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的原因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化差异的原因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07-01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原因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物质基础不同

认为，“法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其最终决定因素是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相互联系的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和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于中西方所处的经济模式有诸多的不同，所以中西方法律文化也就有了差异。

1.中国的由农业主导的自然经济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农业是法律文化产生的社会生产实践条件。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人从属于自然，“靠天吃饭”，没有充分完成人与自然的分裂，而是天人合一。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又必然导致对群体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农业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身隶属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完成人与群体的分化。所以，就个体来讲，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主，依附性的活动关系又必然形成依附性的文化意识，拿中国来讲，在农业文明时期，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就始终左右着意识形态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提倡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完全泯灭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即人的自由本性。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传统的根源。而且，在农业文明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中，熟人社会往往靠伦理、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调整人们的日常行为，对于国家制定的维护君权统治的法律却没有亲近感，更无自觉的应用意识，不可能产生出信法、尚法和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2.西方的由工商主导的商品经济

相对古代中国的农业实践，西方国家在自然经济的怀抱中兴起了独立的工商城市。例如.在希腊.一些城邦首先创造了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城市文明。它们依托地中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靠发展工商业.颁布法律.管理行政等手段进行统治并初步形成了专门调整工商贸易关系如商业汇票、海商信贷、风险融资等方面的规则。这种悠久的商品经济传统，平等主体的权利型、契约型交往，孕育了现代法治的观念。西方的工业文明更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在社会关系上也日益独立自主，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人与群体的分化，工业文明的时代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时代，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释放了出来，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西方法治观念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

（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基础不同

1.中国“天道”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着独特的哲学思想基础，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天道’，它主要由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天或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法则；二是天或神的合乎道德的意志。天道，在古代哲学理主要指阴阳之道、五行之道、仁道。所以，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规律、道理就要顺从天道、体现天道、实践天道。而天地自然阴阳五行的根本涵义是伦常之道。自然的阴阳秩序、五行秩序实为亲亲尊尊、尊卑有等的秩序。董仲舒云：“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种人伦化的天道就产生了伦理化、等级化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和制度。

2.西方“人文”的哲学思想

西方人文精神是以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主流，包括后来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代民主精神。它是建立在反对宗教垄断和封建专制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对经院神学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神为本的基督精神，为“人的发现”“一切为了人”的现世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人文精神决不是依附和追随现实统治，为之辩护；而是以批判精神为武器对抗现实的黑暗统治。它积极关注世俗生活中的人的地位、尊严、权利，但作为精神追求，又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天性和潜能的理想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如自然原则、契约自由、分权制衡、民主政治等等”，后来西方兴起的法治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这种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由许多优秀的精神，其中始终贯彻的正义、自由、平等权利等法制因素，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专制、特权、宗法家族关相比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所尊重的分权制衡、主体意识、权利本位、罪刑法定等原则，也成为现代法治社会寻求的价值目标和大众普遍服从的法律意识，使西方法律文化更能为现代社会所需要，所认同。这也是中国法律文化中急需充实和修正的部分。

同时，中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也已有很多可继承利用的优良部分。比如：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体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日臻成熟的法律艺术；立足于社会总利益的“集体本为”；行为规范的多元素综合结构等。

总之，要提倡兼收并蓄的态度，既在传统文化理搜寻精华，从理解国情里发现规律，从西方成果里汇总经验，从移植中缩短距离。利用本土丰富的法律文化资源，兼容世界一切法律优秀文化成果一定能促进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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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文化产业贸易形势

伴随着知识时代的来临，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形式，与一国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已经意识到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贸易的重要意义，并且近几年我国的文化产业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些年中国的文化产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文化部门的建设以及向产业转化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中国文化产业已经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特别是在核心文化产品方面，逆差现象十分严重。在世界文化市场的格局中，我国占比仅为4%，与文化贸易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相比我国刚刚起步的文化产品贸易出口，欧美日韩等国家早已纷纷占据了文化贸易市场的大半江山。

二、造成我国文化产业贸易逆差的原因

1.对本国传统文化认识不足

长久以来，在我国的传统认知中，知识文化与商业是分开的。“士农工商”、“学而优则仕”等观点洗礼了一代又一代人，却很少有人想到去卖文化，将文化与贸易结合起来。并且我国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保护力度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崇尚西方的现代文明生活，对传统文化却弃之如敝屣，也因此，我国传统文化被他国翻拍与借鉴，并作为他国文化产业输出。功夫和熊猫都是我国特产，却被美国巧妙组合在一起，拍成了电影销往世界获得了无限好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是中国的故事，却被日本改编成网络游戏和动漫，再销往中国。这足以说明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但再构造和创新的能力差，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

2.国际文化标准和“文化折扣”的存在

当今的国际文化市场已进入垄断竞争时代，跨国性文化传媒公司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据着垄断地位，逐步将其文化产品和经营和管理的标准树立为国际性的文化企业标准。

由于观众对于影视产品的价值观、历史、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缺乏了解，难以认同，就会降低作品的吸引力，产生“文化折扣”。由于文化折扣的原因，外国特别是欧美消费者对中国目前的文化产品和企业标准并不理解和认同，在接受中国文化时感到非常困难。我国文化产品特别是影视产品中的意识形态性与民族性的东西过多，从而成为了我国严重障碍，且汉语的适用范围多限于亚洲国家，普及的国家与地区较少，也对文化产品的交流产生阻碍。 而语言来说，英语在全世界的通用以及在中国的普及更是为欧美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减少了又一道障碍。

3.营销与推广工作不到位

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发达国家在文化商业的运作过程中高度重视营销。以美国为例，其影视大片的生产和推销成本一般为7800万美元，其中专门用于市场推销的资金高达2500万美元；我国进口片的宣传费用一般占总投资额的10%至30%甚至50%。而与之相比，我们往往在影片制作、演员片酬方面不惜成本，但在宣传方面却非常吝啬有时甚至连稍好一点的宣传片、剧照等都提供不出来。

4.没有充分了解市场需求

缺乏市场营销观念，使我国的文化企业往往没有做好国际市场调查，没有充分考虑市场需要，而只是根据自己的理念创作文化作品，忽略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决定生产某一产品之前要先考虑目标市场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多少，怎样将产品销售往尽可能多的地方，若只是根据自己的理念创作影视产品，难免导致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而致使需求不足。

