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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宏观经济走势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中图分类号:F20
一、2003―2006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双稳健”
(一)政策实施背景
从1993年6月以来,针对1992年前后的过热经济状态,中国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轮适度从紧的政策使得商品价格从1995年逐年回落, 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 %。
进入2003年,中国政策保持着以积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然而,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最突出的是投资过热和粮食供不应求问题。
图1 2000-2006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二)实施措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针对国内出现了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等问题,2003――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双稳健”措施。具体措施包括:
1.2003年6一9月,国家采取了规范房地产发展、土地管理等多项措施;2004年4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较大幅度调高电解铝、房地产、钢铁和水泥4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对一些行业和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暂停耕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审批;公布对“铁本事件”的严肃查处。3.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明显回升。
(三)政策效果
事实表明,此次的宏观调控对于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其同某个局部利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为维护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其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做出判断和决策,会与某利益集团的利益存在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四、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政策实施背景
2008年,次贷危机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总体经济形势趋于严峻。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冲击,“中国制造”遭受重创,我国出现了企业倒闭和失业潮,同时股市跳水,对外金融投资出现亏损,投资信心下降。我国GDP增速由2007年的14.2%大幅度降至2008年的9.6%,2009年更是降低到了9.2%。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积极的财政政策
(1)减少税收,扩大政府支出(4000亿拉动内需);从中央到地方都发行国债、地方债。(2)动用资金开发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加强对落后地方的援建。(3)通过劳动法的调整等减少企业负担。(4)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5)产业振兴计划。(6)促进对外贸易,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
2.宽松的货币政策
(1)2008年7月份开始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2)2008年9、10、11、12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3)2008年10月27日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三)政策效果
此轮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导致货币流动性严重过剩,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物价如同“过山车”一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年初4.9%的月度同比涨幅一路上涨,进入5月之后,CPI涨幅迭创新高,直到7月份同比涨幅达到了6.5%,创下37个月的新高,引起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五、2010下半年至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紧缩性政策
(一)适度紧缩性政策
有惊无险趋向颠簸:
我们喜欢用“乘过山车有惊无险”来描述中国近年来的经济。2011年最后的季度,中国微观经济开展的次要趋向却颇为不测地显现出趋好的特点:
其一,GDP增长持续坚持偏高程度。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估计将小幅回落,但仍坚持偏高增长程度「出口增长分明加快和消费持续小幅调整是招致经济增长有所加快的次要缘由。作为“十二五”残局之年,各地热情低落的“十二五”规划的施行将会招致2011年投资增长微弱反弹,估量201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将超越25%;.估计2011年国际消费总值将初次打破40万亿元,到达44.5万亿元,增长9.3,比2010年略为调整。
其二,三大需求增长将“一升两降”。2011年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增长都将有所加快,其中出口加速将较为分明,但投资的微弱增长将在很大水平上抵消这两大最终需求增幅的下降。2011年。估量全年社会消费品批发总额名义增长16.9%,实践增长14%左右。消费增长持续加快次要有三大缘由:一是受消费增长周期的影响,消费增长将持续平和调整,估量此轮消费增长调整的低点在2013年或2014年;二是汽车消费增长将分明加快.这将招致总消费需求增长有所加快屯三是受房价过高、房价下跌空间受政策限制等要素的影响,2011年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将加快.这会带动家居、家装等消费市场的增长调整。
我们估计2011年出口增长将分明加快,全年出口增长估量在,0%到15%的区间运转,比GDP增长略高。出口增长能够分明加快的缘由次要有:一是由于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动力缺乏,三大兴旺经济体都会有一定水平的加速;二是受2010年出口增长高基数的影响,2011年出口也将趋于加快;三是受原料价钱下跌较多、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出口竞争剧烈等要素的影响,国际企业出口积极性削弱。
与出口、消费增幅加快相反,投资增长能够仍呈现分明减速。估量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无望到达28%,甚至有能够打破30%。这次要有两方面缘由:一方面,与以往“双数”五年规划都是“低规划”不同,这次各地五年规划是在应对金融危机获得严重停顿、经济再回10%的高增长的环境下制定的,属于例外的“高规划”。据中国经济研讨所调研理解,沿海一些兴旺地域,仍把“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目的定在10%以上,而很多中西部地域把目的定在13%至18%,比“十一五”还高。所以,“十二五”后期投资能够会呈现“大干快上”。另一方面,各地的“十二五”高规划预备都比拟充沛,一局部是延续了“反危机”的强安慰效应,曾经有分明的预热。这就使得“十二五”一残局就能够呈现投资的“井喷”式增长。
其三,物价增幅无望逐渐回落。估计2011年物价总程度(CPl)增长呈小幅回落的态势,且前高后低。总体看,招致物价下行的要素增多加强,招致物价下行的要素增加削弱,估计全年CPI增长2.5%左右。许多媒体渲染的通货收缩急剧增长的报道和评论,并没有迷信的剖析和现实的依据。
我们剖析,影响物价下行的要素次要是:货币金融政策将持续平和调整;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将在将来两年集中释放,会招致工业品价钱回落;内部环境趋紧,会进一步加大国际工业品价钱的回调压力;中心农产品(大米、猪肉)未呈现较明显的供求缺口,粮价和蔬菜价钱都将趋于加快;2011年实践消费增长能够持续回调,将对物价下跌构成一定的抑制造用。
推进2011年物价下跌的要素次要有三个:由于存在较大的供求缺口。2011年蔬菜和鲜果类价钱还会持续坚持较快的增长趋向;投机要素或氛围依然相当浓郁,但随着金融政策过度收紧,其影响无望削弱;一些垄断性产品及资源品价钱下跌的压力较大。这是将来一段日子价钱下跌的内在要素,但垄断性产品及资源品价钱下跌的次要缘由是价钱变革或税收变革。具有分明的可控性。
面临的还是一些老成绩:
2011年活动性过多成绩不会基本改动,且能够构成内外叠加效应。国际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在持续,只是宽松度有所削弱,继续两年多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调而不降”。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1年进入片面施行阶段,美元将进一步众多。两股力气叠加,将构成很强的资产泡沫化效应。从最近两个月社会资金又在放慢流入房地产市场看,房地产投机的热情又在低落。这预示着房价在2011年终能够微弱上升。房价泡沫越高。
将来的调险越大,对此要高度警觉,制定治标之策。投资能够呈现“迸发性增长”,投资与消费增长再次面临严重失衡成绩。“十二五”时期的开展与过来30年或过来10年完全不同,其面临的最微风险和应战是中国也能够堕入“中等支出国度圈套”。要防止呈现“中等支出国度圈套”,必需改动开展形式,促进开展方式的基本转变,经过经济社会平衡开展和产业竞争力进步来打破开展的瓶颈和“圈套”。无视国际国际环境变化及最终需求缺乏而过度强调(或依赖)投资高增长,将会招致一系列难以处理的成绩。因而,防止投资再次呈现过度增长,应成为2011年微观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出口分明加快,将使内向型企业效益下降,产能过剩成绩逐渐显性化。受出口增幅能够大幅加快及本钱分明上升的影响。2011年内向型企业的收益率将分明下降。在这种状况下,企业最复杂的选择是逐渐保持实业,而将资本、资金转向资产品市场(房地产、股市、期货等),这不利于传统出口产业的转型晋级。同时,出口增长分明加快,意味着一些行业少量的产能过剩将需求国际市场消化,国际市场的产能过剩成绩显性化,从而加剧国际企业间的恶性价钱竞争,招致全体工业的利润率下降。
微观经济政策取向成熟遭到国际国际经济大环境的限制,“十二五”中国经济速度难免有一定的加快,估量将由过来30年年均10%增长降至均匀8%左右的增长。我们不只要承受这一现实,而且要改动开展观念,把经济开展的重点放在放慢构造调整上,放在转变经济开展方式上。
关键词:CPI指数;宏观经济;协整分析;平稳性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
Key words: the CPI index;macroeconomics;Co-integration analysis;the stable analysis;granger cause and effect test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5-0010-02
1CPI指数和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关系的时间序列分析
