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锻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

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　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　博弈顺序：

a　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　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　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赫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辟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篇（2）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条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在最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加明显，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使主要的能量来源。而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逐渐落实，房地产业的发展会更加趋于理性，会在暂时的低调发展之后，迎来更为健康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契机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产业具有较大的价值基础、消费者的需求逐渐的以刚性形式出现，加之其附加值较高，特别是在十之后，我国的城市化、城镇化的步伐会明显加快，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机会。房地产业因其产品的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和众多相关行业的关联性，长期以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这一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特殊的产业周期。房地产经济周期是波动性的，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与特征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

房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的发展周期，传统的产业周期一般要经过初创期、上升期（发展期）、稳定期和衰退期（蜕变期）　。但是，与传统的产业周期相比，房地产业的经济周期更倾向与经济发展周期。因此，对房地产业来说，其经济周期往往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萧条或低谷阶段。在这一阶段，初始时期房地产的价格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部分楼盘的楼价开始急剧下跌，甚至会下降到物业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场交易量也会随之明显减少，市场观望情绪严重；而当萧条阶段发展到中期，房地产的价格会出现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继续萎缩，随之而来的是与房地产有关的纠纷开始大量出现；可是当萧条阶段发展到后期，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而这更增加了市场的负面情绪，房地产的泡沫被继续挤压。而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和房地产的正常需求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产行业开始走向平稳，向经济复苏和上升阶段迫近。

2、复苏与上升阶段。在该阶段，房地产在初始时期的供给超过需求，房价和租金的水平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楼价已经完成了下跌的过程，并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回升的迹象已经出现；而在复苏的中期，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购买者逐渐增多，开始带动了期楼的销量。但是由于此时建筑成本与楼价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显。但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迹象已经十分明显；而当复苏阶段发展到后期，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加速出台，为房地产业走向新一轮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繁荣阶段。房地产业不会长期的在低水平徘徊，当其发展到繁荣阶段时，宏观经济的扩张步伐进一步加快，消费者对房地产的需求进一步上升，市场的交易量明显增加，新建楼房的空置率逐渐下降　；此时，更多的房地产商和中介机构开始大量介入，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同时增加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逐渐的出台一系列的限制炒楼的政策措施，楼价继续高涨的后劲开始略显不足，泡沫达到了最大，新增房地产投资数量明显下降，房地产业的衰退或者萧条就在眼前。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并且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国民经济的需求旺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房地产的发展就会较为旺盛，一般处于上升期或者繁荣期，否则，将会出现衰退的迹象。因此，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产价格从长期看是处于一个增长趋势之中的；（2）在增长型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在长期趋势上呈现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轮的循环峰顶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则正好相反；（3）在房地产的景气阶段，房地产开发商和贷款银行的过度乐观通常会使房地产供给的速度超过需求速度，在不景气的阶段则正好相反。

二、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分析

（一）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消费品价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变动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而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都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都是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这是因为，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　。此外，还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随机因素。

三、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一）改善房地产产品的供应结构。

针对目前的住房供应体系结构仍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极不平衡的情况，要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严格控制别墅供给，适当降低偏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建设比例，提倡建设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发挥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主导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规模，切实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合理引导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

（二）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价格。

价格是房地产经济领域中尤为突出的一个因素，而且它对行业内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的影响，运用价格规制对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作为宏观调控部门，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经济行为做出评估，以判断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借助政府的价格评估与指导，有助于使房地产商品价格回归理性，维护行业和市场秩序。

（三）规范土地政策。

在对待房地产发展的问题上，需要通过对土地市场监测分析，总结一定时期我国土地市场运行的总体情况和态势。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建立土地市场快速反应机制提供科学依据。而且还要规范土地市场，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和坚决打击，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机而导致的地价上涨进而引发房价快速上扬、房地产投机增加的局面。

四、结束语

房地产业的发展要符合市场需求，要与相关行业进行有效的关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现阶段，由于房地产需求稳中有升，房地产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空间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强劲的国外竞争对手，新增的市场需求及原有的市场份额有被国外同行抢占的可能，对国内同行来说，竞争压力增加，而作为弱势企业的弱势项目来说，对手的强大和增多，将使其更显弱势。因此，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和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建井一处）

注释：

闫新红，艾燕.　论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现代商业，2009（1）：249-251.

王正才.　我国宏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11）：27-28.

刘昕玮.　新经济形势下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理性思考.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109-110.

篇（3）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参考文献：

[1]高培勇.结构性减税：2009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J].涉外税务2009，（1）.

[2]高培勇.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进程盘点与走势前瞻[J].财贸经济2010，（1）.

[3]杨军.“增支+减税”的持续不平衡——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贸易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J].南风窗，2010，（3）.

[4]陈黛斐，韩霖.“十二五”税改：重点是直接税——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中国税务，2010，（11）.

