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节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化节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4-0299-01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不同模式，决定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强势”与“弱势”，“主流”与“支流”。

在今天的中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呈现着多元并存的状况，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熊映梧的话讲，现时中国生产力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三元结构并存的特殊格局”――即以手工为主的农业生产力、以机器为主的工业生产力和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现代生产力并存。

这样的生产力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不能不是“农民――工人――高技术知识分子尤其是电子信息人员”不平衡的分布状态。其特殊性在于这种人员比例的正金字塔结构。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上文明程度不高，工业化、信息化水平低下的现实。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正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生产力结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的向上演进，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由相对落后的文化基础所决定，我国当代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并存，且大量人口寄生于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中。这无疑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整体质量和世界形象，影响到国内文化的和谐和向世界的传播，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创造。

因此，当代中国在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文化结构的提升，在提升中实现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化。

然而，综观历史，无论世界文化实现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转化，还是中国文化实现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转化，其间都充满着复杂激烈的冲突与斗争，充满着不适与调整。

就世界文化转化与提升来讲，近代以来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就上演了一幕幕冲突与调适的活剧。

以中国、印度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关系而论。几千年来，中、印的农业文明与文化高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直到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依然处于农业文明与文化的盛世，以至于老大帝国“只知有秦、不知有汉”，在文化上，清朝廷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为准则，“言不和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施行文字狱。而这时的英国和欧洲，工业化和工业文明、文化正在勃发并冲击世界，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提升着世界的文明与文化。在这种新的时局面前，“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㈠200多年来，中、欧之间不断上演着这种文明与文化的对决，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在国内，各种文化见解与思潮粉墨登场，不断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印度也是如此，其古代有灿烂而影响力巨大的文化，到了近代，由于科技经济落后整体国力衰弱，文化影响力一落千丈，直到被英国殖民统治几百年。马克思在论述文明（文化）关系时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达旦人和莫卧尔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㈡

今天，世界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冲突仍在进行。一些美国的国际战略家甚至提出以先进文化为手段控制他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设想。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如果它曾单独取得过成功的话，这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能够设想，如果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B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主宰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它的优越地位。A国将无需为达到目的而威胁对方或使用军事力量，或者施加它的经济压力；因为A国能够使B国屈从于自己的意志的目的，通过自身的优越文化和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的劝导和引诱，实现它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够达到如此完全的胜利，将使其它帝国主义的方法成为多余。”㈢

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文明与文化有冲突、有斗争、有调适、有提升。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发展水平的部分与区域、不同发展层次之间，文明与文化同样存在着冲突、斗争、调适与提升的关系。

应该看到，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既已形成就有顽强的存在力量，农业文明文化如此，工业文明文化也如此。君不见，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上，无论在学者中、还是在社会民众中，总是出现复古、回归主义者。在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复古、回归的文化思潮常常不绝于耳，像辜鸿铭一类、像新儒家一类，对古老文明文化的热爱虽不乏真知灼见，然复古、回归的倾向也昭然若揭。

至于民众，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则受“文化人”中复古、回归传布之影响，常常滞后于新文化的发展。观察广大农村的农民文化生活、诸多城市市民的工业文化生活，会看到这种现象的明显显示。

不独中国，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其文化更替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冲突与斗争，文化复古、回归主义者也不鲜见，典型如西方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时期，新旧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工业化行进过程中的消极浪漫主义者、卢梭之流。面对着欧洲进行中的工业化、文明更替、文化提升，卢梭指出，野蛮人是高贵的，并不一定文明人才是高贵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并不一定只有文明的生活才是美好的；文明社会充满了虚伪和狡诈，而野蛮人的生活里没有这些东西，它是自然的，是淳朴的，因此，我们要“返于自然”。

不独工业化过程，信息化过程中也充满着文明文化的冲突与提升中的不适。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描述信息化过程中人们的不适时指出，“今天社会基本准则的突然变化，个人作用、地位差异和权力体系的模糊不清，文化的中断，而首先是巨大思想体系和工业现实观的破产，已经粉碎了大多数人对世界形象的看法。结果，多数人今天在观察他们周围世界时，只看到一片混乱。他们深感个人的无能为力和生活的空虚乏味。”㈣

但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止，文化的提升不会中断，如果要想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生存、发展，只有紧跟现代化的步伐，快步赶上，舍此别无他途。

参考文献：

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6.

篇（2）

推动世界茶贸易。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推动了世界茶贸易的发展。茶叶贸易的发展与饮茶风俗的传播关系极大。长期以来，中国茶主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虽然茶叶贸易随之兴起，但贸易数量仍然有限。只有当饮茶风俗传入欧洲，并随西方殖民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后，茶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茶叶贸易勃然兴起，世界茶贸易数量才不断被刷新。19世纪40年代前，中国几乎提供了世界茶叶贸易的全部货源。据笔者推算，16世纪的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微不足道，17世纪约在21010担以上（1050.5吨），18世纪增至8889241担以上（444462.5吨），19世纪40年代，达1500万担左右（75万吨）。如果加上每年2.5万～5万担的帆船运茶出口量，则总数更多。从16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的约300年间，中国出口茶叶总计2396万担（约119.8万吨），1840年约为40万担（2万吨）。此后，世界茶叶市场上出现少量日本绿茶、印度红茶，且数量不断增多，但中国茶叶出口量也不断增加，1886年达到巅峰的13.4万吨。这一时期，中国茶叶90%以上销往欧洲。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世界茶叶生产、出口、消费均有所下降。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茶叶产量迅速增加，但世界茶叶贸易额同样增加迅速。世界茶叶出口贸易由19世纪70年代的12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178.37万吨，显示了这一贸易产品的巨大活力。

刺激世界茶生产。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刺激了世界茶的生产。随着茶的传播，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茶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茶叶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笔者曾估计，中国茶作为世界茶叶唯一产地时的1832～1837年，年均茶园面积为34.73万公顷，茶叶产量13.03万吨，单产374.9公斤/公顷。由此可知，中国茶向世界传播对茶叶生产的巨大刺激作用。以1832～1837年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和单产为基数，1934年这三项数据分别增长了2.59倍、2.93倍和1.13倍，1990年这三项指标则进一步增至7.2倍、19.3倍和2.68倍。从1934年到1990年，世界植茶面积增长1.78倍，茶叶产量提高5.6倍，茶叶单产增加1.36倍。进入21世纪，世界茶叶产量持续增长，每年均超过300万吨，2010年跃至408.7万吨，2012年增至452.80万吨。茶叶生产的惊人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二、丰富人类文化礼仪

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过程，不仅是饮茶风俗的传播、茶叶知识的输入、茶叶贸易的开展及茶产业的兴起，更重要的是礼仪文化的传播。与中华文化一道远播海外的茶文化，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结合，日益生根发芽，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饮茶礼仪、饮茶文化。在新产生的茶文化中，东方茶文化最具典型的是朝鲜茶礼、日本茶道，西方茶文化最为典型的是荷兰茶会、英国下午茶。这几种最为典型的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茶风俗传入这些国家的产物。朝鲜茶礼。随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流入朝鲜，茶随之传入该地，并加以传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太宗时期茶传入朝鲜。据朝鲜正史《三国史记》载，新罗善德女王（632～646年在位）时，留学僧人从中国带回茶籽种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兴德王三年（828年）十二月条载：“入唐回使大廉带回了茶种，种植于地理山上。在此之前，善德王之时茶已有之，但是自兴德王时代兴盛起来。”朝鲜李朝文献《东国通鉴》说“：新罗兴德王时，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帝（827～840年）赏赐茶籽，公元828年种于金罗山的异山。”这是茶的再次传入，表明饮茶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新罗时代已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人向民间传播、发展。这一时期新罗国内开始植茶、制茶，茶文化进入兴盛时期，茶礼形成。日本茶道。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引进，并不仅仅限于制度、技术等，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其中之一，即饮茶之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