1.1 CPI指数与宏观经济走势的协整分析在分析中,经济增长变量采用“全国生产总值(GDP)” 来度量。1978-2008年,全国生产总值(GDP)和全国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ADF检验进行平稳性检验,并为消除经济变量中存在的异方差性引起的不利的影响,我们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对lnGDP和lnCPI序列及它们的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变量lnGDP和lnCPI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表明lnGDP和lnCPI是一阶单整序列。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EG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首先用OLS法对原数列进行协整回归,发现存在自相关,对模型进行自相关处理后最终得到的协整方程为:LnC=1.419422+0.3924lnG+[ar(1)= 1.424909,ar(2)=-0.521498](1)
Dependent Variable: LNC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4/22/10 Time: 15:28
Sample(adjusted): 1980 2008
Included observations: 29 after adjusting endpoints
Convergence achieved after 100 iterations
Backcast: 1979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的拟合度较高,能以99.86%的概率保证程度来解释原始序列的波动,说明整个方程的拟和优度较好,F检验通过1%的显著性,证明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体解释力度很强,并且通过了自相关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据此,lnGDP和lnCPI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如(1)所示。
1.2 我国CPI和GDP之间的误差修正机制本文采用EG两步法来建立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残差项引入模型作为解释变量,并将长期关系模型中的各变量以一阶差分的形式表示,对短期动态关系进行逐个检验,比较其显著程度,最终确定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LnC=1.419422+0.392496lnG+1.424909DlnC-0.521498DlnG+0.989862MA(2)
拟合结果显示,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变量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一致,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从系数估计值(-0.521498)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521498)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1.3 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对CPI和GDP的原数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VAR系统稳定性检验,根据AIC和SC越小越好的准则,经过1-6滞后阶数的比较最后确定原序列在5阶时VAR系统稳定,而其差分序列在6阶时VAR系统稳定,在此基础上分别对CPI指数和GDP的原数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短期lnGDP与lnCPI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是我国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的CPI指数,而在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CPI指数之间具有相互的促进作用。
2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2.1 本文的结论通过对我国CPI与我国GDP、各个相关因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①长期来看,我国CPI与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我国GDP增长1%,我国CPI指数增长0.3924%;②短期来看,我国CPI指数对我国的GDP存在正向影响,本期CPI每增加1%,本期GDP则增加0.2743%。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趋势偏离的程度也较高,表明CPI指数对反映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年度GDP与CPI指数之间的非均衡误差以(-0.5446)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③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来看,在长期我国CPI指数和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相互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短期,经济增长是我国CPI的Granger原因而我国CPI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2.2 政策建议从以上分析得出,我国应在努力提升CPI指数的同时,防止CPI指数过快过高而引起通货膨胀现象。并且建立以CPI指数为中心的价格体系。笔者认为,我国应从扩大内需入手,避免国家应采取扩张化的货币政策而引起通货膨胀。并且通过货币政策即提高银行房屋贷款利率方法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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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6-0023-04
过去半年多来,由于我国政府应对全球危机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实,所以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性变化。最近,高盛公司、瑞士银行、摩根士丹利等一些海外金融机构纷纷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高盛公司将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从6%上调到了8.3%,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甚至将达到10.9%。但是,2009年前4个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运行虽然已经触底,但整体回升还面临许多不确定性,经济仍在低位运行。在国际经济依然低迷的背景下,未来几个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可能尚难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将可能经历锯齿型的发展。因此,有关宏观政策应作进一步调整。
一、经济运行的走势:V型还是锯齿型
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的加深和蔓延,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实现率先复苏充满了期待。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走势,人们在经历了L型、W型、V型等争论以后,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倾向认为可能是V型。理由是,从2008年11月份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外部金融危机的措施得力,成效比较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增速加快,消费较快增长,国内需求持续提高。2009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1%。1-4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5%,比2008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别提高6.5和8.7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9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17.5%。二是工业生产逐步企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1-4月为5.5%;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5个月回升,已由2008年11月的38%上升到4月份的53.5%;用电量和发电量降幅减少,4月份全国用电量同比减少3.5%,而1-2月用电量下降的幅度是4.4%。三是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强,产业升级加快。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地区工业总体增速虽然较低,但恢复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增势较强,生物生化制品、通信交换设备、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等增速明显超过工业平均增速。四是金融运行情况良好,市场流动性充裕,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社会信心提振,市场预期改善。
但是,能否就此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V型轨道?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从2009年前4个月的情况看,经济基本面虽然似乎“触底”,但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运行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使得“反弹”动力不足,未来经济运行还难以乐观。
一是通货紧缩压力与流动性充裕并存。2009年2月份以来,CPI连续出现负增长,PPI负值还在继续加深,标志着中国全面通缩的压力还在加大。与此同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十分宽裕,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其中3月份M2同比增长高达21.3%。二是银行信贷超常扩张与企业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并存。前4个月,中国银行业信贷投放达到了5.17万亿元,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投放量,也超额完成了2009年年初制定的5万亿的目标。但是,当前企业的投资欲望并不强烈,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严重不足,投资增速仍在下滑。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相当一部分在银行体系内空转,没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三是政府投资加大与财政收入下滑并存。一方面,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得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工业企业利润不断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持续下滑。2009年一季度,我国财政支出同比大增34.8%,而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3%,财政收支矛盾开始显现。四是资产市场企稳与实体经济依旧低迷并存。尽管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但实体经济仍然困难,库存压力很大,经营效益仍在下滑。比如,2009年4月我国发电量增速仍然维持负增长状态,并且降幅比3月份还大,这说明工业生产恢复并没有先前预期的那么乐观。再如,工业产成品存货绝对规模仍高达1.98万亿元,对工业生产和效益的影响仍不容忽视。再比如,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目前闲置的产能不仅包括需要淘汰的落后、低端产能,更包括为出口服务的先进、高端产能。由此可见,未来国内企业自主投资依然低迷。五是内需扩大面临较大压力。从经济内在规律和中国历次经济周期变化看,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存在大约一年的滞后关系。同时,工业增速放缓和消费回落的滞后期大约为4-6个月。若这些规律继续有效,那么对2009年的消费增长将构成较大压力,消费增速进一步下滑的概率很大。六是外需持续疲弱,贸易顺差明显下滑。目前,尽管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疲弱的外需仍将是制约中国经济反弹的最大因素。
