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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147.3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3-0060-05
AbstractThe investigation on fertilization status was carried out in Tengzhou and Yanzhou, Shandong Province. Different recommended scenarios were made, and their impacts on GHG net emission and economic cost were studied and compared to fertilizing status by the calculation method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rate and GHG emission in farmland management.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recommended fertilizers on wheat and corn could decrease GHG emission and economic cost. Especially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base fertilizer and topdressing on corn, the GHG emission both decreased by 300 kgCe/(hm2・a) in Tengzhou and Yanzhou, the cost decreased by 2 700 yuan per hectare, and the carbon efficiency increased by more than 30%. In conclusion,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ertilizer recommend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would have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al values.
Key wordsNitrogen fertilizer; Net emission; Cost; Carbon intensity; Carbon efficiency
工业革命后,由于人类活动的增加和化石能源的使用,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GHG)排放上升,包括CO2、N2O和CH4等。农业活动排放占全球人为排放GHG的10%~12%,其中农业活动产生的N2O占全部排放的60%[1],主要来自于氮肥的利用,且肥料的过量施用导致了土壤的酸化和水体的富营养化[2],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对肥料合理利用的重大关注。
施用化肥能补偿土壤养分的流失,满足作物生长的需求,提高产量,保证全球的粮食生产[3,4]。作物的产量增加能导致更多有机物进入土壤,提高土壤有机碳的含量。但是化肥生产依赖化石能源,运输和分配消耗燃料,使用氮肥导致N2O的产生,这些过程都增加了GHG排放,因此化肥的使用需要正确的管理[1,5]。
2005年,我国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推广平衡施肥技术。目前农业部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制定并了《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的区域大配方与施肥建议(2013)》。本研究采用入户调查方法,对山东省现代农业示范区滕州和兖州进行施肥调查,根据农业部的施肥建议设定了2种推荐施肥情景,估算不同施肥情景对GHG净排放和经济成本的影响,并采用碳足迹的方法计算化肥碳效率。
1材料与方法
1.1调查区域和调查方法
滕州和兖州位于山东省南部, 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南部,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均温13.6℃,四季冷热分明。年均降水量分别为733 mm和773.1 mm,集中在夏秋季,雨、热同季,全年无霜期210~240天。滕州市处于鲁中南山区的西南麓延伸地带,属于黄淮平原,兖州市处于泰沂蒙山前冲积平原。两地的土壤类型主要为褐土、潮土和砂姜黑土。
本研究采用的农田施肥数据来自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11年10月。滕州和兖州随机选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个自然村进行入户调查,有效问卷总数32份,其中滕州15份,兖州17份。
1.2计算方法
1.2.1固碳速率由于磷肥和钾肥的固碳效应不明显[7,8],而且主要是氮肥过量使用造成严重污染[2],因此本研究只考虑肥料中纯氮肥产生的固碳效应。复合肥的氮磷钾配比不同,现状的配比采用15-15-15,推荐情景采用农业部施肥建议中的推荐配比。
2结果与分析
2.1肥料用量
小麦和玉米主要施用复合肥,农户为了节约时间,大多是一次性施肥,只有兖州少部分农户使用尿素追肥。滕州和兖州玉米的复合肥用量均高于小麦,滕州高8%,兖州高20%(表1)。情景1中,滕州的小麦和玉米复合肥用量分别减少50%和70%,都增加了尿素作追肥,兖州小麦和玉米复合肥用量分别减少37%和72%,小麦尿素用量增加1.87倍,玉米增加1.31倍。情景2中,小麦的肥料用量和情景1相同,两地玉米的复合肥用量与现状相比都大约减少了一半,同时不用尿素追肥。
2.2固碳和GHG净排放
本研究分析了两种因素导致的GHG排放:肥料生产排放和氮肥施用排放(图1)。现状和推荐情景中,肥料生产排放占总和的比例都大于80%。两种推荐情景中,在总排放减少的同时,肥
料生产排放的比例降低到81%,相应氮肥施用排放增加到19%。
兖州现状的固碳速率比滕州高14%,在两种推荐情景下,两地的固碳速率都增加了13%。无论现状还是情景,碳排放速率都高于固碳速率(图1),按照GHG净排放把不同情景排序:兖州现状>滕州现状>兖州情景2>兖州情景1>滕州情景2>滕州情景1。现状条件中两地的固碳只抵消11%的排放,两种情景条件下固碳抵消了17%的排放。
推荐用肥提高了化肥碳效率,滕州增加了40%左右,兖州增加了30%,这说明推荐用肥情景下,化肥利用效率提高。推荐施肥也导致农户的经济成本下降,玉米成本下降大于小麦,兖州的下降幅度大于滕州。由于产量不变,净收入提高,推荐用肥会极大的调动农户的生产热情。推荐配比也反映了不同地区、气候、土壤和作物对养分的不同需求[3,19]。
两种情景区别在于玉米的施肥情景不同,这些结果表明,玉米的两种推荐施肥方案中,基追结合的方案优于一次性施肥的方案。统计数据显示,山东省单位种植面积化肥施用量比我们的调查数据还要高,化肥利用率低间接导致的能源浪费现象则显得更为突出。采用推荐施肥特别是玉米采用基追结合方案,可使两地每年每公顷的净排放减少约300 kgCe,肥料成本减少2 700元,两地的碳效率增加超过30%。因此农业部建议的推荐用肥有利于减少GHG排放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进一步推广应用的环境和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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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每件成衣排碳5.7公斤
衣之用途,无非是御寒、遮羞、彰美也。许多人为追逐潮流,不断地追求新款式、购买新衣服。可喜新厌旧的他们不知道,根据“碳足迹计算器”计算,每件衣服制作过程会排放5.7公斤碳,照此计算,60亿地球人如果每人每年少买1件新衣,就可减少碳排放342亿吨,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建议:少买套装,增加不同搭配;减少化纤制衣,尽量采用天然织物。
食:每公斤肉排碳1.24公斤
说到饮食,大家都相当来劲。中国讲究个文化,什么酒文化、茶文化、肉文化之类的。人们生活好了,在吃上也愈发讲究起来,一定要吃得舒服、喝得爽快、玩得安逸才尽兴,然而,人们不知道,在尽情享受美食的同时,会消耗多少资源、制造多少污染啊!如果按每公斤肉类碳排放量1.24公斤计算,区区65万南川人民每天就会消耗肉类30多万公斤,排放污染近500吨。
建议:少吃肉类食品,少喝酒,多进食蔬菜瓜果类绿色食品,注意健康。
住:每度电排碳0.79公斤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电器,上班用电脑,下班看电视,周末或节假日还喜欢到亲戚朋友家串串门、打打牌,可空调、电炉、音响甚至自动麻将机,无一不需要电的驱动。想想每度电0.79公斤的碳排放,可以支撑人类正常起居、日常生活的耗电量和污染排放量又将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据?如果每人每天能少用1度电,可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节省多少资源、减少多少污染呀?