[5]凤翔.对当前税收改革热点问题的深度解读和理论分析——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理论视野，2011，（3）.

篇（4）

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因素

1.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因素。第一，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制约。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指的是一国央行能够自由制定适合本国的利率，而不受他国的制约，另一层含义是央行能够调控本币供给，提供适合本国的货币量。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政策组合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下，维持钉住美元制是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为代价的。现在我国虽然仍属资本管制国家，但资本账户已部分开放，目前仍在扩大开放进程中，因此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将不断增强。当资本流入过多时，会导致本币货币供给的增加，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但当中央银行提高本币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时，又会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增加，从而使中央银行利率政策陷于两难处境。当前我国实行的是稳健货币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的主要标志是：不存在超经济的货币发行，实际利率略高于物价总水平。但回顾2004年以来我国央行的调控过程可以发现，尽管央行采取了提高利率，提高准备金率等收紧银根的措施，存款利率水平仍然低于物价总水平1个多百分点，利率作为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货币政策工具其灵活运用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同时，在现行汇率机制下，外汇储备急剧上升必然导致基础货币投放不断加大。由于外汇储备上升，外汇占款增加引起货币供应量加速增长，因此央行必须在人民币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在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须要担负起更多宏观调控职责背景下，由于对冲的需要，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只能是被动的。目前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5％以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量的主动性下降。这种局面使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非常大，从而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大幅度降低，得投资和物价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继续在高位运行，难以达到在保证币值稳定条件下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货币政策预期目标。

第二，汇率政策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功能失效。众所周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汇率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其政策目标是促进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我国外汇管理目标是国际收支适当盈余，而非大量顺差。但就政策与目标的关系而言，固定汇率制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是相互矛盾的。由于钉住汇率，汇率不能随外汇供求的变化而随时变动，所以难以通过汇率的调整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连年大量顺差，与适当盈余的预期目标日益偏离，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加重，与汇率政策失效有很大关系。

2.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因素。第一，大规模的外资流入是升值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2004年，我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贸易顺差只有200亿美元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增加2067多亿美元，资本净流入达到1200亿美元左右。当一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其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对较高，这能够为资本提供高额收益。因而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较强，加上目前我国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难以满足行业和企业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因此大量FDI的涌入通过储蓄与投资增加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外资的大量流入在增加我国投资规模的同时，也会导致我国外汇供给的激增，为了稳定汇率，中央银行被迫进行对冲操作，这就造成外汇占款的增多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失控，使人民币面临大幅度升值的压力。

第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压力得以缓解但并未消除。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近年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经济沉疴不起，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日本作为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理由是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美国接过了日本传递的接力棒，以中国货币操纵造成美国严重的制造业失业为由，继续向人民币施压。随着美元贬值和强势美元政策的调整，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美元贬值压力并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此外，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还有一些出于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政治上的考虑。减税政策和低利率是刺激美国本轮经济复苏的两大政策。但目前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超过其GDP的5％，净外债达2.7万亿美元，达到其GDP的25％。同时由于2001年9.11、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导致美国从90年代的财政盈余走向财政赤字，接近GDP的4％，这种双赤字被认为是经济走向恶化的前兆。经常账户的赤字将导致美元的下跌，提升了对美元急剧调整的恐慌，美国国内对美元贬值的调整方案有的认为应达到90％，目前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常账目下的美元已经下跌了30％，这种调整将严重影响美国和全球的经济。美国对这种失衡的调整主要采用提升美元的利率和任其美元的贬值，货币政策的趋紧将导致经济的衰退，人均收入的减少，从而将减少需求和进口以及国内消费，鼓励国内储蓄，以弥补两个失衡经常账户和储蓄投资的缺口。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条件下的政策搭配

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手段实现均衡。第一种方法是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进行冲销干预），价格水平的上升，货币升值的压力由于通货膨胀而抵消；第二种方法是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削减国际收支的盈余，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利率下降，资本外流；第三种方法就是采取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方法，实际上就是突破了央行期望的汇率区间。若维持汇率在一定的区间内，政府必须采取第一种和（或）第二种方法，因此在第三种方法被有限使用的情况下，第一种方法和（或）第二种方法要做更大程度的调整。实际上以上的3种方法往往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避免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

由于现实经济中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央银行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使用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防范不利冲击给宏观经济带来较大振动。当然除了以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外，还可以配合产业政策的变化等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如贸易、产业政策调整。国家要关闭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出口企业，特别是一些高能耗、声污染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企业，它们附加值低，并且是不可再生能源，要减少或限制出口。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行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

宏观经济学；问题；教学效果

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学模式旨灌输宏观模型的推导，不注重理论模式实际背景的讲解与解释，以及不注重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为此，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宏观经济学不进理论抽象而且模型繁杂，学生对于教材中包含的图形、模型与专业术语等都难以了解与掌握，学生逐渐丧失学习积极性，但宏观经济学又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所以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方式简单

