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创意产业目前在国外是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产业，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逐渐兴起，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地都将创意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高度重视。旅游业作为以满足人们愉悦需求为根本目的的时尚产业，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宣传促销，都与创意产业密切相关。将文化创意植入到旅游业中，用文化创意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一、产业发展背景

1.创意产业蓬勃兴起，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进入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正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创意”更被认为是决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就曾经认为“真正推动20世纪90年代巨大繁荣的不是充沛的资金投入或高科技创业潮，而是各种喷薄而出的人类的创意”。“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理查德·弗罗里达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意也是一种资本形式——可称之为“创意资本”。人们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商业模型、新文化形式和新产业，这些就是“创意资本”。经济要发展、繁荣，那么各种类型的组织(个人、公司、城市、州乃至国家)都必须培育、推动、激发和投资于创意。创意思维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创意在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

创意产业的出现可谓是知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增强的结果。创意产业内涵的关键是强调创意和创新，从广义上讲，凡是由创意推动的产业均属于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可以与多种产业相融合，提高他们的观念价值。而且其产业资源、产业要素、产业运营可以围绕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动态组合，从而促进产业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创意产业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创新，是对传统的产业发展逻辑的颠覆。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消费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它对于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其他很多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为世界各国在知识经济全球竞争中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和途径，创意产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也被我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提到了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2.旅游产业发展步入瓶颈，亟待升级转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旅游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我国旅游业已经进入了重大战略调整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升级换代，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任务。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是要转变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形态，实现我国旅游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扩大规模和提升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经济功能向发挥综合功能转变。因此，旅游业态创新会是实现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所谓旅游业态创新即通过围绕着旅游产品的生产、经营和流通等各环节上的具体方法和过程的创新。旅游业态创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业态融合是旅游业态创新的最主要形式和发展趋势，如会展与旅游业的融合而成的会展旅游业、工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而成的工农观光业、文化休闲业和旅游业融合而成的文化休闲旅游业等等。随着创意产业的日益兴起，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对重塑旅游业的产业体系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创意产业所具有的创新性、渗透性、高增值力、强辐射力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将为旅游业注入持续发展的生机和动力。可以预见，旅游产业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对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旅游产业能级、促进旅游产业转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创意产业对深化旅游发展凸显的作用

1.拓宽旅游资源范围。在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确定了我国旅游资源有8个主类和37个亚类，155个基本类型，看似涵盖了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各个方面。然而，旅游资源的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旅游资源的功能性内涵决定了旅游资源是在动态地发展变化的，其范围和深度是随着人们的消费需求、认识水平、开发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在这一范围的拓展中，创意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创意产业以其独特的趣味性、知识性、时尚性、创新性不断地将新鲜的元素注入到旅游产业发展中，并能够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类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各类动态与静态的活动，赋予其旅游资源的功能，从而将原本不被视作旅游资源的转化为时尚的旅游吸引物。网络游戏、动漫乐园、loft、soho、博物馆、音乐节、影视基地等等都是伴随着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旅游吸引物，甚至很多的创意产业园区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如北京“798”艺术区、上海“8号桥”现今已经成为城市的旅游新地标，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篇（2）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依托。创意产业本质上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源环境约束、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等制约问题。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地理位置、人才储备以及经济基础等，为制造业的革新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人力成本提高、资源环境恶化等因素，江浙沪地区制造业发展渐入瓶颈，于是以创意产业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安徽省在加快产业承接、积极促进产业转型、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同时，积极寻求创意产业的联动发展。创意产业体现了高度的产业融合，其中制造业是创意产品重要的融入方。创意产业为制造业提供创新设计，从而提高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制造业为创意产业培育市场或客户。未来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将体现为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究竟如何衡量创意产业对制造业的融合程度？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创意产业和制造业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如何发挥创意产业的创新融合功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根据1997年、2002年及2007年全国和泛长三角经济区三省一市的投入产出表，对制造业和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行比较分析，为该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建议。

1.文献综述

我国区域制造业综合发展能力总体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综合发展能力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以制造业、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产业接力式发展为泛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产业支撑；孔伟杰指出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转型升级最关键的因素，单纯依赖于出口数量扩张无益于企业转型升级甚至可能出现负向效应，而发达国家的后向技术关联效应将会激发企业转型升级。但自主创新对制造业结构的作用受创新类型、创新结构、创新成果转化等因素的影响；Mac-pherson通过对纽约市制造企业与外部生产业之间关系分析后，发现制造企业对研究、设计、产品开发等外部生产的需求显著增强。

对于创意产业与制造业产业的融合发展，Fredfiklin等指出：产业之间的传统边界正在模糊，产业融合的演进同时在企业和产业层面展开，主要过程包括知识融合、技术融合、应用融合和产业融合。创意产业的出现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颠覆，是基于经济运行系统的创新；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影响，主要靠占领设计前沿、应用新技术和形成密集但自由的创新者、生产者、消费者的新网络而保持竞争优势；新创意衍生出的新产品和新市场以及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将促使一国经济成长和转型；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突破代工型经济瓶颈、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强化企业对危机的抵御能力，从而加快形成完整的创意产业价值链；张胜冰指出包括工业设计、广告设计、咨询策划等在内的工业创意活动，体现了创意产业与生产业良好的交叉融合；而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多通过延伸融合、交叉融合和关联融合三种机制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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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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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元媛.高技术产业融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4]韩小明.对于产业融合问题的理论研究[J].教学与研究，2006（6）.

篇（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利用外资，还是外贸进出口以及参与国际分工方面均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据测算，自1978年到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8.2％，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另一方面，我国利用外资也呈现总体攀升的态势，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及全球FDI走下坡路的国际背景下，我国2009年非金融类FDI累计达433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6.5％，在这一层面上构成了世界范围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开放宏观经济学认为，外向型经济的提升与国内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全球化战略、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化与提升，可以促进本土企业微观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带动宏观经济增长乃至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这一论点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认可。例如，GVC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格瑞斐指出，GVC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化国家或地区的扩散和延伸可以导致这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机制的自动形成；此外，伊娃森曾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多国公司通过控制全球的生产、制造和交易，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并通过FDI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投资的最优配置，结果往往将低附加值的产业实现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并形成在转入地的外资集群。在此基础上，爱德蒙德指出，进入本土的跨国公司如若与本土企业建立紧密的上下游关系，技术溢出越明显，进而得到本土企业能够通过这种外资在本土形成的集群内获得比分散情况下更多的技术外溢效应。

国内众多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沈坤荣等曾对国内有关FDI的技术外溢方面的研究进行动态归纳和整理，结果发现，众多学者倾向认为FDI企业对于我国具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至少在不同行业之间或地区内部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给人的直观感觉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即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贡献已不单纯体现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上，而是囊括了经济发展、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然而，不久前由这一领域的资深专家刘志彪教授等推出的专著《全球化中中国东部外向型经济发展：理论分析和战略调整》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超常规增长，但并未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他们认为格瑞斐所提出的“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进而形成“OEM?ODM?OBM”的自动内在机制不成立。这一论点引起了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反思，显示出充分的社会影响力。

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构成了中国长期以来集中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主阵地，该著作正是以此为切人点，从产业集群理论和GVC二者相互融合的视角，描述和回顾了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现状，推演了目前本土产业低端化形成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了东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及绩效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东部外向型经济升级与产业转移、自主创新、加快生产业投入、装备制造业升级、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提振内需等方面对我国未来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行了开创性前瞻。笔者认为，这一研究的总体特征主要有：其一，突出的问题意识贯穿整个研究；其二，GVC和产业集群二维视角的融合体现出其理论和研究视角的重大创新；其三，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融于整个研究体系；其四，研究既注重广度的普及又注重深度的推进；其五，既有宏观战略的调整和转向研究，也不乏本土企业实现功能升级的微观机制构建，凸显出重大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外向型经济和本土产业的内在关系不仅构成了开放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更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这一视角也彰显出这一问题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与其他相关研究相印证和比较，刘志彪教授等的这一论著站在本土产业长远发展和宏观全局的战略高度进行研究，以其特有的敏锐和独到，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和突破，在外向型经济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产业集群和GVC视角下本土产业结构的特征化事实