建议:随手关灯,少坐电梯,不使用高能耗电器,家电长期不用时拔掉插头。
行:每公里行车排碳0.3公斤
近年来,我国掀起一股家用汽车购买热,姑且不说这数量庞大的私家车造成拥堵、耗费油气资源的副作用,单单按中油耗汽车每公里排碳0.3公斤尾气计算,2010年底我国8500万辆汽车会排放超过5000万吨废气,汽车尾气也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之一。
建议:尽量采用步行、骑自行车等健康环保的交通方式,限制私车购买,发展公共交通。
衣:每件成衣排碳5.7公斤
衣之用途,无非是御寒、遮羞、彰美也。许多人为追逐潮流,不断地追求新款式、购买新衣服。可喜新厌旧的他们不知道,根据“碳足迹计算器”计算,每件衣服制作过程会排放5.7公斤碳,照此计算,60亿地球人如果每人每年少买1件新衣,就可减少碳排放342亿吨,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建议:少买套装,增加不同搭配;减少化纤制衣,尽量采用天然织物。
食:每公斤肉排碳1.24公斤
说到饮食,大家都相当来劲。中国讲究个文化,什么酒文化、茶文化、肉文化之类的。人们生活好了,在吃上也愈发讲究起来,一定要吃得舒服、喝得爽快、玩得安逸才尽兴,然而,人们不知道,在尽情享受美食的同时,会消耗多少资源、制造多少污染啊!如果按每公斤肉类碳排放量1.24公斤计算,区区65万南川人民每天就会消耗肉类30多万公斤,排放污染近500吨。
建议:少吃肉类食品,少喝酒,多进食蔬菜瓜果类绿色食品,注意健康。
住:每度电排碳0.79公斤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电器,上班用电脑,下班看电视,周末或节假日还喜欢到亲戚朋友家串串门、打打牌,可空调、电炉、音响甚至自动麻将机,无一不需要电的驱动。想想每度电0.79公斤的碳排放,可以支撑人类正常起居、日常生活的耗电量和污染排放量又将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据?如果每人每天能少用1度电,可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节省多少资源、减少多少污染呀?
建议:随手关灯,少坐电梯,不使用高能耗电器,家电长期不用时拔掉插头。
行:每公里行车排碳0.3公斤
近年来,我国掀起一股家用汽车购买热,姑且不说这数量庞大的私家车造成拥堵、耗费油气资源的副作用,单单按中油耗汽车每公里排碳0.3公斤尾气计算,2010年底我国8500万辆汽车会排放超过5000万吨废气,汽车尾气也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之一。
雾霾袭来
“从2013年3月到2014年3月,北京连续3天以上能见度小于3千米的严重雾霾污染事件共出现了18次。”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里,北京平均每20天就有一次雾霾迷城。
根据“全球碳计划”的数据显示,2013年碳排放排名前4的地区分别是中国28%,美国14%,欧盟10%和印度7%,而且排放量还在不断增加。此外,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煤炭燃烧量相当于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和。
虽然中国政府已表示要向雾霾宣战,但是《低碳经济2014年报告》显示,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科学水平,至少要20-30年时间才能完全消除雾霾,如果采取坚决的行动,也至少需要15-20年。过去,德国、英国、日本等地区也花了30-50年的时间才把空气污染治理好。
雾霾形成的内因在于污染物的排放。“我们工业、交通会排放出气体物质,这些气体物质与大气中的成分结合,通过复杂的过程转化成的固体物质叫二次颗粒物。造成重污染、重雾霾的污染颗粒物大部分不是直接排放出来的,而是二次颗粒物。” 丁仲礼解释。在北京,雾霾的最主要来源是燃煤和机动车排放。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年240万的死亡案例与空气污染有直接联系,150万死亡案例与室内空气污染有关。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每年超过50万美国人因吸入细颗粒物而死于心肺疾病。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勤华认为,低碳发展是解决雾霾问题的根本出路。
低碳意识
随着世界各地人们对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低碳”成为不少国外消费者有意识的行为。2011年,英国碳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即便经济不景气,消费者对低碳商品和低碳服务的需求还是有所增加。同时,消费者也愿意为“低碳”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显示有45%的消费者表示,如果自己喜欢的品牌其实是高碳产品,他们将不再购买这些商品。这一比例较上一年的22%增加了一倍。而如果企业生产的过程以及产品都符合“低碳”要求,消费者的忠诚度会大大增加。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加入到改变和减少碳排放的过程中。
这种实践低碳消费的行为也有间接的数据体现。“全球碳计划”的数据显示,2013年只有欧盟的碳排放量较上一年降低了1.8%,其他国家地区均有增加。2011―2012年,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的CO2排放增长率分别为:5.9%、-3.7%、-1.3%和7.7%。
有研究发现,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时,人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在这个背景下,2007年,英国8家大公司联合启动了一项旨在帮助消费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绿色行动”。
活动启动仪式上,首相布莱尔说道:“有人认为,我们很难采取行动来控制气候,因为这会伤害经济,但我今天从这些公司听到的却是这是一个双赢的行动。”活动中,英国第一大零售商乐购Tesco就表示将半价出售节能灯泡。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据《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统计,我国城镇居民生活行为中能量消耗最大的行为是居住,占到了总能源消费的45.10%,直接生活用能占26.43%,食品消费占11.66%,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占8.37%,以上四者共占91.56%。这些行为同时也是最大的碳排放行为,分别占城镇居民生活行为CO2排放的43.82%、24.47%、12.85%、9.74%,共占90.88%。
华中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的余艳等人发表的《低碳经济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指出,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是合理的,应该减少生活行为浪费,以实现低碳消费。
“从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动机来看,人们有足够的动力通过绿色健康消费来过上一种健康环保的生活,然而绿色健康的消费不一定就代表着低碳消费,任何过度的消费都不是低碳消费。”文中表示。
消费者可以做什么?
