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影响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生育率的影响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无论观察哪个国家的情况，其构成最明显的变化常常都是由生育率的变化导致的。比如说，在以色列，极端正统犹太教家庭的子女数量比信仰其他宗教的以色列人多3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21世纪下半叶极端正统犹太教教徒的数量将会变成以色列人口最众多的宗教群体。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不久之前这还是个边缘化的信仰群体。而因为他们的家庭规模庞大，现在在美国，其教徒的数量已经快要超过犹太教徒了，或许都已经超过了。考夫曼认为，1900年到1975年间保守的福音教新教徒数量的激增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生育率比较高，而不是因为有很多人转而皈依了这个教派。同其他人口统计学家一样，他认为在21世纪，西欧信仰宗教的人群数量将会明显增加，而原因则是贫穷国家移民的大量涌入和非信徒人群的低生育率。

篇（2）

关键词：

养老金缴费率；人口老龄化；现收现付；生育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4-0106-05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经济政策选择，特别是影响到代际之间收入再分配政策选择，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能否持续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Yakita（2001）假设预期寿命不确定，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水平的影响，指出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支付水平提高[1]。Breyer and Stolte（2001）假设劳动力同质，将劳动供给和生育行为内生化，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水平的影响，也得出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支付水平提高的研究结论[2]。与上述学者研究结论不同，Razin等（2002，2007） 研究指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支出水平负相关，即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支出水平将下降[3][4]。此外，Galasso and Profeta（2002，2007）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政府养老金政策选择的影响，指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可提高养老金税率和现收现付养老金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可降低养老金税率和现收现付养老金支付水平[5][6]。蔡昉、孟昕（2003），童玉芬、刘广俊（2008）等学者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7][8]。王云多（2011，2012）通过研究养老保障水平变动对家庭组成和生育决策的影响，指出政府提高养老保障缴费和待遇将对家庭组成和生育决策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难以通过家庭内部代际之间和代内之间的转移而完全抵消[9][10]。总体上，已有就养老金缴费水平的研究并未考虑到生育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文章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对现收现付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将生育孩子偏好异质性加入到一个简化迭代模型，而这种异质性会在那些有或没有孩子的人当中产生收入再分配。

文章结构设定如下：第二部分构建生育偏好异质性影响养老金缴费率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阐述生育偏好异质性对均衡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第四部分阐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与均衡养老金缴费率的关系，第五部分提出研究结论。

二、生育偏好异质性影响养老金缴费率的模型构建

文章使用三期迭代模型研究生育偏好异质性对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假定企业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市场为完全竞争，假定经济社会由世代交叠的童年期、工作期和退休期人口组成。个人童年期由其父母抚养；个人工作期不仅要工作和抚养子女，而且还要缴纳养老金；个人退休期消费支出由个人工作期储蓄和退休期领到的养老金负担。假定个人童年期和工作期时间固定，受预期寿命不确定影响，退休期时间长度不确定。为简化起见，假设个人在退休期开始阶段既有可能存活也有可能死亡，假设存活的概率为λ，不考虑非劳动收入和遗赠，就爱听将工作期的储蓄购买年金，假定私人年金市场为完全竞争且保险公司风险中性，保险公司精算公平的年金以供退休者使用。

假定每个人劳动生产率相同，但生育孩子偏好不同。偏好程度由拥有孩子相对于物质消费的边际效用权重α表示。通常情况下，α在代内分布于0和α〖TX-*4〗之间，即α∈[0，α〖TX-*4〗]，累积分布为：F（α）=α0f（α）dx。其中，f（α）是密度函数，即使人口的数量会改变，这种分布在每一代人之间均相同。出于研究的需要，文章还假设每个人有两种选择，即生育孩子〖AKn～〗（≥1）或者不生育孩子。

文章规定工作期时间禀赋为1，假定抚养每个孩子的时间固定，有孩子和没孩子的人工作期储蓄相应如下：

spt=（1-τt）ω（1-ε〖AKn～〗）（1）

snt=（1-τt）ω （2）

式（1）和式（2）中st代表工作期个人储蓄，上标p和n分别代表个人有孩子和没有孩子，τt代表工作期养老金缴款率，ω代表不变的工资率，有孩子和没孩子的人退休期消费如下：

cpt+1=R（1-τt）ω（1-ε〖AKn～〗）+βpt+1（3）

cnt+1=R（1-τt）ω+βnt+1（4）

R=（1+r）/λ是年金毛收益率，βjt+1（j=p，n）表示退休期领到的养老金。文章假设βt+1=βnt+1=〖SX（〗1〖〗σ〖SX）〗βpt+1，σ表示退休期和工作期之间再分配程度，且1-ε〖AKn～〗≤σ≤1，σ=1代表理想再分配，即有孩子和无孩子的退休者养老金相同，而σ=1-ε〖AKn～〗代表无再分配，养老金与缴费期长度成比例，随着生育孩子数量增加，由于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养老金缴费年限减少，孩子越多领取的养老金越少。由于现行大多数养老金体系都为现收现付形式，都涉及代际收入再分配，因此文章只关注σ=1的情况。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不考虑工作期对一般商品的消费，个人效用取决于生育孩子的数量和退休期消费的贴现值，见式（5）：

Ut=α〖AKn～〗+λρct+1（5）

式（5）为个人效用函数，α代表对孩子的偏好程度，ρ为贴现因子，α=0的人不选择生育孩子，λρ[R（1-τt）ω（1-ε〖AKn～〗）+βt+1]

α〖TX-*4〗〖AKn～〗+λρ[R（1-τt）ω（1-ε〖AKn～〗）+βt+1]>λρ[R（1-τt）ω+βt+1]（6）

这里存在一个偏好截止度α=α*t，满足

α*t〖AKn～〗+λρ[R（1-τt）ω（1-ε〖AKn～〗）+βt+1]=λρ[R（1-τt）ω+βt+1] 或

α*t〖AKn～〗=λρR（1-τt）ωε〖AKn～〗（7）

式（7）左侧代表有〖AKn～〗个孩子的效用，而右侧代表放弃的工资收入，这是抚养〖AKn～〗个孩子的机会成本。当且仅当α*t≤α时个人才会选择生育〖AKn～〗个孩子，当α

Nt+1=〖JB（[〗α〖TX-*4〗α*t〖AKn～〗dF（α）〖JB）]〗Nt（8）

当个人偏好程度α*t≤α≤α〖TX-*4〗，会有〖AKn～〗个孩子。与国内外研究设定一致，文章假设人口增长率（νt）为正，νt=α〖TX-*4〗α*t〖AKn～〗dF（α）。假定养老金制度为现收现付，考虑政府预算平衡，应满足：

