应该有辽阔的草地;一些昆虫喜光,所以当地的阳光充足,树木不多,草地相对干燥。

Osborne还对竖井出土的昆虫遗存做出考古方面的解释。甲虫的数量很多,在发现的昆虫中占的比例很大,表明有很多食草动物被限制在或因其它原因出现在竖井周围。较为干燥的草地也许暗示存在绵羊,但是如果这个竖井是取水用的,那么也可能存在牛。考虑到出土的昆虫较为集中,而且数量很多,这里养牛的可能性更大。庭院叶丽(Phyllopertha horticola) 是外来的物种,这类昆虫生活在长茎的草地中,可能是人类收割长茎的草作饲料时将它们带入到竖井的周围。家具窃蠹(Anobium punctatum)寄生在死树上,所以竖井周围还存在木头。Osborne通过研究昆虫推测了当时的情形:竖井上有木质水槽或是其它结构用来打水,周围有栅栏圈住家畜。

Eva Panagiotakopulu在利物浦博物馆收藏的古代埃及人的食物和树胶上发现了昆虫,有鞘翅目的谷蠹、药材甲、锥胸豆象和一种属于双翅目的蛹壳。研究者对这些昆虫进行分析,探讨它们的地理分布、危害哪些农作物。这些昆虫的出现说明古代遗物遭到了害虫的感染。而且,博物馆收藏的其它埃及和近东地区的食物标本里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害虫感染的现象。研究者认为这些昆虫的出现为生物地理学和古代人类储藏的产品遭受害虫感染的历史提供信息,同时还呼吁更多的考古学家关注这一问题(10)。

昆虫遗存可以提示遗迹现象的时间信息,Gilbert和Bass根据墓葬人骨上附着的苍蝇蛹推测这些尸体被埋葬的时间(11)。在距今100多年的美国阿里卡拉人墓葬中,发掘者在死者身上发现很多苍蝇蛹,多在头部和腹部出现。动物死亡不久苍蝇就会在尸体上产卵。当地在每年3月到10月中旬有苍蝇,Gilbert和Bass由此推断这些附着苍蝇蛹的尸体是在这几个月内下葬的。

一些昆虫,例如虱子,栖息在人的生活环境里危害人类的健康,因此昆虫遗存还可以反映古代人类的卫生条件。人虱(pediculus humanus)寄生在人体头上和身体上,可以在梳子和衣物上大量存留,而阴虱(Pthirus pubis L.)不如人虱容易保存下来。Kenward对中世纪英国一处遗址发现的阴虱做了研究(12)。以往研究者猜测英国的虱子是从英国以东的地区传入的,但是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Carlisle遗址发现虱子显示它们在中世纪时期已经在英国开始了寄生的生活。

Sutton在《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s Use》中还提到昆虫对遗址形成过程的影响,引用几个埋藏学研究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昆虫可以复原气候和生态环境,为遗迹形成的时间或季节、古代人类的健康水平、古代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分析遗址的埋藏过程提供信息,还可以为家畜的存在提供佐证。

以上研究离不开田野发掘过程中收集昆虫样本的重要环节。国外学者通常采取田野采集土样、在室内提取的方法收集昆虫遗存。发掘中提取每层刚刚暴露的土壤,放入塑封袋中,写好出土单位。带回实验室后,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取昆虫遗骸。最常用的方法是筛选,但是这里用到的网筛要比以往筛选动物骨骼的网筛小得多。Buckland和Coope认为筛孔为0.3毫米的网筛可以收集到大部分昆虫,一些特别细小的部位需要使用筛孔为0.1毫米的网筛(13)。筛选后的土壤要经过水洗或是化学物质的溶解,看是否还能发现昆虫遗骸。下面是一个因为采用不同大小筛孔的筛选网而改变研究者结论的事例:Madsen和Kirkman发掘Lakeside洞穴遗址时,使用筛孔为1/4英寸(1英寸=25.4毫米)的网筛筛选后得到很少的蝗虫个体,他们认为当地古代人类没有利用昆虫。回到实验室后,他们把取样的土壤用筛孔为1/4英寸的网筛选,得到28只蝗虫个体;经过筛孔为1/8英寸的网筛选,得到1750只蝗虫;当他们选择用筛孔为1/16英寸的网筛选,得到8772只蝗虫。这一发现使他们改变了原有看法,从而认为蝗虫是古代人类的食物的一部分(14)。