刘志彪教授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外贸易量在以2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出口绝对额达到50多倍的增长，但我国本土产业并未实现内生化升级。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流动、形成产业集聚，并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融入GVC，对此，笔者认为，我国本土产业结构呈现以下的特征化事实，东部地区也不例外：

1、从产业国际竞争力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主导

尽管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干中学、出口中学，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较大的提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凸显劣势，在国际市场上唱主角的依然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通过对2004年美国市场上中国与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的制造业竞争力比较中，金碚等发现，中国办公、电信设备、个人及家庭用品、服装、纺织竞争力较强，而化学品、运输设备、动力机械等劣势最为明显；同样，在欧盟市场，与欧盟25国外的欧洲国家、美国、瑞士和俄罗斯相比我国竞争力优势最为明显的仍是个人及家庭用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弱的是汽车、化学品和钢铁；在日本市场，与美国、欧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产业国际竞争力最强的是服装、个人及家庭用品、EDP办公设备等，处于最劣势的为集成电路、电子元件、汽车、石油等。

甄峰、赵彦云认为我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总体在国际范围内呈现硬实力较强而软实力不足的态势，劳动要素成本和产品市场拥有绝对的优势，而自主创新、生产效率、企业组织等则相对较差。这从另一视角印证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同时折射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容掩盖的劣势。

2、从GVC分工来看，我国本土产业分工仍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

众多学者倾向认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廉价的劳动力供给，由此，在参与GVC的国际分工中最优化的决策必然是从事国际组装和代工。按照其观点，目前中国若选择高端产业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自主研发、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发展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实践似乎也是这类观点一脉相承：截至目前我国仍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最低端，即微笑曲线的最低端，这决定了我国产业附加值总体呈现不断降低的态势，产业增加值率从1981－1987年的0.48－0.44区间中不断下降，到了2003年降至0.3384。

这种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化特征，决定了我国主要进行简单的来件组装、来料加工等，这一特征事实在传统纺织、服装、家庭日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家用电器、电脑零部件等领域均十分明显，同时也构成了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回报率高达20％－25％，而处于低端化的加工环节利润率仅为5％。有学者对进入中国的FDI做了这样的概括：出资30％，拥有了50％的股份，获取了70％的利润，尤其是对于OEM的“贴牌生产”厂商而言，最多获取了8％的利润，而92％的利润流向了国外。

3、从产业控制权来看，本土企业的产业控制权丧失

正如上文所述，刘志彪教授等在有关东部外向型经济的这一论著中问题意识十分明确。全书的核心观点在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于依赖初级要素进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然而根本性的问题也正是由此而产生，即东部沿海地区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潜在产能迅猛增长和资本积累能力强化的过程中并未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导致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化困境的形成，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巨头凭借对高端环节的控制成为GVC中的主导者，进而导致本土产业的控制权丧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被锁定在GVC的最低端，成为相应的被支配者。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的达21个产业。具体体现在玻璃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此外，根据王苏生、黄建宏和李晓丹的研究，一方面，外资企业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市场已拥有一定的市场控制权，尤其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等领域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除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以外均超过了国际通用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另一方面，在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的股权控制率层面，2000－2005期间呈现不断增加态势，累计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

4、从产业稳定性来看，外资企业浮萍式特性易造成产业的空洞化和增长的贫困化

尽管长期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现不断增长的总体趋势，但是从内在结构，尤其是出口结构来看，外资企业出口在其中的比重连续达到50％以上，甚至在初级产品的加工和组装贸易中，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也超过五成以上；尽管近年来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增加，但仍基本停留在加工贸易层面，其中九成以上为外资企业所主导。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出口200强榜单呈现出“国退外进”的局面，入围出口2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由上年的50家急剧减少了12个席位，涉及出口值584.1亿美元，占当年出口200强企业合计出口总值的18.1％，所占比重较上年下滑3.8％。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出口200强榜单中失去的阵地全部为外资企业所侵占。由此，在中国出口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据153个席位(其中外商独资企业110家)，比上年增加12个席位，涉及出口值2507.4亿美元，在200强企业出口总值中的比重较上年上升3.7％，达到77.8％，这一比重比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值中的份额高出21.9％。

在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中，外国企业的贡献度至少达到60％以上。刘志彪教授等认为，由于外资企业在中国通常采用独资形式，在技术经济关联度方面与我国本土企业基本不相关，进而形成了“产业飞地”特征，也就决定了这种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并未实现本土产业的内生式升级，与此相反，“挤出效应强而溢出效应弱”结构影响的外在负向效应越来越强化。基于这一态势，笔者认为，中国本土企业在产业中的份额越来越被“抽空”，偏向形成本土产业过度“外向化”而“内在空洞化”的不良格局。

此外，从外资企业的归属上看，其显然隶属于国外的母公司。尽管长期以来外资企业为我国的高速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对我国而言仍只能是像众多学者所形容的“无根的浮萍”，具有很强的漂移性特征，对于从事加工贸易、国际代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外资企业尤其如此。例如，本轮金融危机对这种“浮萍”式外资企业外在冲击极强，容易造成本土产业中的外资企业集体“外迁”，最终导致又一层意义上的“内在空洞化”恶性循环的形成，由此宏观经济增长可能陷入贫困化陷阱。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低端化的内在机理和负向效应

如若将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否视为中观层面或宏观层面的考量指标，刘志彪教授等则从微观经济主体即本土企业层面基于GVC的国际分工视角深入剖析了本土产业低端化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

根据格瑞斐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升级的自发内在规律和机制一般为：从工艺升级开始，走向产品升级，再实现向功能升级的转向，最后递推到部门升级。基于此，刘志彪教授等对这四种不同阶段企业升级的表现形式及我国本土企业升级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格瑞斐并不一致。

正如图1所示，一方面，我国本土企业拥有积极参与GVC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国外大买家为了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拥有鼓励、督促、支持我国本土企业升级的外在积极性，本土企业(供给方)与国外发包方(需求方)这种前后双向的“协同效应”促进我国本土企业迅速实现了由最初的工艺升级向产品升级的过渡，乃至相对复杂的生产流程改进和生产线再造的产品升级阶段已进入了高度升华阶段。

然而，由于在GVC中的主导者与被支配者、俘获与被俘获的博弈角色定位的形成，这种本质上的博弈关系决定了国外大买家与本土企业利益上的不一致性。尽管在被俘获的过程中，国外主导者为本土企业工艺和产品升级提供了快捷的路径和干中学的机会，但是在涉及产品设计、关键技术的传递和外溢、品牌打造和营销网络的构建等更高层次的升级要素时，外企不仅不存在内在主动性，相反还会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与市场封锁，进而导致本土企业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的中断，由功能升级向部门间升级的延伸也就更谈不上了。

换个角度，从本土企业进行考察，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本土企业在GVC分工

中所处的初级阶段以及产业结构低端化的内在机理(见图2)。

本土企业在GVC分工中的被俘获地位，决定了其未来发展面临两难抉择：其一，进也难，本土企业具有冲出“被俘获”的外在约束、从事技术自主研发和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但这一抉择势必带来短期利益的损失(现有低端化分工条件下沉没成本投人的损失、国际大买家的转包等)和更高的不确定性(涵盖技术创新成功与否、自主品牌打造的成功与否、市场拓展的顺利与否等)；其二，退也难，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商战中，不进则退，本土企业如若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继续维持低端化现状，依靠最低端的代工、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低价格的策略，利润空间必然进一步稀薄，市场份额也进一步降低，最终落入“煮青蛙”以及被市场所淘汰的境地，最终导致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中断，增长和发展方式也难以从根本上实现转变。显然，如若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得不到保护，加之没有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执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捷径便是选择安于现状，继续从事低端化分工。刘志彪教授等人的这一论著在产业结构低端化现状的微观机理方面分析得颇为透彻。

