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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1-0121-02
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在高中教育阶段以政治经济学为核心,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经济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当代大学生重新审视世界的窗口。如何辩证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而非完全颠覆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成为当前高校教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大学生作为思想意识可塑性较强群体,如不能正确审视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和地位,很可能造成其偏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随附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而高校教师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材编著及课堂施教已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将从高校群体着手调研,通过数据分析和实际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展开探析,以期为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提出建议,助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一、当前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概述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积极意义
1.西方经济学补充并完善经济学。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使高校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接触新的理论知识,从而有效补充了经济学的不足和疏漏。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步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2.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参考。西方经济学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主要是为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服务,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理论等,均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3.深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只有更好地了解对方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只有在了解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及其理论依据、经济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负面影响
1.经济学边缘化。高校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先入为主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地位受到动摇,作用遭到削弱,位置边缘化严重。自1990年以来,国内高等院校的经济类专业核心课程逐步由经济学向西方经济学过渡,国内学者不自觉地陷入一系列误区,只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而否定其阶级性,承认其科学性而否定其价值观判断[1]。在对经管类专业高校大学生的调研中,团队共发放5000份调查问卷,回收4908份,回收率为98.16%。当同学们被问及“在你心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经济学理论学科是什么”时,共有3922人选择西方经济学,比重高达79.91%,而认为经济学更重要的只有986人,只占到调研主体的20.09%。调查发现在现有大部分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判断,阶级性明显。当面对“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选择一个关键词”问题时,有2317人选择了“市场经济”,占到总调查群体的47.21%;选择“社会主义”的为1585人,为总人数的32.29%;选择“中国特色”的人最少,只有1006人。
2.西方价值观抬头。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许多理论的前提假设中排除一切必要排除的因素,且在西方经济学中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群体,即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非奉献和贡献社会的,这完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2]。它以理性的经济人为假设前提,极力宣扬市场万能论,私有制永存,应最大化减少政府作用等观点,严重背离中国国情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政策。调查中,对人生和职业规划中,有41.54%的大学生选择了考取公务员,只有11.92%的群体选择了自主创业。在选择薪酬与社会贡献方面,选择后者的只有22.37%。表明当代大学生中奉献思想、贡献主义意识淡薄,安乐主义、拜金主义抬头。
3.西方经济家崇拜兴起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全盘西化,缺少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介绍而完全肯定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科学理论发展方面更是完全剥离[3,4]。在调研中,面对“请选出你心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时,面对四个备选选项: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吴敬琏,高鸿业,选择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只有17.36%(高鸿业)和3.26%(吴敬琏),而选择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占据了被调研总体的79.38%。在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传授知识的同时造成了对西方经济学家的崇拜,从而助长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扩张。
二、经济学教学负面作用的成因分析
(一)教师因素
教师的思想状态,常常决定了他所教授的学生的思想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讲,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其老师。高校课堂是高校教学的主要阵地,在高校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未能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学学习观念,即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学习观,由此造成在大学生接触西方经济学初期就在其与经济学之间摇摆不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阶段结束之后大学生的经济学根本位置遭到动摇,或无所适从,甚至在教师群体中已经形成了西方经济学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二)教材因素
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其产生与发展就深深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土壤中,其主要目标就在于企图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合理性。中国高校现行教材编著内容严谨详尽,但其中对西方经济学阐述中缺少联系我国实际,缺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介绍,缺少我国杰出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而是全盘西化,使大学生并不能很好地接触到国内实际,未能形成为振兴中国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路径,国内完全意义上的西化教材进入高校课堂应当引起思考,此外,国内高校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不乏西方著作版本,只经过简单翻译之后就被高校定做必修和重点教材,这同样是导致西方经济学占据主流思想的一个重要缘由。
