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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围绕整改,抓落实
通过整改集中解决问题是整改落实阶段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也是对学习实践活动实际成效的重要检验。截止目前,已经整改落实的事项有3项,其余正在按措施进行尾留工作的落实。在整改落实阶段中:一是努力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精心组织生产,积极开拓市场,极力促进产品销售,工业经济保持了平衡较快发展。1—7月份,全县规模内工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7.92亿元,占计划任务31亿元的57.8%,同比增长78.5%;产品销售收入完成16.73亿元,同比增长70.1%;实现应交税金1.46亿元,同比增长60.2%;产销率达到93.4%。主要产品原煤产量为407万吨。目前,工业项目进度比较顺利,完成投资1.3亿元(其中设备订购4000万元),重点项目青岗坪煤矿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7.5亿元,已完成了工业广场土建工程,职工宿办楼主体工程,掘进井洞1300米。县城集中供热工程1—7月份完成投资1700万元,累计完成投资1.52亿元,烟囱、凉水塔已建成,办公楼、主厂房、变电站、综合楼已竣工,目前正在建设输煤系统和安装设备。清塬、席家山、七里川煤矿技改扩能项目也全面展开。民营企业全民果干厂等小企业已进入试产阶段。二是加强银企合作,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其落实企业贷款问题。三是我局始终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认真执行整改落实方案,解决改制企业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注重为群众办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好事。为县制药厂改制遗留的职工兑付安置费98%,职工失业保险已办理,统筹费、医保等问题正在协调缴费。
三、完善体制机制,健全规章制度
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有三个来源:中国的经济现象、了解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特性的不同、用西方主流的范式来研究。
扬弃西天取经
研究中国问题,要有一种长足心态,必须把现有理论抛开,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条件是什么,决策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等。从西天取的经,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所提出来的,看似对发展中国家问题解释得很好,但如果真的应用,结果将与预期相差甚远。原因在于理论是否适用,决定理论的条件和前提是否存在。
现有的理论不能指导我们更好转型,发展中国家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生产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是落后生产力。根据主流理论去转型,开始可能建立起一些现代化的大产业,但很快经济会陷入到停滞。要扬弃西天取经,因为西天取的经来自于发达国家,也必然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为理论前提,中国强行嫁接只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要实现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现象,了解其背后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而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继承与扬弃。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界要进行理论创新与发展,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因为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新的现象,但中国的现象如何来理解,一个是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因为讲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发展中国家,研究当然是希望前进,必须从基本道理中寻求认识。一个是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只有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和世界经济学界进行交流沟通。
引入自生能力
认识到中国问题不能完全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来研究以后,就可以开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主流研究方式的结合点是在要素禀赋和结构上。一个国家要在产业上、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其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另外,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决定了是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随着资本积累增多,将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新经济结构理论中把企业自生能力引进现代经济研究领域。引进企业自生能力概念以后,对发展、转型以及经济运行都会有很多不同看法。
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企业从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不断转型升级。转型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如果是内生,就必须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状况,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有竞争优势就会产生剩余,有剩余才会有更高的积极性进行积累,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然后产业就会不断升级。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可以对很多转型现象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解释。比如,转型中的国家开始转型的时候,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渐进双轨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有了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以后,会发现在转型之前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按照休克疗法补贴的话,这些产业就会,之后会造成极大的失业,社会不稳定,经济不发展。任何当局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发生,无论是把补贴都取消掉还是继续补贴,效率都是很低。渐进双轨被认为是最糟的方式,但同时又最务实。渐进双轨是一方面政府给予企业补贴,另一方面放开比较符合当时发展状况的企业的准入,不仅准入,而且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实现经济稳定和高速增长。
认识阶段特征差异
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金融结构、人力资本、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运行理论创新与发展路径会有所不同。
发达国家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升级必须依靠发明,这其中风险很大,所以必须有良好的金融安排。这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好使,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一般劳动力较密集,资本需求少,且风险生产的产品成熟。所以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和资本需求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参考文献】
