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分析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国际政治分析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篇（2）

在人类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语言作为一种学习工具，也成为了人们乐于研究的对象。在语言和使用过程中，中外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每个内容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差异和不同的重点，也有相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为政治研究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哲学基础。

中国的古人对语言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讨。“名实论”是有关语言、社会后果以及语言行动的话题。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社会的行为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语言不仅是作为一项交流的工具，而且也具有它自身所不可被替代的社会价值。举例说明，语言可以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口角产生的根源。所以必须给予语言足够的重视。“言意论”讨论了语言和含义的关系。语言是否得体是中国古代语言准则的重要标准之一，包括内容得体，方式得体，除此之外还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语境的关系问题。在儒家的“言?Z观”说话的时机和内容，以及交谈对象的身分地位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提示我们，说话应该是经过思考的，采用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行为的工具，而且与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国家的治国安邦有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哲学家对于语言的交流者的社会、品德、身份、语境关系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为当代的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蒙。

相比来说，西方有关语言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才真正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语言哲学。哲学家们发现，万物理论的出现都是源于语言的表达，社会世界甚至人类自身都会受到语言的限制和规定，这样的论述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哲学观也关注语言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语言的存在和社会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表达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基于语言和现实的社会接触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无论是研究社会的任何方面，反映社会语言与研究都是不可分割的。相反，如果学习一门语言，对于用这种语言研究社会也很有必要，所有语言都是社会、历史、政治的发展。

二、基于语言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

语言视角提出应该重视语言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在分析世界的政治地位的时候，应该重点分析语言的作用以及影响，并且认为语言是构建人和社会行为的重要工具。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国际关系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同时由大量的语言信息构成，但是同时又认为世界政治同时也是语言活动的产物。认识论方面，国际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国际关系这种现实主要还是由于语言符号所构建起来的，这种认识也是主要由语言途径获得。对于方法论来说，当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依赖语言作为思考的工具，通过对不同的政治文本和话语进行解读，并且通过文字的形式将自己的研究发现作为研究结果记录下来。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所以国际关系中那些被构建起来的社会现实也在不断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更新和重建。

国际关系并不是独立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外的体系，而是社会发展和国家交流到一定阶段的社会产物。语言的作用不仅是反映和记录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而且还作为工具对社会和政治进行一定程度的构建。语言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现实的组成成分，离开了语言作为研究的基本因素，世界关系也很难着手研究。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话的关系，相互合作相互沟通，双向交流的关系，那么国际关系就是为国家提供物质和经济实力竞争的场所。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就是依赖于语言社会和文化的构建。尽管国际关系会不时的以不合适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更多时候取决于语言的智慧运用。如果说物质基础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那么话语权就体现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所处的政治地位所赋予的价值。

作为基础系统的语言是国际政治权利的主要形式。语言是存在的基础，语言符号的运用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运行来实现的。对于语言符号的考察和研究，包括国家的行为主题的语言构建、施加语言暴力、对行动和事件的叙述和描述，在国际关系中，所有的活动都属于政治活动。叙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认识的全新视角，并通过语言符号来构建一些情节和动作，由此来引导人们形成对事物的认识。

可以说从哲学角度的语言视角阐明了语言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轴心学，国际关系从一开始不能就没有语言的帮助，语言活动不仅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导致话语理解的性质形成和意识的权利。

篇（3）

权力是国际政治领域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在西方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那里，无一例外。等其他学派也都注意到了权力这一关键范畴。国际政治理论各学派看待权力的视角不同，研究权力问题的方法不同，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和影响的程度逐渐加深，但国际政治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行为体仍然是国家，权力因素依然在国际层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一、信息与权力的结合

信息在显示其稀缺价值时, 就被赋予了权力。这是信息与权力二者的结合点。在信息时代，这种结合被无限放大并加以强化了。不论对于个人、团体，还是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外如是。在信息社会，“信息不仅是资源，而且已经成为权力源。”“信息本位正在逐渐替代金钱和其他实物，甚至传统的权力，而起着绝对重要的支配作用。”信息权力逐渐超越传统权力，成为比传统政治权力更有份量和活力的权力。

信息权力是如何产生的？它与传统的国际政治权力观有何区分？本文试图从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考察权力的变移，并对信息权力的出现给出解释，对其内涵做一番分析。首先有必要从学派发展的角度，梳理一下国际政治的主要权力观，并指出它们与时代特性的相关性。

二、传统的权力观与时代特性

1.现实主义的权力观

现实主义成熟完善于20 世纪20 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也正是现实主义开启了国际政治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人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限定利益，“利益”是根据权力大小界定的。在他看来，权力是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反映的是行使者与被行使者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权力是能够达到并维持人控制人这一目的的任何手段，它可以是武力，也可以是控制思想的心理联系。摩根索把国家权力要素归类为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装备、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和政府的素质等。其中，对国家权力构成最重要的是军事装备，它赋予地理、自然资源和工业能力等因素以现实效应性。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眼里，军事实力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一国权力大小首先在于其军事实力强弱。

1979年《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是新现实主义即结构现实主义产生的标志，它的作者华尔兹也不否认权力的重要地位，但认为权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20世纪90年代进攻性现实主义从结构主义分离出来，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这一学派强化了对权力和霸权的追求，可以说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

2.建构主义及的权力观

建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迅速发展壮大。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为观念造就了权力和利益，从而使之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观念决定权力的意义与内容,决定国家实现利益的战略,也决定利益本身。”可以说，主流建构主义并不否认权力的地位, 只是强调其内涵需要重新界定。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权力和利益不是物质的，而是由观念构成的。它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

理论的研究者，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同样重视权力问题，但研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国际政治学理论除了众所周知的战争革命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在权力观上，也认为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对世界格局具有决定作用。但同时认为道德的力量不可忽视，在国际体系中应该实现权力与道德的并重。

3.硬权力与软权力观

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建构主义重视观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物质因素只是国家权力的一个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那里，权力被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其中硬权力包含国家的军事能力、自然资源和其他有形物质的力量，软权力的源泉则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相关的规则与制度。硬权力是一种“对抗型”的权力，而软权力是一种“合作型”的权力。与之相对应的是，硬权力可以在一定的政治主体如国家内部得到强化和扩散，而软权力则更加依赖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认同一定的文化价值观，支持一定的体制机制规则。

一言以蔽之，软权力具有开放性和非垄断性，即软权力的基本组成要素不能由一定的国家或国际集团所独有。软权力的大小与文化和知识的开放性正相关：文化和知识越是被传播，软权力越大，越是被垄断，软权力越小。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冷战结束以后，各国纷纷通过提升自己的软权力资源来塑造国家形象和影响国际形势。如今，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新科技革命，软权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已经无法来解释和评估其日渐凸显的影响。

4.权力与时代特性

上述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权力观，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科发展情况相联系，无一不具有特定的时代特性。在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时段里，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崩溃后最为混乱的世界体系，弱肉强食，各国以实力说话。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恰恰是美苏争霸的时期，世界两极体系形成了暂时的稳定。系统论、控制论盛行，新技术革命初见端倪，各国自然转向对非传统因素的研究。而文化建构主义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世界逐渐走向多极发展，后工业化时代来临，电子技术发展和信息网络化一浪高过一浪。

三、信息时代特性、权力变移及信息权力的产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国际政治的学者也对其进行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在政治军事层面，是关于冷战两极体系的终结及世界秩序的重建过程；在经济层面，是关于全球化趋势和相互依赖的加深。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层面的变革：即信息革命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及其在国际政治领域产生的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国际间的交流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这一影响和变化，反映在权力领域，便也烙上了时代特性。在权力问题上，信息革命正在改变以地理单元为基础的有形权力秩序。网络信息化使得权力的许多方面以信息形式存在，信息本位正在取代有形资源成为衡量权力的基本尺度。国家间的权力对比和权力转移，所依赖的基础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物质资源、经济水平和军事力量，而更多的与信息技术正相关。“与过去那种靠战争来仲裁一切的时代不同，今天值得注意的一类力量，并不来自于枪杆子。”来自于哪里呢？毫无疑问，是信息。