5.行业协会和人才的缺乏

在国外，专业的行业协会很多，这些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行业规则，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进行行业统计。此外，拥有较为完善的经纪人制度，签约都由经纪人出面。这些经纪人对于激活、培育并规范文化艺术市场，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我国，人们对中介公司存有偏见，中介组织发育迟缓，尤其缺乏能够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进行创造、生产、推销的企业或中介机构。我国具有市场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文化人才匮乏，具有市场运作能力、洞悉文化产品消费心理的专业经营人才匮乏，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文化产业的生产、管理与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无法真正引导文化产业的进步与发展，也无法带领整个行业走出困境。

6.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较晚，起步慢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之前一直引进欧美电影和书籍。日本动漫和韩国影视，造成严重文化逆差，并且对我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贴上标签的外国文化深深根植，传输了发达国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品位和生活，更造成了今日文化产业发展的窘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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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8-114-2

传统民间工艺既是个体行为亦是社会现象。民间工艺的发达得益于劳动者个人心理特征。相较于西方文化沉醉于极度肉体感性生命而强于极限体育活动，抑或沉醉于极度精神理性而长于系统科学构建，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游走在感性与理性两极之间寻求“阴阳平衡”。知足常乐的感性诉求和经世致用的精神理性导致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重实践而轻思辨，所以古代有精确测算的圆周率却无法构建思辨见长的几何学理论体系。相反地，正因此恰恰成就了中国文化中发达的艺术与工艺分支。在理性与感融地带，中国古人“艺术地”思维并活动着，修身养性的琴棋书画对立于艰涩玄虚的逻辑、数学，因此中国古代科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工艺化”了，比如传统“四大发明”的工艺性稀释了深刻的科学性。民间工艺是文化的又是历史的，其发展动因体现出自然属性与社会历史的双重性。

一、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的调查研究

早在远古时代，山东淄博一带就出现了东夷海岱文化以及后来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齐文化。在秦早期，齐国盛世时，其疆域极为广阔，它“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将山东省东部沿海以及黄河下游全部囊括在内。太公初封于齐国“以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民辐辏。”另有记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可以看出，齐国初期它的自然条件是非常恶劣的，阻碍着农业发展。统治者才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因地制宜的发展渔业、盐业及纺织业等，发展工、农、商业，增加人口，壮大国力。淄博处在山东中部，却仍然可以称得上四方辐凑，交通上，它不但与山东全境相通，而且还连接着华北各地，也与河南、江苏、安徽等省相连接。交通极为便利。这样的便利使它在信息、技术、人才、原材料、产品的流通上获得了极大优势。

二、对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历史社会原因的调查研究

伴随文明程度的提高，统治阶级领下的经济、政治、宗教、风俗文化等成为自然地理因素之外又一类影响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历史社会原因。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1.经济政策的鼓励

经济政策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经济衰退时的复苏型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型政策，经济退步时鼓励型的政策和引导经济转型的导向型政策。

太公初封于营丘，为壮大“地泻卤，人民寡”，“方不足百里”的齐国提出 “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桓公时管仲为相延续“抟本肇末，通商惠工”的政策，提高“四民”之“工”者地位，借助“工商食官”之名以稳固的政府采购举措刺激手工业的发展。

2、工匠制度和劳动关系的制约

先秦及秦汉时期，手工业的经营模式以官营为主，兼有贵族经营、乡绅私营和家庭手工作坊几种，并延续至明清，各个朝代工匠制度和劳动关系必然影响到民间工艺状况。

3、 繁荣商业的刺激

在我国，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战国时期，百姓“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不能交换手工制品，只能自用。春秋时期，“百工居肆，已成其事”， “凡建国，佐后列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 “肆”就是市场，也就是说可以流通。

（二）社会方面的主要原因

1.明初大移民导致异地文化传播与融合

许多不是本地的民间工艺就有可能伴随移民而来到这里。如淄博琉璃工艺。《博山孙氏族谱》：“吾族原籍枣强，洪武三年，祖克让迁居州府南一隅，后又迁居笼水（即今博山之孝妇河）……应内宫监青，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可见著名的孙氏琉璃世家来自于山西。

2、社会风尚引导民间工艺潮流

民间工艺既是同时代主流社会风尚的产物亦是其客观表现和铭记。历朝历代自有其标志性时尚，观淄博民间工艺发展史仅以春秋战国及民国初期作为典型。

“各门艺术都或多或少的是民族性的，与某一民族的天生自然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民间工艺成为最具民族性的民间艺术，这从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对于本土自然地理条件的直接相关性便可见一斑。然民族特性也绝非一成不变的静态趋势，在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不断推进中，民间工艺的审美意识亦在相互影响中渗透、融合，比如移民对于民间工艺文化的传播与整合。

传统民间工艺，他们是相同时代下主流社会风尚的产物，也是客观现实表现的铭记。历朝历代自有其标志性时尚，观淄博民间工艺发展史，以春秋战国及民国初期作为典型。

参考文献：

[1]（清）魏源.・序言[M].长沙：岳麓书社，2011.

[2]山东省长公署.山东第一次物品展览会审报告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3]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主编.中国实业志之山东志[M].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34，12.

