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概念汇总十篇
时间：2024-01-17 14:40:05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双减政策概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以理论创新基本认识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以及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其基本的认识视角。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篇（2）
要更好地开展结对数学教学工作，实现双方学校学生对网络教育资源的和谐有效共享，可以先请乡村学校教师前往结对城市学校旁听教师的讲课活动，观摩城市教师如何利用现代化教育资源开展数学教学活动，学习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在听课活动结束后，再将城乡双方教师聚集在一起，针对数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展开详细交流。首先由上课的教师对自己课堂教学方案的设计想法进行详细阐述，加深在场其他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再由乡村学校教师对讲课教师的课堂活动进行点评。经过对教学活动的观摩学习以及双方之间的交流互动，彼此能够更加了解对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也能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秀教学经验，调整教学形式，以确保结对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例如，在小学二年级数学“搭配”的教学活动中，乡村学校教师通过观摩，可以了解到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会利用互联网设备设计开宝箱的游戏，且将学生喜爱的小猪佩奇卡通形象与游戏结合起来，瞬间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对游戏展开深入思考，并踊跃回答多种数字排列方法。通过课堂观摩和教学研讨，乡村教师能够学会和掌握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教师结对的方式来帮助和促进乡村教师更好地提升与发展。
2.打造数学同步课堂，共享课堂教学资源
城乡结对互动，除了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外，还可以借助网络的神奇力量，打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空间壁垒，让城乡学校的学生实现课堂同步学习和互动，真正做到教学共享。这种创新性的结对课堂，充分体现出了“互联网+”下教育的优越性和便利性，既能让乡村学校的学生体会到城市学生的课堂氛围与学习方式，也真正做到了课堂教学的零距离，两个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展开互动交流，乡村学校的学生还能回答城市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在这种趣味性的教学课堂中，也更有学习热情。例如，在开展“认识公顷”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借助互联网设备，打造数学同步课堂，乡村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城市教师开展的教学活动，还能与教师进行对话，教师先询问两边的学生，都知道哪些面积单位，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1cm2、1dm2、1m2的物体分别有哪些呢？双方学生因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会说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答案，城乡学生也能通过对方的回答开阔自己的思维。随后，教师在课堂上开展认识1公顷的合作探究活动，乡村学生在观看城市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时，能够了解和学习到更多新颖的合作学习方法，在以后的数学课堂中，乡村学校学生也能更好地与教师展开互动交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探究活动，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
3.结对进行教学研讨，提升合作课堂效果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城乡结对互动教学，要求学校和教师利用好手中的资源与设备，探索更加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先进数学教学模式，真正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城乡双方义务教育事业的优质均衡发展。为此，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还要积极利用网络视频技术开展结对教研活动，提升同步教研工作的时效性，促进结对教研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例如，在开展线上同步教研工作时，首先由双方分别介绍本校该年段数学备课组的日常工作，包括如何制订教学计划、如何分配集体备课任务、如何命制过关卷和单元卷、如何开展特色活动、如何共享优质资源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此一来，结对教师就会对双方的备课工作了解得更加细致深入。这一环节结束后，结对双方备课组教师，再针对单元测试卷的磨卷内容展开交流探讨，包括对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等主要内容的讨论。通过这种线上同步研讨的方式，双方学校教师能够在互相沟通的过程中，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研讨活动也真正做到了求真务实，契合教学新常规的工作要求，与会教师能够在研讨过程中，受到良好引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确保结对互动教学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网络视频技术为两校教师开展教研交流工作，构建了更加顺畅的渠道和平台，进一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学课堂教学差距，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丰富同步课堂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为了确保城市学校能够为乡村学校提供更加优质的帮扶服务，提供支援的学校要从本校学生和被支援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开展同步数学课堂活动前，做好一课三磨工作。要组内进行磨课，其次教研单位内进行磨课，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实施高质量的同步数学教学活动。这样的互联网+数学同步课堂，能够为双方学校的学生提供更多互动的机会，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各抒己见，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例如，教师可以在数学同步课堂上，设计辩论式的两校学生互动任务。例如，在开展“观察物体”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设计游乐园的生活情境，并在情境动画中融入加减法的问题，请两边的同学动脑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后，双方学生可以列举出多种不同的解法，教师引导学生将这些算式列法进行归类，然后请两边的学生分别说说自己更喜欢哪种解法，这种解法叫什么，喜欢这种解法的理由。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学生能够养成认真观察、积极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与此同时，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还需要重视教学活动后的教学反馈工作。在同步课堂结束后，双方教师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情况展开交流，在交流中反思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课堂教学互动情况。通过课后的交流与反思，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确保后续的同步课堂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效。
5.拓展线上教学模式，拓展学生思维能力
为了更好地实现结对学校之间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学校之间还可以利用天天智慧课堂进行网络直播教学，共享双方学校的优秀直播课例；还可以针对数学教学中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开展网络拓展课程共享活动。通过这两种结对互动的方式，能够确保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展开良好的互动，教师在一起观看直播课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参与教学研讨工作，积极发表自己对课例的看法，并通过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双方教师在评论留言互动的过程中，也做到了互相交流心得和经验，能够更好地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学生们在一起观看拓展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钻研和探讨教学内容中的实践部分，以合作的形式来完成拓展课程中的教学任务，实现两校学生之间的更好交流互动，令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视野得到更好的拓展。
6.组织线上交换课堂，实现两校互利共赢
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让学生接触到更多教师的教学风格，城乡教师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数学交换课堂活动。这种新的线上教学模式，可以让两校教师不走出校门也能参与精彩的教学研讨工作，实现两所学校互利共赢的教学研修效果。例如，在开展六年级数学同步课堂活动时，城市学校教师先为学生讲解一堂关于圆的知识的复习整理课，以“圆形是最美的图形”引出问题，为什么圆形最美，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思考积极性，引导学生总结出圆形一中同长的特质，随后，教师为学生展示圆形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的照片，引导学生思考和总结圆形区别于其他图形的特质，通过这种授课方式，为乡村学生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巩固学生的数学知识。紧接着，由乡村地区教师为学生们上一节“生活中的比”数学课，教师以生活中的照片为主线，串联起整堂课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实际场景中理解和掌握比不同部分的名称和比值的概念。在两校教师默契的配合下，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也能充分展开互动，学生们有了更多不同的学习体验，思路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城乡学生携手，共享同一堂精彩的数学课。
7.城乡结对话“双减”，开启数学教育新篇章
在“双减”政策的倡导之下，如何更好地推进城乡结对现代化教育工作的有效实施，成了城乡学校教师首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在“双减”政策之下，城乡教师可以开展双减同步课堂，展示全新的数学教育风采，不断拓展“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学教育新思路。以“双减”背景下的数学同步课堂“什么是周长”教学为例，双方学校的教师首先通过教学研讨，深入把握两校学生的具体学情，在此基础上，教师们围绕“周长的认识和测量”“化曲为直”数学思想的运用、“有序数、同边相加、平移线段”数学方法的运用等内容，设计趣味化的数学教学方案，学生们在由两校教师共同构建的双减同步课堂中，体会到了更多学习数学的乐趣，数学思维得到了有效拓展，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数学知识经验和数学学习方法，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减压力不减效率，减负担不减质量。基于“双减”之下的城乡结对教育活动，还要求教师设计更加有效的同步课堂作业管理模式。双方学校的数学教师，除了要做好前期的协同备课、中期的协同教学以及后期的协同反思以外，还要充分重视前置性作业、课堂作业以及课后作业的有效设计，并且充分落实和完善新的作业反馈策略，有效落实“双减”政策下的同步课堂作业设计。最后，教师还要在双减的政策背景下，做好数学教学“增”的工作，主要包括课前对学情差异的准确预见和深入分析、主教和辅教在协同备课时做好任务分配、准确预见同步课堂教学互动，只有做好以上“增”的工作，才能确保异地学校学生与教师“身在远，声相近”，体现出更加显著的线上同步课堂成效。
8.结语
城乡结对互动离不开双方的积极配合与共同努力，学校和教师应当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利用网络设备和网络教学资源，打造空中课堂、线上课堂、牵手课堂，探索更加高效的结对互动教学模式，加快实现教育公平，让每个学生都能拥有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篇（3）
从连续下调存准到连续降息，流动性环境不断改善，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在6月新增信贷数据方面也得到了佐证。所以，其实并不缺钱，缺的是信心。我们说过市场处在信心危机的阶段，这是市场进入到调整后期的重要特征。沪深300的市盈率已经跌到10倍，但仍然没有对场外资金产生吸引力，这说明市场本身肯定在哪方面出了问题，这需要股市管理层认真反思。
不仅A股，海外中国概念股也被大肆做空，纳斯达克指数和纳斯达克中国指数形成明显背离走势。这说明信心危机的扩散不仅仅危害到A股市场，而且涉及到整个中国概念股。信心危机产生的核心因素并非是经济，而是中国股市“重融资、轻回报”的历史痼疾，加上并不合理的大小非制度和畸形的投资者结构，进而导致了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均处于异常脆弱的状态，典型的表现就是牛短熊长、大幅动荡。反观仍处在危机中的欧美股市，市场表现则显得正常的多，希腊、西班牙问题初步缓解后，近期欧美股市的反弹势头相当迅猛，表现突出的德国股市连创年内新高。