在英国,英国碳基金会的减碳标签已经在数百种商品上有标识,包括著名的乐购Tesco。该机构也是全世界最早推出“碳标签”的机构。消费者选购时可以参考经过他们认证的标注产品以及做出减排承诺的制造商。这些标签可以显示商品的“碳足迹”,督促消费者们“减碳”购物。零售研究中心预计这些商品的销售额在2015年将达到150亿英镑。
研究中,消费者显示出对低碳生活方式改变的意愿,并且需要公司和企业对环保作出贡献,在标示上帮助他们更好地“减碳”。在此前提下,越来越多企业也开始注重碳排放,以此吸引顾客,提高顾客忠诚度,而且最成功的企业常常也是最注重环保的。
目前,欧盟、美国、韩国等地已有类似的碳标示制度,虽然中国市场还没有实行“碳足迹”的标注,但已有不少专家建议推行。在中国,已有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在开发并运行中国污染地图数据库,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促进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在他们官网上,消费者可以查阅到污染企业“黑名单”。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表示,在二氧化碳减排的过程中,“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发表报告,对个人采取“低碳生活方式”提出了多项建议:
用传统的发条式闹钟替代电子钟,这可以每天减少大约48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用传统牙刷替代电子牙刷,可以减少48克二氧化碳排放量。
把在电动跑步机上45分钟的锻炼改为附近公园慢跑,可以减少将近1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如果去8公里以外的地方,乘坐火车比乘汽车可以减少1.7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而是让其自然晾干,这可以减少2.3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午餐休息时间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及显示器,可以将这些电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一。
改用节水型淋浴喷头,不仅可以节水,还可以把3分钟热水淋浴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半。
随着低碳理念的盛行,物流业作为能源消耗大户,厉行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物流配送作为物流各环节中碳排放量最大的环节,也必将成为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重点关注对象。根据《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的数据,[1]物流运输的排放量占了整个物流环节排放量的14%,而我国则达到了2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低碳政策的指导下,未来政府也必会对配送领域实行碳排管制。物流配送企业必须适应相关政策,做出进一步的调整,这就对物流配送企业在业务运营和企业管理理念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少研究已经开始考虑低碳政策对于配送决策的影响。张江华[2]等针对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的物流配送问题,引入了碳排放度量方法,建立了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的物流配送路径优化模型。杨明荣等[3]从配送的协同机制入手,研究了实现配送低碳化的主要问题。杨?B等[4]研究了供应链运作中考虑不同碳排政策对于物流企业配送模式的影响,建立了多容量配送模型,并针对不同的低碳政策对企业配送提出了建议。作为配送活动的具体执行者,物流配送企业在低碳政策指导下优化自身业务,优化配送决策,能够积极促进配送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物流能源合理运用。同时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轻对环境的压力,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
2 不同低碳政策介绍
低碳政策是一个较为广泛的定义,本文仅介绍三种政策。
碳排放政策主要是指强制排放政策,即政府对企业的生产设置严格的排放限值,超过限制则需要交罚金,甚至勒令停产。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政策,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碳交易政策是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物流企业被配予一定的排放配额,如果企业排放超过给定额度就需要购买一定的排放额度。现在全球有欧盟排放权交易所、英国排放权交易所、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澳洲气候交易所这4个交易所。我国将于2016年开放全国碳交易市场,计划在天津设立一所综合性碳交易所。
碳税政策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征收的税。该政策并没有对企业限定严格的排放上限,而是按照一定的税率对全体排放额征收税。关于具体税率也有多种制定方式,可以像个人所得税那样阶梯制定税,也可以统一的以一个税率收税。杨雨薇等[5]认为,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的碳税范围在0.01~0.10元/kgCO2eq。
3 不同低碳政策对于配送决策影响分析
强制排放属于严格的政策性调控,一个恰当合理的碳排放限额是关键。过低的碳排限额会限制企业的配送业务开展,甚至是停止配送。过高的碳排限额则会使其强制作用大打折扣,对企业的约束力大幅降低,造成企业盲目追求配送运营成本降低,而碳排放显著上升。
碳税政策属于利用税收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将碳排放视为商品,以碳排放量为切入点,而一个合理的税率是关键。若碳税率较低,排放量成本对企业总成本影响不大,企业可以优先考虑降低配送车辆运营等费用。随着碳税率逐步提高,企业不得不考虑排放量带来的碳税成本。此时,碳税成本将逐渐高于配送运营成本,物流配送选择就必须考虑碳排放量,碳税政策的效果也逐渐体现出来。
强制排放政策与碳税政策属于企业被动执行的政策,而碳交易政策与其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企业具有主动执行性。[6]并且在前两个政策下,企业无法从减排中取得实际的经济效益;而碳交易政策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将碳排放权市场化,通过调节碳排额度与碳交易价格实现碳排调控,且企业有可能从减排中获得余下排放权向外交易,取得经济收益。
4 降低配送中碳排量的建议
4.1 采用新技术及新型设备降低配送活动碳排
利用科技手段,采用新技术与新设备,降低物流配送企业业务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这些都是比较直接有效的手段。
优化车辆运力结构。淘汰设施老化严重、排放量较大的车辆,使用油耗较小的车辆。使用大型化、专业化的运输车辆,提高车辆的装载量率。将集装运输与散装运输相结合,重点物资运输与普通物资运输相结合。促进以大型车和小型车为主的车辆运力结构的形成。
使用替代能源。天然气代替柴油,能够大幅降低排放,在技术条件与资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推广使用乙醇燃料。用CNG汽车代替传统油耗汽车,引入双燃料低能耗的车辆。实现能源消耗结构的优化,能够有效地从源头控制碳排放。
搭建配送信息平台。建立及时有效的配送网络系统,实现配送的网络化、集成化、规模化、组织化,能够有效防止和应对配送过程中出现突况,并能够及时处理由此带来的额外排放。建立定位系统,实时追踪车辆运输情况,第一时间处理相关数据,实现配送信息及时更新。
4.2 针对不同的低碳政策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
面对不同的低碳政策,物流配送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经营策略的多样化是实现降低排放的有效途径。
强制排放政策是约束力与强制力最强的政策。对于物流配送企业而言,政府制定的碳排放额度是一切配送业务运营的基本出发点。在强制排放政策下,企业在做配送决策之前需要详细计算该次配送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额,如果超过排放额度就必须进行配送优化。若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通过优化仍无法实现总排放量低于规定的额度,那么就可以考虑将该次配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或者是放弃该次配送。
