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长期以来，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将文化与经济割裂开来，认为文化与经济就像两条道上跑的车。事实上，文化与经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便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一、文化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价值导向和现代人力资源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中，文化起着导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理性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导航。这种理性的精神支撑就是社会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的文化反映现代工业文明精神，满足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文化素质，同时也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今天，文化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活动的一切过程和环节。特别是普遍文化认同在减少和克服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冲突和经济摩擦方面，以及在适应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方面，都具有其他系统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能够起到其他系统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对高水平人力资源的倚重就显得更为突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经济的“奇迹”，尽管“奇迹”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教育立国”、“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建立了一个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良性结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力”。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区域生产力水平较高或区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是文化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的现实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对经济还具有久远而深刻的意义。可以预见,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优势的竞争,更是文化优势的竞争。

二、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在文化和经济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为文化提供赖以生存、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当我们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作用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动力和流通市场。经济对文化的需求是促进文化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恩格斯就曾说过，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胜过十所大学。在经济的刺激作用下，文化内部产生强大的驱动力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由于文化艺术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为人们所需要，而当这种需求量逐渐增大时，必然会使其物化成为产品，从而转化为商品价值，并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形成价格，这样，文化就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上流通。文化产品正是在这一流通过程中实现其价值，并为其自身的再生产积累资金以实现自我发展。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建设的发展规模” 。

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发展和进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文化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经济发达，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相反，经济落后，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我们只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变更我们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才能够战胜强势的西方文化。因此，现代化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是经济现代化，只有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构建政治现代化，上层建筑现代化，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强势文化。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并且，这种直接作用的存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必然是经济的发展，并且坚定地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三、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性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和经济总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然而，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总是这样，有的时候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甚至成负相关性，即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自成逻辑”。

我们注意到，文化发达，与之并存的经济有可能非常落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优势等同于生产力优势、经济优势。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变为经济优势还需要通过许多中介和环节。

同时，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然而，就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影响除了正面的效应之外，也有一些负面的效应。例如“快餐”式的文化使人们的文化鉴赏水平逐渐下降。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在促进文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客观上也制约其扩大的内容和质量。

经济发展的自成逻辑并不能证明文化发展的自成逻辑，正如生产力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却并不意味着文化也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一样。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也即负相关性，正是说明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文化繁荣并不意味着经济繁荣，同样，经济发达也并不意味这文化发达。

综上分析，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两大车轮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这就是，一方面，文化与经济虽然其发展各具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但是它们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即经济对文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文化对经济具有导向性作用，二者具有互动效应，并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要求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以促进社会快速、有序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陶一桃:经济文化论[M].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

篇（2）

    毋庸置疑,研究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始终是相关学者研究的重大问题。郎永清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时间、地点等,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也相继深入探讨。陈友华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的跨期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由负转正,并增至10%以上。而刘洪银则发现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对经济增长的显性作用不强,但隐性作用影响较大。部分学者对宁夏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马金龙、胡志绚、杨国涛分别从人口流动、城镇化和回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宁夏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

    本文从微观层面分析入手,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和有关统计资料,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西吉、泾源和海原四个回族聚居县人口发展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就其人口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系统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及其成因机制、为回族聚居区人口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路径。

    二、回族聚居区人口现状特征

    (一)研究区概况

    同心县、西吉县、泾源县、海原县四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地区,位于北纬36°40′-38°20′,东经104°50′-107°40′之间。总面积1.581万平方千米,约占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的30.43%,平均人口密度为68.5人/平方公里。宝(鸡)中(卫)铁路、石(嘴山)郝(家集)高速公路、309国道、109国道等交通主干线纵横穿过,交通区位条件比较优越。

    本区地区生产总值为656855万元,占全区GDP的4.85%.第一、二、三产业总值依次为193808、150599、312448万元,分别占全区的15.2%、2.3%、5.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平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95.41、34082、4048.33元,比全区依次低1651.66、4030、1242.82元。

    (二)人口发展特征

    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2010年11月1日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为8666.19万人,回族是继壮族之后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宁夏回族人口为219.09万人,占宁夏总人口的34.77%,占宁夏少数民族人口的98.16%。近些年来,宁夏回族聚居区的人口发展明显表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1.人口增长速度小幅度下降,但明显高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宁夏回族人口为219.09万人,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增加了33.61万人,累计增长和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减少了1.8%和0.03%,比同期汉族人口分别增长了2%和0.33%,比同期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减少了7.5%和0.57%,但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累计增长率和年平均增长速度。

    2.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但人口文化结构依然落后。2010年回族聚居区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34.93%,比2000年的28.66%显着提高了6.27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04年。从各种受教育构成来看,目前回族聚居区的人口总体素质偏低,其中小学受教育人口最多,占53.6%,初中占26.7%,高中占6.92%,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仅占3.06%,其受教育程度中心主要在集中在中下层。与2010年相比,2000年初中、高中、大专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分别增长了17.9%、4.03%、2.58%。

    三、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本论文运用SPSS中的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影响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进行分析。根据2011年宁夏统计年鉴数据,本论文选取了人口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年)、15-64岁人口比重作为人口指标,选取GDP、人均GDP、农业劳动比重三个指标代表经济发展状况的变量,以同心、西吉、泾源、海原四县的有关资料为样本数据,计算出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它们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数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计算得出了回族聚居区人口密度、平均家庭用户规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4个人口变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村居民纯收的入和职工平均工资等四个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人口出生率与四个经济指标的相关性为正,其中与人均GDP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了0.919,人口出生率越高,其经济与人民生活发展其中人口出生率是4个人口指标中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指标。