化解信心危机的核心办法是让市场有赚钱效应，涨才是硬道理，说教是没用的，上涨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资本是逐利的，也是买涨不买跌的。我们注意到，6月房市出现价量齐增的局面，说明没有去处的民间资金，在股市找不到获利机会，从而再度转向被誉为“泡沫马上破裂的楼市”。现在民间资金的两个主要流向是银行理财产品和楼市，这两块的资金量均是数万亿的级别，只要有少部分资金转向股市，均有可能在股市当中掀起波澜，但问题是股市如何才能吸引资金进场，答案绝不是下跌，恰恰相反，是上涨！
巴菲特只有一个，中国投资者中左侧交易的长线投资者寥寥无几，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投资者素质问题，这是中国股市“牛短熊长、大幅动荡”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号召投资人做巴菲特，理念上一定没错，但实际上确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所以，政策必须冲在最前面，先用强力政策使股市扭转颓势，才能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加盟市场。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一定是先有政策，后有上涨，再有增量资金。就拿市盈率最低的银行股为例，说低估没有用，只有汇金大幅增持才有说服力，才能扭转局面，否则，面对疲弱的银行股，分析师的解读恐怕是“戴维斯双杀”。我们必须相信，只有上涨才是解决信心危机的良药。
面对这样的市场局面，政策面一定要有所作为，对此，我们有一定的预期，这是延续反弹甚至扭转趋势的主要动力。目前可预期的积极政策不少，除了我们说的本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之外，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政策以及积极的股市扶持政策等，因此，近期政策面值得重点关注，不仅是货币政策，其他政策也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而这些对宏观经济和股市，均存在产生的必要性。近期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连续对股市和经济发表看法，虽然只停留在说教层面，但不难体会出政策导向的预期。
本周上证指数再度考验2132点，最低只有六个点，应该说现在看2132必破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我们在上期报告重点指出，2132点不容易跌破，但考虑到目前多空双方的不可调和之矛盾，从博弈角度考虑，我们甚至认为跌破比不跌破要好。原因在于，2132点只是个年度低点的符号，并是什么密集成交区之类的技术支撑位，一个没有技术支撑意义的“人气点位”，导致市场多空严重的多空分歧，对于整个行情是不利的，既然看2132点必破的是多数派，2132破了又怎样？破了反而有助于化解多空分歧，对未来行情是有利的。如果没有政策的扶持或者说政策力度不够大的情况出现，也许先破后立反而是理想的结果。
指数不可能永远上涨，也不可能永远下跌，股市没有永远的多方，也没有永远的空方。虽然现在做空也能赚钱，但股市出现危局，对空方也是一种伤害，信心危机的后果是系统性的，它将危及所有市场参与者。因此，股市中的多空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统称为二级市场投资者，虽然立场不同，但应该互相尊重，成熟市场比我们要强，所以人家的市场比我们稳定。
最后说一下业绩面，近期中报预警的公司确实对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周一的“跌停潮”中，预减股票首当其冲。目前，共有1415家公司公布了中期业绩预告，其中有177家为"预增"，占比仅有12.5%，创历史新低。已经有中小板、创业板1002 家公司按照深交所的要求披露了2012 年中期业绩预告，占全部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总数的98%。按中值增速测算，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半年盈利同比下降7%和2%，中小板盈利增速较一季度有所回升，创业板则继续下滑。
我们注意到本周上证指数的表现明显强于深成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与前几周存在较大反差。除地产股板块的动荡因素之外，中报业绩因素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中小板、创业板中报预告已经告一段落，由于低于市场预期，本周一出现风险的集中释放。而主板的业绩业绩预告尚未结束，加上在业绩稳定上，主板要好于创业板和中小板。深成指因为权重地产股的影响，走势落后于上证指数，综合来看，本栏继续提醒各位要当心突发业绩预减所形成的短期风险，已业绩预告的股票，风险要小得多。
篇（4）
2012年3月13日，王谋作为被大会邀请的两位中国代表之一，同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等多位气候能源领域的专家对全球气候政策进行了交流。在交流过程中，王谋发现欧洲学者们也不清楚欧盟下一步的政策走向，“欧盟在过去两年中受债务危机的影响很大，东欧一直在拖西欧的后腿，致使欧盟无法在减排问题上做出有显示度的承诺，他们被自己的短板困住了。”
中国态度比美国强硬
征收航空碳税本身，在全球气候政策中并不算一个大举动，实际也无法帮助欧盟实现减排的目标。因为全球航空一年的碳排放量仅占世界总排放量的3%。欧盟的计划是到205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95%，到2020年实现减排25%。征收航空碳税的方案只能减少增量，对减少碳排放总量贡献不大。
“但欧盟强制执行单边政策，让全世界交‘过路费’的做法将整个事件都升级了。”王谋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中国政府为自己的企业制定了一条规矩，并且强制外国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也要一并遵守，否则就不用进入中国市场了。欧洲的企业能够接受这种做法么？”
欧盟有自己的解释。援引欧洲法院的原话是，“欧洲排放交易计划的实施既没有侵犯领土原则，也没有侵犯第三方的，因为这个法案只有在飞机确实出现在某个欧盟成员国的领空上时才有效”。英国《经济学人》对此讽刺道：“欧洲只是在说他们不过是对某些特定的国际航班有碳排放的限制，当它们飞进欧洲的时候。”
看似明晰的国际争议，背后暗藏着复杂的大国博弈。美方表态，如果欧盟没有暂停制裁的意愿，他们将会被迫采取恰当的措施反击。英国BBC认为，尽管美国认为欧盟这一举措违背了世界自由贸易原则，但是并没有公开拒绝支付碳税，这种外交措辞里隐含了回旋的余地。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则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支付欧盟的碳排放税。美国CNN揣测，中国航空公司的强硬回应可能是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欧洲一直在为美国的反应而担心，但现在看来是中国在制造问题。起初应该是欧美之间的较量，现在已经演化成了中欧双方的对峙。
欧洲人的心理
欧盟这一举动背后，藏置了什么心态，国际出现多种揣测。有美国民众分析，欧盟试图建立新的“赚钱一方式，使自己从欧债危机中抽身。而加拿大网民判断，欧盟的制裁，部分动机源自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恐惧。西方国家虽然明白中国现阶段必须把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作为首要目标，但是他们普遍害怕中国通过传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消除贫困会导致更大量的碳排放。在每年碳排放总量的水平上，中国已经超过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美国了。
而北大一位学者则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老欧洲此举是想要最后一搏，获得全球新话语权。对此，王谋表示欧盟的举动还不足以表现其试图重新获得话语权。征收航空税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根本算不上大国博弈的焦点。大国博弈的焦点依旧聚集在短期和长期减排目标，以及技术合作上。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学教授邓刚则向记者介绍，欧洲人自己对于航空碳税的征收反响非常平静，没那么多反应。欧洲人热爱旅行，无论是平均每个人还是累计起来的次数都很多。他们深知不同的税收会一定程度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所以，他们坦然接受新的税收制度。“事实上，任何税收制度都会得到人们的支持，只要它真的对改善环境有帮助。欧洲国家的概念已经消失很多年了，所以即便多一个‘跨’的政策对欧洲人来说也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
2012年损失8亿元
对于欧盟航空制裁对中国的影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Robert N.Stavins认为只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权利去判断这个政策对于他们是否公平。
欧盟碳税新案刚出台，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就迅速统计出中国即将面临的经济损失。据其预计，仅2012年中国各大航空公司将因航空碳税增加约8亿元人民币的成本，2020年这个数目将超过30亿。“虽然价格不菲，但是同我们的GDP相比，这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真正的风险是政治上的。”王谋指称，欧盟征税的做法违背了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基础。中国远没有发展到可以承担减排义务的地步，无法和发达国家承担一样的责任。中国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承担任何显性的和隐形的减排义务。
来自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Sean Walsh告诉本刊，他相信在国际谈判中，即便不考虑中国会如何决定将“限制航空业”加入未来的五年计划中，中国的谈判者也将会认定欧盟的做法是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如果中国接受外面的制裁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可以顺势把这个作为谈判的工具。所以从外部人看，不仅很难判断中国是否会接受欧盟制裁，也无法明确中国是否为了自己的发展已经采取相关的减排措施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让中国人支付30亿人民币只会导致小量的航空碳排放减少，但降低中国航空业发展或应用低碳科技的能力。
中国出设碳税？
面对以碳税为代表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国显示了局促。
如何生成更大的国际转圜空间？“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在面对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时，作出自己的政治决断。”北大教授强世功认为，在目前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另起炉灶，而只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追赶西方。
篇（5）
Influence Factors of Atmospheric Governance Polici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NG Fanrong， WANG Huan， CHEN Zita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Taking “The Haze Pollution Reduction Work Implementation Scheme” in X city in Northwest China as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es deep interviews to the Scheme implementers who are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of the city.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ers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Scheme implementing processand summarized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as well as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goal setting， organizational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the external suppor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ir control policy. Specifically， the clarity， difficulty， the decomposi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goal set by the air control policy are the leading factors to result in normal and deviation implementing behaviors. Among this relationship，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anaging structures， value orientation would affect the implementing strategy. While the external support such as the public supervision， institution restriction and resources input would affect the implementing impetus. Both the implementing strategy and impetus perform a double helix promoting role on the goalbehavior relationship.