τtωLt=λβtNt-1（9）

Lt代表着整个t期劳动供给，Lt=〖JB（[〗α*t0dF（α）+α〖TX-*4〗α*t（1-ε〖AKn～〗）dF（α）〖JB）]〗Nt，即有孩子或没有孩子的人劳动供给总和。从式（7）可知，每位退休者养老金如下：

βt=〖SX（〗τtω〖〗λ〖SX）〗〖JB（[〗α*t0dF（α）+α〖TX-*4〗α*t（1-ε〖AKn～〗）dF（α）〖JB）]〗vt-1（10）

现在考虑改变养老金缴费率对生育偏好截止度的影响，从式（7）可知α*t=λρR（1-τt）ωε，由α*t对τt求导，可得：

〖SX（〗dα*t〖〗dτt〖SX）〗=-λρRωε

在理想再分配状态下，生育和抚养孩子导致工作时间缩短不会减少养老金，并且随着养老金缴费率提高会降低净缴费工资，这是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当缴费率上升时，甚至不太想要孩子的人也会选择要孩子，会提高生育率。

三、生育偏好异质性对均衡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

参照Galasso和Profeta的研究，文章假设养老金缴费水平由生活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人决定，比较两个可选择的缴费率。

首先，考虑工作年龄人口最偏好的缴费率。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人一生效用分别如下：

Upt=α〖AKn～〗+λρ[R（1-τt）ω（1-ε〖AKn～〗）+βt+1（12）

Unt=λρ[R（1-τt）ω+βt+1（13）

在政策选择方面，通过预算考虑缴费率对个人的影响。假定由个人决定缴费率时，个人会意识到他们当前选择的缴费率也会影响他们退休期养老金水平，即τt+1=τ。文章旨在说明在当前生育行为下改变养老金缴费水平的可能性，从式（12）和（13）可知，没有孩子人最偏好缴费率τn满足：

〖SX（〗dUnt〖〗dτt〖SX）〗=λρ〖JB（[〗-Rω+〖SX（〗dβt+1〖〗dτt〖SX）〗〖JB）]〗=0

而有孩子人最偏好缴费率τp满足：

〖SX（〗dUpt〖〗dτt〖SX）〗=λρ〖JB（[〗-Rω（1-ε〖AKn～〗）+〖SX（〗dβt+1〖〗dτt〖SX）〗〖JB）]〗=0

因此，可以通过提高缴费率来增加养老金。假定dβt+1/dτt>0，d2βt+1/dτ2t

此外，与工作年龄人口相比，退休者偏好使他们养老金最大化的缴费率，退休年龄人口生育率已经在前期决定。假定退休者对缴费率偏好呈单峰状，最偏好缴费率τr满足dβt/dτt|vt-1=0，有和没有孩子的退休者偏好同一缴费率。出于分析目的，文章假定对有孩子的工作者而言，缴费率τr小幅增加引起的养老金增长远多于由人口增长诱发的养老金增长，即Rω（1-ε〖AKn～〗）>>βt+1（τr）[（dvt（τr）/dτ）/vt（τr）]，在这种情况下τp

众所周知，在单峰偏好假设下，均衡缴费率与决策人选择一致。由于大多数人口为工作年龄人口，因此决策人若为工作年龄人口，偏好α=αm的工作年龄人口满足：

F（αm）Nt=[1-F（αm）]Nt+λNt-1（14）

结合式（8）和式（14）可得：

αm=F-1〖SX（〗vt-1+λ〖〗2vt-1〖SX）〗=αm（τt-1）（15）

式（15）中vt-1在t期开始已决定，取决于缴费率τt-1。从式（8）和（15）中v的定义可得：

〖SX（〗dαm〖〗dτt-1〖SX）〗=〖SX（〗λ〖AKn～〗〖〗2（vt-1）2〖SX）〗〖SX（〗f（α*（τt-1））〖〗f（αm）〖SX）〗〖SX（〗dα*t-1〖〗dτt-1〖SX）〗

〖PS16.EPS，BP#〗

〖TS（〗〖HT5”H〗〖JZ〗图1决策人偏好与偏好截止度〖TS）〗

因此，考虑式（16）和dα*t-1/dτt-1

推论1：如果α*（0）>αm（0），那么0

推论2：如果α*（0）≤αm（0），〖AKτ^〗（0，1]。

在推论2情况下，暗示当α*（0）≤αm（0）时，对于任意τ∈[0，1]，αm（τt-1）曲线仍然在α*（τt）曲线上方，即决策人是一个有〖AKn～〗个孩子不考虑缴费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缴费率〖AKτ～〗与有孩子人的偏好缴费率τp相同，即〖AKτ～〗=τp。另一方面，在推论1情况下，αm（0）

四、人口老龄化、生育偏好异质性与均衡缴费率

正如上面提到的，人口老龄化可以被描述为退休期开始时生存概率提高。从式（7）知道，预期寿命延长不会影响到偏好截止度，个人拥有的孩子数量不变，基于精算的年金可得。因此，曲线α*（τ）并不会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而移动。另一方面，随着退休期生存概率提高，表明退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预期寿命延长会使曲线αm（τ）向上移动。因此，人口老龄化使强烈拥有孩子偏好的人成为决策人。

当退休期开始存活概率为λ时，令〖AKτ～〗λ代表均衡情况下的缴费率，考虑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AKτ^〗≤〖AKτ～〗λ，另一种情况〖AKτ～〗λ

现在考虑预期寿命从λ延长到λ'。当α*不受影响时，对αm的影响如式（14）所示，F'（αm）dαm=〖SX（〗1〖〗2ν（〖AKτ～〗λ）〖SX）〗dλ或〖SX（〗dαm〖〗dλ〖SX）〗=〖SX（〗1〖〗2ν（〖AKτ～〗λ）f（αm）〖SX）〗>0。在第一种情况下，正如在给定τt，第一种情况下不等式不能被逆转一样，预期寿命延长不会改变均衡缴费率。也就是说，随着预期寿命延长，一个对孩子拥有强烈偏好的人会变成一个决策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缴费率不会改变，仍为τp（即〖AKτ～〗λ'=τp，τp=〖AKτ～〗λ），偏好的截止度也不会改变。另一方面，随着退休人口的增加，每位退休者的养老金会减少。

在第二种情况下，式中的不等号不会改变，如果与αm和α*之差相比，dαm/dλ较小。也就是说，当均衡缴费率足够低，以至于决策人没有孩子甚至预期寿命延长，均衡缴费率仍为τn（即〖AKτ～〗λ'=τn（=〖AKτ～〗λ）），人口增长率不会改变。随着退休人数增加，每个退休者养老金会下降。相比之下，与αm和α*之差相比，如果dαm/dλ足够大，如果它改变了不等式，这时预期寿命延长使均衡缴费率从τn变为τp，即〖AKτ～〗λ'=τp。因此，如果人口增长率充分低或者如果人口不那么集中在偏好αm，预期寿命延长能使决策人从一个没有孩子的工作者转到一个有孩子的工作者，这使均衡缴费率从τn上升到τp。

