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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对产业经济学的认识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4-0027-2
一、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传媒产业经济学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科学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传媒管理经济学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经济学由日本最先发起,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马场飞雄,宫泽健一,佐贯利雄等。就我国而言,产业经济学起步较晚,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从日本和发达国家引进,直到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与国际经济的日渐接轨,产业经济学才受到国内众多经济学者和政府的重视。这样看来,产业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确实很短,是一门比较新兴的学科。
在我国产业经济学起步较晚,理论经验知识不成熟,且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产业经济发展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其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不成熟。由于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不完善,导致我过产业经济的发展不够规范,产生一些问题。目前,我国产业经济面临着新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这种有着自己特色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于提高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有哪些,以及提高对外开水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需要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等等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求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不断丰富,不断发展。
第二,内外需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一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持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人民币被迫升值,对出口行业带来巨大压力。二是近年来,我国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和全球贸易摩擦的中心。如矿产业、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三是由于受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内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十分乏力。2013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7%,明显比前些年16%-18%低。
第三,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去年,美国和欧洲开始实行“再工业化”战略,这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很不利,这就使得欧美加大对资本和技术输出的控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使我国产业升级步伐放缓。由于技术能力底下,在资源日益枯竭,人口劳动成本快速上升,生态建设成本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基于上述我国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笔者在此提出几点改进措施,希望能对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有效的调控,能够妥善解决其突出的问题。
一、丰富和完善产业经济学理论
马克思理论中提出:“实践是理论和认识的来源,理论指导运用于实践”。我们要充分把握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实践中找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我产业经济学现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规范产业经济在我国的发展。
二、优化产业结构
据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2013年全国GDP为56.88万亿中,第三产业GDP以46.10%的占比首次超越第二产业GDP占比的43.90%。这对经济结构转型和产能优化有着重要意义。第三产业就业能力更强,消耗能源少,对环境污染轻,有利于我们发展绿色经济,绿色GDP。我国经济正处于换挡期,因此,我们要稳中求进,不得急功近利。努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使经济在合理区间内健康运行。
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业资产全球化
在我国产业发展受到国内和国外两头成本压力上涨的情况下,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内,我们受到环境、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要求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走向国际,才有机会全球范围内募集更多较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欧美国家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促使我们不得不靠自己努力,加强技术创新,才能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李 雪.产业经济学的若干问题研究―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夏大慰教授访谈录[J].经济师,2011.07
[2]李磊,赵旭,张,王军.我国高技术产业结构现状及发展战略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6.12
[3]刘洋.我国环境产业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J].经济观察.2011.12
[4]姚凌岚.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及发展方向[J].宏观经济观察.2010.07
信息经济学是针对“信息”这一对象分析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交叉科学,融管理学、经济学、系统科学、运筹学和信息科学于一体。当前信息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主要依照两种研究思路来进行。
思路一:信息经济学的“二分法”。它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产生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在微观部分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使得价格的搜寻需要付出成本,买卖双方的私人信息会影响决策,个体有限理性。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市场调节手段,运用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约束手段与机制不可或缺。而宏观部分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对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思路二:信息经济学的“三分法”。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3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中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重点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中观信息经济学,即产业信息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国际信息经济与本国信息经济的关系等。按照3个层面的划分,使得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保持一致和良好衔接,因此信息经济学又称为西方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工业经济学。
2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尽管不同学者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整体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6个方面:
(1)经济信息。研究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信息对于行为人的影响,探讨某种信息条件下行为人相互作用的经济问题,如非对称信息下分析模型、委托一理论、不利选择与道德风险、广告模型、市场信号模型、不完全信息分析模型、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等。
(2)信息商品。信息商品的特质属性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共享性。信息商品即使在消费后,也不会消失,而且通过加工提炼,会形成新的信息。二是时效性。时间会使得信息价值消失。三是不对称性。所谓的委托一和逆向选择。四是知识性。同样的信息,使用者不同,信息商品的价值不同。五是独创性。如知识产权保护、着作权保护等都是信息独创性的表现。六是效用动态性。信息商品通过传播被更多人认可,可能效用会增大;如果被恶意扩散则效用可能降低。七是相对性。不同的信息需求者对信息商品的价值认识不同。
(3)信息社会。人类文明进入到信息社会,也称为后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的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交易结算不再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贸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贸易全球化成为主流;由传统的金字塔形组织管理结构向网络形的组织管理结构转变;信息和知识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形成;信息化对抗衍生出了信息化的新战争形态。
(4)信息经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信息经济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出现了新形式的劳动对象、劳动关系和经济结构。有人称搜索引擎为互联网经济的车轮,预测搜索引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基于Web2.0这种创新的信息技术和创新的理念,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实现了网络经济环境下新的商业活动交易和办公模式,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
(5)信息产业。工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以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建立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化设备的基础之上。“世界是平的”信息产业发展与全球化和一体化,加强了全球分工。信息产业催生新兴行业,引发了全球“物联网”和“数字地球”的研发,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3信息经济学的新发展
(1)新组织信息经济学。IT技术的发展,使得组织的体系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需要研究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新组织的信息机制设计和信息效率分析,IT作用下新组织的委托理论和激励约束机制,虚拟企业和战略联盟中的信息不对称等。
(2)网络信息经济学。网络信息的外部性更大,网络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更加强烈,由此,网络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如网络信息传送与交流、网络信息价值评价、网络经济政策和网络经济法规的制定等,其中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为建立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实现各种有价值的交流互换、共享而改变行为方式促进“协同交易”。
(3)国际信息经济学。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形成,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扩展到国际领域,讨论世界信息经济的生产效率、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国际信息政策对比、评判与预测研究,各国信息经济依赖程度与跨国信息经济比较等内容。
(4)交叉地带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涉及通信、经济、管理、计算机等多种学科,各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特点,分析信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探讨各学科之间的异同点,从而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4结语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再次,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息资源最优配置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关注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努力创造信息资源合理流动的外部环境,提高信息技术对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认识,协调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强化信息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带动功能,以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最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实事求是地讲,信息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和对策论,把现代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决策分析之中,使得经济分析不断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的经济分析中,很多学者都引入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信随着信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分析方法将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中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费成等:《信息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中图分类号: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1-0039-02
我国的新兴产业跟着时展的脚步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发展成为了今天所见到的新兴产业群,这不但是国家时代主体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是产业顺应时代进步而变化的必然趋势。我国的产业经济的研究主体问题之一就是新兴产业群,对新兴产业群的钻研和剖析,能够帮助我国的经济产业进行持续长远的推动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帮助我国完成新兴产业群的建设,使其经济水平得以显著的提升,进而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经济水平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状态。
一、我国新兴产业群所具备的特征
我国的新兴产业群由于国情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我国的新兴产业群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也就具备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体制性和梯度性的独立特征。这两种特别的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新兴产业群与其他国家新兴产业群发展走向的差异。因此,本文将针对我国新兴产业群的这两点特殊性质进行简单分析:
1.国家新兴产业中体制性的具体特征:我国的新兴产业群在生产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各种的阻碍与干扰,其主要体现在国家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对于新兴产业群以及相关的经营运转的过分干扰,国家政府的职能部门由于拥有较大的行政权力,因此有时可能会将国家的某一个产业当成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这样的做法往往会间接地使整个市场的竞争力与主体地位产生不平等的分配和动摇,进而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不合理,从而干扰了我国其余的新兴产业和产业群整体的建设以及持续稳定且长远的发展,使得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规划变得扭曲畸形。