整理昆虫遗骸的方法和整理动物骨骼的方法基本一致。首先要把后期侵入的昆虫排除在外。其次,昆虫遗骸一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鉴定出种属、年龄,有可能的话性别也要鉴定。鉴定时要比对图谱和昆虫标本。较为常见的是昆虫的头部(head)、前背板(pronotum)和翅鞘(elytra),有时也会碰到腿、腹部和生殖器(15)。然后统计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估算这些个体可以提供的食物总量。最后,在解释昆虫遗存时,要把它们放入考古背景中去分析。

目前,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很少收集昆虫遗骸,原因之一是昆虫个体往往很小,混在土里肉眼很难发现。提取植物遗存的浮选法也许可以用来提取昆虫遗骸。青海大通长宁遗址采集的土样经过浮选后,研究者发现了炭化的昆虫(图一)。

除了采集方法,动物考古中的昆虫研究还需要与植物考古学中的某些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在Eva Panagiotakopulu的研究中,人类储藏的农作物会出现被昆虫感染的现象;在Osborne研究竖井的案例中,昆虫提示人类使用草料喂养牲畜;专门生活在一些蔬菜、树木上的昆虫可以反映植物的种类。所以,这项研究需要结合植物考古学的方法和知识,采用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思路来复原人类的历史。

虽然我们目前掌握的人类利用昆虫的资料都来自于欧美地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展开针对昆虫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但是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去推动这方面的工作,相信昆虫作为动物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后也能够逐步发展起来。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和李志鹏博士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

注释:

(1) Josephine Flood. (1980). The moth hunters: Aboriginal Pre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Alp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New Series No.14, Canberra.

(2) Mark Q. Sutton. (1995). 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 Us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2, No.3, pp. 253~298.

(3)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Darna L. Dufour. (1987). Insects as food: A case study from the Northwest Amaz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89, No.2, pp.383~397.

(5) Frison C. George, Marion Huseas. (1968). Leigh Cave, Wyoming, Site 48WA304. Wyoming Archaeologist 11, pp.20~33.

(6) Richard A. Weaver, A., Mark E. Basgall. (1986). Aboriginal exploitation of pandora moth larvae in east-central California,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d Great Basin Anthropology, 8, pp.161~179.

(7) S. Needham, J. Evans. (1987). Honey and dripping: Neolithic food residues from Runnymede Bridge. Oxford Journal of Archeaology 6, pp.21~28. van Balgooy, Josephus N. A. (1983). Chemical analysis of residue from a stone bowl. In Rector, C. H., Swenson, J. D., and Wilke, P. J. (ed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t Oro Grande, Mojave Desert, California, San Bernardino County Museum Association, Redlands, pp.178.

(8) Meighan, C. W. (1955). Excavation of Isabella Meadows Cave, Monterey Coun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29, pp.1~30.

(9) P.J.Osborne. (1969). An Insect Fauna of Late Bronze Age Data from Wilsford, Wiltshire.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Vol. 38, pp. 555~566.

(10) Eva Panagiotakopulu.(1998). An Insect Study from Egyptian Stored Products in the Liverpool Museum.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84, pp.231~234.

(11) B. Miles Gilbert, William M. Bass. (1967). Seasonal dating of burials from the presence of fly pupae. American Antiquity, Vol.32, No.4, pp.534~535.

(12) Harry Kenward. (1999). Pulic lice (Pthirus pubis L.) were present in Roman and Medieval Britain. Antiquity 73, pp.911~915.