五、结语

文章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对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通过内生生育行为，研究表明，由于现行的养老金发放多为现收现付，养老金缴费水平受生育决策影响。如果缴费决策权由偏好不生育孩子的人转到偏好生育孩子的人，应选择提高养老金缴费率，这会导致不太喜欢孩子的人也会选择生育孩子，导致总生育率可能会增加。

在老龄社会，由于存在大量退休者和养老金收益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可能使有孩子的人成为决策人，偏好较高缴费率，生育偏好异质性可能对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有积极影响，强化了养老金收入再分配功能。这是因为随着缴费率不断提高，不太喜欢孩子的人也偏好孩子，人口增长率会提高，高生育率会增加未来工作年龄人口，他们是未来的缴费者，大量潜在缴费者的存在可增加未来养老金供给，提高未来退休者养老金支付水平。

参考文献：

[1] Yakita A.Uncertain lifetime，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 ，2001，14：635-640.

[2] Breyer F， Stolte K.Demographic change， endogenous labor supply and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pension reform[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 ，2001，14：409-424.

[3] Razin A， Sadka E， Swagel P.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size of the welfare state[J] European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ic ，2002，110：900-918.

[4] Razin A， Sadka E.Aging population： the complex effect of fiscal leakages on the politicoeconomic equilibrium[J] European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ic ，2007，23：564-575.

[5] Galasso V， Profeta P.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security： a survey[J]European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ic，2002，18：1-29.

[6] Galasso V， Profeta P.How does ageing affect the welfare state？ [J] European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ic ，2007，23：554-563.

[7] 蔡昉，孟昕.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险模式的可持续性[J].比较：2003（10）：1-7.

[8] 童玉芬，刘广俊.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及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2008（4）：14-20.

[9] 王云多.家庭组成、生育决策与社会保障[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6-62.

[10]王云多.人力资本、内生生育行为与经济增长[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4）：77-82.

Fertility Favor Heterogenicity’ Effect on Endowment Insurance Contribution Rate During Aging

WANG Yunduo，XU Zhen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isiness Administration，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preference for having children on the choice of the size of a payasyougo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corporat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preference for having children， and hence the endogenous fertility choices of individuals in a simple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aging may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the contribution rate， increase the share of the retired population who prefer a higher contribution rate； if the system involves redistribution between retirees with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he increased contribution rate raise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children， i.e.， future contributors.

Key words：

endowment insurance contribution rate；aging；payasyougo； fertility

篇（3）

人们对于法律知识或者是观念了解的程度就是法律意识，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法律意识还包含了人们对法律要求和作用等相关情况的了解程度。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他们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但是由于心理还不够成熟，也很容易受到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因此高校需要通过法律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让他们可以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现状分析

近几年来，我国高校频频出现刑事案件，这不禁引起了社会和高校的重视。人们开始担忧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法律意识。根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高校学生的犯罪已经占到了全部刑事案件中的17%，并且还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对我国大学生法律意识的一项调查数据中显示：只有2.8%的学生对我国的法律体系比较了解，但是他们通常情况下只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承受挫折的能力却比较缺乏。当前高校中的学生基本都是九零后，他们在和同学的相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又缺乏冷静思考和解决矛盾的能力，十分容易出现仇恨和易怒的情绪，最后导致悲剧的出现。当然除了学生的因素之外，学校的法律教育不到位也是主要的原因，尽管有的高校会开设法律课程，但绝大多数都是作为选修课程。这无形中就让学生不再重视这门课程，只希望考试过关，并不在乎自己的法律意识是否真的得到了提高，更不可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去灵活运用法律知识。

二、高校法律教育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也包含法律意识，我国在推行依法治国，因此法律体系也在逐渐完善，而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也是他们更好融入社会的基础。1、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是由高校的性质决定的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到人才竞争激烈的时代，而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和摇篮，它所遵循的教育思想，实施的教育内容都会对人才的培养效果直接产生作用。在法律普及的过程中，高校的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它不但可以为我国的发展和建设培养专业化的人才，而且也可以把学生培养成复合型人才，让学生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衡量他们综合素质的一项标准就是法律素质。2、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就是要为人们的生活营造良好的氛围，而高校作为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也需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把法律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不管是管理者还是参与者都需要具备很好的法律素养，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大学生即将迈入社会，他们会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甚至和我国未来的发展直接相关，所以高校必须要用法律教育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的法律观念不断提高。3、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可以提高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学生接受高等知识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知识，让自己的社会属性得到进一步提高，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高校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更清楚的了解自己的义务和权力，这样他们在以后进入到社会时，就可以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力军和接班人。

三、加强高校法律教育，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

1、重视法律教育对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性高校想要充分发挥法律教育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作用，需要从思想上重视法律教育的重要性，不管是学校的领导还是任课教师都要充分认识到法律教育在提高学生道德素质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我国实现法治建设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法律教育，当然也是学校健全法治教育的基本工作。我国的高校可以充分发挥校领导的带头作用和各院系教师的主力作用，构建起大学生法律教育的培养体系，让法律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也需要加强自身的自检力度，使法律教育工作可以更好的开展。2、丰富法律教育的内容我国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善，所包含的内容也很多，但是对于大学生而言不可能将所有的法律知识都掌握牢固。所以高校在进行法律教育的时候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本校的法律教育内容进行丰富。高校也可以积极培养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法律教育教师，将法律高校毕业的优秀毕业生积极的吸纳到本校的教师队伍中。在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中，还需要重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学生学习法律课程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他们才会有学习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高校要积极的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将第二课堂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当然还可以举办一些与法律知识相关的模拟法庭或者是法律知识竞赛活动、法律咨询活动等，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把所学到的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和巩固，在不断的实际应用中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灵活应变能力。3、使学生的守法和用法意识得到提升由于高校大学生刑事案件频发，社会对高校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大学生一旦触碰了法律对自身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时应该把学生的成长放在首要位置，这样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就可以灵活的运用法律意识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高校不可以空讲法律知识，而是要让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理解法律，运用法律。4、全面优化法律教育师资队伍从根本上说，法律教育本身就是一项具有较强实践性、政治性、知识性以及理论性的综合性教育，一方面应该有规范内容、明确目标以及平稳的教育教学渠道，另一方面还应该接受正规法律知识培训，存在一定实践经验与理论水平的法律教师队伍。当前很多高校的法律专业教师都不是法律专业人才，还有些教师没有接受过有关法律专业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教育队伍建设依旧任重而道远。比方说，“硫酸伤熊”案件的法律当事主体刘海洋就表示：“在大一的时候，我们学习《法律基础》专业课程，接触有刑法与民法。然而，通过试剂烧伤动物是否触犯法律并不清楚。”该情况并不存在普遍性，然而，却留给法律界以无限思考。高校法律专业教师有必要树立客观正确教学观念，而且在法律课程教学过程中，法律教师必须树立以下教学观念，其中一种为树立教学过程中教师扮演主导角色，学生处于主体地位观念，确保学生能够转化被动接受法律知识为主动求学的学习理念；第二种为法律教师应该意识到法律教学目的主要是保证学生能够养成独立思考习惯，不只是相关法律知识的单纯传授，也就是说，是对高校生法律意识进行培养的一种教育；最后一种为教学期间，必须密切结合育人与教书，两者应该相辅相成，防止出现育人、教书割裂情况。