(三)课程因素
基本原理(其包含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二者同属于必修课程,但是所规定的学时却差别巨大,西方经济学在大学课程中分设两门课程,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的学时分别可以达到60个,而经济学只隶属于基本原理的一个分支,课程开设只给出15~20个学时。大学课程设置暗示了孰重孰轻,从而又在默认状态下肯定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而动摇了经济学的重要位置和对于我国的特殊意义。
三、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1.加强西方经济学教学教师队伍建设。要着力做好教师工作,尤其是教师的思想工作。必须加固和重塑经济学在教师思想意识中的主导位置。在高校,能否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看教师作用的发挥。教师的思想状态,常常决定了他所教授的学生的思想取向。高校师资队伍自身思想信仰有偏差,更甚者有的老师自身已经使西方经济学在其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高校应研究加强对老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培养,特别是有关思想政治的要求,并把这些要求融合于日常的教学中去。另一方面,要加强教师的社会实践,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教师。多与社会接触,对国情就会更了解,对老百姓的愿望就会更了解,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会更了解,切实增强身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对西方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2.改革西方经济学教材。在进入高校通道方面,作为高校经济类及其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读本,西方经济学课本应当接受审批,之后才可以进入校园作为必修课本。在出版西方经济学教材方面,第一要取精华,去糟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关阶级价值判断性的观点进行取舍,如完全理性经纪人的表述方面要反衬阐述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之处。第二要扩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表述,体现出西方经济学是工具,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才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3.改革课程设置。在高校教学过程中,适当压缩西方经济学课程时间,扩大经济学课程时间,在高校师生当中形成经济学为本的基本思想。在高校课程开设方面应将基本原理细化,分别开设政治学与经济学,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单独的学科可以很好地与高中时期的课程衔接,而不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经济学完全是过时的、不适用的经济学的观念。
4.教学方法改革。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更好地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效途径就是加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不仅要重视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更要结合我国的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作出分析和判断,增强大学生对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同,从而更好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性与经济学的根本性。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2005,(10):4-11.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着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着《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着,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着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着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着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3-0146-03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本科学生的一门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它是财政学、国际贸易学以及金融学等课程的先修课程,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经管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反映西方经济学比较难,不易理解,期末考试不及格率相对较高。这与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的特点密不可分。与其他应用性的社会科学相比,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中有大量的图表、数学计算与数学模型,除此以外还有基于数学的分析工具,如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比较静态与动态分析、弹性与刚性分析以及边际增量与总量分析等工具。正是借助于数学这个分析工具使得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相对比较严谨、逻辑性非常强。经管类学生以文科生居多,其数学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对数学心生恐惧,再看到西方经济学教材中的数学模型自然会对这门课丧失信心。
我在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一直注意探索研究数学方法与经济理论的最佳结合方式。当然这种模式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效果。既要让学生乐于接受数学这种分析工具,不会总是心生恐惧,又要让学生对经济理论有浓厚的兴趣,真正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才是进行教学研究的目的。经过几年的教学改革,我初步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在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效果。总结起来,我的体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要有良好的数学基础
经济学的数学化始于法国经济学家古诺,他系统地使用数学方法对厂商理论以及单个市场中厂商和消费者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有力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此后的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进入数理化阶段,大批数学家以及学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推动了经济学的数学化。在他们看来,数学语言可以将模型的前提描述的非常清楚,逻辑推理更加严密,利用已有的数学模型可以推得人们直觉不易得出的结论等。当我们去学习西方经济学时,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储备。对于本科生来说,主要是微积分、概率论等高等数学知识。西方经济学中大量使用的边际分析,从数学计算的角度看就是函数的导数问题;最优化分析主要应用的是函数极值运算;IS-LM模型的均衡使用的是初等数学的联立方程求解。这些数学知识其实不难,学生在本科期间学习的高等数学足矣。只是由于部分学生的数学基础较差,基本的微积分计算没有掌握,看到西方经济学有数学计算就被吓倒了。可以说,数学基础越好越有利于西方经济学的学习。笔者曾经为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讲授西方经济学,发现这些理科背景的学生对模型的理解显然要优于文科生。有人说数学是西方经济学的行话,能否使用数学是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的区别,这个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经管类的学生要想学好西方经济学必须在高等数学上下工夫,尤其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如果要想在专业上进一步深造,没有良好的数学知识储备,怎么可能学好中高级的西方经济学呢?