最近几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大多数高校在学生考核方面做出了调整，即除了考试成绩，还着重开创了部分实验课程，但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没什么显著的改变，仍是以教师灌输为主。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学生被动记笔记，由于授课篇幅较大，学生往往赶不上教师的进度，所以学生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索。

2、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

“教学”是由“教”和“学”组成，有着两次含义，所以“教学”不仅局限于“较”，更为重要的是“学”。但传统教学方式与灌输式教育思想深入人心，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学生的积极性，盲目听从教师的安排，即上课听教师讲，没有独立思索，课后等教师安排作业等。在学习中，学生仅注重教师所讲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没有真正做到“学”，他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意识，缺乏运用所学知识处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无疑降低了教学效果。

3、理论联系实践不够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的创建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说，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纵观国外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他们在教材中有效融合了学生身边的案例，而我国却无法选取较为适宜的安排模仿经济形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体制存在差异性，教师缺乏丰富的经济社会经验。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

1、创新教学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学了需要认真听讲与记笔记，更为重要的是主动思索，这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其理论精髓。所以，教学方式需要创新，也就是说在传统课堂灌输的前提下，增添课后复习与课前预习阶段，让学生在课前先整理一下本节课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标记出自己无法理解的知识，带着问题听讲，课后再加以复习。基于课前、课中与课后三阶段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而且有利于内容的融会贯通。从课堂灌输阶段来看，可以在传统教学方式上增加多种形式的互动，如小组讨论、主体讲座等；可以增加热门话题讨论，如对人民币升值的看法等，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2、引发学生思考，提高积极性

分析问题、理解问题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重点，针对同一个问题，每个学派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导致答案不同甚至相反。为此，教师首先需要引导学生对各个学派提出的观点，以及观点的限制与背景等加以分析，从而解除心中的疑惑，即学生会发现各学派对于同一个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在于它们假设的前提存在差异性，所以不存在哪个学派推导不正确的说法。基于问题的思考及思维的分析，有利于帮助学生明白每一个宏观理论都具备假设的前提，不是绝对精确的真理。这样，在日后理论模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便会对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与假设条件加以重视。其次需要引导学生积极讨论与交流，以批判性眼光分析各种经济理论，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基于不同观点的碰撞，主动创建自己的知识系统。批判地吸收与掌握不同学派的观点，既可以帮助学生开发思维又可以帮助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的了解与认识。最后，需要引导学生进一步掌握宏观经济学的特征，鼓励学生大胆讲述自己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发展较短，不够健全，不是一门较为精确的科学，在处理相关经济问题与解释相关经济现象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难与选择，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学习素养。

3、加强理论联系实践

理论联系实践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同时有利于提升学生处理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为了保障教学内容的合理性与时效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充分了解与掌握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专题讲座，如与宏观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热点与重难点，如从加息至减息等。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在具体学习过程中，若一直延续图形分析的方式进行讲解，学生自然会感到厌倦，所以教师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即融合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实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具备实例的分析过程中，教师需要依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关问题让学生进行回答，如货币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性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财政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背景下的财政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基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学生自然对这样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在布置相关宏观经济政策让学生进行练习，加以巩固，这样的方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深入了解与掌握知识点的方式方法，从而帮助帮助更好地掌握宏观经济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理论只有与实践有效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必要性，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与把握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经济思维等，从而真正提升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培养高素质的经济人才。

作者：李坤泽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篇（6）

一、IS曲线简介

IS曲线描述的是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利率与国民收入之间反向变动的关系曲线[1]，表示所有满足收入恒等式、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净出口函数的利率R和总收入Y的组合，即产品市场上所有均衡利率和收入的组合[2]。根据均衡条件S=I，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恒等式为：Y=C+G+I，其中Y指国民收入， C指消费，G指政府支出，I指投资；C=a+b（Y-T）是指消费，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其中T为税收；I=I（R）是指投资，与利率R在产品市场均衡时的图像关系，即IS曲线。IS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与边际消费倾向MPC。d值越小，I对r反应越不敏感，推出Y对r反应不敏感，则IS曲线越陡峭；MPC值越小，收入的乘数越小，由于乘数效应，推出Y对r反应不敏感，则IS曲线越陡峭。IS曲线向下倾斜是因为较高的利率减少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从而通过乘数过程较低了总收入（GDP）水平。

目前，国内也有许多学者研究了我国的IS-LM 模型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复旦大学司春林（2000年）[3]、中国社会科学院郭金龙（2000年）[4]，他们的结论都是我国的IS曲线很陡峭。目前我国的IS曲线比较陡峭，这是大家广泛认同的观点。