同时，该论著还对本土产业低端化的负向效应进行了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以产业集群形式加入GVC的国际分工，而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和升级，仍处于低端化阶段，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和外在负效应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其一，由于在参与国际分工初级阶段的过程中，生产潜能和资本积累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没有抓住契机，实现本土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优化整合，这势必影响我国下一轮经济启动并导致增长陷入贫困化陷阱，如图3所示，经由拐点H沿着L1路径下滑。

其二，假若在下一轮经济博弈过程中，能够实现向GVC分工的高端化转向，则经济增长将实现新的爆发式增长(如图3中的路径L2、L3等)，但其包括沉没成本、机会成本等在内的成本和代价相比之初参与GVC分工即进行结构优化要高得多，在下图3中表现出发展路径由本来的L3变为L2，即降低了原有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和质量。

其三，长期以来，包括东部沿海地区在内的中国本土企业嵌入GVC的最低端，形成了对初级加工贸易、国外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进口以及后向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形成典型的“依附经济”发展特征，进而转变为普雷维什所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角色。刘志彪教授等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中心”和“”这种依附关系作了经典概括，即“发包”与“承包”、“创造”与“制造”、“高端”与“低端”、“控制”与“被控制”、“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

其四，在GVC中所形成的国际代工角色循环往复地造成产业结构低端化特征的锁定，并得以“固化”，反过来进一步抑制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其五，在GVC的低端化分工中，在大量贸易盈余流向外商投资企业的母国的同时，我国却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贸易摩擦压力。

其六，在GVC的分工中，国际大买家对我国本土企业的俘获和控制，对我国产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势必造成较严重的威胁。

其七，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对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毋庸置疑地映射出我国本土企业和产业在参与GVC分工中整体上均位于低端化阶段，笔者认为如若得不到及时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助推我国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如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均无法得以培育和形成，长期以来依靠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将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升级的多重困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势必又构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然而从改革开放30年我国持续高增长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相伴随的经济现实来看，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刘志彪教授等基于GVC视角从微观机制和宏观层面两方面深入剖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多重困境：

在微观层面，本土企业在GVC实现功能升级存在一系列的障碍和阻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长期以来GVC中国际分工的主导者即国际品牌的发包方与我国本土企业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构成本土企业推进功能升级的“鸿沟”，发包方不仅没有内在动力鼓励、支持和推进本土企业升级，相反，在与之博弈的过程中，发出“如若我国本土企业走自主创新、构建自主品牌等内涵式道路，进而与其形成竞争态势，必将现有贴牌生产的订单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信反应策略，我国众多本土企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策略必然是退回原位。如上图1所示，我国本土企业在向“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的积极攀升过程中，又向“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进行了回归。其二，我国本土贴牌生产制造企业本身在公司治理、技术创新、品牌打造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构成升级的“又一道坎”。其三，本土企业被国际大品牌厂商短期利益所“俘获”，这也很大程度上应验了我国本土企业存在的“短视性”，当然外在制约也与之共同构成本土企业维持原状的重要缘由。其四，本土企业发展观念的制约构成升级的又一重障碍。

在宏观层面，刘志彪教授等在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大量的微观调研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对整个产业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本土产业优化和升级存在诸多障碍：首先，发达国家给我国本土产业在嵌入外包和代工过程中所获取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设置了严格的“隔离带”，如果我国本土产业向GVC的高端升级，进而威胁发达国家主导者的核心利益，这种价值链“阻断”效应就更加突出，由此，构成我国本土产业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困境。其次，本土产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产业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对国际产业选择和布局的过度依赖，将时刻对我国产业升级进程构成威胁与毒害。其三，外在环境的制约，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外在竞争者不断进入，与我国本土企业形成更加白热化的竞争，本土产业更凸显出其“脆弱性”特征。其四，在我国本土产业通过“干中学”、“出口中学”走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迈向GVC高端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利用技术专利、产品标准等方式设置“结构封锁”(Positonal block)，直接或间接地抑制我国本土产业结构的升级。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本土企业的微观主体升级层面，还是从我国出口导向型整体产业的宏观层面考察，我国本土产业升级都遇到众多西方跨国垄断集团微观层面的重重阻碍和国家层面的多维度结构封锁，再加之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以及有意无意地针对中国反倾销的诉讼案件数不断上升等因素，我国在GVC国际分工中价值链的提升中又遭遇了新一重的“不确定性”。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战略前瞻

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长期以来的发展路径，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在GVC

的国际代工中被俘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进而导致我国整个出口导向型产业布局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术创新含量等低端的组装和生产制造领域。由此，我国本土企业如何跳出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必然诅咒”，本土产业又该怎样成功实现向GVC的高级化和高端化的迈进?刘志彪教授等的专著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具有可实施性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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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9-011-04

股权投资业务是指通过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获得企业经营管理权，并利用投资机构自身专业能力、管理经验，优化被收购企业的管理架构、经营模式，提高企业附加值，再通过上市、并购、管理层收购或柜台市场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退出，从而获得收益的投资方式，包括VC（创业投资）、PE（私募股权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简言之，就是“寻找潜力企业、改造收购企业、卖掉升值企业”。

我们认为，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则是在股权投资业务的各个环节，融银行、证券、信托、金融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结合股权基金管理公司、产权交易所、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外部机构的专业服务，创新金融业务模式，围绕股权投资打造覆盖企业金融和个人金融的业务链条，为企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方案。

一、发展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是商业银行推进金融创新的关键领域

（一）世界范围内股权投资业务快速发展

股权投资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股权投资的开始。仅仅几十年间，股权投资已成为西方国家除银行贷款外的重要投资手段，占其GDP的4%至5%。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股权投资基金数量增加近7倍，管理资产规模增加约25倍，总投资额突破5000亿美元，并诞生了KKR、凯雷、华平、摩根、新桥、英联、黑石等多家托管规模超过百亿美元的全世界知名股权投资基金。

20世纪80年代，股权投资业务登陆我国。经过十余年的“潜伏期”，90年代中期，股权投资业务得益于海外风险投资理念的渗透和国内股票市场的发展，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2005年以来，股权投资业务逐渐被银行、基金、信托等国内金融机构关注，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内股权投资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本土股权投资基金逐步取代外资在国内投资，占据主导地位。截至2009年末，中国大陆股权投资基金约500余支，总募集金额超过3000亿美元。

（二）我国商业银行积极介入股权投资领域

本世纪以来，我国银行业对股权投资业务表现出浓厚兴趣。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包括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和中信、浦发、民生等股份制银行均高度重视股权投资业务，以不同形式、不同角色，参与到股权投资业务各个环节中去（详见附表）。其中，浦发银行在天津专门设立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业务部；建设银行旗下子公司建银国际在2009年完成股权投资业务案例4件，总金额达1700万美元，规模居当年机构投资数量前列。目前，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主要采取以下四种模式：

1. 并购贷款

对投资方发放用于支付并购股权对价款项的本外币贷款，以项目贷款的方式，间接参与股权投资业务。不同于普通贷款的是，该类贷款只能以股权分红形式偿还债务，风险较大。

2. 托管+财务顾问

银行作为资金的托管人，负责保障股权投资资金安全，避免投资基金与其他资金相混淆，并提供结算、现金管理、公司理财等服务。这也是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的基本模式。

3. 私人银行业务+信托型股权投资基金

该种模式以信托型为股权投资基金的基本架构，成立信托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向企业或有较大资本、丰富经验的个人投资者发放信托凭证，在国家规定的信托投资标准内融集民间闲散资金。这一方面通过银行庞大的个人和企业客户数量来募集股权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另一方面也丰富了私人银行中理财业务的服务内容。

4. 银证合作

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全面合作将银行对于股权投资业务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推向了一个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平台。双方发挥各自优势，能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为股权投资业务提供融资、投资、投资后管理支持以及投资退出、托管等多方面金融服务，为股权投资业务的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制定全面金融服务方案。

（三）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服务模式

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是对以上四种业务模式的全面综合和深入拓展，并增加民间融资、公司治理、上市退出等多项环节，满足企业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需求，打造全方位、一体化金融服务模式；同时，依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在国家现有金融政策监管模式下，完善综合服务链条，实现各金融领域间业务的迅速衔接和有效配合，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服务内容，实现全面金融服务。