2.国家新兴产业群的梯度性特征:我国的新兴产业具有梯度性的特性,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出现了两种阶段,同时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规划也开始发生了失衡所导致的,这两个阶段也就是我国前后两个工业化阶段,由于二者的建设同时进行,因此也就导致了新兴产业群当中的各个行业的发展出现了水平上的差异,进而使得国家新兴产业的内部出现了梯度性的特殊分布特征。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的经济综合水平比例不协调,城乡经济水平差异过大,这也就使得新兴产业的整体结构与产业销量出现巨大的差异,这也是我国新兴产业群出现梯度性现象的成因之一。
二、新兴产业群的建设生产为我国带来的影响
1.国家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承载体: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体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新兴的产业群;随着社会与时代的进步,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逐渐地走向了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新兴产业群已经逐步地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一大承载体;尽管新兴产业群就目前来看,其发展还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动与支持,但是随着新兴产业群的日益发展与壮大,我国的新兴产业群已经逐渐地能够为自身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了,新兴的产业群如今在国家社会经济的促进和带动下已经能够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提供良性的动力了,我国的新兴产业群已经成为了国家建设规划不可或缺的坚实力量之一。
2.新兴产业群是国家实现国际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新兴产业群对于国家完善跨越式的国际经济发展来说,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同时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发展建设的关键因素所在,我国当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下转49页)(上接39页)段,所以,我国要想全面地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建设水平就需要新兴产业群的发展与支持。产业的变革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我国更应该为经济繁荣发展而加强新兴产业群的建设。可以说新兴产业群是国家能够进行快速发展的发动机,同时也是实现我国与世界发展接轨的重要桥梁之一。
三、我国产业经济学对于新兴产业群未来发展规划的影响
我国的新兴产业群的不断建设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国家各项产业和产业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与走向,我国的新兴产业群与国家产业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一个互补的阶段,可以说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需要新兴产业群的带动。同时,新兴产业群的发展也离不开产业经济学的促进和推动,二者互相扶持,相互依存,因此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我国新兴产业群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就现阶段而言,已经初见成效,对于产业经济的分析和研究已经有所突破,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上已经大致地将我国的产业经济规划为六大部分,分别是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未来发展、产业施行政策以及产业组织和关联;这六个部分就是领导着当前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趋向以及新兴产业群的总体发展方向的关键核心部分。
四、结束语
我国的产业经济学与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和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产业经济学对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规划的研究衍生出了新兴产业群的发展思路,同时经过我国实际的实践使得新兴产业群得到了跳跃式的进步与发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的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完善建设;新兴产业群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承载体之一,为我国实现国际性经济发展搭建了有效的桥梁,同时国家新兴产业群所特有的梯度性与体制性的特征,也向我国的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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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
在物流概念传入中国短短的二十多年中,人们对物流的认识不断深化,企业和各级政府发展现代物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在不断的提高,物流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新的利润点。物流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物流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关物流产业的问题尤其重要,它是中国物流进入发展期提出的课题,是制约中国物流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进行物流管理实践的理论基础,也是制定物流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物流产业研究的理论价值
1.拓展物流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物流学作为新兴的应用性学科,其学科地位要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必须形成自己独有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一个成熟的产业,首先要求理论的成熟,而一个新兴的产业,在成熟的过程中,理论也自然是成长性的。物流学科的发展体现了这种成长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物流学科书籍林林总总,出了不少,总的来说对物流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本文针对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针对物流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想从理论上作些思考和探索,力求对推进物流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出一点微力。
2.是拓展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充实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物流产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除了具有一般产业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产业特性。物流产业是依托于“物”的流动过程建立起来并为“物”的流动过程服务的复杂产业系统,具有复合性、聚合性和概念性的特征,其边界跨越多个产业,且内容构成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体产业,而后者正是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此外物流产业输出的是具有不同品质构成的物流服务,物流服务千差万别,完全相同的物流服务几乎不存在,即物流服务具有异质性的特点,而产业经济学的分析基础是以同质产品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理论。物流产业要进一步推进,必须加强对物流产业基本知识、基本运行规律的研究,因此,加强对物流产业经济的研究,既是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践的需要。至今还没有一部得到大家公认的权威性的、全面综合系统研究物流产业经济发展规律的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不多见,目前大部分学术著作和论文仅停留在对物流及物流技术等有关问题的研究,物流产业理论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