[1]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郑长德.世界不发达地区开发史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一、李斯特“保护贸易”思想的起源
首先,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的形成,与他多年旅居美国有关。李斯特在美期间,正值美国保护贸易推行的,他目睹了保护贸易不但没有妨碍美国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它的财富增进的事实。当时,美、德境况颇为类似,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同,同受英国“谷物法”限制,农工产品无法向英国自由输出。美国既然为建立和扶植工业而实行“保护政策”卓有成效,德国也应加以仿效,这样才能最终赶上工业先进国。因此,我们可以说,李斯特“保护贸易”的主张,首先得自于他对美国经济经验的观察。
其次,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奠基于他的“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他曾两次提出贸易制度要和一国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论断。一次是他在总结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提出,对于一个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国家来说,可以而且必须按照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良的第一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摆脱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即贸易保护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达到最高程度以后,再恢复自由贸易制度,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无限制的竞争。他还说,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在第一阶段,德国、美国在第二阶段,英国在第三阶段。
另一次论述经济发展阶段问题时,他更明确地说:“从经济方面看来,国家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并认为,只有处于第五时期的先进国家可以实行自由贸易,因为它不害怕和别人竞争;而处在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和农业时期的国家,也需要自由贸易,以便用自己的剩余农产品换取别国工业品,以促进本国经济繁荣,加速向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转化。只有处于农工时期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才需要保护关税,以免受先进国家竞争。
再次,从不保护贸易的反例论证保护贸易的必要。李斯特曾向人们分析了后发展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交往中没有保护的尴尬境地。当时英国经济最发达,因而自由贸易是最适合英国的,英国人会把他的剩余资本用来在他认为法规制度、资源状况都比较合适的国家和地区去发展自由贸易,以至整个英国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落后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最上品的酒要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播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尽管后来的情况并不像李斯特所预测的那样(可能正是实行了保护政策的结果),但李斯特的理论完全是符合逻辑的,是有理论震撼力的,看一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展开的激烈争论,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现实震撼力。
二、李斯特关于“保护贸易”的方法
首先,李斯特并不主张无条件的贸易保护制度。他的保护关税政策也并非一般地反对自由贸易,实行闭关自守,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手段。因此,他对保护关税作了多方面限制: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头等意义的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要给予重点保护,如纺织业;对一般工业进口,可规定不同税率对输入加以限制;对奢侈品工业,只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而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予免税或征收很轻的税。对于保护时期,也要作适当规定。如被保护的工业经过保护以后能与外国竞争,甚至价格低于进口品,就不用保护了;如果保护了几十年仍扶植不起来的工业,就不必再保护;对于那些没有强大竞争者的工业,即使本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也不要保护。他还认为,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应逐步降低进口税率。如仍实行高关税,就会对国家有害,因为它限制了本国工厂主与外国的竞争,会助长他们的惰性。应当认为,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是对外贸易理论和政策史上的光辉篇章。
其次,在对外主张保护关税的同时,李斯特在国内商业政策方面主张必须废除关卡,统一税则,实行自由贸易。因为不在国内各邦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没有统一的德国。但是,他认为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时,也有必要由国家作适当的政策干预,并认为经济越发展,国家在立法和执政方面对经济干预越不可少。这表明,李斯特对国家在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必须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已有较深刻的认识。
在李斯特看来,不仅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让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会,创造吸引外资的条件。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他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他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他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作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三、对李斯特“保护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评价
综合看来,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对此,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一些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英文版编者序中指出,“此书所论及的问题在李斯特逝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那些关心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人仍然可以从李斯特的学说中寻求到启示。李斯特真正无愧于自己名望的是,他是一个预言家,他预见到了‘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抱负’,而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辩护士。”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5).