二、发展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是商业银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方向

（一）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弊端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普遍类似、产品雷同，银行专注于业务规模，过于注重发展传统业务：一是银行金融服务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缺乏差异化，与市场、客户需求逐渐脱节。二是同业间营销战愈演愈烈，“托关系”成为业务发展的核心环节，传统业务发展潜力不足，容易陷入瓶颈。三是资本市场发展逆转融资方式，直接融资比例提高压缩了银行业在市场主体融资活动中的占比。四是缺乏特色业务支撑，银行议价能力逐渐降低，赢利水平难以提高。五是银行自身综合服务能力不足，无法与国际接轨，在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环境下，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外资银行的冲击。

（二）商业银行积极向中间业务转型

近年来，各大银行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提升向价值提升转型，纷纷加大中间业务拓展力度，实现贷款业务与投资银行、零售业务等相关业务的融合发展，并积极介入基金托管、金融租赁、保险、信托等，构建综合化经营平台。在公司业务领域，大力发展财务顾问等业务；在零售业务领域，逐步向理财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延伸；强化网点功能建设，大力推动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和自助银行四大渠道发展；在银行卡业务方面，逐步扩大贷记卡业务规模和自有商户数量；在业务方面，多方面深化合作，提高业务效益提升。中间业务的快速发展，为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银行打造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知识和操作经验。

（三）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股权投资业务是新金融资本、高端人才和高成长企业的结合，虽然收益高，但在组建初期仍会遭遇资金募集、政策准入等方面问题。商业银行在资金实力、项目资源、信息来源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原因其对创新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关注程度有待提高。股权投资和银行业务在风险容忍度、投资持续性、资金募集等方面具有互补性。打造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使银行充分利用其综合化实力和国际化影响力，对接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国家现有金融政策监管模式下，全面介入股权投资业务，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融合，传统金融服务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不仅能在新形势下，给银行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更能进一步扩大银行在国家经济建设和产业转型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以股权投资为核心建立产业金融一体化战略联盟，有利于金融资本迅速转变为产业资本，从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同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与股权投资密切相关的国家基本法律修订，尤其是2009年10月份创业板推出，股权投资形成机制和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2010年4月28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建设，标志着我国股权投资业务将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西方国家，股权投资业务已与银行紧紧相连，股权投资资金来源中，绝大部分都是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其中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占60%以上。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国内股权投资业务将达到这个比例。打造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不仅是企业多元化金融需求的要求，也是银行转型升级、实现综合化发展的要求，是中国金融业逐渐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要求，符合金融服务发展转型升级的趋势。

（四）银行参与股权投资业务所面临的挑战

一是政策面上，由于部门立法、条块分割，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股权投资业务的统一法律体系，股权投资业务仍缺乏标准化的办理流程。二是股权投资业务所具备的保密性使得该业务在实际操作时会产生非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会计制度不健全、报表质量不高、财务数据不准确等问题，可能导致操作风险、合规风险、道德风险等。三是国内股权投资业务缺乏完善的培养机制和考核标准，管理人职业素养和商业感觉有待提高，公司治理成果尚不能保证。四是目前众多发展初期的企业难以在基金存续期内满足上市条件，国内证券市场难以满足退出需求，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股权投资资金的流动性。

三、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链的战略重点

（一）联合多家金融企业，完成产业链组织架构

银行以旗下的投行公司为主要发展阵地，与相关基金、信托公司出资成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股权投资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凭借银行的综合金融业务体系和基金公司的未上市投资经验，共同募集投资基金，挖掘转型升级行业中处于扩张期或成熟期的投资机会，为被投资企业提供一体化的增值服务，推动项目公司上市或并购重组。

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出资组建专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证券公司，承接股权投资金融产业链的投行上市业务，帮助被投资项目公司上市，带动社会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等进入，在此过程中实现财富增值，同时贯通股权投资资本退出渠道。银行拥有的全资或控股的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公司及信托公司等，与股权投资金融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实现全面对接，充分挖掘股权投资带来的业务协同效应，在股权投资金融产业链上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实现股权投资金融产业链的一体化。银行可以在国家现有金融政策监管框架下，获得国内银行系证券投行业务牌照和直接投资业务牌照，完善综合经营链条，提供全面金融服务方案，全程参与到股权投资业务的经营流程中，打造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金融产业链。

（二）综合多项业务品种，实现产业链环节构成

1.股权投资业务

股权投资机构以专业的投资能力，充分整合金融资本和民间资金，广泛吸引各方面资金介入，为产业优化和升级建立起完善的资金支持体系。股权投资机构在为新兴行业及其优秀公司提供相对长期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对项目公司提供融资、财务管理、市场、技术、战略、经营方针等方面的协助，与项目公司建立起“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全面提升项目公司的质效，并推动其中质地优良、盈利能力较强并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发行上市或并购重组。

2.证券投行业务

证券公司承接股权投资机构的投资活动，为项目公司提供股份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上市辅导、上市承销等一条龙服务，以股权投资业务为基础，通过资本市场和多种资本运作工具，推进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起到加快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层级的作用。

3.银行、信托等金融业务

产业链上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为股权投资机构提供资金托管、资金理财等传统服务，而且其庞大的个人和企业客户数量能够成为股权投资机构募集基金的备选池。此外，这些金融机构拥有庞大的机构网络，不仅能够充分调配金融资源，实现规模效应，针对项目公司的需求提供全面的存贷、结算、现金管理、公司理财、企业年金等一体化的金融服务，而且可以为项目公司的管理团队和员工提供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4.专业机构服务

股权投资在资金募集、项目挖掘、增值服务和投资退出等环节不仅需要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参与，还需要从法律、财务等专业角度来对各个投资环节进行全面的评估和调查。法律、财务、评估、信用评级等一系列专业服务机构能够以其专业的服务水准提升股权投资金融产业链的竞争力，进而带动高端的专业服务业快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均衡协调。

（三）发挥协同效应，打造全面金融服务方案

1.业务拓展协同

由于当前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相结合的方式平衡资金成本。股权投资金融产业链上各个机构的主营业务涵盖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和专业服务各个领域，根据项目公司的实际需求提供贷款、股权融资、夹层资本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并且从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角度与项目公司实现紧密对接。产业链上的任何一个机构，都能够凭借银行、证券公司、股权投资机构庞大的资源网络及其与产业链上其它机构的密切配合，利用产业链的拓展互补效应和品牌协同效应拓展多元化业务。

2.营运资源协同

除了项目公司资源，股权投资金融产业链上各个机构的其它运营资源，也将在法律政策允许和合作协议的范围内在产业链上进行共享调配，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用最大化。保险机构、信托公司和证券公司运用其庞大的自有资金余额，通过股权投资机构充分将资金、人才、投资经验、研究资源、服务机构资源整合起来，实现资金和人才在产业链上的合理配置和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各个机构的盈利来源。

3.风险控制协同

银行与股权投资业务的紧密结合，一方面能改变银行偏重于传统企业服务的现状，更多地关注到新兴创新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另一方面，股权投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控制有着丰富的经验，加上证券公司、专业服务机构的介入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股权投资业务提供的建议，能够有效地降低整条产业链的风险，保证投资业务风险的可控性；再者，股权投资金融产业链整合了这两类机构的优势，能够有效提高客户企业快速成长的机率，从而减少银行和股权投资机构自身的风险。

参考文献：

1.丁华，《试论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的发展》[J]，中国商界，2009（12）

2.房四海，《风险投资与创业板》[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3.高正平，《中国商业银行股权投资业务分析》[J]

4.马克・默比乌斯著，鲁刚伟、何伟译，《股权投资实用指南：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re concepts》[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5.李连发、李波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理论及案例》[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6.卢栎仁，《规范PE是产权市场发展新机遇――对国家发改委批准成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评析》[J]，产权导刊2009（5）

7.清科研究中心，《2009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年度统计报告》[R]

8.武圣涛，《中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规制比较研究》[J]，经济论坛，2009（12）