信息时代使那些无形的权力要素更加凸显，权力本身正在发生变移。首先是文化知识。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知识是一种结构性权力，知识的获得和掌握者可以控制知识的传播渠道，让那些他们所不希望其得到这种知识的人仰望，不让他们接触，从而掌握权力。斯特兰奇进一步强调了知识权力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她的重大贡献在于将考察权力基础的要素从物质引向了知识层面。彼得·德雷克也赞同这一观点。“事实上，知识是当今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等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变得次要。”阿尔文·托夫勒也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家权力的衡量方法从武力转向财富，又从财富转向知识。在《权力转移》一书中，他把权力的基础分为三个主要支柱：暴力、财富和知识。他论述说权力的本质在当今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暴力、财富等较低级的权力，是军事霸权主义时期和经济争霸时期世界政治的权力基础。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这个高级权力的地位将发生扭转，将成为决定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主要因素。他因此断定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知识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主要支柱。

其次是信息技术本身。信息技术可以直接转化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经济实力要素和军事实力要素。在经济层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多媒体通信、软件等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全方位发展的主导产业，并带来了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理念。在政治军事领域，武器装备和作战性能越来越依赖和取决于于电子信息技术的转化和应用程度“, 电子信息技术已取代导弹核技术成为当代国防科学技术的核心和衡量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信息技术进步正在改变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深刻的变革正在从军事理论到作战样式，蔓延到武器装备和编制体制。在信息时代，军事领域的各种信息攻防手段增多，黑客与反黑客、信息系统与网络成为新的作战要素，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方面。

总之，在信息时代，信息太重要了，信息与权力的结合在多个层面展开，促使传统的权力要素向信息方向变移演进。信息权力这时便应运而生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权力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新的象征，信息权力正在日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事务。

四、信息权力内涵分析

信息权力的概念，首次由由约瑟夫·奈和威廉·奥多斯在1996 年明确提出。信息权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一个国家信息化程度的总的体现。简言之，信息权力，是一个国家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等方面实力的总和。奈在1998年与基欧汉合著的另一本书《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赖》一文中继续指出，下个世纪信息技术有可能成为权力最重要的来源，并预言,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了信息权,那么这个国家最终能够主导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证明了这些学者的论断。二战以来，美国的国家权力除了表现为其强大的武装部队，还体现在其官方传媒“美国之音”上，体现在互联网上大量的来自美国的信息资源和技术参数，以及由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加速发展，而信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观念的调整、国防工业装备的不断升级等等，都反映了信息权力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2013年被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曝光的“棱镜门”事件令世界震惊，也佐证了美国迄今为止所保持的对于其他所有国家的领先地位，原来也是基于其信息优势地位。一句话，美国掌握了优于其他国家的信息权力。

信息权力是信息时代一种新的权力形式，是国际政治进程中传统权力观的变移方向和归宿。那么信息权力与传统权力的区分在哪，内涵有何不同呢？

一方面，信息权力也是权力，它具有传统权力观的共性特征，即物质性特征。这一点从前文中关于信息时代的权力变移和信息权力的产生过程不难了解。基于信息技术，国家不断将其转化为军事国防技术的成果，使得信息“硬化”和“物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本身是知识的载体，是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传播的依托，使得权力由物质向非物质化的演变的趋势也加剧。因此信息权力也是具有非物质性的。

信息权力同时具有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这很好的诠释和融合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软硬权力观。软权力和硬权力都很重要，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软权力的作用比以往更加凸显了。信息权力的出现，一方面巩固了硬权力在展示国家“肌肉”方面的能力，同时也让软权力的发挥更加游刃有余，可谓“外刚内秀”。可以说，信息权力是权力软硬两个方面的倍增器，它在增加国家物质力量有效性的同时，还能够增强一国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奈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在信息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普遍增强了全球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思想的认识和美国价值观的认同。因此，我们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应该是软硬权力并重。

综上所述，信息权力兼有硬权力的物质性和软权力的非物质性，信息权力是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综合体。信息权力的物质化和非物质化同时演进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因素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信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力量对比的集中体现，各国必将围绕信息权力展开新的竞争模式。

参考文献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杨英.信息政治中的权力现象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07）.

[3]宋振峰.信息力——信息时代国家实力的象征[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8）.

[4]约瑟夫·奈. 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篇（4）

摘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并归纳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4．034

伴随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呈现出全方位的密切沟通和相互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这种沟通和影响下的必然产物，高校肩负起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1 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并没有“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192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简称IAIE）在英国伦敦成立，其后协会着手创办了《Intercultural Education》杂志，专门探讨“跨文化教育”的问题。国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跨文化教育必要性的论证。德国的克里斯托弗·乌尔夫（2010）教授曾指出：“对未来的人类而言，有必要在教育体系中引入以和平与社会公正为导向、旨在可持续性的跨文化教育视角”。

（2）对指导跨文化教育实践理论流派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有：①“文化变迁论”，指出“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具有双向性”；②“文化同化论”，以1964年高顿的“ 同化七阶段说”、7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葛瑞利的“同化六阶段说”最为著名；③“文化融合论”（20世纪初），主张“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④“跨文化适应论”，即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⑤“跨文化交流论”，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第二种是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中，第三种是平等看待民族文化异同并能相互理解；⑥“多元文化论”（1915），主张尊重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

（3）对跨文化教育在各国的实践现状研究。Slgrid Luchtenberg，Philip Hermans，Nektaria Paleologou， Mikael Luciak和Gabriele Khan-Svik，Rosa Maria Rodríguez Izquierdo、Abdeljalil Akkari分别研究了跨文化教育在德国、荷兰、希腊、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跨文化教育的建议。

1.2 国内研究现状

田雨、张荣华在论文中明确出现了“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国内对“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大部分都融入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跨文化境遇”研究。这部分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将视野集中在多元文化背景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带来的巨大影响。较具代表性的有：方国才；马进甫；许国彬等；马艳妮；李辽宁；邹磊磊等。第二类是对跨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研究。如：付用兰；林青；张荣华等。第三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对策研究。如：李炳元提出，要“通过跨文化选择、协调、化解冲突和融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第四类是对国外跨文化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与借鉴研究。如：黄志成；陈正、钱春春；赵萱；彭静敏；徐斌艳等。

总的来说，“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研究相对不足。一是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分析跨文化教育的意义、目标、原则的论文较多，而系统地从实践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二是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尤其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多聚焦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层面，对于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在文化碰撞、选择、融合中的思想深层问题少有涉及。三是研究的时代性不突出。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去研究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的很少。

2 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2.1 主动性与互动性统一

与“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相提并论的一个概念是“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非主流文化能被主流文化被动接纳，而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的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是主动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促进各种文化在社会中平等交融的一种动态过程，即在教育中主动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研究不同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理解、共同学习；是通过教育活动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发展一种能够平等共处的生存方式。

2.2 民族性与融合性并存

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引导大学生主动接受并理解文化差异，这要求教育过程既要强调民族性，又要兼顾融合性，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保留中华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教育环境，发展新的教育途径来培养大学生的个性和品质。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人才流动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我国很多优秀学生留学海外，给他国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同时，国外优秀人才也不断涌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2.3 主导性与自构性结合