    (二)人口质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一般文盲率与四个主要经济指标存在负相关关系表,一般文盲率越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越高。

    (三)人口从业结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四个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呈现显着的负相关性,其中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达到-0.980,在业人口中第二产业人员比重越高,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及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却越低。

    (四)人口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对县域发展的影响

    从表4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其他三个经济指标与其的相关性都比较显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69、0.660、0.3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外出人口比重的相关性较为显着,相关系数分别为0.480、0.691、0.507,其中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存在负相关性。

    四、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影响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为出生率、一般文盲率和二产人员比重,而人口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对其影响较为小。针对以上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进行分析,其原因如下。

    (一)少数民族享受生育照顾政策

    回族聚居区的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9.47‰,人口死亡率为5.5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96‰,明显高于总人口自然增长率11.04‰的水平。显然高自然增长率是宁夏回族人口比重增长的主要原因。其成因主要是少数民族可享受生育照顾政策,其城镇地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二胎,这些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回族人口的比重有所增加。

    (二)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和文化产业结构比较落后

    由于高学历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过低,造成了回族聚居区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和人口文化构成不够合理,从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宁夏回族聚居区人口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一是贫困的强烈影响,二是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三)人口从业结构不合理

    回族聚居区第一、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回族人口比重分别为52.65%和27.43%,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9.92%。该区的回族人口的一般就业率为53.24%,汉族为56.04%,与汉族在业率相差不多。但是回族聚居区的人口保持着传统落后的农作方式,使得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不能和资金、技术相结合,而是聚集在第一产业中,使得第二、三产业人口比例过低,这种传统的人口结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很难从整体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重视并改善回族人口从业结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五、促进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人口对策

    (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吸引外资、技术和人才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发大力宣传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高农村女童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减少农村女童的辍学率。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加强对回族聚居区教育投资力度,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努力做好宣传工作,从外部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流lunwen.1KEJIAN.com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的就业率是脱贫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手段。

篇（3）

随着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殷墟宗庙区、王陵区及周边的缓冲区内的综合保护与整治就成了一个长期的任务。迁出工业项目，禁建大型建筑，就成了必然的结果，那么保护区内的经济发展靠什么来带动，怎么才能取得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丰收，就成了困扰保护区今后战略发展的一个难题。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好殷墟世界文化遗产，探索经济发展的崭新模式，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一、殷墟保护区的现状与分析

（一）殷墟保护区现状与不利因素分析

殷墟保护区位于安阳市殷都区安钢大道北侧，北外环路以南，纱厂以西，西外环路以东，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内辖花园庄、小屯、王裕口、四盘磨、柴库等十余个村庄。原来这些村庄的工商业基础就十分薄弱，为了申遗，他们忍痛割爱，迁出了工商业项目，使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经济发展优势一下子降到了谷底，又回到了单纯的农业经济模式，严重地制约了区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殷墟保护区有利因素分析

我们也应该看到保护区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商机，一是申遗的成功带来了旅游业、影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二是随着洹河生态林综合开发示范项目的立项和建设，带动了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战略的启动，将会给工业迁出后开启一番天地。三是保护区北临北蒙工业园内，南接市区繁华的安钢地区，又为农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四是青铜工艺的研制与销售又将带动一批新兴的文化产业的崛起与繁荣。五是商业的再度兴起也会为保护区内的百姓带来增收和实惠。

二、殷墟保护区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思考与实践

（一）殷墟保护区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殷墟保护区经济发展总的指导思想，以坚持殷墟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科学利用为原则，带动文化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以洹河生态林综合开发示范项目的建设为契机，带动保护区内新一轮的农业结构产业化调整；发挥城乡结合部的区域优势，大力引进商业以形成文化、旅游、农副产品贸易集散地，最终形成文化、旅游、农业、商业综合发展的独特的区域性新经济发展模式。

（二）关于保护区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思考与实践

1.解决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展利用的关系

我们必须把对遗产的保护放在首位，而后进行科学有序且有限度的开发与利用，这主要是指与遗产相关的一些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利用。比如，对神话传说的整理与开发，对古老甲骨文的研究与仿制，对青铜工艺的研究与仿制，对周易的研究和举办各种文化交流，对遗产的参观性旅游活动，相关的餐饮文化活动以及休闲度假活动，建设与遗产相关的影视文化城，立足于农业结构产业化调整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简单加工业的发展等。

2.政府组织引导，企业示范带动，逐步形成产业化链条

保护区的产业化崛起，与政府的组织引导和政策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政府要紧紧抓住殷墟遗产这个法宝，利用文化资源搭台唱戏，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多渠道吸引资金，提高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促进各种龙头企业的孵化和完善，提高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链条。

3.大力整治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秩序

这既关系到殷墟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又关系到招商引资的成功，同时也关系到区内正常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可以说，要想有一个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区域性新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工作。

4.保护区新经济模式的实践

安阳市殷都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科技局和市园林处的大力支持下，本着以上的精神和原则，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一是以各种创建活动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对村容村貌进行了大力的整治，完善了各种设施，修整了道路，绿化了环境，整顿了秩序，使整个保护区的环境质量有了一个质的变化，有利于保护区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

