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资源的性质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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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2.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148-07 [WTHZ]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25[FK）][FK）]

以原生的、自然赋存的或历史遗存的景观（自然或人文――自然复合体景观）为载体，向大众旅游者提供的旅游观光对象物为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是旅游业三大支柱产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毋庸置疑，政府规制对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国外学者们对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点）政府规制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公共选择、利益主体与公共政策三个角度展开，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利益主体学派强调私营制度下的管理者、经营者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公共政策学派强调政府利用公共政策实施调控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对于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点）政府规制研究的视角各有不同，主要从管理体制、经营模式、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相关法制建设等领域展开研究。研究结论差异较大，例如加强规制派与放松规制派，“产权流转派”与“国家公园派”对于政府在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点）发展中的作用持相互冲突的观点［1］。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点)政府规制问题的理论研究一直与中国不同阶段的景区(点)发展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初期，针对资源破坏严重现象，研究集中于资源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随着旅游经济效益日益被人们所重视，研究集中于景区有效开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及经营权转让上；其后，由于景区开发管理上不断涌现出各类问题，研究集中于在开发中实现有效保护上；近期，由于入世背景下民营经济的日益兴起，景区开发与保护，景区经营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研究主要集中于综合治理，有效完善经营权转让制度之上［1］，近五年来，中国旅游景区（点）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门票价格制定以及资源保护领域展开［2-16］，以上研究脉络显示：中国公共资源依托景区(点)在国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公共使命是构成对其轨制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的推进之后，经济社会的转型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实现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17］，对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领域的政府规制问题进行更为宏观、实证的系统分析与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1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变迁历程经济社会转轨的进程中，根据中国政府在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发展中规制的内容重点，其规制可分为三个阶段：加强资源保护的规制建立阶段；完善资源保护的规制强化阶段；促进资源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的规制完善阶段。

1．1 加强资源保护的规制建立阶段（1978-1984年）

1978年之前，中国主要通过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公布重点保护动物名单、设立自然保护区等形式加强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入境旅游不断发展，在旅游业不断发展背景之下， 1978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起以资源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政府规制。

1．1．1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主要内容（1978-1984年）

（1）建立了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1978年，国家建委提出建立全国风景名胜区体系，实行国家、省、县（市）分级管理。1979年国务院规定建设部门（当时的国家城建总局）归口管理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和维护工作。

（2）完善了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管理制度。首先，完善了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例如，1978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区划和科学考察工作的通知》等。其次，积极融入资源保护的国际体系：例如，1981年9月，国务院批转林业部等8个部门《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议的请示》等。再次，强化了对风景名胜资源进行调查的观念：例如，198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强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对风景名胜资源进行调查评价。最后，针对资源破坏现象进行了针对性规制：例如国务院在1983和1984年5次发文要求解决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庐山风景名胜区和骊山风景名胜区的保护与管理问题。

王 红：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变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1．1．2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绩效（1978-1984年）

通过此阶段的政府规制，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资源保护工作日益步入正轨。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中国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44处，将风景名胜区宝贵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以政府的名义予以确定，并严加保护，使风景名胜与文物古迹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利用步入了正轨。

1983年，在国务院多次发文要求解决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庐山风景名胜区和骊山风景名胜区的保护与管理问题之后，各地均积极采取措施封闭风景名胜区内的开山采石场、清理墓葬、拆除违章建筑，退川还湖、退耕还林，有效促进了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点）的旅游资源保护。

然而，此阶段的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资源保护工作受到政府投入资金不足的限制。

1．2 完善资源保护的规制强化阶段（1985-1998年）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国家对于景区（点）的管理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对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的保护工作也不断加强。

1．2．1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内容（1985-1998年）

（1）建立了旅游景区（点）的三级管理制度。1985年6月7日，国务院了《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省、市县分别负责各级风景名胜区的审批以及总体规划的审批，形成对风景名胜区的三级管理制度。

（2）通过相关保护性法规、文件的完善，强化了对资源保护的规制。首先，出台了相关的保护性法规、文件。例如，1987年5月出台了《中国自然保护纲要》等；其次，积极加入相关的国际组织，提高对资源保护的水平。例如，1985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等。

1．2．2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绩效（1985-1998年）

（1）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保护与管理的水平得以提升。通过融入国际遗产保护体系，提升了对资源保护与管理的水平。1985年，中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为我国在资源保护观念意识、科学方法等方面提供了先进的指导；同时至1998年，我国共有世界遗产21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风景名胜区在国际上的地位。

（2）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保护效果受限。首先，已有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比较弱，不能完全有效地保护旅游资源。一方面，当时的法律法规行政意义较弱，一些法规文件中的规定并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和明确的处罚标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比较弱；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资源保护还主要局限于自然资源领域，对非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还相对缺乏。其次，财政投入不足，旅游景区（点）资源保护缺乏必要的保护经费。建设部每年拨给每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经费不到10万元，而一些较大的遗产旅游地每年仅职工工资一项就需要1 000万元以上。财政投入的不足使景区的基础设施不足，生态环境恶化；最为关键的是，遗产地、保护区等将“利润最大化”作为最重要的目标，造成景区的过度开发。

（3）管理权力分散，制约了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发展。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资源根据其资源属性的差异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在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中，随着景区经济价值的凸显，各行业主管部门出于利益考虑，制定与旅游相关的发展政策，设置与旅游相关的机构，形成分散的利益群体，例如，各部门负责的行政审批环节中具有自己的行政许可权，这些部门在管理中缺乏站在旅游业发展角度的统一思考和制度安排，在管理中容易出现冲突，彼此之间缺乏衔接，限制了景区（点）的发展。

1．3 促进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的规制完善阶段（1999年至今）1998年，旅游业被中央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旅游景区（点）作为经济资源的商业价值不断凸显，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凸显，政府对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的规制主要围绕保护与开发的协调发展而展开。

1．3．1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内容（1999年至今）

（1）建立旅游景区（点）的等级管理制度。1999年9月，国家旅游局了《旅游区（点）质量等级评定办法》，2003年5月，《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正式代替了1999年实施的景区等级评定标准，将景区（点）分为五个等级。标准从旅游交通、游览设施和服务、旅游安全、景区卫生、邮电服务、景区购物、景区经营管理、景区资源与环境保护、景区资源吸引力、景区市场吸引力、景区国内外游客年接待规模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规定。

（2）建立旅游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认定批准制度。2000年11月，国际旅游局《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认定暂行办法》，2005年7月，《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等级认定管理办法》，将旅游规划单位的资质等级分为甲、乙、丙三级，从技术力量、规划资金、规划资历三方面进行了相关规定，并增加了撤销和降低资质等级的规定。

（3）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旅游景区（点）的发展进行引导。2002年10月，国家旅游局了《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试行）》。标准对农业旅游和工业旅游从接待人数和经济效益、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旅游产品、设施、管理、经营、安全、周边环境、可进入性与发展后劲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引导。2003年8月26日，国土资源部与国家旅游局共同了《关于加强旅游区（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通知》，对旅游景区（点）在发展中的安全意识进行了必要的引导。