二、数学是为西方经济学服务的,不可喧宾夺主
在本科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存在两种错误的极端思路。一种是任何数学推导、数学模型都不介绍,只介绍理论,这样经济理论有失严谨,学生理解不透彻;另一种是针对任何一个理论,过分关注其数学推导,不去阐明理论本身的含义,将西方经济学课程上成高等数学课,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非常枯燥,也无法真正掌握相关经济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清楚:数学是为西方经济学服务的,不能喧宾夺主。马歇尔反对过度的数学化,在阐述经济理论时他尽量采用举例的方式,如果必须用数学,他便将这些数学推导放在附注中。他不想因为过多的数学使经济学失去原有的魅力。国内一些经验丰富的经济学教授在为本科生讲授西方经济学时,同样以案例为主,数学推导为辅,课程生动有趣。我们教师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也不能只关注数学模型的推导和应用,应当重视的是经济理论的实质。教师应当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之生活的实际去描述经济理论的含义,而不是一味推导模型,当然一些图形和模型的数学特征有利于对理论的理解,教师就要讲解。比如说在讲短期总成本曲线的形状时,先告诉学生为什么开始成本的增加是缓慢的后来急剧增加,还可以讨论总成本函数的一阶导函数的增减以及其二阶导函数的正负取值,以此确定了短期总成本函数图像先凸后凹的特征,这样学生对图形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但是不管如何讲解都不能撇开总成本函数变化的原因单纯做数学分析,这样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脱离了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公式等都是数字游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三、注重数学模型的使用
数学模型是对经济理论的抽象、简化,是用数学语言对理论的描述。它可以表现为用字母、数字或者其他数学符号建立起来的等式或者不等式,也可以以图表、图像等描述事物的特征及其内在关联。西方经济学中存在大量数学模型,如蛛网理论模型、供求模型、古诺模型等。在经济命题、假说的推导过程中使用数学模型,可以使表述清楚、层次分明、提高效率,有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在应用数学模型时,一方面要注重假设条件,不可以照本宣科。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纪人”的假设与“完全信息”的假设。“经纪人”的假设,即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的假设,即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且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要给学生讲明白这两个假设的含义,也要告诉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取得完全信息非常困难,我们的所有行为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二是每一个理论的具体假设。比如需求定理离不开其他条件都不变这个假设。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也要求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要让学生明白这些理论的假设前提,只是为方便理论的推导,未必符合生活实际。另一方面要注重学生经济学思维的培养,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经济学揭示了一些市场运行的机理以及一些重要变量间的关系,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可以解释经济社会中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象,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思路。教学目的在于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了经济学以后,也会像经济学家一样去思考。比如春运时火车票的一票难求现象实际是供求定理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政府降低税率、增加支出,实际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来增加社会总需求。学生对身边的大小事都可以进行经济学的分析,从而形成经济学思维,达到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效果。
四、使用案例教学方式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是比较抽象的,在教学过程中,单纯对理论的描述即使加上数学模型的推导,学生也难以完全理解。通过案例教学,既可以引导学生去思考,也可以用案例来阐明经济理论的含义,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使用案例教学时,所使用的案例应该尽量贴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这样有利于学生的理解。比如在讲解供求定理时,引入北京儿童医院挂号难这一案例,引导学生用供求定理分析原因。学生会看到医院的专家、医疗条件是相对稀缺的,而看病的人非常多,但是挂号的费用相对比较低,导致一些号挂出来后卖高价形成所谓的黄牛市场;在讲解机会成本概念时,除了要讲清楚概念的表面意义外还要讲清楚其引申含义,让学生明白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机会成本,理性的人应当选取机会成本最小的事情。比如让学生去思考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有哪些,估算四年的学费、如果不上学四年间可以取得的收入,让学生去比较大学毕业以后的收入与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孰大孰小,由此得出大学到底值不值得上的结论。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生活实例的引入,既解释了理论,也锻炼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本科的西方经济学课堂可以采取首先引入案例,通过案例提出疑问引导学生思考,然后进行相关经济理论的阐述和解释,其间可以通过数学模型对经济理论作进一步的推导和说明,最后再通过理论来解释实际生活中的案例。这样,将会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同时锻炼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传志.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如何使用数学[J].职业教育,2012,(7).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转贴于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1][2]闫敏,循环经济国际比较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6(7),17-18
注:本论文获广西新世纪教改工程重点立项项目“西方经济学教学本土化研究与教学改革实践”(编号2008A018)资助。
一、前言
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和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方法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为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提供合理解释,为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提供思路。西方经济学虽然探讨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其内容科学,但它同时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和利益关系的社会科学,它不可能超脱政治、文化和历史。经济学研究的是具有情感并具有利益动机的人;而且经济学家本身也是有价值取向和利益动机的,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经济制度也有不同的信仰。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在经济研究中,不能不加分析、不顾中国的实际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联系中国实际来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改造,使之成为能够说明中国经济问题的有用的工具。