一方面，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实施者应是学校。学校教育对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贡献巨大，学校通过教学与实践，不仅教会学生了解自身文化，还教会他们了解他人以及世界的文化与历史，增强对社会的包容力。以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依然应该成为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开展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正是大学生自我价值的构建，其核心是发挥学生对自身文化系统的调适功能，建立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觉性。

综上所述，充分了解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视角把握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托弗·乌尔夫．作为跨文化教育的教育：一场全球变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4）

2 王军．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综述［J］．民族教育研究，1999（3）

3 李炳元．论跨文化教育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运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1）

4 简·奈特．刘东风，陈巧云译．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篇（5）

一、问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以1978年党的为起点，我国体制改革已走过29个年头。29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我国体制转型的基本模式确立了政府在体制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的地位。而政府的主导地位又是通过相关财政金融政策经其执行机制体现出来的，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更为突出。在连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已经出现社会财富分布悬殊的情况，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福利保障发展缓慢，术后显失公正，经济运行出效果不够显著上。不同财政支出规模下的政府在实现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绩效方面表现出差异。政府干预本身也可能失效。许多人都意识到一味要求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一定是医治社会问题的良方，也不一定必然会增加社会福利。因此关键是怎样才能在一定的财政支出规模下进行合理的支出制度安排，运用财政支出工具提高政府支出的绩效，使经济更有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的公共财政框架逐步建立，“绩效”思想才逐渐被财政界重视，但对支出绩效的界定一直不清晰，缺乏全面的支出分析，理论基础与定量研究不充足。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制约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实行财政支出改革的阻碍因素。因此理清财政支出绩效的基本理论，对影响支出绩效的原因进行理论梳理，提出大体的优化思路和初步的政策建议，为我国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过程中治理成本控制提供基础的支持和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实证分析

虽然有关财政支出绩效方面的研究很多，且相关因素也很多，但因水平以及取其重要性，我仅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利用统计学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下面我将依据我国实际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探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稳定性影响的重要性。

1　数据和变量定义

文中分析所拟采用的样本取自我国1978-2006年29个年度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整理而得，样本数据略。选择的变量为财政支出(x)、国内生产总值(y)、人均资本存量(k)。

2　实证分析

(1)ADF平稳性检验。由于直接对数据进行回归的话，很可能造成虚假回归的问题，从而影响我们分析的准确性，所以，在检验各变量的协整关系之前，先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取ADF单位根检验对GDP与财政支出进行单位根检验。EViews给出的时间序列y,x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他们满足构造协整方程组的必要条件。

由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1.384645大于5％，10％的数值，所以y变量不平稳，同理变量x一样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可以发现y、x序列经一阶差分之后变成平稳序列，所以这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及因果检验

①协整检验：虽然有些时间序列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称为协整关系。

②格兰杰因果检验：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出现较大的相关性，如计算全体高等院校年招收本科生人数与某市家庭计算机拥有量序列得到较大的正相关系数，实际却毫无意义。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加洲大学著名计量经济学家Granger于1969所定义的因果关系及其检验。Granger检验确定的是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例如对于两个变量x、Y，如果x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成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成因。

③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是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必须具备协整性，因此要对GDP和财政支出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看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y、x的残差项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其残差序列的单位根进行检验结果为表2。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由于-2.086552小于5％，10％的数值，所以残差e变量平稳，即序列y、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DP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理，运用E―Views软件对1978-2006年的GDP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为财政支出是GDP的格兰杰成因。即财政支出是经济增长稳定的一个原因。

(3)模型估计与检验

我们可以用模型y=Akαxβ，考察财政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对该模型取自然对数后线性化得到：lny=lnA+alnk+Blnx，其中y为GDP，k为人均资本存量，x为财政支出。继续用Eviews软件估计各个参数得到如下结果：

lny=5.790633+0.451672×lnk+0.572282×1nx (1)

(7.68)　 (7.09)　(6.99)R2=0.988145

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1978-2006年这一经济时期。财政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和效果还是具有显著的正向拉动效应的。结果显示了弹性变化，财政支出每增长1％，使GDP增长0.57％。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经济总量和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把握上，必须保持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增长态势，以使国家财政保持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弹性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立足于我国处于体制转型的攻坚阶段这个事实。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下，政府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因此需确立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框架。

1　优化财政支出绩效的整体思路

(1)转变政府职能，顺利实现政府转型。财政收入是政府职能的物质基础，财政支出是政府行使职能的现实手段，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影响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与效率、效果。政府在改革中长期发挥着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传统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2)配套推进财政转型，实行公共财政。

篇（6）

一、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国际收支现状分析

2009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收支为顺差,顺差额达到了52827万美元,较2008年国际收支顺差62801万美元减少了9974万美元,较2007年国际收支顺差83844万美元减少了31017万美元,三年来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收支顺差规模呈现减少趋势,每年以20%的速度在下降,引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国际收支顺差减少的原因在于:经常项目的顺差减少,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特别是金融项目的逆差)大幅度增加所造成的。

2009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常项目顺差为57807万美元,较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63761万美元减少了5954万美元,较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76682万美元减少了18875万美元,三年来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经常项目顺差规模每年以14%的速度在减少。

2009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4980万美元,较2008年资本与金融项目960万美元的逆差增加了4020万美元,由2007年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7162万美元发展为2009年4980万美元的逆差,三年来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规模呈现大幅度增加趋势,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每年以400%的速度在增长(详情见表1)。

二、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国际收支特征分析

2009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收支呈现出: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国际收支顺差规模减少、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小幅下降、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金融项目逆差大幅增加的特征。

2009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收支顺差额达到了52827万美元,较2008年国际收支顺差62801万美元减少了9974万美元,较2007年国际收支顺差83844万美元减少了31017万美元。

2009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常项目顺差为57807万美元,较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63761万美元减少了5954万美元,较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76682万美元减少了18875万美元,三年来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经常项目顺差规模每年以14%的速度在下降,引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顺差大幅度的减少。

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经常项目支出占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国际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91.04%,增加到2008年的95.46%和2009年的94.58%,吉尔吉斯斯坦从中国的进口占其国际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83.53%,增加到2008年的86.12%和2009年的88.21%。总体来说,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贸易占其国际支出的比重基本保持平稳发展。

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经常项目支出占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82.48%,减少到2008年的51.8%、2009年的27.29%,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经常项目支出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从吉尔吉斯斯坦的进口大幅度的减少,进口占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52.16%,减少到2008年的18.7%和2009年的4.91%。

2009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56877万美元,进口额572万美元,贸易顺差为56307万美元,2009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较2008年减少了4734万美元,较2007年减少了16568万美元。2009年中国从吉尔吉斯斯坦的进口较2008年减少了1062万美元,较2007年减少了1617万美元。2009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顺差为56307美元,较2008年的59977万美元减少了3670万美元,较2007年的71316万美元减少了15009万美元,三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顺差以年均10%的速度在减少。

2009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4980万美元,较2008年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960万美元增加了4020万美元,由2007年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7162万美元发展为2009年的逆差,三年来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规模呈现大幅度增加趋势,每年以400%的速度在增加。引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项目(特别是直接投资)逆差增长所致。

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金融项目支出占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国际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8.96%,减少到2008年的4.54%、增加到2009年的5.42%,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国际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3%,减少到2008年的0.97%、2009年的0.5%。

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金融项目支出占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17.52%,增加到2008年的48.15%、2009年的72.71%,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金融项目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直接投资大幅度的增加,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2.60%,增加到2008年的30.3%、2009年的31.66%。

2009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投资3689万美元,较2008年增加了1033万美元,较2007年增加了3583万美元。2009年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直接投资325万美元,较2008年减少了369万美元,较2007年减少了3231万美元。2009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差额为-3364美元,较2008年的-1962万美元增加了1402万美元,2008年和2009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大于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同2007年的情况截然不同(2007年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大于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差额为+2540万美元),三年来,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规模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势,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呈现大幅度减少的趋势。