二、IS曲线数据与模型建立

（一）IS理论模型简介

IS曲线由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组成，在产品市场上：

总需求：Z=C+I+G+X ，总供给：Y=const ，均衡条件： Z=Y。

其中，消费函数： C=C（Y） ，投资函数： I=I（Y，R） ，净出口函数： NX=NX（Y，R）。

将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净出口函数代入均衡条件公式可得IS曲线：Y=A（R，G） 。其中A（ ）是函数符号；const表示常数。Z、Y、C、I、G、NX、R分别表示总需求、总收入、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支出、利率。

（二）模型的构成及形式

为区分政府政策和民间行为，我们首先对我国GDP的构成作一个再分类。为计算这种模型，本文把GDP的三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重新分为四部分，居民消费、民间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把现行统计中消费中的政府消费去掉，只剩下居民消费。把投资中的政府投资去掉，只剩下民间投资。把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加起来，成为政府支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有正式的统计资料。政府投资没有正式的统计定义，在基本模型中，我们使用政府投资=国家投资，政府支出=政府消费+国家投资，国家投资有正式统计资料。在作了以上重新分类之后，本文以下部分在未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把居民消费简称为消费，把民间投资简称为投资。利率R采用实际利率。在对统计资料进行调整以后，建立以下简单的反映总需求方面基本经济关系的宏观经济模型。

模型关系式：

收入恒等式：Y=C+I+G+NX （1）

消费函数： C=Z1+[1Y （2）

投资函数： I=Z2+[2Y+]R （3）

净出口函数： NX=Z3+[3Y+pR （4）

通过等式（1）至（4）可以推出IS曲线。本文选取1996-2010年我国的相关统计数据作样本。

三、中国IS曲线的参数估计

（一）单整性检验

宏观经济变量常有时间趋势，若直接用来拟合方程，易出现伪回归。防止伪回归的方法，意思尽量避免方程中出现非平稳的项，如把非平稳项经差分变为平稳项，然后再回归等；二是检验非平稳项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性检验。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需要先确定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即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ADF方法，经检验，数据平稳。

（二）参数估计

对联立方程组中单个方程的估计，通常情况下可用工具变量法、间接最小二乘法或两段最小二乘法[5]。若样本较小，它们就和普通最小二乘法一样，估计结果都是有偏的，且易牺牲样本信息，计算量也大。本文研究的是1996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所取的样本区间很小，就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这里采用广义差分法进行处理，同时，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即协整检验。估计结果以及协整检验结果见表1。

表1：估计及协整检验结果

在上述估算的基础上，下面利用收入恒等式导出IS函数，即消费函数（5）、投资函数（6）和净出口函数（7）代入收入恒等式（1），得出IS曲线表达式：

Yt=4528.9772+0.8377Gt-150.1825Rt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上述估算的基础上可知，在模型涵盖的时期内，我国的投资函数基本上是正常的，投资函数表明，收入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为正，利率对投资的影响为负，前者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后者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民间投资对利率是有反应的。消费对本年的收入反应为正且显著。净出口对收入和利率的反应为正，表示收入增加净出口增加，利率上升净出口增加，均不符合理论。净出口函数的不合理，可能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开放，以及对出口的特殊倾斜政策造成的。

上述实证结果也与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轨迹相符合。自从1996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的重大调整。第1阶段是从1996年5月到1998年4月，主要采用货币政策进行微调，措施包括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等，但货币供给增长依然乏力。第2阶段从1998年下半年到该年结束，在财政大规模投入的推动下，GDP累计增速从年中的的7%提高到年末的7.8%。第3阶段从1999年初开始，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同时扩大货币政策的配合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上述政策调整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局在仅用货币政策未取得预期效果时，把注意力转向了财政政策，且力度不断加大。这种政策转向是得到了本文实证结果支撑的。

四、政策建议

（一）坚持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虽然现阶段我国经济出现回升，但是回升态势是脆弱的，是不巩固、不稳定、不协调的。在当前对外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在出口增速商务止跌的情况下，如果减少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经济回升的态势就有可能发生逆转。郑立新认为，财政政策要着重在四个拉动上下功夫，充分发挥杠杆作用：一是拉动居民消费，二是拉动民间投资，三是拉动银行贷款结构的优化，四是拉动出口。

（二）改善居民消费需求

坚持扩大内需政策，还要注意到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最主要动力。改善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倾向和结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建设预防性货币需求比例，从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二是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就要机会，提高工资性收入，鼓励支持低收入者自主创业，增加居民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谢浩然. 基于IS-LM模型的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J].当代经济，2010（23）.

[2]张帆. 央行的行为-利率的作用与中国的IS-LM模型[J].管理世界，1999（4）.