上述问题,都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未得到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其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出口需求,有赖于全球经济尤其是欧美市场的复苏,这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其二,内需的真正启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待于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诸多深层次问题的逐步解决。其三,投资增长以及投资效率进入良性循环,还需要社会信心的全面恢复,需要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大举进入,显然这也需要时间。其四,中国经济经过了长达6年的高速增长后,积累了不少结构性矛盾,需要利用市场出清机制进行一次大的调整。这种调整包括产能调整和总需求结构调整,需要经历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市场出清过程,期间必然会出现利润下降、亏损面增加,以及企业的关闭、破产、并购与重组。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民间投资是否有效启动;二是中小企业是否摆脱了生存和发展困境;三是潜在消费是否转变为现实消费;四是经济是否向好发展。从目前的情况观察,这四个方面目前还不太明显。由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在本次危机中可能不是V型轨迹,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W型,在很大程度上将可能经历一种波浪式的“锯齿”型发展轨迹。当然,我们期望能够通过适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振荡的波峰与波谷不要太大,并尽可能缩短整个振荡周期。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与重点
在应对这场全球经济衰退中,我们看到了各国政府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和启动了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政策措施。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也隐藏着若干风险。其一,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政府能够拿出来的钱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需要靠银行贷款。在中央4万亿和地方政府20万亿的投资大单中,政府能够提供的只是给予企业的少量投资补贴,绝大多数依赖企业投资。而企业的投资又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笔者担心,近期这种投资和贷款的“突飞猛进”有可能使既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受到影响。
其二,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不能阻止经济陷入“二次衰退”。政府刺激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属于短期政策,它只能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总需求,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但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从低谷走向复苏。这一点,日本1990年代的教训值得注意。笔者认为,如果整体经济的运行过度依赖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经济很容易出现“二次衰退”。因为,在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作用下,因市场压力减轻,政府部门和企业结构调整的动力将减弱,它们更多的选择是扩大生产规模,而不是调整结构。这样,一旦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递减,经济就会陷入“二次衰退”。
因此,我们应该在财政政策方面进行调整。
首先,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投向,不断增强公共财政的民生和消费性质。消费比重过低、对外依存度和投资依存度过高,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扶持经济转型中的特殊作用。为此,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型、福利型而不是生产型的;二是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型的;三是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基于以上原则,笔者建议:一是要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二是重点建立健全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各级政府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合理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财权,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由不同级次的政府分工合作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的基本公共卫生、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收益的外部性很强,可以由中央政府提供;农村的水利灌溉系统、农田改造、农村道路(省级公路、县级公路)建设、乡村电网建设、农村医疗保健服务等准公共产品可以由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混合供给。
其次,应提升公共财政赤字比率,扩大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空间。在当前情况下,我国的公共财政应该从传统的“综合平衡”理念,转变为资产负债表管理的新思维,从以扩大财政收入维系财政收支平衡为目标,转到以全面支持国民经济长期建康、快速发展为核心。日本野村证券经济学家辜朝明认为,为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在企业恢复借贷之前不应过多考虑财政赤字的问题。过分担忧财政赤字,反而会使复苏的过程充满反复。国内学者李稻葵也认为,当前实行赤字财政必要而且合理。
第三,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完善地方债券发行机制,增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目前地方债由财政部,也由财政部代为办理偿还手续。而且,只有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具备通过中央地方债券的资格,地级市、县级市都禁止发行地方债券。笔者认为,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未来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可以转移给省级地方政府。当然,必须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来规范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
三、宽松的货币政策:绩效与代价
目前经济好转的迹象使得近期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降低,但决策部门考虑到经济反弹的基础尚未稳固,立即出台针对信贷扩张力度较大的调控措施也不可能。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延续。
理论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属于短期政策。而且,对于当前的衰退,其政策效应不如财政政策。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如果货币政策运用不当,那么,将加大未来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延长结构调整时间。笔者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应实施灵活的货币政策。(1)货币当局应根据市场流动性的变化情况,灵活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20%之内,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2)要围绕实施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振兴规划,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在信贷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3)加强窗口指导,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创新力度,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4)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四、需求政策的调整:内需扩大与外需增长并举
反思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除了微观层面的银行家贪婪、监管者行为失当、中介机构欺诈等原因外,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和新兴经济体的顺差,以及美国与其它经济体消费、投资的不平衡)是重要的原因。因此,中国和严重的出口导向型亚洲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都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以降低对外国需求的依赖。
从中国应对危机的策略选择方面看,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思路。这些政策的积极效应目前开始有所显现,未来可能进一步显著。
从近期的情况看,消费保持了良好态势。2009年4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8%。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内需的扩大,我们不应过于乐观。因为,中国人储蓄倾向浓郁的传统文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尤其是,由于缺少一个社会福利网,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短期内也难以提高。因此,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内,笔者对内需的扩大持谨慎态度。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赖外需的增长。那么,外需能否成为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引擎?