（4）对景区门票价格进行管理。2007年1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门票价格应充分体现公益性，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利益，更不能以门票收入补贴游览参观点以外的其他支出；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门票应该确定合理的门票价格调整期限和调整幅度，通过此规范，加强了对于景区门票价格的管理。

1．3．2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绩效（1999年至今）

（1）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实践中，涌现出成功的案例。为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求，发挥旅游资源的优势，各地积极探索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形成旅游景区整体租赁经营、股份制企业经营、上市公司经营、整合开发经营以及网络复合治理等五种模式［2］。这五种模式均是对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探索。

在这些模式创新的探索中，涌现出许多开发与保护，社会与环境效益兼顾的成功案例。例如，在碧峰峡景区的官方网络主页上，我们获取了如下信息：1998年，民营企业――万贯集团租赁经营雅安市碧峰峡景区，2000年实现利税500多万元，使下里乡一跃成为小康乡，人均纯收入增加1 086元 ；与此同时，万贯集团在规划中，做到了主要接待设施建在核心景区之外，排污物排放在景区之外，农民搬迁到景区之外；在经营中，定期付给农民10多万元的林木保护费，一次性花费350万元“买”下466.67 hm2国有林，用以进行科学保护，并投入40多万元设立了专门的保林站。这些数据说明该景区在民营化的经营中，较好实现了合理保护基础之上的有效开发。

（2）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经营更加规范化。首先，旅游规划单位的资质管理提升了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规划的水平。政府对于规划的主体资格进行的实时监管有利于旅游景区（点）规划水平的提升；同时，由于实行的是动态评定，规划主体的自我约束动机增强，也有利于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规划水平的提升。其次，相关的价格管理促进了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社会效益的发挥。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资源所有者是全体公民，在经营中必须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不应凭借其资源的垄断性，任意抬高门票价格，在国家对于部分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实施了价格管理之后，有效维持了景区（点）价格的稳定，较好地做到了景区（点）经营中经济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3）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规制中，依然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实践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缺乏法律依据，操作中也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例如，2000年发生的“水洗三孔”事件。虽然事后相关政府部门以及责任人依法得到了处罚，但对世界文化遗产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坏。各界人士纷纷用事实质疑着文物资源景区（点）经营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可操作性。

其次，在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价格制定中，依然存在着门票价格过高，涨价随意等问题。例如，相关景区点的主页资料显示：2007年，庐山门票从4月1日起从135元涨到180元；曲阜孔庙门票从原来的50元调整为90元，孔府门票由30元调整为60元，孔林门票由20元调整为40元；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两个景点的门票从180元涨到280元。这些景区（点）价格的上涨，引起消费者的极大不满，政府出台的相关价格调整限制也难以有效限制景区（点）门票的上涨，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公益性为国民所质疑。

再次，对政府权力缺乏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可能导致政府寻租行为，例如，国有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规划项目承包中，政府的招标过程、规划项目的实际水平等均缺乏第三方的依法监管，在操作过程中可能导致各级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

最后，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政府如何通过对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宏观规制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依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2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变迁的特征2．1 规制的内容重点从注重保护向促进开发变迁

从前文对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变迁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在第一阶段以注重保护为主，第二阶段注重保护与合理开发并重，第三阶段关注的重点转向合理开发。具体情况见表1。

在第一阶段，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入国际体系促进对资源的保护，通过建立管理体系促进对资源的开发，但当时对风景名胜区进行归口管理的建设部门不仅有建设职能，也包括维护职能，在旅游经济效益尚未凸显时期，其关注的重点依然是依托一定的机构与经费进行资源的保护，工作的重点集中于保护；第二阶段，政府继续注重资源的保护，但三级管理制度主要是对国家、省、市县在景区审批以及规划中权限的明确界定，规制的重点转向对有效开发的管理；第三阶段，政府通过出台标准对景区点接待条件、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等提出了要求，以促进开发的可持续性，同时，资源的有效保护已成为有效开发的前提与基础，在各类标准中都予以了考量，这一阶段的规制重点在于有效引导资源的合理开发，此时，资源保护已成为合理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前提。由此可见，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点)政府规制的重点呈现出从注重保护到注重合理开发的变迁特征。此外，我国开始重视对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点)的门票价格进行规制，在规制中开始注重公共资源的公益价值。

表1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各阶段政府规制的内容重点

Tab.1 the content emphasis of china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the tourism sceneries(spot) which are based of public resources in different stages时期

Stage注重保护

Stress on protection促进开发

Promote development第一阶段（1978-1984）1完善资源保护法律法规

2积极融入资源保护的国际体系1建立旅游景区（点）管理体系，实行国际、省、县（市）分级管理第二阶段（1985-1998）1完善资源保护性法规

2积极加入资源保护的国际组织

3对破坏旅游景区（点）资源的行为进行查处 1公布《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实施旅游风景区（点）的三级管理制度

第三阶段

（1999至今）1公布《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对旅游景区（点）实施等级管理制度

2对旅游规划设计单位实施资质等级认定批准制度

3建立行业标准（颁布《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试行）

4进行门票价格管理

2．2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绩效受到政府管理体制的制约2．2．1 政府管理体制横纵矛盾的制约

根据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禀赋的性质，其横向管理主体可能涉及林业、文物、宗教等相关部门，这些部门仅仅以各自部门的相关工作为重点对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进行规制，缺乏适应旅游业发展的综合协调规制；同时，这种规制往往是以各自部门利益为关注重点的，实践中往往导致部门利益冲突，制约了相关旅游景区（点）的有效开发。

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管理机构纵向上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地方级三个层次，这些机构的性质、职能、管理活动内容大体相同，但级别不同，在工作重点和管辖范围上存在差异。实践中，各级管理机构接受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级党委和政府对干部有考核、任免、人员编配权，财政预算决算权，业务领导权；上一级旅游管理部门具有业务指导权、政策法规监督权和工作协调权，实质是权力集中于地方政府，这样容易导致条块分割，上级有关旅游景区（点）的全局性管理职能和权力将难以落实，制约了旅游景区（点）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

2．2．2 政府规制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制约

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多为国家所有，相关主管部门直接调用着旅游景区（点）的人、财、物等，干预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政企不分的主客体关系，导致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保护难以落实，资源开发水平受限。在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规制变迁中，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成功案例，例如前文所述的四川雅安风景区。然而，由于相关的法律规定依然是空白，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创新时受到质疑，实施时存在被保护的隐患，使得各种创新模式（主要为前文所示的五种模式）的发展受限，制约了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绩效的提升。

3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变迁的规律3．1 规制变迁的动因是资源经济价值的日益凸显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释放了我国海外旅游者的需求潜力；改革的不断深入，增加了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闲暇时间，释放出我国国内旅游需求的潜力。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对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巨大需求，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的经济价值不断凸显。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迟福林教授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按照消费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生存型、发展型与参与型阶段。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社会处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发展阶段，改革的重点在于释放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的经济价值凸现促动着我国政府规制的变迁：首先明确了对于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资源，应采取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方式，肯定了开发对于保护的促进作用；其次针对开发中的体制限制问题，各地通过治理方式的创新，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开发；最后，针对旅游景区（点）市场中出现的问题，出台了相关的“A”级评定标准，以规范景区（点）市场的开发与经营。这一规制变迁过程中，规制的内容以及规制的重点变迁都是围绕发挥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经济价值而展开的。这一规制变迁进程中，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倡导“合理开发”的政策、“A”级评定制度是对景区(点)经济效益有效发挥的引导；地方政府主导实施的所有权制度方面的创新是对景区(点)经济效益发挥的实际支持，均是源于对于资源经济价值的追求。