二是以洹河生态林综合开发示范项目的立项和建设，积极推动农业结构的产业化调整。现已形成木材生产与加工，花木生产与销售，渔业生产与休闲垂钓，旅游产品开发与休闲度假，影视文化与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为主的区域性发展模式，培育了一批初具规模的龙头企业，如司母戊文化传播公司，荷花休闲垂钓中心，大翔花木培育基地，洹上酒家餐饮中心，吴家大院影视文化城、武官周末贸易市场、大司空、王裕口、宠物市场等，对区内经济直到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链条也在积极地运作之中。

三、保护区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构架与前景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为保护区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做一个概念性构架和前景展望。

（一）保护区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构架

在坚持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构架：

去除大型建筑和工业项目；

创新农业发展模式，走农业结构调整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开发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商贸等相关产业；

篇（4）

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就业人口素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对就业人口素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得出其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过程的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社会进入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提升人口素质的良性循环中。

二、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

第一，对人口素质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龙和许燕(2010)在借鉴“人口素质指数”（PQLI）三大指标的基础上，将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三大方面，并在每个方面中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指标。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的人口素质，结果发现各省辖市人口素质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肖周燕(2007)将人口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水平、文化素质水平、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和道德素质水平四个方面，并确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用AHP（层次分析法）评价人口素质水平。张强和钱建明(1993)选用标准化总死亡率、婴儿死亡率、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及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四个指标，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了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钱金平(2001)选取了平均寿命、维尔威克指数、智商、非残疾比重，6岁及以上人员大学、中学、非文盲比重等7个指标及其权值分配方案，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方法，综合定量评价了人口素质。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和张菊英(2003)选取了出生时预期寿命、人均工农业产值、婴儿死亡率、生育率、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等5个指标，利用灰关联聚类法对我国14个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进行了聚类分析和评价，并探讨了此方法的特点和效果。

第二，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晓利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邦辉,谭伟和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国各地区不同年份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并用聚类和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近20多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光辉[通过关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文献,发现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重视阶段，70年代的争论和置疑阶段，80年代的理性回归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重拾信心阶段。程前昌依据1994年~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的统计资料，选取人均GDP和接受过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的衡量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进行相关分析。黄春燕运用SPSS软件对人口素质指数EDI和GDP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求得GDP增长的预测模型。

三、我国人口素质的实证分析

1.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本文中，笔者把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素质三个方面，在每个方面中，选取了具体的统计指标，最终构建了我国人口素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1)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最基本方面，它严重影响着其他各方面素质的提高。在对人口身体素质的衡量中，笔者选取了婴儿死亡率（‰）（x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x2）、劳动年龄人口比例（%）（x3）、传染病发病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1/10万）（x4）、患病死亡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x5）这五个指标构建了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这5个指标的数据都来自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文化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笔者选取了大学毛入学率（%）（x6）、未上过小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这四个具体指标来综合评价人口文化素质。其中，x6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x7和x8的具体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x9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

(3)劳动技能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劳动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效率的高低，严重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本文选取了每千人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单位：万人年）（x10）、每万人专利批准申请量（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x11）和从业中大中专及以上人口比例（%）（x12）来综合评价我国的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x12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我国人口素质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选取的一些数据不是比率数据，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2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386.465，自由度为66，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据以下两个标准提取公共因子：第一，特征值大于1；第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10.705，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12%，大于80%的标准。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表2为因子载荷矩阵，它能够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载荷绝对值大多数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从各个方面综合衡量了我国的人口素质，代表了我国的人口素质状况，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

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本文中，选取人均GDP（y1）、货币供给量（y2）、中国历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财政收入（万元）（y4）、进出口差额（亿美元）（y5）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y6）来综合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y3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年鉴》。

2.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5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260.088，自由度为15，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5.784，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6.407%。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从表5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在六个变量上的载荷值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综合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标准化值，其余类似。

同样，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现在分析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们都分别提取了一个主成分，且这个主成分综合评价了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这里用“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来代表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质水平综合因子得分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得分的走势图，发现二者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运用SPSS17.0对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两者的Pearson系数为0.956，双侧显著性水平为0.000，在时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做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要对它们作线性回归分析。为了简便起见，用ECOD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设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二者的回归方程式为

Std. （0.0888） （0.0853）

在此回归方程中，， ，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回归模型是可信的。

通过分析以上回归模型可以得知，我国人口素质水平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质综合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增加0.9557个单位。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人口素质又由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素质构成，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为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身体素质方面。身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国家医疗水平，二是加强国民体育锻炼。因此政府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在医疗方面积极鼓励新药研发，改革医院现存的各种弊制，让人民群众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国民体育锻炼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居民区体育设施的投资建设，深入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以提升国民整体身体素质为最终目的。

2.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教育的继续深入扩展，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坚持中国教育的扩展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重视教育分配问题，一是合理调整三级教育投入比，二是缩小城乡、地区、群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点在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劳动技能素质方面。劳动技能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产出提高。因此，政府应该用政策鼓励科研活动，在科研环境方面，支持学者潜心钻研学术，调整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着重培养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在科研体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为科研者特别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同时逐步完善《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

参考文献：

[1]屈云龙,许燕.主成分分析法在人口素质评价中的应用——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56-61

[2]肖周燕.AHP法在人口素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J].西北人口,2007(1):7-10

