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1 15:52:25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百科知识》：生育水平是用什么来衡量的？中国现在的生育水平很低吗？
乔晓春教授：我们用生育率来反映生育水平。我们常说的生育率其实指的是总和生育率，它是指某一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说明每名妇女按某年各年龄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可能生育的子女数。总和生育率形象地用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反映现在的生育水平，因此它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
到底中国的生育率有多低?这是从1990年以后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离我们时间最近、人们普遍认为比较可信的是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当时是2.31。从那以后，由于出生人口数据漏报，每次调查得到的生育率都很低，甚至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是1.22，比上世纪90年代任何一次调查都低，甚至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这使研究者产生了怀疑。也就是说，90年代以前生育率很高，但是我们知道多高；90年代以后生育率降低，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低。
由于人口普查和其他全国性调查提供的数据不太准确，学者们只能估计生育率是多少。学者的估计，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内部一致性原则，用人口调查和普查的数据估算2000年的生育率，结果是1.3～1.4，很低。我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可信的，因为你所依据的数据就是不准确的。另一种是借助外部数据，即用非出生数据、非人口调查数据进行估计。主要是用教育部门的小学入学登记数据，虽然这个数据也不可能很准确，但思路是对的。估计的2000年的生育率在1.8～2.0。两类估计结果差很大，但我更倾向于后一类。我的观点是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是1.8～2.0。
《百科知识》：长期以来，人们的观念就是中国人太多。生育率低可以降低人口数量，难道不是好事吗？
乔教授：曾经的高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过多，长期以来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但是研究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会发现人口少，生育率低也会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消费需求低下、老龄化程度严重导致社会保障压力巨大、劳动力成本高使其产品缺乏竞争力等。
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聚集了最有名的科学家，研究按照美国的体制，人多些好还是人少点好，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人多点好。因为他们有技术，有生产能力，经济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没有人要。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动力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如果有人买，什么不能生产？经济自然就发展迅速。美国之所以经济发展不快，原因是消费不旺，根本原因就是人口太少。
再比如说日本。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生育率下降速度甚至比我们政府推动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还要快。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现在得出一个结论：日本这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太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现在日本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其实人多已经不是压力了，资源都可以从外面进口。人多对一个国家没有绝对的限制，只有相对的限制，只要经济发展好了，人多点没有问题。
《百科知识》：生几个孩子是比较理想的？中国需要如何进行调整以达到较理想的状态？
乔教授：从理论上来说，总和生育率在2.1左右是最合适的，就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多一点，这样子女一代和父母一代的数量保持平衡，人口结构保持不变，社会结构不会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波动而产生相应的波动。比如说就业、高考，要是赶上人多的一代，就会竞争非常激烈。要忌讳这种人口结构的大起大落。因此从长期来看，2.0～2.1是最理想的。
1.22的生育率相当于一个人一生就生一个孩子，城市1.2差不多，但是在农村人们不可能平均只生了1.2个孩子。你的感觉和实际数据完全不一样。现在网上有人说生育政策要放开，但他们的依据都是生育率是1.2，如果真是1.2，严格来说不需要讨论了，就是要放开。但是没放开，意味着官方和学者都不认为生育率是1.2。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没有证据，感觉人们的生育率还是很高，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依据感觉在做事。学者的研究、国家的决策都不能依据感觉，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人知道真实的情况。因此，在生育率说不清楚的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都没有权力来改变现在的政策。
保持政策不变在短期是可行的，但是时间长了是不行的。欧洲的生育率很低，大家研究发现一个规律：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但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却不太可能。中国计划生育是努力把生育率从高降到低，这是可能的，也是有效果的，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能把生育率从低调到高。原因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一旦已经很低了，则是无法逆转的。
《百科知识》：我们做过生育意愿的调查吗？结果怎么样？
乔教授：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调查。国家计生委在2002年曾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对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做过一个调查。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国家计生委公布的数据是在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你希望生几个孩子，结果是2.0。同时也问了没有计划生育你想生几个孩子，但是结果好像没有公布。
根据那个调查，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现在的生育意愿还在2.0以上，我们还有机会。但是生育意愿永远是单向下降的，这是规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低生育意愿，是不可改变的规律。一旦下降到一定程度，再放开政策，甚至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都不可能使生育率回升。
我们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如何权衡使生育率低一些同时又不至于低到出现严重问题的程度。从数量上来说，希望人少一点，但是又不能少到不生了，人口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甚至人口数量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估计在本世纪20年代会出现负增长，人口开始出现绝对减少。人口减少从数量上来说是好事，但是长期的负增长会给人口结构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老龄化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不能为了解决数量问题而不管结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准确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的数据，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平衡了。
《百科知识》：您能否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状况做一个展望？
乔教授：假定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8，如果政策不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不断下降，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人口增长率也会持续下降。此时，人口达到零增长的时间是2024年，最高人口为13.93亿。从2024年以后中国人口开始减少，而且自然增长率会快速地持续地下降，到2085年甚至可以下降到-13.4‰。而总人口会持续下降到2100年的6.7亿。老龄化程度会非常严重，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10.1%上升到2100年的48.9%，即到2100年，中国会有一半的人口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中国13亿人口日的推后，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经过艰苦努力得来的，凝聚了几代人几十年的心血，确实来之不易。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据统计，196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35.59‰，死亡率为8.21‰，自然增长率高达27.38‰，到2003年这三个指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1‰，6.40‰和6.01‰，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下降幅度达到了78%。人口总和生育率从1968年的6.45下降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1.4（见图1），这种急剧的下降态势是举世罕见的。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大幅下降，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下降也很快。从每增加1亿人口所用的时间来看，从6亿到13亿分别经历了10年、5年、5年、7年、7年、7年和10年的时间。目前我国人口每年增加800万左右，根据我们的预测，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我国人口达到第14亿的时间是13年后即2018年左右，达到15亿人口是2035年左右。众多学者的预测结果显示，我国人口顶峰是15-16亿之间，大概在2040-2045年左右出现，其后才会逐步减少。
从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来看，总数很大，在增长的惯性作用下，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尽管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极限，比一些发达国家还要低，在一些城市如上海市目前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不可思议的不足0.7，平均3对夫妇才生育2个孩子，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独生子女一代逐步进入生育行列以后，按照政策他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样总和生育率可能会有所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群众的生育意愿还比较强，稍有松懈，生育率就可能会有较大的反弹。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还要长期执行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主要原因。
二