3．2 政府规制变迁的瓶颈是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法分离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市场中存在外部性，需要政府在专业、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对资源、环境保护进行管制，使相关企业及消费者对其破坏性的负外部性承担成本，以有效促进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的有效保护；同时需要政府鼓励与引导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经营，促进其带动旅游业以及其他经济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政府作为所有权行使者，应当以促进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为目的；企业作为经营权行使者，应当以满足市场需求促进景区（点）实现经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为目的。然而，在我国转轨进程中，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不清晰，或多或少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这样必然形成旅游景区（点）过度开发、无序开发、低效率开发、破坏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市场问题；当实践中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创新时，这些创新模式的发展也时刻受到两权分离质疑的威胁。

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公共产品属性

Tab.2 the property of the public good of china tourism

sceneries(spot) which are based on public resources项目Item收费Charge免费Free of charge拥挤时段竞争性、排他性

（私人物品）竞争性、非排他性

（准公共产品）非拥挤时段非竞争性、排他性

（准公共产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

（纯公共产品）

若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为免费经营，没有明确的所有权者，可能出现经营过程中的“公地悲剧”，游客超过景区（点）的最佳容量。转轨进程中，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资源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所有权的执行主体不明确，这些部门在保护资源方面往往互相推诿，最后导致资源破坏。

收费经营的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主要依托是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这些资源的不可复制性使其在经营中处于垄断地位。经营者可能依托垄断性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需要政府对其微观经营进行规制。然而，转轨进程中，此类景区（点）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为同一主体，均为政府，这样形成自我监督，规制效果受限。

4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变迁的趋势4．1 更加关注景区（点）资源的社会价值

经过30年的转型改革，我国社会发展已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在发展型社会，人的发展权问题成为关键，需要努力实现人自身的公平与全面发展。发展型社会背景之下，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突出，政府规制应关注人的发展权的满足程度，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政府规制必须重视如何使得更多公民在旅游景区（点）发展中受益；发展型社会背景之下，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政府规制必须重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形成。

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政府规制在发展型社会应更加关注景区（点）资源的社会价值，强化其公益性，逐步实现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有序控制的免费经营。这样一方面从游览费用上降低了居民参观游览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成本，在旅游业发展中，为公民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使居民拥有了更好享用公共资源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公民的个人发展；另一方面，旅游景区（点）的免费经营将减少旅游消费者的门票支出，减少异地性旅游活动的支出，促进旅游市场的发展，同时，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门票支出的减少将带来其他相关消费增加的可能，从而拉动旅游业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旅游过程中以“服务创新提供价值”为基础的发展，超越了浅层次直接利用自然、人文资源的发展阶段，更有利于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在杭州西湖实施的免费政策便是实践中已出现的成功案例。

4．2 法律上界定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以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求所有的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各种保护与运营费用都由国家财政支持在现阶段依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难以实施的，发展中必须注重开发与保护的统一，促进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可持续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实践中，已经涌现出各种创新治理模式，这些模式的核心均是实现景区（点）经营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分离。这些模式虽然已经在实施，但依然缺乏国家的法律依据，这将为这些模式的发展带去经营的政策风险。此外，在这些模式的发展中，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欠缺，也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资源保护监管缺位等问题，使这些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受到限制，必须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明确的界定，为这些创新模式提供法律规范，促进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的统一。

同时，实现了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清晰界定，各职能部门与各级景区管理机构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也将予以明确，特别是可以借助经营权的明确推进各景区（点）规制中条块分割现象的解决。

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点）政府规制变迁的历程显示，政府对这一景区（点）的规制是在转轨背景下，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但由于政府转型自身的限制，出现了政府出于地方或部门利益直接进行景区（点）经营以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这些行为影响了政府规制绩效。随着转轨进程的推进以及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点）政府规制应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以弥补行业发展中市场失灵以及推进市场化为主要目的，促进政企、政事的分离，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编辑：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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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曹珠朵,钱洋,刘先杰.景区详细规划内容深度分析［J］.规划师, 2006,（9）:16-18. ［Cao Zhuduo,Qian Yang,Liu Xianjie.Analysis on the Profundity of the Content of Detailed Planning for Scenic Areas ［J］.Planners, 2006,（9）: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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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nge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Publicresource based Tourism Resorts of China

WANG Hong

篇（2）

 

一、引言 

 

能力素质模型的构建最早见于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McClelland,David C.)1973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的《测量胜任特征而非智力》(《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他分析了传统的人才测量与甄选机制存在的问题,在肯定传统智力和成就测验有一定信度的前提下,对这些测评工具的实用效度提出了质疑,并通过列举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证实传统智力测验的结果与所预测的工作成功因素之间相关性很低。在文中,他提出主张用胜任特征评估来代替传统的学绩和能力倾向测试,并提出了基于能力素质(Competence)的有效测验的原则:决定一个人在工作上能否取得好的成就,除了拥有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外,更重要的取决于其深藏在大脑中的人格特质、动机及价值观等。 

美国学者R·博亚特兹(Richard Boyatzis)提出了“素质洋葱模型”,从里到外展示了素质构成的核心要素,并说明了各构成要素可被观察、衡量的特点。素质洋葱模型认为素质的核心要素由内至外分别是动机、个性、自我形象与价值观、社会角色、态度、知识、技能等。动机是推动个体为达到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内驱力;个性是个体对外部环境及各种信息等的反应方式、倾向与特性;自我形象是指个体对其自身的看法与评价;社会角色是个体对其所属社会群体或组织接受并认为是恰当的一套行为准则的认识;态度是个体的自我形象、价值观以及社会角色综合作用外化的结果;知识是个体在某一特定领域所拥有的事实型与经验型信息;技能是个体结构化地运用知识完成某项具体工作的能力。在素质洋葱模型中,知识、技能等外层要素易于培养和评价,而个性和动机等内层要素则难以评价与后天习得。 

1993年美国心理学家斯潘塞博士(Lyle M. Spencer,PH.D.)在《工作素质:高绩效模型》一书中提出,素质是在工作或情境中,产生高效率或高绩效所必需的人的潜在特征,同时只有当这种特征能够在现实中带来可衡量的成果时,才能成为素质。基于此,提出了素质的“冰山模型”,认为素质存在于五个领域:知识与技能、社会角色、自我形象、个性与动机。合意集团(Hay Group)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冰山模型”,认为冰山上面的知识与技能很难解释绩优者的成功,而冰山水面下潜在的部分,即社会角色、自我形象、品质与动机等则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成功的关键。 

卢西亚(Anntoinette D.Lucia)和莱普辛(Richard Lepsinger)认为:素质模型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技能、知识和个性特征是什么,以及哪些行为对于工作绩效和获取工作成功来说是具有最直接的影响的。 