四、总结

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高校必须要重视法律教育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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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在进行西方节日的教学中，我发现学生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了解很少。随着节日的西方化，学生对圣诞节略知一二，可提到节日的由来就一无所知了。还有传统的西方节日复活节，愚人节等几乎一无所知，使我甚是不解，同时也增加了教学的难度。究其原因西方文化普及不够，学生知识面窄，影响了语言的教学，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教学难度增加。在生活中应多方面让学生接触西方事物文化，让学生耳濡目染，有利于英语的学习。

二、教师的影响

每位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能力及教学方法不尽相同。但是每位教师都要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去。鼓励学生走出学英语的第一步Open their mouth ,speak English ,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同时教师自身也要努力地去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方法还要灵活多样适应不同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对初中生要多采用直观教具，配合听说训练，注意生动形象；教学环节安排要紧凑而有节奏，做到动静结合。例如，可多采用如实物教学、看图说话、表演等方式让学生有充分的机会表现自己。根据学生机械性模仿记忆的特点，可以加强句型训练，培养他们整句学习的习惯。随着年级的提高及学生心理的变化，教学方法要多运用机械训练与语言再造相结合的方式，在形成不同概念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相对应的交叉联想。要多创造英语语境让学生应用。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解除学生学习英语的害怕心理，排除他们的心理障碍，去掉或克服那些消极的因素，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以消极的。怎样对待这些影响，变消极为积极？教师应起指导者和辅导者的作用。但学生则应对环境因素作具体实际的分析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一定会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

三、家庭的影响

父母的英语教育理念。儿童二语习得和成人一样存在个体差异（Stewart,2003; Cummins,1994），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外语环境下目标语的学习资源有限，而父母的英语教育理念和个人能力决定了对该资源的开发力度。关于“让孩子学习英语的意义”这一问题，不同家长的答案不一：出于功利性或“升学”需求的占多数，少数出于内在驱动力，即对英语语言本身和其文化内容感兴趣。有的家长教育孩子视英语学习为“一种乐趣”，有的家长则教育孩子视其为“一种人生经历”。因此孩子学习英语的效果也就不同，是因为其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接近后者。这表明儿童二语习得有其内在的规律，而且儿童对语言的兴趣主要是自发的，功利性动机在儿童的学习过程中可以转化为内在驱动力。从学习效果上看，功利性学习动机的儿童获得的往往是考级或获奖证书，在语言上表现为考试指定范围内语言理解或表达方面的不同强项，而有内在驱动力的儿童收获的是对文学和音乐的欣赏或独特的思维方式，表现为有一定深度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有的家长坚信自己在中国培养孩子能力的可能性，认为“儿童不应该像成人那样正式学英语，应重复母语的沉默期效应，以听和体验为主”；由此可见，尽管家长都认识到了为孩子提供语言环境的重要性，但由于他们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和对儿童二语学习过程的理解不同，所提供的语言输入内容和输出方式相差较大，学习效果迥异。另外，受访家长反映，学校的英语课程仍以应试为主且效果不佳，所以他们对社会办学的依赖性很大。整体说来，家长、学校和社会办学机构对儿童英语教育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标准，以至于形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

四、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1、智力因素及语言天赋

智力是一般可以认为是人的各种基本能力的综合，包括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等。至于语言天赋，有语言专家认为，它应包括四种能力：语言编码能力、语言感受能力、语言记忆能力、推理能力。

篇（5）

著名教育家赞科夫指出：“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感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就能发挥高度的作用。”在英语学习中，情感因素的研究价值不亚于认识因素的价值，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现象。焦虑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情感因素之一，我们每个人都有焦虑的体验。焦虑被认为可能是最妨碍学习过程的情感因素，因为它与不安、失意、自我怀疑、忧虑、紧张甚至绝望等不良感觉有关。（Arnold,1999:8）美国教育家布鲁姆说过：“一个带着积极情感学习课程的学生，应该比那些缺乏热情、乐趣或兴趣的学生，或者比那些对学习材料感到焦虑或恐惧的学生学习的更轻松、迅速。”（张晓燕，2001）但一些研究指出：在小学阶段，焦虑一般抑制了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到了中学阶段，焦虑的积极作用往往超过了它的破坏作用，在焦虑水平增加或学业成就的下降之间出现负相关；到了大学阶段，焦虑与学业成就普遍为弱的负相关或零相关，或者为他们的正相关所取代了，从这一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看出焦虑对学习的影响与认识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英语学习中的焦虑主要指学习者需要用英语进行表达时所产生的恐惧或不安心理。焦虑的产生与人们所感受到的对其自我或自尊的威胁有关，英语学习正是一个充满自我威胁与挑战因素，存在容易引起焦虑的特殊情境：操作一种新的语言容易出错，并且这种活动过程通常暴露在他人评价之下，因此学习者常处于担心遭到否定的困忧之中。英语学习焦虑就是由外语学习中自我威胁引起的各种不愉快情感反应和心理不适的集合。学习任务难度太大，担心出错或否定评价均可导致焦虑。焦虑给语言学习造成恶性循环，导致紧张和害怕，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焦虑的可能性。那么焦虑的表现形式和分类是如何的呢？

焦虑的表现形式因人而不同：有的人脸红心跳，有的人浑身冒汗，更有甚者全身发抖甚至说话结巴，词不达意。有的人大小便频率增加，皮肤或手心出汗，面色木然或苍白，有的坐卧不宁，惶惶不安。

Arnold(1996:66)书中总结出的语言焦虑迹象大体有四类：① 回避（如“忘记”答案，装出粗心的样子，迟到，早退等）。②身体动作（如扭动，玩弄头物或衣物，抖动身体等）。③身体不适应症状（如抱怨头痛，肌肉抽动，身体部位有莫名的疼痛等）。④其他迹象（如用功过度，有完美主义思想，回避社交，不感正视他人，有敌意等）。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应从正反方面看：焦虑除了类型有别外还应该有一个程度问题，尽管焦虑的程度难以确定，但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前都一定的焦虑，担心学习不好的心理有时能产生更大的动力。焦虑感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成为阻碍英语学习获得成功的因素。所以对焦虑的认识不应该只停留在它的不利方面。