篇（6）

一、国外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财政支持政策

国外普遍以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政策力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日本先后设立了“六次产业化”专项资金、辅助基金、发展配套资金等，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2013年成立的“株式会社农林渔业成长产业化支援基金”（A-FIVE基金）。该基金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出资设立，即“公共-私募联合基金”，出资期限最长为20年，部分资金由国家以贷款形式出资。A-FIVE基金以直接出资、股权投资入股或设立子基金的形式支持“六次产业化”经营主体发展。在都道府县一级，A-FIVE基金还与地方自治体、农业团体以及金融机构等民间组织联合成立子基金（A-FIVE基金出资所占比例必须低于50%，出资年限最长为15年），扩大其参与“六次产业化”的范围。另外，地方农林渔业者（以资金或农产品入股）、合作企业（以资金、技术或销售网络等入股）、子基金（以资金入股）还会联合出资成立合作战略联盟，但子基金出资所占比例（有表决权股份）原则上不高于50%，农林渔业者出资所占比例要高于合作企业出资占比（见图1）。

在日本，得到认定的“六次产业化”经营主体可以获得补助金、贷款以及投资等3类财政资金支持，但获取资金规模及获取条件不同。获得补助金不需要担保，但资金用途有限制，且有严格的业务要求，最高限额为自有资本的两倍；贷款需要担保，且资金用途有限制，最高限额为自有资本的2～5倍；接受投资的经营主体一般为企业，不需要担保，但财务制度要完善，且项目设计的自由度要高，最高限额为自有资本的20倍。在具体财政支持方面，日本对“六次产业化”经营主体建设直销店及流通和?N售设施、购买加工设备、企业和农户开发新产品以及开拓销售渠道、农协建立直销店等分别给予最高3/10、1/2、1/3、7/8的财政补贴，对于开展技术研发、实施海外开发活动推进项目、举办洽谈会及交流会等予以定额补助，补助金额可上下浮动30%①；韩国对购置加工、运输流通设施设备的“农业第六产业化”经营主体给予80%的财政补贴，其中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承担50%和30%；[2]以色列则基于本国农业发展的特色对大规模温室建设进行补贴，还对本国科技人员工资采取全额拨款的支持政策，以推进农业科学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美国对农户农产品储藏进行补贴，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则重点向中小型农业企业倾斜；法国实施“技术咨询补贴”政策，鼓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技术咨询，补贴额度约为咨询费用的30%。[3]

（二）金融支持政策

国外比较重视金融支持政策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包括无息或低息贷款以及信用保险优惠等。如日本《农工商合作促进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得到认定的农工商合作事业计划或支援事业计划，可享受低利息融资和保险优惠。一是在低利息融资方面，贷款利率因经营主体类别、贷款目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融资用于农林水产品生产、流通、加工、销售以及必要公用设施购买等的普通农林渔业者，贷款利率为0.1%，且无贷款期限限制（生产设备投资贷款期限为20年以内）；对从事中小企业事务的中小企业者，贷款利率为0.4%，用于购买设备的贷款期限为20年以内、用于企业日常运营的贷款期限为7年以内，其余用途的贷款期限为15～16年；对于从事国民生活事务的中小企业者，有担保的贷款利率为0.35%～0.95%，无担保的贷款利率为1.35%，贷款期限限制与从事中小企业事务的中小企业者一样。二是在保险优惠方面，对于通过认定的中小企业者，扩大其担保金额、提高补偿率以及降低保险费率。其中，各类保险担保额度均比普通标准高1倍，优惠幅度较大（见表1）。美国更是长期对家庭农场主实施低息或财政贴息贷款、政府信贷担保以及“无追索权贷款”等政策，综合表现出贷款形式多样、优惠幅度大、还贷周期长等特点；意大利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的利率为4%～5%，而非优惠贷款利率为15%～22%；荷兰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农业生产者可享受4%～6%的低利率贷款政策。

（三）税收支持政策

国外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税收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尤指农产品加工企业）采取低税或免税政策等。法国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实施税收减免、加速折旧和亏损结转等优惠政策。其中，亏损结转方式比较灵活，普通经营性亏损可向后结转5年、折旧产生的经营性亏损可不定期向后结转。法国对合作社联盟及总社的主要支持为所得税减免，如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可享受35%～38%的公司税减免和50%的不动产税减免等。[4]美国等也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实施了税收优惠政策。美国最初对农民合作组织实行税赋全免，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具有免税资格的农民合作组织减免税收（平均为工商企业的1/3左右），但仍对其他农民合作组织分配给社会的红利、惠顾返还金以及其他收入实行免税待遇。[5]另外，美国还允许农业生产者个人或农业企业自主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记账方式，如农民选择“现金记账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通过降低应纳税基减轻税收负担。[6]

（四）公共服务支持政策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健全的服务保障体系作为支撑，以克服资本、技术、人才跨界融合的障碍，其中公共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公共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提供，需要政府直接提供或间接支持以补充。美国建立了完善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为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经营主体提供充分的国内外市场信息，以便农业经营主体做出合理的经营决策；建立了以农业部、商务部、“农产品信贷公司”、“海外农业服务局”等为重要成员的海外农产品促销体系和农业教育、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研发推广体系。另外，美国还对合作社进行大力支持与保护，一方面，专门设置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管理局对其进行管理和提供有效的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财政政策支持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如帮助其开拓产品市场、对其成员进行培训等。[7]韩国政府出资在农村社区学院、农业科学各研究所、农业产业和政府之间建立区域网络――“区域农业集合计划”，向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指导、为农民提供农产品营销帮助，还建立了为农业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农业研究和发展促进中心。[8]法国建立了以高等、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和农民业余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教育体系，加强对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以及现代农业经营理念灌输。

（五）其他支持政策

各国还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等，为农村产业融合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如法国财政资助传统民居维护与修缮、修建乡村旅游公路、成立乡村旅游常设会议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建设自行车道和绿色通道等。[9]各国政府还依托本地特色产业，主导举办全国性的节庆活动，为农产品品牌推广、市场拓展搭建便利的平台，促进农村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有效融合，如法国每年举办以葡萄酒为主题、荷兰以郁金香为主题的节庆活动等。另外，各国还对农产品市场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管理、制定统一的产品质量标准，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规避同业恶性竞争，如荷兰为农业全产业链制定标准，实行一体化管理等。

日本还通过支持农协发展，间接推动农业“六次产业化”进程。农协经营着日本国内所有农作物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的所有环节以及其他所有的涉农业务[10]，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区域间资源及产业链，促进区域间经济协同发展，是日本推进农业“六次产业化”的重要抓手。因此，日本对农协的支持力度较大。在税收方面，政府对农协的各项税收均比其他法人纳税税率低10%左右，且对农协免征所得税、营业税和营业收益税；在补贴方面，农协实施经政府批准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时，政府对其所需厂房、设备等予以50%的投资，农协新建仓储、固定设施投资等最高可获得政府80%的补贴；政府还支持农协开展公共事业、对农协开展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项目予以贷款贴息等。[11]

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支持政策精准发力的保障――经营主体认证

经营主体认证管理是确定农村产业融合政策支持对象的必备环节，是决定政策措施有效性的关键。日韩两国均设有众多的“六次产业化”经营主体认证机构②，明确了严格的认证条件。以日本为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能被认证为“第六产业”：第一，经营主体必须是农林渔业从业者个人（法人）或由其组成的团体（农协、地区农业组织等）；第二，经营主体必须以自己生产的农林水产品等作为原材料进行新产品研发，或者在销售产品时采用全新的方式，亦或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并完善生产方式；第三，农林水产品等新商品的销售量在5年内增长5%，且农林渔业及相关业务经营从项目开始到终止必须产生利润；第四，事业计划项目期为5年以内，其中3～5年最佳。在具体的认证程序上，日本每年开展3次经营主体认证，将符合上述条件的经营主体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对于事后管理过程中考评不合格的将撤销认证资格，不再扶持。