我国通过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人口，节省了大量社会抚养费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目前正在享受生育模式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劳动力数量充足，而社会抚养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经济，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人口因素。但是这种机会不会一直存在的，如果我国的生育情况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20年后我国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将会逐步减少，并且劳动力队伍也会不断老化，我国劳动力数量充足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我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但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低，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这种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口转变进程也蕴涵着一些不利的因素，最直接的就是人口老龄化阶段的提前到来。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处于底部的少年儿童人口在快速减少，预示着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将会减少；中间的中青年人口众多，预示着未来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数量将会快速膨胀（见图2）。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
鉴于计划生育政策肯定会带来一些负面后果，一些专家提出应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适当放宽生育限制，普遍允许生育二胎。因为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来看，下一代人要与上一代人的数量保持一样，那么每对夫妇必须生育2.1-2.2个孩子，而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即使经过了有关部门的调整也只有1.8，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是，生育政策的调整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欠发达地区，在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小的广大农村地区，潜在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还很强，稍有松懈，很可能会葬送我国长期努力才实现的人口低速增长局面。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放宽了独女户和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的生育限制，允许他们生育两个孩子。即使以后进一步扩大两胎的政策也只能在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城市和地区局部实行，而不能一下子推向全国。
三
目前中国13亿人口中，城市人口有5.2亿，占总人口的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缩小城乡差距，需要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率可能由目前的4：6变成6：4，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城市人口要比现在增加3亿以上。在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征地农民进入城市后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王园长幼儿园孩子数量的递减只是全国少儿人口逐步减少的一个缩影。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少儿人口从数量到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在公众不察觉间，中国早已进入少子化时代。
严重少子化
少子化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来越少。3年前，日本人口学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他们制作了一个“儿童人口钟”，在互联网上，以倒计时方式提醒公众日本距“只剩最后一名儿童”还有多长时间。根据他们的预测，到3011年5月，日本将没有儿童。
日本人很认真地在敲响警钟，但许多中国人也许只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1000年还远着呢！中国可没有这个危险，咱们人多啊，13亿多人，世界第一呢！实际情况如何呢？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儿人口比重约为13%，处于“超少子化”阶段。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更加触目惊心。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
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亿。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提供中国孩子在减少的证据。从教育部的在校生统计数据看，从1998年开始，小学在校生开始减少。从2004年，初中生人数逐年减少。减少幅度从数十万到四五百万不等。
从招生情况看，小学招生人数从1997年的2500万减少至2014年的1658万，初中招生人数也从最高峰时每年招生2263万人，下降至去年的1448万人。
根据六普数据的推算可以看出，未来问题会远比现在更严重。在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还要低一大截。
负增长预警
许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负增长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应该在遥远的将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人口学者何亚福解释说，中国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还在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惯性。虽然孩子数量越来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出生人口将远少于死亡人口，总人口萎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中国少儿人口数量逐年减少，正是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而《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萎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联合国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判断，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说到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后果，日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出现长达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高龄化、少子化正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都会大大下降。
少儿人口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和劳动力。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出现净减少。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的缴纳者数量减少，而养老保险的领取者却在增加，养老压力将会空前巨大。同时，劳动力减少也将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人口学者梁建章、黄文政撰文表示，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人口减少会导致消费与需求同步萎缩，经济失去动力和活力，匹配效率下降，最终导致人均GDP的相对下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口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认为，低生育导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首要根源。
谁愿意多生娃
中国严重少子化的现实背后，是不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本报采访发现，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是绝大多数人口学者认可的。按照中国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两代人就萎缩60%。
听起来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状况并非不可以改变。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就努力多生，提高总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儿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并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首先在中国，传统“重数量，轻结构”的人口观念还没有改变，生育政策还只调整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虽然已经在加快推进，但至今没有看到实质行动。
其次，即使政策改变，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的，政策一旦放开，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曾参与2006～2010年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终只有30%左右的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产有其特有的惯性，要人为改变它非常难。一个普遍现象是，把生育率降下来不容易，把已经降下来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不容易。日本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开始重视鼓励生育。不仅在内阁设立了少子化担当大臣来专门应对少子化危机，还采取了多种奖励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终不佳。韩国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儿童节打出公益广告，“你能给孩子最棒的儿童节礼物是弟弟妹妹”。
广告再温情，也抵不住部分群体生育意愿低下的冷淡。在中国城市，人们已经把一孩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往往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去生育第二个孩子。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镇化和推迟生育也是压低总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机构对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表明，养育成本过高、女性职场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影响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
1.人口增长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当前我国劳动力人数增长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人数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呈反比关系，我国的大部分生产部门对新劳动力投入的吸纳度较小，有的部门甚至不需要新劳动力的投入。在此情况下，投入劳动力越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越慢，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现代产业结构转轨，从而很难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至于制约经济增长的质量。最后．闲置劳动力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要别人来抚养．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更为甚之，一部分劳动力因没有工作收入而沦为盲流．引发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从而破坏了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2.人口增长对就业的影响