Key words：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goal setting； implementing impetus； implementing strategy； implementing behavior
秋冬?l发的雾霾天气使治理大气污染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国家从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到2015年的新环保法，制定了20多项环保法规，地方也出台了多达900多件的规章，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的环保政策法规体系。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环保执法刚性不足，政策法规形同虚设。面对紧锣密鼓出台的各项法案和尴尬的实施效果，如何执行落实才能使政策奏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气污染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的高难度性，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机制的有效发挥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和实现机理，唯有发现其中的规律，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执行方案。为此，本文拟回答如下问题：中国大气治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旨在为中国大气治理政策执行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1文献述评
作为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和实现政策目标的唯一途径，政策执行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先后产生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综合模式。1990年代以来，政策执行主客体的行为分析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综合相关研究可发现，政策执行者采取何种行为策略，受到权力结构[1]、职责归属[2]、问责机制[3]、繁文缛节[4]、执行者情感承诺等[5]因素的影响。
针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国内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一是政策执行阶段论视角，符合西方公共政策研究范式，运用较为广泛。二是组织理论视角，包括组织内部的组织特征、成员意向等和外部环境[6]。三是网络分析视角，加入了公民[7]、媒体[8]、政府间[9]等形成了网络[10]。虽然政策执行因素的研究受到广大学者关注，但定明捷[11]发现较少涉及环保领域。针对环境治理执行层面，已有学者发现财政联邦主义、政治锦标赛、压力体制、环境政策的“可度量性”较低等因素，造成了基层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呈现出“合谋”“诉苦”“做作业”等异化行动逻辑[12，13]。
综上， 现有研究不足在于：①研究视角虽然逐渐丰富，但缺乏整体性理论框架；②以往研究将治理机制视为静态工具，未能足够重视组织作为开放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特征；③缺少在中国情景下对大气污染治理前因后果的解释。研究方法上看，实证研究较少，而案例研究多呈碎片化、事例化的特征。因此需要运用多元的研究范式，将政策执行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参与主体的关系等不同因素都纳入研究框架中进行系统思考，才能达到对政策复杂性的完整把握。
2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要求建构实质理论，强调从经验资料的反复比较中抽象出新的概念观点[14]。鉴于此，本文在西北X市运用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一手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影响因素并形成模型。X市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地势较低属平原地区，东部南部为高耸山脉。该市人口、建筑密度较高，全年风力较小，空气污染物不易扩散。秋冬两季雾霾频发，持续时间长、危害程度高，因此该市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治污减霾工作实施方案》。
研究选取了X市基层一线环保工作人员共计30个访谈对象。从实际经验看，无论研究需求还是工作量，20～30的样本量都最为合适[15]。所有访谈对象均是正式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访谈提纲主要围绕着《治污减霾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访谈时间集中在2016年4月到5月，依据具体情况采取个人深度访谈和小组结构化访谈两种形式，收集了访谈信息，并整理成访谈纪要和备忘录。随机抽取三分之二做资料分析，对其进行分类概括，继而对初步整理的数据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最终获得有关影响因素及关系模型[16]。剩下的三分之一留作理论饱和性检验。质性研究的效度不同于量化研究，用来评价研究结果与现状之间的相符程度[14]。为了保证编码效度，采取策略：整理纪要访谈稿约一万余字，由两组熟悉本领域、且掌握一定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人员编码，对专业人士与部分受访对象反馈，检查修正信息。
3模型建构
31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要求研究者?λ?有的访谈资料进行仔细阅读和初步整理，不遗漏所有关键信息，且头脑中不能预设相关概念[17]，最大可能接近原始数据，从中自然而然地提炼相关信息，形成若干概念和标识，最后对其命名。过程中，剔除个别前后明显矛盾和频次极少的初始概念（少于两次）[18]，最终得到17个范畴，受篇幅限制节选部分内容见表2。
表2访谈资料的开放编码范畴化整理表（节选）
原始访谈语句（初始概念）范畴
省上领导的思路是收，但是剩下的活就要基层去弥补（基层承担任务、压力）制度压力
我们晚上12369一整夜，你正常接个电话，都是投诉要我派工作人员去处理（公众投诉）公众监督
当时X市说的是20周内燃煤锅炉要全部拆完，20周后要拆除燃硫和脱硝（清晰的目标）目标设置清晰度
这几年什么都没有了。比如说谁搞得好，奖励多少钱，现在就是求稳（求稳心态）
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实际上做做环保，很难干，没啥干头（动机不强）公共服务动机
以环保局为主导成立的治污减霾办，统一牵头管理的还是治污减霾办，是环保局牵头（环保牵头横向协调）
我们可以转办，给相应的管辖部门，不整改就要扣他们相应的分（部门间协调联动）横向协调
我们就认为拿优良天数来作为目标考核的一项内容是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这么讲有可能就是造成有些基层单位作假（数据造假）虚假执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2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主要发现范畴间的联系，发展主范畴和副范畴，以表现各个部分的关联。过程中，概念间关系更为明确，为研究建构理论框架提供了基础。研究在此过程中得到4个主范畴内容见表3。
33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是更为聚焦的一个过程，以主轴编码中的主范畴为中心，再次编码，抛弃与议题无关的类属，发现核心范畴。通过“故事线”的方式描述行为事件和脉络框架，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搭建出新的理论框架。本文在主范畴之间发现“目标―动机―策略―行为”的四维结构关系，如表4所示。
围绕“大气治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形成了4个主范畴：目标设置、内部管理、外部支持和执行行为，并展开“目标驱动――螺旋推进――行为选择”的三阶段作用机制。第一阶段的目标驱动主要指目标设置是前导驱动因素，直接影响政策执行行为。第二阶段的螺旋推进主要指外部支持与内部管理的双因素共同作用，外部支持进一步通过监督压力和资源供给情况强化或削弱着执行者的执行动力，而执行者本身所在的组织机构内部管理中的价值取向和管理机制进一步约束着执行策略，执行动力与策略在目标与行为的关系中起到双螺旋推动作用。第三阶段的行为选择主要指在上述目标、动力、策略的共同作用下，执行行为会出现正常和偏差等多种选择。整体理论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文利用剩下的三分之一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证明，上述模型中概念范畴已经丰富，达到了饱和，没有发现除了上述四个主范畴之外的其他可能形成的关联，主范畴内部也没有新的、有价值、高频次的概念范畴。由此可认为，所建的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达到了扎根的要求。
4结论
41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目标设置、组织结构和执行压力对大气治理政策执行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其清晰度、难度和分解程度直接影响大气治理政策执行者的执行意愿，产生正常执行和偏差执行等执行行为。执行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和价值取向，加之外部环境的支持与压力会交替产生作用，形成对执行策略与执行动力的双螺旋推进作用，具体解释如下：
第一，目标设置是大气治理政策的驱动因素，直接影响了政策执行行为。目标设置对执行行为的影响在X市的具体表现为目标责任考核制的实践运用。X市在环保领域推行目标责任考核制以后，优良天数也得到了上升。实践中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受公共领域自身特征影响，很多指标难以量化，且线性思维过重。年年累积的目标任务造成了一味攀高、任务下压等多种负面后果，直接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实践中需直面大气环境问题的真实现状，进行空气质量元解析抓住主要原因进行目标设置。大气环境问题深受当地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影响，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需要当地政府实地调研，科学分析实际环境容量和问题原因，对症下药提出科学合理的目标任务，并深入到基层执行层面了解可行性，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奠定基础。
第二，外部支持不仅是大气治理政策执行的情境条件，同时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政策执行压力同其他压力一致，通过“压力―认知―行为”路径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不同主体的关注成为执行者的压力源，包括公众监督、体制压力和资源限制。外部支持与制定环节中的目标设置无关，但对目标设置与执行行为有着调节作用。当外部支持较小时，哪怕目标设置科学合理，执行者会选择“忽视”，投身于外界普遍?P心的政策问题中，符合“经济人”假设。当外部支持较大时，哪怕目标设置不合理，执行者也要保证执行效果。
实践中要合理利用社会力量，发挥公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作用。不仅延伸了环保管理的触角，缓解了当前环保部门人员不够的尴尬局面，同时形成一种多方参与的环保治理格局。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应持有开放的姿态，对社会力量进行合理引导，与其进行平等对话，为其提供合法合理的活动平台，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
第三，内部管理是执行大气治理政策的物质载体和机构保障，通过对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影响着执行行为。由于中央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环保部门已体现出其超越其他同级部门的权力优势，政策执行中的协调能力得以加强，但同时也会因“相对独立”的垂直管理方式而失去当地政府的部分资源支持，明显影响政策执行的进程和执行策略。组织机构的管理机制是科层制形成的，而机构成员的价值取向是受自身特征影响，均与目标设置无关。当组织机构科学，即便目标设置不合理，执行者也能够凭借自身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借助科学的管理机制努力完成目标，贯彻政策执行。当组织机构缺乏科学性，哪怕目标设置再高，只会反向导致公共服务动机持续下降，甚至“寄希望于抽调到市局部门”。
篇（6）
因此，研究中既需要考察一经济体当前绝对碳减排量，也同时考虑经济发展要求、历史累积碳排放和实际作出的累积碳减排努力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判断，在下一阶段国际碳减排磋商谈判和实际碳减排决策中，有助于理性把握各经济体实际碳减排努力程度和可能承诺，进行有效决策。
一、碳减排和环境产出
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要求纳入环境产出因素，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复合社会产出目标。假设社会产出包括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又具有某种联合生产和范围经济特性[1]。其中，在本研究中，经济产出以一经济体GDP总量，环境产出以碳减排量（根据相对2005年基期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降低45%的相对减排目标，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基准参照强度，进行绝对减排量的换算，参考表1中计算公式）进行度量。借鉴生产可能性的概念，可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通过技术进步或提高技术效率实现同时提高经济产出和改善环境的社会生产调整路径。从碳减排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兼顾实现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环境友好型调整路径。
