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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治理的对象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一、 政府行为影响社会组织活力关系分析
政府行为供给与社会组织需求关系分析。政府行为的干预大小,相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组织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一政府行为的作用程度。如图1所示:
图1政府行为供给与社会组织需求关系分析图
社会组织的需求度,可以从0—100划分为不同等级,这些等级社会组织自身发展阶段的影响面、周围社会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处于较低等级上的社会组织需求属于弱程度范围,而处于较高等级上的社会组织需求则属于强程度范围。同样,政府的行为供给度也从0—100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表现为弱行为供给度和强行为供给度。我们认为针对强程度需求,政府强的行为供给也是一种供需平衡的表现,可称为强平衡。除此,如果针对弱程度的需求,政府作出强行为,而针对强程度需求,政府作出弱行为,则会出现行为干预过度或行为供给不足的问题,此时都是政府行为和社会组织需求出现不平衡,不能满足社会组织发展需要,或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政府行为反应度与社会组织独立性关系分析。政府的行为必然作用于社会组织的行为,无论是限制,还是放松,都意味着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因为政府行为而调整。那么,政府行为必然有一个相对应的社会组织独立性的状态。如图2所示:
图2政府行为反应度与社会组织独立性关系分析
社会组织独立性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曲线,上面部分表述独立性小,甚至零自由,越趋于下面,表述独立性越大,直至绝对独立。而社会组织独立性为零,意味着政府的行为干预过度,即完全控制社会组织的自我产生、自我管理、自我决策和自我发展。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而社会组织绝对独立性,则意味着政府没有行为或行为不足,自我管理活动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此时政府行为效果为零。
政府行为作用效果与社会组织活力关系分析。从政府作用行为产生的效果来看,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或者有效和无效的差别,这种效果又主要通过其行为作用的对象反应出来。因此,社会组织面对政府行为的作用效果,一方面,会因政府行为供给的恰当和充足,而获得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政府行为供给不足、混乱和过度,而阻碍了其发展进程,甚至造成负面作用阻碍社会组织发展。
如图3所示:
社会组织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受到制度环境的直接影响。适宜的制度环境能促进其健康发展,而不合适的制度环境则会阻碍其发展。[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政府需要作出行为,但政府行为反应的快慢、正确与否,结果均有所不同。不同的政府行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或是阻碍社会组织的发展。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政府行为对策
规范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传统的政府以社会控制为执政理念,致使社会组织在与政府的交往和互动中处于不利的不公平地位。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这需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努力: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移,确立社会组织的法人主体地位,促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二是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纳入政府产业扶持和社会事业发展扶持政策范围。[3]三是保障社会组织合法权利,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纳入政府产业扶持和社会事业发展扶持政策范围。
1引言
个体知识分享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个体在复杂环境影响下产生的行为。许多学者基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了研究。鉴于知识分享的社会化性质,基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受到较多关注,人们利用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对知识分享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组织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更成功的集体行动创造价值,影响组织内资源交换的数量和范围,并通过影响知识交换和整合的动机、机会和能力影响智力资本的创造。那么,组织社会资本通过何种路径以及如何影响知识分享动机的产生,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未做详尽说明。本文借助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学解释,说明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原理和过程。
2个体知识分享行为产生的心理学阐释
个体是否分享他们工作中的知识,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分享态度,行为态度影响行为意图从而影响行为,因此应研究影响个体知识分享态度的因素。知识分享不会自然发生,个体致力于知识分享的意愿是持续知识分享行为的关键,因此个体知识分享的意愿或动机成为行为发生的源泉和起点,知识分享研究的重要部分是识别何种刺激能促使个体产生分享知识的意愿。个体行为意愿在心理学中有许多探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plannedbehavior,TPB)克服了期望理论、理性行动理论(Theoryofrationalaction,TRA)等的缺陷,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个体意愿的产生。
TPB是在TRA之后由Ajzen[11991年创立,它弥补了TRA假设的缺陷,期望能够对个体行为的预测及解释更具适当性。根据TPB,影响行为的因素是行为意愿,而意愿又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其中,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价,它受行为信念影响;行为信念是个体拥有的行为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及对结果的评价。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所感知的社会压力,它反映外部环境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受社会标准规范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的执行某特定行为时的难易程度,它反映个体对促进或阻碍行为执行的因素的知觉。当个体认为掌握的资源与机会越多,所预期的阻碍就会越少,则知觉行为控制就越强。
根据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因素,如果个体所在的社会群体在价值观念、主观规范、共同信念等方面认可知识分享行为,个体感知的外部因素(组织规范、价值观念、组织结构、组织气氛、组织支持等)能够支持、促进知识分享行为,行为者认为通过该行为实现目标的概率大而且结果不会对自己不利,则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就越正向,从而就越有利于知识分享意愿和行为的产生。
3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路径分析
3.1组织社会资本
由于对社会资本研究的主体和视角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表述。Leana等2002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共有资源而非某个体或团体所控制,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反映社会关系特点的资源,它通过成员层次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信任实现,通过有效的集体行动创造价值,是有益于组织(为组织创造价值)和员工(提高技能)的一种资产Ⅲ。该观点同时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性和私人物品性。Adler等认为社会资本因关注主体内部还是外部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员工企业内社会资本对员工来说是外部的但对企业来说是内部的,内外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集体内部“胶粘”(bonding)而成的社会资本,是内部成员或群体间的组织内联系结构,能够增强集体凝聚力,促进对集体目标的追求。