面临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我国现在存在的失业问题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的增长同人口的密度密切相关．人口迅速增长在经过15年左右的间隔之后，劳动力也随之大规模增加，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从而引起了严重而持久的失业问题。我国人口到21世纪初已基本超过13亿．近期每年新增劳动力达1500―2000万人，其中城镇新增劳动力600万人，产业结构的变动还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地区转移。体制转轨的深入又使传统体制下包容的国有企业冗员显现出来。但在劳动力需求方面，随着经济技术结构的推进，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下降，因而当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这将是当前和未来半个世纪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困扰的问题。
3.人口增长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的生产规模及综合实力派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和提供的最终货物和服务的总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净增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加．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占有水平提高慢，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随着我国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实施。我国人口控制现有了卓越的成效，已经步入惯性增长时期．加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合理，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适度增长阶段，这样．人口因素对于各项人均占有水平提高的快慢已经没有前几次人口增长高峰时期的作用大，但影响还将持续下去。继续控制好人口增长速度，人均占有GDP就有较大提高；全国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有可能提前实现。
二、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技术进步与人口数量并无必然的关系。特定人群的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制度对创新的鼓励程度和人群的文化知识水平。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是人口素质大过于人口数量。因此，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在于人口数量的庞大，更在于人口素质的低下。大量的低素质人口的增长，不仅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反而会成为社会进步的负担。由于人口急速增长导致了劳动力的资本投资降低，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对于经济发展不利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就现代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必要的。这样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及身体素质，特别是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对于高速的经济成长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较明显提高，人口的过快增长，加重了教育事业的负担，引起了教育和教育设施的不足，对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的资本投资过低。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者在数量上是偏低的。而以上这些劳动力的素质低成为制约中国劳动生产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三、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老年人口有以下特点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人口老龄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增加了社会负担系数，还影响部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就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被抚养人口负担特别是老龄化负担的增大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将来在中国随着老龄化的发展，首先老年人口的增长加重国家财政负担，需要提供社会福利，老龄医疗，福利设施以及退休金等多种社会服务。从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准看，老龄者的家庭用品、消费品、医疗费及交际费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将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老龄者人均消费额减少，住宅建筑、电视机以及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部门的需求量减少，这样人口老龄化的消费减退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最后人口老龄化对于个人储蓄也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减少了资本积累。中国老龄者的实际收入一贯较低，他们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由子女提供的。这样随着今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退职的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老年阶层的储蓄倾向将渐渐减弱，导致了今后老年阶层的储蓄进一步呈现降低趋势量，同时还导致了供养这些老人的子女储蓄也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就人口本身的年龄结构而言．老龄化问题目前不能通过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来解决。已有学者指出，老年人的人数完全是过去高生育率的结果，并未因现在推行计划生育、降低出生率、减少出生人数而有所增加。如果现在放松计划生育、提高生育率，势必会增加未来的老年人数。总之，虽然人口出生率不能无限制地降低，但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决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提高生育率，那样只会让我国的老龄化社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本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经济增长。
四、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1.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
由于过去我国整个经济水平很低时，农业占主导地位，孩子可以早早参加劳动．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经济状况，同时也能在父母年老生病时提供保障。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孩子都能给父母带来正的效应，子女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获得满足。自1991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客观地说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只归功于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引起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增长，国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加。具体到单个家庭．经济的增长反映为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收入增加，则生育人口的边际成本也相应增加：一方面，作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劳动收入增加，生育、抚养一个孩子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显然，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养育一个孩子的各种成本也相应增加。比如。给孩子的吃穿住、教育投资的费用会相应增加。越是富有的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越高．因此．随着经济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口的生育率就相应地下降。
2.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对农村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人口出生率的除了我国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低经济发展水平导致高人口出生率，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使得人口出生率降低。即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负相关的。
五、结论
由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和经济增长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是人口存在和增长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人口就不能存在和增长：人口是经济行为的主体．没有一定数量、质量、密度和结构的人口．社会经济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增长。但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起着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渗透到人口增长的各个主要方面，决定人口数量增长的方向过程，及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人口存在和增长提供物质保证。没有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就失去了长期维持的基础．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使人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使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机会发生变化。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社会生产关系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为基础，人口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是人类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没有一定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经济活动，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人口及其增长对社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它能促进或延缓经济的增长。人口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在人口和经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实现的．主要表现在，当人口的数量、质量、密度和增长速度适应社会经济增长要求时，对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经济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相反。当人口的数量、质量、密度和增长速度不适应社会经济增长的要求时，对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便起阻碍、延缓的作用。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之间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关键在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相互协调，是否相互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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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西北人口，
