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核心问题汇总十篇

时间：2024-01-15 14:44:45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生态学的核心问题

篇（1）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校大学生在政治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现状，系统地分析总结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根据无锡市教育系统关工委的要求，无锡职院关工委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关于“大学生思想动态和心理诉求”的调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并结合近年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本文就是笔者在参与调研过程中，根据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调查中的几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所进行的梳理和阐释。

一、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堪忧

根据调研情况，学生自我感觉周围同学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特别是与本科院校相比较（含民办本科）差距较大。以下是从统计数据中梳理出的有关高职学生学习的几个问题，笔者在梳理问题之后进行了相关的阐释。

1.学习目标不明确。学生对自身发展的前期普遍模糊，不了解职业发展的纵深与平台。实事求是的讲，我校尽管是国家示范性的职业技术教育院校，但是在近几年的确没有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职业技术人才，因此对于在校学生来说缺乏丰富的例证用来学习、效仿和追求（注意，职业教育成功的个案在现实中对在校学生产生的积极影响在逐渐减弱），这是造成学习缺乏目的性、目标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2.良好的学习习惯未能养成。根据笔者的调研和观察，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习惯普遍不理想。可以说这个问题在进入高校之前就已经存在，在进入高校之后由于更加宽松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得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再能够对自我进行约束和管理，进而导致学习习惯的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到大学毕业时都还没有学会“学习“。

3.对自己所学专业和学校缺乏认同感。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学生对专业和学校的认同度相对较低，主要原因还是对专业本身缺乏了解，职业教育的特点也使得学生对专业本身的认识是相对较浅的，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学生在自己的专业上还未“入门”就毕业了，学生对自己的专业还处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层次，并不了解专业本身的价值性。

4.学习氛围不好。经过调研，学生对学习氛围的渴望较强，说明学生对大学理想还存在。学习氛围不好的原因一是源于职业教育强调实践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学生在意识上没有能力处理好“知识”与“运用知识”的关系；二是学生并不认为在大学“知识”的学习是最重要的，工作和交际的能力在学生心中的比重较大；三是高职院校每年较红火的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深造的积极性。

对策研究：首先从大环境来看，国家教育部门应当尽快畅通职业教育学历提升渠道，鼓励学生通过“专转本”等多种途径进行学习深造，事实证明，“专转本”不但不会降低毕业生的就业率，而且直接能够营造刻苦学习和勤奋钻研优良氛围。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如果能够设立高职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本科教育、乃至是研究生教育，则高职教育本身可能在教育过程甚至是招生过程中都会逐渐摆脱目前的窘境。其次，学校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想办法能够内化成学生自觉的“学习发展目标”。特别建议尽快建立校级层面上的高规格职业技能大赛，校企合作，统一标准。通过大赛平台将学校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评价结合起来，将人才推荐与学生就业结合起来，将毕业生技能检验与在校生技能熏陶结合起来。

二、网络成为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问题在大学生活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大多数高校也都在进行网络覆盖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对网络的使用特别是现在对手机网络使用问题的研究应该尽早地进入教育者的视线之中。

1.经调研，拥有智能手机的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的85%以

上。网络的运用已经渗透到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客观地说，不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不论是在宿舍还是操场，手机网络的使用无处不在。但实际上，学生使用网络进行与学习有关的事务的却比率很低。一方面，学生不了解利用网络学习的方法和技巧，对于查找资料和检索信息还停留在“百度”的层次上。绝大多数学生不能也不会利用学校巨大的学术资源库、视频公开课等资源进行学习。

2.学生对网络聊天、交流工具的心理依赖度日益增强。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QQ聊天工具是24小时开启的，突显了学生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不充实。同时，大量新媒体的涌现，并没有让学生意识到“信息爆炸”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根据笔者的观察，学生对QQ、微博、微信等媒介的使用大多数还仅仅是交友、聊天、心情语录，转载时尚小文，但也正是这些看似简单的操作，却蕴含着大量“求关注”、“求认同”心理背景。

对策研究：第一，加快学校的网络平台建设，开通学生相关事务网上办事平台，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完成于自己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的办理，培养他们自主自立的能力。第二，教师或相关部门可以尽快介入新媒阵地，可以提供一些学校的学习的资源信息，可以进行“微课堂”、“微笔记”等阵地建设的尝试。第三，重点加强辅导员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教育能力。网络的负面效能在当下也日益凸显，引导学生鉴别网络信息、培养学生良好的网络道德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三、教师在学生心理问题上的影响力微弱

学生的心理健康一直是所有高校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但在调研过程中，针对学生的心理方面所统计出来的数据，却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认真的审视高校的大学生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调研，学生在遇到心理问题、困惑时，大多数是通过好朋友寻求帮助，其次是通过家人，最后只有很少学生会求助于学校的教师。这样的局面使得连笔者在内的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线教师尴尬不已。多年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收效似乎并不显著。通过反思，我们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普及做的并不完善。这项工作实际上是一项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性工作。不能仅限于做做宣传展板、搞搞知识竞赛就算普及知识。它是一个知识传播和实践系统工程，必须有一整套的心理测评、预防、沟通、干预、追踪、反馈的机制保障，而这些机制和工作流程也是大学生本身应该完全理解和掌握的。

篇（2）

当然,无论是“转向”还是“革命”都还是未竟的事业。坚持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立场和从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关系出发思考美学问题的理论视角,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育问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重要问题,生态美育将成为生态美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所谓生态美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也区别于生态审美教育,它的核心内涵和主要目的是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也就是要确立一种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始终保持着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这种意义上的生态美育首先是对生态美学独有的价值立场的坚守。生态美学的价值立场建立在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之上,它以此为前提思考以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为中心的一切美学问题。生态美育将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方面使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内化为人类自觉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达到生态美学价值立场在审美观上的确立。其次,生态审美观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美学,而且将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美学思考从个体生存境界提升到人类命运的高度。因而,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上,生态美育可以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转向”。再次,生态美学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转变是一场价值观、审美观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自觉,而必须内化为情感意识层面的建构,并上升为一种新的审美观的确立。因此,以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为核心的生态美育将成为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革命”的重要途径。

首先,作为生态美学的主要思想资源,生态中心主义自身趋向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生态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关系,它甚至把这种关系的确立称为“美学革命”:“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言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这种“美学革命”首先表现在从自然价值论出发对“自然美”的重新定义。“物体的美是其自身价值的一个标志。……美不仅仅是主观的事物。美比人的存在更早。”

其次,表现在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将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作为审美评判的惟一尺度。“任何事物,只是它趋于保持群落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3]但“美学革命”的真正实现需要在审美观上完成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转变。深层生态学由此提出了“自我实现”的命题。所谓“自我实现”,是一个从本能的自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即“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self)的过程。这种“大自我”,或“生态的自我”,是人类真正的自我。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是在人与自然生态的交互关系中进行的,它实质上是一个不断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也是生态中心主义逐渐在观念、意识中确立的过程。所谓“生态的自我”正是人、社会、自然一体和谐的理想境界的呈现。这种“自我实现”论的美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中国传统美学主要是通过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参与生态美学建设,并在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对话、交流互补中实现着现代价值转换。在西方生态运动从浅层生态学向深层生态学发展中,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价值观念支持,它也由此构成了生态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蕴含着深邃的生态智慧,如道家的“万物一体”观,在与自然相融相契中追求逍遥自适的人生境界;儒家的仁民爱物的伦理情怀、追求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审美境界。这些生态智慧与中国传统美学体系紧密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其价值观、审美观的核心层次。中国传统美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既有尊重自然万物的敬畏感,又有浓厚的万物一体的亲和感,始终视自然为生生不息的生命整体,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这种始终保持着对现世人生的审美关怀的人生美学不仅极具美育况味,而且本身就是与美育融为一体的。中国传统美育以儒家“中和”论美育思想为主体,从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出发,进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其最高理想就是《礼记·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因而,中国传统美学内在具有着与生态美育的相通之处。在当前生态美学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与当代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不断进行着平等对话和交流互补。但是,这种对话和互补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实现的。中国传统美学以此为切入点参与生态美学建设,并从而实现着自身的现代价值转换。

