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为积极跟进实行新“三定”、强化职能的需要，市局以“四高”为目标，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加强新形势下基层建设的重点任务，坚持将资金优先投入基层、将设备优先装备基层、将经费优先拨付基层的“三个优先”，以此为统领不遗余力地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

将建设环境优良、拥有自主产权的办公场所作为首要任务，累计投入资金626万元，新增办公面积1897平方米，基层分局人均占有面积达到48平方米。服务大厅、职工食堂、文体活动室的建设率都达到了100％，彻底解决了基本保障问题，增加了凝聚力。

将计算机作为基本设备优先配置，目前全局已有计算机280台，每个分局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人均占有率为116％，率先完成了人均一台的达标任务，将照像机、摄像机、传真机、扫描仪作为必要设施，实现了全配备，提高了战斗力。

致力于建立快速反应的执法队伍，投资86.2万元，购置12台执法车辆，目前每个分局拥有2台车辆，走在了全省前列，全面提升了监管服务的现代化水平。

坚持节约、规范、效能的原则，强化对分局的内务管理。2009年制定“基层分局工作规范”，确定了基础建设规范、队伍建设规范、业务建设规范“三大类”、近100个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实行外部标识、备品摆放、电脑桌面、物品存放和执法用品“五统一”，做到科学管理、高效应用，切实将物质力转化为生产力，实现了办公办事环境的“两改善”和监管服务能力的“两提高”。近年来有20人次基层干部、14个(次)基层分局受到市以上嘉奖。

二、强化有为意识，积极推动监管执法改革创新

市局着力发挥现代化设备的重要作用，推动监管机制创新，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履职尽责，充分发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中坚力量的作用。创新实行“双标准”信用分类监管(以监管对象的行业和信用分类监管)。将关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7个行业作为高危行业实行重点监管；将辖区市场主体分为守信示范、守信、警示、一般失信、严重失信5个信用等级，以等级确定巡查的次数，分距离实行监管，为开展市场巡查奠定了基础。针对辖区业户多而监管人员少的实际。创新实行AB职制网格化巡查。即：以网格划分责任区，相邻两个网格为一组，在那个网格巡查，则该网格的责任人为A职(主巡查)，同一组的相邻网格的责任人为B职(副巡查)，以此类推。以较少的投入实现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的最大化，初步形成了以网格化巡查、信用分类监管为基础的基层监管执法机制，有力支撑了日常业务工作。

努力更新监管理念，更加注重事前防范，2007年投资40万元，购置了精良的食品质量快速检测车。2009年成立州暨延吉市联合食品质量检测中心，购买注水肉快速检测仪，及时检测，主动出击，保证了日常以及“图洽会”、“北交会”等敏感期间的食品安全，大幅提升了震慑力和预防性。

监管执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食品安全监管、打击传销的做法在全州推广，2008年被评为“食品安全工作先进单位”，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系统红盾护农先进单位”。

三、强化争先意识，尽心尽力服务经济发展

市局着力破除不关心经济发展，不注重科学发展，不重视社会和谐等倾向，更新服务理念，主动抢先机、争地位。围绕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商标战略、项目建设等，对创业人员、投资者、“三农”、支柱产业、重大项目、龙头企业提供服务。

充分利用网络全联通、电脑全覆盖的优势，自加工作量和压力，业户可以就近到基层分局、市局注册大厅、政府政务大厅办理个体执照，方便了业户；发挥职能优势，积极指导延吉晨兴置业有限公司办理股权出质，融资1350万元，把“死股权”变成“活资金”，促进了企业发展；主动靠前推进项目建设，垃圾发电是市委、市政府重点扶持的项目，由于延吉市垃圾发电有限公司筹建执照已被吊销，不能重新办照，市局主要领导亲自协调省、州局，特事特办，使企业及时登记，保证了该项目顺利达产落户；连续多年帮扶依兰镇九龙村农民生产经营特色产品朝鲜族土酱，先后帮助其组建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策划注册“依兰沟”、“德莱村”和“豆满江”商标，发挥了“商标富农、广告助农”的积极作用。

市局连续四年(2006年至2009年)被评为市软环境建设十佳先进集体、2009年度创业促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四、强化升位意识，全面提升监管服务水平