韩国也实施了申请、经营主体认定、详细计划制定以及实施的四阶段“农业第六产业化”认证程序，由各级主管部门分工完成，认证有效期为1～3年不等。对于通过“农业第六产业化”认证的经营主体，重视其事后管理或监督考核，如对经营主体是否履行计划、补助资金使用是否合理等开展2～3次/年检查，对于不合格者根据原因全部收回或降低支援资金，支援资金减额和终止支援带来的剩余资金奖励优秀的经营主体。[12]在具体执行层面，由国家农业主管部门③统筹负责，地方各级农业相关部门积极协调配合（见图2）。

三、推进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思考

第一，推行主体认证，加强后续监管。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认证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支持政策精准发力的前提保障，只有符合认证条件的经营主体才有获取政策支持的资格。这就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认证体系，认证的条件要合理、具备可操作性，能量化衡量的指标尽量做到量化约束，这样也为后续政策跟踪监管、考核等提供便利。我国目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财政支持主要体现在项目支持，但存在着“重项目申请、轻项目成效”的现象。加强政策后续监管是对政策支持主体的一种硬约束，迫使其落实经营计划，有效规避套取政策?Y金的行为。对于政策支持期间脱离认证条件、未按照政策支持要求行使义务、政策支持到期后未能达到预设目标的经营主体或事业计划，取消其资格认证和政策支持，实行资格认证的退出机制。

第二，创新支持形式，拓展资金来源。资金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支持政策实施的物质保障，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村产业融合不能完全依靠普通农户自身，需要更多的经营主体参与。相对于农村一二三产业分立发展，融合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资本密集程度提高，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财政支持资金，并创新财政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式，如日本成立“六次产业化”基金，再依托此基金以投资入股等形式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或成立子资金，扩大、增强财政支持资金的覆盖面及带动能力，提高财政支持资金的综合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工商资本，工商资本作为财政支持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补充，具有管理、技术等优势，但要严格控制工商资本的投资入股比例，保证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民对经营事业具有绝对控股权，避免工商资本控制农业，导致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民被边缘化，不能充分享受农村产业融合带来的增值收益。

第三，完善金融税收制度，实行精准政策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基在农业，而农业又有别于工业，各类金融、税收政策应区别对待。针对不同的农村产业融合主体或事业计划，实行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如在融资方面，实行差异化的贷款期限或贷款利率政策，对农村产业融合主体适当延长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等，适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税收方面，实行差异化的税率政策或税收模式，减轻农业产业融合经营主体的税收负担。

第四，扩大支持范围，优化融合环境。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具有全局性视角，统筹农业农村整体发展，不能就支持而支持。这就要扩大农村产业融合支持的范围，向间接性支持延展，主要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一是继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设施以及农产品物流体系等建设，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借助“互联网+”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打造农村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为农村产业融合参与主体提供充分的生产、加工、销售等信息，提高融合主体经营决策效率；三是支持农业技术研发及推广，包括农业专用机械、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等，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四是支持农村公共服务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提高农业产业链的协调性。

[注 释]

篇（7）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山东省德州市，调研组与当地政府、农业、财政、税务、国土、电力、金融等部门，企业、合作社等进行了两次座谈。总体上看，当地政府对农产品加工业十分重视，整体发展形势较好。以加工业为引领，带动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相关服务业联动发展，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拓宽了增收链，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方面，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代表的二产促进农业一产通过二产链接上三产。石家庄市围绕小麦、优质玉米、蔬菜、梨果、大枣、奶业、禽蛋、优质型猪等8个主导产业，积极推进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2014年农业产业化经营总量达到779.8亿元，居河北省首位;规模生产加工基地68个，销售产值355亿元;市级以上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195家;每年新完成加工项目投资40亿元以上;建设有藁城市、鹿泉市、栾城县3个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加工园区入驻企业380家。德州市立足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优势，重点培植了粮油、功能糖、果蔬、调味品、畜产品等10大优势特色加工产业集群，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770家，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1767亿元，比上年增长9.7%;乐陵星光糖液集团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7家企业超过20亿元。

另一方面，以休闲农业为代表的三产促进一产直接链接三产带动二产。石家庄市已建成休闲观光农业园54个，总投资15.5亿元，园区功能由采摘、观光向休闲、体验、垂钓、农家乐等多功能逐步丰富;德州市共有休闲农业经营主体94个，从业人员400余人，营业收入7.6亿元;两市已初步呈现“发展加快、布局优化、质量提升、领域拓展”的良好态势，成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体、农民利益的共同体、农耕文化的传承体。

以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推进农业一产向二三产业自然延伸，使农户分享融合发展的成果。座谈中了解到，河北省固安县天绿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6000多名社员，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社，将土地集中起来，由3家企业带动，开展规模化、现代化种植并进行初加工，使农民在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议价上有了话语权，提高了种植和初加工水平，增加了收入，把增值收益留在了农村、留给了农民。合作社创办者村支书李俊田介绍，通过分红，每家两位60多岁的老人，每人每年可以得到8000元的收入，实现老有所养。德州市临邑县永益合作社集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吸纳全村带地入社，加工的小磨香油、石磨面粉、杂粮面条等产品供不应求，整体提升了全村农民的收入水平。

创新金融支持为以农产品加工业为引领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融资环境。座谈中了解到，2013年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金财通”农业产业化企业融资办法的通知》。市政府每年拿出1亿元资金，要求县级政府出资不低于500万元，按照1s1比例配套，向邯郸银行存入“金财通”贷款增信保证金，银行以不低于保证金8倍贷款规模，向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贷款。这样，企业不需要抵押和担保，可获得一年期内不超过500万元的贷款，利率上浮不超过30%。据邯郸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闫明海主任介绍，这项创新金融政策实施以来，银行共向208家企业放贷9.151亿元，未出现骗贷、欠息、未按时还贷等现象。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稳定健康发展

调研中，企业和合作社反映了很多问题和困难，主要集中在融资、用地、企业负担等方面。调研组针对这些问题，与政府部门和企业进行了交流探讨，提出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认识，把农产品加工业摆上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将农产品加工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内容和统计指标体系;整合资源，加大扶持力度，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形成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合力。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农业部门可以整合现有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等涉农资金和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等用于扶持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同步规划、建设和实施。也可以设立农产品加工业专项资金，采用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企业原料基地、物流配送和技术改造，奖补加工大市、大县和园区。

二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目前，加工企业平均税负约占销售收入的8%～10%，而利润仅为销售收入的3%～5%。加工企业增值税“高征抵扣”，进项税为13%，销项税为17%，4个点不能抵扣，如河北养元智汇饮品有限公司在这4个点上每年多交8000多万元的增值税。应加快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行业范围;完善抵扣办法，按销项折算抵扣额度，免除进项税发票核对环节。可以将加工企业所得税实行减半征收，并扩大农产品初加工范围。

三是强化金融服务。农产品加工企业大多是一次性收购原料常年加工，流动资金压得多，贷款需求迫切;但是由于抵押物有限，企业、合作社贷款特别是季节性收购资金贷款很困难。座谈中了解到，河北省晋州市长城经贸有限公司自建的冷库等设施、定兴县兴达蔬菜合作社自建的交易市场都是由于没有房产证不能抵押，跑了多家银行都没有获得贷款。因此，应鼓励各类金融机构设立农产品收购资金专项贷款，对风险可控、综合回报较高的龙头企业用于季节性收购农产品所需贷款，纳入政策性银行支持范围;商业性贷款在贷款利率方面应给予优惠;扩大抵押物范围，发展以农产品仓单、出口定单、土地经营权、山林权、经济作物和饲养物作为抵押品等多种抵质押方式。

四是完善用地用电用水政策。加工用地是农用地、工用地两不靠，加工企业用地税收少、投资少，一般很难拿到用地指标。初加工享受不到农用电优惠，河北省初加工执行工业用电，长城经贸有限公司储藏保险用电为工业用电，每度0.8元多;水费高，企业反映既是按照要求上马了节水设备仍无法享受用水优惠。因此，必须坚持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在确保“基本农田不能动”的前提下，可以将农产品加工用地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鼓励通过厂房加层、老厂改造、内部整理等方法提高土地利用率。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兴办加工企业和加工合作社。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区，引导企业进入园区发展。落实农产品初加工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的价格政策，对于初加工用水、用电、用气、用热参照农用价格执行。