在主流环境经济学理论中，通常把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视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效应或负的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 output），然后，将其导致的社会负收益或正成本通过内部化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用以研究环境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与调整过程。在采用DEA方法进行环境绩效和效率评价时，该理论假设隐含设定负的非期望环境产出具有弱处置性，降低非期望产出，就需要减少正期望产出，不能满足DEA模型产出最大化的要求，因而一般将求解目标调整为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为方便研究，对负期望产出的处理方法主要有负产出法、线性数据转换法和非线性数据转换法[2]。
根据IPCC定义，碳排放是7种主要大气污染物按一定系数加总换算得到的等当量碳排放值，主要与能源利用有关，依据环境经济学假设一般将其作为负期望产出。相对于一般污染排放的概念，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关系更为紧密和广泛。根据IPAT模型，碳排放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P）、经济发展水平（A，人均GDP）和技术水平（T，一般采用碳排放强度表征）。STIRPAT模型将IPAT模型扩展为C-D函数形式，将碳排放量的变化归因于人口数量、人均GDP、产业结构、城市化等指数化驱动因素的影响[3]。
不同于传统的环境管理，降低碳排放影响的努力，不仅包括“主动”降低生产生活过程中与能源消费直接相关的碳排放（即碳减排），如能源利用清洁化、能源结构低碳化、能源效率与节能、碳捕获/碳储存（CSS）等，还应包括通过产业结构低碳化、增加碳汇（如植树造林）、不破坏或不过度开发现有环境资源（或碳汇资源）、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消极”或间接的碳减排和提高可排放容量的努力。该努力部份，特别是碳汇资源增量，具有长期的减排效应。该部分的减排努力不易测算，现有基于负期望产出假设的理论，对此未给予明确和充分的解释。
与一般负期望环境产出假设不同，非负环境产出假设[4]认为，给定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可替代，在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社会生产目标是追求相对实现社会环境产出（Q）和经济产出（P）的最优配置（即林达尔均衡配置）的“合意”目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在径向距离上逼近经济生产前沿面。与碳减排概念相结合，把该“环境产出”概念界定为考察第t年及之前年份的累积碳减排量，满足正期望产出假设，表示为：
进一步，假设碳排放量本文中有关变量，在未特殊说明的情况下，一般是指年均量。直接取决于一经济体能源消费量及其含碳程度，碳排放量应当是实际发生的碳排放量。因此，与能源消费有关的碳排放量测算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各种一次能源消费与相应碳排放系数乘数再加总得到。碳减排量则是该变量的衍生概念，是指相邻年份的相对净碳减排量。作为累积碳减排量的环境产出概念，包括了对已实现碳减排成果（或环境存量）的保护。
采用环境方向产出距离函数的DEA生产效率测度理论，在有关研究[4-5]的基础上，借鉴采用切克兰德的“水平―结构―动态效率”三维度软系统评价方法，提出了评价一经济体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指标集，对有关概念和评价指标及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厘清界定、修正和拓展（表1），提取了有关评价指标集，用于对1980-2013年期间美国（USA）、欧盟（EU）、日本（JAP）、德国（GER）、印度（IND）与中国（CHN）的环境友好性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
同时，对其他国家水平指标的测算均以2020年中国经济产出目标和环境产出目标作为参照指标，结构指标和动态效率指标测算方式不受影响。在国际比较中，水平指标和结构指标本身已经是相对指标，而对于动态效率指标，统一以1980-2013年期间中国对应指标的t-1期值作为参照进行测算，形成可用于比较的相对动态效率指标。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式（12）说明：环境产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当期与基期的广义技术差距（碳排放强度之差）和人口规模POPt有关。同时可以看出，环境产出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与碳排放IPAT公式的简单关系刻画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关系描述，可以初步理解，中印“双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因经济增长迅速和高碳能源结构等约束，两国碳排放增长迅速；另一方面，依据本文环境产出测算方法，两国环境产出增长迅速与人口规模增长、GDP/人均GDP双增长和年均碳减排量高等原因有关，说明考察期内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两国也同时付出了很大的碳减排和环境生产努力，GDP的能源消费及相关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
对应来看，美欧德日巴5个经济体环境产出增长与碳排放趋势在内涵上基本一致，即环境生产的增长主要是由碳减排推动。其中，美欧德主要是通过加大碳减排力度和促进碳排放脱钩，来实现环境产出提高；而日巴也呈现出一定的环境产出与碳排放“双略增”的趋势，原因在于两国因经济增长影响碳排放有所增加，具体而言是：仍未走出经济增长停滞“怪圈”的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所复苏，同时因暂停核电开发，增加了碳基能源消费；巴西则是处于经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及其规模效应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
（二）基于“水平―结构―动态效率”三维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1.水平相对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由测算得到各经济体经济产出（EL）和环境产出水平指数（ENL）、“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EENL）（图3），可得以下发现。
经济产出水平指数（EL）：结合IMF WEO（2014）预测，2020年前中国GDP（PPP修正）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过程，2020年美国和欧洲经济规模将相当于中国的约90.89%和83.33%，其他国家都被远远超越。
环境产出水平指数（ENL）：考察期内，中国环境产出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超过德国和日本，仅次于欧美位居第3。但是，在考察期内，德日两国环境产出水平相近且始终保持平稳，欧美分别在1983年和1993年才超过两国，说明德日始终保持较高的低碳化水平。
进一步，采用变异系数法测算不同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出和经济产出的权重（表2）。变异系数用以描述期内各经济体对于实现环境和经济产出目标的难易程度。结合本研究可知，变异系数越大，意味着对应环境努力程度更高。所测算得到的权重系数，可用于评价考察期内对该项指标实现的侧重程度。
由各指标结果可以看到：考察期内，中国环境产出水平相对最低，欧美水平较高，其他相近；欧美中的努力水平较高。由于基础相对较差，中国环境产出改善的效果最为明显。在经济产出方面，中美欧努力水平（变异系数）较高，但中国改善程度最大。整体看，中国对经济发展和环境的政策偏好与欧美相近，说明考察期内中国在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以欧美发展模式作为了主要参考，同时取得了经济环境“双快速增长”的良好成绩。日德巴印4国均相对侧重于经济发展，主要与这些国家环境基础条件保持较好有关。中国要真正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的低碳化发展，下一阶段应提高环境产出权重，加大环境努力。图3 “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EENL）：该指数测算采用Fisher指数构造方法。环境产出和经济产出的测算均以中国2020年目标水平为参照（标准化为1），因此，据此得到的中国2020年“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也是标准化值1。
由图3可知，欧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除中国外的其他经济体，但中国追赶速度很快。印度增速也较快。从“环境―经济”协调程度改善（综合指数增速）的角度看，中国改善最快，欧美次之，印日德巴4国增长平缓。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该指数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快速经济增长的贡献。
2.结构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考察期内，依据碳排放强度指标，各经济体广义碳减排技术水平基本处于持续进步状态，即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但是，依据评价广义环境技术进步的环境生产强度（单位与碳排放强度相同）指标，结论却显然不同（表3）。
总体上，各经济体环境强度有趋同趋势，中国技术进步水平最低，但改善最为明显；欧美技术进步水平相对稳定；德日巴印的所谓“技术退步”状态，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高于环境产出增速，其中，印巴两国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增长。
环境友好指数是社会产出和环境产出的无量纲化比值，说明的是一经济体在社会发展中趋于环境友好的程度。2020年中国该指数取值为1。虽然这并不完全标志着该年份中国的“环境―经济”生产满足目标“合意”配置，但不影响国际间比较。
由图4和表4看出，各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呈现明显的趋同趋势。
考察期内，中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底子薄，虽在整个考察期内呈提高趋势，但横向比仍最低。
德日欧美环境友好程度高，发展平稳。结合实际看，4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说明采取了较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其中，美欧人口和经济规模与中国相近，在环境生产上采取“踩碎步”的改进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和借鉴意义。日德的环境友好程度一直好于欧美，指数略趋降的原因是考察期内总体上GDP增长超过环境产出增长。
图4 环境友好指数国际比较
巴印两国则是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的“高”环境友好性。并且，在考察期内，两国环境友好程度明显下降，应与两国侧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关。
3.动态效率指数的测算和比较
动态效率基本指数集包括对环境产出的总体绩效（DENP）、广义技术进步影响（DENT）和经济产出影响（DEEN）的3项评价指数，是基于相邻年份环比关系对单一经济体环境生产的动态评价。该类指标只能用于经济体自身动态效率的纵向比较。此外，为更便于辨析环境产出和碳排放概念及其应用的不同，也分别给出考察期内经济增长（DCEP）和技术进步（DCTP）对碳排放影响的动态指数变化情况，测算方法相同。
由测算结果（如图5）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对所有经济体，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动态影响均基本为负向效应（DEEN
第二，在广义技术进步对环境产出动态影响方面，在整个考察期内对中国始终保持正向效应（DETP>1）且最为显著，但作用逐渐减弱；对欧美在多数年份保持平稳正向效应，变动很小，对欧盟作用强于美国；对其他4国均基本保持负向效应（DETP
第三，依据DCEP指数，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对欧盟和德国在约1/2年份和对美日在约1/3年份呈现正向效应。
大体以1996年和2001年为两个标志性年份，经济增长对4个发达经济体碳排放的影响方式分为三个阶段：1980-1996年和2001年后4个经济体的影响模式相近，1996-2001年期间有所差异。对中巴印3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效应均呈负向效应（DCEP
第四，依据DCTP指数，在整个考察期内对各经济体，广义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均基本呈正向效应，对中国作用相对最为显著。