[3]李南蒋正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7(2)
[4]施娜柯人口红利与广东经济增长[J]统计观察2005(3)
[5]李南寿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J]“人口和经济”专题研讨会论文选登
一、引言
纵观整个世界，大批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实施，这类项目涉及复杂的社会、生态及经济体系。在俄罗斯，一方面需实现农业生产的短期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农村地区人口、环境及社会发展的长期利益，但两方面要达到平衡尚存一定的困难①。
俄罗斯人民历来认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业效率提高、土地合理管理、农村劳动人口零失业及生活水平提高。然而，实现这些战略目标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力资源及其数量和质量特征。因此，根据《俄罗斯联邦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俄罗斯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国策的重大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时通过降低死亡率、延长平均预期寿命及减少人口外迁等措施，确保农村人口②数量稳定，并为人口增加创造有利条件③。随着《战略》的实施以及一些目标指标的逐步实现，农村地区人口状况也在慢慢得到改善。农村人口数量稳定，维持在3500万左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达到75.6岁；人口外迁数量减少，每年不超过7.41万人，如表1所示。当然，由表1可知，当前人口两大主要目标值，即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口外迁数，与2030年的目标参数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些状况使得俄罗斯农村地区人口前景问题亟待解决，寻求可行办法以改善农村人口状况变得日益重要。
从宏观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农村人口的发展趋势和前景颇为重要，这是因为一个区域单位有着相同的自然条件、环境条件、人口条件、文化历史条件、地理条件等特点，凡此种种，可满足该区域内居民和行政部门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使用，以及经济实体之间合作关系的维护①。
俄罗斯西北联邦区面积广阔，共辖11个联邦主体②；人口逾1380万，其中农村人口达220.4万（约占西北联邦区总人口的16%）。在全俄联邦区中，西北联邦区的农村人口比例最低。对比如下：各联邦农村人口占比平均值为26%，中央区为18%，乌拉尔区为19%，远东区为25%，西伯利亚区为27%，伏尔加沿岸区为29%，南方区为37%，而北高加索区高达51%。西北联邦区气候条件恶劣，大部分属危险农业生产区，故其农村人口比例低于其他联邦区。
西北联邦区各联邦主体农村人口比例不尽相同。比例最低的是摩尔曼斯克州，为7%；最高的是列宁格勒州，为35%。此外，各联邦主体居住条件也有所不同。比如，摩尔曼斯克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以及科米共和均位于俄罗斯所在的北欧地区，属极端高寒地带，不适合人类生存；而位于西北联邦区南部的普斯科夫州和诺夫哥罗德州，其居住环境和俄罗斯中央区较为相似；加里宁格勒州属西北联邦辖区，它位于波罗的海东岸，是俄罗斯一块飞地（隶属某一行政区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圣彼得堡是列宁格勒州行政中心，在全俄城市中举足轻重，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经济、文化、历史和旅游中心。
另外，西北联邦区各联邦主体经济差异较大。一方面，“北部半荒漠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发达的矿业基地及全俄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人口相对稠密的南方地区”的经济问题类似于俄中部地区的典型经济问题③。
过去25年间，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减少了52万（减幅为19%）。在西北联邦区总人口中，农村人口比例由过去的18%降为现今的16%，如图1所示。另外，笔者此前的研究显示①，过去数十年间，除上述趋势外，西北联邦区大部分农村地区人口状况还出现了一系列不利变化，如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死亡率增加、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口减少、人口外迁、平均预期寿命降低及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出现较大差距。以上变化说明，西北农村地区出现人口危机，改善农村人口状况刻不容缓。
西北联邦区各地地理、历史、文化及经济状况存在差别，因此，一些辖区的人口发展显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战略》实施期间，西北联邦区有7个辖区的农村出现了人口减少现象；情况最严重（减少1/3以上）的有摩尔曼斯克州（44%）、普斯科夫州（38%）、阿尔汉格尔斯克州（34%）及科米共和国（36%），如图2所示。经济学博士里巴科夫斯基（L. L. Rybakovsky）称，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减少是因为地区间存在稳定的“移民通道”，人口从这些地区迁出后被圣彼得堡这块“移民磁铁”吸了过去①。该段时期，圣彼得堡的人口增加了18.92万。
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的情况与上述恰好相反，两州人口增幅分别是17%、11%，如上页图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以来的25年间，这些地区的人口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如图3所示。由统计数据可知，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农村人口增速放缓。如2002―2004年间，列宁格勒州人口出现小幅度减少，这与当时的移民浪潮有关。从2005年起，人口恢复正增长模式，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具备吸引力。在西北联邦区，加里宁格勒州、列宁格勒州及圣彼得堡经济最为发达。它们有着多样化的市场，人力需求大，就业机会多，薪资待遇好，公共基础设施完善。除此之外，加里宁格勒州之所以能够吸引外来人口，是因为当地人积极参与国家所实施的项目②。
1992年和1993年时，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卡累利和国有不少城市居民摇身变为农村人，从而导致当地农村人口激增。这一情况，卡累利和国并非独例。20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一股由城市人向农村人转变的风潮，从而影响了城市结构的转型③。
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西北联邦区的农村人口在近数十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如下页图4所示。2003年，人口负增长出现峰值（-14.7‰），此后，负增长成为趋势。在某些年份，尽管人口呈负增长，但外来人口的迁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口；然而，目前这两项指标均为负值，分别是-3.9‰、-2.9‰。
农村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死亡率极高，如下页图5所示。西北联邦区人口死亡率在2003年达到峰值（24‰），是总生育率的2.6倍。2003―2014年，农村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现今这一比例为16.2‰；相反，出生率在增加，达到12.3‰。目前，出生率呈上升趋势，但如果当前生育参数及年龄性别结构在未来数十年仍然维持不变，农村人口态势难以迎来积极发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人口状况面临着不小阻力。这一阻力是由女性人口结构变化所致，尤其是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使出生率难创新高，甚至难以维持原状。另外，低出生率将导致老龄人口增加，劳动适龄人口从而减少。
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人口状况是否能改善？必需资源是否已消耗殆尽？如果当前人口相关指标保持不变，如果通过实施各种人口政策来应对不利趋势，通过对人口预测进行分析，我们便能够预测未来人口数及年龄性别结构的变化情况。
二、研究方法
人口预测是对未来人口状况（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及其他质量特征）和人口流动主要指标（生育率、死亡率及外迁率）的科学性预测。这一预测立足于预期人口规模及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而出生率、死亡率各类特征的未来动态变化假说又为该预测指标提供了基础①。预测人口状况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使用特定的数学函数（外推法和分析法），二是年龄转换法（亦称合成法）。但是，由于第一类方法未考虑人口增长和年龄性别结构成分的变化，预测结果可能出现偏差。此时，启用第二类方法更为可靠，因为它考虑了自然和机械运动预估波动率以及当前的人口结构。
在预测人口情况时，我们采用了年龄转换法（合成法）――仅有此法既能预测总人口数，又能通过年龄、性别预测人口分布情况。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口学家维尔普顿（P. K. Whelpton）造了合成法②。该方法的实质是依照三类指标（生育率、死亡率及迁移率）定时“追踪”一类人群的运动情况。计算方案如下：在年初t，将某一年龄段人口总数设为S，一年内，原来的总数会因以下因素发生变化，如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迁出及人口迁入。一年后，时间为t+1，人口年龄段为x+1，即人口总数公式为：
除新生儿外，该算法适用于各个年龄层。在t+1年，我们考虑了新生儿群体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因为并非所有的新生儿都能活够周岁。首先，必须统计新生儿的数量。因此，我们要弄清楚年龄别生育率和相应年龄妇女的平均数量。育龄妇女数量倍增促使生育率提高。年龄别出生率的相关数据经初步预测得出，即“未来出生率不变假说”。妇女人口数量相关数据源于此前变化的影响。由于变化的影响，我们获悉女性在年初的数量，所以有必要计算出育龄妇女的平均数。
为了在出生人口中获悉婴儿性别比信息，我们可使用出生性别比，即通过长时间观察而得出的经验法则（105名男孩比100名女孩，相当于0.52：0.48）。由生命统计表可知，相应性别人口存活下来，出生率倍增，从而计算出t+1年新生儿总数St+10 ③。
在制定预测方案时，我们对人口动态作了一系列猜想：
其一，在计算过程中，我们的立足点是从2015年到2035年农村人口的生育模式保持不变。我们认为，这种不变模式意味着主要人口指标处于同级水平，相应指标包括性别、年龄别死亡率、年龄别生育率及迁移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其二，在预测时，我们考虑了人口发展过程中几项主要指标可能出现的变化，包括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率。我们未研究结婚率、离婚率、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住房条件等，因为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体现在自然运动、机械运动的量化特征中①。
其三，为了简化计算过程并清楚地了解所有方案的变化情况，这一系列猜想满足的前提是该地区迁移率为零②。
该预测活动围绕四种方案进行：
一是“零变化”。该方案立足于生育率、死亡率及迁移率的现行趋势。换言之，以2015年为初始年份，到预测期截止日，上述三项指标保持不变。
二是“生育率提高”。生育率逐年提高，符合主要法律文件中所规定的目标指标。
三是“死亡率下降”。在官方目标值基础上，死亡率逐年下降。
四是“管理优化”。生育率逐年上涨，死亡率逐年下降，符合国家解决人口发展问题的相关规定。
“管理优化”“生育率提高”及“死亡率下降”这三种方案中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年变化一致，它们以国家概念性、政策性文件中的目标指标为基础。这些文件旨在改善人口状况，包括农村地区复杂特殊的人口问题，如上页表2所示。根据俄罗斯2014―2017年及2020年农村可持续发展计划，到2020年，农村人口毛出生率有望增加33%，即年均增长率为5%。目前，俄罗斯制定的项目或战略性文件均未涉及降低农村人口死亡率。因此，我们从起点开始，坚持指导方针（该方针基于预测期间俄罗斯人口政策概念），到2025年，毛死亡率将下降40%；在此基础上，我们可推断，死亡率年均下降率为2%左右。
三、研究结果
预测结果表明，在所有方案中，即便采取最积极的人口发展方案，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依然不可避免地减少，如上页图6所示。“零变化”方案意味着生育率将停留在2015年（基准年）的水平，同时会面临最糟糕的局面――到2035年时，农村人口将减少108.29万，减幅达49%。