本文借鉴Leana等1998年的定义,认为组织社会资本是反映组织内社会关系特点的资源。它通过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信任实现,同时拥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特征,既有利于组织也有利于个人。它既有“胶粘”而成的社会资本性质,能够给予集体凝聚力,促进集体目标的追求和实现,又有强联系的特征,利于组织内复杂信息和隐性知识的传递。
3.2影晌路径及模型建立
1998年Nahapiet等从社会资本自身特性出发,将其划分为3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结构维度是把社会系统和关系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描绘个体或单位间的联系模式,说明可以联系谁及怎样联系,重点分析网络特点如联系的强弱、网络的密度、中心性、互动等。关系维度则描述了人们通过长期过程发展起来的信任、认可、认同的人际关系网络,强调影响行为的特殊关系比如尊敬、友谊、信任、共享等,说明整个网络联系的本质和质量。认知维度是指网络成员间的共享语言、编码、价值观念等,有助于成员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能促进利于整体目标的个体或群体行为。这3个维度的划分为社会资本在组织理论和管理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分析和测量框架哺],是检验组织内社会资本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型。
组织是由众多节点构成的网络(内部网络),员工、部门等节点在正式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组织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同样可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进行分析。结构维度表示组织内节点的联系模式、网络密度和互动强度,关系维度表示成员问、成员与组织问的信任程度和联结性(associability),认知维度则是组织成员的共享语言、编码、价值观及愿景。组织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构成并说明了组织内的社会关系环境,它们通过对行为信念、标准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进而影响知识分享意愿及行为的产生,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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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具体过程
4.1结构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结构维度是由双边互动和多边互动形成的网络,互动是结构资本形成的基础。互动为信息流动和信息获取提供了机会和渠道。通过互动,知识发出者可以了解组织、同事和上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看法,判断组织和上级对知识分享的赞成程度以及给予的评价和奖酬、个人分享知识后的得失情况,从而形成对该行为的好与坏的判断。经常和亲近的社会互动还可以促进互相了解和理解,分享共同的信息,形成共同的观点,达成对知识分享的共识。互动关系不仅交换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和资源(如任务建议和战略信息),还会传播与组织有关的集体规范、上级支持、组织支持等信息,利于形成个体与组织一致的主观规范和价值观念。另外,互动增加的沟通机会,可以降低知识发出者的知识发出成本和接受者的搜寻成本,提高个体感知的环境支持及控制水平,提高个体通过行为实现目标的概率。因此,结构维度从态度、规范和感知等不同方面促进分享意愿的产生。
4.2关系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关系维度说明了整个网络关系的质量,其核心是信任关系和联结性。由于知识分享的风险及成本,知识发出者会判断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互信关系可以减少发出者对分享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恐惧,增加对方的可预测性,不必担心别人占他的好处,从而提高知识分享的信念,改变知识分享态度。Coleman曾指出,社会资本会促使人们在信任的基础上付出自己的帮助和行为,并相信未来会得到回报。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组织就不会存在。同时,互信关系利于形成对事物的共同判断,产生共同信念和规范。共同信念和规范可以促进组织成员大胆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勇敢地从事有利于组织的行为而不必担心环境会产生副作用。互信关系可以使下级信任和感知到组织和主管的能力、品德,感知到组织制度的公正性及对个体行为的支持,进而提高感知的行为控制强度。联结性是个体将个人目标服从或联结于集体目标的程度。个体不仅有接受共同目标的意愿,而且还有定义共同目标的能力。良好的联结性使个体行为更符合组织的要求,进而得到更多组织支持,个体知觉行为控制增强。
4.3认知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认知维度主要是共享愿景和语言。共享愿景体现了员工共同的目标和期望,可以避免成员交流与沟通中的误解。在共同目标和期望下,员工更愿意成为工作伙伴,不会害怕某人对利益的追求而伤害自己,使个体对行为结果产生积极判断,并产生积极的分享态度。
一、利用社会支持对罪犯心理健康积极影响的作用
社会支持,就是通过对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来实现教育改造的个别化、社会化和科学化;监狱是社会一个不分割的部分,监狱通过教育改造罪犯来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因此,监狱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十分重要。监狱在教育改造罪犯的过程中,即注意罪犯的思想转变,还要注意罪犯健康心理的培养和行为的矫治。利用社会支持对罪犯进行帮教是监管改造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教育手段之一。它的作用在于协助监狱民警做好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使之成为安心改造,遵纪守法的公民。由于社会支持对增强罪犯生活信心、鼓励罪犯接受改造、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社会支持对监狱服刑罪犯的帮教已成为中国改造罪犯工作的特色之一。
二、社会支持对罪犯心理健康影响
社会支持对罪犯心理健康影响有多种方式,以下主要谈谈亲情帮教、与社会专业团体合作进行帮教对罪犯心理健康影响。
(一)亲情帮教对罪犯心理健康的影响
亲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失去自由,在相对封闭的改造环境中,罪犯思乡情节加深,亲情时刻萦绕脑海,内心愧疚给家人带来的伤害,心中牵挂的是家人的冷暖安康。因此,充分发挥亲属的特殊作用,积极做好探监亲属的工作,动员探监亲属做规劝工作,利用亲情感化罪犯非常必要。家人的信任和鼓励,宽容和关爱,对罪犯最大的精神支持,对罪犯缓解焦虑抑郁情绪,保持平和心态,安心改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教育改造工作中,通过亲情的力量,促使罪犯由抗拒改造、消极改造转化为安心改造、踏实改造事例比比皆是。同时,对重点对象进行家访,经常向他们介绍罪犯的改造情况,帮助解决罪犯家庭遇到的具体困难,使罪犯感到监狱的关怀,心怀感恩激发改造的热情和潜力。在实际工作中,利用亲情帮教,矫治罪犯心理问题,培养健康心理,是行之有效的主要方法之一。
(二)利用社会专业团体优势,推进监狱与社会的互动,实现双赢
开展罪犯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矫治,监狱的专业队伍相对于社会上的专业团体来说,专业水平和技术力量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罪犯心理矫治是提高监狱心理矫治工作水平的一个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