篇（2）

一个案例，就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同时也是一份很好的基层党风廉政教材。工作中，高度重视发挥案件的警示作用，积极围绕案件开展党风廉政教育。一是把思想教育贯穿于查办案件全过程，注重把涉案对象的思想触动。对受到查处的党员干部，将其所犯的错误指穿说透，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道清点明，使其真正认识错误，自觉加以改正，不再重蹈覆辙。如在查处万埠镇胡某、长埠镇吴某、东阳镇杨某等参与赌博案件中，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他们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仅立即戒掉了这一陋习，并积极劝说亲朋好友远离赌博。我县近三年查办的40余起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案件中，无一人对处理决定不服提出申诉，无一人重复涉案。二是大力开展案例警示教育，注重把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搅动。及时组织学习中央、省市纪委通报的典型案例，去年以来先后组织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学习违纪案例16个，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断警醒自己，警钟长鸣；通过《安义纪检》刊发通报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有选择性地通报一些自办典型案例。如去年以来先后对长埠镇刘某违反计划生育法规、东阳镇李某在录用考试中作假等8个案例进行了通报。三是积极开展廉政文化“六进”活动，注重把全社会倡廉守纪之风带动。针对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农村基层廉政氛围不浓、党员干部廉政意识不强等状况，我们大力推进了廉政文化“六进”活动，组织了优秀村支书－－凌美龙事迹巡回报告会21场、建立了凌美龙事迹展览馆，开辟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电视专栏《潦河清风》，开通了安义廉政网站和廉政短信平台，县城打造了廉政文化一条街，乡、村和学校打造了以名言警句、廉政漫画为主要内容的“正气墙”、“清风亭”、“自省路”、“进取路”、廉政文化长廊，动员了乡村“五老”人员自编自演廉政文艺节目，形成了“党委领导、纪检协调、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大宣教工作格局，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政熏陶，法纪政纪观念明显增强，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更加牢固。

二、坚持违纪必究，亮出行为红线

篇（3）

中图分类号：B845.67，R19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2-0102-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2.006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of health

facilities in some areas in Sichuan: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with grassroots health professionals

LIU Jin1，GUAN Li-Li1，XIANG Hu2，WU Xia-Min1，MA Ning1，

LIANG Xiao-Qiong2，WU Bao-Ming1，MA Hong1

1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Healt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1912Sichuan Mental Health Centre,Mianyang 621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MA Hong,mahong@bjm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by psychiatric hospitals,and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in some extremely hit and severely hit areas in Sichuan.Methods:Referring to definition and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defined by 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of UN,a questionnaire consisting of basic information and current services of health facilities,MHPSS trai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past two years,and willingness and feasibility to provide MHPSS was developed,and 30 doctors from 1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1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5 township health centers,and 5 village clinics were surveyed.Ten of them were interviewed to explore their occupational experiences,the earthquake influence on the health facilities,the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learning and providing MHPSS.Result:There were 0.68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and 0.83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in county level and town level respectively.There had been no pre-quake training on MHPSS,11 doctors got(1~7)days(median=2 days)of post-quake training,but unleveled,with insufficient teaching materials or reference books.Only 19 doctors could have time to provide MHPSS,and possible hours would be(6.9±2.5)hours/week.The county-level and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s had to manage the pre-quake inpatients,and admitted post-quake new cases.The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 conducted some patterns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education.Only 2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provided 20 persons/month outpati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Psychiatrists had not been trained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and had not had experience to deal with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fore the earthquake.Non-psychiatric physicians felt that their capacity of providing proper MHPSS was quite limited.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only had valium as the basic psychotropics.Buildings in health facilities were damaged by the earthquake,which was especially reflected by collapse of a whole ward building in the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Conclusion:Post-earthquake MHPSS capacity by health facilities in county and lower levels is extremely limited in Sichuan.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s be trained in more practical and specific ways in different levels,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be authorized to use basic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and disaster-resistant level be strengthened while building new or altering old psychiatric hospitals.

【Key words】 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psychosocial; capacity; cross-sectional studies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2):102-106.）

人为或自然灾难后的救援是复杂的工程。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于2007年制定出《紧急情况下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指南》［1-2］（以下简称《指南》），为救援人员和社区计划、建立并协调最基本的多部门救灾工作提供指导。《指南》将灾后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定义为旨在保护或促进心理社会安宁和/或预防或治疗精神疾病的所有当地或外部支持。列出的服务范围包括四个层次，即①基本服务和安全（如食品、帐篷和防疫措施）；②社区和家庭支持（如寻人和帮助家庭团聚、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动）；③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初级保健人员提供的心理急救、基本精神卫生服务）；④专科服务（如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灾后救援是多部门合作、分层次的服务，其中③和④层次的服务需要卫生部门人员参与［1］。在《指南》中，建议对于卫生部门MHPSS能力的评估需包括初级保健和精神病院的能力和基本精神科药物。为了解四川5.12地震后部分极重及重灾区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2009年2月本项目组调查了安县、什邡市和三台县、绵阳市的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 以极重灾区（绵阳安县、德阳什邡市）和重灾区（绵阳三台县、绵阳市游仙区）的医生为目标人群。共分级调查来自县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卫生院5所和村卫生室5所的医生。并对其中愿意并有时间交谈的医生进行深入访谈。