课程建设是一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性工程,其实质是遵循教学系统运行规律,促进教学体系整体优化的过程,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课程建设,确保教学的正常运行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是培养素质人才的重要保证。随着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以及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西方经济学教学本土化的课程改革与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本土化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已经渗透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不断增强,已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调节者。然而,中国现在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 其一,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制度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追赶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时期。其二,中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新旧体制都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其三,中国是一个有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意味着庞大的人口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特有的、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类研究,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性和一般规律,哪些结论是和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哪些观点包含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明确,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可以直接采用的,哪些内容是需要改造的? 哪些内容是目前中国经济条件不具备、不成熟而暂时不宜用的,哪些内容是应当摈弃的。
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不但要掌握其结论和方法,而且还要把握具体的理论赖以产生的假设前提、逻辑结构和经济背景,还要注意不同的经济制度( 或体制) 、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所造成的经济主体( 消费者、生产者、政府) 的动机和目标的差别。这些差别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西方是正确的结论在中国现阶段可能是不正确的; 在西方有用的理论和政策在中国现阶段不一定有效。
所有这些本土化的问题,困扰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因素很多,要培养当代大学生现代经济新思维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对现实经济问题分析与解决的能力,加快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课程改革与建设势在必行。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本土化课程建设的思路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既抽象又具有很强应用性的课程,其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许多经济学科和课程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内容体系庞大、流派众多,各种流派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各异。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学为了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和经济思维的能力,我们应该在基本原理讲授过程中努力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可以举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具体的理论来寻找本土化的结合点。
比如,目前中国的企业有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体经营户,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目标函数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国有企业不能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国有企业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稳定经济、安定社会。如果用西方流行的企业理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来统一分析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得要领的。
又如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利息率是市场化的利息率,而中国的利息率目前是高度管制的利息率,这两种利息率的决定方式和变动规律都大不相同。因此,建立在市场化利息率基础上的有些理论不能照套过来解释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现象。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共投资增加会通过利率提高来排挤私人投资的理论,IS-LM 模型所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过利息率下降(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 来刺激投资的机制,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中国目前的相关的经济问题。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和改造。
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可以尝试三种方法实现本土化改造:
一是剔除术。这是为了剔除西方经济学中那些与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一致的内容。比如,西方经济学中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终极制度的内容; 论证发达国家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有理的内容; 论证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平等规则合理的内容。
二是整形术。西方经济学中的有些内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需要经过调整和改造来进行运用。例如,近些年一些中国学者在学习、借用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实际,构造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提出了适合中国现阶段情况的IS-LM 模型。
三是移植术。所谓移植术,是指联系中国实际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本土化。根据前面所述的西方经济学的性质,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没有阶级性和国情差别的。在西方可以用,在中国也同样可以用。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总供给-总需求分析、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消费、投资、净出口与总需求的关系分析,等等。
四、西方经济学教学本土化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措施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教学管理制度
建立一支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师资队伍,是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造就精品课程的重要保证。在课程建设中,要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师资的形式,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加强本课程主讲教师的本土化教学交流,学习兄弟学校经验,进一步提高本课程的整体教学水平。加强科研工作,为任课教师提高自身素质和强化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应用和研究提供基础,也为学生结合课程内容参与相关科研活动创造条件。
严格、规范的教学管理制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条件,对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敬业精神、责任意识、育人意识都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教学管理制度的不断规范和完善,有力地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杜绝缺课、少课,保证课时,有始有终。除了学校规定的各个教学管理环节,根据需要进行学生评教问卷调查、教学督导听课等多角度反馈信息,全面改善教学质量。
(二)推进本土化教学的教材建设,完善学习成绩评价方法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是课程建设的关键之一,推进教材建设,建设或使用适合当代大学生需求特点的教材,包括多媒体形式的立体化教材,加大力度改革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内容,突出本土化案例教学内容,努力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资料适当地补充到教材中去,做到用经济理论模型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增强现实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在教材的建设或编写中,应针对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注重创新和实践内容,编写有水平、有特色的教材,另外,还要汲取西方经济学昀新发展的前沿理论,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参考文献。建立综合考评体系,规范考评指标。对学生的课程学习过程要进行全方位考核,建立以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基础,以综合运用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考评体系,降低考试成绩所占比重。作业、实践和发言讨论均列入评定范畴,鼓励创新型答案。