篇（4）

小珠山一期和二期单一的器类和简单的区别，似乎说明了小珠山文化类型早期文化因素的单薄与脆弱，其实不然。这种具有特质的“土著”筒形罐从发轫至发展，贯穿三代至战国早期⑤。而压印“之”字纹嬗变为列点式乃至几何式的刻划纹，始终维系其中，因为它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思维的物化，因而成为难以替代的主要文化因素之一。这又充分说明了这种文化因素的发展与强大。至小珠山三期这种主流文化元素依然强盛的同时，却发生了来自渤海南部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强大的北上文化冲击。

这种文化冲击直接导致辽东半岛地区南北强强文化的“融合”，致使其社会文化诸多层面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表现在生活方面。大汶口文化北上与当地原住居民接触杂居导致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多样的生活模式。生活用具的器类一改以往单一的以筒形罐为主，出现了多种器类。以郭家村遗址③④⑤层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器类为例⑥。ⅡT1H8:19鬶，深腹罐形，宽带鋬，斜平流，锥状足。ⅠT9③:22觚，仅存底部，平底。ⅠT6③:11豆，扩盘，粗柄，圈足。ⅠT6④:10盂，卷沿，腹颈偏下，平底，红地红彩，饰直线和斜线组成的网格纹。ⅡT5⑤:23盆形鼎，盆形，锥形足，小平折沿。除此之外，还有壶、碗、钵、杯、器盖等。纹饰上出现了彩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红地黑彩，多数为斜线三角纹(ⅡT1③:25、73T2③:10)和双勾涡纹(ⅡT8⑤:38)，有的黑彩与刻划纹组合成复合纹饰(ⅡT7③:25)。另一种是红地红彩，多为直线、斜线和三角纹(ⅠT4④:20、ⅠT3③:29、ⅡT7③:25、73T2③:19)。在所出土的各种器类的统计中，罐类36件，其中传统的筒形罐就占有29件，可见在强大外来文化冲击下，具有土著因素的传统文化并未退出先主的地位。但多种类型及多种色彩纹饰的涌进，所表现的进步的或先进的诸多文化因素，预示着本土传统文化存在的危机。生产方面出现了多重并进的发展态势。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领先于周边地区，而它的到来同样带来了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各领域的先进技术。除斧、双孔刀(ⅡT6⑤:12)增多外，还出现了镰(ⅡT2④:3)等一系列农业生产工具，磨盘、磨棒出土居多，分别为15件和23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时的农业生产规模，使本来薄弱的农业生产，发展成为占主要经济地位的社会经济形态。

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导致居住人口的增多，丰衣足食成为保障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大量的纺织缝纫工具成系列的出现是此时文化发展的又一标识。有陶纺轮、骨锥、骨针、骨梭和角锥等，其中陶纺轮和骨针最多也颇具特色。陶纺轮出土142件，多是专门制作而成，少见陶片制成。陶纺轮的轮面多饰各种刻划纹，有人字纹、花瓣纹、叶脉纹、列点斜线纹等，基本与陶器上的纹饰相一致(ⅡT6④:17、ⅡT5⑤:13、ⅡT8⑤:19)。点与线的组合在纺轮旋转的律动中，给人以放射性的美妙的视觉感受，易于增强人们对“实”与“空”的灵动想象力和创造力。骨针出土129件，有圆锥形，尾扁平，对钻孔(ⅠT6③:9)。有带棱，弧形，尾部上端有一凸棱，下有一平面(ⅠT7③:9)。具有与现代意义的针相一致的使用功能。以辽河流域为腹地的辽东半岛传统文化和以黄河流域为腹地的大汶口文化，此时在辽东半岛地区强强碰撞，使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极为活跃。综观辽东半岛出现的鬶、觚、盆形鼎和双勾涡纹彩陶纹饰等，当是大汶口文化的早期主要特征⑦，这一时期也正是大汶口文化比较强盛的时期。

公元前3000年后以渤海南部为腹地的“区域”考古学文化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小珠山遗址展开专题性发掘，其中比较重要的突破，就是在地层中甄别出含有“三堂一期”的文化层位⑧，进而从地层叠压关系上确立了其在小珠山文化类型期别系统，即分期中的“第四期”。目前属该期的遗址除三堂外，还有瓦房店交流岛的蛤皮地、旅顺大潘家早期(关于大潘家村遗址分期问题，原报告认为介于“小珠山中层、上层之间”。其实不然，若细检地层与遗物，应有早晚之别，另文再论)、石灰窑、砺碴台等⑨。这一期别的主要特征:陶器仍然以罐为主，还有钵和豆。陶质多为夹砂含云母黑褐陶和褐陶，体现在陶罐上，敛口，微鼓腹，口沿为三角形的泥条假叠唇。纹饰自口部始饰附加堆纹，在其上再饰平行线、短斜线、交叉纹、刺点纹、锯齿纹等各种刻划纹。腹部主要是纵向平行细泥条堆纹或横向波浪形扁平附加堆纹。