1.2 工具

参照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对MHPSS的定义和分级自编问卷，内容包括卫生机构基本信息及目前提供服务的情况，近2年接受MHPSS培训及教材和参考书的情况，提供MHPSS的意愿及可行性，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访谈提纲内容包括个人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和提供MHPSS的经历及感受等。

1.3 实施过程

在临时板房医院内，研究者去医生的办公室或诊室，经过医生的口头同意后请他们填写自编的问卷。

深入访谈是由同一访谈者完成所有访谈。每次访谈持续约1小时。如果办公室或诊室里不方便访谈，则在院子里访谈。研究者在访谈中做笔记。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3.0进行统计分析。针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采用t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中位数（M）描述，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计数资料应用具体例数进行描述，因总例数＜40，采用费歇尔精确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定性访谈，将笔记中的每句话进行编码，归入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MHPSS的经历和感受、提供MHPSS的经历和感受等类别。然后按照研究目的，着重分析医疗机构所受地震的影响，以及提供MHPSS的能力，包括所受培训的数量和内容、人力资源、基本药物、服务需求、工作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对能力提供的影响。

2 结 果

2.1一般情况

共计30名医生参加了问卷调查，其中男性23名，平均年龄(39.4±13.3)岁，从业年限1~42年(中位数（M）为12年）。极重灾区组和重灾区组的医生在所有变量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共对10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包括县级精神病院的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25年），乡镇级精神病院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6年，原为外科医生，近6年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乡镇卫生院医生8名（其中男性7名，从事精神卫生相关工作，即灾后心理咨询共1年）。

2.2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

2.2.1精神科医师在辖区内的人口比例

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68/10万人，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83/10万人（表2）。

2.2.2已接受的培训

在地震前，所有人员均未接受过任何与灾后心理变化及处理相关的培训。截至2009年1月，共有11人接受过1~7天（中位数2天）省、市或区级的培训，培训内容为灾后心理干预、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干预、如何应对有遇难家属的人或放松技巧等。全部11人均有兴趣看培训教材。有4人列出记得住的教材或参考书名称，并评价其适用性：《灾后心理卫生服务技术指导要点》（大部分适用或完全适用）、《灾后儿童心理救援》（完全适用）、《精神卫生核心信息和培训手册》（完全适用）和《医学心理学》（少数内容适用）。

2.2.3提供灾后MHPSS的主观意愿

有27名医生表示在条件允许时愿意为受灾群众提供灾后服务。

2.2.4提供灾后MHPSS的现状

个人可投入的时间：有19人表示有时间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其中有7人列出每周可提供服务的小时数，平均为（6.9±2.5）小时/周。

医疗机构提供灾后服务的情况：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除继续管理地震前的住院患者，还收治震后的新发病例，包括应激相关障碍患者。县精神病院通过心理卫生知识讲座、义诊、发放宣传资料、新闻报道等方式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只有2所乡镇卫生院提供灾后心理服务，目前门诊量约为20人/月，方式为心理咨询。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发放宣传资料。

2.3 深入访谈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2.3.1医疗机构也受到地震的影响

地震对医疗机构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极重灾区的乡镇级精神病院受到极大破坏，除门诊外，整个医院的其他建筑全部倒塌。医务人员顾不上自己的家庭，先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后在板房中继续治疗原住院病人95人，同时还不断收治与地震有关的新发病例。由于临时住所及周边环境中存在大量的木棍、铁丝、绳索等物品，造成冲动攻击和自杀自伤的危险性加大，加上临时板房不够高，病人很容易上到房顶后外走，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压力。