三、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国际经济活动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国际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华商的生命及财产没有安全保障,私有化过程缓慢,机会成本高昂。

1.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持续不稳、社会动荡迭起

2005年吉国的“郁金香革命”,了阿卡耶夫政权,巴基耶夫上台后,反对派不断向巴基耶夫政府发难,总理内阁不断更迭。2007年,吉国反对派聚集上万人在总统府前安营扎寨示威,要求巴基耶夫下台。2010年4月7日比什凯克发生大规模,奥通巴耶娃取代巴基耶夫任临时政府总统。5月13日,反对临时政府的群众武力占领了南部三个州政府大楼。5月14日,临时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贾拉拉巴德市发生交火。5月19日,数百名吉尔吉斯族示威者对前总统巴基耶夫的祖宅焚毁事件表示不满并发生冲突。6月10日晚,在奥什发生了吉尔吉斯族人针对乌兹别克族人的种族暴力冲突,吉国的武装团伙烧杀抢掠,死亡人数近2000人,近40万乌兹别克族人流离失所。

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商、投资的中国人大约有3.5万人,此次暴乱虽然没有造成中国人的伤亡,但财产损失巨大,由于生命及财产安全缺乏保障,迫使大量华商回国,严重影响了华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了一定规模的经济损失。

2.吉尔吉斯斯坦私有化缓慢、恢复国有化呼声高涨

吉国在私有化过程中,财产利益分配不公,国有资源在私有化以后,收费大大提高,资本家只顾赚钱,大大加重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巴基耶夫反对派要求将能源、通信、网络企业重新收归国有的呼声很高,在吉国投资的华商将面临吉国国有化所带来的政策风险。

3.机会成本高昂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缓慢,2009年的外债为24.28亿美元,占吉国GDP的50%以上,物价持续高涨,去冬今春以来,吉国民用水电、供热费上涨1.5至4倍以上,天然气和食品等生活用品也大幅调价,生产生活成本高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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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国际收支的发展现状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3年3月末中国的国际收支为顺差，其顺差额度达到了1570亿美元，比2012年全年的国际收支顺差额减少211亿美元，由于2013年的国际收支顺差额仅为第一度的数据，因此目前还很难得出2013年全年国际收支的规模究竟如何，但就201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规模有了增加的迹象，2005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额出现了逐年增长的趋势，由2005年的2274亿美元迅速增加到了2010年的5250亿美元，从2011年起，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有所减少，但是其规模依然保持在4000亿美元，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出现了急剧减少的情况，由2011年的4015亿美元，急剧减少到了1781亿美元，2012年比2011年减少了2234亿美元（详情见表1），那么，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的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国际收支中的哪一个项目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其巨大的变化呢？通过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变化加以诠释。

二、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分析

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达到了1570亿美元，其中有35.16%是依靠经常项目的顺差来实现的（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为552亿美元），64.84%是依靠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来实现的（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的资本与金额项目顺差为1018亿美元），纵观我国历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实现的途径，我们发现2006年至2008年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主要依靠的是经常项目的顺差来实现的，这三年中，经常项目对国际收支的贡献都在80%以上，2005年、2009年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旗鼓相当，经常项目占比多于资本与金融项目10个百分点左右，2010年、2011年和2013年资本与金融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远高于经常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资本与金融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率较经常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高出30个百分点，但是2012年却发生了自2005年以来的首次逆转，2012年全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均由经常项目实现，经常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高达109.43%，资本与金融项目却呈现为逆差168亿美元，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为负的9.43%（详情见表2），这样的国际收支结构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又一次的被改变，继续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的局面，而且是经常项目顺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小于资本与金融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这样的国际收支顺差的结构令人担忧。

从理论上来说，一国的国际收支应该表现为均衡，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国际收支总是以失衡而告终，但是各个国家都追求均衡的国际收支，为此，采取结构失衡但是总量均衡的措施，实现的途径大体有两种最优的选择，一种是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搭配，一种是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搭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希望通过出口创汇，因此较多选择第一种即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搭配，而发达国家出于充分占有有限资源的考虑往往选择第二种搭配即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搭配，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规模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其结构依然不是最优的搭配，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三、我国国际收支特征分析

我国国际收支最明显的特征是国际收支中的两大项目――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共同实现双顺差，这样的局面仅在2012年有所改变，但是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又重新回到了长期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最为关键的是，2013年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552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659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73亿美元，收益顺差185亿美元，经常转移逆差20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高达1018亿美元（含错误与遗漏），然而直接投资的规模仅为294亿美元，由此推算，在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1018亿美元中绝大部分的资本流入是依靠非直接投资引起的，要么是证券投资，要么是其他投资，要么是错误与遗漏，这三部分的规模就达到了724亿美元（由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没有公布更加详细的子项目数据，因此无法准确罗列具体子项目的数据），无论如何，国外资本以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错误与遗漏的方式流入我国的这724亿美元的资本相对直接投资都具有极不稳定的特点，其中证券投资和错误与遗漏中的国际游资随时等候市场动荡以获取高额利润，这部分资本是具有很大风险的，因此，2013年第一季度的国际收支结构不是非常健康的，应当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免出现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的发生。

纵观历次全球或区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都首先起因于国际游资的炒作与袭击，被袭击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往往是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而资本与金融项目呈现大量顺差，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的规模很大，这些资本往往聚集在被袭击国家的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国际游资的大量聚集推高了被袭击国家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形成巨大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巨大的泡沫形成后，国际投机家伺机袭击，大量卖出被袭击国家的股票和房地产，短期内形成了巨大资本迅速撤离被袭击国家的局面，带来的是被袭击国家的股市大跌、房价大跌，经济衰退、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一些列经济、金融危机。

四、完善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对策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理想的选择当然是经常项目保持顺差以获取有限的外汇资源，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只有依靠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加以弥补和平衡，因此，我国应该继续保持2013年第一季度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结构即坚持出口大于进口，或者在增加出口的同时，加大进口能源、贵金属及资源性产品，化解贸易货物过度顺差所造成的贸易摩擦，充分利用外汇资源，减少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资本与金融项目中应该加大中国对外投资的力度，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鼓励居民个人海外投资，让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规模减少，特别是要减少海外投资者在中国的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的规模，以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爆发。

与此同时，我国应当特别重视对外投资的发展与管理，主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加快集团化、国际化的进程，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和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竞争力。我国一些条件成熟的金融机构也应当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要求的前提下，顺应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证券市场国际化趋势，逐步发展海外金融机构，开拓海外金融证券业务，积极尝试与国际著名金融投资机构合资共同发展海外金融证券业务，为我国的企业和个人到海外投资提供优质的服务，让我们的投资者投资有收益而不是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金融机构加大海外投资的技术水平，帮助我国的企业和个人合理的规避金融投资、企业投资的国际金融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有更多的企业、个人愿意加大对海外投资的规模，真真实现我们的资本“走出去”有收益、无风险的最佳投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鼓励资本流出，使我国经济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均衡发展，实现国际收支结构的优化与改善。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2]高士亮.对我国国际收支失衡于政策调节的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3）.

[3]郑宝银.国际收支双顺差下的经济政策选择与调整[J].国际贸易问题，2006（12）.

[4]舒芳.论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极其对策[J].中国商界，2009（7）.

[5]孟亮.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之根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4）.