进一步，采用同年份中国环境产出及其强度、碳排放及碳排放强度、GDP数据作为参照，仅选取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可比指数（正向指标，简写为RENTP，测算公式如式（13））和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可比指数（负向指标，简写为RCTP，测算公式如式（14）），用于比较同期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的广义环境技术和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差距。
由测算结果（如图6）有以下发现。
其一，考察期内，各经济体之间及其与中国的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差距，均呈现迅速缩小和趋同的趋势。依据RENTP指数，总体上，发达经济体均保持较高技术进步水平，德日两国高于欧美。仅依据表面指数值，巴印两国广义环境技术进步衰退明显，原因在于初期两国经济发展较低，碳排放水平低，近年来也采取了侧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其二，依据RCTP指数，考察期内，各经济体的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影响的变化趋势趋同，且均明显高于中国。但是，巴西的广义碳排放技术退步明显。
4.基于2020年碳减排承诺的预期环境友好特征评价和国际比较
以2020年预期GDP标准化为参照值1，以及根据中国承诺测算的2020年碳排放量（1 026 652万吨），相应环境产出量（2 962 654万吨）也标准化为参照值1，可知2020年中国环境友好指数和复合产出水平指数也是1。
由表4可知，以2020年中国各环境生产相关指数为参照，日德两国环境产出水平最高，环境技术进步水平也最高。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巴印两国，环境产出水平和环境友好程度较高的原因在于既有的高环境存量，其环境技术水平较高内涵意味着对环境存量的保护工作开展得好。欧美两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规模相近，但环境友好程度、环境产出水平和碳减排技术进步程度均高。比较可知，中国“经济―环境”复合生产水平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以碳减排努力为代表的环境生产领域仍亟待努力。
具体而言，测算得到的中国2015和2020年环境友好指数反而相对之前明显降低。以2020年环境友好为1，考察期内1990年至今的环境友好都高于1。这说明中国现有碳强度减排承诺目标偏低或经济产出目标过高，“环境―经济”生产目标制定的环境友好性偏低。
四、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和环境产出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述定义，可以将环境产出看作受经济增长、直接碳排放和影响碳排放的其他间接因素等影响的趋势性成份和周期性成分的叠加。HP滤波方法可以帮助剔出周期性成分影响，保留某一影响因素的趋势性成份。
这里，采用HP滤波方法，对各经济体，在碳排放和环境产出序列中分别剔出经济产出（GDP）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识别经济影响的趋势性成份（如图7），用以说明一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于自身碳排放影响（DCEP）和环境产出影响（DEEN）的不同趋势特征。该趋势成份值大于1，说明经济增长对该方面影响呈正向效应；趋势成分值小于1，则说明呈负向效应。
依据结果可以看到，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净影响总体呈负向效应，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碳减排努力。而对碳排放则因经济体不同而不同。相应的趋势影响分析（表5）也能够说明经济与环境产出、碳排放存在不同的趋势效应。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本文采用基于正期望产出假设的环境经济分析理论，对中国和美欧等7个主要经济体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与采用碳排放或年度碳减排指标的有关国际比较研究结论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碳减排与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经济增长对环境生产（累积碳减排）总体呈负面影响，有效的碳减排政策应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相独立。考察期内，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3经济体环境产出水平相近，日德始终保持较高低碳化水平，巴印环境产出水平较高的原因在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对环境存量的低消耗；中美欧对经济和环境产出的政策偏好相近，但中国未来需要更加重视环境生产；美欧德日巴5经济体环境生产与碳减排变化趋势一致，而中印两国环境生产与碳排放“双增长”的原因在于伴随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等政策导致的碳减排；各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呈现明显趋同趋势，而中国相对仍最低，德日欧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更为合理。但是，中国累积环境生产努力最大，改善也最明显。此外，从环境友好性角度看，按照中国2020年承诺测算的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水平偏低，甚至低于现阶段，需要进行调整。
从动态效率角度看，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负面效应，对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影响也较大，但随时间推移趋于减弱，其中对中国影响最明显；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影响对各经济体呈现趋同趋势，对中美欧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其他4经济体效应为负，对中国正效应最显著。但是与碳减排相关的单纯技术进步也没有遏止碳排放增长的势头。
篇（7）
投资要点：
1、不利因素出现转机，2013管材招标将成催化剂。
2、重点关注青龙管业和龙泉股份。
2012年四季度以来土地市场已经在回暖、全国“三税”收入出现稳步增长，受此影响的地方水利自筹资金及水利基金也将增加，而国家预算内资金来源稳定，因此预计2013年起，水利投资或将驶入快车道。
近几年来水利投资增长明显慢于铁路及道路，我们认为，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金融杠杆的差异，与水利投资整体的低杠杆不同，水资源项目（主要包含调水、引水等水资源配置工程），因其单体规模较大，受益范围较为明确，项目毛利率亦明显高于农田水利等小项目的特征，存在加杠杆的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水资源工程最有望实现项目进度及投资的超预期。
近两年我国水资源工程建设的主战场为南水北调中线一期河北-河南段配套工程，为实现2014年底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的全线通水，河南段2013进入管材供应阶段，河北段大部分管道招标也将于2013年内完成，我们测算河北段配套工程PCCP招标额近乎河南段的1.4倍，且项目单体规模大，明显利好于中游PCCP管材制作业龙头上市公司，我们判断，2013年上半年河北段管道项目的招标将成为PCCP管行业的催化剂。
投资策略：在四家PCCP管上市公司中，我们首选青龙管业。主因：拿单能力强。青龙管业河南段PCCP中标额居第二位，目前PCCP在手订单约10亿元，为12年PCCP业务收入预期值的3.4倍。其次青龙管业“区域化＋专业化”扩张战略不仅增加了当地PCCP市场议价能力，也控制了运输成本，保证稳定的盈利能力。
其次关注龙泉股份。龙泉股份除了突出的拿单能力外，其资产周转速度也快（存货及应收账款控制好），ROA水平业内最高。
医药：一季报预期良好
兴业证券
投资要点：
1、一季报整体有望加速增长。
2、行情尚可持续，坚定持有医药股。
2013年一季报预期向好：我们认为，由于2012年行业数据前低后高，医药板块2013年一季报整体有望加速增长，其中一季报业绩存在高增长或有超预期增长可能性的公司包括：红日药业、信立泰、双鹭药业、新华医疗、瑞康医药、科华生物、健康元、千山药机、康缘药业等。
从政策层面来看，短期内出现实质性利空政策的可能性较小。我们认为，医药是盈利增长确定性最高的行业之一，维持“一季度是医药板块较好的投资时点”这一观点，在业绩和政策预期均向好的情况下，合理偏贵的估值并不构成看空的理由，我们继续看好下阶段医药股的投资机会。虽然前期大幅上涨之后板块短期内不排除有震荡甚至回调的可能性，但行情尚可持续，建议继续坚定持有医药股，而且未来如有调整仍然是买入的机会。
推荐组合：就2月份而言，我们延续此前的两条选股思路，建议配置业绩增长确定的低估值品种，和一季报预期良好的成长股。兴业医药2013年2月份的组合是：信立泰（13年一季报预计增长40％以上）、双鹭药业（13年一季报预计增长40％以上）、新华医疗（13年一季报预计增长40％以上）、丽珠集团（预计13年增长25％，估值23倍）、科华生物（预计13年增长25％，估值22倍）和华润双鹤（预计13年增长20％以上，估值20倍）。此外，在2-3线股持续大涨之后，一线白马股的估值优势开始凸显，建议积极配置云南白药、天士力、恒瑞、华东医药等白马股。
IT：物联网和营改增传来利好
申银万国
投资要点：
1、国务院推进物联网发展指导意见。
2、营改增将继续扩大试点范围。
年报将近，将检验投资者的成长预期。都以成长的名义，投资者的理念其实有差异。一类投资者从概念出发寻找投资线索，可行的概念转化为企业的业绩，至少要经过（1）产业政策的执行或者产业逻辑的可持续性在未来不会扭转，（2）相关企业的发展战略正确，（3）相关企业的执行力过硬。即使可行的概念，考虑到以上要素的不确定性，真正实现投资者业绩预期的概率也并不高。还有一类投资是投资企业盈利能力的均值回归。例如，2012 年铁路行业的投资下滑，导致相关软件公司业绩下降。未来铁路行业的投资恢复，相关企业的盈利能力（如净利润率）可能达到大大高于现在的水平。
计算机行业要以成长的名义，区分以上三类投资。第一类投资是成长股投资，成长股投资的风险在于产业趋势发生不利变化，企业的战略发生偏差，企业的执行力弱。成长投资需要耐心，企业经营需要时间，所以成长型公司的复合增长率并不一定非常高，它们的魅力在于可持续。投资者往往把第二类投资误认为是成长投资，其实是诉诸于人性的概念投资。概念投资的魅力在于短时间获得巨大投资收益，风险在于较差的市场环境使其他投资者无心追逐概念。第三类投资是周期投资。
近日，国务院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无实际超预期之处。财政部在2013 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上表示，今年营改增将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后年，营改增将推广至全国。中国银联与中国移动首次实现跨行业TSM平台对接，金融IC卡可远程申领。中国移动与招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曾经胶着的移动支付标准之争越来越清晰。
2013 年南方电网进入信息化建设高峰期有利远光软件，信雅达通过CMMI4 认证利于2013 年软件招标，汉得信息总经理再次增持股份28.3 万股反映业务信心。上调航天信息13 年税控设备价格和物联网业务规模。推荐远光软件、航天信息、汉得信息、神州泰岳、信雅达、海隆软件，特别推荐成长和估值都有吸引力的远光软件。
环保：紧握一条投资主线
中信证券
投资要点：
1、新型城镇化仍是环保投资主线。
2、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凸显。
篇（8）
中图分类号：F061.3；F1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1006110
一、引言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一般而言，贫困问题研究涉及贫困主体识别、贫困程度测度和反贫困策略选择三个方面，其中，贫困主体识别和贫困程度测度是基础。自Booth（1889）和Rowntree（1901）从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经济资源或收入水平界定和测度贫困以来，对贫困的识别经历了静态到动态、客观到主观、确定到模糊、一维到多维的发展过程（叶初升 等，2010）。近年来，贫困问题研究更是进入细化、深化和广化的发展阶段，其中，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本质，创建科学且易于操作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日渐成为贫困研究的主流，也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作为世界贫困人口第二的发展中大国，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但在多维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却表现并不突出。在多维贫困研究方面，引进和消化国际前沿研究成果仍是国内学者的主要工作。一部分学者对国外多维贫困研究的进展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尚卫平 等，2005；洪兴建，2005；陈立中，2008a；张建华 等，2006；邹薇 等，2012；刘泽琴，2012；叶初升 等，2010，2011）；另一部分学者则应用或修正国外主要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对中国及特定区域进行了多维贫困的实证分析（王小林 等，2010；胡鞍钢 等，2009，2010；李佳路，2010；罗小兰 等，2010；蒋翠侠 等，2011；邹薇，2011；陈琦，2012；郭建宇，2012；李飞，2012）。由于多维贫困研究总体滞后，多维贫困理念普及程度有限，多维贫困测度尚未正式应用于我国扶贫实践。虽然在我国的扶贫监测中，经济贫困之外的指标也有涉及，但贫困究竟包括哪些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为多少、各维度的权重如何确定等均缺乏统一规范。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维贫困理论基础、主要测度方法及国际实践进展的系统阐释，为多维贫困理念在国内的推广以及新时期国家“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践提供多维视野和借鉴。与国内已有的多维贫困测度述评文献不同，本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追求逻辑的完整性而不拘泥于内容的完备性，在逻辑上，按照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与实践应用的思路进行了系统阐释，但在具体内容上，只选择最基础或最核心的理论、方法和代表性国家的实践进行剖析；二是强调了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构建的公理性条件，并对各主要测度方法的联系和区别以及是否满足公理性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三是首次对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行了跨国比较，总结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丁建军：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实践进展