该期土著文化因素明显的同时，来自山东半岛的文化因素依然存在，如小珠山遗址出土的钵(T1512④A:2、T1512④B:2)⑩、三堂一期的三足钵，前者具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后者又有白石村文化的因素。在大潘家遗址中还仍然有泥质红陶上刻划纹间绘红彩。刻划纹与红彩组成复合纹，当可视为迁住与原住居民在社会层面上的融洽与和谐，及文化上的认同与融合的结晶。从这些含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来判断，当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也恰验证了该期的相对年代，即公元前3000～前2800年(或稍晚些)，进一步说明大汶口文化强劲北上始于其早期，而没落于其晚期。大约沉寂一段时间后，便迎来了龙山文化时代。

小珠山第五期正是强盛的龙山文化时代时间段。曾有学者在全面考察郭家村上层出土的器物后，很有见地地提出了“山东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笔者经过多年思考和观察，以为此观点毋庸置疑。在认同的同时，我们将讨论的是辽东半岛地区此时何以成为“山东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的考古学现象。首先是空间层面上。由于辽东半岛处于辽河流域下游区域的边际，东北腹地的边陲———“天涯海角”，故文化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而传统的东西成了桎梏创新的羁绊，久而久之，形成封闭的弱势的单一文化状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自然会招致新的文化影响和冲击。其次是社会层面上。山东龙山文化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文明因素纷纷涌现，且呈上升态势，其社会进步势不可挡。如在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及章丘著名的城子崖等地均发现龙山文化的城址瑏瑤。与此同时在郊县三里河、栖霞杨家圈和日照尧王城等遗址还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铜器和冶铜渣等。这些迹象表明龙山文化正处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而这种社会变革直接伴随着社会的迅速分化与发展，导致该文化空前繁荣与发达，其强势文化形成的张力表现出对外交往的活跃与扩张。

再次是文化层面上。文化上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大迁徙。此时的辽东半岛地区来自渤海南部的考古学文化因素纷纷涌进，在所发现的各文化遗址中大量出现了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特征的陶器，如四平山积石墓的、老铁山积石墓MI(3)单耳杯、郭家村ⅡT4②:38凿足鼎、上马石ⅠT5④:41环足器、郭家村ⅡT7②:39圈足盘、ⅡT8②:39的瓮、三堂二期ⅠT204④A:2钵、大潘家T3②:7提梁钮器盖等。具有土著特点的筒形罐处于颓势，形态上变得更小，数量上变得更少，如郭家村ⅡT5F1:5、73T1F1:212等，而鼓腹罐呈上升态势增多。通过上述分析，处于渤海南部的山东龙山文化其强劲的发展张力，必然导致它的发展空间向四周扩张迁移，而此时的辽东半岛地区由于文化背景所致，自然也就成为它的发展势力范围，以至于成为以渤海南部为腹地的山东龙山文化北移文化区域“山东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

篇（5）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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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 的努力 ，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 ，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 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北京大学吴荣 曾先生撰有《五铢钱 与墓葬断代》一 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颇 有说服力 。今 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 ，因此 ，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 ，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 ，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 币的所属时间。如梁 四柱五铢 ，钱面上下各 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 文帝铸重 达八 铢之 五铢钱 ，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 ，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 ，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 ，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 民政权也 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 十种，其 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 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号 ，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 ：广西贺州博物馆 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 ，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 ”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 的情况 ，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 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 。这样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 ，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 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 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 。因此，在 晚期单位 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 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 ，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 、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 两、文帝 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 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 ，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 晚期的情况 。管维 良先生曾对魏 晋南北朝 时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 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 33％，最高为 100％，绝大多数时候为 90％以上。两晋 的十六批材料 中有 十四批 出土汉五铢 ，所占比例最少为 33％ ，最高为 100％，有7批。绝 大多 数为 90％以上 。南朝 5例 ，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 6例 ，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 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 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 90％以上 ，可见 ，当时流通 的主要货 币应该 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 ，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 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 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 ，造成断代失误。为此 ，须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在出土不 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 ，如地层关系、墓葬形 制、器物、碑志 、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 ，钱币材 料仅是 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观念支下 ，不管高下贫富 ，人们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 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 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 以窥探 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 ，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 、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 曾研究 过的三峡地 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 11座墓葬 中，其 中 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 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 、113枚、173枚 ，共 5l4枚，这 11 座墓平均每座约 47枚。西汉武 昭时期 墓 葬共 27座 ，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 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 3座，除此 以外的 15座墓葬 ，出土钱币最少的是 2枚 ，最多的是 1042枚 ，总数约 2200枚 ，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 44座平均约50枚 。