碳税政策是政府利用税收手段对物流配送企业的排放进行调控。相对于强制排放政策,企业有了更多的选择,经营策略的制定也相对灵活。碳税作为配送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低会直接影响配送企业的经营状况。因此,物流配送企业尽量选择碳排低的配送计划,降低排放量,减少碳税额。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11-03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在发展中消耗了太多的能源和原材料。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连续多年都位居世界前列。其中一次能源的消费占据主要部分,其特点是:煤炭的生产和消费比重偏高;石油的生产量低,消费量高,供需缺口需依赖进口石油满足;新能源利用率低,发展潜力大。
浙江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同样也是能源消费大省,温室气体排放量大,2011 年,浙江省能源消费总量17827.27 万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12%,比2010 年的16865.29万吨标准煤增长了5.70%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量从2010 年的12601.82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2011年的13598.61万吨标准煤,增长了7.9%;原油消费量从2010年的2835.41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11年的2939.77万吨标准煤,增长了3.6%。计算出2010 年浙江省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43682.612 万吨,比1985年增长约9.65倍,年均增长率38.6%,远高于国内同期水平;由此可见,为实现2020年浙江单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国家指标,全省面临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因此,明确浙江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的特征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能源分解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是拉氏因素分解法和迪氏因素分解法,此外,还有连环替代法、交互影响平均分配法、交互影响按比重分配法等分解方法,Huang(1993)利用乘法代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把碳排放分解为结构变动效应和能源强度改进效应。Zhang(2003)利用改进的拉氏指数法将工业能源消费分解为规模效应、实际的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Ang(2004)指出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是多种方法中比较合理的,可以直接得到各种能源对能源消耗的结构效应、效率效应等。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CO2排放国,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减排压力。冯相昭、邹骥(2008)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是CO2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能源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减少CO2排放,而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则是降低CO2排放水平的重要战略选择。李善同、许召元(2008)认为,行业能源强度的差别是决定能源强度差异的主要因素。李国璋、王双(2008)认为,由区域内能源强度所显示的区域内技术进步因素是影响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决定因素。
综上可以看出,以前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从产业、行业或地区层面的研究,从能源种类的角度分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缺乏从省域的角度分析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因子。而且研究的数据也比较陈旧,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陈旧的数据已经不能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从而不能得出合理的对策和建议。为此,本文通过测算1985-2011年浙江省各种能源排CO2量,然后用扩展的Kaya恒等式对CO2排放量进行分解,再利用平均对数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对CO2排放量进行分解,找出影响CO2排放的驱动因子,据此提出降低CO2排放量及及能源强度的对策和建议。
三、能源分解碳排放模型的理论构建
(一)Kaya恒等式的扩展
Kaya恒等式由Yoichi Kaya于IPCC的一次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他认为碳排放与能源结构碳强度、单位GDP能源强度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但近年来的研究不断表明,能源消费碳排放还与能源效率及主导产业类型等有较为密切的关系。鉴于此,引入能够表征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能源效率的变量,对Kaya恒等式进行扩展。扩展后的Kaya恒等式表达为:
(1)
式中,C为各种类型能源消费导致的CO2排放总量;P为人口总数;Si=Ei/E,代表能源消费结构;Fi=Ci/Ei,代表各种能源消费类型i的CO2排放系数;I=E/Y,代表能源强度;G=Y/P,代表人均GDP。
假设C0和C1分别代表基年和T年的排放量,ΔC指的是T年相对于基年的排放变化量。结合公式(2)我们作以下分解:
ΔC=ΔSi+ΔFi+ΔI+ΔG+ΔP(2)
公式(2)显示CO2排放量的变化是五个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即能源的碳强度效应ΔF、单位GDP能源强度水平变化ΔG、能源消费结构ΔSi、经济活动的变化ΔI以及人口的变动ΔP。
(二)LMDI分解方法
ANG的研究指出,Laspeyres指数分解中的残差项不能被忽略,因为较大的残差项会影响分析结果;而LMDI方法满足因素可逆,能消除残差项,这就克服了用其他方法分解后存在残差项或对残差项分解不当的缺点,使模型更具有说服力。鉴于此,选用LMDI方法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
LMDI方法采用“乘积分解”和“加和分解”两种方法进行分解,两种方法最终分解结果是一致的。采用加和分解,将差分分解为:
CO2排放总量的变化可以分解成五个主要影响变量,分别为化石燃料的排放系数、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人均GDP和人口总数。ΔCres和ΔDres是在传统的技术方法中存在的残差。因为分解是完全的,所以这一项的值为零。
四、浙江省能源消耗的数据收集
由于化石能源增加了地球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而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有绝对优势。本文通过收集1985-2011年煤炭、原油、焦炭、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等能源消耗量数据对浙江省碳排放进行测算。由于2004年浙江省引进西气东输天然气,揭开了浙江省大规模利用天然气的序幕,因此浙江省天然气的消费量数据为2005-2011年,其余化石能源消费量的时序数据皆为1985-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鉴》。
五、浙江省能源消耗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分解
(一)能源消耗碳排放的LMDI分解分析
从加和分解来说,1985-2011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增加了41730.752万吨,其中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一直为正,这说明浙江省常住人口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加为碳排放量增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两项累计增加碳排放量71592.52万吨。其中人口累计贡献2970.051万吨,占碳排放增量的7.1%;经济效应累计贡献68622.47万吨,占碳排放增量的164%,是拉动浙江省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能源消耗强度效应的值基本上都为负,表明能源消耗强度效应基本上都是下降的。化石燃料的排放系数效应在1985-2011年期间有正有负,且值都较小,这主要是因为单位化石燃料燃烧所带来的碳排放基本上固定,仅是由于各种能源消耗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平均碳排放系数有限。计算结果显示LMDI加和分解的余项为零,证明分解是完全的。