二、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贫困被视为一维概念，仅指经济上的贫困。其潜在的逻辑是“金钱是万能的”，只要人们的货币收入高于贫困线，那么其在所有其他方面的福利水平都可以得到满足。但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贫困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除了收入以外，贫困还涉及教育、健康、住房以及公共物品等多个维度的缺失。虽然，福利经济学家Cannan（1914）、Pigou（1920）等早已认识到贫困和福利问题远非以货币表示的经济指标能够轻松描述并解决，但较早明确提出从多维角度来认识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学者则是Sen（1976），其“可行能力”理论被公认为是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Martinetti，2000）。
1.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在回答“什么样的平等”这一道德哲学问题时，Sen认为广受关注的三种平等观（功利主义的平等、完全效用的平等、罗尔斯主义的平等）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无法通过将三者相结合的方式构造一个完备的理论。进而，他首创了“可行能力”概念，提出了“基本可行能力平等”的构想。其中，可行能力指“人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Sen，1980，1984，1985）。
将“可行能力”理念引入贫困分析，Sen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他认为贫困对应的是功能利的缺失，而功能利缺失的背后则是实现功能利的可行能力的缺失，即个人的福利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而贫困的原因则是能力的匮乏。基本可行能力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如免受饥饿、疾病的功能，满足营养需求、接受教育、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的功能等。一方面，这些功能的丧失是贫困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贫困的表现。因而，基本可行能力包括的功能不仅具有消除贫困的工具价值，而且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人类福利。如果将生活看做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功能性活动，而对福利的概括评价则必须表现为对这些组成要素的评价形式。作为一个社会人，理应具备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基本的医疗条件、基本的住房保障、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等基本功能（Sen，1983），如果个人或家庭缺少这些功能或者其中的某一项，那就意味着处于贫困状态。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是对发展贫困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发展贫困理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虽然也强调收入、消费之外的因素，如健康、教育等，但它仅把这些因素看做提高收入和消费的工具或手段。因而，发展贫困理论关注的仍然是个人或家庭是否存在经济上的贫困，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只是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人（家庭）现在或未来的经济状况。而可行能力贫困理论认为健康、教育这些因素不仅具有消除收入贫困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它们本身代表了某种发展的目的，还具有内在的价值。可见，不同于发展贫困理论，可行能力贫困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经济方面的贫困，它把缺乏健康、教育等因素本身看做一种贫困。
Sen从“可行能力”的视角定义贫困催生了多维贫困理论。收入匮乏作为一系列功能性活动中的一种，在市场不完善或不存在的现实情境下，无法作为工具性变量完全反映个体或家庭的被剥夺程度。要正确衡量个体或家庭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功能性维度来考虑个体或家庭被剥夺的状况，构建多维贫困测度指数（Anand & Sen，1997）。
2.贫困测度的公理性条件
贫困指数应与一系列伦理上说得通的准则相一致（Sen，1976）。因而，只有满足一系列公理性条件的贫困指数才具有良好的性质。相对于单维贫困指数而言，多维贫困测度的公理性条件更为苛刻。Chakravarty等（2005）概括了多维贫困测度的12条公理：
（1）聚焦性公理（Focus）。某一维度上的改善并不影响另一维度的剥夺，即对于某一贫困主体而言，不同维度之间不可替代。如某人超过贫困线的收入增加不能改变其在教育维度方面的缺失，他在教育维度仍然是贫困的。
（2）标准化定理（Normalization）。贫困指数具有基数特征，即当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不贫困时，贫困指数为0。
（3）单调性公理（Monotonicity）。若某穷人的状况得以改善，贫困指数不会增加。
（4）复制不变性公理（Principle of Population）。将维度矩阵复制多次不会改变贫困程度，这一公理有助于进行跨时和跨地区的贫困比较。
（5）对称性定理（Symmetry）。除了贫困考察的维度以外，其他特征，如姓名等都不会对贫困的测度产生影响。
（6）连续性公理（Continuity）。该公理确保了某一维度上的值包括临界值的微小变化不会导致贫困指数的剧烈变动，因而，贫困指数不会对临界值和基本需求的观测误差过分敏感。
（7）子群可分性公理（Subgroup Decomposability）。如果将总人口按照种族、地理以及其他分类依据划分为几个子类，则总贫困指数可以分解为由人口比重加权的各子群贫困指数的加权和。这一性质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把握各子群体的贫困状况，并制定针对性强的减贫策略。
（8）基本需求非下降性公理（Nondecreasingness in Subsistence Levels of Attributes）。基本需求提高不会降低贫困程度，如两个相同的社区中，生存水平更高或基本需求更高的社区其贫困程度不会更低。
（9）非贫困增长性公理（Nonpoverty Growth）。如果一个富人加入某社区不会导致该社区贫困增长。和聚焦性公理一起，非贫困增长性公理确保了贫困指数是人口规模的非增函数。
（10）转移性公理（Transfers Principle）。如果Y社区的贫困维度矩阵YP在通过一系列等价转换后，能变成与X社区中的贫困维度矩阵XP相同的矩阵，则X社区的贫困不会高于Y社区的贫困。
（11）规模不变性公理（Scale Invariance）。各维度上的值和临界值成比例变化不会改变贫困指数，也就是说贫困可以看做是各维度上关于临界值的相应比例的缺失。
（12）贫困维度间关联增强性转换非下降公理（Nondecreasing Poverty Under Correlation Increasing Switch）。当两个贫困维度之间是替代关系时，实行维度间关联性增强转换，不会降低贫困程度。如A、B两人在2维度都缺失的情形下，假定A在维度1上相对富有（A11>B21），B则在维度2上相对富有（A21
三、多维贫困的主要测度方法
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维度选择、权重确定以及综合指数合成是关键。基于对上述关键点理解的差异，现已发展了一系列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和方法。如HM指数（Hagenaars，1987）、HPI人类贫困指数（UNDP，1997）、ChM指数（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FM指数（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WM指数（Chakravarty et al，2005）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MPI指数（UNDP，2010）、AF法（Alkire，2007，2011）等。鉴于篇幅，本文仅对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几类方法进行阐释目前，构造多维贫困指数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Lugo et al，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 et al，2003）、克服贫困线界定中随意性的模糊集方法（Cheli et al，1995）、投入产出效率方法（Ramos et al，2005）、“双界线”方法（Alkire et al，2011）以及主成分分析、多元对应分析等统计方法。 。
1.Watts方法
专家咨询法完全模糊及相关方法；
加权求和不完全满足
四、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国际进展比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维贫困测度就在各国的扶贫实践中逐步兴起，并经历了物质生活质量指数（Morris，1979）、人类发展指数（HDI，UNDP，1990）、基本需求方式（BNA）、农村综合发展（IRD）、综合发展项目/计划的发展阶段（Alkire & Sarwar，2010），目前，正进入新一轮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提升和推广期。基于体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阶段差异的原则，首先，我们考察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然后，总结各国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1.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展
英国、南非、墨西哥、菲律宾、印度、不丹和玻利维亚7个国家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其中，英国和南非不仅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阶段最高，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墨西哥和菲律宾两国的多维测度实践发展程度居中，而且也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玻利维亚和不丹是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小国，而印度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但三者都处于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发展初期。
（1）英国和南非
受欧盟“社会排斥”（Lenoir，1974）概念的影响，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收入之外的贫困问题。2000年，针对英格兰贫困地区制定了首个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经过2004、2007年两次改进后，该指标体系已被部分地区政府应用于多维贫困测量实践，具体包括经济、社会和住房问题三大方面的系列指标。最近，英国又以多重剥夺模式为导向对2007版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进行改进，共涉及7类37个不同的指标。南非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与英国较为相似，2000年，南非统计局的社会人口司针对包含住房指标和居住环境指标在内的住户贫困进行调查，每年一次，调查内容包括教育、健康、工作或失业、由家庭承担的非酬劳旅行、住房和服务的可得性六个方面。2001年，联合南非社会政策分析中心和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南非统计局开发了省级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这一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包括收入和物质的贫困、就业、健康、教育和生活、环境五个方面。目前，南非正在开发国家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2）墨西哥和菲律宾