来自家长、老师、考试的压力再加上急于求成的心态都会使学生产生焦虑的情绪。如果压力适中，就会起积极作用，但压力过大，又会转化为消极作用。因此，老师一方面让学生明白英语学习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外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应该让他们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使他们能动起来，而不是无所事事。这样既可以促进学习的动力又可减少情感障碍，对不同的学生和不同的学习任务，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趋利避害，尽可能地抑制焦虑在语言学习中的消极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因为有些研究者发现一定程度的焦虑有助于学习，那就是焦虑的积极作用。比如由于竞赛和竞争意识而引发的适度焦虑，有时能激发人的潜能。与“不思进取”的平静比起来，这时的焦虑可能是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笔者在实践教学中在针对焦虑问题的处理上提出了几点建议和设想。

1.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创设轻松的课堂气氛

古谚云，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师生关系好了，距离接近了，师生之间沟通与交流畅通无阻，课堂环境轻松愉快。轻松愉快的气氛是的师生双双的教与学达到理想的最佳效果。良好的师生关系，轻松的课堂气氛是英语课降低焦虑提高效率的一个前提条件。

2.不纠错或少纠错，帮助学生建立模糊容忍度

心灵主义者认为：错误是走向完全的路标，人很难不犯错误，应予容忍，不加以纠正，在以后的学习中自然会得以更正。外语学习是一种“模糊情境”，学习者面临不熟悉的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因而交际中有大量非结构、随机应变的因素和难以确切把握的信息暗示，这种模糊情境常被视为威胁并引起心理不适。目前“学以致用”的交际性英语教学要求要求我们转变方法，重交际轻语法，帮助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调整，包括克服害怕出错、羞与交往的心理、对否定评价的“脱敏”，减低监察意识和提高模糊容忍度。

但是对于那些影响交际表达和反复出现的错误，还是应当适时而又适当地给予纠正的。

⒊以合作学习的形式减少学习者的焦虑感

合作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小组为形式，为了共同的学习目标共同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一种教学策略。它是学习者的乐于接受的一种学习方式，能大大降低学习者的焦虑感，这是因为在合作学习中，每个学习者都是小组的一员，每个人有一种归属感，学习者受到关注和受到评价的范围扩散，因而被评价的焦虑感降低了。同时在合作学习中，学习者在向全班同学表达看法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问题，并且有机会和小组成员相互交流看法，获得及时反馈并进行必要的更正，因此犯错误的机率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增大，焦虑感也随之降低。

【参考文献】

[1]Arnold, Affect in language learning [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8-67, 226-244.

[2]Stern, H.H. Issues and Options in Teaching[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郭书彩.外语课堂合作学习中的情感与认知因素[J].国外外语教学，2002：19-22.

[4]黄珉珉.现代心理学全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56.

[5]黄  萍.发挥情感因素在英语教学中的积极作用[J].广西大学梧州分校学报，2000，（4）.

[6]刘建达.论外语学习中的情感过滤[J].山东外语教学，1996，（4）.

篇（6）

一、当前中职旅游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成长、完善，中职旅游教育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但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旅游教育作为中职院校的“老牌专业”，还存在很多问题。

1.理论高过实际，学生理解障碍

中职旅游教育的教材不断改版，内容也不断理论化和深化。但中职院校的生源大多是中考失利的学生，他们的理解能力包括消化知识的能力，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如果教育只停留在说教的层面，那么无法体现旅游这门课的专业性。我们首先应给旅游专业定性，中职旅游到底是理论类课程还是实践类课程，这其实并不冲突，任何学科都是在理论基础上指导实践的。只是，当下教材的实用性不强，往往是站在理论的层面去解释旅游现象和理论。旅游业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行业，国家旅游局的任何政策都会影响旅游专业的教学。但是教学内容和课程都是相对固定的，这对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和就职岗位的变化有很大的难度。

2.缺乏实习条件和见习环境

中职院校的场地和资金有限，很多见习活动没法展开，地方政府相对忽视中职院校的旅游教育，导致很多教育任务只是纸上谈兵。虽然，学校会提供一些面向企业的实习单位，但岗位有限，竞争激烈。大部分学生都会失去宝贵的实习机会。校外见习是拓展生活经验的有力途径，但是，实习岗位的缺失导致很多学生和这个行业几乎是零接触，这给他们之后的就业、应聘增设了许多障碍。

实际教学中很多问题纷至沓来，有学科本身的问题，也有学生学习缺乏自觉性的问题等，在教学中比较棘手。中职旅游教育应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并且理论教学是为了指导实践的有序展开。因此，笔者推行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并将它融入到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去。

二、解决中职旅游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1.从生活中取材，化简为易

从生活中取材不是随意选择教学素材，对旅游专业的学生来讲，自身的服务态度、鼓励团队的能力、介绍景区基本特点的知识储备以及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这都需要实际的演练。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学校安排旅游系学生去外省的名胜景区做活动，在管理上比较难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就近挑选市区有名的景点，且该考点也是旅游资格证考试的项目，我们可以以它为模板进行实际训练。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到景区参观，教师先做引导，初步介绍景区的基本特点以及在给游客讲解时应该把握哪些重要部分，给学生做好示范。之后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撰写导游词并背诵，逐个模拟带团参观讲解的流程，深入分析学生讲解中存在的问题，肯定他们的优点，期待他们后续的进步。这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教学模式，从较好掌握的市区景观着手，举一反三，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讲解顺序，把握讲解的重点，帮助学生掌握讲解的套路，形成各自的讲解风格。这有益于个人的发展，真正做到教育面向学生。

2.开展校企合作，实现校企双赢的局面

中职院校的学生将来大部分都要去企业应聘，如果能提前和工位岗位接触，这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更有帮助。中职院校应该以积极、包容的态度和一些企业开展合作。企业希望提高员工的整体素养，加大自己企业的竞争力；学校希望给学生提供实践岗位，让他们和今后应聘的岗位零距离接触。这是一举两得的美事。例如，我们可以和当地的旅游公司合作，将本校二、三年级的学生推荐给旅游公司，根据旅游公司的安排让学生进去实习，体验给游客服务的真实过程。

21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也追求更优质的服务。因此，我们必须提高中职院校学生的专业素养，让他们形成扎实的知识储备，并且为他们尽可能提供多的实践机会，为他们的顺利就业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周洪宇.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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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焦虑(anxiety)是变态情绪之一。又称心理异常。一般认为焦虑是指个体由于预期不能达到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使得其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心理学家从临床的观点把焦虑反应看作是带有不愉快情绪色调的正常的适应行为，把它们描述为包含对危险、威胁和需要做出特别努力但对此又无能为力的苦恼的强烈预期。在欧美国家，早在40-50年代，焦虑就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以及实践中关注的焦点。到了50-60年代，关于高焦虑与学生的学习成效之关系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70年代的许多研究，从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到计算机辅助教学都取得了类似的研究成果，证明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焦虑对学生的学业成效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二、相关研究