复次,在生态美育方向上,发展生态美学符合当代美学发展的整体走向。曾繁仁先生指出,20世纪西方现代美学存在着一个“美育转向”:“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美学由古典形态的对美的抽象思考转为对美与人生关系的探索,由哲学美学转到人生美学。”并认为这个“美育转向”其实从康德、席勒就开始了。[4](P577—578)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当代美学面对着人类生活比席勒所处时代更为尖锐、严重的“异化”问题,逐渐摒弃传统的本体论哲学美学和二元对立思维,走向存在论美学、人生美学,其中的核心问题正在于审美观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美学走出理性思辨的象牙之塔,向现实人生的审美存在转向,也是一种皈依人生美学的“美育转向”,与当代西方美学的整体走向是一致的。生态美学的提出就其对人类整体的存在与发展问题的关注来说,就其力图实现审美观、价值观的“美学革命”来说,不仅符合当代美学发展的整体走向,而且是这一走向在价值观层次上的深化和向人类存在与发展高度的提升。

生态美育的核心问题是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所谓生态审美观,是生态美学的价值理念在审美观上的确立,是从人类的存在、发展中始终保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关系这一美学视角对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一切审美问题的追问。因此,生态审美观的建构首先应基于现代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理念,其中的关键是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换。其次,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应该体现一种多元互补原则,融通化合多重生态智慧。此外,生态审美观建构还必须注意纠正生态主义极端化倾向。生态主义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追求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但这种纯粹的“万物齐同”论在理论上是可疑的,在实践上也很难成立,生态美学离不开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这一基本的价值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智慧值得充分重视。深层生态学在其东方转向时对强调仁爱等差秩序和人的主体性儒家学说较少关注。实际上,“中国哲学也讲人的主体性,但不是提倡`自我意识'、`自我权利'那样的主体性,而是提倡`内外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德性主体,其根本精神是与自然界及其万物之间建立内在的价值关系,即不是以控制、奴役自然为能事,而是以亲近、爱护自然为职责。”[5]因此,中国哲学所提倡的人的主体性并非人类中心主义。“儒家是以人为中心的,它要解决人的存在及其价值、意义的问题。但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并不等同`人类中心论',正好相反,儒家是`非人类中心论'的。因为它决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与冲突之中解决人的问题,而是在同自然界的统一中解决人的问题、确立人的价值的。儒学也很重视人的尊严,但人的尊严不是表现为人比自然界更加优越,而是在尊重他人、亲近自然的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是以人的德性为依据的。这正是人文主义生态学的重要内容,即在人文关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中包涵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美学的丰富内容。”[6]这对于生态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实有补偏救弊的作用,应当成为生态审美观建构的重要内容。

在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平衡互动这一价值理念下,遵循多元互补、多重智慧参与的原则,生态审美观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这里仅从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角度就其可融通的几个方面作概要论述。首先,生态平等观。“生态平等”是深层生态学“普遍共生”的重要原则,即指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享有生存、繁衍和自我实现的权利。生态平等观的前提是肯定生态存在物在内在价值上的平等。在生态整体主义看来,生态系统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没有等级差别,并不因人的价值取向而转移。正是这种内在价值形成了生态系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构成了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生态平等观意味着在审美观上要充分尊重生态系统中所有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学会欣赏自然生命的多样性、丰富性之美,这对于达到“普遍共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其次,生态同情观。“生态同情”是生态主义一条重要的伦理原则。孟子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仁民爱物”思想,深受生态伦理学家阿·施韦兹的称道:“属于孔子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7](P72)所谓生态同情首先是指在生态平等观前提下对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价值的充分尊重和敬畏。布里吉指出:“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要尊重它。”[8](P289)其次是强调人类对于自然万物的存在与发展的伦理责任,提倡一种对于自然生命的关爱精神。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人对实现自然目的的伦理责任,将人的自我实现与自然目的的实现紧密结合统一起来,是这种关爱精神的充分表现。更为重要的,生态同情还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生命的亲和关系的审美体验。自然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而且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亲和”是从“万物一体”观出发对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与和谐关系的情感体验,是“栖居”之“诗意”的展现。在这方面,强调“生生”哲学的中国传统美学有着相当丰富的资源。

再次,生态自我观。作为深层生态学的“最高规范”,“自我实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态美育命题。根据内斯的论述,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实质上是“自我”不断从狭义的、局限于人类中心的“本我”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我”的过程。内斯“用`生态自我'(Ecologicalself)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随着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与加深,我们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疏离感便会缩小,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主张通过心性修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而“参天地”、“赞化育”的美育思路颇有相契之处,是生态审美观建构应特别注意的方面。

再次,生态自我观。作为深层生态学的“最高规范”,“自我实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态美育命题。根据内斯的论述,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实质上是“自我”不断从狭义的、局限于人类中心的“本我”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我”的过程。内斯“用`生态自我'(Ecologicalself)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随着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与加深,我们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疏离感便会缩小,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主张通过心性修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而“参天地”、“赞化育”的美育思路颇有相契之处,是生态审美观建构应特别注意的方面。高精神生活的质量,是生态审美观基本内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 参考文献 ]

[ 1] [ 法] J -M ·费里.现代化与协商一致[ J] .文艺研究, 2000(5).

[ 2] [ 德] 汉斯 -萨克塞.生态哲学[ M ]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

[ 3] 刘耳.自然的价值与价值的本质[ 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5).

[ 4] 曾繁仁.美学之思[ 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 5] 蒙培元.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 J] .新视野 ,2002(6).

[ 6] 蒙培元.中国哲学生态观论纲[ J] .中国哲学史研究 ,2003(1).

[ 7] [ 法] 阿·施韦兹.敬畏生命[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篇（3）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虽然取得了众多理论创新，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三对关系：一是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二是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关系；三是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的关系。

一、生态学与美学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引起了美学的关注，但是由于传统美学本身观念的缺陷，人们转而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美学观念进行改造。但是，当把生态学作为新的美学观念的基础的时候，生态审美如何可能便成了问题，它也成为生态美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甚至是论证生态美学合法性的关键。

西方生态美学的先驱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中指出，生态的保护离不开美学的参与。他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①但是，利奥波德这里所说的“美丽”并不是传统美学所谓的“风景”之美，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美学是幼稚的，“大概是因为美学上不成熟的标签，把‘风景’的定义局限在湖泊和松树上了”②。传统美学不但把对自然的审美看作是风景，同时还把审美的感官限定于视觉和听觉。其实，对自然审美不仅仅是外在的观赏，而是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并需要包含对大地的理解和尊敬。因此，他认为：“发展休闲，并不是一种把道路修到美丽的乡下的工作，而是要感知能力修建到尚不美丽的人类思想中的工作。”③他把自然审美与生态学、生态学伦理学紧密结合起来，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传统美学作出改造，建立新的大地美学。他的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当代生态美学思想研究。米克（Joseph W. Meeker）直接对西方美学理论中“艺术与自然相对”的传统提出挑战①，这一传统直接导源于柏拉图，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认为艺术是“高级的”“精神化”的人类精神产品，相反自然世界则是“低级的”“动物性的”。19世纪进化论的诞生，已经促使人类开始重新思考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米克沿着这一思路出发，把美学理论建立在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的基础上，并着重考察了艺术审美体验与生态系统、生物稳定性、生物完整性或生态整体性之间的关系。高博斯特（Paul H. Gobster）从森林管理的角度，看到了传统美学――“风景”审美与森林管理之间的冲突。他从“与人有关的因素”“与景观有关的因素”“人与景观互动的因素”“互动结果的因素”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了风景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的十九点具体差异，并总结道：“在风景美学中，追求娱乐（情感）是首要因素，从观赏这个景观中得到这种娱乐而不考虑这个景观的生态整体性。相反，在生态美学中，娱乐是第二位的，它的前提是为了这个景观，并知道它在生态上是符合要求的。”②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生态美学研究中，他们都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传统美学进行改造，并使生态学成为他们构建生态美学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生态美学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1994年，李欣复在《论生态美学》一文中提出构建生态美学的构想。在此文中，他论述了现代工业文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极度破坏，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认识，重新审视生态环境之美。他尝试着提出树立生态美学的三大观念，即：“树立生态价值是人类最高价值所在基础上的生态平衡是最高价值美的观念”，“树立时空统一高度上追求自然万物的和谐与协调发展美的观念”，“树立努力建设新的生态文明事业的美学观念”③。在这里，李欣复不但提出了建设生态美学的构想，还试图从生态的角度提出新的美学观念。1998年，曾永成较早从生态学的角度对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了人本生态学观，为其后来提出人本生态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是人的自然”，这恰恰证明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实践中，“由于人是自然的生成物，这种创造和解放必然在自然的生态制约之中，是自然生态系统通过人而实现的自我超越”④。也就是说，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其实是自然的自我意识。自然性或生态性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实践的本性，它更构成了人的审美活动的本原性特征。2000年，徐恒醇在《生态美学》一书中初步构建了以生态美为核心范畴的生态美学体系。他指出：“所谓生态美，并非自然美，因为自然美只是自然界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⑤；并且，它c传统的美学观念不同，是在生态观念指导下的“生态的审美观念”⑥。