麦克莱根(Mclagan,1996)认为:素质模型是一种用以描述操作一项特定工作的关键能力的决策工具。在很多情况下,素质模型比工作描述(经常忽略知识和技能)更可靠,比技能列表更可靠,比内部感受(gut feelings)的目标性更强。素质模型应当包括那些对取得工作预想结果关键性的素质。素质模型使得素质标准在团队和应用中变得具体和可信。这些不同之处使得运用素质作为标准成为新鲜事物。 

勒布(LeBleu))和索波科维亚克(Sobkowiak,1995)认为素质模型就是指成功完成任何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行为。素质模型在那些拥有开放和授权的文化,以及管理制度完善和拥有个人发展和实现历史的公司得以最佳实现。 

管理学家麦斯菲德(Mansfield)与米切尔(Mitchell)在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工作素质模型》中认为:素质模型通常是“全息”的,包括对一职位所有工作角色的期望,以及不同工作角色之间的关系。工作素质模型以比较简要的方式描述了完成一项工作所会涉及到的四个方面,这四个组成部分被概括为:技术性的要求、对例外情况的处理、对不同工作行为关系的处理、处理工作环境的各种关系的能力。这四个方面都通过工作中的行为得到体现。 

彭剑锋、林泽炎、王继承等学者将能力素质模型介绍到国内,并逐渐推广开来。彭剑锋认为素质是驱动一个人产生优秀工作绩效的各种个性特征的集合,他反映的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个人的知识、技能、个性与内驱力等。素质是判断一个人能否胜任某项工作的起点,是决定并区别绩效差异的个人特征。马勇从企业价值实现的角度对旅游企业职业经理人应具有的价值进行了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企业职业经理人能力模型。构建素质模型是从组织战略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强化竞争力、提高实际业绩为目标的一种独特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方式、工作方法和操作流程。

二、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与员工素质模型 

 

(一)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具备的应对变革和竞争,并取胜于对手的能力的集合。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不仅仅是培养开发新产品、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市场分析和决策能力,或者企业品牌,更来源于核心产品的生产者员工素质的构建。 

关于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包括:1. 文化中心论。以企业文化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内核,以企业的系统管理作为辅助因素来构建和完成,以徐虹(2004)提出的“洋葱”模型为代表。2. 知识创新论。还有学者认为知识创新是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动力,认为缺少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是导致旅游企业恶性竞争的关键。3.综合因素论。旅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由旅游企业的服务竞争力、企业策划能力以及企业文化构成,除此之外,影响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还有资源性因素、企业差异化因素、相关性产业因素以及成本因素等方面。 

篇（3）

（一）国外人力资源价值链研究

价值链概念最早出现于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q波特的《竞争优势》中，波特的价值链思想，被国外学者引申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形成人力资源价值链理论。国外对人力资源价值链最先进行研究的是德尔和瑞维斯，在对组织绩效研究时发现，人力资源实践、雇员产出、组织产出、财务产出四个方面存在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早期的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

许多学者在德尔和瑞维斯之后，也提出了相关的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最具代表性的是贝克和胡塞利，他们提出了内容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

（二）国内人力资源价值链研究

我国学者宋利在借鉴国外人力资源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将人力资源价值链划分为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三部分。陈树文，李海舰（2008）从顾客价值角度出发提出了基于顾客价值的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魏颖辉，陈树文（2008）提出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应以知识集成为出发点和依据，建立了基于知识集成的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

从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源价值链的研究可以看出，传统的研究一方面更多的是针对企业，是在企业人力资源活动中运用价值链理论研究人力资源价值的增值活动。另一方面，传统的人力资源价值链研究没有考虑企业内外部的支撑环境，比如企业内部的文化，外部面临的经济、政策等宏观环境。

二.中原经济区内旅游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构建

（一）中原经济区内旅游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

在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研究基础上，为使中原经济区内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提出中原经济区内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该模型包含两大基本活动、四个环节。两大活动即基本活动和支持活动，其中基本活动有四个环节，分别为价值分析、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支持活动包括区域内部宏观环境和企业内部微观环境，通过两大基本活动最终实现区域人力资源价值的提升。

（二）中原经济区内旅游人力资源价值链模型分析

1.基本活动分析

从价值分析、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四个方面分析基本活动。①价值分析。基于区域内旅游人力资源的现状进行工作分析，拟定一定的措施，使区域内人才需求量和拥有量达到平衡。工作分析包括中原经济区内基于旅游合作的旅游行业需要的岗位名称、工作数量、工作职责、工作要求等。②价值创造。包含员工招聘、员工培训与开发两个方面。按照区域旅游规划的要求招聘优秀合适的人才，并根据工作分析和个人分析为人员安排合适的岗位；组织通过学习等手段，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最大限度的使员工的个人素质与工作需求相匹配。③价值评价。它包括人力资源活动中的绩效管理，即对人的工作结果，通过一定的评价体系体现人在组织中的相对价值和贡献程度。④价值分配。价值分配内容包括工资、红利、股权等经济报酬，还包括表彰、晋升、学习等非经济的价值认可。价值分配就是根据贡献率确定出个体员工的报酬福利，从而实现对区域人力资源价值的提升。

2.支持活动分析

篇（4）

从娄底辖区四县（市）近五年金融发展历程看，对最佳县域金融状态的理解发生了明显改变。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政府、企业和民众对金融的需求多集中于满足金融基本功能的实现；综合实力增强后，县域金融需求正向金融资源县域聚集、实现金融产业化的转化。

四县（市）经济快速发展的5年也是银监分设后县（市）支行职能重新定位的5年。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县（市）支行在履行金融管理与服务职能，推动经济金融良性互动，促进金融机构完善法人和公司治理结构，提供品种齐全、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在开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引导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服务中小企业和“三农”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县（市）支行有效地履行职能离不开与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各县（市）支行在主动作为的实践与探索中，积极寻找履行自身职责与实现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三方目标的最佳结合点，从而使自身的地位不断提升、话语权不断提高。

(一)引导者——利用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当地经济发展

娄底市地方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除“三农”外，重点是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也符合县域中小企业数量多、占比大的实际，县域金融与中小企业互赢共生是县域金融发展的源泉。多年来，县（市）支行依托季度行长联席会议、信贷工作例会(此类会议一般都扩大到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如发改委、外经局、农办等) 平台，积极寻找贯彻中央货币政策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与政府积极搭建银企沟通平台，建立了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与区域内商业银行上级行建立沟通交流平台，宣传金融生态建设情况，推介当地县政府；与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建立信息沟通平台，更加突出了县（市）支行在县域经济金融信息研究中的权威性。

(二)牵头人——牵头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维护地区金融稳定

在县（市）支行的建议和推动下，地方政府将镇、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为全年工作的考核内容，由县（市）支行扎口管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指导意见》、《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管理考核办法》等相继出台，县（市）支行已成为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信用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有力促进了县域信用镇、村(社区)、企业创建活动的深入，加快了诚信建设步伐。

(三)调解人——调解金融机构间矛盾，规范和优化资源配置

随着银监基层机构上收，监管职责在县域缺位，县（市）支行也自然扮演了金融机构之间调解人的角色。近年来，受上级行考核压力和员工追求自身利益的影响，银行之间、银行与信用社之间，以及保险机构之间恶性竞争行为比较普遍，运营成本增加。当金融机构之间出现矛盾时，县（市）支行成了当然的调解人。在县（市）支行的倡导下，娄底辖区县（市）先后出台了《存款利率管理公约》、《银行卡POS受理市场自律公约》等，并安排人员抓落实，规范了辖区内金融运行秩序。另外，牵头调剂市信用社常年现金净投放与农行长期现金净回笼的矛盾，有效降低了辖区内现金投放与回笼量。