[3]张强,钱建明.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J].中国卫生统计,1993(6):1-4

[4]钱金平.人口素质灰色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1(3):66-69

[5]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张菊英.用灰关联聚类法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J].现代预防医学,2003(5)

[6]沈百福,杜晓利.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2(1):57-62

[7]张邦辉,谭伟,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区域收入差异的影响[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30(3):126-129

[8]宋光辉.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简要述评[J].人口与经济,2005(6):61-65

篇（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6）02-0179-04

0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和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显著特征而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其高初始投资和低成本复制的生产特性又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就尝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1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路径理论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就是创新，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创新上面。Horii和Iwaisako(2007)基于美国的数据分析了激励制度对农业私人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私人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1]，而Hu和Mathews(2005)基于东亚五国的数据则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2]。虽然这两个经验研究的结果截然相反，但是仔细分析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美国属于发达国家，而东亚五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两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制度完善程度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启示我们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与某些中间变量密切相关。余长林和王瑞芳(2009)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越能促进该国的技术创新[3]，因此我们猜想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中间变量，其中的逻辑如下：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本身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储备较少，因此难以实现创新，此时其主要是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引进前沿技术来实现增长，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技术的扩散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设：假设1：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创新能力来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会有效激励创新，从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聚式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不仅可以降低集群内部企业的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而且能形成整体品牌效应，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降低创新的投资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存活率，还可以加速创新信息的扩散，从而有利于整个创意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发展。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集群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同时也需要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这样才能有效发挥集群的“增长极”功能。张杰、刘志彪(2007)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创意集群中，企业间的模仿现象十分严重，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收益，最终导致创新的消失和集群的衰落[4]。孔伟杰(2010)进一步利用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其能够有效影响企业的空间分布[5]。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产业集聚是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又一重要中介变量。当某一地区的创意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显著提高，这其中的逻辑为在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下，集聚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的显著提高来更好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理论假设：假设2：集聚程度会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当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的显著提高来更好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外部保障，只有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环境中，生活要素才会实现最优配置，社会需要也才能得到释放和满足，更重要的是，有效的竞争才能实现。在一个低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取胜的关键并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其与资源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典型的比如政府，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即使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也不会对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发挥有效作用。只有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竞争是较为公正的情况下，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此时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因此我们认为市场化的发展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三个理论假设：假设3：市场化的发展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才开始变得显著。

2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路径的经验分析

2.1模型选择与构建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均与另一个中间变量密切相关，而且随着中间变量程度的变化，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甚至是方向都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路径是非线性的，因此我们考虑在实证检验中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对于本文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由于实证检验所使用的数据为2003~2013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因此本部分最终使用的模型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与同样用来发现数据结构突变的邹检验不同，面板门掀回归模型的突变点并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通过对数据的客观分析得出的，因此其更加科学和严谨。下面我们以单一门限回归模型为例对理论假设1进行分析，其他两个理论假设的验证过程依此类推。我们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单门限效应，且门限变量的值为γ，因变量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测度变量Y，Z为控制变量，X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th为门限变量，δ、β1和β2分别为相应变量的系数，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β0为截距项，由此我们建立如下的单门限回归模型：在获取门限值后，我们还需要对门限值的显著性进行检验，以确定模型的估计是无偏稳健的，下面，我们就结合中国2003~2013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对本文的理论假说进行验证。

2.2数据与结果

根据前人的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需求方面，我们使用人均GDP来表示，既可以衡量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可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二是供给方面，我们主要使用每万人的大学生数量来测度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投入要素的人力资本；三是外部环境方面，我们主要使用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外部的环境因素。因此我们主要选择经济发展水平GDP，人力资本水平HUM，城镇化率CITY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门限变量方面，根据前文理论假设，我们主要选择经济发展水平GDP、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水平DIS和市场化程度MAR作为门限变量，并分别包含在三个不同的模型中，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既是控制变量，也是门限变量，说明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我们首先使用Bootstrap方法对门限效应的模型进行选择，一般是在单门限、双重门线和三门限模型之间进行选择，对于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1而言，其模型检验结果见表1前三行，以产业集聚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2，其检验结果见表1中间三行，剩余三行为以市场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3的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模型1、模型2还是模型3，只有单一门限回归模型是显著的，其他均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三个门限变量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仅具有单一门限效应。表2进一步给出了各模型对应的门限值，可以看出，当人均GDP超过5.02万元人民币时，当文化创意产业本身的集聚水平超过1.16时，当市场化水平超过0.60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将会发生结构性变动，至于这种变动的程度和方向如何，我们还需要在使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其结果见表3。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无论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水平还是以市场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的积极影响最明显，这说明城镇化是推进一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有效手段，这显然与城镇居民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精神追求有关系；其次，与一般的理解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在以市场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中，人力资本水平的估计系数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其影响程度也较低，这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人力资本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创新能力和思想上，但是现在的教育体制对于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我国人力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最后，三个门限回归模型中对于门限变量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因此初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具体来说，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即人均GDP收入在5.02万元人民币之下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不仅不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反而会显著阻碍该产业产值的提高，这显然是与不同收入水平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不同所造成的，当收入较低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模仿实现的，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限制这种模仿，从而抑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相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人们的精神需求更加高端更加多样化，单纯的模仿已经不能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创意已经越来越少，此时模仿的空间大幅缩减，创意创新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动力，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维护创新者的创新收益从而激发创新积极性，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当人均GDP达到临界值之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是有必要和有积极意义的；当门限变量为产业集聚水平时，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当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临界值（1.156）之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说2也是一致的，其逻辑在上文中已经论述，在此就不再赘述；当门限变量为市场化水平时，从表3的估计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达到临界值0.603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才是显著的，其逻辑我们在上文中也已经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不仅存在门槛效应，还存在双重路径，即直接的促进路径和间接的突变路径，这在之前的文献中也没有人发现。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是非常复杂的，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探讨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等三个因素对于这种影响路径的作用机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系统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单门限效应。首先，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不会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反而会对其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深才会显著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其次，产业集聚水平虽然并不会改变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方向，但是当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却显著提高；最后，市场化程度是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市场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否则其作用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根据这些发现，我们提出如下能够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制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一味冒进。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之间并不存在单纯的统一关系，两者之间发生作用还需要借助于其他重要变量，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搞清楚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能力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理论逻辑是制定科学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所在。第二，在加快产业集聚的同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增长。产业集聚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一方面，产业集聚可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效用，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优势产业集聚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产业集聚的过程别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这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来发挥知识产权体系的有效功能。在改革开放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能否在竞争中获胜更多的是依靠其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创新，这就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同虚设，也使得社会整体的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低下，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进市场化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企业能够通过正常的方式特别是创新来赢得竞争，这样知识产权保护才有存在的必要，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作用才能得以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RyoH,TatsuroI.EconomicGrowthWithImperfectProtection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J].JournalofEconomics，2007，(1).