在不断加深对物流活动基本规律研究、认识的基础上,从物流产业经济这个高度指导和推进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认为对物流产业的研究主要把握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物流产业产生、发展过程。二是物流产业组织,主要为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物流产业组织形态、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规律等。三是物流产业结构,主要研究物流产业内部各产业要素之间的关系、物流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等。四是物流产业关联度。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产业关联分析工具,研究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相互关系、提出物流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五是物流产业发展环境支持。通过系统研究物流产业发展所需的环境支持,了解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及作用途径,从而为物流产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六是物流产业政策。产业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指导,特别是作为新兴产业的物流产业,更需要系统配套的物流产业政策的指导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倾斜支持。七是物流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八是中外物流产业比较研究。研究不同国家物流产业发展的特点和一般规律,从中吸取有益的产业发展经验、教训和启迪。九是一些其他问题或交叉性问题。从产业经济理论角度来作更深层次的研究,目前成果较少。为此,本文想在有关方面有一个推进。
二、现实的呼唤:需要物流产业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支撑
1.物流产业地位的确立对物流产业经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已逐渐成为各级政府乃至社会大众关注的目标。2001年国家经贸委、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六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第一部明确物流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新兴支柱产业之一的正式条文。2009年初,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物流产业赫然在列。这次物流产业的调整和振兴方案的规划出台,对物流产业的发展应该起到一个奠基石的作用,整个物流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目前,全国已有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将物流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进行培育与发展;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先导产业。这都充分说明各地看到了发展物流产业的前景,这将对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扩大就业等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仅处于起步阶段,深入研究物流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对于制定物流产业现代化,优化物流产业结构,推动物流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通过加强对物流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在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创新,从而为物流产业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奠定理论基础。
2.物流产业发展的实践对物流产业经济研究的呼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物流产业发展十分迅速,物流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缺乏科学的“物流产业观”,严重地影响物流建设速度、规模、结构和运行效益;物流服务配套设备、设施陈旧和落后,缺乏配套扶持政策;物流服务行业原则和标准落后,造成成本高,服务效果差,发展受阻;物流产业中的税收问题突出。这些都成了制约物流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而这其中许多问题是由于缺乏对物流产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和认识,如物流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
3.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特殊性的需要。物流产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具有自身的产业特性。如物流产业具有很强的依托性和产业关联强度,它的发展涉及许多部门和行业。物流产业发展必须与其他产业发展相协调,物流产业政策必须与社会发展政策相协调,必须与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套,只有把物流产业政策纳入国家总体产业政策体系中去,才能寻求有关方面的支持,才能使物流产业持续地发展。因而,向物流投入倾斜的财政金融投资政策等,政策的配套对物流产业的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4.制定科学物流产业政策的需要。物流产业政策是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物流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有其理论根源,人们对同一经济问题的不同认识,就会产生不同的政策主张,导致不同的实施后果。中国目前对物流产业发展和物流企业运作的同时有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邮政局,甚至包括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参与和管理。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有关各方对物流产业的认识和所实施的管理必然采取不同的视角,也可能具有部门利益的背景,它们在面对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时,必然会基于不同的视角。因此,从理论上正确分析各种经济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对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切实掌握物流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及时地制定出科学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和措施,在当前显得特别必要,当然物流产业政策涉及范围很广,如物流产业政策导向、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宏观政策等,这些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总之,从理论和实际来研究物流产业意义重大,它将对中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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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oretical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s Research
SUN Zhan-wei, TANG Ke-yue, WANG Yang
一、前言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力巨大,经济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经济发展影响各不相同,所以在这场危机中各国经济学家都竞相研究,如何准确把控经济发展的动向和未来。发展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与此同时,经济学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市场的影响很大,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其经济结构既要迎合市场发展结构,还需准确把控各经济结构的发展关系。本文将在重构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基础上,提出合理框架,使发展经济学满足中国市场的发展规律,为经济市场提供稳定的运营结构。
二、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现状分析
(一)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分析
新结构经济学是指在原有市场理论基础上,迎合经济发展时代背景引出的一种新型市场运营理念,其理论发展依据可以真实反映出现代化市场运营结构特征和各领域产业发展情况。
(二)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特征
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其结构都是不稳定的,受劳动资源、商品储备、物质资本等因素的影响,既定的发展模式并不能满足各种产业结构快速发展需求,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应满足以下几点发展特征:
1.宏观指导意义。经济学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表述能力非常强,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可以从产业发展规模、生产能力、商品经营范围、交易情况、资本密集度等方面体现基础经济定位理念。还能增设多种理念配置,让各产业结构按照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发展。
2.经济走向突出。任何一个产业的经济发展情况都不仅仅体现在效益上,其商品使用功能、资源需求、市场份额等问题都会影响产业的经济走向。新结构经济将各种领域产业划分为诸多经济体,各经济体的产业基础配置和升级目标大体相同,在发展水平中,其理论指导价值非常突出。
3.定义发展水平。作为根本配置机制,市场对经济定向发展的掌控能力很弱,在市场资源配置日益复杂的经济市场中,只有推动产业升级才能拓宽产品经营范围,提高企业经济创新功能,所以当企业对公共知识、物质、精神消费陷入疲软状态时,新结构经济会重新定义各领域产业的发展水平,并制定一个具有理论依据的市场机制来稳定资源协调管理功能和控制基础设置。
三、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
通过上文论述发展经济学特征可知,实践经验对学术理论的补充作用最强,对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的指导意义最大。本文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发现,重构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化过程,且其基本原理和结构框架对经济理念的引导能力巨大,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重构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框架。
(一)基本原理
以经济学发展为市场运作起点,经济在任何时间都不会随着学术理论组成结构的变化而改变,国家赋予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都是构成经济生产元素的重要内容,所以从概念上来讲,重构经济学框架应引入基础设置的发展作用。如现代化建设、制度建设、社会资本体系、价值理论观念等,这些内容都可以引导经济学演变。不同经济发展内容产生的经济结构不同,在正式交易与非正式交易中,经济学构架可以影响各层级市场的发展特征变化。
(二)框架结构
在现代化建设和制度、法律、文化系统的影响下,经济框架逐渐形成了软、硬两种结构理论,随着市场活动的多途径变化,基础设置对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影响作用越来越低。产业模式、经济发展水平、风险预测等都可作为经济学框架,企业、组织、个人的生产劳务关系也是由固定金融机构联合构成的。从事产业生产的组织和个人不仅会影响硬性基础设置的动态经济变化情况,还会干扰软性基础设置的经济发展情况,所以对于新结构经济来讲,系统化的经济学理论对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的引导作用并不大,在发展层级市场结构的过程中,动态框架结构会逐渐转化成产业发展关系图,并会围绕各领域产业发展特征呈阶梯式发展模式延伸。发展经济学框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参照相似发展理论。在革新理论结构过程中,经济学家通常会针对不同国家的发展现状进行经济对比分析,如国家经济发展状态、市场经营环境、经济增长背景等内容都可以突显出一个国家潜在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发展经济学应引入并参照相似发展利润,以他国发展情况为发展依据,大力开展优势产业,尽可能避免因产业发展结构问题引发的经济停滞现象。
2.各领域产业发展关系。目前,我国公有、非公有经济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关系上,但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恶化,各领域产业的发展关系发生了改变,低碳经济、节能产业的发展,让经济结构框架的变化能力更具导向性和预判性,针对这些经济发展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协调软、硬基础设置的方式提高各领域产业和谐发展的关联性。
3.技术、产品的创新优势。新兴产业必须要具备多种市场竞争优势,如使用价值、发展价值和创新价值等,这些价值观念可以增进潜力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合作发展关系,帮助经济市场获得更多的发展能力。在资源和执行能力的限制下,大部分企业纷纷舍弃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任务,纷纷走向了粗狂型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结构主义上来讲非但不科学,还容易造成发展经济学框架结构紊乱和无序变化。
4.经济结构补偿。与传统结构主义比较,新结构经济学可有效促进发达产业市场优势的良性推广,税收政策、福利产业、保护补贴等结构补偿措施可以在时间上、经济资本量上给予经济市场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靠单方面的提供经济结构补偿,其重构出来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并不足以展现真实的经济市场运营构架,所以还应从开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实力、发挥潜在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拓宽经济结构补偿的发展道路。
三、新结构经济学对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与作用
本文对经济发展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后,逐渐认识到如果要想创建一个具有持续性、发现性、重构功能的经济学结构框架,必须在发展经济学中引入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理念,其影响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突破固有研究方法
新结构经济学能够为发展经济学奠定具有高度科学功能的研究方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理论上具有明显不同,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新结构经济学能帮助发展经济学为经济市场提供必要的产业发展指导,资源配置中心作用和资源配置能力可以大幅度提升各发展产业的结构完整性和理论时效性。成本较高的密集型产业可以增加产业的自生能力,让产业在不断升级和发展的过程中拥有较强的信息补偿功能,并有效降低产业经济发展的成本费用。
(二)提升政策影响力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并不大,如果国家政府需要通过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置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话,则经济的增长需要付出多种类型的经营资本。所以发挥投资短期效应,为未来经济铺设发展道路,有效补充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利益诱导问题,可以促进政府获得强劲的经济增长、良好的贸易表现。如果政府对产业保护补贴的自生能力严重缺乏,则发展经济学结构的层级产业会出现激烈的竞争关系,且这种关系对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会逐渐加大。
(三)稳定经济贸易结构
发展经济学对于外贸市场结构主义的研究效益很强,在经济融合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体制的带动下,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可以增加我国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经济的融合性。随着西方跨国企业利用现代化产业抢占我国经济市场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发展结构已逐渐无法摆脱这种依附陷阱。所以针对重构后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建议中国经济市场应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现代化产业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市场环境中发展。在满足其他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再通过拓宽国外市场的方式,提高中国现代化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经营发展份额。
四、结论
通过上文对新结构经济学以及重构发展经济学进行系统论述之后可知,从多元化发展视角上分析,经济学理论的完整度和完整性对现实经济市场各领域产业运营结构的影响与作用非常大。虽然复杂的市场环境给经济学理论重构框架带来诸多干扰因素,但是却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产业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内生差异性。所以,在主增长理论的支撑下,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还会逐渐向重构后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中延伸,并且其影响意义会逐渐加大。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2,13(08):119-124.