[4]（民国）林修竹.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M].济南：山东省长公署科，191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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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本文系赣南医学院校级科研课题理论成果，课题编号YB201336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05-01

一、研究背景

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不同的层面。跨文化敏感度（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也就是了解、欣赏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陈国明（2009）认为，跨文化敏感贯穿于跨文化交际的整个过程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能够投射与接收正面的情感反应，它可以把当事人带到认可与接收文化差异的境地。Hart & Burks （1972）认为具有跨文化敏感度的人应该对意见交换心存感激，能够容忍他人的刻意征询。Bennet （1981）认为跨文化敏感度是交际者从我族中心阶段向我族相对阶段的转化，指出体验到差异是交际中值得愉悦的一部分。

贾玉新（1997）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包括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交际方略能力系统。在情感能力系统中，移情是个很重要的能力，指设身处地以别人的文化准则为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别人行为的能力。文秋芳（1999）认为，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育的模式除了包括交际能力以外，增加了跨文化能力，包括三个部分：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层级关系，发展跨文化能力必须从底层到高层，循序渐进。要从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层度开始，使他们对文化差异有一种敏感性；进而端正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态度，使他们能够理解并尊重对方的文化；最后再训练他们处理文化差异的技能与技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对赣南医学院2013级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进行测量和分析，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89份。本研究采取陈国明和斯特罗斯塔的ISS量表，运用SPSS 17.0 对被试的跨文化敏感度情况进行分析量化。量表一共包含24个问题，集中反映被试的跨文化敏感水平。问卷中涵盖了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5个变量。被试需在数字1-5中选择：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不确定，4代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数据分析前对9个反向计分项目进行了数据转换，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跨文化敏感度及其五个因素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如下：

跨文化敏感度测试结果

上表显示：大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标准差为0.27689平均值为3.6152，大于3。根据问卷设计，分数越高，说明被试的跨文化敏感度越高，区分高低的临界值是3分，代表“不确定”。可见，整体而言，大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持相对积极的态度，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敏感度，但还不太理想。其中文化差异感（M=4.0358）和交际参与度（M=3.8566）最强，交际专注度（M=3.5318）不强，交际愉悦感（M=3.1598）和交际信心（M=2.8315）最弱，说明大学生能够尊重各种文化差异，愿意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但是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学生的观察力不够敏锐，不能自信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无法享受到跨文化交际中的乐趣。 差异认同感强，说明现在的网络普及，学生得以广泛接触国外文化，对各种文化差异并不陌生。交际参与度其次，说明学生乐于与外籍人士沟通，英语活动参与积极性高。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略弱，说明在交际过程中无法完全理解信息并及时回应，因此无法产生交流时的愉悦感。交际信心最弱，说明学生缺乏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

四、建议

1.加强深层次系统性的文化教学。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对引起文化现象造成文化差异的深层原因涉及较少，如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和信仰等，因此，导致了学生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现象不理解，也间接导致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愉悦感和专注度不够。

2.建立多样的文化交际形式。学校和教师鼓励学生多看外国电影、阅读外国小说和期刊杂志、听英语歌曲，参加英语相关的活动，增加学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机会，增强其跨文化交际信心。

3.加强本族文化的教学。在实际的教学中，本族语文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课堂上涉及到本土文化的内容非常有限。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的教材和相应的教学课时，另一方面由于教师自身的素质低下，无法真正承担起跨文化交际的培养任务。在英语教学中应增加本族语文化内容的教学，增强学生的本族文化“自豪感”。

参考文献：

[1]陈国明 跨文化交际学（第二版）【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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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文化差异研究正在引起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语言文化教育者的普遍关注。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文化差异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积极理解的态度，是培养不同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和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就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作简单的论述和比较。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1、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而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3、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主权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

4、科学观的异同

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5、中西方的道德观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6、法制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讲究克己复礼，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7、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异同

中国人内敛、自省，喜欢“每日三省吾身”，为的是合于先王之道，把修养身心看的很重，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西方人更热心于公益事业，把服务社会当成自己的职责。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1 、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2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三、结 语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东方思维负迁移的影响，进而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更有效，更顺畅。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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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谈判是一种对外经济贸易中普遍存在的跨国界活动，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很大程度上会涉及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和风俗习惯。因此，了解各国不同的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一、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特定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构成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行为。由于特定的历史和地域差异，世界各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传统和模式。由于中西方传统习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中西方文化表现出诸多差异。这种不同文化导致了商务谈判中的各种矛盾，因此，了解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人员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1.时间观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体现出不同的时间观念，例如在西方国家，时间观念很强，比较追求速度和效率，力争在谈判中速战速决。德国人在会谈时很注意对方是否准时，他们认为准时是一种基本礼貌，也是有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不按时守约，不仅浪费了双方的时间，也是缺乏诚信的行为。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西方人的价值观也正在被我国民众所接受。由于持有不同的时间观念，不同谈判人员的谈判风格和谈判方式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为了避免因时间观的差异所引起的冲突，要对各国的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样谈判双方才能顺利地谈判。

2.价值观的差异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立场和经历各不相同，美国人在谈判期间更愿意将他们的讨论集中在工作上，而不是集中在个人上；在拉丁美洲和中东，与谈判人员在会谈工作前，彼此熟识起来是很重要的。而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往往是体育文化活动、个人爱好、公司的历史等来联络私人感情，这对于进一步谈判也是很重要的。

3.礼仪的差异

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相互尊重的行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最常见的表现就是饭局和观光等活动，希望通过饭局和观光等活动来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而美国人则个性比较开朗，不拘小节。不同国家礼仪的差异对商务谈判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了解各国的礼仪差异，可以更好地完成商务之间的谈判。

二、文化差异中不同的商务谈判风格

谈判风格，主要是指在谈判过程中，谈判人员所表现出来的言谈举止、处事方式以及习惯爱好等特点，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背景不同，谈判者具有不同的谈判风格，他们的这种不同风格也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特征。

1.在国际贸易中，美国人的谈判风格是很有影响力的

一方面，美国人属于性格较为外向的民族，在谈判中、言语上比较直接坦率。另一方面，美国谈判者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自信，他们善于直接向对方表露出真挚的感情，即使是刚结识不久，他们的表现也会很友好，让你在交流中倍感亲切。

2.美国与英国虽然都是讲英语的国家，但是却有着不同文化上的差异

英国人虽然很讲礼仪，善于交往，与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是先与谈判者保持距离，然后才会慢慢地接近。英国人在谈判时一般不急于求成，在价格或有关条款方面都可有商讨的余地，他们所谈判的焦点往往是谈判过程是否能够顺利地进行。

3.中国人在商务谈判中与美国和英国的谈判风格不同

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希望别国的谈判人员能够尊重本国的文化。另外，中国人善良好客，在与中国人进行商务谈判时，他们一般不会表现出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商务谈判。