2.3.2服务能力有限

县级精神病院有精神科医师10名，基本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没有治疗PTSD的经验。乡镇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数量严重不足，4名精神科医师面对100多名患者的诊疗及值班任务，感到压力过大。地震后曾有1名来自外院的大学毕业两年的住院医师每周来一次作为外援，但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由于床位有限，不得不对某些需要住院的新发病例仅进行门诊处理。乡镇卫生院的精神科药品单一，除地西泮外无其他精神科药品，肌注氯丙嗪仅用于麻醉前用药，不作为精神科处理用药。基层医生虽然看到有大量的受灾群众需要MHPSS，从医务人员的天职出发也愿意帮助他们，但是由于学历普遍偏低，在地震前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的培训，缺乏灾后危机干预的教材和参考书等诸多因素，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无法给受灾群众提供到位的服务，甚至害怕由于自己的理解错误或处置不当，反而给受灾群众造成二次伤害。另外，由于基层医生承担医疗网底的工作，工作内容多，工作量大，在客观上难有较多的时间用于提供MHPSS。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的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68/10万人）和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83/10万人）均低于2008年全国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1.35/10万人）［3］。在没有灾难时，按这样的人口比例提供常规精神卫生服务尚且人力资源不足。在地震后，如果按照震后3个月PTSD患病率为7.2%［4］推算，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需要分别诊治PTSD患者10.6万和3.5万。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患者，14个精神科医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MHPSS是分级服务，各级所涉及的人员和服务内容不同，需要的培训也不同。为了提供优质服务，最好在灾前做好人员的技术准备，即需要充分的备灾［1］。本研究发现医疗机构人员在灾前未接受过任何相关的培训，在灾后仅有11人接受过培训，但培训时间短，且未按照内容进行分级培训，属于无计划的培训。另外，教材和参考书严重不足，基层人员不得不将针对性不强的《医学心理学》作为参考书。

按照MHPSS的服务分级，本研究中的对象应该承担的是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和村医提供的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和专科服务（如精神科医师对严重精神疾病的诊治）。但是因为培训严重不足，非精神科医生并不具备提供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的能力，县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也缺乏诊治PTSD的技能。少数乡镇卫生院只提供20人次/月心理咨询，这种工作量也反映出基层供方的服务有限。

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场所必须具有高度的抗灾能力，包括硬件条件，以及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和应急程序等软件条件。面对全球日益增多的自然和人为灾难，世界卫生组织（WHO）号召各成员国建设可以抵抗地震及其他灾难的医疗机构，并将2009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挽救生命加强医院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5］。本研究中也见到精神病院病房全部倒塌、造成住院护理工作压力极大的情况。WHO西太区办公室已发行了相关手册《医院应该免受灾难侵害：降低风险，保护医疗设施，挽救生命》，对各项建筑指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仅调查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未涉及其他供方的服务能力现状、不同部门间的合作现状，亦未涉及医务人员自己作为受灾群众的因素，已发现人员数量不足、培训严重不足、提供的服务有限及医疗机构的抗灾能力差等问题，说明地震后医疗机构提供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的能力极为有限。建议今后对县级及以下精神卫生机构人员、基层卫生工作者和社区服务人员开展实用的和有针对性的分级培训；采取措施改变基层卫生机构缺乏基本精神科药品的现状；在新建或改造精神病院时，加强硬件的抗灾强度。

参考文献

［1］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OL］. Geneva: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2007:1-19(2007-12)［2009-09-03］.http:∥省略/iasc/pageloader.aspx?page=content-products-products&sel=22.

［2］Wessells M,van Ommeren M.Developing inter-agency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J］. Intervention,2008,6(3/4):199-21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年各类卫生机构人员数［M］.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9:24-27.

篇（4）

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分析

行政主导模式。行政主导模式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与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从多方面利用新的管理和技术手段来实现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这种创新主要有政府内部机制创新和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两种途径。

第一，政府内部机制创新。内部机制创新是指改变政府内部的职能与结构，通过理顺部门关系、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机制体制、强化业绩导向来创新基层管理和服务模式。

推动政府内部职能的转变。通过调整政府内部职能与结构，规范治理行为，提高管理和服务的供给效能。北京市清源街道办事处的参与式社区治理是政府内部机制创新的典型模式，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转变街道办事处职能。街道办事处在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逐步转变为为社区服务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监督指导，实现了由原来的直接提供服务向为社会组织服务和提供服务资源的转变。二是推动社区服务中心从管理转向服务。社区服务中心从行政工作下派转变为与社区共同协作开展社区服务项目，承担服务项目管理的设计、咨询、监督以及项目资金使用的审计等职责，发挥沟通街道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桥梁作用，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角色转变。三是服务项目从政府制定到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设置。服务项目根据社区特点并在需求调查基础上设置，由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街道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评选，确定社区项目。