因此,监狱工作应与时俱进,改变过去封闭管理的一贯做法,推动监狱工作社会化,努力提高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成效。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罪犯心理矫治,既是监狱工作的需求,同时也是社会对监狱工作期待的一种回应。通过社会力量,可以促进监狱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即监狱利用社会上的心理专业人才来提高心理矫治水平,社会也以利用监狱作为实践基地、一方面监狱利用社会力量为开展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又为社会力量开辟了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实践的基地,建立一个双赢的交流和发展平台。
三、推动监狱心理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一)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
矫治服刑人员心理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和重要的教育改造任务,监狱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不断探索、改进和完善,监狱心理健康教育专业队伍的素质需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因此,只有借助社会力量的人才资源才能使监狱心理矫治质量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二) 在形式上有新的突破
心理健康教育形式既要立足本位,充分发挥监狱民警、心理咨询师主体地位作用,又要发挥亲情帮教、典型事例教育、利用社会专业团体优势。
在教育方法上既有团体辅导又有个别咨询,既有知识讲座又有互动游戏,既有音乐欣赏又有放松训练等,课堂气氛活泼生动。
(三) 教育内容丰富多彩
在教育内容上有认识自己、自我控制、自我管理、适应环境、情绪调节、放松训练、人际关系等。使服刑人员感到新鲜,学得有兴趣。
(四)提高授课水平
授课老师的心理学专业知识丰富,咨询师学识渊博,又有丰富的经验,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特点摸得准、分析得细、讲得透彻,使服刑人员听得明白,理解的透。
(五)增强教育针对性
The effects of locus of control, social support on positive psychology of underg raduates. Dai Hui, Li Yi'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Liaocheng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locus of control and so cial support on positive psychology. Methods 284 college studen ts were tested by I-E, SSRS, GHQ-20. Results ①College students o f different locals of control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ocial support and theutilization of support; ②Thev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college students'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ocial support; ③Social support and psy chological control were significant to predict the increase of mental health (P
【Key words】 Undergraduates; Iocus of control; Social support; Posi tive psychology
大学生是一个广泛而引人关注的群体。大学生个体的心理健康不仅与其内在的本体因素有关 ,同时还受许多外在诱发因素的调节和影响。
当一个人遇到挫折和困难时,能否向外界主动地寻求帮助,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 对所建立的支持系统的利用都反映了其应对问题的归因,心理控制源和社会支持是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的。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心理控制源、社会支持的相互关 系的研究显得不甚深入,本文将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大学生积极心理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 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发展研究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大 学生的心理控制源、社会支持对其积极心理的影响,必将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与心理和谐的全面提升。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以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聊城市某大学本科一、二、三年级学生为研究被试 ,每个年
级随机选取文理专业各一个班,共发放调查问卷302份,收回有效问卷284份,有效 率94%。其中男生115人(40%),女生169人(60%);文科生178人(63%),理科学生106人 (37%);大一82人(29%),大二102人(36%),大三100人(35%)。
1.2 工具
1.2.1 一般健康问卷GHQ-20 由李虹、梅锦荣修订而成,包括3个维度:自我肯定、忧郁和 焦虑,共20道题目,要求被试用“是”或“否”指出近几周的感觉。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0.743。在本研究中,我们把忧郁和焦虑的总分之和作为消极心理的得分,把自我肯定 总分减去消极心理得分之差作为被试积极心理的得分。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由肖水源修订,10个条目共测量3个维度:客观支 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对量表进行了局部修改:将第三个条 目中的“邻居”改为“舍友”;第四个条目中的“同事”改为“同学”;第五个条目中的“ 夫妻”改为“恋人”,同时删去“儿女”一栏;第六、七条目中的“配偶”改为“恋人”, “同事”改为“同学”,“工作单位”改为“学校” ;第十条目中的“工会”删除。该量 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2.3 心理控制源量表(I-E量表)[2]包括23个项目和6个插入题,每个项目均 为一组内控性陈述和外控性陈述,要求被试必须从中选择一个。对外控性选择计分,得分范 围在0(极端内控)到23(极端外控)之间。
1.3 方法 采用SPSS13.0 统计软件对研究所得原始数据进行录入、整理,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 :描述统计、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
2 结 果
2.1 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描述统计结果 见表1。
2.2 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表2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心理控制源(外控性)与社会支持的各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
2.3 大学生心理控制源、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见表4。
表3结果显示,不同控制倾向大学生所得到的社会支持(包括主观和客观) 及对支持的利用度 都有明显的差异(P
2.3 大学生心理控制源、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大学生心理控制源、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相关。社会支持中除主 观支持与自我肯定不存在显著相关外,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与GHQ-20各 因子间都存在显著相关。心理控制源(外控性)与GHQ-20各因子间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与 自我肯定、积极心理存在着显著负相关,与忧郁、焦虑、消极心理存在显著正相关。
2.4 心理控制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积极心理的回归分析 见表5。
大学生积极心理对心理
表5控制感、社会支持的多元回 归分析
标准回归系数 tP心理控制源总分-0.293 -5.17
以GHQ-20的积极心理为因变量,以心理控制源总分和社会支持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采 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5)表明,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只有心理控 制源总分和社会支持总分,其联合解释的积极心理变异量为15.2%。标准化多元回归方程为 :积极心理=-0.293×心理控制源总分+0.196×社会支持总分(F=25.23,P< 0.001)