篇（7）

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下降呢？首先，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在下降，从过去30年的10%降到了增速较低的“新常态”。但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个“慢变量”而不是常数。目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其次，中国的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已经降低了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排除现实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总之。一方面是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另一方面是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两者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国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

权威人士最近指出：我国经济运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人们会问两个问题：第一，L型的横画是指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某种平衡状态？第二，中国经济现在是运行在L型的竖画上还是横画上？如果L的横画是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且中国经济已经到达L型的横画，中国就没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而应该集中力量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L的横画是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某种平衡状态，中国就必须采取有力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陷入或打破这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平衡状态。权威人士没有明确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他（她）的谈话还是给经济学界留下了一些悬念和辩论空间。

权衡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

在使用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的同时，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也常使用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的概念。结构调整和结构改革两者在国际上是经常混用的，但前者的含义略宽广些。在中国，结构调整概念往往还包含经济中某些比例关系的变化，如第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在GDP中比例的调整等。中国现在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似乎不仅指国际上所理解的结构改革和结构调整，而且也包括中国意义上的（经济）结构调整。

与主要着眼于未来、内容繁复、手段多样的结构改革不同，宏观需求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需求总量，使现实经济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实现充分就业和产能的充分利用（“保增长”）。宏观需求管理的目标比较单一，手段也比较规范。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为了使产能得到充分利用，且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可持续、较高速增长，宏观经济管理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还要改善需求结构。

总之，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要解决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见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决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可持续增长）下降问题；后者见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暂，主要解决当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因此，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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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11－031-02

一、资本账户开放的研究成果综述

资本账户开放的现有研究成果较多，除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的分析之外，还包括：(1)资本账户开放对一国经济的宏观、微观影响，收益与风险分析；(2)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别经验与国际模式比较，通常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维度分类与探讨；(3)资本账户开放的操作问题，一般分为资本账户的前提条件、模式选择、顺序选择三个问题；(4)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研究，包括动因、路径、现实约束条件、影响、步骤、配套措施，甚至进程等等。其中，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Benu Schneider(2000)基于国别经验，指出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前提条件涉及到财政的稳固、通货膨胀、金融部门的改革、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经常账户收支、外汇储备、金融部门的审慎性要求、监管、降低关税壁垒和多元性的出口等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有序路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讨论认为一个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是：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强有力的金融制度、一个有力和有自的中央银行，以及及时、准确和综合性的信息披露。国内学者吴晓灵(1997)提出开放的四个条件，包括健全的财政体系、灵敏的微观活动主体、内外资金融机构税负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姜波克(1999)提出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一定的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和竞争力)、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化，微观经济主体的塑造，高效稳健的金融监管，合适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外汇短缺的消除，可维持的国际收支结构，合适的货币自由兑换。在此，姜波克首次提到了可维持的国际收支结构，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概念。

二、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定义的提出与内涵

在《资本账户开放研究：一种基于内外均衡的分析框架》一文中，姜波克、朱云高首次明确提出了“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概念，指出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有三种定义，包含短期与长期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短期内，经济和金融体系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下，可以承受、消化和扭转大规模短期资金的逆向流动，从而使国际收支免遭重大影响，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第二层含义是指在长期内，在不危及内部均衡的条件下，一项账户的差额可以被另一项账户的反差额所弥补，一个时期的国际收支差额被另一个时期的反差额所弥补，即国际收支能保持跨期均衡。朱云高(2004．10)在《论资本账户开放的动态条件》一文中提出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条件，并在此文中“给出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义”如下：

所谓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指，如果国际收支平衡和当前实现内部均衡的政策是一致的，这种国际收支结构就是可维持的。反之，如果国际收支平衡要求为实现内部均衡目标而采取的现行政策作一个急剧的变化(如本币急剧的贬值或强烈的需求紧缩政策等)，那么这样的国际收支结构就是不可维持的。在该定义中，我们关注的国际收支平衡并不要求总量上每年都达到平衡，而是国际收支内部的结构能否保持协调和平衡的趋势。因为如果内部结构不平衡的话，即使当前能够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那么在以后的年份国际收支仍可能会恶化，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国际收支的内部结构。

尽管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定义被进一步修正，但对该定义的解释反而使定义变得更加模糊，此其一。其二，对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条件这一命题，作者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论证，有待澄清和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对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定义的探讨

1、内外均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

尽管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似乎是一个新的观点，但在国际金融学说的研究领域，各国学者们早就对内外均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探讨。丁伯根(Tinnbergen，J．1959)提出，一国政府若想达到一个经济目标至少须采用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而有效政策工具被采行的数目须与想达成的独立的政策目标一样。多米德(Meade，J．E．1951－55)指出，在开放的经济中应该用财政政策稳定国内经济，用货币政策稳定对外经济，一国政府若单独使用某一改变政策来追求内外平衡，其结果将导致该国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之间的冲突。以上述思想为背影，60年代蒙代尔提出“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或“蒙代尔搭配法”。蒙代尔认为，在一个开放型宏观经济运行中，内部与外部平衡的矛盾可采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并进行适当的搭配来解决。其中，一种政策用于解决内部平衡，另一种政策用于实现外部平衡即国际收支平衡。他认为，一种政策工具如果同时用以对付两个相互独立的政策目标，两个目标反而都不能实现。因此，要实现多少种相互独立的政策目标，就要有多少种不同的政策工具，每一种政策工具应被搭配及用来达成其最能有效达成的政策目标。假如一国政府不遵循以上的这个原则，则该国将同时脱离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并且愈离愈远。如果一国政府能够适当地搭配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则将可以同时达成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经济目标。当然，蒙代尔政策配合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如政策的选择单调，仅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利率之外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等等，但是其理论明确地说明在资本账户开放及资本管制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政府政策是有所作为的，问题是在政策的采用上的搭配。这种政策搭配也正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因此，前述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定义有待商榷，因为每一种政策工具将同时影响一国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作者在对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下定义时，强调的是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目标的政策之间没有冲突，按照蒙代尔的理论逻辑，这怎么可能实现呢？这是要进一步论证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资本账户开放核心问题这一命题所需要解释的第一点。