2001年，曾繁仁在首届生态美学会议上宣读了《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一文，次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正式发表。文章一开始，曾繁仁区分了狭义和广义两种生态美学观，他坚持广义的生态美学观，认为：“它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的多重审美关系。”⑦在他看来，生态学属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同样思考的是人的生存问题，因此生态美学关注的不仅仅是环境，还包括人的广义生存；同时从世界美学乃至中国美学的发展而言，生态学的引入为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可以说，曾繁仁把中国生态美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在世界生态美学研究中彰显了中国的特色。2002年，他在《试论生态美学》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简单地将生态美学看作生态学与美学的交叉，以美学的视角审视生态学，或者是以生态学的视角审视美学，都是不全面的。应该从存在观的角度，把生态美学界定为：“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地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①

程相占在文章中集中阐述了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其中就同时包含生态伦理和生态知识两个要点，但是二者不是并列的，生态知识是生态欣赏的内容，而生态伦理则是生态审美的基础。他指出：“笔者这里所探讨的生态伦理可以概括为‘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近似于国际学术界所说的‘生态人文主义’”，“生态人文主义所包含的‘爱物’的伦理态度可以简称生态意识，它是生态欣赏的基础和前提。”③另外，他在第四个要点中还突出强调了生态责任意识对人类审美偏好的引领作用。他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偏好与审美风尚也在无形中浪费着自然资源，加剧着环境危机，比如，以皮草时装为高贵，以烟花爆竹为灿烂，等等。这就意味着，从生态文明的视野来看，‘审美’并不一个总是光辉灿烂的词语，违背生态文明理念的审美活动比比皆是。”从主体的角度，“充分借鉴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相关成果，改造我们的伦理观念和伦理态度，将是生态美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④。由此可以看出，生态伦理学在他的生态审美四个要点中居于重要的位置。

生态伦理学为生态审美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克服了传统美学的形式审美偏好，突破了康德经典美学所奠定的审美无功利性，为生态美学的现实性品格增添了活力。对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而言，生态伦理取代了隐含在背后的实践功利伦理，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特征，但是生态伦理学的加入，同时使生态审美带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特点。一旦审美带有了明确的功利性的时候，它还能否保持审美的独立性，则成了一个疑问。笔者甚至认为，虽然生态审美被看作是对传统无功利性审美的一种突破，但事实是，“功利性的生态审美既不利于保持审美的独立性，也不利于生态保护，存在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悖论”⑤。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恐怕这一结果也是生态美学在追求生态功利化过程中始料未及的。

三、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

生态美学因现实生态危机而起，自然环境美成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方生态美学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究了环境审美的特点。同时，生态学的引入，也带来了生态美学观念的变革。如此，便出现了两种美学，一种是艺术美学，另一种是生态美学。二者能否沟通、融合，则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西方，生态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环境美学，因为它是针对西方艺术美学传统而提出来的。上文提到的利奥波德、米克和高博斯特在论述生态美学的观念时，都突出了自然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差异，另外从他们的环境美学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出来。1966年，赫伯恩（Ronald W. Hephurn）在《当代西方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的引言中指出，在西方美学发展过程中，分析美学把美学仅仅限于艺术领域，造成了对自然美的忽视。由此出发，他从分析美学的角度对自然审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自然审美不同于艺术审美的三方面的特点：介入性、无边框和不完整等。在他看来，自然审美不同于艺术审美，欣赏者是在环境之中的，并且是没有画框、没有边界的，也不像艺术一样追求意义完整性，这也开启了西方环境美学的研究特点和思路①。瑟帕玛（Yrjo Sepanmaa）区分了艺术与自然审美的创作、对象和观察者三方面的十四点不同。从观赏者看，他认为：“观赏艺术品的场所是有限定的――但对环境而言，则是自由的；艺术品以考察者对它的距离和无利害关系为前提――环境的观察者是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直接接触；大多数艺术形式的作品是用一种感官来感知的――环境观察者通常由多种或所有的感官合作用而形成，并且所有的感觉都是相关的。”②卡尔松（Allen Carlson）区分了多种审美模式：对象模式、景观模式、自然环境模式、激发模式和神秘模式。其中，他认为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脱胎于艺术模式，是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欣赏，他赞同自然环境审美模式。自然环境模式不同于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的那种二维视野，而是需要把“自然作为一种自然环境来欣赏”，同时需要“借助已知的知识来鉴赏自然”③。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提出参与美学，指出了环境审美的参与性特征。他认为：“事实上，环境有可能看作是建筑美学的实现，尽管不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因为就传统美学而言，要求我们摒弃所有的使用考虑并且采取静观的态度与艺术品保持分离。相反，环境引发并且象征一种与此不同的体验――人的参与，这一点其实建筑早已在实践中践行了。”④

在中国，生态美学的诞生既有与西方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一致的地方是，很多中国生态美学研究也沿着西方生态美学的研究思路，提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环境美，在研究特点上也是与艺术美学相对的。比如，李欣复在《试论生态美学》一文中提出，生态美学是“以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的学科。徐恒醇虽然提出生态美范畴，但是在具体研究层面上则落实为环境。他认为：“它应该以与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环境相关联的审美活动为主要对象，即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审美为主。”⑤这一思路也体现在他的《生态美学》一书的体系建构上，书的第四、五、六章讲的都是生活环境、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内容。不同的地方是，中国生态美学不仅仅是强调对艺术美学传统的反拨，更重要是对实践美学――“非生态”美学的强烈质疑与突破。因此，中国生态美学没有像西方一样，严格把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严格对立起来，而是把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来进行研究的。陈望衡作为新时期实践派美学的重要代表，在生态时代到来之时，开启了从生态学对实践美学观念的改造。他指出：“生态美学虽然不是美学的全部，却必然是美学的基础。同样，生态美虽然不是全部的美，但它必然是美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它属于美的基本的性质。”⑥张玉能、徐碧辉等新实践派美学家都对实践美学观作出了生态改造，在坚持“自然人化”的同时，突出了“人的自然化”的一面。曾繁仁在参与生态美学讨论伊始，就把它定位为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观念和形态。2012年，曾繁仁专门撰文《对德国古典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反思――“由人化自然”的实践美学到“天地境界”》，集中阐述实践派美学的理论渊源，即与德国古典美学之间的联系，并指出实践美学必将被生态美学所取代。他说：“实践论美学是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具有较强学术性的一种中国形态的美学，它以其特有的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特别是对人的理性精神与改造自然能力的张扬，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与满足了我国建国后，包括新时期人文主义启蒙的需要；它建构了包括‘认识论――人类本体――自然的人化――积淀’在内的具有相当的自恰性的美学理论体系，独树一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局限与弊端日益明显。”特别是在自然审美领域，实践论美学“只强调了人化的‘自然’的价值，而完全没有看到未经‘人化’的自然的价值。宇宙、地球与自然万物，其价值怎一个‘人化’与‘积淀’就可概括，它们是人类生存之源、地球万物之母，具有人类难以企及的价值”①。因此，中国当代美学应该走向更为适合时展、体现生态精神的“天地境界”的生态美学。