最新出口数据表明,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疲弱的外需仍是制约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最大因素。2009年4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比上月加深5.5个百分点。但据海关总署分析,按工作日平均计算,4月份出口环比增长6.9%,这是继上月后单月出口再次环比增长。尽管出口连续出现环比增长,并不意味着外需萎缩的情况出现逆转。值得关注的是: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额一半以上。4月份,加工贸易进口同比下降27.4%,这意味着未来3-6个月加工贸易出口形势仍不乐观。而机电产品又占出口的六成。4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22.2%,降幅比上月加深3.4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看,上半年出口同比降幅会在20%左右。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增加了中国稳定外需的困难。流感疫情造成的心理恐慌,也有可能对外贸造成不利影响。从最近各国公布的数据看,欧美经济难言好转。2009年5月4日,欧盟委员会预计欧盟27国和欧元区经济在2009年将萎缩4%。同时,把2009年欧盟经济和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分别由1月份的增长0.5%和0.4%统一下调至萎缩0.1%。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欧盟,其经济增长预期的进一步下调使得中国对欧盟出口更不容乐观。最近,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如2009年4月份制造业指数升至40.1,高于3月份的36.3;金融领域的数据有所缓和,固定收益率曲线变得陡峭化,高收益证券交投有所回暖;整体建筑支出在3月份也出现了0.3%的增长。然而,美国经济增长目前依然没能摆脱美联储“直升机撒钱”效应的催化。欧美这两个中国最主要贸易伙伴经济衰退的持续,不可避免给中国出口增长带来沉重的包袱。因此,外需的调整可能会持续数年而不仅仅是几个月,沿海省份尤其如此。外部需求的持续萎缩,日益加剧了中国外向型产业的困难。这些企业持续经营困难,不仅影响上下游企业生产与投资,而且由此造成就业人数减少、居民收入下降,进而对未来消费增长产生制约。因此,在需求政策上,短期内我们必须兼顾内需扩大与外需增长。从长期看,必须将内需培养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笔者建议:
一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从藏富于国转变为藏富于民。数据显示,从1998-2007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在外需不旺,需要大力启动内需的现实下,政府必须让利于民。如何让利于民?一个重要选择是收入分配机制向居民倾斜,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基于刺激消费这一目的,收入分配首先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分配给穷人比分配给富人更能刺激消费,也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
二是完善对外贸易政策,提高抗御外部危机冲击的能力。在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继续保持顺差的情况下,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近一段时间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越来越多,预计未来我们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为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地化解中外贸易中可能出现的纠纷。(1)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提高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最终实现出口产品以不含增值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保证我国出口产品平等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2)增加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3)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将外汇货币资产更多地转换为战略性资源资产,为我国扩大内需提供长期的资源供给保障。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2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7个百分点,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1%,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2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21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可是,21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6%,据预测,21年我国GDP将达到7.5%左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1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7%,日本为2.1%(2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国人口为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二、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国债投资36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1年国债规模15亿元,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贷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贷款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超过7腕亿元,21年1月末达到7.18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9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1年社会投资,1—3季度,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的水平,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 6%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 3%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国债负担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远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的警戒线。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1年还要继续实施。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调整,要加大
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在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力度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相互作用。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亿元配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2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个百分点,比2年年底低3.7个百分点,比21年上半年低2.6个百分点。1-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12%,比年初低1.37个百分点,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得十分必要。现在物价形势较稳,目前通胀压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6%,金融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不过货币政策的松动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如果不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关于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提出,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宏观经济的调控是以间接调控为主,以计划经济为指导,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调控方式的综合调控,其调控的经济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宏观经济的发展更应该站在世界化、全局化的角度进行了。因此,就需要把握宏观经济发展规律,不懈地探究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
一、 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
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运行的,逐渐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宏观经济为辅的经济现状。因此,根据现状,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进行探讨。
(一)促进我国宏观经济与环境效益和谐统一。