2、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与国内经济金融体制的关系

如果只是强调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不考虑现行国内经济金融体制，只要对现行国际收支的调整政策目标不与国内均衡的调整目标相冲突，国际收支结构就应该是可维持的。然而，仅从政策运用的目标层面来下定义，将导致难以判断国际收支结构的可维持性。举例而言，资本账户开放之后外国资本可能会大规模地流入，银行体系的可贷资金将相应增加，中国这种银

行主导性的国家情况更会如此。他国的经验表明，面对资本大量流入而引起的银行体系可贷资金迅速膨胀，如果没有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结果是灾难性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就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很可能会放松风险约束，大举涉足高风险部门或行业，如将贷款直接投向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等具有高回报率的领域，或是通过参股控股房地产公司和证券公司，变相将资金投入进去，并使这些部门的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而这一切将不可避免把整个社会经济推向泡沫化，并以累积大量的不良资产而告终。

3、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量化指标

由于提出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这一观点的文献太少，对该定义的内涵并没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界定，对指标的讨论显得为时过早，但对量化指标进行一些方向性的讨论应该有助于分析什么是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如果把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量化指标割裂划分为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按照多个维度分别进行竞争力的评价，并不能由此得出一国国际收支结构是否是可维持性的结论。

有观点认为可维持性的国际收支结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经常项目在长期中保持平衡。因为经常项目赤字必然要由资本项目的资本流入来弥补，长期的赤字就会造成旧债必须靠不停地借债来维持，一旦资本流入减少甚至净流出，就会爆发债务危机。另一个要求是资本项目中短期资本的比例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因为短期资本流动性和投机性很强，一旦基本因素或预期因素发生大的变化，就会大量流出，如果短期资本比例过高，就会使一国的国际收支不可维持，放大基本因素中的不利影响。由此似乎可以总结出相应的判断依据：经常账户的长期平衡，以及资本项目短期资本的比例上限。后者可以在实证分析之后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或者区间，但经常账户的长期平衡则难以量化。

此外，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否可以一分为二，包括经常账户可维持性与资本账户可维持性，还是如IS－LM－BP模型中，把国际收支均衡表述为零官方储备交易余额。因为从国际收支账户分类的角度看，一共有四类第一类为经常项目，第二类为长期资本流动，第三类为短期私人资本流动，第四类是官方储备的短期资本流动。

4、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与内外均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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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F基本模型

蒙代尔一弗莱明的基本模型由下列几个市场均衡条件构成。

1商品市场均衡

公式表明，由于完全的资本流动，该小国经济的利率水平是由世界的利率水平决定的。

二、M―F模型的描述

IS曲线：它表示商品市场（流量）均衡点的变化轨迹。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与本国利率水平成反比，IS线是一条斜率为负的曲线。

LM曲线：它表示货币市场（存量）均衡点的变化轨迹。一国国民收入增加会导致本国货币的需求量增加，从而要求利率（r）上升，LM线是一条向上倾斜（斜率为正）的曲线。

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为一国经济内部均衡点。

BP曲线：反映国际收支均衡点的组合，是一条垂直线。

当IS、LM、BP曲线交于一点时，一国的开放经济同时实现内外均衡。

三、态的M-F模型

静态的M―F模型说明在固定汇率、资本流动及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这三者之间，不可能同时存在。该模型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够突出汇率，特别不能处理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对开放经济的复杂影响。模型的主要内容及其政策研究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固定汇率制下的资本完全流动性与可变汇率制下的资本完全流动性。其内容可概括为下图：

四、M-F模型的发展：动态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一）多恩布什模型

多恩布什于提出了动态的M-F模型。他认为原始M-F模型无法对外汇市场上汇率的波动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其模型中，他假定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对汇率的未来波动具有肯定的预期。粘性价格介于不变价格和弹性价格之间，它假定商品市场的价格变化是缓慢的，滞后于资产市场的调整。粘性价格货币模型可以由以下三个等式来说明：