(二)欧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多数经济学专家和统计学专家都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进行了研究。其中经济学家、统计学法威廉•配第就对国民收入总量进行分析、统计。随后,出现了价格与需求函数关系量化分析,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完善,进而实现统计和分析这两门科学的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了国家经济核查体系,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充实国家经济核查体系。此后,出现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与资金流量表。这些都极大了促进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推广应用和发展。
(三)中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统计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检查与制定工作之一,在企业,乃至国家所有部门中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成为了总结与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就我国目前形势而言,统计学数据等有关内容并没有获得较为深刻的利用,统计学的重要性经常被忽视。因此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明确统计学在整个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研究方向、核心地位、知识体系中的关键所在等,并不断发展此趋势,利用措施弥补数据的不足和数据质量问题,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采取现代统计学分析法,实现统计学的独立发展,以此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产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准确把握地区产业发展的阶段,是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合理制定区域产业整合战略的前提。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经济发展必须以不逾越重大阶段为前提,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因此,选择区域的主导产业,首先需要深入研究进而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别,可以通过运用经济发展阶段判别指标体系计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来实现。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主导产业的内涵
经济发展阶段是经济发展中的各组成要素在某一时点上的发展程度的集合。近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五个阶段。
主导产业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产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进技术、增长率高、产业关联度强,对其他产业和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主导产业不是孤立的一个产业,而是一组产业、一组产业群。
二、郑汴地区产业发展阶段的基本判别
为了比较客观、准确、全面地确定郑汴地区产业发展的阶段,我们主要采用三次产业结构、人均生产总值、工业内部结构等指标来综合判断郑汴地区的产业发展现状,为郑汴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提供依据。
(一)基于库兹涅茨工业化五阶段的判断
2008年,郑州三次产业GDP分别达到94.70亿元、1659.49亿元和1249.8亿元,三次产业构成比例为3.15:55.24:41.61,产业结构为“二三一”的构成;开封三次产业GDP分别达到153.66亿元、312.45亿元和223.26亿元,三次产业构成比例为:22.28:45.32:32.4,产业结构也为“二三一”的构成。说明郑州市和开封市两地区都处于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产业结构演进遵循以下规律: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会有所提高,并且第二产比重上升的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相应地,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取代。当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低到2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区域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产比重快速上升到最高水平,区域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会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如果根据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来界定郑汴地区的产业发展阶段,则郑汴地区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郑州也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而开封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二)基于钱纳里工业化三阶段的判断
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的转变,并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向更高一个阶段的跃进都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化来推动。
2008年,郑汴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为30570元,运用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按1998年美元折算,人均生产总值为3869美元。按照钱纳里标准模式可以看出,郑汴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级发展阶段。其中,郑州市人均生产总值5141美元,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高级阶段,开封市人均生产总值为1862美元,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初期。因此,如果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判断,郑汴两地的工业化水平差异较为明显。
(三)基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判断
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有关研究,依据若干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统计数据,得到了表1的经验数据,并形成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注: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中文版)[M].商务印书馆1981版,第9页。
如果按照配第-克拉克等研究得出的经验数据,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郑州目前大概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即刚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开封大概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郑汴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即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9,经过整理计算。
(四)综合判断
郑汴地区产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与初期,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通过以上三种方法对郑汴地区产业发展阶段测算,我们发现,基于库兹涅茨工业化五阶段的判断,郑州和开封分别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和初期阶段;基于钱纳里工业化三阶段的判断,郑州和开封分别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高级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初期;基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判断,郑州和开封分别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初期阶段。因此,根据郑州和开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采取库兹涅茨和克拉克的标准评判的结构是比较科学的,对郑汴地区产业发展阶段的判定相对更为客观真实。因此,我们认为郑州和开封分别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初期阶段。由此看来,很有必要选择和培育两个地区的主导产业,实现协同发展。
三、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匹配
根据对发达国家和我国工业化先行城市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本文整理总结了反映区域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应不同主导产业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群匹配表,见表3。
四、主导产业的区域个性分析与新兴产业推演
(一)区域个性分析
以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的匹配,实际上是运用历史梯度推进的方法推导的备选主导产业。现实中,由于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各异,因此,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除了通过主导产业群匹配表进行初步筛选外,还应该进行个性分析。根据所研究区域的资源禀赋特色,增加备选主导产业。
(二)区域新兴产业推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演进,生产和生活需求的更新换代,各区域必然会产生过去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产业,即新兴产业。因此,还需要由新兴产业未来推演预测,增加备选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形成的备选产业群推演可有三类:一是估算、比较各项技术未来的经济价值大小;二是通过对未来市场需求的分析预测;三是技术与需求结合,有的产业有市场需求但技术不能实现,有的产业有技术但当前需求未产生。这三类方法推演出的产业,也应成为备选主导产业库中的产业。
五、郑汴地区主导产业选择
(一)郑州市主导产业选择
结合现有基础、考虑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潜力,依据郑州的工业行业梯度系数和SSM分析,我们确定,郑州的工业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装备制造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装备制造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在现代工业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工具和原动力;另外,装备制造业对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具有推动作用。目前,郑州装备制造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2008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18%左右。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全省和整个中部占有重要地位。
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今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应该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制药行业。加快开发生产通信设备、计算机及零部件、集成电路及新型电子元器件、汽车电子及其他电子专用设备和家用视听设备,形成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和软件产业园区。依托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河南科技市场等,加快信息产业化项目建设,培育一批IT行业骨干企业。促进生物基因、生物血液、现代中药等现代医药制品的发展,加强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在食品、轻工业、农业领域的应用,开发新型生物化工产品。
(二)开封市主导产业选择
结合现有基础、考虑未来发展方向,依据开封工业行业梯度系数和SSM分析,农副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对区域发展带动作用较大,最终确定化学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机械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和纺织业为开封市的主导产业。
参考文献:
[1](美)库兹涅茨著,常勋等译.各国的经济增长[M].商务印书馆,1999.