［2］以最澄、空海、永忠为代表的学问僧在学习、传播佛教的同时，还带回了中国的茶籽、茶饼、茶具。从弘仁饮茶中对陆羽亦步亦趋的模仿及弘仁茶诗与中国茶诗的相似表达，可以推测《茶经》一书及唐代饮茶诗文也由以此三人为代表的学问僧带到了日本。以嵯峨天皇为首的日本上流社会对新传入的饮茶文化怀有极大热情，尤其是嵯峨天皇不仅多次参加茶会，还在皇宫中开辟茶园，下令在近畿地区植茶。饮茶文化在日本迅速发展，形成一股“弘仁茶风”，为13世纪后南浦缫明、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在日本传播茶道打下了基础。荷兰茶会。欧洲茶会，以荷兰为最。中国茶传入欧洲时，价格高昂，非普通人所能饮用，只有贵族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要人才能享用。荷兰输入中国茶叶的同时，中国茶壶、茶杯也一起被输入，使之能够同时使用。1637年前后，有些富商的妻子开始以茶待客，于是茶叶输入量稍微增加。1666年，茶价有所下降，但每磅售价200～250弗洛林（相当于80～100美元），茶叶仍然只能为富人所享用。此后，输入量再次增加，价格下降，饮茶略有普及，这个时间是1666年至1680年。富有的家庭辟有专门茶室，普通市民则在啤酒店饮茶。饮茶俱乐部的形成，推动了一般妇女的饮茶热。茶会是一件十分郑重其事的事，饮茶客人多在下午2时光临，主人郑重接待，礼貌周全。女主人取出各种茶叶，放入配有银制滤器的小瓷壶中。女主人请每位客人选好自己的茶，然后放入小杯中。需要加其他饮料的客人，女主人则以小红壶浸泡番红花，用较大的杯盛放较少的茶递给客人，让其自行配饮。饮茶时，要咂吸有声，表示女主人的茶味美好。大家足靠火炉，一边喝茶，一边吃着糖果饼干，一边交谈。饮茶结束后，再喝白兰地酒，吃葡萄干、糖等食品。茶会风靡一时，成为荷兰妇人重要的社交方式，这一著名活动丰富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内容。饮茶习俗对荷兰人社会生活产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积极影响：政府通过社区免费聚餐，加强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生意兴隆的茶馆，丰富了近代荷兰的城市服务业，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彼此联系；追求饮茶，刺激了人们对茶器收集及茶亭兴建的热情。

［3］英国下午茶。欧洲茶会，以英国为次。英国饮茶晚于荷兰，但发展势头迅猛，至18世纪已形成午后茶。1763年，在哈罗门诸贵妇轮流供给午后茶与咖啡。此后，鉴于人们早餐食用丰富，中餐与晚餐间距时间太长，晚餐后则在会客室饮茶的情况，第七世裴德福公爵夫人安娜推出了17时进茶、饼干的项目，午后茶遂成为时兴礼仪。这种礼仪一经产生，风靡一时。同时，饮茶习惯迅速普及全国各阶层，英国遂成为世界最大茶叶消费国，人均年茶叶消费量最多时竟然达到10磅。饮茶方法的讲究，为其他国家所不及。泡茶是一种艺术，全国男女老幼都懂得怎样泡制一杯合口的好茶。［4］

篇（3）

自从《流星花园》捧红了四个长相出众的男生，电视圈中便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美色改革，美男开始取代美女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赏识，大众媒介正着力打造一个新的男色舞台。在这股潮流中，星空卫视闪亮登场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首当其冲，自2002年开播以来，凭借新颖的创意与定位，独特的内容与包装，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其他媒体也纷纷开始了这类节目的制作。对于电视男人秀这一新节目类型人们褒贬不一，或批评电视走向庸俗化，或赞扬它创造了崭新的性别视角。但无论如何，电视男人秀的红火，至少为电视荧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点，更为电视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笔者以为，一种新电视节目类型的出现，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是分不开的；电视男人秀的出现与火暴同样具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成因，本文选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仪式、性别与狂欢——以《美人关》为例对这类电视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

仪式：隐藏的意义共享体系

作为一档周播电视娱乐节目，《美人关》每周六晚隆重登场，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带领着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台下起首翘盼的三百名女性观众逐一介绍本期的闯关选手。笔者在仔细跟踪考察了《美人关》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节目的内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细分为六个环节，即自我介绍+童年照片、情趣问答、才艺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体以及最后的冠军加冕；另外环节与环节之间存在着淘汰程序——把落选者推入水池。整档节目对男人的评判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相貌和身材当然首当其冲，即使偶有个别身材走型、其貌不扬的人混入参赛选手中，无论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爱，自我介绍多么尊重女性，台下的女观众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淘汰他。其次，为了增加电视节目的观赏性，才艺表演显然是必要的。选手们纷纷拿出浑身解数一显身手。再次是选手对异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会设想各种针对两性差别的话题来向选手发问，让选手们回答，比如会问“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强人，你会有压力吗？”考查的是选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选手的体魄和胆魄。男选手们一个个上身，展现强健的肌肉，甚至还要与危险动物来个亲密接触。总之，相貌好、能体恤女性、有胆魄、才艺俱佳的选手，才能赢得美人的喝彩，从容不迫地通过“美人关”，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运。由于每期节目都是固定的参赛人数，固定的淘汰环节，固定的节目表演，甚至连主持人的串词也高度程式化，这样整档节目完全成了一种仪式，变换的只是参赛选手的面孔和表演罢了。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常用“仪式”这个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简言之，仪式即是有规律的象征性活动。它出现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仪式，即重复通过同一个模式输出内容，以达到使众多受众共同参与活动的目的。像《美人关》这样程式化的媒介产品可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仪式。《美人关》的录制现场就是仪式举行的场所，仪式的参与者是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仪式的内容则是选美男。不同的是，这种仪式凭借电视这种大众媒介作为传播手段而影响空前。

人类社会中的仪式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生命仪式再到世俗仪式的过程，就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神、英雄到人的过程一样：宗教仪式是对神灵的祭祀，生命仪式强调审美境界，而世俗仪式往往是宣泄某种情感的娱乐活动。[2]媒介仪式则兼具了这三种功能模式。首先，《美人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当然是社会的一种世俗产物，一般受众的观看目的绝非出于对男女平等意识的高度认同，而是出于观赏男性表演的愉悦性。然而，探讨节目类型产生的根源以及受众的观看心理，不难发现节目的主旨是对原始美的回归，是重新发掘美的另一面——即对男性的审美。节目对男性“力”的英雄气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对生命的崇拜。而这种审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归结为现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结，因为男色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体。

《美人关》的主创人员看到了女性地位在当今社会的崛起以及性别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转变，意识到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问，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赏识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与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男人的可观赏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台，至少F4之流的走红就说明了这一点。于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对女性讨巧卖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对好男人的新定义。这种抽象的价值标准，通过《美人关》主创人员对节目的设置，表现为具象的评比环节。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关》排斥，长相的差别成了对人评价的重要维度；此外，才艺、体魄、胆魄等也构成了男人的评选标准，通过它们来构建一个差别体系；最后，节目中的女评委们把最为认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领奖台。每一个环节事实上节目都在设置一个议题，每一次淘汰都是观众参与议题讨论的结果。媒体通过这种议题设置，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对男性评判的新价值观念，并通过周复一周、期复一期的反复播出，不断加以突出强调，最终让受众共享这种意义。《美人关》的节目现场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价值评判体系的信息场，而这个“封闭的场信息通过电波的传送而获得了开阖性”，“使能够接受到这个媒体信息的范围内的受众，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仪式现场的信息圈内”。[3]人们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不仅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情感，而且还培养出共享的价值观。