(三)本土化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加强科研实践
坚持“教学与科研”并举的原则,采取“边教学、边研究、边改革、边实践”的方式,在研究中不断完善和提高。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紧跟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发挥自身优势,及时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服务于学生和教学工作。
总之,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课程建设与改革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发扬求真务实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切实把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抓出实效,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新时期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徐璐.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和实践[ 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 10)
[2]穆红莉.应用型高校管理类专业西方经济学教改思路探析[ J].高教论坛,2007,(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着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着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着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扞卫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在2011年1月中央党校组织百位学者探讨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会议上说:“效应论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西方经济学的效应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不同人的效应怎么加总呢?不能加总,不能比较,还有什么用呢?后来大家就放弃了。后来又提出序数效应论,序数效应论就没有逻辑问题吗?同样有问题,人和人之间不能比较,东西和东西之间谁重要谁不重要可以比较吗?放在不同条件下,不同人、不同东西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比如烟民抽烟比吃饭还重要,南方人和北方人大米和馒头、大米和面条也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能放在一起比呢?……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心里是清楚的。”
笔者不同意林岗教授这些观点,并提出三点质疑:第一,关于“效应论(指效用论——本文作者)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据我所知,史实不一定是这样的。18世纪,西方功利主义者就提出“效用”概念,当时是作为制定功利主义的某些社会政策与宗教教义的依据而研究的。后来,英国的哲学家杰里米·本瑟姆将其引入社会科学,引起了当时一些经济学者的重视。再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推广本瑟姆的效用概念,用以解释消费行为,从此逐步发展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再说,即使“效应论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难道我们由此就可以拒绝批判地吸收,使其为我所用吗?难道有人造了一门大炮,准备消灭我们,我们就不能吸收他们的造炮技术,并创新发展其技术,造一门更先进的大炮来还击他们吗?这样简单的道理,居然也搞不通,岂不令人奇怪!可见,拒绝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传统观点,其传统力度之深之大绝非一般。如果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有人主张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必会迎来灭顶之灾,绝非戏言。第二,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效应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不同人的效应怎么加总呢?不能加总,不能比较,还有什么用呢?”对此,请问:(1)难道“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我们也就应该相信这个理论不行吗?(2)这句话不符合事实,只能说西方经济学领域中,有一部分人说这个理论不行,但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绝对不会这样说,否则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3)也是最重要的,则是效用究竟能否计量?能否加总、比较?也许这才是我们应否对西方的效用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的焦点,对吗?此外,即第三,关于“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心里是清楚的。”我认为西方经济学者对“效用”是否可以计量、比较,分为两派,一直争论到今天,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成为经济学中的一大难题,犹如数学中“哥德巴赫猜想”,因此,如果把意识形态问题暂时抽象了,先不谈它,问题不就可以明白了吗?
下面笔者就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管见:
一、西方效用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批判地吸收
我主张应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向来是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马克思逝世以后,是否应该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一直争论到今天。我国目前有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反对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的。一种是想用“抽象使用价值”或“劳动效用论”来代替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使用价值是商品体的客观属性;效用是人们在消费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需求的满足,所以效用是人的主观属性。二者不得混淆,也是无法相互代替的。劳动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劳动不能创造效用。所以,“劳动效用论”是无法成立的。使用价值向来是具体的,把具体的使用价值抽象了,使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世界上不可能有抽象的使用价值,那不过是主观的幻想罢了。因为把具体的使用价值都抽象了,剩下的不就只是没有具体的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了吗?难道世界上有不是具体椅子的椅子,或不是具体学校的学校?所以,他们只不过是想另起炉灶,反对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结果只有失败等待着他们。另一种就是绝对拒绝效用理论,林岗教授就是其中代表之一。还有的人则认为谁想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谁就是“试图架起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桥梁”。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机关刊物《当代经济研究》近年有文章就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些文章是把价值和价格两个不同质的东西混在一起了(详见下个问题)。绝对拒绝效用理论的同仁们只看到效用价值论的错误,没有看到西方效用理论中的有用部分。他们也不明白效用的性质虽然是主观的,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在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对效用曾经长期作了研究和应用,是有一定贡献的,但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是错误的,是不科学的。他们对效用的理论分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且对效用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又做了错误的解释,这些都是非科学的。因此,我们应批判地吸收他们的效用理论,不应绝对拒绝。固然,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理论,不是一件易事,但我们必须迎头而上,科学道路是不平坦的!