2.5 心理控制源、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积极心理的路径分析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建立了心理控制源、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 积极心理的路径图(见附图)。
由附图可以看出,心理控制源和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的积极心理都有直接影响作用。心理控制 源对大学生积极心理的影响,既有直接作用,又通过影响社会支持水平而间接影响大学生的 积极心理。
3 讨 论
3.1 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和社会支持关系密切 本研究发现,内控型大学生在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支持的利用度上得分 高于外控型大学生,即内控性越高,获得的社会支持越明显,外控性越高获得社会支持越少 。这是因为,与外控型学生相比,内控型学生较不相信机遇和运气, 不怨天尤人, 表现出良 好的处事心态,容易获得同辈和长辈的好感、赞许。
3.2 心理控制源对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存在重要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心理控制感与自我肯定、积极心理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忧郁、焦 虑等消极心理因素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外控性归因的大学生因对自身的控制感低,自 我肯定等积极心理成分较少,进而影响到个体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而内控性归因的大学生 ,在生活、学习中遭遇挫折时,习惯从自身寻找原因,并能调整自己的认知方式以适应情境 的需要,其自我肯定等积极心理成分较多,总体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要好。回归分析和路径分 析的结果表明,心理控制源对大学生积极心理的影响,既有直接作用,又有通过社会支持产 生的间接作用。
3.3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能对人们心理健康产生积极或消极的 影响 社会支持的多少是产生心理冲突和心理危机的重要来源,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 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纽带,他们必然要从社会或他人获得支持和帮助来解决自己面临的矛盾或 困境,如果获得的帮助或支持越多,他们的矛盾或困境就越容易应付,心理就会朝着良性的 、健康的方向发展,获得社会支持的程度越高,积极心理水平越高,获得的社会支持的程度 越低,积极心理水平越低[3]。
当代大学生由于社会阅历较浅,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欠缺,在生活或学习中遇到困难 或挫折时,容易出现心理波动和心理危机,需要获得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地的支 持或帮助才能解决这些危机,从而达到身心健康。因此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方面要 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并积极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网络,并力所能及地为别 人提供社会支持;另一方面引导学生采取正确的归因方式评价生活中出现的各类消极生活事 件,以积极的态度和方式寻求社会支持来解决问题,从而降低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促进自身 健全人格的养成与心理和谐的全面提升。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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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它已成为个人、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网络时代的公共组织治理模式是顺应形势发展的产物,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实现信息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应用先进通讯技术和电子系统的现代化治理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公共组织又将怎样应对这些挑战呢?本文对此做了初步探讨。
1 信息社会中公共组织的特性
从运行的意义上讲,公共组织就是收集、处理、传递、储存信息的场所。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通过知识进行统治,它的合理性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1]。因此,从信息的观点看,尤其是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公共组织的实质就是构建信息流,收集、处理、传递和储存信息。
公共组织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获得高质量决策的前提是决策权与信息的合理结合,这在现代组织别重要。西蒙等人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是管理的核心和基础。而在“后工业社会”的当今世界,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而是如何进行决策,也就是如何进行信息处理。这就涉及到信息与决策权的结合,也就是信息和权力的转移。而最优的组织结构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2]。
2 公共组织治理模式对社会产生的主要影响
2.1 信息不对称
信息的不对称传播是网络时代公共组织遇到的重大挑战。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信息本身的价值可以作为生产劳动力或者间接增值的生产力,电子网络时代的信息拥有高度的价值,信息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信息接受者的自身利益,若公共组织收集到的社会信息不准确,那么,由依据这些信息整理分析出来的公共决策也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环境的发展。信息传播的不对称可能导致两方面的损伤,一是对公共组织自身利益,二是对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
2.1.1 对公共组织自身的影响
对公共组织自身的影响主要在于有可能提高信息搜集的成本。公共组织对社会事务的相关信息都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搜集而来的,若公共组织搜集来的信息不能正确的反映社会事物的实际情况,那么,公共组织以这样的错误信息做出的决策也不可能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公共组织就在错误信息上浪费了资源,同时,组织的日常信息成本也会随之提高,严重影响组织的自身利益。这是社会对公共组织信息传播的不对称,若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信息传播也出现不对称,那么将直接影响到组织最终的决策问题。这不但会影响组织内部的相互和谐,还可能造成少数个人利益为主的风气在公共组织中滋生。
2.1.2 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
信息的不对称传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公共政策不能合理的处理好社会事务。这会直接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公共组织作为处理社会日常事务的组织,它的主要职责就是治理社会公务,维护公共利益。在信息化时代,社会事务的相关信息的误导可能直接导致公共组织的领导做出不符合实际的公共决策,这将严重损害公民的利益,甚至引发社会公民对公共组织的不满情绪。
由此,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要通过建立合法的信息传播制度来约束那些错误和违法的信息传播,确保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正确性和安全性。这一信息传播制度必须要通过法定部门授权,由专门的执法部门予以颁布和实施,从而保证信息在传播的渠道中尽可能少地出现错误,使公共组织处理社会事务的相关信息能够真实的反映事务本身存在的问题,最终决定合理的公共政策。
2.2 对民主体制和政府权威产生了巨大影响
2.2.1 对民主体制的影响