从乘法分解的结果看浙江省1985-2011年碳排放总量增加了11.78倍,其中人口效应虽然每年都是增加的,但是增速较慢,值变动18个百分点,对碳排放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而与此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效应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大约54倍,是拉动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化石燃料的结构变动拉动了碳排放的增长,使碳排放增长了22个百分点;与上边的效应相反的是能源强度效应,除了2004年与2005年略有上升外,而能源强度的变动使碳排放下降了84个百分点,成为抑制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力量,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对碳排放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六、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分析
浙江省能源消费的排碳量总体上是逐年增加的,其中能源强度的下降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而经济增长、人口总数及能源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起拉动的作用,但如果牺牲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来降低碳排放量是不现实的,所以,未来的对策只能通过调整其他驱动因子来分解降低碳排放。
(二)对策和建议
1、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能源强度对CO2的排放量影响明显,且其值为负。也就是说,通过提高能源强度,可以明显减少CO2的排放量。而提高能源强度,就要坚持把节约能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严格的能源节约制度和措施;另一方面要按照生态产业原理进行区域产业链的延伸设计,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实行能源的多级梯次利用,充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逐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通过驱动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占改善CO2排放量的重要方面。大力调整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尤其是要大力开发和利用绿色能源与清洁能源,提高其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减少CO2的排放量。要大力促进煤炭消费相关的技术创新,把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看做是浙江省减少CO2排放的重要任务。
3、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来提高产业的效率效应。通过对各能源的CO2排放量的分解,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DP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贡献明显,且其值为正。也就是说,随着人均GDP的增长,CO2排放总量也会增长。为此,可以针对不同行业逐步建立和完善单位 GDP 能耗监测体系。建立基于 LMDI 分解方法的 “能源消费监测体系”,对经济产出、产业结构和产业能源利用效率使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进行系统化、定量化和定期的分解分析,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和能源政策提供依据。
4、推动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清洁能源。众所周知,降低能源强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用清洁能源,实现技术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不存在能源耗竭的可能。大力提倡清洁柴油技术,它具有经济、清洁和动力强劲等多重优势,是能够满足节能减排需求的成熟解决方案。大力提倡汽车使用天然气这种清洁能源,将使CO2的排放量降低40%左右,二氧化硫和粉尘的排放几乎为零,节能减排的效果相当明显。中国已提出三位一体的降耗减排措施,是在向“高消耗的增长”说不。所以,浙江省作为经济贡献大省,应首当做出表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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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碳税、补贴的研究集中在设计思路,运作方案,征收利用方式、对象、结构,预期效果、影响等方面,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张克中、杨福来(2009)借鉴发达国家碳税实践,重点介绍了芬兰和瑞典的碳税政策,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理顺能源价格,择机引入碳税,设置税收减免和返还以及考虑设立碳基金的相关措施。李齐云、商凯(2009)通过建立以碳排放量为因变量的STIRPAT模型,在碳税征税环节和碳税利用方式上描述四种碳税方案,建议我国在短期和长期选择不同碳税政策,根据不同行业之间碳排放量的轻重程度有选择地实施差别税率,避免税制体系规定的重合,引入对关键工业和经济部门的减缓和补偿措施等策略方案。苏明、傅志华等(2010)在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分析,分析了不同的碳税税率方案对宏观经济、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各行业的产出及价格,进出口等的影响效果,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给出了科学的预测与评价,为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
碳预算
国内学者对碳预算的研究集中在碳预算分配的机制、方案、作用、机构设置,体现碳预算的公平与效率的特征。潘家华,陈迎(2009)在确定全球碳预算总额和初始分配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转移支付,设计相应的资金机制,使碳预算方案具有效率配置特征,并建议相关国际机制的设置。李伟,李航星(2009)探讨了英国碳预算的目标、模式、特征、作用及影响,指出碳预算将成为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刘兆征(2009)在分析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认为应加强低碳管理政策,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制定《低碳经济法》等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低碳认证制度。郭代模,杨舜娥,张安宁(2009)认为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相应的环保支出预算,建立财政预算支持环保建设的长效机制;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建立起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要加大财政对林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用于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增加碳汇,保护生态环境;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政府发展低碳产业、推进节能减排、进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资金支持力度。
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立法形成低碳发展长效机制
我国现今没有专门的低碳经济立法。但从已颁布的和低碳经济法律法规相关的法律规则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发展低碳经济的规范。在今后我国的低碳经济立法进程中,可借鉴或采用的具体措施有:加快低碳经济规划立法进程,强化法律力度促进产业转型,促进金融立法进程激发市场活力,完善科技立法构建低碳科研机制,加强消费立法引导低碳消费模式。
推行强制减排制度完善碳交易市场
强制减排制度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基础。在自愿减排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不可能形成碳交易市场,只有在国家碳排放总量的控制才能有成本和价格,才能通过最低的成本减少CO2的排放,形成市场交易。