[2]李实,苏剑.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新框架[R].北京日报,2012,14(08):110-124.
[3]余永定.发展经济学的重构——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季刊),2013,14(12):110-124.
[4]韦森.探寻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评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J].经济资料译丛,2013,14(23):112-124.
[5]光.市场主导与政府诱导——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J].时代经济,2012,13(24):119-123.
[6]姬超,彦伟.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开出正确药方了吗?——一个主体分析和过程视角的考察[J].经济与管理,2013,14(36):190-198.
[7]里昕.产业升级与政府作用: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J].研究,2013,12(04):109-115.
关键词: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逻辑框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9-0064-04
一、引言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本国乃至全球的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多国人的重视,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1]。解决渔业经济发展、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从自然科学与技术角度加以研究,而且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加以探索。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以探索渔业资源与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和演进规律及其应用为使命的经济学科。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该学科的发展尚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构建、发展及提升。笔者曾撰文对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述[2],本文在其基A上,对该学科的演进路径进行回溯,对学科的基本框架进行梳理,供同仁商榷以共同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并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及渔业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协和发展。
二、学科发展的回溯与反思
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既是渔业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溯其由来,就不能不从渔业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渔业经济学之思想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甚至更早,而日本学者蜷川虎三1933出版的专著《水产经济学》是最早的渔业经济学专著。之后戈登・史葛(Gordon,H.Scott)在《渔业资源的最优利用经济方法》(1953)[3]及《共享资源经济理论:渔业》(1954)等论文中提出了生物经济平衡和最大经济产量(Maximum Economic Yield,MEY)的概念及其方法[4]。1961年日本学者冈本清造出版了《水产经济学》。之后,随着渔业经济的日益发展及全球渔业资源的逐步衰退,世界许多渔业国家相继将发展渔业的重点由增加捕捞强度转向渔业科学管理,渔业经济学的文献也快速增加。Н.Π.琴索联夫的《苏联渔业经济学》(1977)、李・安德森(Anderson,L.G.)(1977)的《渔业管理经济学》,洛根渥尔德与汉尼森合著的《渔业经济学》(1978)、近滕康男的《水产经济论》(1979),清光照夫、岩歧寿男著的《水产经济论》(1982)和大海厚宏、志村贤男等的《现代水产经济论》(1982)等都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著作[5]。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虽然著作数量增加、对渔业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经济学理论阐释逐步深入,但受生产力发展所限,直到目前为止,国外渔业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实质上是就是渔业资源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对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配置问题。我国学者毕定邦[6]、胡笑波[7]等人曾经在系统梳理前任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分别于1990及1995年出版了《渔业经济学》教材。然而受计划经济时代学术背景的影响,这些教材在学术体系上与全球主流经济学有较大差别。其后国内出版的渔业经济学教材至今尚未能及时系统地整合国内外学术成果,形成能够有效阐释中国乃至全球渔业产业结构、区域布局、资源分布、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及其背后隐藏的经济规律。概言之,从主体看,目前的渔业经济学总体来看仍然停留在以渔业资源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需要从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加以系统整理。
在渔业经济学发展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衰退问题受到了全球关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运而生,渔业资源与环境问题受到了经济学家的重视。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起,捕捞、养殖及其相互之间、渔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经济研究成为了渔业经济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渔业资源经济研究与渔业环境经济研究逐步出现了交融趋势。
概而言之,对于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而言,要真正建立起一门学科,尚需认真总结、梳理和回答如下这些主要问题: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概念有哪些?建立在这些基本概念与假设基础上有哪些基本理论?在这些基本理论指导下,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哪些特有研究方法?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哪些可以借鉴到本学科中?如何将渔业资源经济学与渔业环境经济学加以系统整合而形成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体系?如此等等。
三、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逻辑架构