1　对外语学习焦虑的认识。进人20世纪80年代之后，二语习得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许多研究都对学习中存在的情感变量与外语学习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焦虑被认为是最关键的心理变量之一，而语言焦虑是语言学习所特有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这些研究的结果证明，外语学习焦虑的外在典型反应可以是焦虑的一般症状，如：“学习者手掌心出汗；腹部疼痛：心跳和脉搏加快”等。但是，外语学习焦虑的进一步反应可能通过以下一些行为表现得到显示，即“语音变调”不能正常地发出语言的语音和节奏；站起来回答时有“冻僵”的感觉：忘掉才学过不久的词汇，甚至根本说不出话。一些极端症状可能是“逃课。避免与老师的目光接触，不预习就来上课”等等。

2　外语学习焦虑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但是，在外语学习中，有关研究最初并没有能够明确地证明焦虑与学习者外语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焦虑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没有明确的结论。如Kleinmann的研究以母语为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英语学习者为对象，发现焦虑症状与学生口头表达复杂的语言结构(如：被动句)的难易程度有关系。Young以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学习者为对象进行了调查，试图证明口头表达的熟练程度是否会受到焦虑的负影响：结果发现学生的口语考试成绩于一定的焦虑测量手段有关。但是。当对语言学习产生影响的变量从焦虑和口语水平的关系中排除掉之后，采用听写测量手段检查语言能力在统计上得到控制时，焦虑测量与OPI成绩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三、外语学习焦虑的测量

1　外语学习课堂焦虑量表。Horwitz把上述诸多研究中存在难以断定结论的现象归因于外语学习焦虑研究中缺少一个专门针对外语学习的可靠而有效的测量手段。Horwitz等对外语学习焦虑症做出如下定义：一个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的、在这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显著的自我知觉、信念和情感情结。MacIntyre＆Gardner对语言焦虑的定义是：与二语语境(包括说、听和学习)有着特殊关系的紧张和畏惧感觉。为了了解学习者对外语学习过程产生的特殊身心反应的程度差异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影响，根据学生的自我报告、客观实验以及一系列相关测量方法的分析整理，Horwitz设计出了一个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外语学习焦虑测量方法――外语课堂学习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即FLCAs)，其目的是测量外语学习焦虑的广度和深度。该量表由33个问题组成，包括外语课堂学习焦虑的三个方面，即交际畏惧(communication appmhension)，考试焦虑(test anxiety)和负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其中29个问题(占87％)涉及与听、说、读、写、语言记忆以及语言处理速度相关的典型困难。使用这一量表进行多次实验后。Hot-witz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的实验结果表明，外语学习焦虑是可以有效且可信地进行测量的，而且它在外语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

2　交际畏惧。根据McCroskey的解释，交际畏惧指的是个人对于与他人的真实或者预期交际产生的恐惧或者焦虑程度。他指出，典型交际畏惧症的行为模式是交际回避(avoidance）或者退缩(withdrawal)。与没有畏惧的人相比，交际畏惧症患者在介入他人的会话以及追求社交方面显得更加勉强，Daly＆Stafford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MeCmskey，Fayer＆Richmond(1985)研究了美国的波多黎各大学生在学习西班牙语和英语过程中的交际畏惧与自我知觉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自己英语能力的自我评估低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较高程度的英语交际畏惧。Foss et al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堂中存在交际畏惧。它似乎成了学生掌握英语的绊脚石。

3　考试焦虑。FLEAS三要素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考试焦虑。Sarason将其定义为：带着恐惧心理来看待考察过程中成效不充分的倾向。换言之。学生担心考不好。Culler&Hola?han推测，考试焦虑可能是学生学习技能中的缺陷引发的。一些学生在考试过程中感受到焦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组织安排考卷上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外语课堂学习中，对学生的测试几乎每天都会进行，因此学生在此过程中经常感受到压力和焦虑，出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很有可能对他们在考试中的表现以及提高水平构成影响。

4　负评价恐惧。FLCAS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负评价恐惧。Watson＆Friend09861对此的解释是：对他人的评价有畏惧感，对负评价产生沮丧心理以及担心其他人会对自己作出负评价的预期心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期望是对个体自身和他人行为结果的某种预测性认识，它不仅会影响个体的行为结果，而且也可能对个体在行为过程中的焦虑产生影响。

5　实验报告结果。Horwitz在研究中对上述三要素给外语学习产生的负影响作了分析。在实验报告中，Horwitz的结论是：FLCAS与交际畏惧的相关系数为，28(p=.063，n=44)。与考试焦虑的相关系数为，53(p

越低。Price(1991)在其实验报告中也对FLCAS和外语学习的成绩之间的关系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06位第二学期法语学习者的FLCAS得分与考试焦虑及当众表达呈正相关。分别为r=.58(p

四、焦虑研究对大专生英语教学的启示

篇（8）

一、“焦虑”的概念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焦虑是指个体由于预期不能达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使得其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感的情绪；而从临床的观点来看，把焦虑反应看作是带有不愉快情绪色调的正常的适应行为，把它们描叙为：包含对危险、威胁和需要作出特别努力，但又无能为力的苦恼的强烈预感；而语言学家Horwitz等认为，外语焦虑是学习者在外语课堂学习中产生的关于学习者的自我知觉、信念、感受和行为的一种情结；[1] Gardner和MacIntyre也认为“焦虑是与外语语境有特殊关系的紧张和畏惧感觉”[2]。也有大量研究表明，语言焦虑和学习效果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焦虑越少，习得越多；焦虑越多，习得越少。

二、“焦虑”对旅游英语专业学生口语能力的影响

旅游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对学生在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能够具备运用英语进行沟通和组织的能力。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学生们的口语表达总是稍逊于其它三个方面的表现。而这其中的一个主要诱因便是焦虑。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缺乏自信心

过于注重自我形象，害怕会说错或担心语音语调不对，招致同学的嘲笑而丢面子，从而产生紧张、忧虑的情绪。

2.　受老师言行的影响

担心老师会随时纠正他们犯的每一个错误，让他们产生紧张；老师问到没做准备的问题时会紧张；与教师眼光接触时，会接到“不预习就来上课”等责备的神情。这些现象表明老师的某些行为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焦虑情绪。

3.　语言能力

口语焦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学生的语言基本功不够扎实。如:语音、语调不够正确规范，词汇方面由于涉及许多旅游方面专业生僻词汇，难读拗口；句型、语法选择不够准确等。所以，英语基础差的学生，易产生畏难心理。