二、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
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前人从未提出过,更未曾论证过。在西方经济学中,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效用计量问题的争论。19世纪许多功利主义者笃信效用是一种心理上的实际存在,并力求直接用基数加以衡量。但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研究,直至今日仍不得其解。于是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干脆拒绝和放弃基数效用论,而提出用序数效用论来代替,认为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只要消费者是否更加偏爱于商品的某些需求,即有“A比B更受偏爱”的陈述方法就可以了,并不要求我们知道A比B究竟偏爱多少,而且还认为即使不提效用概念,也能够容易地描绘出一般性的曲线,因而只需要这种“序数效用”的陈述就够了。果真这样的话,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定会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价格论了,不可能有实用价值,从而也失去其理论存在的现实意义了。因为现实经济生活要求价格必须是明晰的。
可见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之争,实际上是效用计量单位未能解决的必然结果。如果能够找出效用的计量单位,基数效用就可以成立了。所以,效用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论证,在经济学上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的论证主要谈三点:
(一)具体效用和抽象效用
效用就是人们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需求的满足,即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需求满足。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都是十分具体的,这些具体的使用价值都会在一定形式上,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带来具体的需求的满足,例如衣、食、住、行、信仰、文化、艺术、学习等的需求满足。把需求满足的具体形式抽象后,就会成为抽象的或一般的需求满足或效用。所以,具体效用就是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具体的需求满足;抽象效用则是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将需求满足或效用的具体形式抽象后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满足或效用。把生理和心理再概括为生命机能,那么,具体效用就是人们在生命机能上得到的具体的特殊的需求满足;抽象效用就是人们在生命机能上得到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满足。
效用的计量必须要以抽象效用为计量单位,因为具体效用是无法统一计量的。
(二)效用或边际效用可用小时为计量单位的理由
价值是由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的。抽象劳动归根结底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或生命机能的一般支出或消耗。价值是由这种支出或消耗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的。效用或抽象效用则是购买者或消费者在使用或消费商品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机能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满足。效用也可由这种一般需求的满足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算,即购买者或消费者在商品的使用或消费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机能,在1小时中所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满足,为效用的1单位。
效用在具体的计量过程中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一般需求的满足,有简单的需求满足和复杂的需求满足的区分,正像一般的劳动支出有简单的劳动支出和复杂的劳动支出一样,在计算时均应将复杂劳动或需求折算为简单劳动或需求来计量。再如,同一的简单劳动支出或同一的复杂劳动支出,有强度差别的问题或质量差别的问题。同一的简单需求满足或同一的复杂需求满足,也有一个强度问题或质量问题,计算时均应将较高的或较低的强度或质量折合为一般的或中等的强度和质量来计量。
既然商品的效用是可以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那么商品的边际效用也是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因为边际效用就是增加消费1单位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得到的效用。只不过边际效用存在着递减的趋势。
(三)补充的话
第一,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论断及其论证,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在我的《批判地吸收“效用”和“边际效用”》一书中基本上都已阐述过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教授还为该书作了《序言》,指出:“这本著作有较重要的学术讨论价值,发表后可能引起一些争论,这是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必会繁荣经济科学,真理越辩越明。”后来,在我的《经济学原理探索——兼论中、美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一书中,以及最近(2011年)出版的我的另一部新著《价格、经济危机与西方经济学终结》中,均有较详细的论述,读者可参阅。
第二,我的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论证,其实只不过是学习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和论述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效用理论的批判地吸收上。因此,我坚信是正确的。
三、效用和使用价值不得混淆
(一)效用和使用价值的区别和联系
我认为效用是人们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的需求满足;使用价值是效用的物质基础,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效用。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有重要的区别,使用价值是商品本身的客观属性,效用是商品消费者或人的主观属性。马克思对使用价值曾做出过独特的杰出的理论分析和贡献,特别是他从劳动二重性出发,分析并提出了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论断,意义深远。
(二)西方经济学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各自只重视使用价值或效用二者中的一个方面,而又从各自的观点混淆了二者。西方经济学把效用等同于使用价值,并用效用代替了使用价值,从而抛弃了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否认使用价值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了商品中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及劳动的二重性。结果片面夸大了效用的作用,并使西方经济学陷入了坚持认为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片面观点;还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得不被效用和需求牵着鼻子走,甚至不惜用严重的财政赤字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刺激需求和效用,以求经济的发展;最终反而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越陷越深,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从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今这次国际性经济危机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济下降趋势必会有一天要导致西方经济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从而遭到人们的冷落和边缘化,历史就是这样或将会是这样无情的。
(三)经济学也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遗憾的是经济学却从相反的方向,也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他们把使用价值等同于效用,并用使用价值代替了效用,从而否定了商品的效用,及效用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结果使经济学陷入了坚持商品的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另一种片面观点;并在指导现实经济中就产生了片面重视生产忽视需求,而最终成为了导致计划经济世界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计划经济的价格理论指导下,把价格中的效用的货币表现抛弃了,把消费者的需求在价格中的作用抛弃了,其资源配置的价格调节怎么会不是重视生产,忽视需求呢?怎么会是科学的呢?经济怎么会顺畅快速发展呢?何况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还是以行政手段,并在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通过经济计划和计划价格为主来进行调节的,必然使经济雪上加霜。结果在我国改革开放前,一方面许多产品生产过剩,积压在库,另一方面许多产品又短缺难求,只得凭证购买,走后门购买,排长龙(队伍)购买……种种怪现象丛生,严重打击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计划经济怎么会不在国际竞争中失败呢?经济学怎么会不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而被冷落或被边缘化呢?当然,这里论证计划经济的失败,主要是从经济方面的因素而言的,把非经济方面的因素抽象了。
四、效用和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