从上述数据看 ，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 1枚钱币也没有 ，最多 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 ，出土 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 由于保存状况的不 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 ，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汉代是一个 崇 尚厚 葬 的时代 。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 ，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 之坟半 仞，其 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 ，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以洛 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 ，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 11265枚 ，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 50枚¨ 。当然，这只是考古 出土 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 自然破坏 ，其数 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 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 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 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 在西汉多时每人 120钱 ，少时为 40钱 ，口赋为 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 和 口赋。因此 ，50钱相当于算赋的 41．7%-125％，相 当于口赋的 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 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 ·贡禹传》云 ：“武帝征伐四夷 ，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 ，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 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在活人生活 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 ，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 ，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 日本钱币等等，在 国外也 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 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 了当时 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 前几年出版 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 国 F·蒂埃里 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 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 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 2000枚 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 4世纪至 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 中国的周边 国家 ，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 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 “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 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 、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 ，中国境 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 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对它们的深入研究 ，必将推进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 ，与考古学的结合也 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 ，权作引玉之砖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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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2）03—0049—08

一、青藏高原早期人类及其石器的古老性

从上世纪初以来，藏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及考古学的学者们，不间断地努力探索着青藏高原的史前文明，然而由于空间上的距离和海拔上的高度，更加之时间上的悠远，我们在认知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道路上，依然脚步蹒跚。

地理学认为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后隆起并形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地方。青藏高原的隆起过程大约从1000多万年前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元代藏族文献《红史》用藏族自己的语言，对这块最年轻的高原给予形象而准确地描述：“三千世界形成之时，世界为一大海，海面上有被风吹起的沉渣凝结，状如新鲜酥油，由此形成大陆。”

考古学家不这么认为。在考古学家眼里，青藏高原一度是一块与人类起源相关的古老土地。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神秘性，给学者们带来了巨大的遐想空间。上个世纪初，当时其史前文化尚不为人知的青藏高原被认为有可能是人类最初的发源地之一。20世纪前半叶，英国、德国和前苏联学者认为，第三纪晚期喜马拉雅山急剧上升，蒙藏地区森林消退，从而迫使人类远祖——古猿从森林转入地面生活，逐渐变成现代人。在上个世纪中叶，特别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云南元谋发现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以后，青藏高原人类起源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再次被重申。已故的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认为：“正当从猿变到人期间，青藏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到人的缺环也是有希望的。”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也认为：“中国的西部，特别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直到上个世纪末，乃至本世纪初，我国仍有许多学者在坚持和恪守这个说法。 考古学家的说法并非想要耸人听闻，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似乎为人类青藏高原起源说提供着物质证据。考古学家们决心要找到青藏高原的“第一把石刀”，因为对于旨在建立时空框架的传统考古学来讲，找到这个序列的起始点是至为关键的第一步。

篇（8）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时代，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学科互涉”的性质，形成了美术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此学科兼具美术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特点，对美术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结构，探讨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交叉关系，对各学科的研究边界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物学对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习惯，中国古代存在着“玉府”等收藏古物的专有机构；外国的皇族对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当时古物学发展的动力。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真正开始交叉渗透的时间是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其著作《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美术的发展历史。该学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促进民族发展的古物和记载美术史的古物文献展开了研究。正是因为该学者将古物学和美术史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才发现总结出美术的发展历程，促使了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成熟，温克尔曼也因此被称为“美术史学之父”和“考古学之父”。无论是温克尔曼的称谓还是其著作的特点，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之间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联系。