篇（8）

中图分类号：F5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3-0027-03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发展过快而引发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交通安全等问题日益显现。而铁路产业的优势由此凸显，各国政府加大了对铁路产业的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国内和国际铁路市场都出现了大力发展的态势。

关于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国内外学者都做了相关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侧重定性研究。比如，Lalive和Schumtzler（2008）认为，在具有完全竞争的竞标模式下的市场采购带来的效率将高于传统的模式，从而有利于提高铁路运输设备的竞争能力； Fumitoshi Mizutani和Hideo Kozumi（2009）通过对日本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日本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与日本所指定的标准化制造高度相关。国内学者对于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研究较少。郑昌泓（2007）实证研究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且对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战略体系进行了阐述；杨亚琴和李红昌（2010）采用SWOT方法对我国高铁内外环境分析，并得出结论：研发投入对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影响最大。

二、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贸易新特点

（一）铁路运输设备进出口总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UNcomtrade数据，1995―2014的20年间中国铁路运输设备进出口总额从2.55亿美元升至54.5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从1.91亿美元上升至16.6亿美元，年均增幅11.4%；出口总额从0.64亿美元攀升至37.9亿美元，年均上涨22.6%。 2010年以后，受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回暖的带动，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全面上扬，2012年创下新高，出口总额达到44.94亿美元，同比增长51%。

（二）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我国铁路运输设备的主要贸易伙伴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包括东盟、阿根廷等国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合计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1.6%。2014年，我国对东盟出口铁路设备38.4亿元，同比增长1.2倍；对阿根廷出口34.5亿元，同比增长45.9%。此外，我国对巴西、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的铁路运输设备出口出现倍增。

（三）铁路运输设备产品出口结构更加优化

随着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进出口规模的扩大，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技术日益成熟，出口产品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根据海关编码（HS REV.2002）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3），从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品类来看，铁道及电车道机车、车辆为主要出口品种。

三、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中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都拥有国际知名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且上述八国也是铁路运输设备贸易大国，故由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特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就1995―2014年中国与世界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大国的相关数据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IMS）、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相似性指标测算，将20年来中国与世界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大国进行指标对比分析，观察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竞争力变化情况。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IMS）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某一产品的出口额占世界该类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指数，但通常可以更直观地反映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竞争地位变化情况，也是在国际上对产品进行竞争力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其计算公式为：

IMSm=Xm/Wm

式中，IMSm――某国m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Xm―某国m产品的出口额；

Wm―世界贸易中，m产品的出口总额。

该指标是一个份额比例，它指的是某国某产品的出口额与世界市场上该产品出口总额之比。

图1 中、法、德、日、西、意、加、美铁路运输设备IMS指标（1995―2014）

数据来源：根据COMTRADE数据计算

由图1可以看出，20年来中国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国际市场占有率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由最开始的0.9%上升至2012年峰值13.3%。而法国、加拿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是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西班牙国际市场占有率并不高，近年来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日本的国际占有率一直平稳落在2%―5%区间。德国市场占有率一直是最高的，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其市场占有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崛起。

（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

1965年，经济学家巴拉萨（美国）提出了一种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进行量化的方法，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法。该指数是指一国某商品出口额占其国内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在世界贸易中该类商品出口额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比重的比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RCAm=（xm/x）/（Xm/X）

式中，RCAm―某国出口产品m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Xm―该国m产品的出口额；

x―该国出口商品总额；

Xm―世界贸易中m产品的出口额；

X―世界贸易中，出口商品总额。

通常来说，若RCAm>2.5，则说明该国的m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若1.25

初时，中国的RCA指标仅为0.3；近年来，中国的铁路运输设备RCA指数已经接近1，在2012年RCA指数达到了1.18，表明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在出口时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未来可以预见RCA值将进一步增加，显示我国在铁路运输设备贸易上将更具竞争优势。

德国、意大利的RCA指标大于1.25，说明德国和意大利在铁路运输设备贸易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西班牙近20年铁路运输设备制造RCA指标皆大于1.25，说明其铁路运输设备贸易有极强的比较优势。此外，日本和法国的铁路运输设备RCA指标都近乎小于1，说明日本和法国在铁路运输设备贸易仅有弱的比较优势。加拿大的铁路运输设备RCA指标则是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显示其竞争力正不断减弱。

（三）贸易相似性测算（Trade similarity）

通过借用Bray――Curtis （BC） 指数，并基于“距离”来度量相似性（S）：

其中X 代表出口份额，j 代表部门，t 代表基年（ = 1995） ，k =0，1，2，…，19。

BC 是一个有界度量指标（0 ≤BC ≤1） ，适用于非对称分布，对子部门分类的敏感程度也较低（Tajoli and De Benedictis，2006）。

图2给出了由相似性指标S反映的中、法、德、日、西、意、加、美等国铁路运输设备贸易结构相对于基期的变化情况。第一，中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四国的S值明显下降，表示此四国近年的出口结构不同于1995年，即出口结构在过去20年中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二，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四国的S值在近20年间下降幅度并不大，未超过0.5，说明其在近20年间铁路运输设备出口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第三，有关中国的S曲线在2003年后变得比以前陡峭得多，下降幅度也变得很大，说明中国在经历了铁道部门改制加入WTO后，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贸易结构的变化速度和专业化分工程度大大提高了。

四、结论

（一）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发展迅速

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近年来发展迅速，出口额快速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逐渐扩大；同时，铁路运输设备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在与其他几个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大国的竞争力指标比较中，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国际竞争力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

（二）合并后的中国中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

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合并后的中国中车，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两家公司通过合并后研发、市场等资源的共享，重复投资将得到避免，从而有利于成本的控制和利润的改善，也将有效地避免两家公司相互压价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中国中车将加大海外市场开拓，有利于做大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总量，带动包括零部件行业在内的整个行业的发展。

（三）应重点发展和支持高铁产业

目前，我国重点发展和支持高铁产业。以中国中车为代表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营业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高铁及其零部件的销售。因为欧洲企业的建造成本远远高于中国和日本，能够进行高铁份额大战的就只有中国和日本。近两年来，国际上的高铁订单也正是主要由中日在进行竞争。然而政治风险、标准壁垒以及自身专利问题则是中国高铁出口必须面对的三道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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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亚琴，李红昌.高速铁路对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竞争力影响研究[J].中国外资，2010，（2）.

篇（9）

美国农业立法是各个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在年度法案(bill)获得通过成为正式立法(act)之前，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和各个农场利益集团都要进行大量调研、游说活动，并进行政策辩论，提出有利于本集团的立法建议，最后付诸法律程序。作为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大国，农场经济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农场利益集团历来在农场立法程序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和国会中，农场利益集团都有大量的人，参众两院的农业委员会在农场法案上有绝对的发言权，对于通过农场法保护美国农场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尚在实施的美国《2002年农场法》(全称为《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The Farm SP-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将在2007年9月由新法替代，也就是2007年农场法。目前这项法案正在进行调研、听证和辩论。本文拟对影响2007年农场法案制定的主要因素，农场利益集团的不同立场，以及该立法的政治经济学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影响2007年农场法案制定的主要因素

一般认为，影响美国农场立法的政治因素主要是国会政党力量对比、农产品价格走势和当年财政预算约束。①农场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也对农场法的具体内容起着关键作用。目前，对美国2007年农场法案的直接影响主要来自农场经济形势发展、国会农业预算状况和WTO农业谈判进程。

《2002年农场法》实施以来，美国农场经济形势发展相对一直不错，其间农业支持政策发挥了重大作用，2004年牛奶和棉花补贴、2005年玉米和棉花补贴额度都很大，同时农产品出口强劲，其中2002年为533亿美元，2005年达624亿美元，只是2006年略有下降。②