调研组对河北省农业厅成立农产品加工局、山东省农业厅农产品加工局即将挂牌给予了高度肯定，希望农产品加工业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规划指导、监督管理、协调服务的职能作用，更好地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树立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提升农产品加工企业自身整体实力

实地走访和座谈中，调研组与20多家企业、合作社进行了交流。宗锦耀提出，今后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方向，应从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实现“三个转变”，即从规模扩张向转型升级、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分散布局向产业集群的转变。企业和合作社作为农产品加工业重要的经营主体，应树立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要在利益分配、产品生产、技术创新、运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不断提高自身整体实力，创造并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第一，产权清晰化。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参股、联合等方式，促进要素流动和资源整合，与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建立产业联盟，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农户结成风险共担、效益共享，机制灵活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河北养元智汇饮品有限公司、山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都是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持股，产权清晰，利益直接，激发了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了活力，使企业发展拥有恒久动力。

第二，生产标准化。一流企业定标准，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条件，是合理发展产品品种、组织专业化生产的前提，是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安全的有效途径，是让民众吃得放心、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的唯一选择。石家庄洛杉奇食品有限公司牵头制定柴鸡生态养殖等3项国家标准，建有国家柴鸡生态养殖综合标准化示范园，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

第三，技术集成化。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适应知识经济、智能化、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农产品加工企业尤其是食品类加工企业，要以营养、安全、美味、方便、实惠为方向，推动现代生物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工程技术的集成应用，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同时，在副产物综合利用上，要研发推广一批实用技术，实现节能、减排、清洁、安全、可持续生产。河北纽康恩食品有限公司注重技术创新，生产以紫米、南瓜等多种口味的彩色主食产品，与西北农林大学合作，研发适用于传统主食的专用酵母，留住传统主食“小时候的味道”。临邑禹王植物蛋白有限公司在大豆蛋白生产过程中，利用工业废水制备沼气发电，实现废弃物循环利用;山东临邑海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玉米芯为原料加工木糖产品，实现副产物高值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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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6）12C-0061-03

近年来，在淮安市委市政府主导和推动下，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淮安市高职校）借力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快速发展，主动融入、大胆创新，积极策应省职教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和区校一体化发展战略，逐步走出一条具有淮安职教特色的产教融合之路。

一、紧贴经济社会发展，跟踪需求，催生“区校一体、产教融合”发展模式

（一）淮安经济转型发展推动产教深度对接

淮安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苏北新兴的工业城市。近年来，淮安坚持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积极推动新型工业化、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建设进程，着力打造苏北重要中心城市。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淮安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亟需大量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淮安市委市政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将淮安市高职校划入开发区管理，为实施“区校一体发展”提供了可能，从战略层面推动学校走“区校一体、产教融合”发展道路。

（二）园区经济提档升级推动产教联体发展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迫切需要区域内高水平职业学校提供人才支撑。近年来，开发区打造“台资聚集新高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富士康淮安科技城、明基达方电子、台玻集团、膳魔师等台资大项目纷纷落户，区域内形成了“4+2”工业体系和“4+3”现代服务体系，累计进区企业500余家，外资企业200多家，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区校一体、产教融合”发展模式必然能有效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产业经济能力的“双提升”。

（三）学校追求优质发展推动产教全面融合

淮安市高职校是一所中、高职教育融合，全日制和开放本、专科教育并举的市属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作为市级层面的职教中心，不仅应具有较强的办学实力和丰硕的内涵成果，还要在全市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引领、骨干和辐射作用。为了实现学校优质发展，主动融入园区，深化校企合作，走产教深度融合之路已成为必然之举。

二、立足学校办学实际，积极实践，丰富“区校一体、产教融合”发展模式

（一）明确“市区共建”，推进区校一体化发展

经充分的调研论证，市政府明确，在保持学校市直事业单位建制不变的基础上，将市高职校划归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要求开发区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整体需求出发，加强对学校专业设置、招生、就业、校企合作等方面的统筹规划和指导安排，市、区共同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财政支持，由此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市、区共建的管理体制，为推进“区校一体、产教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后，开发区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在实体建设方面，开发区为学校在工业园区投入4亿多元新建了占地面积340多亩、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新校区，实现了校区与园区零距离对接。在机制建设方面，开发区强化统筹力度，成立了校企合作理事会，建立了职业教育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每年举办职教区域合作（淮安）论坛，为学校办学创设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开发区支持学校牵头成立了“淮安市高职校职业教育集团”，形成了以学校为核心的办学联合体，建立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发展机制。在政策扶持方面，开发区出台了支持职业学校教师引进、校企合作、经费支持等系列文件，形成了良好的的职教发展保障机制，成为江苏省第二批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

（二）动态调整专业，实现专业与产业有机对接

根据园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学校对专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实现了专业与产业的有机对接。一是与现代制造业对接，打造装备制造类品牌专业。学校加强机电一体化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等主干专业的建设，进一步发挥学校作为江苏省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的优势和作用，培养园区“4+2”工业体系需要的现代制造业技能型人才。二是与IT产业对接，建设信息技术类特色专业。学校与区内江苏微软技术中心等软件人才培养和软件外包等企业，建立了订单培养等多形式的合作关系，加强软件工程等专业的建设。三是与现代服务业对接，发展现代物流等新兴专业。学校瞄准物流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扩大了物流专业的招生规模，从物流企业引进5名技术骨干充实师资，先后争取央财120万、省财300万元，总投入近1000万元建设现代物流实训基地，进一步完善配套的实验实训设备，为培养物流服务与管理人才提供良好条件。

（三）健全合作机制，推动校企合作深入开展

学校把握产教融合发展方向，积极发挥政策和区位优势，通过建立内部契约型合作关系，努力推动校企合作深入开展，主要的校企合作模式有这样几种：一是订单培养。学校围绕主干专业与企业共建了20个订单培养班，部分班级以企业冠名，如“淮钢班”“保安班”“软件人才特色班”等，连续举办六届“富士康建教合作专班”，建立了双主w、全过程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二是引企入校。引进江减传动、尹鑫公司等企业，在校内投资设备建设生产性实践教学基地，与中诺思联合共建现代物流综合实训基地，与浙大博洋科技有限公司共建逆向造型研发中心，与北京洛捷斯特公司合作建设江苏第一个“长风网”学习中心。校企共建共享，共同育人。三是企业办校。学校与膳魔师、淮安富士康等企业合作开办“厂中校”，与淮安益恒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敏实集团淮安公司等企业共同探索现代学徒制试点，促进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四是双元模式。在开发区加快推进“巩固台资、进军欧美”进程中，学校主动策应、支持服务开发区打造欧美日韩企业投资热土，引进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并积极推进本土化实践，为欧美企业进驻淮安提前储备高素质技能人才。

（四）推进协同育人，实现教学与生产过程对接

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积极推进校企利用不同的教育环境和资源一体化育人，推进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有效对接，主要的实现形式有：一是校企互嵌式。数控专业与敏实集团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建立“校企双向嵌入”人才培养模式。计算机专业建立“四嵌四化”人才培养模式，“四嵌”即在专业文化建设中嵌入IT企业文化，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嵌入企业职业培训体系，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嵌入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在专业课程标准中嵌入IT行业标准；“四化”就是培养目标终身化，师生身份双重化，教学环境情境化，评价模式多元化。二是工学交替式。机电专业对接膳魔师、臻鼎科技等园区企业，有计划地安排教学见习、轮转实习、顶岗实习，形成校企一体、双元培养、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物流专业学生在百世科技集团等企业要参加3次以上渐进式顶岗，优秀的学生将进入“雪狼计划”等项目培训，从而成为企业未来的骨干。三是前校后厂式。学校保安、电子等专业与市保安公司、淮安富士康等企业开展订单招生，开办“厂中校”；数控、电子与江减传动、尹鑫公司等企业合作开办“校中厂”，引进富士康、达方电子等数家企业生产线，建立“七合一”培养模式，实现校企互利共赢。