大众媒介是一种意义共享体系，虽然各种立场和观点在这里汇总融合，但是它总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义的表达平台。《美人关》不仅体现了当今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新评判标准，它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新价值观念，它对男色的强调就如以往我们对男人社会身份的强调一样。媒介仪式正是传播这种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中介，受众处于媒介所构造的环境中，被媒介所传播的意义所包围，其价值取向自然因为耳濡目染而逐渐被同化。由此可见，大众媒介传播的不仅仅是内容，其本质是在构建意义。

性别：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难过美人关”，该节目的名字明确地提示我们性别是节目定位的起点，而且很明显，女性处于优势地位。一直以来，男女性别的碰撞与冲突就是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属于男人讨论评点的对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妇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劳动中的性别角色来加以表现。女性主义学者塔奇曼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4]而《美人关》似乎打破了这种传统。节目中仍然存在着对立的两大性别阵营，但阵营的位置却被调换了。以往对女人品头论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视者，他们的外貌成为女人们被评点的对象，而以往媒介所着力表现的男性的职业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抛诸脑后。女人们坐上了评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动的和权威的角色，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男性，再次强化了男性作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说，男人秀节目即是把传统选美节目中的性别角色来个大转换。从形式上看，这类节目的创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过标新立异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企望破除大众媒介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个男女平等的展台。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性别陈规的冲破和颠覆。从节目内容来看，设立四个感性的评判标准来选择男人，的确与以往表现男性的节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这里展示的不再是过人的头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理性的思维，而是女人眼中所谓的“男性美”，节目也由此成为告别维纳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选手们面对美女的刁难，回答的对不对并不重要，但选手们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时，表现出来的对女的敏感和理解，将会为其赢得台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关》中，编导似乎有意刁难其中二号选手，为他安排了一位年龄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为他示爱的“梦中情人”，但这位沉着的选手并没有因场面的尴尬而失态，他微笑着表示满意，并落落大方地对这位“梦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风度赢得台下所有女观众的倾倒，实至名归地成为了这期的冠军。

在考查过这档节目的文本与结构要素之后，我们再从意义层面上对它们进行另一种透视。从表面上看，在父权制社会的大众媒体中，《美人关》对男女地位的颠覆的确具有深远的意义，至少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引导了娱乐方式的又一次变革。但是冷静地反思这类节目，可能会得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节目开启的恐怕是又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导的性别革命与男女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中的陈规陋习。

从节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选男人，是主动者。但是，仔细回味节目设置的各个环节，又无处不在散发着男权思想的信息，这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简单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来表现妇女，而是有一种远为基本得多的角色，来帮助确定和塑造女性与男性的基本意义”。[5]比如，节目中设置了在观众席中为选手选择梦中情人的环节，女性在此时仍旧被描绘成接受异性求爱的对象。选手大胆地向未知的对象表白，而灯光所投射的一刹那，女性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被选择的对象。这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在充当男人的择偶道具。因为从选手们描述梦中情人的话语中，我们很容易听到外貌对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节目中，三位选手是如此描述他们各自的“情人”的：“短发”，“小个子”，“眼睛放出钻石的光芒”，“身材好”，“”，诸如此类。而对于女性的性格、爱好、兴趣、志向等等根本没有谈及。在女助理主持与男选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再次验证类似不平等的性别陈规。在有一期《美人关》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选手提出了“你约会的女朋友为你买单，你会在意吗”的问题。这位选手很坦诚地回答道，他会在意，会觉得没有面子，并说明自己和异性约会时都会主动要求买单。从现场看，这种回答显然赢得了大多数女观众的赞同，最后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选手成为了这期节目的冠军。又如，男选手要闯过“美人关”，成为本期节目的冠军之前，有一场决定性的角逐是当众拨开衣裳，展示强健的胸肌或是矫健的身姿。这种力量与胆量的展示无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有保护女人的能力；而这一点恰巧是对男性强大地位的尊崇和对女性柔弱地位的维护。男性仍然处于绝对优势，而女性依旧要附属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现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观众的眼球，节目中似乎又隐含着对女性的再次审视，而美女又无可挽回地恢复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网民在《美人关》的论坛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这似乎成了对节目最大的反讽。[6]大众媒介在娱乐中不露痕迹地又一次重申且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让受众在狂欢的过程中被一些由来已久的性别陈规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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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除了性别以外，还有阶级和种族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与某个民族，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电视男人秀节目想探索的当然是性别上的变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觉中维护了男权社会的传统，这也注定了这种探索是不彻底的与不成功的，它决不可能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作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介，电视确实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目前来看，它对提高女性地位的影响远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经常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维护男权传统的角色。

女性主义者缪尔曾经论证说：“男性视点的流行，完全是因为男人们控制了那一工业。”同样，男性对媒介工业的控制，必然导致大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美人关》这类节目的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观念中妇女从属地位的窠臼，它们所谓的革命宣言也不过是大众媒体在现实语境中创造乌托邦的一种尝试，是通过媒介仪式实现的一次女性狂欢，是一种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欢：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曾经将拉伯雷的小说创作与西欧中世纪的狂欢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而对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欢现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视。作为原型的狂欢节具有大众文化的鲜明特征，它是在公众广场上举行的节日宴会，充满了笑骂嘲讽，追求着感官愉悦的满足。到了现代社会，传统的狂欢节已不多见，但大众媒介却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重构狂欢，《美人关》等参与型电视节目就是一种表现。

参与型电视节目最大的特点是庞大的现场观众群。综艺类、益智类等各种娱乐性节目在现场都设置了宽阔的观众席，甚至为了突出热闹的场面，把舞台延伸到了观众席中，或让观众进入舞台两侧的席位，这样可以构建一种强烈的互动。这种技术安排在本质上迎合了构建狂欢的需要，因为在狂欢中，所有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要参与到狂欢中。[7]拿《美人关》来说，这种互动与参与体现在节目的各个环节中，比如让观众现场对选手提问，从现场观众中抽选选手的梦中情人，有意经常切入女性尖叫欢呼的画面和音效，其狂欢特色也因此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现。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欢节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与向心力冲突的宣泄口和语言杂多现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个联结、沟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鸿沟的枢纽作用。[8]换句话说，狂欢代表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与反叛。《美人关》毫无疑问体现了这一特质。对于传统精英文化来说，女性才是审美的对象，女性的观赏价值是男权社会的一种产物。如今，对男色的推崇却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热点，这显然与长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视点格格不入，而要想颠覆这种把女性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传统，要想反叛由来已久的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就需要用狂欢来完成。只有在狂欢的表象下，人们才能够接受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对男尊女卑的神圣体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话在这里完全破灭，英雄不再是满腔豪情地成就霸业，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无情地一笔抹杀。

此外，《美人关》的狂欢显而易见建立在一种身体的展示上，在节目中，男性健美的身体同样具有了观赏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样成为“被看”的对象。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男性美可以分为两派，一为阴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为阳刚之美，如史泰龙。《美人关》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选手们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体形。这种完美的身体除了说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外，还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发女性的欲望。有学者早已指出：“在如今这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身体愈发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9]当然，作为挑战与反叛传统性别观念的一档电视节目，《美人关》的身体展示也同样具有文化属性，比如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对肉体感官欲望的大胆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级、下流和的特点，而是积极向上、富有生机的，表现了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离心力的强大而健康的主导力量。[10]事实上，身体在历史上从未如此明显地进入了对男性的评判体系，也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成为女性审视的对象。男性身体这种符号借助于狂欢的平台成为打造新价值观的一种工具。