三、商务谈判中文化差异的协调与沟通

跨文化的谈判首先表现在谈判的语言沟通中，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谈判者一般都会借助翻译人员来进行。一个好的翻译不仅要熟练掌握语言方面的技能，同时也要对对方的文化有着深厚的了解。当然，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语言沟通中，还体现在非语言的沟通中，通过手势和面部表情等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非语言沟通也存在不同的含义，比如，很多国家和地区，人们多以点头表示赞同和接受，以摇头表示反对和不同意；在北美，为了避免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人们总是小心谨慎，在指出别人的错误时，尽量做到得体而不得罪人。此外，西方人在与中国、日本等东亚的商人建立商务关系时，就非常注意东方人的文化，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主要特点是谈话存在着不明确性，比如中国人很不情愿在谈判中说“不”，担心说“不”会对商务关系造成伤害，由于这种不明确和间接的交流风格，使很多谈判都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四、如何对待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差异

国际商务谈判涉及面广首先要充分了解各国的文化差异，正确地对待文化的差异。谈判者也要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避免谈判中因文化差异的不同而引起的利益冲突。

克服沟通障碍是指谈判双方在进行商务谈判过程中所遇到的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理解障碍，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表达不明确而引起的。对于跨国谈判来说，在交流过程中沟通障碍是经常出现的。所以要了解各国的文化背景，克服沟通障碍，使谈判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掌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务谈判技巧，由于他们彼此存在着文化差异，所以必须充分了解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谈判人员的文化环境及其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促使谈判最后取得成功。

作为一名商务谈判人员，必须具备广泛的世界文化背景知识，充分了解不同国家、地区间存在的差异。在跨文化谈判中，除了基础的谈判技巧以外，理解文化差异并确定相应的谈判技巧是重要的。无论谈判双方有着怎样不同的背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两方的双赢，因此在谈判过程中不应该局限于如何缩小双方因文化差异而在理解上可能存在的误差或矛盾，而应考虑到不同文化的因素，从而提高谈判成功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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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2-05；C93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5-09

作者简介：张宁（1978-），女，山东单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理论与实践；李海（1970-），本文通讯作者，男，内蒙古杭锦后旗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组织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和人力资源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0BGL020；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JY049。 无论国内并购或跨国并购，文化差异都是并购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是并购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但处理不当则会成为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并购中对文化差异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也有少数研究聚焦于其它文化层次，如职业、职能、行业文化差异。然而，研究者对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中文化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常常得出混合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Cartwright，2006）。本文系统梳理了现有的文献，就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即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的过程如何，在哪些情境下这些影响会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和一个研究框架。

一、国内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往往只涉及一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只有少数研究会涉及到其它文化层次，如职能文化的差异（Krishnan et al.，1997）。大多数研究认为，并购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对并购结果有负面影响：组织文化差异导致了并购中的冲突（Marks，1982）；文化差异与对对方极端的、负面的评价相关，与并购方成员和目标企业高管团队之间的焦虑和民族优越感相关（Sales & Mirvis，1984）；降低了被并购方员工的承诺与合作（Buono，Bowditch & Lewis，1985）；导致员工抵制进而影响并购协同实现（Larsson & Finkelstein，1999）；与财务绩效负相关（Chatterjee et al.，1992）；降低经理人员承诺及整合过程的效率（Weber，1996）；与目标企业高管团队的离职率正相关（Lubatkin et al.，1999）；限制了信息系统整合所带来的协同作用，负面影响了并购绩效（Weber & Pliskin 1996）；与员工抵制正相关，而员工抵制与并购后协同实现负相关（Larsson & Finkelstein，1999）。然而，Krishnan等（1997）对1986-1988年间完成的147个美国国内并购的研究发现，并购双方高管在职能背景上的差异与并购后的财务绩效正相关，与被并购方高管团队的离职率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职能文化的差异与并购绩效正相关。而Zollo（2003）的研究则表明，管理风格的不相似与累计超额回报正相关，而管理风格是组织文化的表现之一，即组织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带来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主要关注的层面是组织文化差异，多数研究的结论是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

总第437期

张 宁：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回顾与研究框架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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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研 究

2013/09 二、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因为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要面临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双重文化适应”（Barkema et al.，1996）。相应地，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也往往涉及到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Olie1990，1994；David & Singh，1994；Weber、Shenkar & Raveh，1996；Very et al.，1996；Very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Larsson & Risberg，1998），但也有一些研究只关注国家文化差异（Kogut & Singh，1988；Calri et al.，1994；Morosini et al.，1998 ； Lubatkin et al.，1998）。国家文化的差异常被称为“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文化距离”假设认为与跨文化接触相关的困难、成本和风险随着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文化差异的增加而增加（Hofstede，1980；Kogut & Singh，1988）。然而，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有时呈现为一个并购双方致力于克服的障碍，有时却是吸引并购企业的一个潜在的并购成功因素。

（一）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国家文化对并购影响的早期研究中，Olie（1990）认为，国家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组织成员的民族主义偏见。Kogut和Singh（1988）认为，由于整合一个已经存在的外国公司的管理体制的困难，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模式尤为重要，国家文化差异与一个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负相关。中国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国家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负相关的观点。阎大颖（2009）通过对2000-2007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研究，发现国家文化差异越小，并购后的绩效越好。孙俊（2007）分析了电信、家电、机械、能源四个领域中的22个大企业集团的跨国并购，结果显示，国家文化差异对绩效有负向影响。但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国家文化差异不一定对并购造成负面影响。例如，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分析了52家意大利和英国企业在1987-1992年间的跨国并购，结果表明国家文化距离越大并购绩效越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公司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这是由于接触到了不同的惯例，而这些惯例是嵌入在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文化中的。Calori等（1994）研究了英国、法国与美国公司之间的75个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的三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对并购后整合方式（正式的/非正式）选择的影响，结论是公司的控制形式影响了公司的并购绩效，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并购公司经理人员非正式的个人努力都与被并购方态度方面的绩效提高正相关。

（二）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最早同时关注到并购中的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学者是Olie（1990，1994），其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影响被整合程度所中介。David 和Singh（1994）又把职业文化加入到文化差异的范畴内，认为并购中文化风险来自两个公司间国家、组织和职业文化差异。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对比，来分析国家文化与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由于选择作为并购绩效的结果变量不同，且研究涉及到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之间的相互影响，或比较这两种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呈现出的结论比较复杂。