二、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和了解

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了边界之后就会产生互相渗透，即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学科互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渗透是必然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主要体现在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和技术问题；与其他学科产生的渗透和交叉性；学科内外的定义等。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互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美术史学，在对相关的方法和对象进行论述和解释时，都涉及大量的说明和阐释，此特点表明了人文学科的鲜明特点。若根据研究对象来进行划分，美术史学属于美术学的范畴；若根据研究体系来看，美术史学又属于历史学。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中，人类的审美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较为浓烈，理性认识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我们可以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质归结为：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来认识美术家或者是史学家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1]。

与美术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直接强调理性在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的发展，通过分类描述遗留的物品来对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并研究遗留物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的功能，此外，对遗留物品的发展和改变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关发展的具体意义。无论是探索背后的规律还是直接将理性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调查中，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和研究都是将探索和研究物质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途径和方向来实现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产生的交叉

考古学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研究地层和器物的类型。20世纪中期的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和记录，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内容就是对地层以及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和总结。直到1960年之后，丹麦的著名学者克里斯丁在对古典的器物进行研究时，融入了情境，并对器物的装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美术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后苏秉琦也利用了美术的图案分类将美术的写实与写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学中。

在美术史学中也有考古学的渗透，例如，广泛应用于年代和类型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对美术的风格进行研究时，法国的夏皮罗采用了层析法进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析分别是对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学科互涉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外国学者温克尔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学科互涉。在我国的古代，学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为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2]。

（三）研究对象的渗透和交叉

从研究对象来看，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渗透。美术史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术的作品以及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对古代的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时，涉及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属于考古学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画、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艺品等等。对人类古代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学科结构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术史学与考古学在自身的学科结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若根据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质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大类：美术基础实践，主要是指对美术的基本技能进行的练习和创作等，目的是加强素描、绘画等基本的美术技能；美术史论，是指对美术的历史和评论等方面的学习，目前出现的课程分类主要包含文物的保护以及鉴定、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鉴赏、文艺理论等方面，其中的文艺理论课程和文物相关的课程都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设了多种美术和艺术史课程，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了800种。这些新设立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并设立的，为学生学习文物的维护和修复提供了一定的美学基础[3]。

从考古学的结构出发，除了对基本的文物展开研究之外，对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术知识。此外，考古学涉及社会、文学、美学等多个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例如地质学、建筑史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对多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学就包含在美术史学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4]。

三、美术考古学的形成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学科互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就目前而言，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时，已经涉及了大量的美术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样的，美术史学家在对美术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使用了考古学中的大量资料，各专家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概念也越来越宽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渗透已经促使一个新的学科形成，即美术考古学。该学科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广泛全面的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信息化的发展为学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的学者必须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加深对各个学科边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平.从“学科互涉”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06）：88-95.

篇（9）

商汤灭夏后，商王朝五迁其都，最终定都今河南安阳小屯（即“殷墟”），直至被周族所灭，历经六百年左右。商王朝的历史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历史，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步上升的历史。根据商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以商王盘庚迁都至殷为界，将商代文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盘庚以前的早商文化为商代前期，盘庚和盘庚以后的晚商文化为商代后期。商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如东下冯商城遗址、垣曲商城遗址、平陆前庄出土的青铜器等，是与典型的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它们主要分布在靠近商王朝都城的黄河北岸及临近地区，这些地区可能属商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他们的经济生活与商相同，以农耕经济为主，同时经营家畜饲养和渔猎。垣曲商城，位于古城南关村西侧的黄土台地上，垣曲商城是以层层夯土修筑的由四面城垣围成的方形城堡，平面形状略呈梯形，北窄南宽，总面积13万平方米。城址内中部偏东为统治者居住的宫殿区，由多座大型夯土台基组成，以南北并列的两座长方形大型台基为中心，其余分布在其周围，形成一组基址群，台基四周有长方形宫城墙将宫殿区围在中间。城内东南部为一般居民区，是平民进行生产与生活的主要活动区，分布着大量储存物品的窖穴和堆积废弃物的灰坑等。