[2]胡长顺.21世纪中国新工业化战略与西部大开发[M].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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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商务印书馆,1981.
[5]刘平量.发展阶段差异和区域差异对主导产业选择的影响
一、引言
一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产业结构演变,不同国家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产业结构演变程度也不相同。为了更好的分析各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以及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方法作为衡量指标,分析各国产业结构发展轨迹中的差异,以及是否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的一般规律。本文选取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分析。
二、产业结构演变系数
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是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作为基准值,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进行评价,然后将评价结果相加得出产业结构演变系数。产业结构演变系数主要是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中第二产业的发展程度,并以此来判断主要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基本公式可以表达为:
式中:DCIS――产业结构演变系数;A――第一产业占GDP比重;I――第二产业占GDP比重;S――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在公式(1)中,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值域为1∞,当DCIS=1时,说明一国第二产业占比最大、第一和第三产业占比非常小,A/I、S/I值接近于0,则此国就处在绝对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但这是一个极限情景,很少会有国家处于此极端情形。相反,当DCIS值趋近于无穷时,说明一国第二产业占比已经最小化。一般情况下,当DCIS∈(1,3)时,一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大于第一、三产业比重,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可见,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应呈“U”型分布,左侧最高点为农业经济发展阶段,最低点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的重化工业化发展时期,右侧最高点为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接下来比较分析五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是否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一般规律。
三、比较分析
将五国各阶段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数据代入公式(1),得出五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值,并形成五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如右图所示。
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大致成“U”型走势。“U”型曲线左侧最高值A点(1799年),DCISmax=8.333333,是所分析时间段美国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最高值为40%,为农业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此时第三产业也得到了发展,1799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就已经达到48%,所以致使此点DCIS值明显高于曲线右侧高点C。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一产业产值逐渐下降,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至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产值逐渐上升,曲线从左侧最高点向下滑,过度到工业化发展阶段,这期间曲线上下波动,是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危机造成的。当下滑至“U”型曲线最低值B点(1955年)时,DCISmin=2.59063575,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最大为38.6%,为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曲线越过最低点向右上方滑动时,逐渐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过度,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发展加快,并开始占居主导地位,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向右上方移动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曲线右侧最高值C点(2013年),DCISmax=5,是所分析时间段中美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值为79%,而此时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已缩小至1%。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大致成“U”型,说明美国产业结构已完成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发展阶段至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变,产业结构演变的走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一般规律。
日本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成明显的“U”型走势。“U”型曲线左侧最高值A点(1946年),DCISmax=3.802281369,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最高为38.8%,农业经济占居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产业产值逐渐上升,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从左侧最高点下滑至“U”型曲线最低值B点(1970年),DCISmin=2.15424386,是所分析时间段中日本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最高值为46.42%,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曲线越过最低点B向右上方滑动至右上方最高点C(2013年),DCISC=3.846153846,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为73%,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从曲线趋势可知,日本产业结构已彻底完成工业化发展进程,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演变的走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一般规律。
德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大致成“U”型走势,“U”型曲线左侧最高值A点(1850年),DCISmax=4.385964912,分析时间段中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最高为44.8%,为农业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曲线从左侧最高点下滑至最低值B点(1935年),DCISmin=1.776198934,是所分析时间段中德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最高值为56.3%,为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1990年以后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开始快速跳跃上升,德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结构得到不断调整,第三产业发展加快,曲线向右上方移动至最高值C点(2009年),DCISmax=3.77852503,是所分析时间段中德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值为72.73%。从曲线趋势可知,德国产业结构已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其走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一般规律。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应该正处于“U”型走势的底部位置,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最高值在A点(1952年),DCISmax=4.784688995,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50.5%,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为了调整由于战争导致的产业结构落后问题,1958-1960年“”运动急于求成发展重工业,使曲线向右下方滑动,在B点(1960年)处形成一个最低点,UB=2.24719101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4.5%。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重新调整,经历五年时间产业结构比例渐趋协调,曲线位置上升至C-D点之间。但随后发生的十年“”又使产业结构政策重心回归至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曲线向下滑至E点(1976年),DCISE=2.214537015。