据以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来看,经济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百分之十,在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下,我国宏观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当我国一心关注于经济效益时,却忽视了环境效益。又随着人们经济实力的上升,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就逐渐由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转变为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放在同等重要的经济重任上。促进我国宏观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不仅是人生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是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大力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
一个国家合理的经济结构应该是第三产业最为发达,其次是工业,最后才是农业。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的发展相对来说具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为了使得我国宏观经济未来长远健康的发展,就需要改变我国工业最为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落后的现状。构建一个新型的、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
(三)发展资本型的产业经济。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我国在国家竞争中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只能够凭借密集型的劳动力占据廉价优势。因此,在未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需要转变为资本混合型经济发展模式,促进高新科技的研究,培育新时代科技人才,使得我国的经济不仅能够发挥廉价优势,还能够以高质量、高技术站在世界经济舞台。
(四)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整体发展不平衡,东部经济比较发达,西部经济比较落后。然而,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严重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理念的本质,严重阻碍了中华儿女共同富裕的宗旨。所以,在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迫切需要变革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促进经济的全局、全面发展。
二、针对宏观经济未来发展的调控政策
促进我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合理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还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下面笔者就根据未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对相关的调控政策进行探讨。
(一)有效进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两种主要手段。合理利用财政政策就需要发挥财政收支的功能。为了使得我国未来经济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那么就可以对具有高污染的产业进行更高标准的税收,达到抑制该产业更大规模的污染。针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就可以利用财政补贴与减少第三产业的税收进行,从而使得第三产业在政策的支持下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属于第三产业,所以,在促进第三产业的同时,也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平衡东西部发展就需要通过财政资金的扶持,可以通过财政收入,把东部的税收用到西部的基础建设等,使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从而转变西部经济落后的现象。
(二)合理进行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执行一般是通过银行实现。所以,为了改变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弊端,规范未来经济的走势,就需要合理的进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就可以让银行对政府需要扶持发展的对象,放低贷款要求,降低贷款利率,从而缓解其资金不足的现状,促进其长远发展。就拿为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为例,为了使得第三产业能够大力发展,就可以对从事第三产业的企业降低贷款要求,放宽还款日期,使该产业能够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勃勃的生命力。
(三)完善宏观调控中监督职能。
发挥调控监督职能是使得宏观调控政策保质保量的有效途径。质监部门发挥监督职能就应该严格审核各种制度实行标准,严厉打击财政支出不落实处的现象,并以身作则。完善质监部门的监督职能,才能够有效反馈调控政策的实施结果,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宏观经济未来走势的正确方向。
在推进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具备长远性目光,准确把握我国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并采取相关的调控政策,才能够更好的使得我国经济更健康、更合理、更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贺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参考文献:
今年经济走势及市场预期的变化
2016年的经济开局可谓是跌宕起伏,各界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或许可以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来形容――从1月至3月中上旬的看弱,到3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乐观,又到当前的谨慎。
第一阶段:1月至3月中上旬。对于这一阶段经济形势的看弱,是因为主要经济数据不仅低于去年同期值,而且显著低于市场预期。2016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低于市场预期(Wind资讯统计的市场预测均值)0.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低于市场预期0.5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3月下旬至5月上旬。3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8%,结束了2015年以来同比负增长的局面。并且3、4月份房地产市场、钢材市场均表现活跃,1―3月财政支出也有显著增加。另外,3月份整体经济数据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且均高于市场预期,强化了市场对于经济企稳的判断。
第三阶段:5月中旬至今。5月,市场对于我国经济走势的讨论增多,加上4月份宏观数据整体走弱,使得更多人对经济形势持谨慎态度,资本市场也受预期影响产生了波动。
对于当前经济,各界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物价走势。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各界对物价走势的预期也出现了波动,先是产生通缩预期。1月份,在低基数效应下,CPI同比增速为1.8%,继续停留在“1时代”。2月份 ,CPI同比增长2.3%,高于市场预期0.5个百分点。3、4月份CPI均保持在“2时代”,加上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以及PPI同比增速快速反弹,各界对通缩的担忧也发生了转变,转为担心可能发生通胀,并会因此掣肘我国出台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笔者认为,2015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不排除调结构、去产能的影响。对于走弱的经济,我国并没有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但从今年一季度来看,财政、货币方面的数据均给市场带来了一些“稳增长、政策加码”的预期,市场产生一定波动。
对于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更需关注其中潜藏的风险。一季度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现象有所凸显,推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上升,维持了投资增速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对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拉动GDP同比增长0.6%,对冲了因为金融业增速下滑对GDP增速的负面影响。但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表现出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如果没有稳增长政策的刺激,我国经济下行幅度或许更大。但从1―3月的经济状况来看,稳增长的刺激作用似乎存在与调结构、去产能相悖的痕迹,比如3、4月份钢材、汽车市场的异常繁荣与去产能似乎存在明显矛盾。
4月份,经济数据全面回调。在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加快、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控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信贷规模收缩较大。4月财政存款大幅增加,由于不统计在M2中,拉低了4月M2的同比增速。从实体经济来看,工业、消费、投资、进出口需求同比增速出现全面下滑。随着前期钢材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提升以及各界对政府稳增长预期的增强,3月份高耗能、高投资行业出现死灰复燃迹象,对3月经济数据的全面上行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4月投资增速略有下滑,存在明显的政府投资减速迹象。1―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5%,较1―3月回落0.2个百分点,1―3月较1―2月上涨0.5个百分点。从民间投资来看,1―4月同比增长5.2%,较1―3月回落0.5个百分点,1―3月较1―2月回落1.2个百分点。从工业领域来看,3月生铁、粗钢、钢材、原煤生产分别较1―2月上涨9.2、8.6、5.4、1.9个百分点,分别较4月份下滑4.2、2.5、2.8、6.5个百分点,高投资、高耗能、产能过剩的“黑色系”对3、4月份的工业生产影响较大,与3、4月份投资增速变化也存在些许的巧合。在财政支出方面,1―4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同比增长7.0%,继续保持偏宽松的财政政策状态,但地方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出现了显著回调。