城址内西南部为制陶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有多座制陶窑址。垣曲商城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陶质以夹砂陶为主，纹饰常见绳纹且形式多样，有粗绳纹、细绳纹、间断绳纹、交错绳纹等，主要器形有折沿实尖足鬲、大口尊、平沿盆、罐、豆，其他遗物有铜鼎、铜斝、铜爵等，属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年代相当。垣曲商城毗邻商王朝中心区域，其建筑规模远小于王都，因此有可能只是区域性的统治中心，或是商代分封于此的某方国的都城。也可能是据守黄河岸边的一座军事城堡。东下冯遗址发现的商城，位于运城盆地西缘，城址平面大体方形，面积14万余平方米。出土陶器有鬲、簋、罐、甗、大口尊、蛋形瓮等，还出土了铜爵、铜刀、铜镞。与垣曲商城规模相当，可能是一方国之都或商朝设在晋南的一座军事据点。平陆县前庄村出土的一批商代文化遗存，其青铜器多立耳、深腹、空心柱状足，饰简单的饕餮纹，具有商代前期铜器的典型特征。陶器有鬲、大口尊、三足瓮、簋等，也有钻、灼、凿的无字甲骨。垣曲、东下冯和前庄三处遗址，属于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对于保障商西部疆域具有战略意义。平陆前庄等地出土的青铜重器，更可说明这些地方与商王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晋西南、乃至晋南、晋东南与商朝王都毗邻的部分地区都是商朝的势力范围，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山西商代后期的商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分布在临汾盆地以东至晋东南地区的长子、潞城和黎城等地，与河南殷墟相邻，文化面貌一致，以浮山桥北商墓、长治小神遗址、长子北高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另一部分是方国文化。浮山桥北商代墓葬，位于临汾盆地东南缘。被盗严重，追缴回文物中有带“先”铭的商代铜器。2003年发掘清理大型墓葬5座，其中M1、M18规模较大，墓道中有随葬的殉人及车、马。墓主人应当是商王朝管辖下的方国首领。盘庚迁殷以后，长治小神村商代遗址出土商代陶器鬲、豆、罐、瓮等，与殷墟文化接近，分布范围包括长治、晋城两个小盆地。北高庙遗址发现铜器19件，主要有鼎、斝、爵、甗、觚、罍、鬲、戈、镞等。特点是，仿陶器占一定数量，斝平底，鼎、甗锥足；纹饰简单，以单层饕餮纹、珠纹、弦纹等为主，与小神商代遗存属同一文化类型。

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当时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方国”，甲骨文多见记述。灵石、石楼、柳林和保德等地从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这种文化遗存，既受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受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即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本身具有的特征，形成一种混合的文化遗存。他们可能代表着存在于当时山西境内若干方国的文化，它占据着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应是山西境内商文化的主流。这些方国虽然也有定居聚落，也有农业经济，但主要是一种游牧式的经济，这和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从考古发现的许多工具中也能看到这一点。灵石旌介村商墓出土的晚商青铜器以中原青铜器为主，有鼎、觚、爵、卣、簋、直内戈、有铤镞等，组合以爵、觚酒器为主，同时有鼎、簋的搭配。形制、花纹与组合均体现出殷商文化的特点，但弓形器、羊首刀、有銎钺等又有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某些特征。因此，旌介商墓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系统应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当地及其他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或是商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的方国的遗存。这一类型遗存在晋中太谷白燕、忻州连寺沟等地均有发现。旌介商墓墓坑形制均为长方形竖坑土穴，流行在二层台上殉人和在窑坑中殉犬的习俗同于殷墟墓葬的丧葬礼制，而且其青铜风格和殷商文化的也一致，暗示鬲方与商朝的友好。除鬲方之外，山西还有许多与商朝友好的方国，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的有天、戈、邑、子等10余个，其地域大多在晋南和晋东南。

篇（10）

关键词：百色地区；新石器时代；动物考古

一、前言

动物考古学（z00archaeology），亦称“骨骼考古学”或“考古动物学”，是指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研究目标包括复原古代环境，研究人类行为，研究人类与环境、人类与其它动物群体之间的关系等，最终目标是从动物遗存的角度复原古代社会。