总之，焦虑的学生回答问题以及参与课堂活动的自觉性很小，他们还倾向于回避比较复杂的句子结构、语法等；而心情较为放松的学生则会表现得跃跃欲试。因此，语言焦虑与语言课程成绩以及教师对学生成就的评定呈负相关。

三、旅游英语口语教学中克服和减轻焦虑的策略

（一）关注学生需求、鼓励学生开口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们是凭借别人对自己的反应作出自我判断的。因此，教师要对消极性焦虑这一情感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要注意观察学生的言谈举止，善于发现那些口语课堂上焦虑敏感的学生，根据学生焦虑的不同原因及不同程度，对症下药。有意识地找出他们的积极因素，帮助他们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机会，将他们的课堂焦虑降到最低限度，只要他们取得一点点进步，就及时表扬，进行正向反馈，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快慰和成就感，从而信心倍增。同时，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培养和提高他们口语表达的能力。如：对活泼大胆，反应迅速、性格外向的学生，应采取“吹毛求疵法”，即在保护他们积极性的同时，对他们从严从高要求，让他们说得对，说得准，说得好；对性格内向的学生，应采取“赏识激励法”，着重培养他们敢说和愿意说的良好习惯，鼓励他们敢于发言提问。

（二）创设愉快学习氛围、建立小组合作模式

罗杰斯曾指出：和谐的课堂氛围是学生创造性自由表现出来的重要心理环境；而不良的课堂氛围会对学生造成压迫感和不安全感，创造性不能自由发挥，并且会使之产生戒备。他认为，能否创设一种和谐的课堂教学环境首先取决于教师的行为，即取决于他做什么以及怎么做！[3]因此，教师的言行会使学生产生激发或抑制学习的行为，教师的和蔼可亲可以化解他们心中的恐惧、疑虑他们也就很放松地进入课堂状态。教师不能让学生感到平庸、乏味，一定要善于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而且所教授的东西一定要准确且有切实的内容。教师一方面要发挥课堂的教学艺术，用情绪感染学生；另一方面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地学习，师生密切配合形成一种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良性循环局面。所以在旅游英语教学中，不妨多采用合作型的小组活动形式进行口语练习，因为成功的小组活动形式可以使学生产生归属感，有积极的和相互支持的气氛，也可以促进各成员的积极参与，自我形象增强，从而提高语言学习效果。

（三）遵循由易到难原则、给予及时评价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按照教科书的安排，按步就搬地进行授课。但实际上，课程内容和学习任务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学习者觉得某种教材过于深奥，学习任务过难，他们必定会丧失信心，产生焦虑。学生的学习应遵循由未知到己知，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等循序渐进的原则。只有从简单的开始，才容易入门，才容易产生“兴趣”，才容易把教学活动进行下去。因此，教师不仅要根据教科书里有什么而教什么，还要了解学生需要什么而教什么，教学活动要时刻以学生的学习需要为准，包括他们的情感需要。

同时，学生在追求学习目标、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如果能及时得到反馈，即让他们及时知道自己学习的结果，能明显地激发学习动机，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对学生的口语评价应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让评价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对每一个学生都起到激励的作用，使学生在每一次的评价中均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总之，消极性焦虑对英语口语教学效果有很大影响，而教师在减轻学生口语学习的消极性焦虑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应帮助学生克服焦虑和其他心理障碍，营造高效高质、和谐共进的交际英语氛围。当然，学生要提高口语水平，最根本的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努力掌握基础英语知识，提高英语综合能力；在口语课堂上要不怕丢面子，多开口讲英语,积极主动地参与小组活动，在和同伴的交际中不断提高自己“说”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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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旅游的发展阶段模式由于欠发达地区生态旅游中供求关系不够明确，多以短期利益获得为导向，致使旅游产品已难以满足现代生态旅游者的需求，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景区生态旅游资源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更好的发挥欠发达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后发优势”，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旅游景区首先选择重点景区进行旅游项目规划，通过政府和旅游公司强有力的外力推动，走总体规划、突出主题、规模发展、特色开发、梯度开发和持续发展之路”［3］。比如四川省九寨沟景区制定一系列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项目规划，然后有步骤的实施开发，获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走在我国自然景区旅游发展的前列。

(二)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旅游项目发展资金的短缺、社区(村寨)居民参与度不高和基础设施不完善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以“社区(村寨)参与为主驱动力的“政府+公司+社区旅游协会+旅行社”的经营模式”［4］，是目前较为适合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保持较为完整、民族风情丰富多彩的地区开发旅游资源。该模式引进社区参与理论，策划动员社区(村寨)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规划、开发、旅游互动和利益分配过程，不断激发居民的积极性为主要内容的互动模式。该模式既能较好地解决旅游发展的各种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又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生态旅游创建了一种较好的发展模式。以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生态旅游景区为例，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同类景区的前列，获得了较好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二、梵净山地区生态旅游现状

(一)生态资源现状1、奇特的自然景观和稀有植物资源。梵净山地层古老，山区层峦叠翠、坡陡谷深、飞瀑悬泻、溪流纵横;境内群峰高耸，溪流潺潺，山青水绿;“梵净山主峰上空水分较易凝结，形成变化万千、形态各异的云海景观，其中以旷世奇观的‘梵净佛光’最为典型”［5］;该地区拥有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以珙桐、紫薇王等稀有植物最为著名，形成世界上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基因库。但是由于交通、资金和开发力度不够等原因还没有在生态旅游资源市场中形成自己的品牌。2、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梵净山地区村寨居住了大量的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居民。这些少数民族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上刀梯、纸包火、钉鸡、白马悬蹄、口含红铁、滚龙、傩戏”等特殊民俗活动，还保持着土家族、苗族的花灯、龙灯、走马灯、祭风神等原生态民俗资源。到目前为止，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还没有完全融入景区发展规划中，致使民俗文化开发力度不够，没有在贵州省的同类人文生态旅游中展示黔东民族风俗文化的独特性风情，未能有效地将民俗文化整合成生态旅游的品牌资源。3、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梵净山地区佛教历史源远流长，距今1000多年前唐代时期周边已有寺庙和简单的佛教活动。到明万历初年(1573年)佛教活动空前繁荣。梵净山又是全国著名的弥勒道场，它与文殊道场五台山、普贤道场峨眉山、地藏王道场九华山、观音道场普陀山等同为中国佛教五大名山和道场。梵净山佛教文化活动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与五大佛教名山的名气不相匹配。梵净山佛教文化宣传力度还不够，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佛教法会或佛教文化宣传长效机制。