[2]Mei-ChihH,JohnA.Mathews.NationalInnovativeCapacityinEastAsia[J].ResearchPolicy，2005，(9).

[3]余长林，王瑞芳.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只是线性关系吗[J].当代经济科学，2009，（3）.

篇（6）

教育在经济进步和科技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加强教育投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在信息化时代，教育与经济两者之间关系日益密切，两者互为促进、共同发展。在整体的教育事业发展中，保持教育与经济两者的良性互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两者发展的不利条件，促进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在我国一般处于比较偏僻的农村山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推动民族地区整体的发展水平首先要重视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发挥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一、民族教育与民族经济的主要内涵

民族教育是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是指对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是中国整个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狭义的民族教育则专指对少数民族文化知识的教育。民族经济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一民族社会经济的总称。在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容易受到多种外界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因素所占比重较大。

二、民族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对任何民族而言，在民族发展的漫长时期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本民族教育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经济发展为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经济保障。同时，教育的完善和进步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教育水平阻碍和限制着经济的发展进步。在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关系中，两者存在着互为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力不仅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者的素质都有相应的要求。劳动者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首先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水平，重视教育在提升个人能力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民族地区而言，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培养民族人才才能够作用于经济发展，才能发挥人才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经济建设和发展对民族教育有着必然的要求，先进的科技和技术手段要求具备高素质的人才，经济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对教育的投入比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发达地区对教育水平和质量的要求远远大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对教育的投入程度关系到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趋势。教育的经济功能体现在教育对整体劳动力水平的促进和提升；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教育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在知识的增值过程中，教育作为中介系统作用于经济发展。

民族地区目前的教育状况与发达的城市地区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较差，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发达的城市地区；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受多种外界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由于其本身发展因素的制约，在教育的经济投入上不能满足当地对民族教育的需求；教学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师资队伍紧缺；整体教育事业比较落后，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

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而教育投入不足，又制约经济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于教育事业而言，加大教育投入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教育的投入主要目的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以人才带动科技进步，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西方教育投资理论认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即国家或者地区对教育的投资越大，人力水平越高，总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对民族地区而言，把握教育和经济两者的紧密联系，要更加重视民族地区发展的区域独特性，探索适合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方式，从而以教育为立足点，为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范本。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投资总量呈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教育的投资增长力度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有直观的反映，教育投资对于经济的增长发挥着内在的促进作用。

正确认识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关系，首先应该从根本上把握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要性。国家对民族地区加大教育投入一方面能够带动民族地区重视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教育的作用体现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长时期的教育投入必然带来经济回报。其次，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本地区的民族教育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普通文化教育，民族地区的教育与当地的历史沿革、民族传统、民族发展息息相关，重视民族教育对发展当地特色经济有直接的示范作用。

在对比分析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正确认识两者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历史因素、国家资金政策扶持以及科技教育投入比重都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教育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中发挥着长时期的显著作用，先进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基本劳动技能，教育的比重支出关系着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从社会宏观层面而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在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竞争中，人力资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统一作用于地区整体发展状况，保证地区经济合理平稳发展需要重视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在对教育的投入上要考虑到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统筹兼顾，立足于民族地区当地的经济发展条件，稳步提升对教育的投入比重，做到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的有机结合，探索出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教育投入机制，保证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水平同步提升。

参考文献：

[1]林成园，郭正涛.广东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互动协调发展探究[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1）.

[2]罗海萍，杨志波.欠发达地区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学周刊，2014（3）.

[3]丁官荣，谭宇.恩施地区基础教育现状与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 价值工程，2014（2）.