45度线表示价格水平和汇率水平的长期均衡，即购买力平价曲线

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市场的均衡曲线MM右移到MM`，在短期内价格粘性，商品市场不能立即出清，而实际货币存量增加，货币市场均衡则实际货币需求必须增加，这样在短期产出水平一定的条件下，货币市场出清的唯一方式是利率下降，利率下降，资本外流，汇率由Sa上升至Sc，也即由A点移到C点。从长期来看，商品市场的缓慢调整，价格将相应上升，这将逐步消化掉部分货币存量的增加，实际货币供应量将下降，利率上升而汇率下降，直到新的均衡点B，经济体系又恢复到长期均衡状态

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模型的显著特征是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与货币主义的长期分析结合起来；采用价格粘性这一说法，更切合实际。同时，它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表明了货币扩张（或紧缩）效应的长期最终结果是导致物价和汇率的同比例上升（或下降）。但在短期内，货币扩张（或紧缩）的确对利率、贸易条件和总需求有实际的影响。

然而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粘性价格模型假定货币需求不变，但在实践中，常常由于实际汇率的短期波动而影响货币需求。

第二，粘性价格模型暗含着这样的假定：资本是完全自由流动的，汇率制度是完全自由浮动的。而上述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不能完全实现； 第三，粘性价格模型很难得到实证的验证。

（二）曼昆模型

本文以下所述是选取曼昆教授在其《宏观经济学》著作中所阐述的一个知识点。

1浮动汇率下的小型开放经济

（1）扩张性货币政策

假设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且物价水平固定不变。运用M-F模型分析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

当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由于价格P不变，所以，实际货币余额增加。因此，LM1曲线右移至LM2 ，货币供给增加，使利率下降，资本外流，造成汇率贬值，这又使国内物品更具竞争力，从而净出口增加，即国内产出增加。

（2）贸易假设：政府实行进口限额或关税来减少进口物品需求。运用 M-F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变动的影响，如图：

当政府采取关税或进口限额，（a）图中的净出口曲线将向右移动，从而进口减少，出口增加。

因此，（b）图中的IS 曲线也向右移动，由IS1移至IS2，使得汇率提高。然而汇率的上升又等量的减少了NX，因此，产出或收人没有改变。其结果为：汇率上升，收人不变，仍为Y0，贸易余额不变。（图参见曼昆著《经济学原理》）

2固定汇率下的小型开放经济汇率

（1）扩张性财政政策

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使IS 曲线向右移动，如实际固定汇率e，汇率上升，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只有增加货币供给，买进外币，售出本币，这使得汇率能够维持在实际固定汇率e 处，汇率得到维持的同时，LM曲线向右移动，由uⅥ 移至LM2″，其结果与固定汇率制的情况恰好相反，财政扩张使收入由Yl增加到Y2，而汇率没有改变。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无效。

（2）贸易政策

假设政府实行进口限额或关税政策。当政府实行贸易限制，这种政策使 汇率。净出口曲线向右移动，从而IS 曲线也向右移动。使得汇率提高，而要把汇率维持在固定汇率e 水平，货币供给就必须增加，因此LM曲线向右移动，因此，总收入增加。其结果为：汇率固定不变，收入增加，由Yl增至Y2，同时贸易余额得到改善。

（三）M-F模型的发展―奥布斯特费尔德和罗高夫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

1M―F模型诞生后，有多位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扩展：

布兰松和布特引入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在M-F模型内分析了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财政政策效应。该模型说明：当考虑到汇率变动对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同样导致本币的贬值和国内产出的增加，这在理论分析方面，与M―F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

HyeonSeung Huh用澳大利亚1973―1995年期间的相关数据对M―F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结论认为“该期间澳大利亚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非常接近于该模型的预测”。

多恩布什和费希尔（1984）将资产替代效应引入M-F模型；弗伦科尔和拉兹将多个扩展因素融入M―F模型框架，来分析财政政策效应，但没有涉及价格变动和存量调整因素。

20世纪90年代，沿着蒙代尔一弗莱明一多恩布什的研究思路，奥布斯特费尔德和罗高夫把跨时效用最大化引入到该体系中，建立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一般模型，该模型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新的研究热潮，被称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

2 奥布斯特费尔德和罗高夫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方法的一个显著优点是能进行福利分析，这样就能通过经济冲击对生产、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的改变来考察宏观经济政策对居民个人效用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它既解决了基于凯恩斯传统模型的问题，也顾及到了以往实证性的、不完善的跨期模型中存在的问题。

Obstfeld和Rogoff采用两国经济模型，所有居民是在[0，1]上连续分布的，利用货币效用函数的方法将货币直接整合进模型；个体的终身效用函数与个体消费指数、持有的货币余额、产出相关。

此模型蕴涵了许多由M-F模型的方法分析国际金融问题而得到的结论，同时又超越了这种静态方法，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同时分析经常账户、汇率问题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此外明确的福利分析使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评估有了可能，并且为研究国际政策协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标准模型提出以后，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标准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了拓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Corsetti和Pesenti认为名义刚性的假设对分析现实情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认为只有把外生冲击的程度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这种分析方法才具有合理性和准确性。