这一阶段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导致曲线变动幅度很大,且DCIS值都很低,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1978-1992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处于产业结构纠偏阶段,改善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得到提升,第二产业内部以轻工业发展为主,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实现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转换,曲线缓慢上升至F点(1992年),DCISF=2.395909192,国民经济逐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1993年,以市场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化,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所占比例逐步下降,重工业却占居重要地位,工业化发展进程加速,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呈现下滑至最低点G(2008年),DCISmin=2.05980771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8.55%,为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2009年以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开始缓慢下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呈缓慢上升趋势,曲线开始呈现上升趋势,2013年DCIS=2.272727273,但仍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
印度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走势较平缓,系数值较其他国家高,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说明印度尚未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曲线最高值在A点(1952年),DCISmax=6.211180124,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最大为50.5%。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渐下降,曲线缓慢向右下方滑至B点(1991年),DCISB=3.819689048>3,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30.13%,说明印度仍处于封闭条件下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且经济增长幅度非常有限。曲线的最低点C(2007年),DCISmin=3.421091286>3,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7.84%、29.23%、52.93%,产业结构为“三、二、一”发展模式,处于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但一般情况下,按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走势来看,处于“U”型曲线最低点时,一国国民经济应该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但此时印度第三产业却占居主导地位,说明印度经济并未遵循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直接由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说明第二产业对GDP增长贡献不大,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高且比较落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业化革命。虽然,国民经济已经以服务经济为主,但实际工业却仍处于初期向中期过度的发展阶段。因此,印度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美国、日本、德国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均已处于“U”型曲线的后半部分,正处于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其中,美国DCIS值整体高于日本和德国,因为在18世纪末美国处于农业发展阶段时,第三产业就得到了发展,所以,第一、三产业两项加到一起产生的DCIS值就会高于日本和德国。
其次,日本DCIS曲线从左侧最高点A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过渡到最低点B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仅用24年时间,而美国、德国在19世纪70、80年代时的DCIS值与日本在A点1946年的DCIS值相当,DCIS值的最低点分别在1955年和1935年,美国、德国分别用了75年和65年的时间。可见,日本发展工业化晚于美国、德国,但发展速度却非常快,且在DCIS最低点时,日本、美国、德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46.42%、38.6%、56.3%,说明德国经济中的工业份额重于日本、美国,而日本也重于美国,直到现在三个国家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的份额也是德国大于日本,日本大于美国。
再次,中国、印度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均处于“U”型曲线底部,但两国经济却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的最低值DCISmin=2.05980771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8.55%,第二产业占居主导地位,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印度经济发展也处于“U”型曲线底部,DCISmin=3.421091286>3,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7.84%、29.23%、52.93%,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却是第三产业,以服务经济为主。但实际上,印度工业却正处于初期向中期过度的发展阶段,造成这样格局的原因可能是印度在参与世界分工的初期就受到中国产业竞争的制约,而未能发生大规模的工业化革命。所以,即使中国与印度均处于“U”型曲线的最低点,但实际上所处的发展阶段却截然不同。
最后,从五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可知,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印度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GDP比最大的年份分别在1955年、1970年、1935年、2008年和2007年。可见,虽然五个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轨迹均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一般规律,但五国产业结构演变中各个节点的时间却有很大差异,产业结构演变程度有一定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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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产阶级中最具有民族精神的经济学家。他从当时德国的国情出发,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学理论、关税保护论、生产力论、经济发展阶段论等经济理论。这些经济理论至今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仍有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对其贸易保护理论进行浅析,希望获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发。
一、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述评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19世纪中叶的德国仍然是一个政治分裂、市场分割、经济远远落后于英、法的封建郡主制农业国。当时,德国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进口的则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国内部对实行什么样的国际贸易政策意见分歧很大。一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盛行整个欧洲,大多数人都受到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国工商业协会为核心,主张实行贸易保护关税政策。在此时代背景下,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顾问和保护贸易学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了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经济较落后国家服务的“国民经济学”或“民族经济学”的国际贸易学说体系。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分为国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贸易,国内自由贸易是有益的,应在国内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取消国内关税,这与国民个人自由不相抵触,但国际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保护政策与个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李斯特反对斯密等人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类整体利益并非个人利益的简单总和,“国家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挂在心头”,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即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经济学”。
一国开展对外贸易要着眼于提高国家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国家财富单方面的增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国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从经济方面,国家都必须经过以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