我国GDP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了环境问题、健康问题,发展低碳经济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战略转型的新方向,基于二氧化碳排放税基的碳税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关键步骤和最具市场效率的政策工具。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我国承诺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是碳税出台的重要推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等多位著名学者高调表态希望碳税能够在“十二五”期间开征。
1 开征碳税的重要性
①开征碳税能够促使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企业从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出发,加快淘汰低能效的落后工艺,长期研究和开发减排新技术。②碳税可以提升我国企业竞争能力。一个拥有强力竞争能力企业的国家,其资源价格越高,能源价格高会引导企业放弃高能耗的粗放式管理和生产,企业必然会想办法从技术上提高产品的竞争力。③开征碳税,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④开征碳税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监督和强制执行的成本。直接的环境管制手段缺乏碳税政策的这种弹性。
2 实施碳税的必然性
①从我国总体的税收制度来看,征收碳税都是有必要的。发达国家大多有环境税、能源税,在我国能与碳排放沾边是资源税,但因为其税负很少,很难达到征收目的。②碳税和总量管制的碳交易(cap & trade)被提上议事日程。“十二五”规划的草案中强调了能源使用效率、低碳型发展和气候变化,设定了我国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每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40%~45%的目标。③实施2012碳税方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出于节能减排巨大压力。“十一五”期间,我国大部分节能减排任务主要是以行政手段来实现:下达减排指标,由地区或者行业来分解,做得很艰苦但效果十分有限。④碳税是我国进行下一轮的税制改革、促进经济活力的理想的税收杠杆。碳税被组合进“一揽子”收入中性的税制改革计划,以减少现存的无效的针对生产性劳动和生产性投资的税收。
3 碳税的概念与性质
3.1 碳税的概念 碳税是二氧化碳排放税的简称。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为减排温室气体、减缓全球变暖、实施环境保护而设立征收的税收制度也是当代最重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税制改革。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从而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3.2 碳税的性质 ①碳税是一种间接税。与直接税征收最末端的收入相对应,间接税是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征收的,它不改变分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②碳税是一种典型的特别目的调节税。它能够发挥激励作用,促进节能,促使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更加具有竞争力,同时逐步淘汰落后的高耗能产业和技术,避免社会经济滑向不可持续模式的深渊。③碳税是一种行为税。碳税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碳排放量进行收税,以达到让企业、行业等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4 2012碳税的框架构想
2010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颁布“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专题报告,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包括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议,并指出,我国碳税比较合适的推出时间是2012年前后,初步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
4.1 碳税的征税范围和对象 我国现阶段碳税的征税范围和对象可能最终将落到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直接对化石能源企业征收的方式,碳税可能先征企业暂不征个人,再由企业将增加的成本传递给消费者,从而不改变碳税作为一种消费税的本质。
4.2 碳税的形式 碳税可以采取产品税的形式,也可以采取碳排放税的形式。采取碳排放税的征管成本较高,碳税可以采取产品税的形式更具有简便易行的优势。
4.3 碳税计征方式 由于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且二氧化碳排放对生态的破坏与其数量直接相关,而与其价值量无关,因此,需要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即采用定额税率形式。
4.4 碳税税额 碳税的起始税额为每吨二氧化碳10-20元,而后根据企业适应能力逐步提高。环保部规划院课题组则建议,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税20元,到2020年可以征收50元/吨。具体而言,煤炭(每吨)、石油(每吨)、天然气(每立方米)分别征收11元、17元、12元的碳税。
4.5 碳税可能会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分成比例为7:3 考虑到我国目前地方税税收收入过低,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报告建议将碳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5 2012碳税的实施对企业和国民的影响
5.1 对于物价的影响 征收碳税会带来煤炭涨价和电价上涨,但由于起征税点较低,不会导致明显的物价上涨或所谓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如果按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0-20元看,每消耗1吨标准煤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约为1.9吨,等于把煤价提高30-40元,按照现行的煤价来计算,征税所造成的煤价上涨为3至5个百分点。煤炭涨价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电价上涨。
5.2 对于二氧化碳排放较大,耗能较高的企业的影响 征收碳税会给这些企业增加很大税负压力,降低利润,降低这些企业竞争力。比如煤炭、石化等传统的化石能源行业,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如火力发电、钢铁、水泥、有色金属,以及与石化相关的汽车、航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5.3 对于一般企业的影响 由于征收碳税会带来煤炭涨价和电价上涨1.5%左右,碳税征收可能会使一般企业年增长率下降2%-3%。进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导致利润的降低。
5.4 对市场和投资的影响 征收碳税会降低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碳税会导致价格上升,价格的上升会致使消费量的减少,在产能过剩、需求下降的情况下,碳税增加的生产成本可以避免一部分企业盲目扩大产能,也可以使那些产能落后的企业负担更重而被市场淘汰。
5.5 对消费者的影响 消费者将最终承担碳税。当前我国依旧偏重煤炭、石油,由于上述这些行业对市场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大企业和能源上游产业在承受征税负担的同时,具备将其负担分解传递给终端用户和下游产业的能力,碳税成本会传递给消费者,很可能导致终端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者生活成本的提升。
5.6 对家庭的影响 碳税具有一定的收入累退效应。开征碳税,会碳税导致的公共福利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普通老百姓的切实利益。即相对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用于燃料的支出比重较大,因而会因征收碳税而遭受较大经济损失。
6 2012实施碳税产生的问题
碳税是一把“双刃剑”,在倡导发展绿色经济的同时,同时也会带来问题:
6.1 碳税征收高低难以把握。当技术革新的成本要远高于碳税征收成本时,企业很难有技术革新的动力。这就会产生两难情况:碳税低了,难以起到推动企业积极革新的作用;但如果征收高碳税,许多企业的正常发展和经营将大大受到影响。
6.2 依碳税负担率水平差异而征税,必然引致社会福利水平变化。上海的一课题组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税收负担等多项指标,却得出了一项重要的调查结论―城市社会福利下降约2%,而农村下降约1.7%。