篇（7）

1.人口增长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当前我国劳动力人数增长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人数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呈反比关系，我国的大部分生产部门对新劳动力投入的吸纳度较小，有的部门甚至不需要新劳动力的投入。在此情况下，投入劳动力越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越慢，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现代产业结构转轨，从而很难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至于制约经济增长的质量。最后．闲置劳动力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要别人来抚养．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更为甚之，一部分劳动力因没有工作收入而沦为盲流．引发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从而破坏了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2.人口增长对就业的影响

面临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我国现在存在的失业问题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的增长同人口的密度密切相关．人口迅速增长在经过15年左右的间隔之后，劳动力也随之大规模增加，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从而引起了严重而持久的失业问题。我国人口到21世纪初已基本超过13亿．近期每年新增劳动力达1500―2000万人，其中城镇新增劳动力600万人，产业结构的变动还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地区转移。体制转轨的深入又使传统体制下包容的国有企业冗员显现出来。但在劳动力需求方面，随着经济技术结构的推进，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下降，因而当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这将是当前和未来半个世纪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困扰的问题。

3.人口增长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的生产规模及综合实力派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和提供的最终货物和服务的总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净增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加．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占有水平提高慢，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随着我国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实施。我国人口控制现有了卓越的成效，已经步入惯性增长时期．加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合理，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适度增长阶段，这样．人口因素对于各项人均占有水平提高的快慢已经没有前几次人口增长高峰时期的作用大，但影响还将持续下去。继续控制好人口增长速度，人均占有GDP就有较大提高；全国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有可能提前实现。

二、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技术进步与人口数量并无必然的关系。特定人群的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制度对创新的鼓励程度和人群的文化知识水平。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是人口素质大过于人口数量。因此，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在于人口数量的庞大，更在于人口素质的低下。大量的低素质人口的增长，不仅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反而会成为社会进步的负担。由于人口急速增长导致了劳动力的资本投资降低，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对于经济发展不利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就现代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必要的。这样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及身体素质，特别是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对于高速的经济成长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较明显提高，人口的过快增长，加重了教育事业的负担，引起了教育和教育设施的不足，对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的资本投资过低。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者在数量上是偏低的。而以上这些劳动力的素质低成为制约中国劳动生产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三、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老年人口有以下特点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人口老龄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增加了社会负担系数，还影响部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就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被抚养人口负担特别是老龄化负担的增大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将来在中国随着老龄化的发展，首先老年人口的增长加重国家财政负担，需要提供社会福利，老龄医疗，福利设施以及退休金等多种社会服务。从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准看，老龄者的家庭用品、消费品、医疗费及交际费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将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老龄者人均消费额减少，住宅建筑、电视机以及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部门的需求量减少，这样人口老龄化的消费减退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最后人口老龄化对于个人储蓄也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减少了资本积累。中国老龄者的实际收入一贯较低，他们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由子女提供的。这样随着今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退职的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老年阶层的储蓄倾向将渐渐减弱，导致了今后老年阶层的储蓄进一步呈现降低趋势量，同时还导致了供养这些老人的子女储蓄也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就人口本身的年龄结构而言．老龄化问题目前不能通过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来解决。已有学者指出，老年人的人数完全是过去高生育率的结果，并未因现在推行计划生育、降低出生率、减少出生人数而有所增加。如果现在放松计划生育、提高生育率，势必会增加未来的老年人数。总之，虽然人口出生率不能无限制地降低，但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决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提高生育率，那样只会让我国的老龄化社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本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经济增长。

四、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1.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

由于过去我国整个经济水平很低时，农业占主导地位，孩子可以早早参加劳动．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经济状况，同时也能在父母年老生病时提供保障。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孩子都能给父母带来正的效应，子女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获得满足。自1991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客观地说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只归功于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引起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增长，国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加。具体到单个家庭．经济的增长反映为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收入增加，则生育人口的边际成本也相应增加：一方面，作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劳动收入增加，生育、抚养一个孩子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显然，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养育一个孩子的各种成本也相应增加。比如。给孩子的吃穿住、教育投资的费用会相应增加。越是富有的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越高．因此．随着经济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口的生育率就相应地下降。

2.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对农村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人口出生率的除了我国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低经济发展水平导致高人口出生率，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使得人口出生率降低。即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负相关的。

五、结论

由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和经济增长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是人口存在和增长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人口就不能存在和增长：人口是经济行为的主体．没有一定数量、质量、密度和结构的人口．社会经济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增长。但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起着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渗透到人口增长的各个主要方面，决定人口数量增长的方向过程，及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人口存在和增长提供物质保证。没有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就失去了长期维持的基础．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使人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使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机会发生变化。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社会生产关系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为基础，人口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是人类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没有一定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经济活动，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人口及其增长对社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它能促进或延缓经济的增长。人口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在人口和经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实现的．主要表现在，当人口的数量、质量、密度和增长速度适应社会经济增长要求时，对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经济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相反。当人口的数量、质量、密度和增长速度不适应社会经济增长的要求时，对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便起阻碍、延缓的作用。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之间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关键在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相互协调，是否相互适应。

参考文献：

[1]李小宁任若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人口机制[J]北京航天大学学报1999(3)

[2]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西北人口，

[3]李南蒋正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7(2)

[4]施娜柯人口红利与广东经济增长[J]统计观察2005(3)