如果说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机会，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年中民众也只有一个狂欢节。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在节日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是常态的生活；而在节日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这些在平时被视为非常态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狂欢表现的其实是与真实生活对立的一面，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的非常态。它塑造的是一个虚拟的小生态环境，申张的是常态下被视为异端的价值取向。拿《美人关》来说，女性在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们可以大胆正视男性的身体，直白表露对男性的爱慕，一些平时被认为是出格的行为在这里被当作是正常的、合理的。这是一个女性狂欢的时刻，如果没有狂欢，就缺少了冲破传统规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颠覆与反叛的勇气，那么节目就又会回复到往常死气沉沉的性别陈规中。然而，这类电视节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潜意识中的一种需求，她们对男性美的欢呼也无非是一种精神上的无意识释放。正如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狂欢节中，狂欢节后会生活会依然如旧，电视节目所张扬的颠覆性的性别观念也无非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一种手段，节目之外的真实生活中女性想要摆脱从属地位的路依然漫长，我们欢呼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中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是出于表义的需要。在我们所考察的《美人关》节目中，狂欢是为了颠覆性别陈规而构建，而性别陈规的颠覆又依赖于媒介仪式的运用。仪式、性别、狂欢，说到底只不过是编导手中的三种工具，通过它们来组合各种视觉与听觉符号，并运用这一系列符号来完成向观众灌输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任务。这样，《美人关》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注释：

[1]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2]胡志毅，《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释》，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3—31页。

[3]王进、韩青、段晓超，《媒介仪式与奥运延伸》，《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12期。

[4]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0页。

[5]同上，第213页。

[6]参见《美人关》论坛。

[7]北冈诚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篇（4）

第二，娱乐化倾向的凸现。随着生活、工作压力的日益增大，社会对于娱乐休闲的需求显著增强。民众逐渐远离精英文化、公共话题，转而获取趣味性、娱乐性强的信息，在消费这些娱乐产品的时候，获得精神的宣泄和情感的释放。媒体也在此时迎合了受众“娱乐至上”的需求，制造了大量的娱乐节目，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多样化娱乐需求。

第三，拜金主义的泛滥。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带给民众一种“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财富分配不均后出现的一种“相对剥夺感”，社会对于金钱的崇拜异常剧烈，伴随产生的是一系列传统道德的解构、人类情感的贬值。如今，电视娱乐节目中也同样充斥着拜金、浮华，通过给观众构建出一个虚拟的浮华世界，从而满足了一部分民众的感官的虚荣。在《非诚勿扰》“拜金女”马诺事件中，女主角“宁在宝马中哭泣”的言论是浮华世界最好的注脚。

电视娱乐节目的审美追求康德曾经把人的愉快归纳为两类：一是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的“感性的愉快”，二是通过概念或者理念表现出来的“智性的愉快”。而目前的电视娱乐节目多注重文化消费层面上的游戏、娱乐、炫耀和欢愉，旨在逃避现实生活和调节世俗，而作为审美层次上的“智性的愉快”却往往被忽略。挖掘隐私、讽刺人物外形、突出感观刺激等大行其道，成为电视娱乐节目的惯用伎俩，大大颠覆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走向了传统审美的对立面。

电视娱乐节目出现审美缺失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有电视台自身的问题。一方面，商业逻辑制约着媒介运作和媒介伦理，电视台的商业运营性质在讨伐声中备受责难。另一方面，电视受众的审美和价值追求发生变化。作为文化消费者的观众，手拿遥控器投票的商业化运作性质使得电视节目将受众的口味和兴趣放在第一位，因此，受众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视娱乐节目的走向和底线。

审美，作为一种体验，是人在心理上超越了异化的存在状态。审美是满足人们对美的高级需求，而不是对本能的低级满足。仅仅把审美对象当作一种本身无需道德判断的东西，就失去了审美的基础。②笔者认为，电视娱乐节目的审美追求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电视娱乐节目需要有正确的审美观，媒介不能盲目地迎合受众偏激的需求，更不能让不健康的审美价值观通过媒介向大众传播，造成不良影响。

电视娱乐节目的根本目标还是应该放在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文化需求，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的层面上。电视娱乐节目能够给观众们一种精神美的享受。

第二，电视娱乐节目的主题要贯彻三贴近的原则。电视娱乐节目的兴起，真实地反映了受众力图摆脱传统类电视节目中精英文化“宏大叙事”的模式和框架的意图。“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等人物符号的流行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主流话语渠道的偏差，没有传统精英分子的学识、财富等等，没有过多的包装和修饰，反而给人一种相对真实的感觉，也更容易引发受众的关注度。

电视娱乐节目需要做到在世俗化与低俗化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真实再现普通民众的“原生态”生活，在柴米油盐的感性生存体验中展示人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人生境遇，从中挖掘出值得回味的戏剧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但是同时也要避免过度世俗化所引发的低俗化的隐忧，在应有的思想深度和品质格调上疏于要求而丧失其在整个社会背景下的意义真实。

第三，电视娱乐节目技术环节方面，注重舞台设计、灯光配置、音乐效果、画面切换、节奏把握等等。

审美最基本的也是最直观的就是视觉美，一个节目的场景设计对于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非常重要，华丽但又朴实的场景布局加上高科技手段的装饰，给人们一种新颖的美，而在节目各个环节的安排上也要环环相扣，将内容紧密整齐地连贯起来。

电视娱乐节目的价值定位目前，青年人是娱乐节目的主要受众群，观看节目的过程也是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婚恋观进行再塑造的过程，因此娱乐节目的价值定位有着较为重要的社会影响。选择“娱乐至上”的纯粹娱乐价值还是选择寓教于娱乐之中的价值，决定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品位和层次。就媒体的“教育引导”功能来看，我们的选择当然是明确的，寓教于乐的形式最符合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娱乐节目的教育功能是那种能够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伦理观念、精神品格的人生境界的力量，是那种能够净化人的灵魂、激励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素质，从而实现改造世界重铸自我的功能。”③笔者认为，电视娱乐节目在策划制作过程中应当努力达到以下几方面要求：第一，倡导健康向上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应当立足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道德传统，弘扬时代先进理念，表现出一种催人上进、奋发努力的精神气质，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第二，注重社会效益的实现。媒体有自身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要求媒体在实现自身经济价值的同时，为丰富社会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塑造民族性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电视娱乐节目也是如此，娱乐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电视娱乐节目的根本目标还是应该放在发扬传统文化，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的层面上，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文化需求。

第三，不断进行节目内容与形式的创新、超越。

由于诸多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的电视媒体原创能力不强，引进吸收电视强国的节目形态和创意是有效解决我国电视节目形态老化问题的好办法。④但我们同样要强调自主创新，即使引进节目，也要注意本土化的完善和创新，不能全盘照抄。在节目发展起来后，也应当不断创新，加入新的内容，不能一直走老路。另外，主持人要追求个性风格多样化，时刻给观众新鲜感。

观众在观看娱乐节目时，心情一般都是轻松愉悦的，很多信息就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观众。所以娱乐节目给自身一个健康的价值定位的基础上，担负起社会责任，才能在寓教于乐中营造良好的娱乐氛围，提高全社会的欣赏品位。

参考文献：①谢耘耕、唐禾：《2006年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报告》，《现代传播》2006年第6期。