2016年年初以来,个别地方政府在执行“稳增长”政策方面出现了偏差,有投机现象。有的因为GDP的压力出现了继续依靠房地产、钢铁产业等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苗头。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不必过于谨慎。首先,经济增速放缓不等于政府不作为、不刺激;抑制产能过剩不等于不生产、不投入。比如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就需要相关配套设施的投入及建设。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充电桩建设,也不是仅依靠一两个大型企业就可以实现在全国布网的工程,这种投资仍需依靠政府。其次,对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要保持信心和理性,适当的预警也有助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我国物价走势预测
当前形势下,对我国物价走势判断的难度在加大。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对CPI的统计口径进行了一些调整,再叠加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一季度CPI同比增速出现大幅上涨,进一步增加了各界对于通胀的预期。
(一)数据的可比性问题
根据笔者分析,从2016年1月起,CPI的统计口径发生了以下几方面变化:一是食品权重显著变小,食品占比由之前的0.3下调到0.2。二是将原来的“烟酒”项和“食品”类合并为“食品烟酒”类。三是食品部分所包含的分项和权重略有调整,但对于整体CPI走势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四是对于非食品部分,除了对各项权重进行相应调整外,还将部分服务类价格与其他商品类价格合并为“其他用品和服务”类。
由于权重调整,今年公布的CPI数据存在与2015年数据不可比的情况。对此,笔者用2015年的权重重新估算了今年1―4月的CPI数据。根据估算,1―4月CPI同比增速分别为2.2%、3.3%、3.1%、2.9%,分别比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同比增速高出0.4、1.0、0.7和0.6个百分点,分别高出2015年同期1.4、1.9、1.7和1.4个百分点(见图1)。
(二)今年通胀压力分析
虽然从可比口径看,2016年1―4月CPI同比增速更快,但这并不构成2016年形成通胀的充分条件,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1.2015年存在低基数效应
受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带来供给冲击,以及猪肉价格持续下滑的影响,2015年前4个月的CPI环比增速低于2002―2015年同期均值,由此形成了一定的低基数效应。正由于这样,从同比角度来看,2016年的CPI同比增速在一定范围内高于2015年属于正常波动。
2.季节性因素、天气因素叠加猪周期的影响
季节性因素、天气因素叠加猪周期,导致2月CPI环比增速大幅上涨,拉高了2月以后各月CPI数据的基数。当时各界对通胀形势的担忧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2月份CPI同比增速由上月的1.8%上涨到2.3%,上升了0.5个百分点;二是各界认为猪肉价格上涨会推动CPI同比增速继续上行(当时猪肉价格恰逢上涨小高峰时期)。而现在来看,当时的担心是多虑了。2月份是春节所在月,受节日因素影响,商品价格普遍存在环比上涨的情况。另外,2月中旬发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冷空气侵袭,对蔬菜价格影响较大,致使春节过后蔬菜价格持续居高不下,直至3月中旬后蔬菜价格才见回落。4月蔬菜价格进一步回落,随着夏季的来临,预计今后蔬菜价格继续上涨的空间有限。再有就是猪周期,由于前期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生猪供给减少。同时受季节因素影响,作为主要饲料的玉米价格上涨,也增加了猪肉的供给成本。由于国内玉米储备充足,生猪养殖产业化市场恢复能力增强,预计猪肉价格仅存在有限的上涨空间。笔者通过对农业部网站公布的每日农产品价格指数跟踪,发现5月份猪肉价格涨幅收窄,出现价格回落的迹象。
3.核心CPI并未显著上涨
从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1―4月核心CPI来看,并未出现显著上涨,因此今年的价格上涨主要源于季节性因素所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并不存在价格普遍性、持续性上涨的基础。3、4月份可比口径下CPI同比增速的回落,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
(三)对当前形势下物价走势的预测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对于今年的物价走势有如下判断:一是今年CPI同比增速不会太低。2月份CPI环比增速大幅上涨,预计将拉高全年CPI同比增速上升0.4个百分点以上。二是今年不存在价格大规模普遍上涨的基础。从CPI构成中占比较大的非食品价格来看,受当前经济形势低迷以及去产能、调结构或将波及就业形势的影响,需求端非食品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涨的条件。
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对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以供给侧改革为主,但也要适度扩大需求。建议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是保持需求端的适度扩张。无论从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还是从供给侧改革来说,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空间,需要适度的需求扩张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
当前我国面临的两大现实压力。一是就业问题,201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765万人,较2015年增加15万人,加上中职毕业生和高中毕业后不再升学的毕业生,预计2016年将有1500万左右的青年需要就业。再加上去产能、调结构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失业群体,2016年的就业压力比较大。二是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两个翻一番”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2015年11月,总理在韩国首尔的演讲中指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就需要今后五年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需求侧没有拓展的空间,那么供给侧改革也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二是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不需大幅扩张,主要是防止进一步加大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三是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供给侧管理的手段。在财政政策方面,可通过精准定向调节的方式实施,比如通过政策倾斜,减少企业税费、减少创新型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活力;通过抬高产能过剩行业的准入门槛,引导、培养企业的创新观念。
四是尽量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投资机会。比如通过简政放权来降低制度性成本;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投资准入障碍;加强产权保护等。
从1997到2004年间,中国白酒产业逐渐从中低端产品到高端产品过渡,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被剥离出来,当前正处于黄金增长期。产品结构的变化,中低端产品的产能被剥离出去,实现了从中低档酒向高端酒过渡,相应的提价带来的效应使白酒产业规模在增长。
在烈性酒的消费上,全球消费最高的国家是英国,烈性酒在整个酒水消费中的比重占到了18%~25%,在大部分国家,比如日本,烈性酒在整体酒水消费中的比重占到了10%以上,与目前我们国家的白酒消费水平比较吻合,可以预计,中国白酒的消费量进入了一个平稳的阶段。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用两组数据进行分析:人口结构的变迁是引领白酒消费最重要的因素。白酒消费最主要的人群年龄在35~44岁之间,这个人口结构的比例在2005年到2015年之间会保持增长。以日本为例,在35~44岁之间的人群,人口比例在增长或保持较高水平的时候,对烈性酒的消费呈现出高增长的态势,当35~44岁这一人群,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的时候,烈性酒的消费量也在下滑。目前,我国35~44岁这一人群的人口结构最有利于白酒消费。从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调整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很可能会面临白酒消费的下滑,白酒的销售也会出现下降。目前的形势是消费量在平缓的增长,消费价格也在增长,带动着整个产业规模的增长。我们预期在未来的5~8年内,中国的白酒行业会继续增长,到2015年的时候会出现变化。
未来中国白酒产业是波动式增长
白酒产业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政务消费引领商务消费,商务消费再引领个人消费。政府GDP增长带动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随之也会带动白酒消费的增长。白酒消费量和白酒消费的规模跟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成正比关系。我们看到,随着GDP增长以及中国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会带动白酒消费的继续增长。从未来看,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持续波动的状态。过去的3~4年中国经济都在持续高速增长,未来3~4年中国经济可能要经历迂回曲折的过程,处于波动状态。在波动的时候,就意味着白酒企业在经济的高峰期可以高额盈利,在整个经济的低谷期,也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波动,白酒产业在未来将呈现波动式的增长。