中国生态美学虽然强调了与西方生态美学的差异，但是在理论资源上却都是来自西方的环境美学研究。比如，聂振彬在《关于生态美学的思考》一文中，不但认为生态美作为一种美的形态，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和艺术美，而且还从环境与心态、生命感与审美感、生态环境的功利性目的与超功利性目的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美的生成特点。他着重对比了生态审美与艺术审美的不同，突出了生态审美的功利性特征，认为：“康德所说的一切审美活动都超越利害关系之上，是不适用于生态审美活动的，即在生态审美活动中功利目的性和超功利性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②程相占在《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学界目前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的五种认识：“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不同开端与二水分流；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以发展生态美学。”在文章中，程相占明确把曾繁仁的思路归属于第四种，即“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自己早已形成的生态美学，进而将‘环境美学纳入其中’”，而他自己儆诘谖逯郑即生态化美学③。即使如此，他仍然也是参照和借鉴环境美学的既有成果来建构生态化美学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借鉴西方环境美学的研究成果，但其中会存在一个问题，环境美学对环境审美特点的分析，本身就是针对艺术审美而提出的，那么，当它作为一般美学观念的时候，能否适用于传统的艺术审美呢？其实，曾繁仁对这一问题早有警觉，他在吸收伯林特的“参与美学”时就曾指出：“的确，诚如柏林特所说，现代艺术向行为艺术的发展的确为‘参与美学’中眼耳鼻舌身等整个身体的‘参与’准备了条件。但是，当面对传统形式以及传统的艺术形式时，‘参与美学’的绝对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同时，他试图对之作出适当的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将‘参与’拓展为主体的积极参与，首先是主体审美知觉能力的参与，参与到审美对象的构成之中，当面对自然环境时则又包含着各种感官的参与。”④在这里，曾繁仁主要突出借鉴参与美学是为了突破传统美学的主客二分乃至主体的积极参与，但是我们也看出了他对艺术审美与环境审美的论述是有分别的，也就是说，其间仍然存在着裂痕。在《生态美学导论》的序言《生态美学在当代美学学科中的新突破》中，这种裂痕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论述第四点突破――“审美属性的重要突破”时写道：“生态美学不反对艺术审美中具有静观的特点，但却着力自然审美中眼耳鼻设身的全部感官的介入，就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中著名的‘参与美学’的观念。”①也就是说，生态美学所谓的突破仅限于自然环境的审美，在艺术审美的突破是有限的，甚至仍然是保持不变。

篇（4）

目前，高职院校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完成从规模建设到内涵发展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研究推动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专业建设问题。这是因为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核心，也是提高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抓好专业建设，既能为高职院校发展确定方向，又能为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还能为高职学生顺利就业奠定基础。

事实上，近些年专业建设研究一直是高职教育研究中的重点，教育理论界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内涵、特征及实现路径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规划、专业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内外实训条件建设、校企合作实践项目建设等方面，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从静态、局部的角度出发。因此，为了适应时代与教育的发展要求，有必要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进行动态分析与全面审视，并对高职院校优化专业建设生态环境，提升专业内涵，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有益的策略建议。

教育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科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者把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教育研究中，对人类生存的宏观环境和教育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生态学的理论框架。

教育生态学依据生态学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并进而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揭示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总体而言，这门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注重分析教育生态环境及其各种生态因子对教育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明确教育的生态结构，从而阐述教育的宏观生态和微观生态；第二，在分析教育生态结构的基础上，力求全面阐述教育的生态功能，并揭示教育生态的基本规律，如教育生态的平衡与失调、教育生态的良性循环、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以及迁移和潜移规律等；第三，努力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生态机制，探索优化教育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法。

教育生态平衡是教育生态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教育生态的一条基本规律，把握这一规律，就能从根本上全面揭示教育领域存在问题的实质，推动教育更好地协调发展。何谓教育生态平衡？理论界认为，教育生态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关系，而教育生态平衡则主要是指教育系统的综合平衡、运行高效、功能优异及其与社会环境的良好协调。

专业建设生态性及各影响生态因子

“生态”主要指生物与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当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时，我认为，专业建设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学校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教育生态学视野中，学校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专业、教师、学生以及学校内外环境等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或因子，因子之间始终存在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转换，并力求达到彼此之间的平衡。

对平衡的追求要求生态系统的各子系统以及各生态因子的运动变化发展都遵循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单从某个时段分析，不平衡现象是常态，而平衡现象则是非常态；若是从生命进化和生态系统进化的长远观点分析，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动态的，所有的生态系统实际上都处于貌似不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是运动与平衡的统一。具体到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这一生态系统而言，它是由许多生态因子共同构成的，诸多生态因子对整个系统发生综合影响，它们始终处于貌似不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

仔细分析影响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诸多生态因子，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三类，即专业个体特征因子、学校外部特征因子、学校内部特征因子。这三方面生态因子构成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三个层次环状生态圈，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专业个体特征因子，主要包括专业培养目标、专业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校内外实训条件等。这方面的生态因子，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起着核心因子的作用，是我们研究与实践中常常所说的“硬件”和“软件”，是专业办学水平与实力的具体体现，是人才培养工作的主要载体。

学校外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高职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观念、法律和政策体系、经费保障等，实质上是政府和社会为高职教育发展构建的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对于完善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而言，这一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些年的高职教育发展中看到。目前，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在校生规模，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都占据了“半壁江山”，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高职教育当今的勃勃生机源于哪里？无非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需求，教育事业发展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的良好基础，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可氛围，中央政府对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和中央财政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强度等等。对此我们均归为政府和社会为高职教育发展构建的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

学校内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由学校的办学理念、价值观、规章制度、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校容校貌、教风学风等构成的学校文化。高职院校加强专业建设，提升专业内涵，目的是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更加注重知识创新，更加注重办学质量和特色，更加注重服务社会、引领社会，而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灵魂支配，这个灵魂就是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广泛渗透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影响和支配着专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发展特色和建设成果。在专业建设中，学校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主要包括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功能，凝聚师生力量的激励功能，基于普遍文化认同而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规范功能，对师生思维、行为习惯和专业素养的熏陶功能。

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建议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作为一种生态现象，必须着眼学校的持续发展和专业的持续发展，努力遵循教育协调发展的规律与要求，解决好专业发展与校内、校外环境的矛盾，保持专业建设与发展的生态平衡，避免在专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内部生态链危机和系统整体效力减退等问题。依据教育生态学原理，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一）全盘考虑，创设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稳定、平衡、有序的生态环境

1840年，j·李比希通过对比谷类作物的产量，发现农作物通常不受它所需要的大量的营养元素的限制，反而受那些只是微量需要的原料的限制。只要稍微加入所缺的微量元素，产量马上就会明显地提高，他由此说明这些微量元素是作物增产的“限制因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生态学中著名的“限制因子”定律。

今天，“限制因子”定律已经从自然因素扩充到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生态系统而言,也同样存在着“限制因子”，而且是所有的生态因子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起到限制性的作用，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生态困限，制约着专业健康发展。因此，“应然”状态的专业建设，需要摆脱其生态环境中各“限制因子”的束缚，通过各生态因子的和谐共生来维持其生态环境平衡，最终实现专业内涵提升。摆脱“限制因子”束缚，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这是一个生态进化过程，是高职教育发展史的必然，也是高职院校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高职院校而言，需要从教育生态平衡理论出发，统筹兼顾、整合优化影响专业建设的各生态因子，杜绝偏废其一，努力构建一个稳定、平衡的有效促进专业发展的模式，使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回归“应然”状态与本质。

（二）加强生态调控，形成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良性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循环

在教育生态理论中，任何一个生态组都有输入输出，而且存在着简单的或复杂的控制与反馈，在生态内外和各要素之间都会有信息的传递和转换。在生态构筑中，一方面要注意各要素的层次结构，另一方面更要注意信息的反馈和控制，使各种活动与管理工作形成一个环路和可控、不断向前发展的系统，使信息能够自动地反馈并进行不断调整，最终保证整个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循此思路，在建立专业建设管理模式时，学校不仅要结合专业的内外部实际制定专业发展规划或方案与促进专业建设的制度或措施，而且要定期检查专业发展规划或方案与促进专业建设的制度或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适当处理。

（三）激发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各生态因子，诱发专业办学水平由量变到质变

专业个体特征因子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职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千百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这些对高职教育的定位性表述，需要我们在专业建设中全面准确地理解，并一以贯之。具体而言，在专业建设中，我们需要准确定位专业培养目标，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改革课程结构，建设与行业和专业发展接轨的专业课程体系；提升师资队伍水平，逐渐形成专兼职结合、结构合理的“双师型”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内实训场所和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专业依托机制；重视专业建设研究，形成专业拓展机制等等。

学校外部特征因子如前所述，政府和社会构建的保障体系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机遇，有力推动了高职教育的新一轮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在社会环境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因素，甚至力量还相当强大。例如，在社会文化观念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依然是人们推崇的目标，并进而导致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鄙视劳动生产，鄙薄职业技术等社会习惯；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作为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基本法还远未完善，特别是行业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法律责任不明晰，利益驱动机制不健全，政府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造成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办学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在经济投入方面，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依然存在“高成本”与“低投入”的矛盾，导致高职院校学费高、办学条件和教学资源相对短缺等问题。因此，在我们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保障体系的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国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主导作用，不能一味认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作为政府，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完善的促进高职教育发展的法律、经费保障体系，努力增强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进而增强高职教育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形成有利于高职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观念。