②田维钢、：《真人秀电视节目的

篇（5）

插画设计具有从属性，对所插附的文章或者广告有解释的作用。所以插画的设计需要表达出明确的主题，并且能把主题准确地、简单地表达出来。对想要表达的主题要围绕“是什么”，需要设计的插画内容和内涵是什么。“怎么做”，怎么表现这些内容和内涵，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以致达到信息传达的作用，画面还要具有一定的美感，才能体现出插画的自身价值和附加价值。文字的表达能力是图画永远无法代替的。而图画大多时候也很难把明确的主题表现出来，所以在图形里加入文字进行设计，并对文字的笔画做相应的调整，使之与图形完美地融合，这样能帮助受众理解插画与文章，这种设计方法更令人感动。作品中的文字成为“表现思想的工具”。文字加入图形中并不是对图形作品进行说明和理解释，而是对作品的含义进行一些提示。

2.图文结合的形式,使插画更具创新性

著名的作家莫泊桑在《漂亮朋友》里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我感到，死神正在和我在一起，因此常想伸过手去，将他一把推开。天地虽大，但到处都有他的身影。我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踪迹。路上被扎死的蚂蚁，树上飘落的黄叶，朋友胡须中出现的一两根白毛，一看到这些，我的心就会像刀割一样，因为它是死神肆虐的见证。”设计与人、蚂蚁、树叶一样同样具有生命，如果我们不进行创新，设计出具有创新、进步的设计，等同死亡。所以插画设计要表现出独特的创意，具有创新性，插画家就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伟大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形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说明了想象力在插画设计中是相当重要的。只运用图形设计的插画太过于常见，现在插画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这跟插画家拥有神奇的想象力息息相关。如果插画家们尝试运用文字与图形结合，并把图形和文字之间的关系高度整合，紧紧围绕主题而设计。这种创作方法比传统的形式更独特，具有创新性。设计就是要不断地创新才称得上设计，如果一直保持原来的设计风格和用陈旧的表现形式，那就无法称为设计，插画设计亦是如此。近年来在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中，大多运用摄影图片表现广告创意和产品的形象，摄影能够直观呈现物体的形象，而插画设计相对与摄影来说有着绝然不同的效果。插画的形式相对来说更有幽默性、装饰性、创新性、趣味性等，而且有些运用图文结合的插画表现形式制作广告和产品包装设计等，并能在众多广告和产品包装设计中脱颖而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因为这够特别、够创新。可想而知，我们在设计插画是必须要有创新性。

3.图文结合的形式.使插画更具趣味性

具有趣味的图形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引发人们去思考。图文结合的插画相对常见的纯图形插画更具趣味性，它的形式、画面效果都有情趣。如果文字的笔画没有任何的变化，通常显得呆板和严肃，反之，文字的笔画富有变化甚至延伸出图形或者图形代替文字的某些笔画，使图文插画显得有美感、新奇感等，同时具有趣味性就非常容易吸引受众关注，对于商业插画的宣能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房屋”两个字，我们在绘画的时候，把“房”字的“方”部分设计成房子的门口和屋梁，把“屋”字的“尸”部分设计成传统瓦房的屋顶，画面的趣味感就瞬间展现了出来。又如插画主题是想表达一个跳舞的形象，可以运用适合的文字编排成一个正在舞蹈的人，或者用一个“舞”字进行变化设计，把“舞”字的最后一个笔画与正在舞蹈的脚的图形结合设计，同时对文字笔画的形态反复修改，使之与舞蹈的形象完美结合，看设计出来的“舞”字即能看出是一个“舞”，同时也明显看出是一个正在翩翩起舞的人。该画面简单易懂，形式又具有趣味性，富有趣味性的画面最容易让人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巧妙的设计无论是少年、中年、老年人看到这样的插画都会瞬间喜欢上这种感觉。

二、常见的几种图文结合成插画的表现形式

文字和图形结合在一起，经过设计组成一幅插画，可以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这就是文字成图的表现形式。图文结合设计时，需要考虑文字和图形的内涵是否一致或有关联，插画家要根据设计主题用图文结合的形式设计插画，使文字的内涵与最终的插画效果达到高度统一。表现形式有将文字设计成图形；将文字外形延伸出图形；将图形融于笔画里；运用文字代替图形的局部。

1.将文字设计成图形

将文字设计成图形时，我们通常都会把文字当做图形，因为它是图形组成的一部分，但受众在看文字的时候，通常也会根据文字含义去理解或者想象出一些画面。比如，“打篮球”这几个文字，受众直接理解或者想象出一个正在打篮球的动态或者打篮球的场面。如果把“打篮球”几个字重复排列，编排成一个正在打篮球的形态或者打篮球的场面，最终插画的画面呈现出生动活泼、有娱乐效果和动感的感觉来。另外也可以把文字的笔画设计成图形，比如，云朵两个字完全设计成云，插画的最终看到的既是“云朵”两个字，同时也是一朵云的形象，这种表现形式为画面增加创新性和趣味感。

2.将图形融于笔画里用图形

填充在文字的笔画里面，同时需要保留文字的属性和功能，可以不改变文字的外形和结构，而是把图形填充到文字的笔画里。设计这类的插画，文字通常运用一些笔画较粗的字体，或者把字体纤细的文字笔画调宽，文字笔画较粗才能看出现充在笔画里面的图形效果，如果文字笔画很细，图形显现的效果就不明显。表现这样的插画，有时为了画面显得更加灵活，图形也并不完全填充在笔画里，有一部分图形伸到笔画的外面。这种表现形式让画面显得更加活泼生动，文字因为有了图形的装饰显得更有生气，图形因为有了文字的外形和文字的含义显得更有层次感。

3.文字外形延伸出图形

文字的笔画向外延伸出图形，也可以说成图形融于文字的某个笔画里，同时图形向外伸展。这样的形式，我们通常看到的图形都把它当成是文字的某一笔画，因为这种形式一般保留文字的功能，稍微改变文字的外形和结构，用文字的一个或者两个笔画向外延伸出与主题统一的图形，就如“叶子”两个字，可以在这两个字中的一些笔画延伸出叶子的形状，使画面既保留有文字的识别功能，叶子图形的装饰同时增加了画面的生动性。

4.文字代替图形局部

文字与图形结合的插画设计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把文字融于图形中，代替图形的其中一部分。比如在画一个留着爆炸头发形的人物，用“头发很爆炸，超有个性”等与图形相呼应的文字编排成爆炸头的形象代替头发。一般这样的图文插画中文字变形比较大，这种变化是单个文字或所有文字的字体变形，因为文字要适合图形的变化进行某些部位的调整。除此之外，文字还需要根据图形的形态而变化，如果图形很流畅动感，文字的变形也必须设计出流畅动感的形态。图形如果是静态的，文字也要跟随图形而设计出安静的感觉。

篇（6）

我国最早的太阳历以及《国礼·春官》明确记叙了“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的天文历的最基本常数。

农耕社会以后，人们发现日、月、年构成了历法的三要素。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我们的祖先就已形成了24节气。24节气综合了天文学和气象学等方面的知识，编排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的农事歌谣。其中清明被排在歌谣的第五位。也是农历历法中的第五个节气。节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

由于24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祖先们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就是说，春分后十五日的时候，北斗星指向乙方（卯方，即正东方）。东方是生气方，天地起运，万物始生。清明者，清风和煦，阳光明媚也。此时，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盎然。作为以花信为标志的花信风，清明的花期为“一侯桐花，二侯麦花，三侯柳花”，也表明了清明节气的花期和时期。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亲近自然，爱护生命，珍惜人生美好生活。