从美国农场经济政策的运作上看，国会财政预算计划直接影响下年度农业支持力度，因为美国农业支持计划分属不同的功能性科目，年度预算确定后很难突破，除非拆东墙补西墙，或者由国会和总统额外增加支出。有些是强制性计划，如农产品价格支持计划和食品券计划，而农业研发与农业推广、农业信贷、农场销售服务和大多数农村发展计划则属于非强制性农场支持。2002年～2008年由农产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opera-tion)执行的农场补贴每年平均达到115．43亿美元。③

美国国会研究发现，影响当前农场支持政策的国外因素主要是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谈判结果，包括现有承诺、新一轮谈判进程和结局以及农产品贸易争端的解决结果。①美国的“黄箱”补贴上限为191亿美元，主要包括牛奶和白糖补贴、农产品销售贷款、贷款不足支付及其他和单位产量挂钩的直接支付，还有反周期补贴、农产品储备计划、作物保险和信贷利息补贴等。“黄箱”支持很大程度上和价格变动相关，一旦国内价格上涨，这个上限很容易突破，而国内支持规则的改变又影响到农产品支持政策的走向。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谈判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三个方面，如果新的农产品贸易规则不利于农场支持，则农场支持方向就会改变。目前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出现僵局，因而美国国内维持现行农场支持政策的呼声十分高涨。当农产品出口形势较好时，改变国内支持政策未必会有利于美国的谈判地位。2004年，世界贸易组织确定了未来新一轮农业谈判的基本框架，其中可能涉及到美国取消“出口强化计划”(EEP)或“牛奶出口激励计划”(DEIP)。在对待农产品贸易争端方面，巴西上诉美国棉花补贴获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所以，对美国来说，为了避免其他国家效仿巴西，在农业补贴方面最好的选择就是暂缓实施新农场支持计划。因此，农场利益集团纷纷表态，支持《2002年农业法》继续延期实施，延缓新的农场法出台。

美国农业立法决策中，从国内因素看，农场利益集团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主要的农场利益集团包括农业部、各种农场协会、各州赠地学院等，②而实际上国会也是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或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

2005年以来，美国农业部先后举行了52场2007年农场法立法论坛，其中农业部长亲自参加21场，③发表了5篇观点性文章，主要就水土保持、农村发展、能源与农村等三个问题阐述自己的认识。2006年9月美国农业部发表了《2007年农场法案主题论文：加强美国农业增长的基础》，探讨了国际农产品市场、美国农场主的竞争对策及国际农产品市场变化的因素等广为关注的问题。该报告的基本观点是，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必须保护农业，并一再强调主要关注4个问题：重视对科学和私营经济激励；强化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能力，最大程度发挥美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功效；投资科研和教育，解决病虫害问题和动物性疾病问题；向广大消费者提供准确的农产品消费信息。对于美国新一代农民就业，农业部提出从信贷投放、信贷担保、科研和教育方面帮助新农民，通过风险管理计划帮助新农民等。①这些成为美国政府制定2007年农场法的基调。

美国农场利益集团如农场主组织、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森林利益集团、教会组织等都在对新农场法发表看法。2006年7月27日，最大的农场利益集团“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简称AF-BF)宣布，②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谈判结果尚不明朗，并且《2002年农场法》有利于政府支持农场经济，所以呼吁支持延长该法一年。另一大农场利益集团“全国农场主联盟”(NFU)近期也要求美国国会延期实施《2002年农场法》一年，③它们认为这项立法比以前的立法进步明显，现在通过新的立法将会使美国农场经济面临更大挑战。而在2006年1月，农场利益集团“全国农场主组织”(NFO)曾宣布，支持现行农场法继续实施一年④。赠地大学⑤也纷纷参加新农场法草案或建设性意见的起草，如衣阿华州立大学、

马里兰大学等。当然对于延长《2002年农场法》也有不同意见，如衣阿华玉米种植者协会(ICGA)认为应改写旧农场法，纳入“收入保险计划”。⑥不论是否支持如期出台新农场法，提高农场支持或维持目前的支持政策是争论的焦点。

2006年以来，美国参院农业委员会进行了8场听证会，听取对2007年农场法的看法，①农业委员会主席钱布里斯(Saxby Chambliss)明确提出，2007年农场法必须包含“安全网”条款。②国会众院农业委员会也在2006年1月开始听证程序，主席古德雷特(Bob Goodlatte)指出，新农业法必须正视世界市场的机遇和挑战。③国会来自农业州的议员代表农场利益集团或本州，也在表达其期待。

由一家农场基金会组织的2007农场法调研报告④发现，“从所有的结果看，农场主把生物能源视作农场立法的基本目标，同时也视为一项新的或者进行资助替代的优先项目。”在学术界，衣阿华州立大学连续3年召开“生物技术产业展望大会”，研讨生物能源工业发展问题。在2006年5月发表的美国农场局联合会政策计划中，明确强调对生物能源的广泛议题的全面支持。⑤2006年9月，美国农场局联合会专门召开了全国生物能源专题研讨会制定游说国会的计划。

由此可见，美国农场利益集团对新农场法的关注涉及的主要议题是，农场收入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走向、水土保持计划政策和生物能源政策。农场信贷、农作物保险、畜产品销售、农业科研投入、农产品出口、农村发展等问题也是利益集团关注的重大问题，相信都继续会在新农场法中得到体现。但是，不同的声音仍然存在，如美国农业部在上述难题之外，更加关注农村发展问题，美国国会则需要充分在新农场法中代表其他非农场利益集团关心的问题，所以新农场法仍将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而由于这项立法的管理对象是美国农场业，因而主要的条款涉及农业补贴、水土保持和生物能源问题。

二　2007年农场法立法的政治经济学

最初美国制定农场立法是为了解决农产品过剩、农场经济萧条和农场收入下降难题，这是从大萧条时期开始的，主要调整农场主、农村金融机构、农作物保险机构、农场合作社等农场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参加法律制定的利益集团仅限于农场业。从《1933年农业调整法》开始，每隔一年或者数年颁布一个短期农场立法(也叫农产品立法)。随着农场经济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其他利益集团的介入，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农场法由主要涵盖农产品生产和水土保持等向综合立法转变。

(一)农场收入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

在《2002年农场法》的农场经济“安全网”政策中，享受“农产品计划”补贴的农产品达25种，补贴项目有“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无追索“营销救济贷款”和“贷款不足支付”等。农场“安全网”的目标是为特定农场主提供最低水平经济福利，同时提供风险保障。①以白糖和牛奶等农产品为例，通过限产和对糖的无追索贷款支持蔗糖价格和甜菜糖价格；通过提供购买保证支持牛奶及奶产品生产，一旦牛奶价格过低，政府即启动反周期补贴。在非市场价格支持手段之外，另有直接收入补贴，保证采购处理库存牛奶。《2002年农场法》实施后失去花生营销配额的农场主，还可以申请获得“赎买”支付。棉花补贴也由一种扩大到六种。因此，《2002年农场法》获得农场主的广泛支持。

反对农场支持政策者认为，高额补贴扭曲了农产品贸易，同时成为农场土地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限制了美国农产品竞争力，而且农业补贴越来越被少数大农场占有，显然不公正。支持补贴者认为，其他国家的补贴限制了美国农产品出口，而且国内补贴下降将导致农场土地贬值，从而降低了地方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能力，将直接影响农村地区发展。大农场利益集团则认为，大农场效率高，理应得到高补贴，政府不应鼓励低效率的小农场。美国国会农业专家沃马克(Jasper Womach)认为①，2007年农场法首先应当满足国内需求，其次，在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满足美国农产品贸易需求，同时还要满足财政预算要求。