篇（5）

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界定问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内部以生态学为依托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的环境伦理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自然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生态系统，所以生态伦理学强调人只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态伦理学以生命实体乃至整个自然为研究范围，关注生态系统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强调生态的整体利益，所以理论相对较为激进，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就生态伦理学的特点和关注的问题而言，可以把动物权利论／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涵盖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其中，生物中心主义立足传统伦理学理论，以生命个体的权益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生态整体主义立足于生态学，以生态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试图把伦理关怀的范围由生命个体拓展到整个自然系统。

在生态伦理学内部，针对自然的伦理观念从生物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经过了一个从关爱生命实体到关爱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其目的都是要扩展人类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而这种自然伦理观念的转变恰恰体现出它的两条基本致思理路，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义视角：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物中心主义包括施韦泽‘傲畏生命的伦理学”、泰勒“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以及辛格“动物解放的伦理学”、雷根“动物权利论的伦理学”，它们的基本观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个体纳人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之内。

1923年，施韦泽提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冲破了传统伦理学只限于关注人与人之间行为和关系的观念束缚，力图把善赋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学视域里，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内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个动物的生命看得与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生命原理。”这一伦理观念的显著特点就是要求我们对生命采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其目的是通过直觉、体验等培养、提高我们的德性。本质上，这种伦理观对以往的传统伦理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使人们发现伦理在本质上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是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生命在施韦泽的观念中不仅仅指的是人类的生命，还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像动物、植物等。泰勒继承和发展了施韦泽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以善为基础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了它们都拥有自己的善，善是对其生命事实的描述，所以，人类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样都拥有绝对平等的天赋价值和道德价值。

从理论形态上看，这类生态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仅限于生命个体，只重视生命个体的权利和价值，而对生物共同体所具有的实体属性却视而不见，而且也没有看到人对生物种群及生态系统的道德责任。但是，无论是动物权利论还是动物解放论，乃至生物平等主义都是从关爱个体生命出发，试图重建人类对自然的伦理观念。

二、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从生态整体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学思想为理论范式，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机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整体都预设为道德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道德主体范围的拓宽，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伦理解答。生态整体主义主要有三个流派：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伦理学。

三个流派通过对问题的解答，力图转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建立一种生态的、整体的观念。例如，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基本思想是要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他说“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被大地伦理学视为最高的善。利奥波德同时认为现代生态学已经证明人类只是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他曾这样表述道：“……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我们人类要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大地伦理学的建构不能缺少人类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共同体的拓展过程不光要依托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而且也需要我们的情感。

从理论形态上看，同前类生态伦理学相比，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不仅生命个体具有道德主体的地位，而且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人类应把自己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个体生命延伸到整体生态系统，应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和责任。为此，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家们都从整体生视角出发，依托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力图对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道德主体地位的合法性进行确证。他们认为，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其他有机个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其中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处于相互依存、内在关联之中，生态系统本身固有的整体性、过程性、相关性使其具有不依人为判据的内在价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主体、伦理主体。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生态伦理学内部形成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条基本进路。这一方面是源于生态伦理学内部自然伦理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担负着一个责任，即为解决环境危机所表征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但在理论实践上，它却无现成的伦理原则可以直接运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从起源上说，应用伦理学不是单独发展了传统伦理学中‘原理’之后的‘应用’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应用’传统伦理学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领域，换言之，是起源于现有的原则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冲突、以至相悖而使现实实际上无原则的问题领域”。所以，生态伦理学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来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它的两条基本路向。

三、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进路：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个体主义路向，也是整体主义路向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一般意义上，传统伦理学只承认人的道德身份，认为人对自然并无直接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所以，道德身份范围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问题，是生态伦理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个体主义路向主要流派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是以人之外的生命个体作为道德的主体，从个体生命的权益、价值出发论述它们应具有何种道德地位、道德权力和责任等问题。在本质上，这些理论是建基于传统伦理学的情感范畴框架之内，用人的情感来感知动物，所以具有西方传统情感主义的理论特质。就具体而言，个体主义路向的生态伦理学是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道义论思想的借鉴和运用，其实质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对平等的基本准则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充，试图使平等原则运用于其它物种，论证了所有动物拥有平等权益的正当性。他提出，各种动物之间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他们能否享有平等原则的依据。这一思想直接源于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边沁认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获得权益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篇（6）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128-04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于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和市场意识、商业文化建设，乃至促进地方行政、司法、执法部门的职能转变，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

“金融生态”的概念属于中国学者首创，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主要包括金融生态的环境、运作机制、法律条件、利用金融生态理论研究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农村金融生态问题研究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等研究领域。

（一）“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

白钦先教授在2001年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申到金融领域，在国内最早提出“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提出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周小川（2004）第一次系统地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周小川作为金融生态理论的早期倡言、阐释明确、推广最有力者，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研究的空前关注。

（二）“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

围绕金融生态的内涵和外延，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目前对金融生态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金融生态环境观和金融生态系统观。

金融生态环境观主要从金融外部运行机制或基础条件等方面出发来探讨其实现的相关运作机理，侧重金融生态在金融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如苏宁（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作环境。易宪容（2004）认为，金融生态应该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曾康霖（2005）认为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

金融生态系统观则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应包括金融生态主体、生态环境、生态调节三个方面。金融生态建设既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又包括生态主体的改造和生态调节机制的完善。如李扬（2005）把金融生态系统界说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构成。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张鹏、姜玉东（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三）对金融生态水平评价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标准和指标的研究大多从地区层面展开。《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提供了对国内291个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和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和排名。同时，李扬等人（2005）提出了一套对城市金融生态进行综合评价的富有启迪性的分析方法。程亚男等（2006）以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层面阐述了一种健康金融生态环境的理想状态模式。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定量和定性两个指标体系，定量指标设计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社会信用和法制环境三个目标层、14个准则层；定性评价包括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状况等四项标准，从可操作层面为央行、政府及相关部门决策、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四）对金融生态作用的研究

部分学者对金融生态的作用进行了相关研究。宋逢明（2005）研究认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使得经济系统建立了一种自我调控机制。在该机制作用下，制度得以有效运行。一个良好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的银行业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位（2006）认为，改善金融生态，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有利于优化区域环境，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企业和广大群众的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中央银行金融调控的有效性。

（五）金融生态的运作机制及相关金融主体的研究

易宪容等（2006）认为，制度决定了各个金融主体的行为方式和选择边界，并由此决定了金融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论述，只有基础性制度才是金融生态的核心，中国恶劣的金融生态质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曾康霖（2007）将“金融生态”这一概念的内涵明确为金融企业的生命力状态和生存环境，认为此概念的对象特指金融企业，而不是泛指一切金融机构，更不包括金融市场中所有的金融主体。因此，这一概念的外延应当有金融生态平衡、金融生态周期、金融生态环境。张球（2008）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与需求是金融生态演化的动力源，而政府行为、经济基础、社会信用状况、中介服务水平等则是它的支撑条件，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正反馈交错的复杂的动力系统。杨秀菊（2008）综合国内外学者与专家的观点，认为金融生态即是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运行环境，是金融结构和金融活动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体系及各项准则共同形成的反映金融内外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体系。

（六）金融生态系统与环境的研究

李扬等（2005）参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构造与演化理论，把金融生态系统界定为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两部分：金融生态环境构成金融主体的服务对象和活动空间；金融主体则以其生产并分配信息、引导资源配置、提供管理风险之手段的强大功能。韩国文（2006）根据对金融组织与其生存环境的理解，提出了金融生态学的核心范畴：惯例、金融生态因子、金融生态位、金融生态链等。他还提出了金融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包括开放和非平衡原理、普遍的依存与制约规律、双向反馈、自然演替原理、相互适应的协同演化原理、生态阀限原理等。徐诺金（2007）借鉴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金融领域里的几个重要问题，如金融主体问题、金融环境问题、金融平衡问题、金融调节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具有进化性、竞争性、创新性和稳定性等四大生态特性，并构建了金融生态系统结构。陈小云（2008）从权利的基本法律保障和法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改善和重塑金融生态需要管制的重点法律问题。

（七）对区域金融生态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关于区域生态改善和优化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探索。高新才（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曹红辉（2005）从政府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在差异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差异化的财政分配政策、差异化的区域税收政策、差异化的区域投资政策、差异化的金融政策五个方面分析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出应通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修正地方政府非均衡性在金融生态建设中的行为，提升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高小琼（2005）认为，作为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应充分认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切实推进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敖惠诚（2005）通过“马太效应”表明，欠发达地区更要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而超越“马太效应”的关键是改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资源是经济资源的货币化形式。资金流动不仅仅是资本要素的再分配，也同时反映了其他经济资源的配置结构。通过资金配置引导资源配置，通过吸引资本流入带动要素流入，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手段。