二、县（市）支行人力资源优化路径选择

鉴于我国国情以及区域经济金融业发展水平，县（市）支行职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应当加强。在对其职能进行新定位的基础上，重点强化组织协调职能、调研信息反馈职能、监督管理职能、金融服务职能、经理国库职能，不断增强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力，这又依赖于合理调整县（市）支行布局。县（市）支行的设置是否科学，内设机构是否恰当，人员分工是否合理，机构运作是否高效，关键在于人、财、物等资源配置是否达到最优。

（一）及时补充吸收新鲜血液。

可在逐渐增扩人员编制的前提下，尝试一些新的人力资源整合方法。如对极少数年龄偏大、素质偏低、已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的职工可动员提前退休；对不适应基层央行业务发展要求、跟不上形势发展步伐且道德品质较差的干部职工，应实行末位淘汰；上级人民银行新招收的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可到县级支行锻炼1-2年，以暂缓县级支行人员结构上的压力，带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建立能上能下用人机制。

篇（5）

一是组织英语专业出身的旅游英语教师进修旅游专业的相关课程，参加各种旅游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二是组织旅游专业出身的旅游英语教师进行专业化的外语学习和训练，进修英语专业的相关课程，定期聘请外教为他们培训英语听说能力，提供到国外学习交流的机会，不断提高他们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水平，使他们具备承担旅游英语教学任务的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三是英语专业出身的旅游英语教师和旅游专业出身的旅游英语教师积极配合，互相帮助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教研水平。两种来源的教师共同商讨制定教学内容，互相观摩课堂教学。通过观摩，旅游专业出身的教师熟悉用英语组织课堂教学的方法和手段。英语专业出身的教师能够把握旅游理论知识的重点和难点。我院旅游英语专业每学期都会为教师们举办专业技能大赛，为教师们提供展示自己和互相学习提高教学水平的平台。我们已举办说课大赛、口语课大赛、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等活动，收到了良好的反响。我院旅游英语专业还实行以老带新制度，为每一名新进教师指定一名教学经验丰富、教研水平高的教师亲自指导，为新进教师顺利胜任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我院旅游英语专业鼓励、支持教师攻读在职硕士、博士学位，在提升学历的基础上进一步进修旅游英语专业知识，提高教学水平。我院旅游英语专业还为教师们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研究氛围，提供条件激励专职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著书立说，撰写论文，不断提高专职教师的教研水平和科研水平，顺利晋升专业技术职称。目前我院旅游英语专业已逐步建立了一支以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为主，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占大多数，专业知识水平高，能胜任所教授课程的专职教师团队。

我院旅游英语专业利用校企合作为专职教师提供了大量顶岗实践的机会。定期选派教师到校外实训企业（旅行社、酒店等）进行实践锻炼。目前我院外语系旅游英语专业已有计划地派出6位青年教师去与我院旅游英语专业建立了长期校外实训基地合作关系的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西山服务局、北京金悦集团、蓝山贸易有限公司、中泰豪生大酒店、森林半岛假日酒店等企业“顶岗实践”。两年内将要求每位专职教师都参加企业“顶岗实践”，每年在兼职单位参加实际工作时间不少于6周。通过兼职、顶岗挂职等形式，教师增加了自身阅历，积累了实际工作经验，充实了教学内容，丰富了课堂的实践教学；同时，他们也帮助合作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强化校企合作与互动。此外，由于了解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发展趋势，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素质能力的要求，这些教师能够进一步搞好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开发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课程，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了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我院旅游英语专业已开始尝试将专职教师的实践技能作为年终考核和评定职称的重要参考依据。将教师在企业挂职锻炼期间的表现和为企业服务的能力与评优评先挂钩。这种新的考核标准充分调动了教师去企业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激励教师重视自身实践技能的培养，珍惜去企业实践的机会，在此基础上，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同时把在企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更好地指导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我院加强现有教师团队培养的所有措施都为专职教师快速转型为“双语双师型”教师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和优越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我院旅游英语专业注重培养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在这些敢于创新，勤于钻研，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能起到带头作用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带动下，我院旅游英语专业已经建立一支能够创造性地运用教学艺术，教法灵活多样，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教师队伍，从而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大量引进人才，扩充“双语双师型”教师队伍

篇（6）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沈云诉王雪霞房屋产权纠纷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1984年余性本、王雪霞等人共同签署的“房屋分割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房屋应属王雪霞及余学强等六个子女共有。王雪霞事先未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私自向沈云抵押、出卖房屋，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权益，而且双方当事人的抵押、买卖房屋行为又均未按照我国的房屋管理规定进行，也未得到房屋主管部门的认可。因此，应认定沈云与王雪霞的房屋抵押、买卖交易行为无效。对沈云提出的确认房屋产权的请求不予支持，王雪霞应返还沈云的钱款，由此造成的损失应根据双方的责任相应承担。

以上意见供参考。

篇（7）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69-02

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众旅游给各国带来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生态旅游这一代表人类时代潮流的旅游类型，给社会上热衷于旅游活动者和旅游从业者带来了拯救、保护自身健康和周围环境的厚望[1]，备受各国民众的喜爱，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生态旅游的迅猛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完美统一，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充分认识到生态旅游资源不仅是生态旅游发展的基础，而且是生态旅游发展的生命线，更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五位一体”的社会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对生态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空间，生态旅游资源作为生态文明的组成部分，是时展必须面对的研究新课题。

一、生态旅游的产生

生态旅游的产生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它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类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开展、传统大众旅游业的生态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态旅游（ecotourism）这一专业名词是1983年由贝洛斯・拉斯卡瑞（Ceballos―Lascurain.H）首次使用的。这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特别顾问在他1987年撰写的《生态旅游之未来》一文中明确提出生态旅游这一全新概念，随后引起全球广泛反响，各国都在自己的开发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着对生态旅游的理解。梳理世界各国开展生态旅游的历程后发现，生态旅游的产生模式主要有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主动式是指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因市场需求而主动发展生态旅游，如美国在1872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被动式是指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迫于经济和环境的压力，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迫不得已发展生态旅游业，如20世纪初，殖民主义者的大型狩猎活动给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从此肯尼亚政府开始发展生态旅游业。

二、文献综述

（一）生态旅游资源概念

1980 年加拿大学者Moulin・C.首次提出“生态性旅游资源”的概念。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生态旅游资源就是纯天然的“自然景观”，因此，对生态旅游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热带野生丛林、野生动物园、国家公园等纯自然区域。TIES（生态旅游学会)、WCU（世界保护联盟)、Cl（国际保护组织)、TNCO（自然保护管理委员会)、UIAES（旅游人类学委员会)等国外机构对生态旅游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飞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生态旅游，虽然对生态旅游资源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学术观点颇丰。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旅游资源是可供人类开展生态旅游的区域，如刘继生（1997）、侯立军等；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旅游资源是一种具有原生态的景观，如张建萍（2001）、杨桂华等(2001)；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旅游资源就是一种资源，如卢云亭等(2001)、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13最新出版的《中国旅游大辞典》中的界定是“生态旅游资源是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由生物群体构成的总体景观以及个别珍稀品种和奇异的形态个体。”