健全内部竞争机制和绩效考核。通过给政府部门以压力，改善其服务意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欧盟国家推出的适用于公共组织的通用评估框架（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缩写为CAF）吸纳了全面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和卓越绩效模式等企业绩效管理工具中的合理要素，并融入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经验，成为公共组织绩效管理的先进工具。深圳市龙岗区2008年试点整体等效导入CAF，尤其是引入以公民为中心的导向，即以顾客群体确认的重要领域和组织能够改进的特定服务领域为基础，在职能转变、运行机制、工作流程、改进管理方式和建立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关系等方面，实现事务性管理向愿景管理、从局部管理向系统管理、从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从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的转变。

第二，管理信息技术创新。目前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主要是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管理相结合。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和无线通信等多种数字技术，将社区细划为网格，形成精细化的管理单元。为每个网格整合配置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和网格消防员“七种力量”，并在基础数据平台基础上，运用移动智能终端，结合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各类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基础数据的动态更新，准确掌握网格内的基础数据、民情民意。

数字化管理实质是政务信息化系统的一部分，将电子流程管理与服务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对政府需要及拥有的信息资源、关键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分析、利用和管理，以提升政府行政服务能力。

协同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模式是通过更新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形成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新格局，以此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促进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的提升。根据基层组织内部创新的不同层次，协同治理大致可以分为管理组织协同化和运行机制协同化。

第一，管理组织协同化。管理组织协同化侧重于从组织架构方面创新基层管理与服务的组织结构，构建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实现组织目标的重新定位和不同组织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浙江省慈溪市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就是管理组织协同化的典型。2006年4月，慈溪市率先在坎墩五塘新村创设了“村级和谐促进会”，以人际和谐为目的，以村（社区）为单位，由市镇两级党委政府引导推动，当地群众与外来建设者共同发起，把外来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基层自治范畴，解决村（居）两委会在外来人口管理上的缺位。随后，这一社会组织的功能由融合为主向参与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拓展，形成了以村（社区）党支部为核心、村（居）民委员会为主体、村（社区）经济合作社为支撑、和谐促进会为依托、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管理与服务模式。

第二，运行机制协同化。运行机制协同化是为原来独立的社会管理服务的政府组织（包括“条”上的职能部门和“块”的综合管理机构）和社会组织建立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网络，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合作互惠的组织结构和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协作的机制。义乌市总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就是运行机制协同化的典型。义乌市总工会通过与新闻媒体、律师事务所、劳动部门、司法部门、兄弟市县工会、高等院校等先后实现社会性联合。一是发挥工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的作用，建构工会工作体系。二是把政府管理的过程性与社会团体的互动性结合起来，形成“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

社区治理模式。从行政权力和基层民主变化的取向来看，社区治理出现了形式各异的模式。

第一，议行分设模式。议行分设是按照“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将居委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服务和自治职能归位于自治组织，形成“议”与“行”的并立同行。其代表是深圳盐田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社区服务站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付的社会公益服务资金、购买社区服务的专项资金以及服务站开展低偿社区服务项目的自收经费。社区居委会则履行社区自治功能，由居民依法民主选举产生，其功能是充当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其经费来源于政府拨付的办公经费、资产的收益资金及向社区募集的资金。

第二，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相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模式。

宁波市海曙区构建新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2004年3月，该区政府出台政策，试行为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区政府以改革职能履行方式为出发点，将扩大社会参与作为重要内容，寻求与社会组织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吸引社会资源参与养老工作。政府主要扮演服务规划者和购买者角色，形成了“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政府扶持”指区政府将购买服务的开支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向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指星光敬老协会负责项目运作。“社会参与”指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一方面实施“义工银行”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整合社会企业资源，将居家养老和社会企业提供的信息服务平系起来。

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建议

各种模式的实践经验表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社会协同治理、增强社区治理能力等是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为了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下工夫。

推动社会管理与服务制度化发展。一方面，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社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社会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以缩小社会成员初次分配差距，提高全体成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必须在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方面进行统筹规划，通过顶层设计勾勒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框架，与国家社会政策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厘清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职能，将应当由市场、社会完成的治理功能交还给市场与社会之后，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监管。其要件在于以组织方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制度化的途径完善政府的服务监管、资源支持等职能。

增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能力。着力构建政府主导、资源激励、合作互补的新型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机制，解决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居民参与不足、多样化社会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一是形成制度化、有序化的公众参与渠道。政府应释放社会空间，要寻求“信息相关”、“业务相关”和“需要相关”等协同的粘合因素，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合作治理。二是推进公共服务组织体系建设。三是强化社会工作体系建设，使社会工作者能融他们所具有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作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为一体。