二、国外研究综述

就目前而言，国外直接涉及金融生态领域的相关研究尚未展开，而以其他领域的生态问题研究居多。

（一）金融生态研究的理论渊源

一是生态学。生态学是德国动物学家E.Haeckle于1866年首先提出的。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首次提出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现代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是仿生学。仿生学（Bionics）是从生物界发现机理来解决人类技术上问题的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国际上颇有声誉的动物学家Wemer Nachtigall博士提出仿生学就是学习自然界的现象作为技术创新的模式的基本概念。近年来，出现了以仿生学的视角对经济领域诸如企业组织个体、商业生态系统以及产业生态系统等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运行开拓了新的思路。

（二）国外相关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为金融生态的研究初步建立了理论框架

1.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理论研究基础。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 Boulding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金融系统提供了研究依据和研究基础，极大地促进了金融生态的研究进展。

2.演化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19世纪末期，凡勃伦首次提出演化经济学概念。受凡勃伦的影响，20世纪初，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不断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为学术界从演化角度透视金融生态的演进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3.金融发展理论促成了金融生态系统观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蕴涵三个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金融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政府管制）地过度干预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金融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4.金融结构理论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范式。良好金融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实际上与金融结构理论密切相关。因为一切金融发展，归根结底表现为金融结构的变化。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系统的理念正是在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结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

5.金融功能理论拓展深化了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内容。1995年，Merton等人正式提出金融功能观。他们认为，任何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时空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金融功能理论的形成为金融生态在相关环境功能上的拓展深化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要评价

（一）国内研究现状简评

国内学者通过几年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金融生态学的概念、意义、体系构建、研究对象和相关因素，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于一个长期存在于金融理论领域的核心问题――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尚未取得普遍意义的共识。金融生态系统内各个主体之间，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发展如何促使金融生态系统成为一个自我完善并不断发展的动态体系，金融生态系统内如何达到内外部的协调并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实现金融行业发展问题的同时，推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等等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而且，国内学者还只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的定位和理性认知上，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研究范式，仅仅是从如何进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金融生态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关于金融生态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金融生态作为一个较新的理论研究领域，是国内学术界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研究体系相对比较单薄，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研究，而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特别是对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简评

从上述文献整理的情况来看，国外学术界还鲜有直接对金融生态的专题研究，而主要是在其他领域的生态问题研究居多，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机制等问题。总体而言，国外学者所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金融是一个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和演进的动态系统。金融业从实物经济中分离出来并为实物经济服务，到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这种进程本身就是类似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这一进程始终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各类金融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了分工与合作，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系统。（2）自然生态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特征。金融生态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鲜明的环境特征。因此，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入手，增强金融生态功能，提高金融的效率、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是客观、科学的主张。（3）金融生态体系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系。竞争机制通过破产、兼并来调整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推动新的金融组织、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品种的创新，催生新的金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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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H319

一、教育生态学概述

教育生态学概念首先由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g））于1976年提出，倡导将教育放置于周围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中，研究其同各种生态因子（限制因子、非限制因子）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机理。以教育为中心的教育生态环境是多元化的体系，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制约和调控作用。

兼目的性的教育生态系统，其生态功能有内外之分。内在表现为育才，外在表现具有社会性，即：培养个人对文化的认知、完成社会化、形成健康的价值观等。教育的生态平衡是教育生态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把握平衡规律，从根本上认清其存在问题的实质，以达到教育生态的平衡发展。

二、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目标及要求概述

公共英语作为高职院校学生的一门必修课，须适应时代需求，以培养学生良好的运用英语尤其是听说能力为重，从而实现语言首要的沟通功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兼以提高人文素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学生通过英语学习挖掘自身的兴趣和无需提醒的自觉的能力（学习力），以适应未来踏入职场激烈竞争的就业环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对自身的考验。

时展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国际化的增强，所有良好的沟通、信息的传递以语言的交流为先，这为公共英语提出了时代背景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英语基础和应用技能，将这门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有效地处理与未来职业相关的业务是教学的目标。因此，各院校应本着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原则，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职业需求和发展，而制定不同的教学要求，达到学以致用，突出技能训练的目的。

三、教育生态学下教学目标及要求涉及层面

为什么花大量时间学习英语？语言的功能是什么？有种论调在相当多的人群存在，即认为是学习一大堆单词和语法规则，单词越长、语法规则掌握越多越有成就感。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语言是用来交换思想，进行交流的。因此，学习一门语言的方法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操练说出它来。说，反复操练是非常必要的，你越多地将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它们就变得越自然。这种理念在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目标中得以很好的体现，即强调以听说为基石，在职场环境下培养运用英语的基本能力。

教学要求中针对未来职业对英语能力的不同要求分较高、一般、基础三个大层面，就听、说、读、写、译五个角度加以说明。强调学生无论在单词、词组还是语法方面都应掌握并能将其运用于口头、职场交际。对日常生活用语和与未来职业相关的简单对话达到基本听懂，并能有效交流的水平。具有对一般题材和与职业相关的英文资料基本读懂且理解正确的阅读能力。写作方面，要求就一般性话题写命题作文及简短应用文。具有正确理解一般性题材文字与业务材料、以恰当格式译成汉语且译文达意的翻译能力。教育生态的平衡与失调，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现状较目标及要求尚有差距。目标所强调的交际能力为当前学生最薄弱的方面。

四、教育生态学下教学目标及要求与现实的差距

1.生态客体

（1）社会环境即教育模式的问题

高职公共英语的目标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当前，院校专业课设置日趋成熟，而公共英语课程的安排在实用、针对性方面则存较大差距。以精读课本为主，重阅读书面英语，轻语言的实际应用技能，尤其是听说技能。将大量课时用于纯知识的讲授，学生的能动性得不到很好发挥，课堂气氛整体较沉闷。将考试作为教学的指挥棒，忽略语言学习是持续的过程，其最主要的功能是沟通、交流，即听说能力。而现有的英语考试几乎不涉及说的环节，听力占考试的比例也偏低。长此以往，造成学生既搞不懂本专业的英文资料，哑巴英语的尴尬更令其无法用英语在未来职场环境中有效沟通。

（2）规范环境即教学内容的问题

培养学生在职场环境下运用英语的基本能力是教学目标，而英语教材内容人文性文章比重较大，内容偏陈旧；与实际接轨的内容涵盖不足，忽略了学生作为年轻人追新求异的特点，对新奇事物的渴望。重单方面的知识教授，课文冗长，课后练习偏多，一定程度误导了学生依赖教材、依赖老师的导向。学生一味被动地接受，课堂参与性不强，兴趣不高。精读教材与听说教材分立，之间缺乏连贯性。听说课程课时偏少，学生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说的技能得不到锻炼，听的能力与教学目标相距尚远。英语的应用性难以体现，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结束，学英语的过程亦告结束。

（3）学校环境存在的问题

目前，不少高职院校基础设施落后，教育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很多课堂呈现的还是黑板、教材、教师和学生的原始状态。落后的教学设施难以满足当前办出特色教学的要求，教师可利用教学资源匮乏，制约了教学质量及水平的提高。

高职院校中，对学生课程的考评一般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而以书面能力为主的考试，其自身存在一定缺陷，即注重英语的读写能力，忽视语言作为沟通、交流方式最主要的应用技能，即听说技能得不到充分体现。这种评价方式一定程度地误导了学生对英语课程学习的理解，认为学英语就是为了做题、概念分析，为了考试，与教学目标及要求产生极大差距。

2. 生态主体

（1）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

伴随扩招的进行，学生人数激增，大班授课令本就任务繁重的公共英语教师更超负荷工作。学生英语基础参差不R，融精读、听力、文化意识等全方面、多角度授课内容兼顾，几个教材备课于一身，除授课外科研课题任务的要求，使教师难有机会与精力接受进修、培训。部分教师教学方式单一，以巩固知识而非学习创造性新知识为主，忽视学生能动性的发挥，不能将其独立思考有机地融入课堂，从而制约其综合能力的提高。