2005年美国农场净收入832亿美元，其中补贴高达227亿美元，②补贴主要流向大农场，而大农场利益集团的游说力量相当大，决定着政治选票。于是，立法、政策执行部门都在探索解决农场补贴难题，如限制农业补贴、控制农产品供给和进口配额问题、进行绿色支付问题(CSP计划等)、赎买农产品计划，或者把农业补贴分解到州等。最近美国农业部还提出了建立“农场整体收益安全网”计划(Whole-farm Revenue Safety Net Program)．这是美国“农场收入安全网”的新发展，主要包括“收入稳定账户”和“农场整体收益保险”等措施。③如果新的农场法确定实施这项计划，将使美国农业补贴趋于长期化，并将影响到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农业谈判中提出农业补贴新方案。这项建议的提出与美国当前农场集约度不断提高及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谈判发展有关。据统计，当前美国农场资产的专用程度维持在75％～85％上下，越是大农场集约度越高，所以资产价格波动很大，影响到收入稳定。④此项建议还基于另一方面考虑，即以往美国农场计划以当前或以往农产品生产记录为基础进行支持，因扭曲了农产品价格而广受诟病，而且价格信号失真也误导生产。

美国农业部认为，建立“农场收入稳定账户”可以通过促使农场主在高收入年份增加储蓄、在低收入年份提取收入激励农场主管理风险。迄今共提出了三种农场收入稳定账户计划：(1)农牧场风险管理账户(FARRM)，允许农牧场主储蓄20％所得，并减免税收。储蓄进入生息账户，所得按年分配并纳税，农场主自行决定何时提取本金，政府在提取本金当年征税。每笔储蓄可存5年，实行先存先提原则。超过5年的储蓄不提取，将征收10％的罚金。该账户的资格要求是个人纳税户。农场主需在储蓄发生年份有未纳的联邦所得税才能减免税收。有资格参与该计划的农场主占37％，储蓄额约为35亿美元，预计减免税收9亿美元。

(2)反周期账户(CCAs)，把农场主的特种储蓄控制在限额内，农场主根据需要储蓄，账户资金按照商业利率计息。征税限制在农场主5年平均总收益调整后的2％以内，每年不得超过5000美元，提款条件是调整后的总收益低于前5年均值的90％。提取总额限于当前调整所得提高到5年平均所得的90％部分。

农场主要想参加该计划，其前5年的平均所得应达到5万美元，或者自己属于有限资源账户。约有25％的个人业主式农场主具有加入该账户计划的资格，平均每个账户储蓄得到2100美元补贴。农场合伙人和小企业合

伙人也有资格参加，他们的储蓄总额可达3.62亿美元，在该账户中符合纳税要求的存款会超过32亿美元，政策成本达16亿美元。

(3)个人风险管理账户(IRMAs)，通过对农场主提供包括税收减免和政府征税上限激励，促使农场主储蓄，农场主只要有收入即可参加计划。农场主储蓄实行税前抵扣，储蓄和利息收入只在提取时才征税。提款条件是收入低于前3年平均收入的80％，提取总额为当前调整的所得总额提高到3年平均总收益的80％部分。所有单个账户规模平均约为1000美元，符合要求的储蓄有27亿美元，总余额超过55亿美元。

上述三种账户计划旨在稳定农场经济，同时促进农场主投资。政府为此将减少数十亿美元的税收，但是这个补贴是隐性的，似乎并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议。

农作物产量与收入保险是《2002年农场法》农场安全网的又一项新的发展。收益保险计划最早开始于1996年，现在有人提出农场整体收益保险方案，把农场的经营所得合并保险。①目前政府开办的实验性农场收入保险有两种，即总收益调整保险(AGR)和小型总收益调整保险(AGR-Lite)，两种保险方案都是按照农场整体收益保险的原则实施的，作者预计未来美国农场收入保险的基本方向大致如此。

统计显示，参加总收益调整保险和小型总收益调整保险计划能够抵消调整农场总收入下降。农场主按照前5年农场平均所得记录，可选择65％、75％或85％水平投保，一旦收入下降到投保值以下，即获得赔偿，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等于实际收益和投保值之差乘以投保水平。在已经开办的收入保险试验中，赔付率为75％和90％。两种保险试验均需要农场主提交年度农场规划，以便按照账户变动情况调整投保。两种方案的不足之处是无法全面建立农场整体保险，从承保对象看，是没有参加农产品产量和收益保险，包括多重风险产量保险、收入保障险、作物收益险和收入保障险的农场主，总收益调整保险不保约占农场收入35％的动物及动物性农产品，每个险种限赔650万美元；而小型总收益调整保险计划虽不限制动物投保，最高赔付额只有100万美元。由此可见，未来2007年农场法的补贴力度将高于《2002年农场法》。

(二)水土保持立法

相对于农产品价格支持立法，水土保持立法在美国农场业界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为期10年的农地休耕期到期后，这个问题更加引起关注，同时世界能源供给状况和近期美国乙醇汽油发展迅速，也为这个政策的延续添加了更多值得关注因素。首先，重视水土保持是1930年代以来美国农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农业调整法》含有这项内容，《1936年水土保持与国内配额法》及《1938年农业调整法》都把它作为政府的职责，《2002年农场法》水土保持部分政策条款，也是前几个农场法水土保持内容的延续，这部分内容最大而且增加最多。其次，目前美国水土保持立法已经和限制农产品生产、提高农场收入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支付使农场休养地力，改善环境，同时提高农产品价格，又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一举数得。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绿箱”承诺导致水土保持投入在农产品政策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第三，《2002年农场法》的水土保持规定在激励农业用地开展水土保持方面开了两个头，一是大幅度增加水土保持计划资助，二是通过“水土保持安全”计划(CSP)。美国国会研究报告①认为，农场利益集团将对新的水土保持立法条款包括资金分配、绿色支付、休耕土地面积和政策效果评价进行激烈辩论。可以预见，政府将分担越来越多农场主开展水土保持费用，而且通过绿色支付强化“水土保持安全”计划也是发展方向，这些对评价政策效果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土地休耕，由于现有土地休耕计划在2007年将届满，同时“水土保持保留计划”(CRP)合同也到期了，所以农场利益集团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如何延续。一些利益集团开始了减少休耕土地的游说活动，这些主要包括希望扩大乙醇产量和希望降低饲料价格的农产品用户，但是野生动物组织想法恰好相反，强烈反对恢复更多“水土保持保留计划”用地。无论如何，土地休耕带来的生态功效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功效实为一举两得，于是美国每年大约有10％(4000万英亩)的农用地休耕，而参加CRP计划的农地也用3500万英亩，后者占用了2005财年美国水土保持预算的40％，除此之外还有湿地保留计划和草地保留计划等。①美国农场主充分尝到了土地休耕政策的甜头。

(三)生物能源政策

能源对农业及农村发展关系重大。2006年，美国农业部发表《2007年农场法主题报告：能源与农业》，阐明农业部在这个有关美国农场经济转型的重大发展和政策问题上的看法。研究显示，20年来美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与政府推动关系很大，美国先后出台了《1978年能源税法》、《美国2004年创造就业法》、《2005年能源政策法》(EPACT)和《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CAA)。《农业部2000财年拨款法》在“水土保持保留计划”内实施农地生物收获试验计划和农产品信贷公司支持的“生物能源计划”，而《2000年农业风险保障法》中的《生物产品研发法》开始推动农业部和能源部在生物能源方面合作协调。《2002年农场法》第一次把能源问题纳入农业立法范畴，其中第九款制定了支持计划，资助购买生物产品以支持生物制造业，教育公众认识生物柴油的益处，资助具有资格的农牧场主及农村地区的小企业购买再生能源系统，并扩大3个、授权6项新的生物能源计划。从2000年12月到2006年3月，农产品信贷公司(CCC)的“生物能源计划”向生物能源制造商支付5．37亿美元，购买了25亿加仑乙醇和1.731亿加仑生物柴油。①美国生物能源用量的不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石油能源的紧张，减少了美国环保压力，同时为美国大量农场休耕土地重新投放提供了可能。