每年的4月上旬前后，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此时，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也是人们蠢蠢欲动的时令，人们窝居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此时正是适于到户外进行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人们出外踏青，亲近自然，享受春阳的沐浴，感受人生美好的生活。所以古人早就有“清明踏青”的习俗，开展一系列户外活动，如踏青、郊游、戴柳、插柳，射柳、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拔河、植树、放风筝等。

三、感恩“天、地、君、亲、师”，缅怀先祖故人，传承孝亲文化。

清明，作为天地运化的气节，又包含着浓郁的传统文化中“知恩图报”的人文精神。清明节，是一年中的良辰美景，也是一年的开始，象征着生机和希望。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唯我独尊的。我们每个人，都受惠于“天、地、君（国）、亲、师”的恩情和化育。所谓“天有覆盖之恩，地有承运之恩，君（国家）有水土之恩，父母有养育之恩，师长有教化之恩”，我们的身体受之于父母，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康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生活......无不蒙受着天地、国家、祖先、双亲和师长们的化育、遗德、福荫和代代血脉传承的恩情。因为有了“五恩”的恩爱延续，才拥有现在的一切。“知恩投报”是人格中最基本的组成因素。在这一年中最美丽的春季时令，对他们的感恩和缅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人性彰显。于是中国的孝亲精神就在清明节前后体现得格外突出。所谓“谁言春草心，报得三春晖”。清明时节，除了天、地、神祗、祖宗的祭祀外，人们还纷纷走到先人们长眠的坟前，除杂草，培新土，烧纸钱，设供品，行祭仪，尽缅怀、悼念、感恩之情......就这样，清明节自然地演绎成了我国人民传统的祭祀的节日，成了最重要的祭天、祭地、祭祖、扫墓和传承孝文化的时日。

清明节由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古有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之说，确切地说“寒食节”的日子是在冬至后的105天），渐渐地，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唐玄宗时，曾下诏钦定“寒食扫墓”为当时王公以下人员进行“五礼”中“吉礼”的必备内容之一。此后，国人就形成了在清明节前一天进行拜祖扫墓的活动习俗。“寒食”是清明时节的另一个习俗，即是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据悉，“寒食节”源于春秋时期晋文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典故。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成了晋国的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可是介子推不愿见他，早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于是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被烧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篇（7）

嘉兴学院66轮滑社是一个年轻的社团，在学校的关注度还不是很高，技术方面更是需要更多的校外人员的支持。

二、活动目的

1、可以让嘉兴学院的学生感受到我们的轮滑热情与氛围，吸引更多对轮滑有兴趣的同学加入我们。

2、与校外技术紧密联系，提高自身的硬实力，为轮滑社的壮大做好准备。

3、让我们的团队在招新之际，通过这次的活动可以让社员相互了解，使团队合作更加高效。

三、活动主旨

感受轮滑魅力，享受飞翔的感觉。

四、活动时间

九月二十五日

五、活动地点

南湖区政府

六、活动主办单位

嘉兴学院社团管理中心

七、活动承办单位

嘉兴学院66轮滑社

八、活动赞助单位

九、活动对象

嘉兴学院66轮滑社全体社员

十、活动内容流程

1、活动前期准备

秘书部通过飞信通知全体社员关于活动的时间地点等事宜，统计参与的社员。

技术部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保证活动过程的安全。

2、活动当天安排

宣传部负责活动所到之处的宣传。

组织部控制活动局面，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秘书部做好收尾工作。

3、活动流程

（1）全体工作人员提前到达学校门口，等待活动的社员。

（2）组织部负责清点人员，维持在车上的秩序。

篇（8）

南通素有“长寿之乡”的美誉，其下属的如皋、如东、启东等地均被评为“中国长寿之乡”，在如皋地区140多万人口中，百岁老人高达200多人，其总数位居全国县（市）之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长寿之乡”。南通独特的人文与生态环境孕育了悠久的长寿养生饮食文化传统,早在清代就出现了研究食疗、食补的养生专家丁其誉，他在对家乡长寿现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寿世秘典》，从顺应岁时、合理膳食、适常起居、中医调理等方面对饮食养生进行专门的论述，影响深远。如今南通已经出现一批优秀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如皋的长寿宴多次在国内外养生美食大赛中获得金奖，“三香斋”白蒲茶干、“水明楼”黄酒、如皋萝卜皮、如式香肠、肉松等长寿食品已经畅销全国。

二、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资源品级高，类型多样

旅游产业的开发离不开优质的资源基础，南通是世界上首个获得“长寿之都”称号的地区，因此可以说，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国际性的知名度，品级相当高，这是开发饮食旅游的天然优势条件。同时，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种类也比较丰富，各地区特色各异。例如如皋出产萝卜皮、白蒲茶干“、水明楼”黄酒等生态农业食品，如东、启东以海鲜养生食品为特色，海安则以河豚养生饮食为其开发亮点，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差异。

2.交通便捷，可进入性好

可进入性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开发条件的重要相关因素，只有具备良好的交通网络与设施，才能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世界上已知的一些长寿之乡往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或者是位于高寒地带，或者是位于偏远的山区，而南通是我国沿海地带唯一的长寿之乡，也是处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长寿之乡，这在国际上绝无仅有。经过多年的建设，南通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北翼的重要节点城市，内外部交通四通八达，各旅游点之间可以实现快速便捷的联动，这就为发展长寿饮食文化旅游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3.客源市场

广阔充足的客源是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南通发展长寿饮食文化旅游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压力的增加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人们比以往更加注重自身的身体健康，这一社会心态在旅游市场上表现为游客对长寿养生类产品比较青睐；另一方面，南通临近以沪宁杭为代表的华东旅游黄金地带，该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民众出游率较高，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既可以从上述地区吸引当地客源，也可以与这些地区的旅行社开展合作，将游览沪宁杭的外省市游客吸引到南通来。

（二）劣势分析

1.产品开发深度不够

目前南通的长寿饮食产品开发还是以初级的现成食品为主，缺少深层次的挖掘开发。随着旅游市场的日益成熟，游客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品尝美味的食物，他们还注重于参与到食品的种植、采集、加工制作等层面，以满足自身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除了单一的食品之外，还可以涵盖美食节庆、厨艺比拼、特色餐厅、田园观光、食俗食礼、美食文学作品欣赏等多个领域。调查显示，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在丰富产品体系、延伸产业链条方面做得还不够，独具特色的明星产品、亮点产品还比较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饮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2.长寿旅游宣传营销体系不完善

南通地区旅游资源较为丰富，长寿之乡只是众多城市名片之中的一个，其宣传力度远远不够，游客往往会在众多的旅游信息中忽略这一元素。此外，多年来南通的长寿旅游宣传主推如皋，已有的旅游线路、长寿食品品牌也主要集中在如皋地区，如东、启东等地的开发就较为滞后。现在南通全市成为“长寿之都”，需要进行统筹安排，在突出打造如皋长寿旅游精品的同时，还需要加快其他地区的旅游营销，营造全面开花的良好效果。

3.饮食文化旅游专业人才缺乏

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展离不开专业人才队伍的支持，主要包括规划设计者、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基层服务人员。实践证明，游客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服务接待人员的素质与态度决定的。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游客对南通饮食旅游经营服务人员在专业知识、业务素质等方面的表现还不太满意。饮食旅游表面看来是重在品尝美味，可实际竞争力却在于独特的文化内涵，而游客感知文化的魅力则是需要专业服务人员这座桥梁来实现的。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是南通发展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当务之急。

（三）机遇分析

1.市场吸引力较大

首先，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素有饮食养生、追求长寿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都热衷于研究食疗养生之法，这就为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展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其次，当今社会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加快，亚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这促使各个年龄层次的国人都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过去是老年人偏爱长寿养生类旅游产品，现在这一年龄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青年人都加入了这一队伍，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展符合了这一社会潮流。最后，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人们不但要追求吃好吃饱，更要追求绿色健康无污染，长寿食品已然成为市场的新宠儿。