在一项文化适应压力对并购后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Very等（1996）以社会运动理论（social movements theory）和程序公平理论为基础，指出文化差异未必意味着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ve stress），它也可能带来文化适应吸引力（acculturative attraction），而国家文化差异对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要依赖于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具体的文化维度；文化适应压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一些文化问题在国内并购中比跨国并购中更严重，进行跨国并购时不仅要考虑国家文化差异还要考虑组织文化差异。这一有关文化差异的观点在Very等（1997）的研究中被进一步明确。该研究指出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之间没有绩效上的差异，有时国内并购比跨国并购更难，国家文化差异可以对并购绩效有正向影响。

另一些研究关注文化差异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Larsson 和Risberg（1998）的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大的跨国并购实现了最高水平的文化适应，并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其员工抵制程度低于组织文化差异大的国内并购。这可能是由于相比文化差异不受重视的国内并购，跨国并购有更强的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所导致，也可能是由于跨国并购有更高的结合潜能和实现这些潜能的整合程度。Weber，Shenkar和 Raveh（1996）对1985-1987年间52家被并购方为美国公司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内并购中，组织文化差异在并购后整合阶段产生了负面影响，它导致更低的高管承诺和双方的合作；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比组织文化差异更好地预测了压力和对并购的负面态度，而组织文化差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个关于国家文化差异与组织文化差异对被并购方高管离职率的影响的研究中，Krug 和 Hegarty（1997）对1986-1988年270家被国内和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被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离职率高于被国内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这是由于跨国的组织和个人差异大于国内公司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在跨国并购的研究中，总的来说研究结论不相一致：关注国家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并购所涉及的具体国家不同有关，而同时关注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以及对二者关系的中介过程和情境因素的关注不同。

三、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或过程

深入讨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研究只关注文化差异是否对并购绩效有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而倾向于把影响的过程或机制视作“黑箱”。然而，如果只关注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似乎意味着一桩并购成功与否在其进行并购时已然注定。现实中，并购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现象，而是一个不断展开和变化的过程，并购之后的公司管理行为、整合过程决定了并购的潜在价值的实现程度（Cyert & March，1963；Jemison & Sitkin，1986a，1986b）。一些研究者引入了一个文化过程即文化适应来解释绩效 （Nahavandi & Malekzadeh，1988； Larsson，1993； Very et al.，1996），认为成功的整合可以依赖于文化整合如何被管理而不是依赖于最初的文化相似性（Schweiger，2002）。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与“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这两个子过程的互动促进了并购价值的实现，偏重哪个过程都可能给并购绩效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Birkinshaw等，2000）。此外，并购方选择不同的整合策略，会导致并购双方不同程度的接触，进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即整合策略中介了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关系（Teerikangas & Very，2006）。

由上述可知，并购绩效并不完全由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来决定，并购之后的组织整合过程也会影响并购绩效，如果忽略不同组织在这些动态性因素方面的差异，就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目前，大多研究没有深入探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过程，少数关注这一影响过程的研究，往往也只聚焦于人员整合过程，忽视了对任务整合过程的研究，更少关注上述两个过程的互动。

四、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关系的情境因素

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相关度和整合水平（Datta，1991；Larsson & Lubatkin，2001），权力和规模的差异（Larsson & Finkelstein，1999；Schoenberg，1996），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Haspeslagh & Jemison，1991；Hambrick & Cannella，1993；Very et al.，1997），接管的方式（Hambrick & Cannella，1993；Stahl et al.，2003），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Finkelstein & Haleblian，2002；Singh & Zollo，2004），行业类型（Weber，1996），并购发生的时间（Walsh，1989；Krug & Hegarty，1997；Weber，1996；Very et al.，1997；lubatkin et al.，1999），多元文化宽容度（Cartwright & Cooper，1993）。这些是相对静态和结构性的变量，它们既可能调节文化差异与整合过程的关系，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整合过程或并购绩效，在研究中应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相对于这些静态和结构性变量，那些更具有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境变量则只被少数学者所关注。David和Singh（1993）指出在并购过程中，组织可以学习、管理甚至操纵文化差异。在一项纵向现场实验研究中，Schweiger 和 Goulet（2005）比较了并购后的整合中，组织对文化差异的管理和干预，即深层文化学习干预（Deep-level cultur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浅层文化学习干预（surface-lever culture learning）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对有益于并购绩效的员工感知和态度方面的影响，发现深层文化学习干预导致了比浅层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更积极的结果。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中关注的情境因素大多是静态的、结构性的，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更具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景变量，即组织学习、管理文化差异的主动行为，关注这些变量对于组织的并购实践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