（2）学生群体存在的问题

高职院校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真正的美丽来自于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学习的道路是漫长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唯有心怀兴趣，才能享受过程，学会耐心地等待成果的到来。而宽泛的入学门槛，令高职院校学生入学英语基础普遍偏低，长期中学英语教学重书面阅读、语法概念分析，轻听说能力培养的不良习惯根深蒂固，以考试为杠杆的教学模式的导向，都极大程度对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良性发展造成障碍。

五、如何达到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教育生态平衡

1.生态客体

（1）社会环境的改变即改革现有的教育模式

教学中改变以精读为主，重阅读书面英语，轻语言的实际应用技能的模式。增加听说技能的培养。以学生未来就业为导向，遵循实用、够用原则，设立系统的情景口语内容。笔者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融入情景口语内容。从基本沟通、出行、就餐、购物、态度观点、心情、校园情境、爱情、在图书馆、聊天、工作情境、出游、医疗、享受公共服务等相关情境使学生练习生活场景口语。通过日常生动的对话发挥语言实际应用，即说、沟通的功能，让学生感到英语的学习内容贴近生活，亲切、实用。

（2）规范环境的改变即调整教学内容

选用专业性、实用性强的教材，充分发挥教材的良好导向作用。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增加多种生动、有趣的环节丰富教学内容，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改变旧有的教师单纯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状态，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充分利用英语作为语言类课程包涵的多角度知识面，推荐学生接触优秀的英语影视剧，从而全方位感受影视这门综合性艺术的魅力。针对学生作为青年知识层群体喜爱接触新事物的特点，鼓励其多收听英语电台广播，欣赏英文歌曲。提高听说环节的比重，采取情景对话的方式鼓励学生从简单的句子入手，循序渐进张开嘴练习，以增强其说英语的信心，达到作为生态因子的教师与学生有效地互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活跃课堂气氛，改变学生哑巴英语的尴尬状况。根据教学课时量分阶段由短到长、由浅入深，系统地扩充英语名家名篇赏析环节。让学生于字里行间体味经典，体味经过岁月磨砺而沉淀下来、经过时间检验而留存下来的作品的魅力。从点滴做起，润物细无声地引导学生流连经典、陶醉经典，提高其人文素养。

（3）改善学校环境

高职院校需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改善教学基础设施。学生英语学习的主要场所是课堂，一个相对较封闭的小生态环境。先进精良的语音设备，良好的教室环境，无疑会为学习英语创造高质量的外部硬件条件，促进课堂教学的良性循环，有利于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的平衡。

教学本身是个教书育人的过程，剔除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重书面、轻应用，尤其是轻听说能力的考核模式。建立全面、发展的评价学生体系，既注重教学结果，又注重教学过程。发挥评价体系中实际应用能力占相当比重的杠杆作用，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重视听说即语言应用能力的训练。

2.生态主体

（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将班级规模调控在课堂生态环境与生态因子适度的范围，减小扩招引起的班级人数过多造成对教育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的学历层次，将课时量和教学任务调控在适宜的范围。增加教师的培训、进修机会，开拓其专业领域视野和知识面，提升其教学素养与科研能力。

（2）调整、改善学生群体的学习状态

当前科技的发展惠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高职院校英语教学需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资源，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针对学生英语基础参差不齐的状态分层教学，使其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最大程度地提升英语水平。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选取开放性的生态系统，拓展课堂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途径，学以致用。增加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锻炼机会，提高其听说技能，为将来迈入职场储备充分的英语知识能量。

六、结论

遵循教育生态学倡导的人与环境和谐、平衡状态的理念，改革旧有的教学模式，调整教学内容，改善学校环境等生态客体因素。解决教育生态体系生态主体因素面临的诸多问题，变生态失衡的限制因子为非限制因子，以其达到教育的生态平衡。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力，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入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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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Abstract:TherearemanyconsistentaswellasdifferentviewsbetweenecologicalMarxismand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ispaperanalyzestheirconsistenciesand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ideologicalbasis,essence,theoreticalcore,basicrequirement,andfundamentalapproach,andpointsouttha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andrawlessonsfromtheecologicalMarxismsoastobetterservethesocialist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omparativestudy

“生态”（Ecological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这个概念，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与生态学之间的关联。生态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十大流派中较为活跃的一派。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两大主题，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嬗变等问题，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通过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技术批判与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从而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化的，其中心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于，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表面上看，生态与科学发展观并不基于相同的现实基础，产生的理论背景、发展脉络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观点的契合是主要的，即使有些观点有明显的差异，却可以相互为用，并不矛盾。

一、思想基础的比较

生态，也称生态学的，其理论基础在于和生态学的有机融合。如生态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和佩珀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和生态思维方式。应该说，在马克思那里，生态思想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谈论与生态问题息息相关的生产问题，却很少在纯粹意义上谈论生态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马克思有意还是无意的，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尔关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并指出‘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生态学’与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另外，生态继承了以作为理论基石的西方，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批判传统，像莱斯和阿格尔就受到马尔库塞相当大的影响。只不过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生态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对温和，也更富有建设性。

科学发展观则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及作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处处渗透着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主要是基于中国化的，面对的现实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与科学发展观对于关注的点不同，偏好的理论也不一样，面对的现实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是以作为理论的来源和基础，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开放性，掌握了活的灵魂。

二、第一要义的比较

生态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并没有太多联系，应该说，不能形成一个系统，但在第一要义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如阿格尔断言，“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2]。阿格尔转变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认为传统的经济危机已经转向了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罪，即利用环境代价换取财富，已经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瓶颈，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缓解矛盾，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会倒退。可见，阿格尔关注的决不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和分析，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说明，他始终是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的，这是他逻辑分析的前提。高兹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能源、化工、运输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还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走向基于自我约束、更节俭、生态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达到真正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与消费更少的社会。”[3]高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归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确了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是第一要义。从阿格尔和高兹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生态学者无论给生态危机开出什么样的处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个第一要义。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认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可见二者之间观点的相似性。应该说，生态与科学发展观所提的“发展”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多的是在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意义上使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当然这种增长不能以生态为代价；二是，正如高兹谈到的那样，发展不仅是经济理性的，还应该是价值理性的。总的说来，生态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建立在人的解放基础上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而较少涉及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所使用的“发展”，强调的是一种和谐，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层面基础之上的。与生态相比，概念的内涵扩大了；作为一个分析系统而言，也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理论核心的比较

“生态考察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论断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问题，它研究的方向符合人类的健康发展趋势和美好愿景，它的研究目的是力图从制度层面探索生态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力图通过制度转变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4]由此可见，生态在谈及异化概念时，是以人为核心的，只有人才有异化；在谈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时，将社会系统放在首位，因为只有以社会系统中的主体——人，作为分析的核心和逻辑的出发点，其他的分析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此岸世界的真理探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彼岸世界是遥不可及的；在趋势和目的方面，无论是通过制度还是其他手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人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科学发展观始终明确地将“以人为本”作为理论核心。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1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观点趋同是主要的。当然，生态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从纯理性的角度说的，在他们的逻辑中，不分析人，其他的分析就抓不住重点，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带有功利性质；另外，他们过多地强调人的解放与个性张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维度，所以，很多时候不过是空批判而少建设，在很多方面往往容易被细节所迷惑，坠入就事论事和抓小放大的泥潭。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不仅源于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把握，还具有伦理层面的考虑。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追求人之善，是人全面发展的应然。所以，生态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于对人的伦理态度和侧重点上，而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四、基本要求的比较

很明显，生态认为，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是不够的。在高兹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物质丰富程度明显提高，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然而，这种改善不过是资本主义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且，无论资本主义采用什么方式给予无产阶级多少施舍，实质上，并不见得会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今日付出了一百万美元，是为了明日的一百亿美元。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是不会泯灭的，相反，越是要提高资本主义的成本，资本主义就越是要加紧攫取，换取更多的财富。于是，自然成了牺牲品，这种牺牲到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就会达到发展的极限，而出现衰退。所以，利润动机同生态环境相冲突是必然的，利润最大化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按照奥康纳的总结，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6]奥康纳还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总的来说，在生态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人、社会和自然失衡的危机，就是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运行的现实性危机。根据反向调节的原则，可以明显地推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样是会被生态所认同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5］15-16应该说，在基本要求方面，如上述分析的那样，生态和科学发展观在基本观点上能够达成一致。然而前者强调的不过是“平衡”二字，即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就社会的复杂性而言，这种关系只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所以分析的结果难免流于片面，或者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后者则强调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由于科学发展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思想的部分，在中国社会中能够寻找到现实基础，并为现实世界的革命化起到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生态的“乌托邦”，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五、根本方法的比较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5］16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要求用全面的、系统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生态学者全方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批判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然资源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所进行的掠夺行为；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批判了资本主义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及其破碎的劳动分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视野之内，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考察。”[7]由此可见，在方法论意义上，统筹兼顾是二者认可的。生态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但是从其关注的对象，包括制度批判、等级批判、异化批判和工业文明批判等维度考察，它并没有刻意突出资本主义的某一个部分，而是更加突出几者之间的联系。再如，生态的代表人物克沃尔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制度方面，要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在实现条件上，要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全人类一起实现。从这里，生态的统筹兼顾思想也可见一斑。