而当时的德国经济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就必须有国家实施强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来扶持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提出的贸易保护政策具体包括:⑴对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指出“比较成本说”不利于德国生产力的发展,并指责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学说忽视了各国历史和经济上的特点;⑵在国家发展阶段理论上,李斯特主张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⑶主张国家干预的对外贸易政府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部分限制,保证国家经济利益,从而保证个人持久利益(举例风力与人力对森林成长过程中的作用);⑷提出了国家保护的对象应该为幼稚工业,保护手段为采取禁止输入工业品与征收高额关税的办法。
李斯特保护贸易学说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李斯特的整个理论是积极的,他对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的观点是科学的,他关于从保护贸易为过渡和仅以幼稚工业为保护对象的主张说明他承认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保护贸易政策的得失,揭示了建立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关键。
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的进步意义:(1)强调国家利益对贸易政策选择的重要性。李斯特的贸易学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从德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关税保护理论,以维护德国在同英法等国的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当今经济全球化代表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其秩序基本上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主要体现着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时就必须考虑如何借“国家之手”保障本国经济和经济安全。贸易自由化的内在动力来自于贸易给各国带来的经济利益。(2)强调工业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工业是国家生产力之本,是一国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这一发展民族主导产业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深远意义。因此,工业化成为了当今发展中国家锲而不舍的目标。(3)强调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重要性。李斯特从强调落后国家的特殊国情、落后国家所处的较低的发展阶段以及落后国家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提出必须对私人经济实行干预的主张。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在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更应注意强化政府调节经济的作用,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国际协调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李斯特的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李斯特认为农业不必以关税来保护,这明显是不合目前现实的。李斯特当时坚持这一看法,是因为英国的“谷物法”使农产品过剩的德国无法找到销售市场。农业是各国目前保护的重点对象,关税、许可证配额、进口专营等对农产品的贸易壁垒高筑,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严重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贸易竞争力。
总之,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二、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对中国外贸政策制定的启示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已有发展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和对发展战略更高程度的认识允许我们借助李斯特贸易保护学说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当今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
1.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性
这是我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首要前提。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理论混同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无视国家机器的存在与国家利益的差别。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中就提出国家干预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在现实中,国家作为国际贸易活动的控制者,既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架起国际贸易的桥梁,也可以出于政治目标、外交目标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一国对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正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对其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在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仍高于一切,任何一国的国际贸易政策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基点的。因此,贸易政策是国家利益的产物,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实现其国家利益和目标。
2.通过适当的贸易保护政策,发展独立创新型的民族工业
国际贸易竞争是各国生产力竞争的主要表现。如果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要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根据李斯特对生产阶段的划分和贸易保护理论,我国应根据自己所处的阶段和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对外贸易政策。WTO所奉行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只有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科技产品和知识产权上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所以中国不能盲目接受WTO的条款,而应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仅是单纯的引进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只能在短期内引进能够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却是不利国家的长久发展,甚至造成恶劣的结果。中国目前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在结合市场机制的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积极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对一些重点产业提供必要的创新支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产权发展体系,鼓励国内自主创新项目的发展。
3.既应调整对外保护又应强化内部竞争。
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自我保护将一直是必需的,而且我们应利用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尽量以双边一对一谈判的方式来加强自我保护。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目前保护的重点应由已相当成熟的制造业转向尚十分幼稚的服务业。当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保护将须采取关税之外的许多软性形式,如应采用更积极的产业支持政策。不过,中国的问题一向是保护状态下即缺乏充分的内部竞争,故而,在对局部产业有效保护的同时如何保证足够的内部竞争及技术进步等实为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如果二者必须择一,长远看恐怕是完全开放于中国更有益处,但以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终究不必走到非此即彼的地步。
当前,我国的发展无疑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借助李斯特的学说来重新审视我国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具备了发展中国家视角的发展理论,是一个建立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理论,而且是一个有过成功实践的理论。
注释:
①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熙译.商务印书馆,1961.
②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1981.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40.
[3]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梅俊杰.后进国发展理论的先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发展学说评估[J].学术界,2002(1).
[5]光等.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7(2).
1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4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