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为来自广西百色地区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遗存。这三个遗址分别为：革新桥、百达和坎屯，均为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发掘所获。考古队员在发掘的过程中使用了浮选的方法，全面系统的进行了动物遗存的采集工作，为后期室内整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遗址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原因如下：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三个遗址均相距不远，尤其是百达和坎屯遗址同属阳圩镇：从时代上来说，三个遗址均属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制品面貌显示出来的特征表明三者在绝对年代上稍有先后：从聚落特征来看，三个聚落的性质及复杂程度各有不同，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三个遗址的动物遗存全部由笔者进行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使用了相同的鉴定标准和统计手段，方便进行比较研究。我们是将动物遗存看作聚落考古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力图从动物遗存的角度进行聚落特征相关的比较研究。

二、动物遗存概况

1、革新桥遗址②

发现动物遗存共12349件，其中可鉴定标本2637件。哺乳动物最小个体数为58。已经鉴定出来的种属包括有：水鹿、斑鹿、麂、麝、牛、猪、犀牛、猕猴、象、豪猪、竹鼠、猪獾、黑熊、龟、鳖、鲤鱼、青鱼、草鱼和鲍鱼等。

动物遗存在出土时集中分布于特定的区域内（图一），这一现象可能是当时先民集中消费动物资源的一种反映。

研究结果表明，革新桥先民们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部分测量数据表明，此时的家猪在形态上可能还有些像野猪，处于驯化的初始阶段。

从动物构成情况来看，全部可鉴定动物种属中数量最多的是哺乳动物，鱼、鸟和爬行动物都比较少（图二），软体动物仅发现少量残骸（难以确定种属和数量，故原鉴定报告在统计数量时并未将其包含在内）。

主要的哺乳动物，从可鉴定标本数来看，以野生的鹿类动物为主（72%），家猪仅占14%（图三）；从最小个体数来看，也是以野生的鹿类为主（58%），家猪仅占16%（图四）；而从肉食量来看③，是以野生的牛为主的（55%），野生的鹿类占了19%，家猪也仅占19%（图五）。

2、百达遗址

发现动物遗存共25516件，其中可鉴定标本17811件。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数为60。已经鉴定出来的动物种属包括有：大型鹿、中型鹿、麂、小型鹿、牛、猪、狗、猪獾、猕猴、犀牛、熊、仓鼠、竹鼠、丽松鼠、河狸、豪猪、兔子、鸟、鲤鱼、青鱼、鲢鱼、鲍鱼、龟、鳖、鳄鱼、背瘤丽蚌、蚌、螺、蟹等。

研究结果表明，百达遗址除了猪④和狗可能是已经驯化的家畜外，其它动物均为野生，野生动物种属极为丰富。

从动物构成来看，全部动物中哺乳动物（37%）和鱼类（40%）比例相当，占了主要地位，鸟、软体动物和爬行动物都比较少，此外还有少量节肢动物发现（图六）。

主要的哺乳动物，从可鉴定标本数来看，以野生的鹿类动物为主，优势非常明显（88%），家猪仅占4%（图七）；从最小个体数来看，也是以野生的鹿类为主（58%），家猪仅占5%（图八）；而从肉食量（标准参考上文）来看，是以野生的鹿类（44%）和牛（33%）为主的，家猪仅占12%（图九）。

3、坎屯遗址

发现动物遗存共2333件，其中可鉴定标本1212件，哺乳动物最小个体数为32。已经鉴定出来的动物种属包括有：大型鹿、中型鹿、麝、麂、犀牛、牛、猪、猪獾、狗、猫科、兔子、豪猪、猕猴、龟、鳖、鳄鱼、圆顶珠蚌、田螺、环棱螺、塔锥短沟蜷、蚌、鲤鱼、鲍鱼、鱼、蟹、鸟等。

研究结果表明，坎屯遗址除了猪⑤和狗可能是已经驯化的家畜外，其它均为野生动物。

从动物构成情况来看，全部动物中哺乳动物数量上占了明显优势（68%），鱼、软体动物和爬行动物都比较少，此外还有少量鸟和节肢动物发现（图一O）。

主要的哺乳动物的，从可鉴定标本数来看，以野生的鹿类动物为主（82%），家猪仅占5%（图一一）；从最小个体数来看，也是以野生的鹿类为主（74%），家猪仅占3%（图一二）；而从肉食量（标准参考上文）来看，是以野生的牛（47%）和鹿类（38%）为主的，家猪仅占4%（图一三）。

三、讨论与分析

（一）动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