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科学化的最根本的基石,也是马克思给经济学做出的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将永世昂立,科学长青!然而马克思的价格理论确有一定的片面性,值得商榷。同时科学的价格理论又与效用理论有一定的密切关系,现在就谈这个问题:
(一)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与马克思的价格定义
1. 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和经济学者的责任
价格(广义)应区分为卖方价格、买方价格与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这是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其他价格形式都是这三种基本形式在一定条件下派生或延伸出来的。而在这三种基本形式中,更以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为价格基本形式中的最基本形式。
现实经济中习以为常的讨价还价的买卖活动,正是价格(广义)分为三种基本形式的依据。假定某一商品,卖方的讨价或喊价为10元,这10元就是这个商品的卖方价格;买方的还价假定为8元,这8元就是买方价格;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假定以9元成交,这9元就是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价格理论必须全面反映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客观现实,必须全面反映这种讨价还价的实践活动,否则价格理论及其定义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论断是为实践证明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经济学者的责任是从理论上如何论证这三种价格的本质区别和联系,及其存在或形成的原因;而不是否定这三种价格的存在。因为这三种价格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主观是无法否定的。
2. 马克思的价格定义中没有价格三种基本形式的区分
遗憾的是,在马克思的价格理论中,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因而他的价格定义的表述一般说也就只有一种价格定义。这个定义凡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是知道的,马克思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姑且不分析马克思这个价格定义是否科学,是否对。即使是对的、科学的,那么这个价格定义是指卖方价格呢?还是指买方价格?或是指成交价格,即指价格狭义的定义呢?或是指价格广义的定义呢?人们就很不好回答了。因为即使是指其中某一价格定义,而且又是对的话,那么,其余的价格定义又是什么呢?所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种价格的基本形式的定义及其理论,是不符合上述价格的客观现实的,是为实践检验真理标准所排斥或否定的,是不科学的。价值价格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基础的理论,事关整个经济学是否完全科学,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经济学界同仁们必须正视和研究它,克服马克思价格定义及其理论的上述缺点,发展经济学,使其更科学、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
(二)效用与价格或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实质区别和联系
笔者认为卖方价格的实质是价值(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卖方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买方价格的实质是效用(指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而形成的效用概念),买方价格是效用的货币表现;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的实质是价值和效用的统一,成交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和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统一,也就是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的统一。因此,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实质是不同的,有差别的,但三者又都是各自的实质的货币表现形式;三者的各自的货币表现形式,就是三者的共同点或相互联系的地方。可见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立论,正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同时又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而构成的新的价格定义及其理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的价格定义及其理论,因为马克思的价格定义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他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更没有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定义;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价格定义,因为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是效用价值的货币表现,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及其定义。虽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提出过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遗憾的是马歇尔的供给价格是以生产费用论为涵义的,他的需求价格是以唯心主义效用论为涵义的,而且他的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是建立在供求决定价格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是不科学的。马歇尔也没有提出过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论断,也就不可能从价格理论的完整体系的深度去考察和研究它。
结束语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096-02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已经为社会接受,越来越多的大学都尝试对人文社科类其他专业开设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大致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和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经济学概论等的西方经济学。对于政治经济学,学生在高中政治课基础上完全可以理解并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于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而言,非经管类专业学生由于基础课程安排、专业适应,对西方经济学相关内容和经济学思维方式还未形成,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很难适应。所以,探讨和分析非经管类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很有必要。
一、非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学课程重要性
西方经济学作为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为背景,全面阐释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体系的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毋庸置疑,在提高学生市场经济意识,参与市场行为能力提升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学校和专业也在尝试在非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开设介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高校毕业生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由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某一个经济部门或领域中的问题的集中研究成果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考察等构成的,其理论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紧密结合,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才都需要参与到市场经济中,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市场经济知识,在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中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十分有必要。
二、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一)相关基础课程开设不足
西方经济学的开课时间一般为本科的低年级,以大一下学期和大二上学期居多。而对于多数人文社科类专业来讲还没有来得及甚至根本就没有计划开设高等数学等相关基础课程。因而非经管类专业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与定量分析,微观分析、宏观分析和结构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根本就是一头雾水,无从下手。对于经济学的学习有很大的难度。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本身特征决定了经济学学习的困难
众所周知经济学流派众多,观点不一甚至经常对立,并时常出现理论与经济生活现象不一致的状况。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讲授的许多内容抽象、难懂,主要从概念、特征、作用、性质方面理解问题。它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一定假设前提下形成的,假设条件放宽,理论有可能不成立。对于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通常无法辨别其内容的是非。