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的传播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个人在运用现代化的通讯技术的同时可以很方便地掌握大量有关社会发展的信息。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里,市民可以通过网络来参与很多公共活动,甚至通过网络来参与政治选举。与传统的代表性民主体制相比较,现在的网络式参与民主体制显得更具有个人风格。个人的意见可以在网络上普遍的传播,过多的个性化建议可能导致个人参与政治的多样性,多种分歧的参与政治可能影响民主政治的代表性意见,对现在的民主政治体制造成一定的冲击。
避免对民主体制产生冲击的解决途径是政府通过建立网络政治参与规范来适当限制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体制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于网络参与使社会公民和政府等公共组织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所以对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它的负面影响则可以适当采取限制措施。
2.2.2 对政府权威的影响
现在的网络技术更加重视对电子技术的应用,政府作为公共组织的主导,主要担负治理社会的主要责任,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确实使政府等公共组织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但是,公共组织对网络技术的依赖也成为制约公共组织自身治理社会的能力。政府在公共组织中拥有权威的地位,是主要领导者,但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政府要更多的了解社会事务,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就需要有高新的技术作为基础,否则,政府干预社会事务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政府主导公共事务的权威将受限于网络技术。
要解决影响政府权威的问题就需要通过政府对网络技术的法律规定来实现。任何社会发展环境都是需要制度的约束的,政府权威之所以受到高端技术的限制就是因为在这一领域暂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网络技术的应用方式,高端的电子网络技术应该是应用于维护政府治理社会事务的权威而不是阻碍政府的治理权限。再者,政府也应该更多地与电子领域的技术精英进行沟通,对高新技术人才应当给予鼓励和维护,这些技术精英代表社会各阶级团体的利益,政府要与社会各阶级进行沟通协调才能更好的治理社会。
2.3 对国家、民族文化和公民个人权利有重大影响
2.3.1对国家的影响
由于网络时代的信息涉及到社会的诸多领域,所以信息的自由传播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如何维护一个国家的信息进而维护国家安全已经成为网络时代公共组织治理的重要问题。由于国家无法限制网络信息的全球化传播,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使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提高国家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只有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高的地位,才能保证信息的主导权尽量地掌握在自己国家手中。
2.3.2 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如今网络信息普遍传播的情况下,各国的政府等公共组织是不可能阻止国外的信息流入本国的,公民在网络上浏览信息的同时会接触到很多的国外信息,这样,本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可能受到国外文化信息的大量冲击。针对这样的现状,政府应该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维护本国的民族文化:一是在网络上大力宣传本国的传统文化信息,充分展现本国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文化底蕴。二是对包含国外文化的网络信息进行本地语言的规范化传播,用本地的语言文化来诠释国外的文化信息,最终实现发扬本地文化的目的。
2.3.3 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影响
网络时代的信息普及正导致公民的私人领域缺少安全感。公民自身的特征、习惯、家庭成员资料,工作单位以及工作状况甚至是私人的机密信息在网络上都没有安全感,政府对公民个人的信息保存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方面,政府应加强私人数据的保密措施,维护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
2.4 社会公众对信息掌握的差距大
公共组织治理过程中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的互动交流,社会公众与政府交流的程度直接决定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多少,公民要与政府进行社会事务的交流和讨论,必须要掌握相关的社会信息,对社会信息掌握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高低。除此之外,掌握信息量的多少还可能与贫富差距和社会结构性失业情况有关。可以说,在公共组织的信息化治理模式下,公民对社会信息掌握程度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身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信息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信息两极分化,在信息作为生产力的社会发展环境中,信息的两极分化将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的生活水平差距拉大。
面对社会公众的信息化差距,解决途径有:一是政府应该平衡各地的网络设施建设,对网络信息传播比较薄弱的地区加强网络的基础建设,提高该地区的信息传播能力。二是平衡城乡之间的网络水平差距,使乡村的网络技术水平接近城市的平均发展水平。三是加大对社会公民的网络知识培训力度,使公民更多地了解一些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基础知识。四是规范调整各地区获取信息资源的方式,逐渐减少信息分布的两极分化,从而平衡社会公众的信息化程度。
3 结语
网络经济是网络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信息化治理模式下,网络经济更多的是富有生产力的信息,信息的直接生产力是网络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目前,我国的网络经济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信息的规范制度不完善是主要原因,就拿电子商务作为网络经济的代表来说,在我国政府的信息化治理模式下,电子商务的发展只是初步形成了相关的法规来保证买卖交易的合法性,由于我国有关信息化的法规暂时还不够完善,电子商务本身就失去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我国当前政府等公共组织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下,网络经济的发展缺乏的是一个稳定的发展平台。只有信息产业的相关法规逐步完善之后,网络经济的发展才能有一个新的飞跃。
针对网络经济的目前状况,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力度,信息产业是网络经济的主要支柱,信息的直接或间接生产力都是网络经济前进的动力。因此,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入对促进网络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二是建立符合国家发展状况的信息政策。信息政策的建立必须跟随着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目标的不断发展而变动调整,为了是适应当前国家的整体发展策略。建立信息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协调网络上的有关信息的社会行为。在信息网络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行为的数据环境,在这一环境中的社会行为通过信息的传递同样可以影响社会的整体发展。制定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信息政策,是政府规范网络信息行为的重要标志,它能保证信息网络的和谐安全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摘要】社会管理失范是常见的社会问题,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社会管理失范进行论述,并分析了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了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具体阐述如下。
关键词 社会管理;档案价值;影响