五、研究展望

由上述可知，无论在国内并购还是跨国并购中，关于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都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简洁明了的研究结论，其中的一些研究呈现出的结果尤为混乱。为了尽可能厘清、明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不同层次文化差异之间的互动。文化包括很多层次：国家、组织、地域、行业、职能和职业文化。跨国并购中双方会面临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数只聚焦于一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或组织文化差异），少数研究聚焦于两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个别研究关注到其它层次的文化差异（如在职业、职能或行业文化上的差异）。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研究无法简单地进行比较。此外，并购面临的不同层次的文化以动态的方式相关、相互连通，这导致了研究的混乱：一方面，同时关注多个层次文化的研究中，对于哪些方面分别属于哪些文化领域有些混乱；另一方面，很难去掉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连接而分别研究它们（Teerikangas & Very，2006），相应地很难把它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截然分开；此外，不同层次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动态性，也增加了衡量它们的难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例如涉及到跨国并购的研究，至少应关注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此外，不能孤立地研究不同层次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要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互动。当然，这样做在具体的研究设计和操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2.关注文化差异的测量问题。首先，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国家/组织文化差异常作化为不同的衡量方式。其中，国家文化差异或者以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来衡量（Morosini et al.，1998；Barkema et al.，1996；Datta & Puia，1995；Markides & Oyon，1998；Krug & Nigh，1998；Weber et al.，1996；Kogut & Singh，1988），或者仅用跨国并购对比国内并购表明存在国家文化差异，并不关注差异的具体大小（Lubatkin et al.，1998；Krug & Hegarty，1997、2001；Larsson & Lubatkin，2001）；而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通常使用自我汇报的方式，如管理风格相似性（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Larsson & Finkelstein，1999；Weber et al.，1996；Weber，1996；Lubatkin et al.，1999；Zollo，2002），文化适应压力或文化相容性（Very et al.，1996、1997），高管团队的互补性（Krishnan et al.，1997）。文化差异衡量方法的复杂性使不同研究之间很难进行比较。其次，测量方式的信度与效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其理由是：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是由其感知而不是“实际”或“客观”的环境决定的（Rentch，1990）；即使间隔10年调查态度和行为的数据，其准确性也不会降低（Gutek，1978；Pettigrew，1979）。一些研究也发现这种方法具有高的信度和效度（Chatterjee et al.，1992；Weber，1995）。然而，回顾性数据的使用会影响研究的内部效度，导致二次感知偏差（percept-percept bias） （Stahl & Voigt，2004）。此外，有研究者认为，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只抓住了调查那一刻对文化的“感知”，忽视了这种“感知”会随着并购整合的进展发生变化（Teerikangas & Very，2006）。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在并购发生前调查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后的数据作比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谈判最终都会导致并购，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还会有一些企业退出，获取这样的大样本数据非常困难、且花费很高，所以，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截面研究，这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论。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国家文化差异的测量大多采用了Hofstede（1980）的国家文化分数，虽然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是一种较客观的外部数据，但它的数据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集的，尽管Hofstede（2010）认为国家文化可被视为“既定事实”，“像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或气候一样稳固”，但基于几十年前的数据预测现有的结果变量，其有效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由此，未来研究对文化的测量除采取主观方法测量组织文化差异外，应采用客观的外部数据测量国家文化差异，并采取更新的国家文化分数以适应目前的研究。

3.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现有研究对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多种多样，有高管离职率（Krishnan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 Krug & Nigh，1998；Lubatkin et al.，1999；Krug & Hegarty，2001；Schoenberg，2003）、文化适应程度（Larsson & Lubatkin，2001）、员工抵制（Larsson & Finkelstein，1999）、整合过程效率、高管承诺、合作、压力（Weber et al.，1996；Weber，1996）、财务绩效（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Krishnan et al.，1997；Larsson & Finkelstein，1999；Lubatkin et al.，1998；Morosini et al.，1998；Schoenberg，2003； Very et al.，1996、1997；Weber，1996）等。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可划分为股票市场绩效，财务绩效以及社会文化整合绩效（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outcomes）（Stahl & Voigt，2004）。这三类衡量方法各有特点：股票市场绩效反映了投资方对并购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的评估，往往用“超常收益”（abnormal returns）来衡量；财务绩效衡量了相对长期的并购绩效，往往以“资产回报率的提高”或“销售增长”等财务指标来衡量；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衡量了并购所引起的员工和经理人员社会文化水平上的冲突和压力的程度，往往以“员工抵制”、“文化适应压力”、“自愿离职率”、“高管承诺”等来衡量，这类衡量方法不同于前两类指标，属于非财务方法。财务类指标和非财务类指标抓住了并购过程的不同方面，并且其衡量的时间、所依据信息的来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也常常大不相同，选择不同的衡量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Stahl 和 Voigt（200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与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负相关，与并购后财务绩效不相关，与并购方股东的非正常回报正相关。由于现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一类指标来测量并购绩效，单一的绩效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并购绩效，限制了对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的更清晰的认识，未来的研究应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

4.对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应采取动态的、过程的研究视角，以揭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现有研究大多将并购后的整合视作一次性的策略选择，而忽视了整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整合策略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这一研究倾向与现有研究中并购双方的特征有关。现有研究中，并购方主要为发达国家企业，目标企业或者同为发达国家企业，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较少存在针对并购企业的心理优势。并购方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整合策略，并且自始至终一以贯之。但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成为并购方，而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为目标方时，后者往往存在针对前者的心理优势，抗拒来自被认为劣势一方的文化整合。此时，不论并购方的终极整合策略和目标是什么，在开始阶段的策略可能最好以安抚或妥协为主， 保留目标企业的原有文化，择机再以自己的文化去影响、渗透对方。已有研究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如 Kale，Singh 和 Raman（2009）在比较新兴市场企业与传统跨国并购的差异时指出， 前者整合速度是“渐进式”的。在实践中，中国企业联想的做法值得借鉴。联想的整合是分步进行、循序渐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后，才进行下一步的整合。例如其业务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联想国际、联想中国并行阶段，而文化整合也经历了联想和IBM两种文化并行以及引入戴尔后的三种文化并行的冲突与融合期，直到形成一种全新的国际化文化。由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要面对所谓的“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的问题，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问题，相应地，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采用动态的、过程的视角，揭示新兴市场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这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并购的过程和组织维度，方法上则要求更多地采用纵向研究和扎根理论。

六、研究框架的提出

综上所述，未来的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研究应该（1）考虑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文化差异的互动；（2）在结果变量的测量上，综合使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衡量并购绩效，以更全面地衡量并购绩效；（3）揭示文化差异究竟如何影响并购绩效，以及其他因素怎样影响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由于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并购实践，深入探讨这一过程，对于面临“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问题的新兴市场跨国并购尤为重要。

本文认为：（1）尽管文化差异会给并购绩效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其大小并不能直接决定并购绩效的好坏，整合成功与否才是并购绩效好坏的关键。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现有文化差异方面的文献往往仅关注人员整合过程，而忽视任务整合过程。本文认为，任务整合是整合过程中“硬”的、相对“有形”的过程，人员整合是“软”的、相对“无形”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文化差异通过这两个过程影响了并购绩效，忽视哪一个过程，都无法全面地认识这一影响机制。（2）组织对文化差异的学习、管理和干预的程度，会影响到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能否顺利进展，能否达到预期整合程度，在文化差异-整合过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然而目前很多研究忽视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这一因素，探究企业主动行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可能对企业的并购实践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3）文献中所涉及到的其它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因素，如相关度和整合水平、权力和规模的差异、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接管的方式、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多元文化宽容度、行业类型、并购发生的时间等，可能是通过整合过程影响并购绩效，也可能对并购绩效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纳入控制变量的考虑范围，再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综合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以期对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有所借鉴。