中国白酒产业是一个中等竞争强度的产业
中国白酒企业的数量在逐年递减。数据统计,1998年时,中国的白酒企业有1400多家,到现在只剩将近900多家,这个说明整个白酒产业在不断进行调整。调整的背后,是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水井坊等知名白酒品牌在中高端市场销售额的快速增长。2006年的数据显示,这四家企业当年的销量只占当年白酒总销量的8.8%,收入和利润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了15.4%和13.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白酒产业在不断增值,产业结构在增值的过程中,整个产业内的销售收入和利润都在上升,这进一步肯定了产业增长的大趋势。所以说,中国白酒产业是一个中等竞争强度的产业。
在一个中等竞争强度的产业里,白酒企业应该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产品的优化。茅台、五粮液和国外像轩尼诗这样的知名烈性酒品牌相比,差距还很大,产品的发展空间也很大。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带动白酒产业需求和消费量的增长,高端白酒市场规模不容小视,高端酒的提升空间很大。另外一个就是白酒板块在股市的表现。自年初以来沪深两市指数反弹高达50%,食品饮料行业反弹幅度4铴,高端白酒板块只有30%。白酒板块在股市中的表现应该引起白酒企业的关注。
白酒企业三个方向
多元化
白酒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现金流充裕,负债率很低,这为多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产权利益的改革,要么多元化,要么成为多元化的一部分,会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平台化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03-01 全球金融化危机之后,2011年6月—9月又爆发了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现在正在发酵之中,希腊和西班牙再爆新危机,引发全球股市暴跌。为了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企业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座标定位,创新自身的发展战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专家认为,企业在创新发展中要突出“七个注重”。
一、注重联合重组,走集团化之路
美欧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大洗牌、大调整、大重组、大转型的新动向。为此,企业要顺应大势,突出强强联合,在兼并重组上把自己做大,在优化结构上把自己做强,走集团化之路。世界500强全是集团化,大项目牵动,大集团引领,集群式发展,走集团化之路是必然化选择。今后要追求企业集团化,技术集成化,经营集约化。过去企业布局分散,单打独斗闯市场,今后要联合起来,转变观念放宽视角,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在联合竞争中做大做强,敢于走创新重组之路,黑龙江省有哈量、哈电集团都在与国外企业兼并重组中做出了样子,趟出了路子,应该好好总结推广。
二、注重转型升级,走科学发展之路
全国经济正在加快转型升级,这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必然选择。现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几个导向,要由外延扩张型转向内涵增长型,由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重新塑造两个密集型企业。过去我们提倡“两个密集”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资源密集是为了深加工,劳动力密集是为了扩大就业。现在回头看这“两个密集”是粗放发展模式,资源密集型高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劳动力密集型缺乏科技创新竞争力。现在我国正面临资源和人口两个红利逐渐消失的局面,企业需要转向新的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科技创新,资本密集型高投入产出,这才能塑造高端企业。所以现在要提倡发展新式密集型企业,从资源密集、劳动密集的粗放增长,转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新增长模式。黑龙江有四大传统产业:能源、化工、食品和装备制造。今后要提倡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电子信息等产业,要向新型产业靠拢,完成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三、注重科技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市场认可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所以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企业群中最有成长周期和成长空间的企业,都是科技创新型企业。企业要加大技术创新研发的投入力度,组建高端人才集聚的研发队伍,研究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占领前沿市场份额,企业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获得长久的发展。这就要求企业树立新理念,从注重招商引资转向注重招才引智,投放财力加快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把企业打造成人才高地和资金洼地,依托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企业产品创新,赢得市场份额,增大利润空间,推动企业走创新驱动之路。
四、注重品牌战略,占领高端市场
市场竞争分为两个阶段的升级过程:第一阶段是企业之间产品成本和价位的竞争,这是低档次的企业竞争。第二阶段是企业之间竞争品牌和服务,这是高档的企业竞争。企业要提前完成这种转变,进入高端的竞争阶段,在品牌和服务上做足文章,敢于在打造品牌上下功夫,加大广告投入力度,尤其在初期要耐得住寂寞,舍得巨额投入,注重培育企业的知名品牌,打造高端产品,瞄准高端人群,抢占高端市场,获得高效回报。
五、注重管理创新,打造企业文化软实力
在市场上企业产品的质量、价位、品牌竞争,是企业硬实力的竞争,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的竞争,软实力更有硬效益。企业文化的内涵很深刻,包括企业精神的提炼,企业哲学的归纳,发展战略的确定,员工理念的整合,给全体员工树立统一的价值观,整合员工的行动和理念,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企业的管理创新要向打造企业文化转型升级,对员工要以人为本,给予人性化关怀,调动人性、维护人权、发扬民主,发挥企业文化的磁场作用,对内增加凝聚力,对外增强竞争力。同时注重打造企业自身特色的文化,企业员工世代传承,在市场中保持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六、注重银企合作,提升融资能力
今后企业管理理念要从封闭式转成开放式,更加注重研究和金融业的合作,拓展发展的空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强则企业强。加强银企合作,改善金融环境,解决企业贷款难和贷款贵的问题,以此根治企业长期存在的贫血症。另外企业要更新理念,研究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减轻企业到银行贷款的压力,瞄准上市融资才能做大做强,借助股市融资加快自身发展。世界500强企业都是通过上市直接融资发展起来的。企业还可以在资本市场通过产权交易变现和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企业学会资本化运作,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尽,对世界及我国经济的影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反映在交通运输方面,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不仅改变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经济总量,而且将促进交通运输方式改变,提高运输效率;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化。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交通管理和运输组织发生重大变革,使客货运输管理、运输工具控制、运输安全等方面发生巨大飞跃;新能源技术及其产业化,将为交通运输工具节能减排提供技术支撑;随着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核能转化为电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燃油类交通工具将逐步被电动型交通工具所替代;欧美由于债务危机和失业率居高难下,内需不足,经济复苏放缓,进出口大幅减少,而这些国家的进口占我国出口很大份额,国际贸易运输海运比重较大,因而,发达经济体进出口减少影响我国货运增幅减小,而道路运输比重相对提高;我国周边国家俄罗斯、蒙古、印度、老挝、缅甸、越南、朝鲜等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较快,从2011年经济增长的情况看,俄罗斯4.3%,蒙古国9%,印度8.4%,老挝8.6%,缅甸5.8%,越南5.9%,增速均高于发达经济体。因而,国际贸易回升较快。周边国家与我国贸易加大,将扩大我国道路运输总量。
中国经济变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将恢复较快增长,但受投资和消费需求实际增速下降及其波动影响,以及经济周期交替的影响,GDP增速波动幅度较大。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呈小幅回落态势。全年GDP增速将回调到8.7%左右,比2011年减小0.5个百分点,总量达到54万亿元。经济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三大需求特别是出口增长明显放慢。2012年消费增长相比2011年继续放慢,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8%,实际增长10.5%左右,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2012年出口增长明显放慢,预计全年出口增长10%左右,比上年下降1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预计2012年全年增长20%左右,比上年下降3.8个百分点。