如果选择更为有效的“死亡率下降”方案，西北农村人口也会减少，但减幅比上述情况要小，为44%（合974.6万人）。由“生育率提高”方案可知，农村人口在2035年时将达到135.59万，较2015年减少84.82万，减幅为39%。而如果采用“管理优化”方案，极有可能出现最佳结果，但仍不能解决人口下降问题。由该方案可推知，农村人口在2035年时将达到146.88万，较基准年减少33%。
预测数据中，农村人口减少主要是指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如表3所示。因此，即使实施“管理优化”方案，到2015年时，西北联邦区农村劳动力仍将减少60.2万（较基准年减少49%）。因此，当局在实施社会、经济及人口政策时，应着重关注劳动适龄人口。同时，人口政策（尤其是“提高生育率”和“管理优化”方案）将促进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到2035年时，农村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将由原来的17%增至33%，而据“管理优化”方案可知，该比例有望达到35%。
因此，实施上述任一人口发展方案，到2035年，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较2015年仍然会减少。然而，不同的方案所产生的减幅则不同。因此，预测人口数量最低是112.12万（“零变化”方案），最高数量是146.88万（“管理优化”方案）。通过对比各种预测方案，我们发现，总体而言，“降低死亡率”方案与“零变化”方案有着类似的发展趋势，而“生育率提高”方案与“管理优化”方案则有着紧密联系。
在预测期间，农村人口数量表明，跟“提高生育率”及“降低死亡率”方案相比，“管理优化”方案通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也表明，在筹划和实施国家人口、经济、社会政策时，综合法存在可行性。
如上所述，俄罗斯西北农村地区人口状况各不相同，故需区别看待预测结果。上述数值也表明，农村地区的人口发展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依照农村人口预测的动态类型，西北联邦区可分为三个模块，即人口持续增长区、非稳定变化区和人口持续减少区。
如下页图7所示，第一个模块仅包括一个主体，即摩尔曼斯克州。据上述四种方案可知，该州农村人口在未20年将实现逐年递增。所以，依照预期效果最佳方案（“管理优化”），到2035年，该州农村人口将增加8.38万，涨幅达48%。
如下页图8所示，第二个模块的农村预测人口主要呈下降趋势，但至少有一种方案可以断定，到预测末期时，人口会出现小幅增长。这些地区包括普斯科夫州、列宁格勒州、加里宁格勒州及科米共和国。据“管理优化”方案，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口数虽处于下行趋势，但在某个点将出现“逆转”，表示人口正增长。然而，从多方面看，这些积极变化受结构性因素牵制，持续不了多久。
如下页图9所示，第三个模块由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沃洛格达州、诺夫哥罗德州及卡累利和国组成。它们的人口发展前景最为黯淡，也就是说，其农村人口数呈逐年递减趋势。这些地区的人口预测结果不尽如人意，即便是采用最有利的“管理优化”方案，人口数依然会下降，显示出人口变化的集体性特征，这也会导致这些地方农村总人口减少。因此，对联邦当局和地方而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应对人口问题。
四、结论
依据俄罗斯国家未来重大计划和战略文件中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而制定的目标指标，预期是促使俄罗斯可持续发展政策取得理想的效果。但研究结果（尤其是预测结果）却表明，该目标指标未能使得农村地区人口增长，且有可能导致人口大规模地减少。这说明此前按照生育参数所制定的目标指标亟需调整，尽管有预测认为此指标能打破不利局面，确保农村人口稳定增长。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区，这五省区的伊斯兰教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75％。五省区中又以新疆为最多，新疆伊斯兰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52.4％，十个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中七个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数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二、人口的现状与变动
1. 人口增长很快且民族间差异大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像这样47年人口就增长1.5倍多，在全国人口史上也是属高速增长之列。这充分说明我国伊斯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
但分别看这十个少数民族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增长率是有区别的，增长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东乡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增长率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则是负增长，这与这两个民族属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体部分在国外有关。塔塔尔族在俄罗斯称为鞑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这二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国越境走出。
十个伊斯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从表1中看到，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仅增长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间增长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8年增长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长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间增长的高一些，但在这个期间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全国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情况下，伊斯兰人口的增长就显得突出了，比汉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汉族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伊斯兰人口增长15.4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11.66％。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这种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标都超过了国家的规定，而且超过的幅度大大高于汉族。这与民族的文化构成和生育意愿有关，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
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肃的回族、东乡族在70年代初还有14、15岁的女孩就结婚的现象，现在女孩17、18岁就结婚仍然很普遍，经济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文化低、就业率低、不上学、不就业，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如甘肃东乡族自治县1991年统计，独生子女领证率为1％，也就是说仅为个别现象。另据1989年中国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统计，哈萨克族为4.74，维吾尔族为4.65，为最高的两个民族。可见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为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对较高。
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个伊斯兰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较高，其余都较低(见表2)。
2. 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1)年龄结构轻，但民族间差异大
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会负担系数高，少年儿童负担系数高。
在这10个民族中，以0～14岁年龄构成看最低的柯尔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间相差10个百分点，说明差别是很大的，从中还可以看出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儿比例很大，说明这几个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龄构成轻的伊斯兰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这与当地生育政策较宽有关。尤其是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个伊斯兰人口均属年轻型人口。
总负担比(也称总扶养比)，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比。从表4可以看到，伊斯兰人口的负担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数，柯尔克孜族达到100以上，也就是说每一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或儿童，可见经济负担之大。
少年儿童负担比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负担最多，说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负担低，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人，这项指标有好几个伊斯兰民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民族老年人口长寿比例较高。
(2)性别比比较正常
伊斯兰人口的性别比一般偏低，据1990年统计，与全国持平及低于全国水平的有七个民族，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三个，这三个民族分别是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和东乡族。
伊斯兰民族不重男轻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正常，不像汉族过去一直有溺女婴的习俗，人为地使性别比偏高。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准。
3. 人口文化素质状况
伊斯兰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在现代社会经济交往中，他们要再学会汉语才便于交流，这样就面临双语教学的任务，加大了民族学生的学习负担。
从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除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质都较差，从大学生比例上看七个民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文盲率来看也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这说明大多数伊斯兰人口的文化素质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下。
转贴于 伊斯兰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对妇女的约束过多，使妇女参与文化教育的机会降低，因此妇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妇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惊人；其中东乡族妇女的文盲率最高为92.07％。东乡族的文化程度很差，这个现象由来已久，这与该民族分布有关，东乡族都集中在东乡县的农村，城镇人口很少，经济又落后，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所以文化素质差的现象很突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兰民族文化程度高，这与国家在大学招生和中小学入学优惠等政策有关，人数少优惠政策的效益就明显。另外在文盲率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剧下降，这与统计方法有关。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少数民族只要会一定的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即算脱盲，而民族文字的识字率表的难易程度相对低于汉族，所以很多稍许能识字的即算脱盲了，也就是说统计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实的情况是文盲比例还比较高。
4. 职业构成