就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架构而言,笔者认为其架构应当包括绪论、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四个逐步递进的主要部分。对四个部分的基本构成,思考如下:
1.绪论。在绪论部分,需要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性质、本学科与渔业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渔业资源学、渔业环境科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和说明。
2.基本理论。基本理论部分,主要应当包括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回顾、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自然资源的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本理论以及渔业生物经济模型等部分。其中,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本理论是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它们既是经济学基础在本学科中的延展,同时也为本学科研究方法、尤其是渔业资源与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相关经济政策的设计及经济分析提供基础。
(1)经济学基础理论回顾。经济学基础理论回顾部分既为本学科提供基础,又是本学科与经济学基本理论之间的链接。尽管本学科具有自身特色,但作为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延展及应用,在构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时,首要的是界定本学科与经济学基本理论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后面各部分的分析提供基础。其中包括对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社会福利理论、GDP核算理论、财政、货币与贸易政策等知识的简要回顾。
在此需特别说明的是,在对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回顾时,作为经济学基础的延展,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必要对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经济学基本假设进行重新界定与认识。若资源无稀缺性,也就无需节约,无需研究其开发利用的成本与收益及有效利用与配置。这一点毋庸置疑。传统的渔业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可捕捞的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和配置问题。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渔业生物资源的稀缺性,在对于水域与水生生态系统等环境资源,在传统渔业经济学中被看作是外生变量。因此,在构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时,应当对传统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作一定的延展,这种稀缺不仅是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产生的相对稀缺,而是取决于渔业生物资源、渔业环境资源更新能力而产生的绝对稀缺,这种稀缺资源是这一耦合系统中的内生变量。
(2)外部性理论。所谓的外部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生产者或消费者等经济主体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产生了一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而这种有利影响所带来的利益并未被产生这一行为的经济主体自己所获得,或这种不利的影响所造成的损失并未由产生这一行为的经济主体自身所承担。外部性理论之所以应当被纳入到该学科基本理论之范畴,是因为人类开发利用渔业资源的各种行为不仅会通过对渔业资源的作用而产生外部性,而且还会对水域环境造成外部性。可以说,渔业生产、水产品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外部性随处可见。如何纠正外部性带来的资源扭曲性配置,在保护好渔业资源与环境的同时尽量提高人类福利是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必须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将贯穿于学科发展的始终。没有外部性理论的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构建起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界定与物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有关。所谓非竞争性指的是某人对一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妨碍他人同时享用该物品,也不会减少他人消费该物品的数量和质量。非排他性则指的是在技术上无法将那些不愿意为其消费行为埋单的人排除在消费该物品的受益范围之外,或者虽然在技术上可以排他,但排他成本很高而导致经济上不可行。如果一种物品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则说这种物品是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物品可能具备非竞争性但不具备非排他性,或者反之,此二者均被归入混合物品,而一些物品同时具备竞争性和排他性,称为私人物品。
(4)产权理论。产权是一束界定所有者权利、特权以及使用资源的限制的权利[8]。它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渔业资源的产权界定不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会有所差异。冰岛、新西兰等渔业管理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是否以产权理论为基础进行相关政策的设计、推进政策执行直接影响渔业资源保护之绩效[9]。要研究渔业资源及其相关的环境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就必须以产权理论为指导来进行制度设计、绩效评估。因此产权理论应当成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石。
(5)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指的是“既能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渔业生物资源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它具有与日俱增的稀缺性。在其开发利用过程中,人类必须平衡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权益,必须实现此类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永续利用。为此,需要探讨渔业资源贴现率高低、产权配置以及资源生物特性、环境特性等对资源跨期配置、动态最优的影响及实现动态最优利用的机制与路径。这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托。
(6)自然资本理论。所谓的自然资本,又称生态资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然资产。包括四个方面:(1)传统的自然自然资源;(2)环境消纳并转化废弃物的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3)自然资源的再生增殖能力;(4)生命支持系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