[5]李南寿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J]“人口和经济”专题研讨会论文选登

篇（8）

一、保护环境的意义

保护环境是现在全球关心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很多国家加大力度惩处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对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采取一切措施进行严格控制。中国几千年来都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人类想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就是环境。环境如果不适合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得再好也都是徒劳。所以，经济发展也需要环境作为保障，经济发展需要环境，却在发展的同时污染了环境。全世界都在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降低和改善环境污染，将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的现象慢慢改变，确保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要责任。保护环境使得国家的环境更加优美的同时，可以很好地促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此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良好的环境对国外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可以很好地引入外资，将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得更好，以此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优美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标签，可以很好地提升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因此，无论对于国内的经济发展，还是对外的国家形象，保护环境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影响到其在国际中的地位，对于这个国家生活着的人们而言，经济发展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经济实力强的国家，人们必然会有高质量的生活，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安定。所以，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大力发展经济当作其工作的核心内容，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才能为保护环境出更多的力量。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得落后的国家慢慢变得强大，同时也可以使该国的人们获得更多的利益，让公民可以自由投身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主题就是和平和发展，每个国家都应该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尽一切努力使得经济能够高效和快速地发展，以保证国家能够繁荣昌盛。

三、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互相关系而存在。资源不宽裕的条件下，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互相矛盾，因为人们如果想要发展经济就必然会破坏环境，保护环境对于发展经济是制约条件，二者不能共生，只能择其一，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特别突出。增加经济发展的投入，就会减少环境保护的投入，二者的矛盾显得非常明显。而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和谐共生的，二者不存在矛盾，经济发展了，环境保护就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环境保护好了，对于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助力。因此，对于长期发展而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保护公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经济发展都对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利益。所以，在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源、经济、人口和环境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应该积极有效地予以解决，最终保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和谐共生，最终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四、保护环境的措施

1.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就要从起源处减少对于环境的破坏。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应该重点监督，具有浪费资源和环境污染性质的项目应该限制进入，根据产业政策和环保规范来淘汰落后的项目和设洌将其对于环境污染的程度降到最低。重点控制和监督造纸厂、水泥厂、钢铁厂、禽养殖场、城镇污水处理厂等排污的情况，重点投入和发展循环经济，将不同的资源进行循环再利用，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主张增产减污、清洁生产。

2.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对于影响公民健康和破坏科学发展规律的环境问题应该重点对待和解决。将环境准入的门槛进一步提高，对于水平不高的重复建设项目坚决拒绝，对于产能过剩的项目建设降低损耗。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优先处理和解决类似于重金属污染、土壤污染、饮用水污染等影响公民健康的环境污染问题，重点投入大气、水以及农村防治污染等工作，用大力治理污染的态度让人们感受到环境改善势在必行的决心。

3.保护环境

重点发展环境保护相关的科技产业，加大投入环境保护相关技术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攻关，把一些环保项目优先纳入国家科技计划行列，对于汽车尾气净化、污水深度处理、资源循环利用和饮水安全等问题加大投入科技研发力度，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不断提高，积极将新材料和生物技术投入使用，使我国的环境保护措施更具科技性。

4.保护自然生态

保护生态环境的首要措施就是控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势头。首先，对于严重影响环境的资源开发活动应该严格静止，关注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能力，确保天然植被和生物多样性不会受到破坏。其次，持续坚持建设生态工程，例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西南地区石漠化治理等，使土地荒漠化、退化和沙化等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参考文献：

[1]彭斯震，孙新章.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背景、进展与有关建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2）

篇（9）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篇（10）

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旅游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更是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当前，针对产业和经济之间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大部分是从宏观的角度对问题进行研究，如章迪平（2013）则以浙江省文化产业为例，就其对浙江省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小倩（2017）则以通过研究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而探讨产业的变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从产业与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的角度，对问题进行了研究。针对翻译产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探讨中，丁兆国（2011）则论述了翻译产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就当前翻译产业化问题进行探讨。综合上述的研究看出，当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并且鲜有就翻译产业对旅游经济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产业和旅游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翻译产业的概念及范畴

第一，翻译产业的概念。要理清楚翻译产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界定清楚翻译产业的概念。对翻译来讲，翻译作为当前文化产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终存在于对外交流与贸易之中。针对翻译产业的概念界定，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翻译产业在历史贸易和经济交往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成为语言转换和信息沟通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本文中将翻译产业定义为专门为人们提供语言转换和文字转换的技能活动，并且在转换的过程中拥有上游、下游等各种相关支撑的一个产业群体。而针对翻译产业的分类中，配第•克拉克则将其划分在了三产业中的文化产业部分。

第二，翻译产业的范畴。根据上述对翻译产业的定义看出，翻译产业主要是在商务活动中为企业、个人等提供语言转换服务的翻译公司、设备企业、培训机构或者是中介机构等。而根据翻译产业的定义，又可以将翻译产业的范畴界定为三个层面：以人为主的层面、人机结合的边缘层面、其他层面。其中，以人为主的层面主要是指对语言的口语翻译、手语翻译和文笔翻译等。这三种翻译方式对人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在技能方面；人机结合的边缘层面主要包括翻译与计算机等的结合，如百度翻译、有道翻译等。该层面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完成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其他层面为与翻译有关系的，如图书翻译、影视翻译等等。