一般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应占30％以下，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伊斯兰民族人口的职业构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乌孜别克和塔塔尔族的指标接近这个水平。
伊斯兰民族善于经商，因此在职业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分民族的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中，有5个民族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超过了15％，他们是乌孜别克、塔塔尔、回、哈萨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业、职业构成都很差，例如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这三个民族从事农牧业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东乡族竟达96％。
5. 婚姻与家庭
伊斯兰民族早婚的现象虽然比解放前有所减少，但目前在农村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次普查中有七个伊斯兰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现象。
伊斯兰民族一般都是教内婚姻制，即夫妻双方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其婚姻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妇女地位仍较低，致使家庭关系不够稳定。如这次普查中，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离婚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甘肃保安族聚居的积石山大河家乡，由于近亲婚配率高，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兰州市新华巷一个回民聚居区1982年进行的一项近亲婚配调查中，发现回族的近亲结婚率高出汉族5倍。在新疆哈萨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亲结婚率高的现象。
家庭规模较大，也是伊斯兰民族的一个特征。因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导致家庭规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兰人口发展的趋势
1.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
我国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压力，在伊斯兰民族地区同样显得很严重。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东乡族自治县、保安族自治县等伊斯兰地区都出现了人均耕地下降，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压力，使许多民族宗教人士开始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自觉地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号召。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通贵乡、泾源县，新疆温宿县、霍城县的维吾尔聚居地、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地方，都有阿訇积极参与宣传动员实行计划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还担任了计划生育协会的理事。还有的阿訇在伊斯兰的经典中找出了可以进行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进行宣传，并带头动员自己的亲属做了绝育手术，因此目前在伊斯兰地区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是能够接受的，而且计划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起来。但响应程度不一，这与人口压力的大小有关，在人口压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计划生育工作也就愈显得迫切。目前来说，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压力相对要大一些，而从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萨克族地区人口压力就相对小一些。由此计划生育的政策指标也不一样，在边远山区和牧区一对夫妇允许生三个孩子，新疆的一些边远山区还允许生四胎。
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计划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点，一般在斋月不做手术，给妇女做手术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尽量避免进行大月份引产，宣传工作要动员宗教人士出面一块搞，这样计划生育就会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宁夏泾源县，从1980年开展计划生育，到1991年节育率已达到90％，总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长趋于平缓。又如新疆霍城县，编印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材料，制作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板块和录像片，使群众逐步接受了计划生育观念，这个县的兰干乡维吾尔族人口占96％，2000年该乡的计划生育率、节育率分别达到91.2％和75.7％，成了全县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事实证明在伊斯兰地区计划生育正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且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视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将会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汉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另外伊斯兰人口的自然增长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少，在近些年数百万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军中，由非伊斯兰人口更改为伊斯兰人口的数量并不多，因为伊斯兰严格的宗教信仰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考虑到以上因素，预测今后10年我国伊斯兰人口将再增长20％左右，达到2200万左右。
2. 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将进一步提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必将也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伊斯兰人口当然也不会例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邻独联体国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工作中也将得到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必将为卫生和文化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随着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面对的人口“负债”，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
国内学者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的一般特征，即“中间大，两头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同时，陈友华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交替出现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实质意义落脚于人口的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一般研究中，将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分界线。 。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可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是社会总抚养比，计算公式如下：
少儿人口指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有两种算法：
一是按我国现在执行的退休制度， 15-59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0岁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岁的话，15-64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6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人口。按劳动年龄的两种算法可以算出两种抚养比，即社会总抚养比（一）和社会总抚养比（二）。
三、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红利分析
1.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
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高速增长期，1949～1970年；快速放缓期，1971～1978年；平稳波动期，1979～1990年；稳步放缓期，1991～2010年。
1.1高速增长期。建国初期，在“人多力量大”、“伟大母亲”和“多生多光荣”等鼓励多生多育口号的号召下，我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从1949年的54167万人增至1970年的82992万人，年均增加人口数2620万人，年均增长20.526‰。虽然这个阶段死亡率由于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断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带动了我国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
1.2快速放缓期。70年代初，我国人口专家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暴增，我国将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倡“只生一个好”，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33.4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8.25‰，年均回落1.898个千分点；虽然死亡率这个阶段趋于平稳，但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70年的25.8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2.00‰，年均回落1.7288个千分点。
1.3平稳波动期。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后，我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趋于稳定，但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进入生育年龄，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平稳波动状态。
1.4稳步放缓期。从1991年起，我国出生率开始呈稳步下降态势；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间继续维持稳定，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出生率的稳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稳步下降。
2.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红利状况
随着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间）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计生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国的少儿人口数也随之迅速减少，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随着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随之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稳步提高。在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和少儿人口数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虽然我国老年抚养比也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稳步提高而不断提高，但抵不过我国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国社会总抚养比还是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