墨西哥和菲律宾也较早地开展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其中，2001年，墨西哥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开始负责官方的贫困测量方法开发，构建了包含食物贫困、能力贫困和财产贫困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2002―2006年又进行了多次修订。2006年后，由社会政策评估全国理事会负责衡量全国、州、市的多维贫困，全国和州一级每2年测度一次，而市一级每5年测度一次。2007―2008年，在专家的协助下进一步对多维贫困测度方法进行了修正，采用了包含收入、健康、食品安全、教育、住房、社会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的贫困线总得分测度方法。菲律宾则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了贫困的社区监测系统，2005年后，完善了监测的内容，使其包括健康、营养、住房、水和卫生、基础教育、收入、就业和平等秩序8个维度，而且，各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方治理的具体指标。事实上，菲律宾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构建和交付反贫计划模式。
（3）印度、不丹和玻利维亚
印度虽是世界第一大贫困人口大国，其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方面却处于发展的初期。2002年，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开始逐步取代收入贫困识别法被政府采用，印度政府通过13个方面的贫困信息计算贫困得分识别贫困家庭，给贫困家庭颁发“贫困家庭卡”。不过，2008年8月印度才宣布新的“多维贫困指标”。不丹和玻利维亚则更多的是在倡导“国民幸福总值”（2008）和“过上幸福生活的能力”的目标下，开始兼顾多维贫困测度。目前，这两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正在构建中。
2.代表性国家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比较
前文对主要代表性国家的多维扶贫实践进展进行了概括性阐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多维贫困测度国际实践的特征与规律，我们从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动机、负责或支持机构、指标选择与修正、识别与加总方法、使用和结果、最新变化及趋势6个方面对各国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
3.经验与启示
从上述7国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展及对比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到以下几点经验与启示：
第一，多维贫困测度指数的维度与指标选择应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如英国、南非、菲律宾等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相对成功的国家，在指标选择方面都邀请了学术专家、有调查经验的专家和政府调查人员等参与，其中，在英国多维贫困测度技术由学术小组负责。
第二，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可持续性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一是明确的责任机构和支持与合作机构，二是学术专家和研究机构对多维贫困测度指标及方法的持续更新与修正，三是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三，多维贫困测度应与国家或地方的贫困环境相适应，因地制宜。贫困作为全球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但不同地区、社区、群体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多维贫困测度涉及贫困主体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多个维度，自然与地方的特殊性联系更加紧密。
五、结论与展望
多维减贫将不可阻挡地成为各国减贫实践的主要发展趋势，而多维贫困识别、测度则是制定多维减贫政策的前提与基础。虽然，多维贫困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多维减贫实践也在不少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作为世界第二大贫困人口大国的中国，在多维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却显得相对滞后。以此为背景，在现有的国内多维贫困研究述评和实证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本文系统地阐释了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国际实践进展。我们发现：
第一，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已日趋完善，并基本定型。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是一种从哲学高度来界定的贫困概念框架，而公理性条件的提炼则为多维贫困测度奠定了科学基础。
第二，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不断开发，但满足公理性条件和易于操作应成为方法开发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具有的良好性质，使其被广泛应用。
表2 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跨国比较
国家 动机负责（支持）机构指标选择
与修正识别与加总使用和后果最新趋势
英国减少不平等；政策干预贫困家庭；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英国政府学术回顾、协商，地方、中央政府和志愿者参与讨论，技术由学术小组承担贫困排序法
7个维度贫困指标加权合成区域贫困指标（权重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用于决定分配政府货币数量，用于瞄准以社区为基础的地区干预，用于政府和非政府的筹资方式。及时修改一些有变化的指标，尤其是收入方面的指标。
南非减少不平等；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政府和学术机构研究中心成员和利益相关者，5个主要维度指标贫困排序法
多重贫困指标得分（加权组合）省级水平的多维测度方法成为国际成果。由质量向规模转变；开发多维贫困国家指标体系。
墨西哥跟踪、监测贫困，评估政策。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社会政策评估全国理事会6大维度的贫困指标体系临界值
贫困线总得分法应用于2008年国家和地方贫困报告，2010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也采用此法。
菲律宾为政策制定和项目执行提供信息。国家、地方政府、捐赠者、NGO；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社区贫困监测系统）村庄社区设计、调查、分析；前沿研究者负责，与利益相关者和地方调查员磋商；13个核心指标衡量未满足4项社区监测系统综合指数指标的住户识别减贫项目的受益人，用来分析年度发展计划和社会经济概况。
印度减少不平等；政策干预贫困家庭；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各州政府（传统贫困家庭识别），计划委员会下属小组（新的多维贫困测度）专家委员会、主管部门、中央和地方政府临界值
正在开发中作为贫困线的补充参照标准。修正和完善2002年版的13个核心维度的指标。
不丹国民幸福。城市研究中心考虑公众的意见
4个方面正在开发正在协同国际研究和资助机构开发。
玻利
维亚减少不平等；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城市服务机构正在开发正在开发正在协同国际研究和资助机构开发。
资料来源：参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国际减贫动态》2010年第5期Sabina Alkire和Moizza Binat Sarwar的《贫困和福利的多维测量》，笔者根据最新资料整理和完善。
第三，相对于将传统的单维贫困测度拓展到多维的多维贫困测度的方法开发思路而言，摆脱传统的贫困测度思路，从全新的角度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的方法创新研究成果较少，且相关方法的应用也不多见。
第四，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不平衡，处于多维贫困研究前沿的国家其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也开展得更好，相反，印度、中国等贫困人口大国却相对滞后，这可能与这些国家还有较多的人口没有摆脱经济贫困、绝对贫困有关。
就多维贫困的研究而言，以下方面有待继续突破：一是多维贫困理论框架的整理与完善。虽然多维贫困理论基本成型，但尚缺乏文献对其进行系统综合和归纳，并针对这一主题整理出完整的理论框架。二是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继续完善。特别是摆脱传统贫困测度思路的全新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开发，以及基于个体贫困又超越个体贫困的社区贫困、区域贫困的多维测度方法的开发。三是以多维减贫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减贫政策体系的研究。
而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方面，较为紧迫的任务有：一是选择、修正和完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特别是与当地贫困环境相适应的测度指标体系；二是在现有的扶贫监测、住户调查系统内纳入多维贫困指标的调查统计，完善多维贫困测度基础数据库建设。就中国而言，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率先开展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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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参考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
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
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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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末，内蒙古的基本区情是欠发达，经济总量较小，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不高，产业层次低、集群化发展不够、链条不长。2006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遵循规律，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在正确认识自治区区情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奋斗，自治区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一是经济规模取得大发展，全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90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655亿元，年均增长17.6%，经济总量由全国后列进入中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070美元，位居全国前列。二是经济内涵取得大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显著推进，以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等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风电装机由20万千瓦增加到100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以上。
“十一五”全区经济规模和内涵的大发展给环保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同时，环保工作的大发展也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一五”以来，环保部共审批自治区各类项目环评163个，总投资6120.3亿元；自治区环保厅共审批建设项目环评2506个，总投资74817.3亿元。环保工作在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切实强化了污染减排。“十一五”期间，随着自治区GDP的快速增长，污染排放新增量大幅增加，二氧化硫新增78万吨以上，化学需氧量新增12万吨以上，自治区的污染减排工作必须在消化巨额增量的基础上大力削减存量。到2010年，全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39.41万吨，比2005年的145.6万吨下降4.25%，完成140万吨总量控制目标的110.61%；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27.51万吨，比2005年的29.7万吨下降7.46%，完成27.7万吨总量控制目标的109.51%，超额完成了国务院对自治区下达的“十一五”减排目标任务。
污染减排交上满意答卷，环境质量随之明显改善。2010年，内蒙古全区重点监测城市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好，优良天数平均达338天，比2005年平均增加63天，主要污染指标分别比2005年下降15―40%，是全国唯一没有发生酸雨的省区。全区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由“十五”的“中度污染”转变为“轻度污染”，重点监测的40条河流的67个断面中，Ⅲ类以上标准水质断面占65.7%，比2005年提高45个百分点。