预计“十二五”时期比“十一五”时期GDP年均增速降低2.2个百分点,受此影响,预计“十二五”时期旅客周转量、货物周转量增速相应下降,2015年相对2010年分别增长56%、45%,总量分别为23432.5亿人公里、62915.1亿吨公里。
在产业增长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较高的情形下,道路货运的比重相应较高;在重化工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的情形下,道路货运的比重相对下降,而道路客运的比重相对上升。“十一五”期末,三次产业比重为10.1:46.8:43.1,预计“十二五”期末三次产业的比重为7:46:47。预计2015年道路货运周转量比重下降到28%左右(“十一五”期末为30.6%);道路客运周转量比重上升到58%左右(“十一五”期末为53.8%)。
“十二五”时期城市化加快,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将保持在2.5亿左右,城市化率将达到55%,比“十一五”期末提高5个百分点,因而城市客运总量比农村客运总量的比重显著提高。由于城市容积率的提高,道路空间开拓的有限性,公交车客运和轨道交通客运的比重将显著提高。
我国经济及交通运输发展的政策取向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十二五”经济社会工作一条主线。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主要是资源利用方式从资源的粗放型利用向集约型转变,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从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向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协调推动转变,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为主向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
一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继续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有效地保护环境,从根本上转变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多种手段有机结合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积极发展低碳技术和减排技术,关键是要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确保实现“十二五”提出的节能减排新目标,确保实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目标。从能源长远发展战略考虑,我们要率先发展太空太阳能产业。
保障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政策取向:开征和调节资源税,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开征环境税,在产业政策上强化环境准入,完善消费品价格政策体系,在进出口手续中增加环保闸门,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
二是提升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
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关键是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十二五”时期,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政策取向,在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降低国家财税增长幅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在企业分配格局中,缩小企业利润留成比例,扩大职工分配比重;健全以按劳分配为主、各种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的科学政策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取向,实施优先保证五项“人人享有”的保障政策,即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中职教育、少量收费的基本卫生保健、适当的住房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养老安排。
三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十二五”规划已经基本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的四个定量指标:第三产业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生产业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由2007年的接近30%,提高到40%;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5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规模;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比2010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17%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20%左右。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支持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
实施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今后几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于2009年以来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既有利于解决周期性的矛盾,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继续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常规手段对冲不合理的货币增量,更要通过加息,使基准存款实际利率转负为正,适度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把握好协调抑制通胀与稳定出口经济增长的关系。
2012年,考虑到物价“居高难下”和经济减速的双重压力,应当实施适度微调的稳健货币政策(保持币值和物价的基本稳定)。根据以往经济发展经验,m2的中性增速等于经济增速加通胀率再加2—3个百分点:一是货币供应量应保持在15%左右;二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5—2个百分点),增加银行可贷资金;三是优化信贷结构,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民生、小微企业给予融资便利;对于房地产、“两高一资”等行业严控贷款规模。四是适度控制新增贷款规模,全年宜控制在8.5万亿元左右。
财政政策推动结构调整
理顺财政收入来源机制,一是将国有资本预算与年度财政预算统筹考虑;二是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安排,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问题。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是支持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二是增加就业和再就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支出;三是扩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改革的支出;四是保证收入分配改革中各项必要的补贴支出。
2012年,财政政策取向应当是对于“稳增长”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提高与民生相关的财政支出,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具体政策措施是将财政赤字目标由上年的9000亿元提高到1.3万亿元左右,并将其中的4000亿元作为中央代地方发行的地方债,重点用于保障房建设。因为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2009-2011年分别为6.8万亿元、8.3万亿元和10.4万亿元;从负债规模看,这三年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总负债规模分别为15.04万亿元、17.47万亿元和20.10万亿元,当年名义GDP的比例分别为44.1%、43.9%和42.8%,远低于60%;各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低于3%,因而我们还有举债空间。
改革和完善价格体系联动机制
规范和完善市场体系,促进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化。一是规范农产品生产价格合理提升,抑制中间流通环节过高的附加值。二是抑制农资产品及其他工业品价格过快上涨。三是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避免占有利用的暴利性。四是规范运输价格随燃油价格波动而调整的定价机制(运价+浮动燃油价格)。五是适当增加低收入人群的物价补贴。
提升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是推进交通运输方式转变。建立交通运输技术研发基金,对于在交通运输组织和管理(客货运输信息管理、运输工具控制、运输安全)等方面运用国内外先进技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给予财政支持;对于购置先进技术设备降低购置税率。以促进管理智能化、客运高速化、货运物流化。推进交通运输节能环保。
鼓励和支持更新交通运输工具,对于购置新能源交通车辆(电动车、燃料电池汽车等)降低购置税。鼓励和支持能源使用方式更新,对于使用新能源(电能、燃气、生物燃料)给予财政补贴。
二是促进道路运输结构调整优化。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公交、轨道交通),限制私家车和单位公车扩张。加大政府财政对公共交通运营的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补贴,以逐步降低公共客运票价。对于单位和私人购置乘用车提高购置税,提高停车车位费。去年全国财政对客运(城市公交、出租车、农村客运)补贴420亿元;北京财政补贴公交和地铁100多亿元。货运无补贴。推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城市公交向周边乡村延伸、建立乡村客运站网,给予资金补贴,减免税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