虽然同样在方法论意义上坚持了统筹兼顾，所关注的视域却截然不同。科学发展观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站在整体的高度审视各个部分的协调与平衡，是一种治国的理论。生态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因为其所秉承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所以，在思想上侧重于批判，而建设性的东西受到限制。同时，由于生态的相关理论并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这样一来，无论其有多么丰富的思想，也不过是一种值得参考而不具有指导性的理论而已，当然也就不会像科学发展观一样，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基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为实践所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价值也要大于生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态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其主流学者遍布在加拿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野广阔，科研环境优越，尤其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对生态危机的本质分析等非常到位。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与生态有较多的契合，这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鉴生态的思想。在观点契合的方面，应该说生态在有的方面研究得更为细致，这与其血缘关系和研究传统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观点分离的方面，对于科学发展观而言，合理的可以借鉴，不合理的可以作为警示，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

参考文献：

［1］曾文婷.“生态学”与［J］.学术论坛,2005（10）:34-37.

［2］阿格尔.西方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3］吴宁.高兹的生态学［J］.研究，2006（8）：99-104.

［4］唐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生态社会主义——西方生态的启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报,2007（5）:76-81.

篇（9）

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战后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一时间，科技万能主导了社会的视听，但科技双刃作用带来的环境恶化也日益激起学界的反思，蕾切尔・卡森就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生态文学家。卡森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寂静的春天》（1962）也被称之为“划时代的作品”，这部作品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1]，作品透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即便置于高度工业文明的当下，仍具有现实批判和指导意义，卡森由此开启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新纪元。本文立足生态学制度批判的维度，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以期在新视角下，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生态学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一）生态学及其主要代表思想

西方生态学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最新形成的流派，该流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该流派力主通过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重构，以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西方生态学的代表人物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即从制度的维度进行批判，普遍认可，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乃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代表人物包括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贝拉米・福斯特、安德烈・高兹等杰出代表。

本・阿格尔和威廉・莱斯批判并发展了经典经济危机理论，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危机必然产生的生态危机的理论来替代。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用所谓国家干预主义，通过不断控制和引导公众的消费需求，让民众沉溺于商品消费中，以此来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根源。莱斯对技术理性的起源、功能和社会后果进行了追溯，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走向非理性，决定了对自然的非理性开发和利用，最终造成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和贝拉米・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奥康纳通过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引入“生产条件”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之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福斯特则强调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也是探讨人和自然相互联系和物质转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法国的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进行过论述，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摆脱生态危机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总体而言，生态学者普遍认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2]，赞同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途径是“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3]。

（二）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1907年出生并成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受其母亲的影响，卡森从小对大自然、对环境充满了好奇与热爱，就读宾夕法尼亚妇女学院期间，因为对大自然的兴趣，由文学改学生物学，后在“美国渔业局”后改名为“美国联邦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并成为一些杂志的专栏作家。卡森一生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学创作，早年的文学作品均涉及海洋及海洋生物的保护，奠定了她在生态文学领域的名誉和地位。20世纪40年代，卡森以海洋生物学家所独有的敏锐，开始怀疑当时的一种新型杀虫剂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缩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着手就这一农药对生态链影响的调查，开始撰写《寂静的春天》。这一时期，卡森已罹患癌症晚期，但她不顾病痛，以顽强的毅力于1962年出版这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文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经典著作，该作品最终被认为是生态文学发展历程中一座“里程碑”。

《寂静的春天》以寓言故事开头，全书分十七章，以翔实、专业的数据和实例陈述了新型杀虫剂DDT对环境和生物链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破坏，给人类和地球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后果。这部作品的出版，触及了一些集团尤其是化学药品制造商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各种打压和抹黑，甚至遭受了的人身攻击。但同时，这部作品也受到了民众和环保人士的拥护，唤醒了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民间意识”，最终影响到了政府，肯尼迪总统就曾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书中的结果最终得以应验。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撰写前言时，盛赞这部作品“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三、生态学视野下《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述评

（一）《寂静的春天》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生态整体主义观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由美国生态博物学家利奥波德首先提出，这一理论倡导人类的生存权应该以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为底线。利奥波德之后，罗尔斯用“荒野哲学”，奈斯用“深层生态学”对生态整体主义进一步完善和演绎。生态整体主义所强调的“生态系统的整体一致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协调”，这正是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极力倡导的思想和理念。

卡森早期的作品即描述大自然是“一个严密的大系统，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依、不可割裂的联系”的生态整体主义初步思想。在《寂静的春天》中，卡森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已日臻成熟，“地球上的植物是生命大网络的一部分，一种植物与其他植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联……如果我们打算给后代留下自然界的生命气息，就必须学会尊重这个精美细致但十分脆弱的自然生命之网，以及网上的每一个连接”[4]。从《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的整体构架来看，卡森通篇都在阐述自然生态体系中由于“死神的特效药”DDT的介入，导致人类无可挽救的生态灾难。卡森所要呼吁的是，人类作为大系统中的一环，对维系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将各种生命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自然平衡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状态;他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5]。不仅如此，卡森还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原有的生态观，以全新的生态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观来替代，她曾反复指出，“陶醉于自身巨大能力的人类，看来正在毁灭自己和世界的实验道路上越走越远”，呼吁现今生活的这一代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直面现存的环境问题，而不是无视或者逃避它们”[6]。虽然对于美国工业革命初期，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大发展之后，由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恶化，人们已经开始逐步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但在那个时代，科技万能的思想仍占据着社会思想的绝对主流，卡森以一妇孺的羸弱之躯，“质疑了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7]。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整体依存、环环相扣的前瞻性思想，无疑从道德伦理层面，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即便在高度工业文明的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制度批判维度下的《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评析

《寂静的春天》描述了美国五六十年代一种新型杀虫剂的使用导致的人类生态危机，卡森将这一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妄自尊大的想象”，卡森仍然将“生态整体主义”局限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未能从制度批判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做深度的剖析。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的缺陷也为卡森所触碰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反击的机会。美国昆虫学家乔治・德克尔反驳卡森时这样陈述：“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卡森的反对者们谴责卡森“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化学工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甚至恶毒地模仿卡森的作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制造民众对卡森作品的误读，等等[8]。

就人类生态思想的发展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证过“生态的整体性是通过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来实现的”，恩格斯也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说”，强调“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西方生态学针对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则是从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异化消费批判等维度进行的挖掘。事实上，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的揭示与批判，被认为是西方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有所区别的最根本标志。制度批判和异化消费批判是西方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衍生和呼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必然导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必然导致消费观念的异化;反之，技术的滥用、消费观念的异化也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可见，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作品中没有也无法从这一层面进行论述，体现出其生态整体主义观的局限性，从这一角度，西方生态学也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四、结语

《寂静的春天》所体现的生态思想影响了美国一代人，也影响了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方向，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环保运动。这部作品也被译为多国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对当今环境恶化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6.

[2][3]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199-200;

[4][5][6][7]蕾切尔卡森.吕瑞兰，许长生，译.寂静的春天[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篇（10）

2012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开展低炭排放和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关键是节约能源，提高能耗，减少污染。要抓紧制定出台合理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工作方案，加快理顺能源价格体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突出抓好工业、能源、交通、建筑、公共机构、居民生活等重点领域和千家重点耗能企业节能减排，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用能管理，发展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实施节能发电调度、合同能源管理、政府节能采购等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树立绿色低炭发展理念，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2、创建城市发展模式，推进城市和谐发展。

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安全高效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提高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加强能源通道建设，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开展节能认证和能效标识监督检查，鼓励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严格监管危险化学品，加强环境保护，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源、大气、土壤、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减少农业面临的污染问题。推进生态建设，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巩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成果，加强草原生态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治理，严格保护江河源、湿地、湖泊等生态功能区。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能力，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建设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进程。我们要用行动昭告世界，中国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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