6.3 从短期来看,碳税的实施将很难达到节能减排的预期效果。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高峰期,大部分工业依然是高碳排产业,整体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如果在短期内全部要求进行技术革新、设备更替,绝大部分企业显然难以承受这样的高成本。
6.4 相对落后的企业仍然在经济增长和确保就业的贡献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果政策过于激进,也会引发有违公平的社会矛盾。
7 2012碳税实施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7.1 对物价:政府应将碳税用于补贴民生和进行宏观调控,如果假定其他的变量条件不变,合理的税收和设立良好的税收体系可能会导致其他的物价下降。
7.2 对家庭:应该实行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低代价的低碳生活方式。同时政府可以对民生领域给予补贴,碳税收入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制度,主要用于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以抵消碳税征收所带来的累退性。
7.3 对个人:个人应该避免生活中许多资源的浪费行为,尽可能低碳和生活生活,减少排量。同时政府对低收入者减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7.4 对于市场和投资:政府需要制定特别纲要来规范和推动私有化部分的能源利用效率。政府还需要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考虑低收入或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平衡地区间减排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格局。根据经济运行的不同情况来调整税率,从而降低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
7.5 对GDP:由于碳税的开征对GDP有一定影响,由国税征收碳税收入部分资金可以建立国家专项基金,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考虑,用于提高能源效率,研发节能新技术,开发低排放的新能源等方面。同时划归地方碳税收入的一部分政府,可用于弥补由于增设碳税而导致的行政经费的增加。
7.6 对于一般企业:必须改变传统经营管理的思路,转变营销思维方式,要将低碳理念变为低碳行动,把低碳技术转为低碳工程,以节能减排降耗为导向,有效开展低碳经营管理活动,建立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转换的新型经济模式。
7.7 对高能耗企业:企业一方面必须寻求生产更加节能的产品,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综合考量碳税征收后的企业负担,为环境优化让渡制度性利益空间。
①企业要探索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革新设备,优化工艺、淘汰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生产装置、延伸产业链,加强新能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并积极探索二氧化碳的利用途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②企业要积极组织协调相关研究力量,建立开放式低碳与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和投资部门,可以重点围绕低碳经济、政策及战略开展系统和深入的研究。③企业要加快产业结构低碳化,发挥上中下游一体化产业优势,从设计、生产、消费全过程寻求节能的途径,推广节能技术。④企业要挖掘和培育低碳人才,加快科研机构的设立;搭建低碳和新能源信息平台,大力发展低碳技术。⑤为了保护我国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政府对于对该类企业可以建立健全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对于排放量大的支柱型企业,可以采取浮动税率的办法。还可以减免企业给职工强制性缴纳社保的那部分钱,同时通过转移支付将征碳税的一部分钱补充到社保基金里面去,来实现改变要素投入比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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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科技中心,京津冀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及全国经济发展的新龙头。然而,京津冀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其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增大,给京津冀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经观察,近年来,尽管京津冀地区已经开展了节能减排的相关合作,但碳排放量却一直居高不下。可见,还存在其他因素导致碳排放增加。因此,深入研究并测算京津冀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指向性的政策法规,才能在实现该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于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的研究,艾尔利希(Ehrlich 1970)最先建立IPAT模型,指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力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等因素密不可分,本文将对京津冀区域2000-2013年的碳排放量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做实证研究,进而为该区域制定产业经济政策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一般而言,人口增长会从两个方面促进二氧化碳的排放,一是较多的人口导致对能源需求较多;二是较快的人口增长可能导致森林破坏,土地利用方式发生改变。现有文献中,Knapp(1996)研究了二氧化碳量和全球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人口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原因。相反,也有学者的观点与此相反,Bin(2005)认为人口规模的增多能够促进技术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二氧化碳排放。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是双向的。李国志等(2010)提出,一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能源消费导致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会促进技术改革,从而减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就人口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而言,取决于两方面的效应之和。由于京津冀地区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教育水平、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所以很可能导致该区域内人口增长带来较大的技术进步,从而使人口对环境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碳排放量的增长与人口规模负相关,即人口增长能够使碳排放量减少。就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来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Dinda(2004)研究发现碳排放量和人均收入之间呈正向线性关系。Fried陂现人均实际GDP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立方关系。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重工业发展战略,所以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引起对能源、交通的需求增加,碳排放随之上升。同时,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环境破坏,这也使得碳排放量随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基于这些理论研究,本文提出假设2:碳排放量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降低作用很明显,并且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国内外目前文献中,绝大多数学者用能源强度的大小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能源强度越高,技术水平越低,相反,能源强度越低,技术发展水平越高。