（二）生态旅游资源分类

由于对生态旅游、生态旅游资源等基本概念的界定尚未在国内外旅游学术界达成共识，因此，众多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背景以及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从资源的性质和成因进行分类。一种是将生态旅游资源分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如张建萍（2001)、程道品（2004)、裴洪淑等（2007）、于洪雁（2012）；另一种分法是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人文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生态旅游资源，如杨桂华（1999)、杨文凤等（2009）等。二是从资源性质及功能将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森林、草原、荒漠、湿地、冰雪地带等生态旅游资源，如袁兴中（1995)、卢云亭（2001)、袁书琪（2004)、卢宏升等（2004)。三是从市场需求导向划分。如：马乃喜（1997)将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观赏型、科学型、探险型、保健型、狩猎型、民俗型；袁书琪(2004)将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观光型、运动型、休闲型、度假型、科考型、探险型等。四是从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角度将生态旅游资源分为心理、精神、健身、经济、政治几个方面。五是从旅游者的感知角度分为可视、可感觉两类，如何平（2002)、徐守斌（2010）。六是从旅游开发与经营视角划分。如王建军等（2006）将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生态旅游景观资源、生态旅游环境资源。

（三）文献述评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关于生态旅游资源概念的界定有120余种。这些概念存在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主体的界定、范畴的划分、学科视角的选择三个方面。基于不同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也不尽相同。第一种按资源的性质和成因划分的分类方法应用最为广泛，但它套用的是中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的常规分类法，其实质仍然是对旅游资源分类，没有体现“生态”的特点，因此并不科学。后几种方法是基于研究者的认知进行的微观分类，不能满足旅游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应用不够广泛。综合运用多种分类标准进行多级分类是目前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相对比较客观、系统。但是，梳理后不难发现：已有文献所提出的分类方法大多是从旅游学科的视角去认知和研究生态旅游资源的相关内容，但是，生态旅游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具有厚重的学科内涵和个体特征，因此，现有分类方法不能体现出生态旅游资源的全部属性，没能诠释生态旅游资源的真谛，既不符合际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理论基础的实质，仍需探讨、改进、完善。

三、反思与构建

（一）反思

1.用什么样的学科视角去研究生态旅游资源呢？生态旅游不同于传统的大众旅游，它具有生态学与旅游学的双重属性，而且涉及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环保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相关内容，因此，单从旅游经济学或生态景观学的视角去研究这一全新概念、套用旅游资源分类方法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的研究路径既不可取、也不适用。无论是从何学科背景、任何研究目的出发，都应尊重生态旅游作为交叉学科的特点，至少要以生态学和旅游学的视角去研究生态旅游资源的相关问题。

2.为什么要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呢？明确生态旅游资源分类的目的不仅是基础研究的前提，而且是实践活动的保障，更是进行科学划分的主导思想。科学分类生态旅游资源，一方面是为了识别生态旅游类型、确定生态资源价值、明确生态资源现状；另一方面是为进一步评估、保护、开发、传承奠定理论基础，以满足旅游者、决策者、经营者三方需求。因此，分类中不仅要包括景观、环境等可视要素，而且应适当考虑保护和开发的相关内容，尽量涵盖不同需求者的关注要素，以满足生态旅游开发和发展的各方要求，实现传承和可持续的发展。

3.生态旅游资源中是否应包含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呢？伴随着生态旅游内涵的不断深化，人们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认识也越加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生态旅游资源构成中，生态环境不再只作为旅游资源的背景，甚至成为生态旅游的主要吸引因素[2]。对于生态旅游而言，生态环境条件的优劣是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成败的关键因素[3]。因此，在我国，生态环境同人文资源一样，是生态旅游资源不可分割的内容，应作为生态旅游资源的构成要素。

（二）构建

为确保研究成果的适普性、可操作性，满足生态旅游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笔者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和旅游学的研究基础，综合运用资源学、管理学的相关知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从生态旅游的全新视角去认识生态旅游资源，探索性地构建基于生态学－旅游学的生态旅游资源分类体系（见图）。

图 生态旅游资源分类体系

四、结语

生态旅游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旅游形式，也是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指导理念。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首要条件和重要基础，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类与评价是生态旅游理论的基本内容。科学划分、合理评估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制定开发与保护规划的前提，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不容否认，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生态旅游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框架和方法，但是，生态旅游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还不够成熟，比如：生态旅游、生态旅游资源等基础概念还未统一，现有生态旅游资源分类方案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这种缺憾不仅仅体现了旅游研究的不成熟性，也反映出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滞后性。在不成熟的理论阶段，向成熟学科借用“概念”、“方法”和“理论”无可厚非，但应尊重客观现实和理论基础，抓住交叉学科的本质和特性。虽然现有研究成果不能满足迅猛发展的生态旅游实践活动，但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因此，要想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旅游的新视角去认识研究生态旅游资源的内涵，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丰富生态旅游的研究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修正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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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建军，李朝阳，田明中.生态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体系构建[J].地理研究，2006（5）：507-516.

[3]邱云美.基于价值工程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9（12）：2158-2168.

篇（8）

国内有学者认为：“现代旅游现象，实际上是一项以精神、文化需要和享受为基础的涉及经、政、社会、国际交流等内容的综合性大众活动”。旅游的重点是文化，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是旅游业的灵魂。

一、文化性是旅游的一个重要性质

旅游到底是经济还是文化，当时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又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后来孙尚清先生提出一个观点，说到“旅游在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经济――文化产业，到发展的成熟期是文化――经济产业。”这两个功能重心的调整，是一种性质的转化。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文化性是旅游的一个重要性质。

在旅游活动中，文化既表现为动力、资源，又体现为一种推进器、剂。文化直接影响着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影响着旅游企业、产品的生命力。所以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文化性竞争越来越突出了。追求文化底蕴和文化含量，也在逐步成为旅游业共同的行为。

二、旅游资源本身就蕴涵着丰厚的文化

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今天，旅游资源的内涵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结合，使人们在欣赏清秀壮美山川的同时体味古老深厚的文化沉淀。

首先,我们从文化与人文旅游资源的关系看,文化孕育着人文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蕴含文化,人文旅游资源的鉴赏与开发都需要文化进行“解译”。人文旅游资源属于文化的范畴,许多文化产物都是人文旅游资源,不少文化资源只需通过略加开发就可以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大量的人文旅游资源都具有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游人要欣赏、感悟它,规划师、旅游商要开发利用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其次,我们从文化与自然旅游资源的关系看,大好河山孕育文化,文化辉映大好河山,二者相得益彰。例如,众多的名山胜水成为佛寺道观建造之地,孕育、催化了灿烂的宗教文化。“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是文化辉映河山的绝好写照。这里讲的“仙”、“龙”实质意味着“文化”或文化魅力。此外,许多自然旅游资源虽然本身不具有文化属性和叠加历史文化色彩,但自然美无疑需要从文化层面来鉴赏,需要科学知识来解释。而且,要将自然山水转化成为旅游产品必须通过旅游开发这一文化手段来实现。俗话说：山水无绿不成景，风景无文没有情。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自然旅游资源同样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与文化密不可分。