(三)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通常遇到课时少、内容多的问题,教学质量和教学任务常常打架
例如《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门课程来讲,安排至少有120学时以上。而对非经济管理类专业来讲教学计划一般要求一学期54学时讲完微观、宏观内容。教师如果要实现学生理解并保证教学质量,教学任务就难以完成,学生学到的东西就少;教师如果赶时间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学生学的东西多了,但往往似是而非。这样就出现鱼和熊掌不能兼而得之的尴尬局面。
(四)教材的适用性与针对性较差
由于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从西方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理论多按照西方社会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编写,课程的内容主要侧重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体系的介绍,与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并不完全吻合。这样的教材本身对中国学生学习经济学就有难度,而目前不少高校的非经济类专业也采用了几乎与经济类专业一样的标准教材,这类经济学教材中有一部分内容是非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不需要熟悉和掌握的,当这些内容也被放在针对非经济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教学内容里边,这就增加了非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难度,容易使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是一门枯燥乏味的课程,进而失去学习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的效果难免不佳。
(五)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不够合理
大多数学校经济学授课方式还是按照“老师讲授―学生背诵―做例题―考试―遗忘”的授课方式进行,这样的授课方式容易让学生对经济学课程失去学习兴趣,会在学生中形成经济学学好学坏无关紧要,只要应付考试就行,经济学与自己专业相关性不大,使得非经管类专业学生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不尽理想,也就无法实现在非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学课程的目的。
三、非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学的改进方向
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开设经济学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整体构架和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锻炼学生的思维模式,促使学生能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现实问题,使学生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更好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以对非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学课程讲授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
(一)合理安排教学计划,选择本土化课程教材
结合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实际情况,尽量安排将非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经济学课程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以后。在教学计划中一定要先安排开设高等数学或经济数学等课程,只要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在学习弹性系数、边际分析等知识时能更好的接受。中国现在普遍接受的经济学教材的结论以及案例大多都是来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例。对于国内学生来讲对理论知识的解读缺乏感性的认识。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在在教材选择上尽量选择那些本土化教材。在讲授过程上应该更多地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大学生的实践水平。
(二)创新教学方法,倡导互动式教学
在经济领域,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联系,所以对经济学的研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范式。如果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为一种范式去讲解,就会使学生对经济学形成一个固定化模式,这必然会限制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主动学习和主动思维的培养。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构建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不可缺少的。除传统的讲授方法外,要引入案例教学,在案例教学中与学生互动。提倡学生参与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具有传统讲授不具备的优势,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比较容易地理解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和逻辑关系,使学生明白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之处,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热情。特别是结合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实际案例展开讨论,可以更全面地向学生讲授经济学的实际用途,并引起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例如在讲需求定理时,对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本身的价格和需求数量呈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很多同学都能用日常生活经验总结出来,教师就可以通过提问让学生总结出需求定理的内容。对于需求定理的例外,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闻,教师可以先把问题提出来,让学生讨论,进而总结出需求定理例外的几种情况。让学生多参与教学过程,既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也可以加深学生学习印象,巩固所学内容。在案例教学时重点关注分析的过程,因为西方经济学很多的案例分析的结果并不唯一,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相应的解决方案也不尽相同,教学不是纠正学生的分析结果,而是教会学生使用什么分析方法,从哪里切入进行分析。
(三)减少理论考核,应用性考核方式为主
中国经济类专业教学,一般通过围绕教材而设立的题库来监督与考核教师是否按要求授课、学生是否按要求掌握了基本知识。评价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这样容易形成学生为应付考试死记硬背知识,而不是从经济学理论分析入手,不能达到对经济学理论知识融会贯通。通过考核方式改革,建立学生成绩的以作业、课堂提问、案例讨论、小论文及期末考试等多方面加以确定。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应结合各章节的经济理论给学生布置思考题或作业题,开展案例教学,围绕经济现象让学生参与讨论,就某一经济理论开展教学,并把课堂讨论计入相应成绩,没有参与讨论或者没有自己简介的不给成绩评定,结合经济理论让学生写出专题论文,依据学生论文评定论文成绩。这样做可以形成学生重视课堂学习,会调动学生查阅资料和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加深了学生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和应用,可以顺利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目的。
(四)构建经济学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专业性教育的有益补充。通识教育的目标不在于教授专业知识,而在于促进学生全面素养的提高。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社会生活事务的学科,对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帮助很大。因此对于在高校非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开设经济学通识课程,很有必要和意义。结合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提高大学生参与市场经济能力,应适时在非经管类专业学生中开设经济学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可以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部分相关基础知识进行整合,培养学生市场经济基础知识,熟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通过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胜任企事业单位相关工作。经济学通识教育理论内容应更具有概括性、基本性,在课堂中只讲授经济学最基本原理,只用保留经济学和管理学完整体系,相关深层次理论可以不用讲授过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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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同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营养,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