而关于能源强度与碳排放量的关系,Wu(2005)等利用一种新的三层分解方法研究了1996-1999年中国碳排放“突然下降”的原因,结果表明工业部门能源强度下降是碳排放下降的决定因素。Wang等(2005)利用LMDI方法研究了中1957-2000年碳排放变化,结果表明95%的碳排放是由能源强度下降引起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碳排放量与技术进步负相关,与能源强度负相关。关于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的关系,Liu Chunmei等通过建立碳排放和产业结构比重的回归模型,发现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CO2排放强度。此外,庄贵阳、牛鸿蕾、江可申等均指出,不同产业结构会导致不同的碳排放量,且工业增加值比重与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相关,且与第二产业的比重呈正相关。针对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Richard基于对美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的研究发现,1917年以来,美国碳排放量降低的主因之一是替代能源的开发,说明能源结构的改善可以降低碳排放量。此外,国内学者王韶华、于维洋运用途径分析法研究了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结果表明:煤炭消费是碳排放强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结构密切相关,与煤炭消费比重正相关。
三、模型设定
四、实证结果及结论
一、碳金融市场的产生背景
近年来,由于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为此,世界各国已进行了各种研究及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碳金融市场也应运而生,它是将碳排放权作为交易对象,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金融活动。
2006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额为280亿美元,2007年激增至600亿美元,年增长幅度高达114.3%,如果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碳金融市场将代替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能源交易市场。目前,全球已有四家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欧盟的EU ETS,澳大利亚的NEWSOUTH WALES, 美国的CHICAGO CLIMATEEXCHAGE和英国的UK ETS),交易量共计27亿吨。碳金融能大大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而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发展碳金融也变得日益的迫切和重要。
二、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根据《京都议定书》核心原则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规定,发达国家要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2008年-2012年(即第一个承诺期)阶段,使温室气体年排放量比1990年削减5.2%,而发展中国家暂无强制义务。因此,这项机制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向节约型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全球第二,可见面临的压力十分巨大。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碳金融市场也因较大的排放基数而极具发展潜力。我国企业减排的碳排放量越多,可以为发达国家提供的二氧化碳交易量越多,企业也可以从中得到越多的利益。
我国的碳金融市场起步较发达国家来说较晚,主要表现在初期没有大力建设碳金融的意向,意识上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有着CERs(核定减排量)的巨大价值和外国投资者资金的吸引,我国已有很多企业积极的加入申请CDM项目的队伍中。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项目批准数达到3823个,企业的积极行为以及中国碳排放的巨大市场潜力。这也让我国成为已注册项目数及签发的CERs首位的国家,拥有世界CERs的55.64%(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现已成立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交易所,武汉、深圳等城市也将在未来几年内成立环境交易所,研究碳交易制度和减排规则。
同时,在碳交易的重要中介商业银行方面,我国已有不少的银行涉足CDM项目,中国农业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推出相应的贷款融资等方式来迎合碳交易市场的需求,这也引起其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追随,都开始尝试进入碳交易的市场,同时借鉴国内外其他相关机构的发展经验,建立起越来越完善的交易市场秩序以及规则,对于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1.碳交易定价的话语权缺失
我国是碳交易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但参与项目单一,且碳交易的定价权掌握在买方手中(国际碳交易平均价为17欧元/吨,而我国的交易价格只有l0欧元/吨),这不利于提高我国在碳交易中的地位。因此,虽然我国的碳交易数额巨大,却仍然算不上是碳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2.碳金融市场不成熟,体制上存在缺陷
相较于欧盟、美国等建立的相对成熟的碳金融体系,我国的碳交易市场缺乏相应的金融衍生品、保险业务等金融工具的支撑;较强地域性的市场也一定程度与国际脱轨,这也一部分影响了资金分配的合理性;现有的三个碳金融市场,但尚未形成一套规范统一的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来约束碳交易行为。
3.对于碳金融市场认识不足从而直接导致不成熟
我国的很多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并没有深刻认识到碳金融市场的战略意义:政府不敢于接受新的金融模式;企业不敢提出CDM项目申请或项目申请的失败;而由于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的CDM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是中小企业在开展节能减排项目是遭遇资金缺乏的瓶颈。这也更多的阻碍了我国碳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从而目前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四、对于当前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健全碳金融法律体系
只有有了稳定的法律法规支持才能正确的引导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快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明确对碳金融市场的扶持措施,尽快出台配套的法律法规,健全我国的谈金融法律体系,以更好的规范我国的碳金融市场。
2.增加对碳金融市场的宣传力度,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入的培训指导
要认识到碳金融市场的战略意义,不敢大力推进碳金融的发展。有关部门应积极也要向相关企业或工作人员宣传碳金融市场,让他们认识到碳金融能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及推动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
3.加快商业银行等碳金融中介机构的建设,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
碳金融中介机构应雇佣和培养对减排技术有深入了解的专业人员。这些专门人员可以从多角度为商业银行带来利益:面向企业的咨询业务的开展、对CDM项目合理的评估、为减排项目提供会计账目方面的协助、降低对减排项目投资风险等。通过自身作用推动企业CDM项目的实施。
4.加强与国际市场、中介机构的协同合作
我国应当加强与国际主要交易市场的交流和合作,增加交易品种,建立起统一的场内市场,制定规范的交易规则,逐步实现与发达国家碳交易场内市场的接轨,提高碳交易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曹佳,王大飞.我国碳金融市场的现状分析与展望.经济论坛.2010(7):154-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