社会失范主要指不规范的社会行为,而人们对行为规范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失范管理状况对档案价值影响颇深。档案是企业运行轨迹的真实反映,也是了解信息资源的有效途径。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价值,必须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管理工作。
1 社会管理失范概述
从字面意义上讲,社会失范就是没有或缺少社会规范。从社会学方面讲,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平衡引起的社会现象,即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展速度较快,而精神文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总之,社会失范是对人们价值观的反映,社会失范是任何社会时期都会存在的一种现象。当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和道德发展程度不相匹配,某些方面受到不到有效控制,从而产生了失范现象。在被动遵守行为向主动拥护转化的过程中,人们处于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赖于生存的准则与规范失去了意义,人们的生活环境和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现行文化和道德中没有明确规定达成目标所应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当人们不能用符合规定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就会通过虚构、机械服从、形式主义、逃避以及反抗等方式来达到目的,社会失范因此产生。
2 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的影响
2.1 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
管理形式雷同性强是社会失范的突出症结之一,也称作“形式主义”。社会管理失范促生了呆板的档案管理形式,严重降低了档案的内在价值。现阶段,信息互动频率逐渐增加,单位之间的信息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因此,档案管理方案和管理模式范本就会流行于各个单位之间。会议和文件是管理的主要方式,无论是领导的言论,还是文件的内容都要求具有真实朴质的特点,严禁出现“套话”和“管腔”等形式主义的语言模式,然而受社会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领导演讲和文件中大多出现了缺乏实用性、创造性的观点,从而导致档案中出现重复记录的现象。比如在不同级别的文件中屡次出现“科学发展”、“人本主义精神”和“和谐团队”等方面的内容,极大地降低了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管理方式也是提升档案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单位档案管理模式多是沿用社会上通用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增强单位竞争力无益,不利于企业的个性化发展。
2.2 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真实性体现了档案的基本价值,但由于受各种社会失范形式的影响,档案管理中出现明显的信息失真和浮夸现象。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某些单位为了逃避税收,篡改经济数据;有些行政领导为了减少自身责任,少报或者隐报管辖内的安全责任事故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致使档案记录缺乏真实性,不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指导政策。为了局部利益而背离客观事实的做法较为常见,是形成管理失范现象的根源之一,客观的社会实践记录才是确保档案生命力的源泉。档案失真包括两个方面,即记录内容失真和管理过程失真,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内容失真主要是指档案记录没有真实反映社会实践过程和实践情况,以造假和虚构出的文字或者数字记录活动情形,无实质性的档案价值。管理过程失真,是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而将真实的记录进行销毁或者更改,弱化档案的原有属性,不能真实地反映不规范的实践过程。
2.3 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管理理性程度较弱,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内容的完整性。社会失范易导致人们做出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比如,在会议上,某些单位领导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为处理意见,或者谈话时避重就轻,甚至要求相关记录人员对自己的发言不予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内容缺失较大,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决策和方案没有得到及时、完整的记录,或者方式较为含糊,不能为日后提供的参考依据。在社会管理缺失的环境下,各级领导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降低,因此,不利于日后成绩的发展。
受管理缺失的影响,由于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档案记录长期处于一种片面的记录状态,若不加以制止,不但降低了档案价值,而且容易造成档案管理短板,人们对档案完整性的追求也会逐渐消退,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及其不利。
3 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
3.1 优化管理内容,改变虚假的记录习惯
在不同的社会中,档案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档案是密闭的、独有的,档案中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竞争的优势,也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孤独的境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公开程度逐渐加深,档案内容日益透明化,单位之间的信息互动越来越多,并在相互借鉴中取得共同进步。如何使公共的档案管理经验成为单位特有的竞争性力,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对档案管理办法进行革新。比如,对于单位内外部的技术文件、重大过失的处理方法进行收录,并进行长期保存,然而,档案的保存期限并不是越长越好,对于价值较为一般的档案通过鉴定文献类型,设定保存期限,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档案保存管理条例,定期评定档案的价值,及时更新和消除“过期”文件。
3.2 建立档案管理体制,灵活创建管理机构
开展档案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也是提高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一般情况下,档案管理组织形式分为以下两种,即集中式和分散式,档案管理形式必须与企业的发展情况相对应。目前,管理体制均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单位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朝着团队化组织方向发展,企业档案的管理权逐渐公开化,单位领导需要进行统一设定设置专业的管辖部门,强调档案管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采取单位总部档案管理和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即单位内部设立自上而下的档案管理机构体系,任命总部的管理人员为档案部门主管,各项目的档案管理员为部门成员,进行综合管理。
3.3 创新档案管理方法,吸收时代元素