三、我国旅游业应注重挖掘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不断创新旅游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气质的体现和渊源历史的鉴证，是全世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今后生存发展的基础。而我国的历史文化可谓累积层叠、百川归纳。它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展示给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素养的观光者的应不仅是瞠目结舌的物化形象，更是倾心感悟的精神之光。因此，我国旅游业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彰显我们的优势、突出我们的特色，使我们的文化差异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和最有效的释放。而要做到这一点，从整体而言，和谐境界、含蓄气质和宽容精神是旅游业发展中不能缺少的文化内容。

1.和谐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思想，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道家思想追求精神的自由自在，脱去一切虚伪的外表衣，与大自然之道合而至一，最终达至齐物之境。和谐境界是中国文化之本，也是中国旅游之魂，与西方文化之冲突对立相比，大异其趣，这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旅游开发应使其大放光彩。

2.含蓄气质

中国文化是一种内敛文化，中庸自持，不恃张扬，其整体气质也与西方文化大有差异。中国文化是一种隐喻文化，崇意境，在审美上主张人与自然消融界限，不喜对比而重写意，同时中国文化蕴涵着一种婉转悠长、含蓄悠远的气质，散发着无尽东方文化的神秘感。正是这种神秘感吸引无数域外游客不辞万里，远足中国。含蓄悠远的文化气质，如能在自然，人文景观中恰当地流露，定会让中外游客受用不尽，回味无穷。

3.宽容精神

中国文化从起源到发展，都呈现出多元融会的特征，它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生长，并历经中外文化的交汇，汲取异族文化的养分。这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倾向锻造了中华文化包容开放的品格，赋予它涵纳百川的心胸和气度。在中国文化的百草园，风格各异的多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丰富着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无比丰厚的资源，使无论国内还是跨国的旅游都有着极其雄厚的资源储备。我们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善加利用和保护这种多样性，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各种民族风情，尽量避免民族文化的趋同倾向，秉持一种宽容的精神和对文化多元发展的关切，现代旅游事业才会得以长足发展。

我国旅游业在挖掘民族文化的同时还要注意旅游文化的创新。中国入世以后，旅游业对境外开放，这是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势必引起旅游管理、旅行社管理、饭店管理方面出自不同文化环境的模式发生整合变化。那么如何创造新的旅游文化，只有旅游业乃至全民族重视文化，使所有旅游业的从业人员都是 “文化人”，富于很强的主体意识，人文精神，有较高的思想境界，才能在实践中反思现有文化的缺陷和局面，创造新的包容古今，吸取中外，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国旅游文化，这样我国的旅游业才能蒸蒸日上，跻身于世界旅游强国的行列。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旅游文化内涵；第二，注重旅游文化形象；第三，注重旅游文化效应。

参考文献：

[1]程:从辩证唯物史观看文化的力量[J]．人民日报，2005（5）：第九版

篇（9）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旅游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旅游更对旅游资源所在的区域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模式是事物的程式化，是对同类事物有共同效应的一种抽象。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加以概括，主要可以概括为按照资源属性划分的模式、按照区域综合条件划分的模式、按照空间结构划分的模式等不同类型。

一、按照资源属性划分的模式

不同形态类型的旅游资源，在旅游功能的表现形式、旅游资源与游客的互动作用、旅游资源可被利用的方式以及可开发的旅游活动项目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形成不同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一）自然风景类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自然风景类旅游资源是指由地质地貌、水体、气象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所构成的，具有观赏、文化和科考价值，能吸引人们前往进行旅游活动的自然景物和环境。这类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主题应在突出其自然美的基础上，努力刻划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做到情景相融，意境无穷。自然风景类旅游资源普遍可以开展游览观光等较低层次的旅游项目。旅游者通过参加以上不同类型的旅游活动，获得自然美的享受。

（二）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具有多种旅游功能。首先，文物古迹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可供游客参观瞻仰。其次，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历史状况，是考古研究、历史教育的鲜活教材。最后，以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为依托，深刻挖掘其历史、科学、文学、艺术等文化内涵，还可以开展形式多样、参与性强的文化娱乐活动，如让游客亲自动手，制作陶俑、书法临摹、编钟演奏等。

（三）社会风情类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近年来开发社会风情旅游资源，已成为丰富旅游活动、提高旅游产品文化品位的重要举措。利用社会风情类资源设计参与性旅游活动项目相对容易，能够参与是社会风情类旅游资源的第一大功能，传播文化，增进民族间、地区间的了解、交流和合作是社会风情类旅游资源开发能带来的又一大功效。在人与人的接触中，旅游者不仅可以耳闻目睹其他民族的传统民俗，还可以学习地方语言和文化，享受地方饮食，购买地方土特产等。

（四）宗教文化类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宗教是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宗教文化自然成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宗教圣地、宗教建筑、宗教艺术和宗教活动等。宗教文化旅游资源除具有高度美学价值、可供观赏外，还具有考古、文化传播等功能，对于宗教信徒来说，宗教旅游资源还为似门提供了朝圣、敬拜、祈祷、修行等多种功能。

（五）消遣类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消遣类旅游资源是指能满足旅游者娱悦身心、消除疲劳的纯娱乐性质的旅游吸引因素，如各类游乐园、人造主题公园、休闲娱乐中心等。消遣类旅游资源主要满足游客求新、求奇、求异、求刺激、求享受的心理，游客在这里或静心欣赏高雅的艺术，能够开阔视野，消除工作疲劳和心理烦恼，让游客身心得以放松，并获得美的享受，增强身心健康。

应当注意的是，各类旅游资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重复，只是重心有所不同而已。如在一个旅游景区内，有可能同时具有自然风景、文物古迹或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成份。因此，在旅游资源开发中，要注意系统地、综合地开发旅游资源的各种功能，使各类旅游资源及其被开发出的各种功能相互协调一致，统筹发挥其整体优势。

二、按照区域综合条件划分的模式

根据旅游资源价值高低、区位条件优劣、区域经济背景好坏等区域综合条件，可划分出四种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一）资源价值高、区位条件优越、区域经济背景好

这类地区旅游资源量多质高，旅游资源的分布与客源分布在空间上相互重叠，旅游业的发展具有资源和客源的双重优势。同时，区域内其他产业发达，资金充足；旅游需求大，是旅游开发最理想的地区，具备建成为面向多方服务的，具有各种旅游活动行为层次结构和多种服务设施结构的综合旅游区的条件，应当优先开发。

（二）资源价值高、区位条件较好、区域经济背景差

这类地区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大，区内交通没有大的困难，但区域经济比较落后，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条件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本地无法提供大量资金开发旅游资源。这类地区是目前较理想的旅游开发区，开发以后能较快收到经济效益。旅游资源开发最大的阻碍是资金短缺。对这类区域，国家可以通过积极扶贫的办法提供地方开发资金，为欠发达地区增加“造血功能”，以此为契机适度超前开发，振兴地区经济，使欠发达地区尽早脱贫致富，缩小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资源价值高、区位条件不好，区域经济背景差