(二)生态旅游管理现状一个地方旅游形象的好坏，不仅取决于旅游资源是否丰富多彩，还取决于良好的旅游管理。梵净山生态旅游是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的，当地村寨居民非法利用与不合理开发保护区资源已成为保护区管理的主要问题。首先，居民参与生态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开发的积极性不高。梵净山景区村寨的多数居民不知道或者不清楚自己在梵净山旅游开过程中，要做什么和怎么做，更多的是为游客提供简单旅游商品加工，景区多数居民通常情况下利用自身的居住条件开设宾馆或者进行简单的饮食加工，很少有人参与比较高档的旅游商业活动。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为生活所迫到浙江温州、广东深圳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自谋生计。其次，居民参与景区旅游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在梵净山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通常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能从旅游开发中得到实惠，大多数人只会感受到发展旅游带来的社会生活成本增加”［6］(如物价上涨、拥挤等)。部分居民在追求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的驱使下，不愿意或者拒绝与游客分享本民族的特有“风情”，甚至对于游客的“经常打扰”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这对旅游环境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再次，社区(村寨)居民缺少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当地居民是与当地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关系最密切者，也是梵净山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之一。世代靠山生活的当地村民，经常深入山林获得其生活必须或者有较高市场价值的资源以满足生活需要或者转手卖给游客，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梵净山固有的生态环境，不利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社区参与对梵净山生态旅游发展的启示

旅游经济欠发达的梵净山景区可以走一条以原生态、纯风俗为特色的发展道路，将社区(村寨)居民纳入到旅游景区生态旅游规划、开发活动中去。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或设计梵净山旅游景区的发展:

(一)利用景区(村寨)居民信仰维系生态资源多样性政府和旅游公司应当深入当地村寨了解村民的民族风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利用他们对山神、图腾、神灵的崇拜来维系少数民族地区稀有物种、动物资源的多样性。首先，对山神、图腾的崇拜在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居民的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地村寨居民对梵净山原生态的自然资源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尊敬与崇拜。其次，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视白虎为本族人的祖先，将白虎供奉在家中以求神灵保护。利用少数民族的信仰减少人为对梵净山景区稀有动植物资源生存环境的破坏，维系稀有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利用。再次，利用“风水林”在居民心中的影响来保护原生态森林。苗族村寨村民通常都把一些视为影响整个村寨的前途和居民命运的山林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对任何破坏“风水林”的行为都是零容忍。

(二)充分利用黔东原生态的民俗文化打造旅游文化品牌黔东地区保存了数千年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以“勤劳”、“淳朴”等特点而闻名。把土家族、侗族、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纳入到生态旅游文化资源规划和开发中，积极引导当地村寨居民参与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塑造。依据土家文化、侗族文化、苗族文化等原生态人文旅游资源，设计各种专题旅游项目:比如土家族的迎亲中戴花、妆郎、陪十姊妹、上头、找莫毕(土家语)、哭嫁歌、抢喜把、换花鞋、跨七星灯、安床、抢床、滚喜床、踩门槛、迎亲拜堂等嫁娶系列活动;侗族的“玩山”、走寨、“行歌坐夜”、抢花炮等民俗系列活动;苗族的祭祖、嫁娶、图腾崇拜等系列活动;设计旅游项目时，需要求投入感情，真正进入角色，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针对游客的个性需求，设计游客直接参与旅游活动项目:比如农家乐、工艺制作、纺织制作、体育竞技等，让游客参与其中，在玩中体会异域风情，以达到让游客产生“流连忘返，难分难舍”情怀的目的。

(三)积极引导社区(村寨)居民参与生态旅游项目开发由于生态旅游自身特征能满足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的需要，从而使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成为国内外旅游学者研究的热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既能增强当地居民的自豪感，又能为生态旅游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篇（10）

面临考试学生便会存在考试焦虑，尽管心理教育在课堂教学中广泛实施，但是学生考试焦虑仍然存在，影响学生考试时的正常发挥。近年来，我校对高三学生积极开展心理调整，有效改善了其对高考的焦虑，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选取××高中高三3班62名学生作为研究组，其中男生32名，女生30名，年龄17.1～19.4岁，平均年龄18.5±0.2岁；选取高三2班60名学生作为对照组，其中男生32名，女生28名，年龄17.2～19.6岁，平均年龄17.9±0.6岁。两组学生各方面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采用高考考试焦虑诊断量表，对两组学生考试焦虑进行测量，详细了解学生考试焦虑的情况。详细了解学生的考试焦虑情况后，对照组实施常规教育宣讲，为学生讲解高考考试的重要性，考场规则，学科知识的常规复习，定期进行学习解压活动（如教研活动、体育项目组织、户外娱乐活动等），以及如何正确对待高考，等等。让学生详细了解高考相关信息，在常规复习基础上适当解压，从而轻松迎接高考。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重点实施心理调整干预，根据学生各自心理特点和学习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教育和疏导。在了解学生的情况后第一时间开始制订针对性干预方案，然后针对性实施，并不断深入了解学生心理变化情况。在干预期间首先确保学生有充分的复习准备，对他们各自的弱点学科进行分组复习，哪里弱就补哪里，强弱结合复习，让学习强者带动学习弱者，拉近差距。其次，定期开展心理调整工作，对一些敏感、焦虑、抗挫能力低下的学生进行单独辅导，指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疏解心理压力，增强心理调整能力，做到轻松复习、正视高考、不怕高考。再次，制定一套放松操，深呼吸、慢吸气、缓放松，每日课前组织学生集体操作，让其从头到脚放松，这样不但能提高其自我调节能力，还能提高心理承受能力[1]。

1.3观察对比指标

对两组学生均于高考前2个月开始实施，实施一个月后采用高考考试焦虑诊断量表，测量各组学生考试焦虑得分，对比效果。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记数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应用×检验，计量资料采用两样本t检验，p

2.结果

通过实施不同的干预方法后，两组学生考试焦虑情况差异显著，p

表1 两组学生干预前后考试焦虑情况对比分析（n，分）

注，两组对比p

3.讨论

考试焦虑普遍存在面临考试的人身上，并非高考学生，而就存在考试焦虑的人而言，高考学生的比例最高。究其原因，高考对我国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关系将来，关系一生。存在考试焦虑的学生大多存在烦躁不安、焦虑、担忧等特点，记忆也会有所下降，思想逐渐僵化，平日坐立不安，手足无措。针对这些情况，应在第一时间进行干预，对其干预的重点在于心理调整。心理调整的积极干预是结合学生考试焦虑表现的行为、特点进行针对性教育、指导，学习差的从学习入手，增强其自信心；对考试太过害怕、担心的，引导其进行心理调试，提高心理调试能力；对高度紧张学生，应传授其放松的方法，运动、娱乐、宁静，等等[2]。研究组在详细了解学生考试焦虑情况后的第一时间便制订针对性干预方案，实施后学生焦虑得分明显低于常规教育的对照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