档案管理方法关系到信息的有效收集量和保存价值的大小,单位应不断更新档案管理观念,及时吸纳优秀的管理方法。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已经成形若干个范式,并在相应的时期促进了单位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信息化逐渐成为当今的发展趋势,又创造出更多的档案实体形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工作,人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管理效果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向同时做好不同类型的档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档案种类,确定相应的档案管理方法。比如,对于数量较大的、使用频率高的档案,使用胶片或者磁盘的形式进行存储,对于数据原始档案,通过建立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机密性较强的档案则可利用以上两种方法进行储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中主要通过“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方法,以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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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的为股东们盈利作为自己的惟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的增进除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人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公司社会责任的产生主要是源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司财产的社会性。工业经济时代,公司财产的来源、使用、支配等方面与农业经济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社会性、多态性、层次性使公司成为国民财富的具体管理者,公司应对整个社会承担直接和间接责任。二是公司关系的社会性。随着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公司对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强大,公司内外法律关系也日益复杂,原来纯粹的私权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公权关系。三是公司影响的社会性。现代公司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公司股东,金融、税收、劳动、社会保障等部门以及企业、社区、消费者等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于一九九七年十月份公布之社会责任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简称SA8000)是全球首个有关道德规范的国际标准。SA8000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其依据与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及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一样,皆为一套可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之国际标准。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法上的重要课题,其宗旨是重构现代公众公司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关系,尤其是调整关于消极股东与作为公司控制者的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关系。因此,公司权力尤其是控制权制度安排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而“公司治理结构”一词则舶来于英文“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公司治理结构有时也译作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机制。国内外学者由于分析和强调问题的角度不同,加之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概念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定义之间差异较大。
在现代社会,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不断发展,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对公司治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发展到现在已经从伦理责任向法律责任过渡。目前许多国家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或者规则大多体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过去美国的公司治理长期以“股东利益”为中心,而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已有许多州陆续以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为基础对原有的公司法进行了修改。目前美国法学界和经济界所倡导的公司改革方案就是改善公司董事会的结构,增加独立董事的名额,同时在董事会之下的各委员会也应有超过半数的成员属于不兼任经理职位的外部董事。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作为公司民主精神表征的共同决定制更直接体现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在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2年1月7日)第6章第86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在公司治理及公司治理立法上的反应就是公司的多边治理及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立法来看,可以说,多边治理目前已成为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现实选择。在这方面走得较快的是日本和德国。德国在1976年的《共同决定法》明确规定监事会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以此实现多边治理。日本的公司法的现实形态是经营者主导型治理结构,目标是平衡股东与雇员的利益,并鼓励雇员参与公司决策。坚持“股权至上”的英美法系国家近十几年也开始反省,许多公司开始推行利润分享计划、职工持股制度及职工参与制等,逐步从单边治理向多边治理靠拢,并且这些国家的公司法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例如英国1985年《公司法》规定:“董事们考虑的问题应包括公司全体职工的权益以及其他成员的权益”。美国29个州的公司法在上世纪80年代也相继变革,开始反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在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中,就公司治理结构而言,还存在着许多不令人如意的地方,除了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缺乏外,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最大的债权人其利益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商业银行既无权持有公司股份,也无权参与公司经营,在公司治理方面几乎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利害关系者作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债权的约束功能是微弱的。从利害关系者的另一方面,即公司员工的角度来看,职工参与公司治理,既是人的“经济价值”提高和民主理念向公司内部延伸的结果,也是缓和劳资冲突提高公司组织效率的需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司治理过程中在理解职工的利益时,简单地认为职工利益就是福利。规定了对工资调整方案、奖金分配方案、劳动保护措施、奖惩办法以及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职代会的权利,可以审议决定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其实公司的兴衰与职工的基本生活来源具有密切关系,职工应该以参与到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根本利益。将职工列入法人治理结构中,完全符合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具体地落到实处,赋予职工参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权利,没有剥夺股东的收益权和其他权益;没有剥夺董事、监事、经理的权利;没有增加员工对公司的额外要求,不减少公司收入。如果说发生冲突,或是讲约束的话,那就是与那些违法的、违反公司章程的、违反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冲突并加以制约。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让员工参加到法人治理结构中来,从政治上是没有阻力的。同时为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更应当创造条件让职工参与公司治理。