2.1若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即国际惯用算法，也是我国六普以前的算法）。从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高达68.61%，其中少儿抚养比高达61.17%；到1964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提高，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提高，高达79.37%；到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少儿抚养比的迅速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回落，为62.60%；之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稳步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稳步回落，到1990年已经降为49.83%，刚好低于50%的临界值；到2010年六普时，我国社会总抚养已降为34.28%，远远低于50%的临界值。以上分析说明：若按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199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2.2若以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劳动年龄按15～59岁来算，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时，我国少儿抚养比为34.36%，老年抚养比为15.70%，社会总抚养比为50.05%，比值刚好等于50%。201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23.70%，比五普时下降10.6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为19.02%，比五普时提高了3.32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五普时下降7.33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50%的临界值低7.28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若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则2000年我国刚进入人口红利期，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下降，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四、未来我国人口红利的预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国现阶段获得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红利”的对立面是“负债”，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耗尽，以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建国后历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
1.2011～2035年我国人口状况的预测
1.1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测算。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有序波动，波动较为平稳，在2000～2010年10年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从2000年的14.03‰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11.90‰，年均下降0.21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7.5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79‰，年均下降0.279个千分点。根据2000～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推测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将延续2000～2010年的波动规律，从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情况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为负数，即我国人口总量开始停止增长（见表1）。
1.2人口总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从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时我国人口总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数（见表2）。
2. 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推算
2.1 0～64岁人口死亡率的预测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78～2005年27年间，我国死亡率波动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6.50‰左右波动，但从2005年开始呈逐年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引起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4.41%缓慢提升到1990年的5.57%，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7.10%，到2010年已经高达8.92%，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所以可以推断2005～201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断提高引起的，而0～64岁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较为稳定，从而可以假设2011～2035年我国0～64岁人口的死亡率将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2.2 0～64岁人口数的推算
2.2.1第一步根据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为：
2.2.2第二步根据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数、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来推算2011～2035年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
如2011年推算公式为：
3. 2011～2035年我国人口红利的推算及预测
根据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总量、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数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一）和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二），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将达到50.16%，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在2017年消失。随后逐年继续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将高达79.01%，其中老年抚养比将高达57.52%，到时我国将肩负着沉重的老年抚养负担。
若我国把退休年龄延至65岁的话，则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将达到50.82%，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退。随后每年以2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也将高达57.24%，老年抚养比将高达38.36%，我国的人口红利也将很快耗尽。
五、计生政策调整迫在眉捷
30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严峻的人口暴增形势，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从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逐渐转向老龄化结构，再加上现有的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了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加大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等，我国的计生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1.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同时《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含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1.1经市（不含县级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1.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1.3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1.4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1.5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1.6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2.计生政策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
2.1人口总量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据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测算：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亿内，并将在2028年停止增长，随后将逐年下降。
2.2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为1.18，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2.3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32%，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2%。随后将逐年提高，根据推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32.13%，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高达24.40%。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2.4人口红利即将消退。以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即以15～59岁为劳动年龄来算，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龄延至到65岁的话，则我国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失。