2.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这就要求旅游目的地能够准确把握市场的脉搏，适时推出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南通的旅游产品传统上集中于以狼山、濠河、博物馆为代表的观光旅游项目，产品结构比较单一，这是不利于旅游业的长期发展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正大力推进南通新旅游产品的设计与推广，出台了相关的扶持奖励政策，这就为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与发展机遇。

（四）威胁分析

1.同类旅游产品的竞争

根据中国老年学会的评选认定，南通周边还有太仓市、上海崇明、溧阳市等地入选中国长寿之乡，长寿旅游在这些地区也正成为开发的热点。因此，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发展必然会与周边城市产生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竞争，这就需要在产品的开发中做到准确定位，突出特色，与兄弟城市形成错位发展、合作共赢，避免陷入恶性竞争的怪圈。

2.食品安全质量保证

在长寿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各类长寿食品的安全质量保证与保鲜技术是各供应商将面临的较大挑战。食品安全责任重于天，确保南通长寿食品的原汁原味、质量上乘，这直接关系到南通长寿旅游产业的兴衰，更会影响到长寿之都的名声。因此，在今后的开发中需要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在食品的原产地保护、加工工艺流程优化、检验检测等环节加强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三、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思路

1.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旅游开发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在政策法规、环境保障、人才培养、资金保障等多个领域提供有力的支持。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是一种极为难得的稀缺性资源，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开发，国内知名的巴马长寿旅游区已经出现污染现象，这就需要南通的相关政府部门做好先期的整体性规划，防治盲目性的过度开发，尤其要确保长寿食品的安全质量过关。此外，发展旅游还需要交通、住宿、餐饮、服务中心等诸多配套设施，这也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统筹安排，以提高各景点的接待能力。2.拓展与丰富产品的类型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开发出的产品类型是丰富多样的,南通要以长寿文化为核心,对现有资源进行深度开发,拓展和丰富产品的表现形式。除了已经比较成熟的长寿系列食品外,还可以在长寿养生文化主题餐厅建设、长寿饮食文化知识教育培训、长寿文化食谱出版发行、长寿文化系列餐具开发、长寿食材培育基地参观等方面进行延伸，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挖掘更多的消费价值。同时，各旅游目的地要结合当地的资源特色，从游客的感知角度出发，设计出文化性与体验性并重的明星产品。

3.积极开展多样化营销活动

科学有效的营销活动是促进旅游产品快速进入市场，吸引广大游客的有力推手。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宣传既需要制作旅游宣传片、编写长寿美食旅游指南、聘请名人代言等传统宣传模式，更需要拓宽思路，在目前流行的新媒体中寻找突破口。比如：创建官方旅游微博，第一时间最新的旅游资讯，通过点赞、有奖评论等形式与游客展开互动交流；拍摄主题微电影，在主流视频网站上线宣传；在知名网络杂志平台刊登系列广告，以此来提高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知名度，赢得游客群体的青睐。

篇（9）

高职院校以优秀企业精神为核心，借鉴和吸纳优秀企业精神文化，结合已有的文化资源、办学传统，形成了富有校企文化融合特色的办学宗旨、学院精神、办学理念、办学指导思想、校训、办学定位等办学文化理念。在这些文化理念的统领下，校风、校纪、校训建设与企业精神培养和企业道德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学院精神成为企业精神的延伸，实现了与企业和市场的有机衔接。在行业企业的共同参与下，根据行业企业相关岗位培养目标要求，设置专业和培训项目，按企业要求组织教学活动，针对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和技术咨询，有利于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

2.有利于建立校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校企合作对于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是培养高职人才的有效途径。在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条件下，校企合作不会自发地实现，构建高校、企业、学生、政府等校企合作主体的动力机制是推行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关键所在。运用经济措施构建校企合作的利益诱导机制，通过建立法律法规构建对校企合作主体的约束机制，运用教育手段构建校企合作主体的合作价值观影响机制。构建促进校企合作动力机制，既要靠经济政策的指导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力，也不能忽视合作价值观的影响力。为此，就要运用教育手段培育企业和高校追求合作效益双赢的理念，营造合作的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从而形成在合作价值观影响下的促进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学校与企业之间通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融合架设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桥梁，提升校企合作的层次。校企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职业素质仅仅通过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是无法形成的，职业实践和企业文化的陶冶，是养成良好职业素质的不可缺少的途径。而且不同的职业(行业)往往有明显不同的职业素质要求，这种不同的素质要求需要有不同的文化来陶冶。要使高职学生在校学习时，就能感受这种职业(或行业)文化，初步形成较好的相应职业的职业素质，必须通过包含有一定职业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化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使学生逐步了解、习惯和自觉遵守相关职业的素质要求。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学生赴扬州强凌有限公司进行社会实践、企业调研。学生首先是角色的转换，由学员变为企业员工，由消费者变为生产者，由学理论变为实实在在的商品生产实践。“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企业文化的熏陶，工人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生产工艺、质量成本的严格管理，规章制度的约束，高效、快节奏的工作运转，这些为学员们的思想提升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课堂。

4.有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不论是学校还是企业，在市场中的影响和作用，往往取决于其创新动力。因此，高校与企业作为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主要环境，作用日益突出。校企文化建设的科学与否，直接决定着能否培育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和科技。许多诸如交际、审美、创造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不能完全从传统、正统的教育活动中获得，必须通过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的长期熏陶才能逐渐得到。所以，高职生需要不失时机地参与到企业文化的活动中去，提升自我，更多地了解社会、了解企业。校企文化的互动，能使高职校院的学生真正明确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二、基于校企文化对接的高职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1.探寻校企文化融合点，促进校企文化相互渗透。

校企合作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难以很好地融合，这成为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一个障碍。学校与企业的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各有自己特殊的一面。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建立依赖校企深度融合，需要共同的文化理念、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是物质载体，制度文化是运行制导系统，精神文化是它的核心内容。而在企业文化中，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以指导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念和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决定着企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校企文化的这种共同性，需要在实践中予以优化组合，从高职生的实际特点出发，构建一个科学的校企文化体系，实现两者的优化组合、融会贯通、相互促进，以实现各自的既定目标。高职院校与产业界定期进行战略对话，校企共同组建董事会、专业指导委员会；企业兼职教师进校园、教室和专业教师进企业，进行人员文化交流；校企共同开发课程、教材，进行课程文化共建；建设能够彰显企业文化的工厂化实训基地，车间型实训室，进行环境共建等，都是高职院校建设特色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2.积极开展校企文化的交流活动，搭建校企文化对接的平台。

校园文化是一种使命文化，而企业文化则是一种责任文化。通过这两种文化的交流，让企业与学生之间都达到双赢的效果。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碰撞、融合，也能使学校更好地为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适用人才。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与扬州强凌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文艺晚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首先，文艺晚会使得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先进理念相互交融，让两种文化一脉相承，散发出自身的独特魅力；其次，学生们通过与企业家“零距离”接触，可以更加了解认识到企业要求、企业文化，明白作为准职业人应养成的道德素质和技术要求。