图1 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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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国际商务沟通 文化差异 影响 对策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ommunic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 influence countermeasure

作者简介：邵亚琦，性别：女 籍贯：河南省长葛市 所在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学历：本科。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5-0065-01

全球化经济的到来使得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一起工作和进行各种商务活动，由此为国际商务沟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参与者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国际商务沟通也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商务沟通，因此商务人士在进行商务活动时必须适应跨文化带来的差异。

在国际商务沟通中，“文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来自不同文化的商务人士若能对彼此文化有着深入地了解并彼此尊重无疑是双方顺利合作的催化剂，反之则会成为阻碍合作沟通的障碍。因此，只有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并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来消除这些差异才能确保国际商务沟通的顺利进行。

一、 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沟通的影响

若要明确文化差异究竟对国际商务沟通可能产生哪些影响，就必须了解“文化”的内涵。其实“文化”是一个几乎涉及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抽象概念，它包括信仰、知识、艺术、习俗、道德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由于文化本身的特性，因此不同文化的各方的行为方式、价值观、语言、生活背景都可能存在着差异，从而给沟通造成了困难，其表现为语言沟通障碍、非语言沟通障碍、思维方式的差异等等。

（一）、语言行为差异对国际商务沟通的影响

语言是任何国家、地区、民族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语言的差异是最直接明了的，对国际商务沟通有着直接影响。不同国家的人有着不同的语言行为习惯，若是不能弄清楚可能存在的差异，很有可能在沟通过程中产生误会。比如，日本商人在交流中极讲求礼貌，较少采用威胁、命令和警告性言论，而法国商人的谈判风格则比较直接，特别是，他们使用威胁和警告的频率很高，若是双方不能彼此了解这些语言行为差异则定会为沟通的障碍。

（二）、非语言行为差异对国际商务沟通的影响

文化差异对商务沟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语言沟通过程中， 还表现在非语言沟通过程中，具体体现在形体语言、动作语言的运用上，而且很多时候这些非语言行为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因而更易造成对方的误解，从而影响双方的商业关系。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在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以点头方式来表示赞成，但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则以摇头表示肯定，参与沟通的商务人士若不能正确理解这些行为必然会成为交流的障碍。

（三）、价值观差异对国际商务沟通的影响

国际商务谈判中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远比语言及非语言行为差异隐藏得深，更难以克服，可能在商务沟通中制造更难以调和的分歧。这些差异在中西方商务沟通中表现的较为明显。例如中、西双方在裙带关系、平等观念还有时间观念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认知，只有了解了彼此的价值观才能使得双方的商务沟通顺利进行。

（四）、思维方式差异对国际商务沟通的影响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成为国际商务谈判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就东西方文化而言，东方文化强调整体性思维而西方文化则偏重于分散性思维，这些思维方式反映到商务沟通中可能使得双方对于沟通方式、步骤产生分歧，从而造成交流上的困难。

二、应对商务沟通中文化差异的对策

鉴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在商务沟通中就应主动地了解双方的文化差异，发现导致彼此误解或对立的真正原因，想方设法找到建设性的沟通渠道，促进沟通向成功的方向发展，可采取的对策如下：

（一）、学会适应新文化

文化是具有共享性的，这意味着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使行为可以预期，因而一种文化的人们可以试着去了解另一种文化。因为人们习惯了在本民族文化熏陶下习得的文化准则、行为规范与模式和价值观念，所以当人们看待外国文化现象时，便总是不自觉把自身文化作为唯一的参照标准去理解，评价或选择吸收他人的文化，因此在某些时候过于主观而造成误解，所以商务人士在进行国际商务沟通时应该逐步培养自己的文化适应能力，以客观而公正的态度对待文化差异。

（二）、增强文化差异意识

参与国际商务沟通的商务人士首先应承认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其次，要培养跨文化的理解力。由于文化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在一个国家土生土长的人也许很难向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有效地解释自己的文化。在进行国际商务沟通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只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对别人的文化进行解释和评论，减少偏见和歧视。应该学会换位思考，从对方的文化立场上思考问题。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克服民族中心论，学会尊重彼此的文化，，增强文化差异意识与敏感性，运用有效的沟通手段，文化差异不会构成沟通的障碍。

（三）、增进交流，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原则

由于语言、非语言、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种种文化差异的存在，在国际商务沟通中，参与合作的双方难免会因为这些差异而产生误解与分歧，我们应该认识到合作中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而出现分歧与争执是双方通向默契、对任何观点达成共识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相互理解、经常沟通交流，对不同的观点与行为，双方应从文化差异与思维差异的角度作一些分析，这样才能消除误解、避免冲突、达成谅解，从而实现合作。

（四）、加强跨文化培训

跨文化培训是应对文化差异、防止文化冲突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双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的培训语言培训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通过培训，可以让参与国际商务沟通的企业员工在进行商务沟通时更加细心、敏感，从而为顺利沟通奠定基石。

总之，国际商务沟通与文化沟通密不可分。因此，在国际商务沟通中参与人员应充分考虑文化差异这一重要因素，展开研究，尽量减少由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各国都能在团结友好的氛围中开展商务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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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中西方文化差异给很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会造成企业员工之间由于文化差异的问题引起一些沟通和文化冲突的现象。为构建更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管理体系，文化差异在组织中的整合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的整合将会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改革。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1.文化差异在人才选拔上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和文化的结合日益加深，很多企业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济优势和主动权渐渐面向国外市场。在全球范围寻求优秀有效的资源配置的同时也面临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新难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受国家文化、当地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社会习俗的影响和约束。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对于人才的招聘、升职和绩效评估等诸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比如给跨国企业制定薪酬制度时应考虑不同国家的经济差异化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在中国，人们通常是将工资与公共效益结合，而对于外方来说，他们更注重于物价指数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联系。另外，员工晋升程序中，中国人会偏重于个人的综合素质及相关的人际关系等方面；而外方则更注重个人才能。因此，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让管理者对当地的文化的熟悉程度对当地文化的适应力和融合力作业选拔条件。2.文化多样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交流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将导致企业制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难度的增加。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因为价值取向和生活行为方式的差异而产生文化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经营管理欠缺并使其经济战略的实施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员都是共同的工作价值观，管理模式也较为单一；而在跨国企业中，人员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就加大管理的难度。但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变得更为多样化，并改变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中的地位。