二、翻译产业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一，创造就业岗位与财富。众所周知，随着我国对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加深，翻译开始在社会经济中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我国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翻译也并非只是在旅游中发挥简单的语言信息转换的角色，而是通过人类智力资源的开发，进而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和财富的活动。因此，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交往的加深，翻译产业必将在旅游经济中发挥重要的角色，进而提升我国旅游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第二，发挥文化传播功能，提升旅游城市形象，拉动经济发展。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翻译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还可以提升城市旅游的形象，以扩大城市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开始进入到中国旅游，不但发扬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提高国际影响力，进而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国际旅游热的同时，部分城市在翻译服务方面却跟不上，如部分景点翻译存在语法错误等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城市旅游建设的形象，而不利于旅游经济的长远发展。综上表明，翻译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能提升城市的形象。但是从目前整个翻译产业发展来看，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并且成熟的文化产业，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

三、翻译产业化：问题和对策

（一）翻译产业化面临的问题

随着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旅游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我国翻译产业也逐步发展壮大。但是在翻译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其面临的问题也不容乐观。而总结当前翻译产业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高层次旅游翻译人才严重缺乏。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截至目前，我国国内从事翻译的从业者大概在7万人左右，从事业余翻译的则超过50万人，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过专门的翻译训练。而将其中的人数放到旅游经济中，其从业者更是寥寥无几，最终造成旅游形象严重受损。如在某旅游景点中，经常会出现“汉语式”的翻译。如对“华山以峰称奇”的翻译中，部分翻译人员采用汉语式的翻译方式，将其翻译为：“MountainHuaissurprisedforitspeaks”。这一翻译问题在于将汉语的字面意义直接进行英语词语替换翻译，进而误传源语言的本义，结果造成词不达意，不仅会产生误解，还严重影响城市和景区的形象。造成该问题的一个直接原因，即是在旅游翻译方面缺乏专业性的人才。

第二，国内翻译公司规模大部分较小，缺乏国际竞争力。根据一份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翻译市场中，超过70%的旅游翻译是由国外的大公司提供。而在全国工商网查询中，注册的3000多家翻译公司和机构汇总，营业额能够超过1000万元的公司则屈指可数。而在旅游翻译中，部分翻译公司一味的降低价格，没有提升自身的服务和水平，进而造成旅游翻译竞争恶性循环。

第三，政府决策者尚未充分认识到翻译对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翻译是一个高成本和低附加值的活动，并且部分地方认为翻译是附属于经济活动的，进而使得部分地方政府对翻译产业不重视。但是随着现代旅游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部分政府决策者也开始认识到翻译产业对提升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力度还不够，缺乏对旅游翻译产业标准的有效制定，进而造成旅游翻译产业发展混乱。

（二）翻译产业化的对策

要解决上述的问题，进一步促进我国翻译产业的发展，还需要结合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结合旅游经济发展需要，出台旅游翻译的相关标准和规定。为进一步规范我国翻译行业，国家人事部在2003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翻译资格考试制度。而该资格考试制度的构建，也为当前我国专业性翻译人才的标准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准入制度。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针对旅游翻译的考核和准入标准，而只是笼统地提出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标准。对此，标准的不完善不利于旅游翻译的健康发展，制定更加符合旅游翻译实际的标准，是目前解决旅游翻译困境的一个重要路径。

第二，进一步加大我国旅游翻译人才的培养力度。长期以来，我国翻译人才大部分都是外语专业的毕业生，这部分毕业生专业知识丰富，并且具有较强的文化交际能力。但是在旅游专业知识方向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与当前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课程等有密切的关系。如专业设置过大，不够细化，造成部分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在专业技能方面还欠缺。同时，在教学中忽视对旅游专业翻译的培养，进而造成毕业生在旅游翻译方面的知识不够专业，影响旅游翻译的水平和翻译质量。因此，从高校的角度来讲，一方面，要加强对外语专业课程的设置，尤其重视旅游英语方向的课程设置；另一方面，加强对旅游翻译性人才的针对性培养，并从教学体系、实践体系等各个方面进行细化。只有加强对旅游翻译专业型人才培养的力度，才能更好地促进翻译产业水平的整体提升，最终促进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第三，加强对现代信息资源的利用，同时加强旅游翻译人员和翻译服务公司的交流合作。如在部分景区整体缺乏专业旅游翻译的情况下，为避免出现“汉语式翻译”“词不达意”等翻译问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旅游翻译的分工协作，通过专业的旅游翻译软件来解决那些多样的、复杂的文本，提升翻译的专业化水平，提高旅游翻译文本的质量；同时，翻译人员不断从中获得翻译经验，提升翻译的水平。要提高我国旅游翻译产业的发展水平，只有借助高度信息化的方式，发挥专业翻译人才的丰富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运用转化能力，关注翻译产业的文化，才能完满完成各类高难度的翻译任务，进而提高旅游经济的服务水平。

第四，加大对中小型翻译公司的扶持力度。要快速促进旅游翻译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扶持和壮大翻译公司。对此，在制定准入标准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这些中小企业的考核。通过严格的市场考核，进而敦促朝着更高、更专业化的方向去提升旅游翻译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在资金、人才对接等方面，充分发挥好政府的监督和保障作用。同时政府应加强中小型翻译公司与高校之间的联系，通过定向人才输送培养等方式，不断提升我国旅游翻译人才的质量。

四、结语

总之，对当前翻译产业来讲，在旅游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要更好地服务好我国的旅游经济，就必须要解决当前翻译产业中存在的缺乏准入标准，同时制定产业化的发展政策，扶持更多的中小型翻译企业，并通过严格的考核，促使这些翻译企业提升在旅游翻译方面的质量。

参考文献：

[1]章迪平.文化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3，(4)：24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