Betts和Devereux把国际市场分割和市场定价引入标准模型。他们考虑到国际贸易中总存在着一些障碍和壁垒，出口商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中实行价格歧视，且贸易品国际价格有时会偏离“一价法则”。

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Obstfeld和Rogoff的标准开放经济模型中，认为国际借贷变动是传导经济冲击的重要渠道之一。不论货币扩张是源于国内还是国外，未预期到的货币扩张都将提高每一个国家的消费和福利，只有当考虑除垄断之外的无效性时，货币冲击对国内外才有不对称的效应。Corsetti和Pesemi用该模型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福利水平的综合影响进行系统分析。认为他们在开放经济中，除了垄断扭曲外，还存在与开放相联系的另一种扭曲，即一国通过控制生产供给来影响贸易条件的能力。他们假定国内商品的替代性高于两国之间商品的替代性，这时贸易条件的外部性就会产生重要的福利影响；当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在需求和贸易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国际净借贷为0，这就和标准模型中的结论不同。

五、总结

M-F模型的提出是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它为政策决策者们提供了一条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静态的M-F模型是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固定汇率制，而利率在当时经济中的作用相对较为重要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反映的是经济均衡时的利率与收入水平；而动态模型和曼昆模型则是结合目前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即多数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汇率对一国贸易、金融的作用逐渐突出且越来越不可忽视的背景下提出的；原始的M―F模型是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不加区分的予以论述；而扩展后的模型区分了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和大型经济开放模型。原始的M一F模型只针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分析；而修改后的模型在原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贸易政策的内容。从以上对模型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段的模型所表现的异同点的分析来看，模型与理论确实需要跟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更新与完善，只有这样，我们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才能达到理论来源于现实并服务于现实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罗为试论蒙代尔-弗莱明教学模型的发展[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2][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篇（10）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073-02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常常有学生被“凯恩斯流动性偏好”、“凯恩斯区域”以及“古典区域”等概念弄得糊里糊涂，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引申出的政策含义。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这些概念并深刻理解经济政策的适用性，必须认真学习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应用历史推理法，把对概念和政策的理解融入到对历史背景及其背后经济逻辑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所谓历史推理法，指的是在熟悉掌握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依照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方法，对宏观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及其背后隐藏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掌握概念和理解政策的一种逻辑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区别于一般逻辑分析法在于它分析问题的起点是问题本身具备的历史背景，而不是一般逻辑分析所具备的逻辑假设条件。

以理解和掌握“凯恩斯流动性偏好”为例，历史推理法要求从这个概念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而这个背景恰恰也是整个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即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具备如下特征：第一，从供给方面来看，企业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没有问题，能够迅速地满足社会需求的增加。凯恩斯假定社会供给能够以不变的价格持续满足需求，尽管这种假设有些苛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供给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且供给的确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满足需求的增加。第二，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前景暗淡，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即使政府出台相关的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政策，依然不能摆脱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三，完全依靠市场解决经济危机的不可行。众所周知，这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本身就是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观点的恶果，实际上是市场本身固有缺陷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因此，依靠市场不能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政府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承担起宏观经济调整的职责。

在了解了相关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再把这种历史背景和经济逻辑结合在一起，来理解“凯恩斯流动性偏好”概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市场的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预计到利率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而对应的债券价格就要下跌，因此，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债券，换成现金储存在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现金为王的坚定信奉者，都无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现金储存起来，不进行任何消费或者投资。由于货币的基本特征是流动性，而人们对于货币现金的无限偏好，可以表述为流动性偏好。那么，流动性偏好对当时的政策制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流动性偏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这种共识必将深刻地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果政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进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政策意愿很可能会落空。原因在于，当政府增发的货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流转到经济主体手中的时候，受流动性偏好的影响，经济主体会不约而同地把收到的货币储存起来，从而使这些货币退出流通领域。经济主体对货币的偏好以及储藏行为与政府发行货币促进交易，盘活经济的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因此，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当时是无效的，而财政政策则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摆脱流动性偏好陷阱。政府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增加转移支付，发行公债以及减税，能够直接带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这种总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过社会总供给的增加而得到满足，并且这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会物价基本不变为基础的。因此，在流动性偏好存在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无能为力，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和方法。如果以上的经济逻辑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承担无可替代的职责。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就成为一门科学，而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凯恩斯区域”和“古典区域”，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极端情况而已。在“凯恩斯区域”，LM 曲线呈水平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带来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带来社会总产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实现在利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达到增加社会总产量的目的。因此，在“凯恩斯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无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有效。与之相反，“古典区域”对应的LM曲线是垂直线，这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够促进社会总产量的增加。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价的上涨，而对经济增长毫无帮助。因此，在“古典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有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