而我国的大部分行业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距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依靠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据有关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年轻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开始不断攀升，成为日本经济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2.5现有的计生政策已经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渐失调：现有的计生政策让我国传统的观念承受巨大考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催生了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让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日渐失调（见表3），将给今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贫富差距加大：现有的计生政策让独生子女拥有较大的财产继承，而农村的二胎特别是越穷越生的子女长大后面临与独生子女较大的经济差距，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三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溺爱，以至于长大后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又将肩负沉重的养老负担；随着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和姓氏传承等中国传统观念严重困惑着独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失独家庭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带来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些机构已做了样本统计：目前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2.6生育需要一个周期。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从出生人口变成劳动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红利已经消退了再来调整计生政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是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整了，必须及时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六、计生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1.首先建议马上放开单独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买卖商品那么简单，无法也不能提前设定条件，所以双独家庭比重相当低，其实更多的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虽然我国已经放开了双独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绝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但我们不能忽视了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独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中国人传统的姓氏传承和回谁家过年过节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单独婚姻家庭。建议马上放开一方为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尽可能缓解现有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2.其次建议有条件地放开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开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适当加大生育间隔期，以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选择在我国人口红利开始发生转折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又适当地加大生育间隔期，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不会带来人口总量的剧增。因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对人口总量不会太大影响。
3.再次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
对现有的计生政策进行微调，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户籍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总体素质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从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其实真正全面实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户籍人口，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时仅为29.14%，而占总人口比重高达70.86%的大部分人口实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穷越生，最后影响孩子的户籍上报和教育，很多失学儿童特别是失学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除户籍以外其他几乎与城市没什么区别，实施城乡无差别的人口计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最后建议严格执行和落实婚育政策
相关部门应制定严密的措施，确保婚育政策落实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国的人口总量控制在预期范围内，还能够彰显公平。当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层落实不到位，还存在较严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64岁的育龄妇女中：存活子女数达3个及以上的占了13.39%，其中存活子女数为3个的占了9.43%，存活子女数为4个的占了2.91%，存活子女数达5个及以上的占了1.05%；在2009.11.1–2010.10.31间一年内有生育的育龄妇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6.55%，按育龄妇女年龄分，其中15-19岁的育龄妇女占了2.35%。
参考文献
弱精症是造成男性生育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男性患上弱精症，就会为此笼罩上一层阴霾。这些男性不育患者的检查貌似正常，实际上的运动能力低下，临床上初步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平均运动速度低于25微米/秒—28微米/秒时应视为弱精症—即活力差，或曰运动能力差甚至基本无活动能力。大约4%至10%的男性朋友会备受其害，甚至无法享受为人父的幸福。
那么，男性患上弱精症能怀孕吗？弱精症的原因比较多，是否造成不孕，要看患病的程度。根据我在1980年代末期动物实验的结果发现，运动速度的高低有显著的种属差异，速度低的生育率也低。比如牛的运动速度可达50微米/秒—70微米/秒，小鼠和大鼠可达45微米/秒—55微米/秒，而大熊猫的运动速度仅为20微米/秒左右。大熊猫的繁殖能力低是保护这一珍稀动物的一大难题。由于目前观察例数还太少，尚不能肯定大熊猫的生育率低就是因为其运动速度过低。我们知道进入女性生殖道之后要经过漫长的“万里征程”才能到达输卵管与卵子会合，首先，进入阴道内，有可能会被阴道内的酸性环境杀死。其次，很大一部分被子宫颈这个“大门”挡了回去，所以，只有一小部分很用力的能以极快速度闯进宫颈口进入宫腔（往往不到总数的1%），赢得先机，得到受精的机会，一路上不知道要淘汰多少柔弱无力游动的。进入宫腔后，还要运行一段比自己的身体长上万倍的距离，因此，没有速度是万万不能的。后最短不过数分钟，最长可达1—2小时，即能在输卵管内发现。宫颈黏液对有选择作用，只有运动良好形态正常的才有较大可能得以通过。
那么，我们又如何预防和治疗弱精症呢？能否提高男性不育患者的运动速度，解决他们的生育问题呢？很有这种可能。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男性功能的保持或提高很重要。比如控制饮酒量和吸烟数量。酒精能损伤的结构与运动能力，受到损伤的如果受精，还会影响胎儿在子宫内的发育，引起流产，有时还会生出畸形怪胎，或孩子出生后智力差，成为低能儿。酗酒造成胎儿发育差的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认为酒的恶果就是“有误子嗣”。吸烟时间越长，畸形也越多，而且随着正常数目的不断减少，活动力也会减弱。据分析，很可能是烟中的毒性物质在体内起作用，使调节生成的基因受到损害，然后使形态与活动能力发生改变。不要总穿紧身牛仔裤，过长时间的桑拿或泡热水澡，以免因为温度过高而影响活动能力。平时注意多食用一些富含锌的食品，如肝、蛋、鱼、肉等动物食品，以及花生、核桃等植物性食物。
临床上我们一是通过中西药物治疗来改善活力，如中医提倡养精之道，认为“求嗣必先养精，宜节劳，毋耗其心神，以养血补精；宜戒酒，毋以酒为色媒，以免胎元不固；宜清心寡欲，毋以药而助火，以安神惜精；宜息怒，毋怒伤肝而相火动，以补阴抑火；宜慎味，毋贪肥浓之味，以淡泊之味食疗养精。”治疗中切忌不分阴虚阳虚，不辨属寒属热，一味追求鞭、肾、鹿茸等大热大补的壮阳之物。六味地黄汤为古方补肾之主方，四物汤为补血主方，合用则可取得补肾补血之效。五子衍宗丸专治生成障碍，作者根据三方合用特制五子生精丸，在临床已应用多年，介绍如下（单位为克）：
“计划生育应该被囊括到关于气候变化进化缓解与适应的更大策略中，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将使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更容易达到。”
把计划生育与全球气温联系起来的，并不止这73名国会议员，包括《塞拉俱乐部》、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等西方媒体和机构也卷入了这一浪潮。
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快速而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消耗，就算不是引起环境问题的全部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更为极端的是人口信托组织，该组织在名为《排放源更少，排放量更小，成本就更低》的报告中，提出地球上有一群“过剩”的污染源，而这些污染源正是人类。他们力主对抗全球变暖的最佳方法，是通过避孕与堕胎来减少人口。
只生一个，走向绿色？
要想弄清关于人口与气候的争论，那简直就像喝醉的时候一头撞进万花筒里，令人混乱不安。其实，凭直觉可以知道，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每个新出生的人类个体都是一个新的消费者，都拥有自己的碳足迹，而且会留下无穷无尽的后代。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两位学者保罗・莫塔夫和迈克尔・施莱科斯曾经尝试厘清“碳遗产”的概念，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全球环境变化》杂志上。
总的结果令人震惊。在保持不变的情境下，一个放弃生孩子的美国人可以减排9441吨二氧化碳，几乎是其毕生排放总额的六倍，相当于坐飞机在纽约和伦敦之间往返2550次。同样是这个美国人，如果他按照传统的节能减排做法，比如换一辆更省油的汽车、大量减少开车、安装节能窗户、使用节能灯泡、更换冰箱，以及把家里所有的纸张、玻璃和金属全都回收利用，能减少的排放还不到500吨。
成立于1991年的OPT组织则进行了另一项研究：通过计划生育实现的碳减排每吨的成本只有7美元，而通过太阳能实现的减排则要51美元。
不同的研究结果似乎都在说明，减少人口能够减轻地球负担的说法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
讳莫如深的
1998年，美国作家比尔・麦克基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或许就一个：关于缩小家庭规模的个人环境性见解》。尽管麦克基本谦虚谨慎又模棱两可地使用了“或许就一个”的说法，但是他仍被贴上了“道貌岸然”、“假仁假义”、“极端主义者”的标签。其实，该书一出版，麦克基本就说“或许一个”的话题是“最后一个议论的”，他还真说对了。
1998年书出版的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了环境的原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一个无稽之谈，更不要说为此少生孩子了。此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有一点没有任何变化：在英美的任何主要环境团体，你可以听到少坐飞机、多做回收，但你绝对听不到中产阶级的西方人为了拯救地球应该少生孩子的说法。家庭规模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而且几乎成为唯一的。
这个议题让人尴尬之处在于，发达国家要为大部分历史性气候变化负责，但却好像要把责任推卸到人口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头上。而对于反对移民的人来说，他们担心欧洲人口（通常指白人）增长得不够快，因此指责减小家庭规模不通情理。
也许，最普遍的问题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家庭规模只是个人的私事，根本不在政治法律或者公共运动之内。
不得不提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对强制计划生育感到为难：中国政治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把“独生子女”政策当作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办法提出来，但围绕这个政策产生了一大堆所谓强制节育和堕胎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