这类地区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并且常常具备很大的神秘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非常大，但由于远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偏离交通干线，距离客源市场较远，加上区域经济不发达，发展旅游业比较困难，大部分旅游资源还处于未开发或初开发状况，发展潜力很大。这类地区宜应坚持保护优先，点状开发，重点解决可进人性问题。

（四）资源价值低、区位条件优越、区域经济背景好

这类地区旅游资源比较贫乏，但处于交通要道，人口密集，区域经济发达，土地利用率高，旅游需求量大。但发展旅游业的空间有限，潜力不足。这类地区的旅游开发要充分利用区位条件优越，区域经济发达的优势，搞人造旅游资源，或恢复历史上有名但已被毁的名胜古迹，开发新的旅游资源，从而发展旅游业。

三、旅游资源开发的发展趋势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和新的旅游环境冲击着传统的旅游观念。今天的旅游消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首先，旅游景区之间的相互竞争已从单纯的国内竞争演变成为国际竞争，尤其是旅游资源品质优、知名度大、开发水平高、游客需求量大的旅游景区已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而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其次，旅游产品同质性越来越高，开发者要想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景观，吸引游客，必须另辟蹊径；再次，买方市场下旅游者日益成熟理性。在这种时代潮流下，旅游资源开发将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开发理念上：竞争与合作共存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未来景区景点的开发将更多依赖区域间的比较优势驱动，走新型合作伙伴道路。这需要个体重新认识自己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寻找与自己竞争对手合作的领域，建立多样化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按照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统一体的新观念，确定旅游资源开发方向、旅游资源开发投资额、旅游点空间布局、旅游资源保护以及发展旅游业的各项措施。这在宏观上有助于减少重复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同质产品恶性竞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二）开发方式上：科学化与信息化并举

旅游资源开发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依靠客观的资源分析、准确的市场定位、科学的决策、详细的规划，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咨询和决策技术、开发者和经营者科学素养及完备的信息收集的基础上。所以旅游资源开发要打开大门，广泛听取意见，建立资源―市场一信息―科技―产品―产业这种适应性强的开发模式。

旅游资源开发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将为旅游资源开发的科学化创造良好的条件。首先，利用信息网络可以使调查研究、信息收集方便快捷。其次，利用信息网络可以使系统分析、科学预测电子化。再者，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开发方案，并认真听取各种信息反馈，反复进行方案评价，使开发更加科学化。最后，可以考虑在开发成熟的景区中建立信息反馈系统，如游客意见征询系统、游客满意度评价系统等，加强与消费者的信息交流，进行消费教育和消费指导，改进现有资源产品，开发潜在资源产品，从而保持并提高市场占有率。

（三）开发目标上：多元目标统筹协调

在游客消费需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的现代，较之传统单一的旅游资源开发目标，现在的旅游资源开发更加注重多元目标的协调。

第一个目标：持续创新。首先，从产品的角度而言，旅游资源开发将使旅游产品从“一次性创新开发”向产品的“持续性创新”转变，从“个别产品创新”向“系列产品持续创新”转变，用持续不断地开发来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提供给游客更多有内涵、有新意、有品位的旅游产品，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其次，指人才创新。人才是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因此，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要以人为本，高效率地使用和激励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性。

第二个目标：品牌形象个性化。拥有市场优势的旅游品牌，都有其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来源于品牌形象的个性化。当一个旅游品牌与旅游者的沟通达到个性层面时，它在旅游者心目中形象是极其鲜明的，甚至可以引起旅游者的崇拜，那么其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就非常强大。所以开发者在策划和开发旅游资源时，要牢牢抓住树立和维持景区景点品牌形象个性化这个目标。对现有景区景点进行再创造开发时，要在把握景区原有文脉的基础上，突出特色，强化形象；对新开发的景区要找准基调，树立新颖形象，吸引游客目光，使之迅速打开市场。

第三个目标：产品虚实结合。开发者可借助科学技术向旅游市场和旅游者提供实地旅游产品和虚拟旅游产品两种不同性质的产品。实地旅游产品以景区旅游资源为载体，让游客能亲眼看见和亲身感受到。虚拟旅游产品，类似于网络旅游等，使旅游者有虚拟现实的旅游体验，这一方面给旅游者以全新的旅游体验，使足不出户、畅游天下的梦想成真，并且培养和壮大了潜在出游客户群；另一方面是作为现实中的旅游地在网络中的“样品”，让旅游者在购买旅游产品之前可以先对准备购买的旅游产品有一定的了解，这种形式的广告，效果无疑会比图片之类的宣传更吸引人。

参考文献：

[1]刘晓红.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3）

[2]阎敏.旅游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J].旅游学刊，1999（5）

篇（10）

选择特色旅游资源是旅游资源中富有特色的精华部分，是发展特色旅游的基础，只有选择具有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和区域性，能够产生巨大的空间影响力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才能具有发展的潜力，实行可持续发展。比如，西安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它便以帝王之都、唐风古韵作为自己开发的主题定位，以此资源来进行开发旅游。

（二）保持特色

在对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应尽可能地保持自然和历史的原始风貌。任何过分的装饰和全面毁旧翻新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特色旅游资源失去了其自然和原始的状态，那么将会失去了它的文化内涵，削弱它的特色的价值，从而失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这也正是我们所提倡的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开发。

（三）突出特色

特色旅游开发必须突出资源的特异性和独特性，着重围绕着资源的主题特色进行开发，尽可能地凸显它的典型性和特异性，强化它的垄断性，加大和其他地区的资源特点和文化环境的差异性。比如云南的旅游开发，不但在景观上凸显地方民族特色，而且在文艺表演、民族风俗展现上都强化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协调特色

在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必须因地制宜，注重景观的开发和周围的环境的整体特点要协调，从这种协调中来衬托特色、增强特色，形成以自然为本，以特色为根的文化提升，让旅游人文更符合旅游者的需求，最直接最彻底地让资源特色融为旅游细节。比如杭州的整体旅游风格，整个城市的特点宛如一个大大的城市花园，完全体现了“休闲之都”的风貌。

二、特色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系构建

特色旅游资源的价值体系构建主要包括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是现实价值，而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是潜在价值。

（一）经济价值

特色旅游资源开发，主要是建设旅游设施、提供旅游服务、开发旅游产品等这些具有经济特性的活动，使特色旅游资源具有社会再生产的性质，因而产生经济价值。这样的经济价值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再生产的能力之上，主要有为开发、保护和恢复特色旅游资源再生产所付出的必要劳动时间，反映的是社会对此投入的价值。以及对特色旅游资源进行的调查、评价和依托特色旅游资源进行的交通建设、景点开发、宣传促销等投入的价值，这些都被称为“现实价值”。

（二）生态价值

生态价值是特色旅游资源的“潜在价值”，体现的是间接使用价值。这种潜在的价值是由使用资源的效用性和稀缺性所决定的，同时稀缺性的特征也决定了特色旅游资源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在充分认识其稀有性的基础上，明确其相应的价值。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基础，提高产业标准，在维护和景观设计上都要保持生态资源的完整性。结合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很好地体现景观设计和主题文化协调的生态氛围，提高生态环境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