三、坚持科学发展方向，登高望远，深化“区校一体、产教融合”发展模式

（一）推动优化市区共建管理体制

市区共建的两级管理体制，为推行“区校一体、产教融合”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是淮安职教发展的特有体制，具有政府统筹管理的前瞻性。下一步，学校将积极争取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两级共建机制，在经费投入、师资引进等方面予以重点保障，利用政策杠杆和市场机制，进一步整合资源，推进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二）着力推进专业群与产业群对接

策应淮安“4+2”工业体系（即盐化新材料、特钢、电子信息、食品4大主导产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4+3”现代服务体系（即物流、金融、旅游、商贸4大基础服务业加电子商务、健康养生、文化创意3大新兴服务业），对接园区产业链和产业群的拓展，淮安市高职校要着力打造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财经商贸等3―4个与区域主导产业发展相对接的省级现代化专业群。要开展专业群对接产业群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形成适应多元课程需要的“产教综合体”，为实践教学提供更多便利。

（三）不断深化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建设

学校要在校企合作中进一步发挥主体作用，根据学校自身优势、特色和企业需要进行合作，重点建立对合作企业的调研论证机制、培养对象的选拔和淘汰机制、教学模式运行机制和服务合作的师资培养机制。进一步创新校企合作的运行模式，着力推进产学研用一体模式，即品牌和特色专业要与企业共同创立集科研、生产、应用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经济实体，利用经济杠杆把双方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师生共同参加合作企业的生产、设计、改造、研发等环节，既为企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服务，又提高师生的实践能力，更好地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四）扎实开展“双元制”、现代学徒制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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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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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必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可见，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时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内的不同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和交叉，为这两大产业最终实现产业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将产业融合发展这一战略举措有效的利用，可以有效实现我国市场经济竞争力的有效提升。

一、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互动机制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互动与整合成为时下流行的一大重点研究项目。因为这两大产业的互动和整合从根本上推动着旅游和文化繁荣发展，同时，对于区域文化、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之所以文化资源丰厚，是因为我国具有历史悠久、文物古迹和风俗民情等优势。因此，文化所凸显出的独特优势，为人们旅游带来了动机和目的。相应地，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载体，为人们对文化的吸收和了解提供了交流和深化的平台，同时，通过旅游文化产品可以将文化产业推向世界化。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旅游产业逐渐呈现出历史遗迹、人文景观、民风民俗等重要的文化资源。文化作为旅游的本质属性，使得文化因为旅游的开发而变得生机勃勃且富有活力;而旅游作为文化资源的开发者，因为文化的渗透而变得丰富多彩且富有品味。因此，旅游和文化产业的有机融合对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相当重要的。然而，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互动机制，对将来产业的融合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作用。虽然旅游和文化产业对各自的资源开发和利用都划定了界限，使得有关部门都按照自身的属性进行发展。然而由于历史遗留和传统划分方法等原因，使得旅游行业中存在着一些本质应属于文化产业，但却利用文化资源为旅游服务的经营企业;与此同时，在文化产业的范畴中也生存着一些发挥着旅游作用的生产企业。可见，在行业渗透和学科交叉的当今社会，两者之间彼此难分，使得原本隶属各自不同界限的部门将旅游和文化元素合二为一。虽然在实际上二者各自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即文化是经济产业的属性，而旅游是经济产业的功能，但在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当下，两者却具有相辅相成、互利共生的作用。因此，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相互关联，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的作用，使得与旅游有关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旅游产品对文化元素的融合，并适当开发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讲，具有重要的影响。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互动机制，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依存。由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可分割，使其为产业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二是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共生互融主要体现在自身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旅游的优势体现在市场，而文化的优势则体现在内涵。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而没有旅游的文化就会缺少活力。可见，只有产业融合发展才能为这两大产业的经济提高起到一定的影响。三是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共进。由于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了彼此之间的互动共进原则，因而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例如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来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文化还可以通过辐射效应与渗透效应来提升旅游资源的品味，从而给旅游者带来较高的审美体验。可见，要有效利用文化对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的积极推动作用。然而，旅游同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旅游通过引致效应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平台，从而实现了文化产业向着市场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总之，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互相依附、彼此生存，只有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价值，才能真正为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重要的条件。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关联性和渗透性越来越强，使得原本就处于模糊边界的两大产业，逐渐向着产业融合的发展方向演变。而只有实现真正的产业融合，才能使文化在旅游业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从而推动着旅游产业向前发展，同时旅游在文化的提升和传播方面发挥自身价值，为其提供相应的载体和平台，从而实现彼此的互补共赢性。同时，随着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生活的观念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从而较易选择能满足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需求的文化产品。因此，针对这一心理特点，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相应的融入了很多色彩。可见，在旅游产业植入文化产业的文化内涵和创意元素使得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拓宽，而相应的旅游产业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断衍生出新产品来拓展市场空间。

二、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策略分析

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产业发展驱动下的产物。而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当今市场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在旅游活动中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和多样化，因此，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产业发展为旅游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在制定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过程中，应时刻把握利用旅游业的发展来全面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大繁荣的基本原则，并坚持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以及旅游文化发展的科学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第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有关的体制机制，有效实现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近年来，我国虽然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就目前形势而言，产业融合发展仍存在着领域不宽广和机制不到位等各种难题，从而使得产业融合发展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因而，要从根本上实现产业的融合发展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成立专门的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领导班子，并对产业发展进行有效的指导，从而加快推进产业的融合发展。二是制定和完善规划体系。文化旅游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产业融合发展规划，而且要对规划提出高质量、高标准和高起点的要求，从而使得产业融合发展走向世界和服务人民具有现实的意义。三是产业融合发展必须要得到政策的扶持。产业融合部门应明确政策导向，并建立起政策扶持体系，对于国家和各级部门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引导资金应积极争取，从而切实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四是对于产业融合发展要宏观指导。例如，旅游局对旅游产品开发指导应注重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突出性;针对旅游景点所处实际情况制定规划时，应注重增加文化内容对旅游业的丰富性;还可以指导旅游文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其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和创新。第二，通过加快重点景区的建设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对于具有针对性文化元素的旅游景点，我们应坚持以原生态、原风俗、原文化、原居民的保护原则，并将其积极申报为国家重点景区。同时，通过对重点景区的基础设施的文化品位不断提升，使得旅游景点的特点得以展现和优势得以凸显，从而扩大旅游景点的影响力;不仅如此，通过加快景区配置设施的建设和游客中心以及星际饭店、酒店等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从而实现运用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还可以通过构建健康绿道体系，将旅游景点向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方向推动，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亲近大自然的需求，使得广大人们群众能够更深切、更直观的感受到产业融合发展所带来的神奇效果。第三，打造有影响力的旅游文化活动品牌。对于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实行，我们应将能反映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充分纳入旅游项目的推广计划，可以为充实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提供帮助，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旅游景点积极开展一系列与发扬文化相关的活动，从而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打响品牌;还可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沟通和联系，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多种宣传形式进行旅游文化产品的促销，实现联动互动和互利共赢。第四，利用建设智能化景点来打造智慧旅游。近年来，面对越来越多的旅游产品，使的市场竞争力越来越激烈。因此，要想把旅游业快速发展，就必须依靠作为文化产物的现代科技力量，有效利用网络技术将旅游业所涉及的相关文化元素有效联系，并将其通过新媒体的形式直观的传播出去，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智慧化服务，而且为旅游企业提供了高效的营销平台和广阔的客源市场，从而突出产业融合所带来的优化效果。第五，通过提升广大旅游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来实现产业融合发展的魅力。在产业融合发展的今天，我们应高度重视对旅游业人才的优化。因为旅游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游客的旅游审美和旅游感知，因此，我们要大力实施人才战略，着力突破人才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局限性。随着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越来越突出，必将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带来契机。只有不断创新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才能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提供有利的条件。总而言之，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时展的需求，必将对产业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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