美国农业部提出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主要措施为：(1)扩大政府直接干预，措施包括提高“再生能源组合标准”(RPS，即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水平；把可在生能源的税收支持政策延期到2015年之后；只有在生物能源税收激励无效后才停止该政策；制定加速使用可再生能源设备折旧投资政策；建立用于建设高压传输设施、风能或太阳能发电、地热发电、煤田沼气开发等特种用地的贬值补贴；利用纳入“水土保持保留计划”用地加速生物种植和风能开发；重新启用农产品信贷公司的“生物能源计划”等措施。(2)扩大政府间接干预。通过全国性农业研发计划支持植物纤维制造乙醇；创新金融工程支持生物技术经济；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研发、实验和商用前期研究空档进行资助；推动生物经济教育和探索；提供农村发电和送电需求。②

美国国会研究报告③指出，对于生物能源的生产急需继续改进现有技

术，开发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美国现有农场能源生产还无法显著减少对石油产品的依赖，同时快速增长的生物能源需求似乎影响到食品、饲料和工业加工用的生物原料。国会农业政策专家亚克布西(Brent D．Yacobucci)④指出，由于美国各级政府的激励和强制政策，生物能源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是由于产能等问题，很可能会刺激降低关税进口乙醇。“国会将继续对乙醇燃料和环保成本收益问题保持兴趣，同时也会关注美国燃料市场的效果。”近期美国国会关注生物能源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1)重组汽油(RFG)氧化要求与甲基叔丁基醚(MTBE)添加剂退出问题；(2)可再生燃料标准；(3)混合燃料；(4)酒精燃料税收激励政策；(5)从加勒比海地区进口乙醇问题；(6)对使用双燃料车辆的经济支持问题。国会所体现的政策意图是，任何清洁能源或生物能源问题与现有能源的生产消费密切相关，即使讨论也应当共同进行。

美国各州也纷纷通过税收政策、刺激生产政策和生物能源消费政策，强制推动生物能源生产。例如，2004年明尼苏达州规定生物柴油销售必须达到2％，从而创造了1600万加仑的市场。现在美国各州最少有一个推动使用再生能源的计划。另一项推动来自“再生能源组合标准”(RPS)，强制发电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现在已经有华盛顿特区和其他20个州接受了“再生能源组合标准”。

如上所述，农场利益集团、美国农业部、国会及地方利益集团在美国能源问题上的政策思路差距很大，难于达成一致。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石油利益集团的政策行为和在2007年农场法案中的政策思路进行分析，但这个因素是无法回避的。

三 结　论

篇（10）

纺织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美欧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技术壁垒阻挠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阻碍了我国纺织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正常发挥。面对新的国际竞争形势，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纺织业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重新评价我国纺织产业在世界纺织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探寻提升我国纺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佳路径。

1.国际竞争力含义与SWOT分析法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各国的竞争力相比较，其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世界各国对国际竞争力比较接受的权威解释是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对其的界定：“国际竞争力是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按宏微观层次的不同，国际竞争力又可分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运用SWOT法进行选择分析，就是将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因素（Strengths），弱点因素（Weaknesses）、机会因素（Opportunities）和威胁因素（Threats），通过调查罗列出来，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排列起来，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运用这种方法，有利于人们对组织所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有助于人们制定发展战略和计划，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计划或对策。

2.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2.1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优势分析

中国纺织行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着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按照波特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我国纺织行业。要素条件：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丰富而又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使我国的纺织行业通过低价竞争占领市场。需求因素：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纺织品属于日用消费品，全世界对于该类产品的需求量很大。相关产业：丰富的原材料资源。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棉花等纺织品的重要原料的生产都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战略结构和竞争：我国的纺织品出口企业大多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所以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可以大规模占领市场。

2.2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劣势分析

中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劣势包括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竞争力系统、产品附加值、品牌、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人才、科研、营销方面等几个方面。

（1）竞争力系数：由于中国入世，使纺织品进口限制措施大幅度降低，进口的迅猛增加不可避免，中国的竞争力系数也将有所下降，削弱了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2）国际市场占有率：随着配额的逐步取消，原先配额保护下的中国纺织品出口并不一定在竞争中取得较大优势，也并不一定能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因而使此项国际竞争力优势可能有所下降。（3）劳动力成本：近来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与周边纺织品出口国家及各发展中出口国劳动力成本增长不快的情况相比，中国在此方面的优势不再明显。（4）品牌：与世界名牌相比，中国缺乏名牌、出口档次低、创汇效益差的劣势显露无疑。（5）产品附加值：中国纺织品历来是以低价出口占据国际市场的，虽然出口量很大，但产品的附加值明显较低。（6）人才、技术、科研、营销：中国在生产人才、营销人才和技术人才方面显然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和营销的渠道方面更是相差千里，使中国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上劣势明显，后劲疲乏。（7）企业规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己经有一大批规模巨大、实力雄厚、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超大型纺织品跨国公司，形成国际市场上一种垄断力量。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8）我国纺织企业核心优势的建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2.3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机会因素分析

（1）贸易自由化方面：废除《多种纤维协定》的有效执行和纺织品配额的全面取消，使得我国“长期受配额影响最大的国家”地位有了实质性改变。（2）国际合作方面：在劳动力资本负担不断上升的压力下，国外纺织企业纷纷到我国投资设厂，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纺织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纺织企业面临较大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加之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很多企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如柬埔寨、越南、土耳其等进行直接投资设厂。

2.4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威胁因素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随着纺织业内部技术革命的发展，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我国纺织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重重威胁。（1）成本上升：随着国内工资水平的上升以及国际劳工标准的使用，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逐渐被淡化。（2）竞争者崛起：根据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我国现有优势仍属于低层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来源于特殊的资源优势（较低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竞争者使用较低的成本也能够取得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发展规模经济等方面。（3）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制约：我国在“市场经济地位”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纺织业仍将面临来自在发达国家各种非关税壁垒、反倾销和区域性贸易联盟体制等多种贸易保护手段。（4）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生产过剩也易激化自相残杀的价格战，加速进口国向我国实施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全球纺织品贸易摩擦仍是世界纺织业的焦点，但已趋向开放的全球市场也势必吸引更多的中国纺织企业加强发展步伐，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产品附加值以抢占更大的国际市场。

3.提升我国纺织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在全球资源组合的大环境下，提高产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是产业全球化战略的根基。对于纺织业的发展，国家应逐步实现由贸易发展导向到国际竞争力导向的战略转变。

3.1产业集聚战略：我国纺织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布局分散，不利于发挥整体优势。为了使我国尽快实现从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转化，就必须大力发展产业集聚。因此，资源要素的集中或集聚是发展我国纺织产业的一条有效途径，有利于纺织产业做大做强。

3.2集团化战略：纺织企业在必要时刻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通过股份制改造，实行资产重组，形成企业集团，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使其真正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力量。

3.3市场导向和市场选择战略：世界纺织贸易已形成三大消费市场和三大制造中心的基本格局。三大消费市场是以美国、加拿大为中心的北美市场，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市场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市场。围绕三大消费市场分别形成了世界纺织的三大制造中心：一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东盟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二是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三是土耳其、中东欧和北非等国。纺织品的产销区域一体化越来越加强，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亚太“三分天下”的格局。

3.4核心竞争优势战略：确定先导产业是最重要的产业政策之一。有如下的产业选择战略可供选择：①以服装为龙头，带动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②以丝绸为特色，让中国丝绸走向世界。③以化纤为基础，为纺织全行业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