二、科学认识的环保发展道路
内蒙古的环保发展既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大发展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又是正确认识环保工作规律、顺应时代转变理念方法、勇于探索开辟新道路的必然结果。
（一）树立生态文明观是环保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找到这个立足点，就找到了环保工作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总体布局紧密衔接的桥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内在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特征，以及人民群众喝上放心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等美好的生活图景。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在政治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成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社会；又要在物质上创造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观带来的发展成就，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补上工业文明的课”，又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
生态文明是与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相对应的概念。首先，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丰富对经济发展内涵的认识，不能仅仅以GDP增长单一指标来看待发展，经济发展包含资源消耗、经济效益、环境承载三个方面的内涵，应从单纯的GDP考量逐步转变为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第二，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拓展对经济发展周期的认识，不能单纯强调短期内的经济规模扩张、造成“有水快流”的不良局面，务必在经济发展上注重长期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性，进而长久保持资源禀赋优势，避免陷入资源枯竭困境。第三，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丰富对民生内涵的认识，将环境权益作为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纳入各项政策制定当中，不能忽视更不能漠视公众环境权益。
（二）在发展中寻求出路是环保工作的根本方法
5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民生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从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上找根源。
1、把握发展机遇，环保工作才有出路
这里的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环保自身的发展。从第一个层面来看，环保工作不能就环保论环保，而是应该放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来看待，立足于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以环境保护的成绩来优化经济发展、来改善社会民生，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有为才有位。从第二个层面来看，环保工作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期。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国家召开第六次环保大会，总理提出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的指导思想。一系列的重大决策表明，环保工作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必须认识机遇、抢抓机遇，乘势而为，从而开创环保事业长足发展的有利局面。
2、大力实施科技兴环保、人才强环保战略，提升环保发展能力
环保发展能力的提升，表现为适应时展，提高行政效能，有能力应对当前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破解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环境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大力实施科技兴环保、人才强环保战略。2007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意见》的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每年要将排污费的50%用于加强环保自身能力建设，这为环保自身能力跨越式发展开凿了源泉。5年来，国家和自治区直接投入财政资金17.45亿元，其中能力建设8.85亿元，污染防治资金8.6亿元，自治区环保财政专项资金增加了5倍。
在科技推动环保方面，自治区环保厅5年投入6.2亿元全面提升常规监测和自动监测能力，彻底改变了“废水靠看、废气靠闻、废渣靠摸、噪声靠听”的落后状况。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新建了监测实验中心，具备了有机、无机等15大类的监测能力，并通过了国家级实验室技术评估。2008年4月和2010年9月，自治区环保厅分别启动实施了全区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项目一期、二期工程，总投入1.65亿元，集成物联网、“云计算”、3S空间信息管理、3G移动通讯技术，在全国率先建成全区统一的环保物联网监控平台、环保移动办公执法平台，环保监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借助高效能的环保专网，自治区环保厅与各盟市环保局构建了全区统一的视频会议系统和环保综合办公平台，建成自治区、盟市两级环保部门13个现代化的监控中心，形成全区环保管理“一张网”的数字化格局。
在人才增强环保方面，全区环保机构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新增机构118个，101个旗县区全部独立设置了环保局，主要的工业园区也都设置了专门的环保机构，新增各类编制1342个。自治区环保厅机关新增设了环评、总量、人事3个处室，组建了东、西部环保督查中心、评估中心、在线监控中心、固废管理中心、排污权交易中心、环保产业协会7个事业单位，增加各类行政事业编制128个。
（三）抓住总量控制这个环保工作的主线
从“十一五”内蒙古的污染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来看，总量控制污染减排工作对改善环境质量有着最直接的作用，抓住总量控制这一环，就抓住了环保工作的主线。
环保工作始终是围绕如何处理好“三个量”之间的关系来开展的，这三个量就是经济总量、污染总量和环境质量。三者之间，经济总量决定污染总量，污染总量决定环境质量。其中，经济总量对污染总量的决定作用，受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经济质量因素影响；污染总量对环境质量的决定作用，受污染分布、环境容量等自然生态因素影响；环境质量反过来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进而对城市经济总量增长起到推动或制约的作用。因此，从这个关系上来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要从总量控制做起。总量控制与环评审批、污染治理、监测评估密切联系，构成工作循环链条。总量控制提出污染总量的控制目标，通过环评审批来实现总量指标优化分配，通过污染治理来削减已有总量、控制新增总量，通过监测评估来掌握总量控制和环境改善的成效。总量控制越有成效，经济发展就越有空间，环境质量就越发改善。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基本思路，是贯彻总理“三个转变”思想，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来解决问题。
1、将总量控制提升为政府意志，建立行政考核机制
“十一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减排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的通知》等21个推进减排的行政规章。为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责任制，自治区政府于2006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于2009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领导小组，于2010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盟市也相继成立以盟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为严格落实减排目标责任考核，2007年自治区把污染减排完成情况列为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将节能减排考核权重由2%提高到8％，超过GDP和财政收入7%的权重，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2、将环评审批提升为调控政策，建立优化约束机制
环评审批以总量控制为导向，从单纯的行政审批事项转变为经济调控措施，能有效地调节发展与环境的矛盾。2006年自治区开展了全国首个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并以战略环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自治区“十一五”规划纲要做出调整。2009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自治区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要点的通知》文件，把推进规划环评作为从源头防范结构性和布局性环境污染的关键措施来抓，明确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十要点”。2008年自治区环保厅出台《关于建设项目审批“六前置、七环节”的规定》文件，从项目建设全过程控制污染新增量，“六前置”即对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审批权限、规划环评要求，是否有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环境监测能力和配套环保基础设施等6个条件进行环评前置审查，“七环节”即在审批过程中严格把握项目选址、项目布局、工业用水源、污水排放去向、生产工艺、环境风险防治，以及环境敏感区、城市建成区和景观区等7个关键环节。2009年自治区环保厅为支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出台了《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环保部门保增长的21条政策措施，开辟环评审批的“绿色通道”。环评审批以总量控制为目标，疏堵结合，从而优化经济发展。
3、将污染减排提升为联合行动，建立综合减排机制
污染减排要见实效，必须将工作措施由主要依靠行政管理转向依靠环境政策引导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将工作机制从过去的环保部门单打独斗转变为多部门的协同作战。2007年自治区环保厅制定了《关于二氧化硫减排“双五条”化学需氧量减排四条措施的规定》，以加快脱硫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08年，面对全区减排指标处于降与升的边缘的现状，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减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加强减排的“双12条”政策措施。为加强经济激励，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区二氧化硫排污费从每公斤0.63元调整至1.26元，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不足0.45元每吨提高到生活污水0.7元每吨、工业污水0.9元每吨。2007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自治区节能减排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减排任务分解到自治区15个委办厅局，2008年各级环保部门建立起与发改、统计、水利、城调等部门的减排统计联系会审制度，2009年自治区纪检委、监察厅把各地贯彻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减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情况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大决策部署的4个重要内容之一进行监督检查。
通过部门联合，结构减排成效显著，“十一五”期间全区共关停小火电机组62台152万千瓦，整合煤矿877座淘汰产能1700万吨，淘汰水泥产能696万吨，淘汰焦化产能1100万吨，按国家要求淘汰了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电石、铁合金和钢铁等落后产能，特别是关停了包钢3台90平方米烧结机，在全国规模最大。
4、针对内蒙古特点在工作中进行改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