篇（10）

很长时间里，在媒体上，人们都习惯了用别人的口吻或者规定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人们很少听到、见到那种接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真切的对白。在谈话节目问世之前，人们真实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及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得到交流和碰撞。“当表达的内容不具有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时，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就会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①谈话节目的现身，打破了以往那种教化式、虚拟式的节目表述语态，让广大观众拾获了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肃然，而变得自然、亲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从构成方式上看，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谈话节目的话题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热点话题，邀请的嘉宾也多是热点人物、名人或专家。在由节目所搭建的相对私人化的公共空间中，他们用真实、生动、可信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及经历，使观众看到真实的人，听到真实的事，感受到真实的情。谈话节目这种真人、真话、实情、实景的节目样式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诉求。可见，谈话节目“流行”的背后，实际上联系着深层次的俗世生活基础。

谈话，是让电视产生真实感的重要元素，而纪实性地对谈话内容进行传播则更让谈话节目具有其它节目所无法获得的真切感。“因为只有纪实和谈话才能使电视接近真实，而接近真实就是接近观众的心理和电视传播的本质。”②以《实话实说》为例，节目所“搭建”的交谈场域，给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营造了一种轻松和谐、真实平等的谈话氛围。“通过它，可以展示不同层面的看法和个性观点，让观众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看法是否印证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等等。”③从谈话节目中，观众真切地看到了真实的人和事，并能从节目中那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寻找与自己情感诉求相一致的契合点，从而融入话题的讨论及对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发言进行思考。可以说，《实话实说》的热播，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转型时代，媒介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对自身话语方式进行合理调整的成功尝试。因此，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算得上是国内电视媒介突破传统传播理念向现代传播理念演进的重要步调，顺应了中国电视媒介调整话语方式的历史要求。

二、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的巧妙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实话实说”为首的谈话节目现身荧屏，为人际交流这种传播形式找到了与一条大众传播实现有效对接的渠道。谈话节目，一方面给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赋予了人际传播的特质，另一方面则使谈话这种人际传播形式获得了大众传播的效果。可以说，既葆有电视传播的特性，又不失人际交流的个性化和亲和力。在谈话节目现场，主持人与嘉宾自然、本色的形象及随和、真切的语言，令观众倍感亲近。至此，电视也一改昔日对于受众高高在上的话语“权贵”形象，而彰显出平等传播的媒介语态。电视再也不是“话语霸权”的产物，而成为平民百姓分享公共事务话语权的平台。因为有了人际交流的个性化与亲和力，电视告别了冰冷冷的无个性的符号传播时代，使观众在收看节目时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冷漠的媒体，而是与自己相同的活生生的人，从而拉近了受众与荧屏之间的心理距离。

作为将人际交流引入电视传播的产物，谈话节目的出现，实际上搭建起了一个私人化的公共话语平台，适应了转型社会中大众相对宽松的思想交流、情感释放欲求。“谈话节目为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平等开放的思想空间和不拘一格的公众论坛。”④借助谈话节目所提拱的话语平台，大众可以实现信息分享、交流思想及获得情感代偿。同时，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生压力也越来越大的现代开放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安全、有效的渠道获取信息、同他人交流思想及分享情感体验。谈话节目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谈话节目满足了大众窥探和知晓他人想法与看法以及分享交流的需要。以往的电视节目，常常倾向于向受众灌输一元化的结论。这种传播方式的专制性和排他性影响了观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谈话节目所提供的尊重个性的多元交流平台，隐含着民主、平等、包容的传播理念，能极大地调动观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谈话节目这个平台，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时空中领略到许多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社会内容，并分享讨论公共事务、行使人文关怀的精神满足。可以说，谈话节目既富有人际交流的意趣，又不失大众传媒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三、以受众为本位的对象性传播

当前，大众早已不再满足媒体整日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始有了参与节目，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企盼在节目中找到一个能参与其间并能表达自我的位置。敏感于时代变革的电视媒体，积极适应这一变动，自觉将镜头转向普通社会阶层，尝试让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思想、普通人的情感通过节目平台让社会关注和知晓。这些无疑为电视谈话节目的成长提供了有利契机。“电视谈话节目是在电视‘平民化’的过程中诞生的。”⑤可以说，本质上立足于受众本位的谈话节目的发展，顺应了大众消费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谈话节目可以说是颇具有对象性传播特质的节目品种。对谈话节目而言，任何空泛的谈论及脱离了具体实际的形而上探讨，都只会让观众远离了电视节目。因此，谈话节目从现身之初，就体现出引领人们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可贵理念，针对分化为不同群体的节目受众的需求，确立自身的定位及节目选题。

纵观当下谈话节目，总体上讲，不外乎平民化谈话节目与精英型谈话节目两大类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选择平民化定位的谈话节目，在价值取向上则主要向平民百姓倾斜，以普通平民愿看和喜爱为出发点，努力向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认同水平靠拢。如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在内容的选择上侧重于百姓关心的情感纠纷、家长里短及平民视角中的国计民生；节目风格以平凡为美，注重原生态表现生活，从而赢得了普通百姓的青睐。而对于精英谈话节目而言，前沿性话题，高文化品位和高知识含量，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如中央二套《对话》栏目，其知识型、前沿性、高品位的特质，就赢得了投资者、企业精英和业界专家等一批社会精英人士的喜爱。此外，随着一批娱乐脱口秀节目的出现，谈话节目在分众化传播的道路上也越显成熟。正是这种基于受众本位的对象性传播，使得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牢牢锁定了自己的目标受众。

四、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相对于其它主持人型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而言，谈话节目充分体现了其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电视谈话节目的“看点”，除了通常大家都知晓的话题本身（热门事件、热门现象）有吸引力外，主持人的自身魅力及其对谈话进程的富有个性化风格的把握，常常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谈话节目的特殊形态和即兴交流的特殊要求，其主持人较之其它类型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对观众也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更深广的影响力。谈话节目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锋，要产生闪光的思想亮点，需要主持人用富有个性魅力的语言积极引导，激发嘉宾对话题的热情和兴趣，并充分调动场内场外观众的情绪和思维。所以，主持人在节目现场所展现出的语言能力、个性魅力、学识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表现元素。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是凭借自己个性化的、本色而真诚的主持艺术，构筑起与嘉宾和观众平等交流、沟通的桥梁的。因此，那些与栏目定位相契合的思维敏捷，善谈会谈，富于独特个性和成熟风格的主持人，始终是牢牢吸引观众目光的核心节目元素。

其次，嘉宾及现场观众的个性化的看法、想法及临场表现也往往成为节目的重要“卖点”。谈话节目原本就是侧重表现人际交流的节目形态，对于收看节目的观众而言，人际交流场域中话题各方的即兴对白和不可预知的临场表现，显然是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当然，谈话节目，不仅仅是“谈话”这一样式。如今的不少谈话节目，还常常发挥电视能突破时空限制的优势，综合运用外景采访、背景资料、音乐音响、图片动画等丰富多彩的视听元素。这些多样化的表现元素，在以主持人为中心的场态化结构中被适时呈现出来。这使得谈话节目节目的“可视性”得到了有力发掘，审美感和艺术性极大提升。另外，眼下的谈话类节目除了以演播室的谈话为主要内容外，还时常采用穿插热线电话、手机短信等沟通方式，使整个节目互动性更强，内容也更丰富、充实，不仅仅“听”起来精彩，“看”起来也更富有意趣。

诚然，伴随着电视谈话类节目在各地的竞相涌现，当下的谈话节目也日益显露出诸多问题，给广大观众造成了多、滥、劣、俗等不良观感。特别是时下“跟风”办节目所造成的数量泡沫，在给谈话节目带来表面繁荣的同时，稀释了节目精品的存在，破坏了观众的收视印象和收视口味。因此，提升谈话节目的品位，创新谈话节目的亮点，打造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品牌谈话节目，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注释

①②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7页，第214页。

③宋民：《谈话节目定位与错位》，/tvguide/tvcomment/wtjj/dsrshss/10342.shtml

④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