随着新《公司法》的出台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公司治理问题以法的形式进行了总结、提升。例如新《公司法》总则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而删去了旧《公司法》关于公司“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的规定,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其他象在新《公司法》第1条、第17条、第18条、第19条、第20条等都体现出新《公司法》对债权人地位的重视、职工参与等公司多边治理的理念。这些都体现出我国新《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规范在公司的设立、治理等各个环节对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弘扬,反映了我国公司立法理念的进步。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221-02
引言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展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最新一代的“傍傍族”已悄然诞生了。56.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傍傍族”(傍款、傍权、傍关系)。为什么会“傍”?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已经逐步呈现出“关系多了好走路”的倾向。而这样的“文化暗示”为什么会出现并被认可?这是未来中国社会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
一、“傍傍族”的内涵
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肖鹰教授:世界上有许多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国民只要傍着国家就能够生活得很安逸。但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仍旧能够保持巨大的竞争力与创新能力?那是因为人们有一种独立自主的个体精神的支持。然而,我们当前虽然个人主义泛滥,但许多人却并没有树立起真正独立的精神。所以“傍傍族”日渐增多,其结果只会让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失去创新和独立发展的能力[1]。
“傍傍族”是指人们渴望借助捷径实现个人目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方面进行分析,“傍”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传统的“关系主义”运作方式在当代的延续 [2]。
二、“傍傍族”出现的缘由
在当今新词层出不穷的环境下,“傍傍族”能够迅速成为焦点,自有其深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变迁背景。或者说,民调显示的“靠自己的能力难以实现梦想”、“投机心理盛行”等,既是“傍”的原因,也是在转型社会中公众渴望寻求快速致富渠道的社会环境和浮躁的社会心态的写照 [3]。
1.社会流动机制的缺陷。在社会上升空间日益狭隘,上升渠道越来越狭小,个体改变命运越来越困难的现实下,除了成为“傍傍族”,就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了。从社会流动机制看,当社会越缺乏公平、通畅和正式流动渠道时,就会迫使有些人不由自主地选择“旁门左道”来谋求社会地位的升迁,“傍”就是一种选择[3]。然而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中,优胜劣汰是自然的规律,这不仅能使下级阶层的优秀分子实现阶层流动,上层阶级更新血液,也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所以说现代社会的分层结构应该是一种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公平、通畅的自由流动,而不应是一种封闭的结构。这种缺陷的社会流动机制,公众已不能接受。因为现在法制已深入人心,自由与平等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要使得社会底层的人们安于现状是不可能的,但公众却无法改变社会流通机制,所以,为了生存,为了未来,就只能选择“傍”来改变命运或实现梦想。
2.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在中国当今社会中,逐渐出现了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被权力阶层垄断与世袭,贫困阶层子弟只能在非正规的事业单位工作,甚至很难寻找正常的工作机会。而且,随着垄断与不公平竞争的加剧,关系网络进一步强化,贫困阶层子弟想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更加渺茫[4]。目前,“蚁族”群体的队伍不断壮大,中产阶级的中间人群普遍蜗居,这些都映射出优势群体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的现象同时反映了强者占据优势、弱者更加边缘化的“马太效应’的局面。而“傍傍族”正是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下产生的,公民发展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等的趋势正在扩张[5]。
三、减少“傍傍族”社会现象的对策思考
众所周知“傍傍族”可能导致社会流通渠道变得畸形、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社会人脉关系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留给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如何给更多的公众不进行“傍”的理由。
1.约束和规范社会公共权力。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核心在于健全约束制度,实施有效监督,从制度层面上对权力与利益做出合理·安排,使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相分离,从而达到有效预防腐败的目的。公职人员必须正确处理好自己的私人利益,不能让私人利益破坏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客观性,否则必然会滥用公共权力,使其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侵害大众与国家利益。就此而言,利益冲突是腐败的潜在之源。这种制度建设,其宗旨在于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避免私人利益对公务公正性的干扰,进而减少公职人员的机会和空间[6]。
2.边缘人群的救助安抚与利益补偿。社会公平与否,集中表现在社会成员承担的改革成本与财富分配上。对于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弱势阶层、利益受损群体——“傍傍族”,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给予其扶持或补偿。核心是确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7],形成社会救济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筑一个由政府和社会民间组织共同编织的可靠的社会安全网,让弱势群体也能充分享有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最终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
结语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提供给年轻人以通过劳动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畅通的上升渠道,保障个人可以通过劳动或奋斗完成社会阶层的流动,而“傍傍族”们的崛起,恰恰反衬出草根们靠劳动靠自己奋斗实现梦想的艰难。正是公民发展机会严重不均等的制度缺陷,导致了“傍傍族”兴起以及“傍”文化的盛行。在许多人那里,对于功利目标的追求已全然失去了道德准则和伦理精神的必要约束和引导。“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准则已成为不值一晒的陈年陋规,能否达到目的的衡量手段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既然如此,只要“傍”能够帮助实现目的,只要“傍”能够帮助获得宽裕的生活,梦寐以求的地位,“傍”一下又有何不可呢?
参考文献:
[1] 姚文颖.傍款傍权 56.9%受访者确认身边遍存“傍傍族”[N].中国青年报,2010-07.
[2] 王小章.“傍傍族”流行折射三大社会病灶[N].人民论坛杂志,2011-01-25.
[3] 刘凤羽.如何让“傍傍族”由藤变树[N].重庆商报,2010-12-08.
[4] 朱四倍.指责“傍傍族”不如反思草根梦想何以寄托?[N].燕赵都报,201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