二、中西文化差异在人力资源管理应用中的建议

1.整合企业文化差异，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们也会在生活中按照自己的思维和观念来认识和解决问题，势必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题。所以，人力资源管理者想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应从不同文化的结合点入手，提取双方文化的的精华，兼容并包，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计划地建立起具有企业特色和能适应多种环境的新型企业文化体系，并逐步建立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可以通过公司组织各种活动的方式，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强化团队意识，让员工们能充分接触到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等，能够使大家共同了解对方，也将自己的思想理念与公司的宗旨和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西方文化差异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2.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培训在跨国企业面对文化差异的问题时，可采用在企业内部指定一种便于沟通的通用语言，在任务分配、填写备忘录和检测表中运用，这样能保证信息简洁快速地传递，最重要的是准确性，避免文化差异带来不必要的沟通障碍。定期开展员工满意度调查，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纰漏，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人力资源管理要加强跨文化的沟通和培训，在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工作群体中进行并降低甚至消除各种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冲突。这种跨文化的培训能使公司员工充分了解各国文化背景，尊重各自文化的同时也要提高员工对不同文化的应对能力，尽量减少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失误和文化冲突。这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面对中西文化差异应采取的必要手段。总而言之，人力资源管理者在面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管理时，要充分了解企业与国外文化价值观。人力资源管理者在全面的研究企业中文化差异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采用应对措施，将不同文化资源进行适当的整合，尽可能发其中的优势。企业要在建立起自身的文化差异的管理策略，才能有效地使企业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得到有效管理，这样才能促进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增强市场的综合竞争力，获得更大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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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不论作为一种营销活动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或者一种大众传播活动，与文化均有着密切的关系。著名学者王佐良说过：“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一则成功翻译的广告能顺利地被受众接受和认可，必须首先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从而实现广告的“AIDMA”法则（由美国广告学家E.Sl刘易斯在1898年提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从接触到信息最后达成购买，会经历引起注意（A）、引起兴趣（I）、唤起欲望（D）、留下记忆（M）、购买行动（A）这五个阶段），最终达到商家的营销目的，获取最大的利益。这就要求翻译者能准确把握不同文话的异同，使译文符合接受语的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习惯，充分照应译文受众的文化心理。本文通过分析不同区域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从而探索广告翻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互动的技巧。

一、广告语的概念

广告语是指广告中的语言，它包括各种广告中所有的语言文字信息，即广告中的语音、词语、句子、文字、标点符号和文字图形。广义的广告语是指广告中所使用的一切手段与方法，既包括声音语言、音乐语言、平面设计语言、色彩语言，也包括文字语言等。狭隘的广告语言是专指广告作品中的文字语言、即指广告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具体包括商标、广告标题、广告标语、广告警示语、广告正文和广告附文等。

二、广告语映射出的文化差异

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内省”“克己”充分彰显了人的价值。中国人内倾性格的形成源自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规范。而西方人的外倾性格，更注重广告的外在形式，讲究感观效果。物各有所属，因此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

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固因素。而中西广告创意对此则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广告重直觉思维，个人可以对一个问题未经逐步分析，仅依据内心的感知迅速地对问题答案做出判断，猜想，设想等；而西方文化则重逻辑思维，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的反应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它是作为对认识着地思维及其结构以及起作用的规律的分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不同的心理结构。以“仁”、“务实”、“忍耐”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具体表现在从众心理：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小农意识，平均主义：即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等。而西方人的心理结构较松散复杂，“人本”、“认知”、“行为”为基本内容，形成了西方特有的文化心理。

三、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

文化差异影响广告信息的获得。广告最重要的作用是传递商品信息，让消费者对广告信息有充分正确的理解。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对同一商品的信息应有完全相同的了解，这就需要译者通过产品的表象抓其本质，确保产品信息与形象准确传递。若译者传递的信息不能让消费者明白，那么这就影响了商品广告信息的传递，有碍于信息的获得。

文化差异造成广告信息交流障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推理方式不尽一致，若忽视这一文化差异，交际双方就会有信息交流障碍的现象发生。广告翻译必须揣摩不同文化背景下购买者的心理因素，把握好词的习惯联想意义，才能维护商品的良好的形象。

文化差异误导广告信息的获得。广告翻译需要有一个共有的语言前提，由于操不同语种的人在民族心理、思维和推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持相异文化的人在使用对方语言交际时，文化差异因素必然会制约语言的使用。在广告翻译方面则表现为获得不确切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广告信息。广告翻译不是表象文字上的吻合，而是信息和语言内涵上的紧密切合。只有当广告原文语言在读者心中引起反映与译文语言在译文读者心中产生的反映在效果上相似时，翻译才算达到高效。

四、浅析文化差异的广告翻译策略

鉴于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重要影响，下文从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方面及其对广告翻译的影响作出简单的探析。

价值观念差异。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价值观念的差异。东方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表现在广告语言的创造中，国内广告“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力求身心与整个环境相适应”。而西方撰稿人常以“独立”、“个性”作为主题，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广告语中“meet your special needs”的字句随处可见。在广告翻译中，有许多译者忽视了东西方价值观上的差异，在广告中也极力推崇“男女老少皆宜”等。因为没有突出产品的“独特”，只能给西方消费者带来怀疑和观望，而非立即购买。

文化心理差异。由于历史和地域等原因，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而这些又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因此，要想让广告译文在社会流传，首先就要使广告译文符合受众的文化心理。

通过以上几个文化层面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语言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深远的影响。再加上广告文本种类繁多，译者应根据各类广告文本的侧重点，克服文化差异的障碍，适时调整自己的文化视角，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得广告语达到最佳的功效。极富挑战性的语言翻译，需要我们既要注意语言各自的规律，又要注意其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李静艳，浅析文化差异对广告语翻译的影响[J].华章，2010（20）.

[2]李理，广告用语的翻译[J].教育教学论坛，2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