明确社区服务管理目标。一方面要明确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落脚点，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展开。另一方面要解决好基层服务管理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关键是以“服务”来强化基层的社会网络，加强邻里互助、增强地区归属感，培养互济互助因素，培育基于互惠主义的服务机制。

篇（5）

双联户就是党委与政府走群众路线，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增强基层组织活气、畅通基层信息渠道、拓宽基层致富门路的一项工作，家家联户，共创协调社会。

“先进双联户”创建活动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夯实群众基础、延伸网格化管理的一项创新社会治理工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性工程。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随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大，城市社会群体高度分化，城市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碎片化”成为基层社会的新形态。单位制的解体，导致应对计划体制下社会结构的传统管理模式也趋于瓦解。在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结构多元化，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碎片化社会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网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由于在设计理念以及内在机制方面的缺陷，网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区的应用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将回溯网格化管理的内涵及特点，并在深入分析其运行效果的基础上，力图提出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从而实现协同治理格局的建构。

一、网格化管理之勃兴与特征

在单位制逐渐解体、社区成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背景下，社会事务向社区累积，但其尚未达到独立承担管理职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压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须寻求新型管理模式，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管理难题。一种新的治理思路“技术治理”，即国家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效能。并且国家在实现自身管理目标时，其管理技术、治理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1]。网格化管理正是作为一种新的城市治理技术应运而生的。

学界对于网格化管理的内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认为网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区管理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按一定标准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网格（一般一个网格内常住人口为4000-5000人），并搭建与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相连接的社区信息化平台，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种监督与处置相分离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2]。

自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开始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以来，这种新型管理体制逐渐在全国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诸如宁夏石嘴山大武口区“4+6”模式、山西长治”三位一体”等典型模式。在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管理模式呈现出明显特色和优势。

1.统一进行网格规划与实施

城市网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预先规划和有序实施。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城市提出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市区联动的工作思路，将网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网格化管理的运行需要以全市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管理信息数据库为支撑，然后按照同一标准划分单元网格，统一进行城市部件普查等，从而形成全市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的有组织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和工作指导手册，从而保证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稳定运行。

2.明确划定各层级管理职责

网格化管理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网格”，从而在“区―街道一社区”三级管理结构之下，增加了“网格”这一新的层级，变为四级责任体系，并且实行市、区两级分工、监管分离的体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体系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权责不清的种种弊端，理顺市、区、街道各级之间的关系，将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体的权责界限更加清晰明确。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网格化管理借助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作用，加之权责的清晰化所带来的人为因素干扰的减少，有利于职能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处理问题，突破了传统管理模式反映问题的环节过多的弊端，减少了中间环节和管理层级，整个问题处理流程的时间明显缩短，结案率大幅提高，从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务的效率。

二、城市网格化管理实践之局限

网格化管理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话语背景下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广泛应用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领域。值得肯定的是，网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构和治理技术，在打造“数字城市”、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体现出明显优势。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层社会中往往出现“管理失灵”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过高

网格化管理是在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社会转型期而创设，依托于信息技术和科层管理结构，将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层社区，进而应对和社会纠纷，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尽管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社会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之间开通了较为便利的信息反馈和处理渠道，减少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的现象，对于政府行政绩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网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运行也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如在一些网格内设置多名网格员，增设各级网格管理指导中心办公室，这就使人力、设备和资金投入势必增加。此外，网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为一种非常态的应急措施而被运用到相关活动和事件中。虽然使社会治理水平在短时间内有所提升，但其性质仍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规的有力保障和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从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广泛质疑。

2.抑制社区自治力量的成长

网格化管理通过“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科层式管理，体现出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3]。政权力量对以网格形式存在的社区进行全覆盖式管控，不仅使公共服务辐射到基层社会，而且将各利益群体直接纳入进行政性管理，体现出“总体性支配”所不具备的精准性和强制性的管控特征，严重削弱社区的自治能力。因此，网格化管理的推进和加强将引致行政力量的强化、社区自我管理的弱化，进而对社区自治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3.全能网格的风险问题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对社会治理压力的增大和社区在承接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条块分割式管理和加强部门联动的重要目标，网格化管理已成为政府创新管理体制的主导方向。然而，在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的功能与实施范围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网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网格化的范围被大大泛化”[4]。“全能网格论”造成“管理依赖症”，即确信一切问题和纠纷都可以通过网格加以解决、一切资源和服务都能够通过网格来提供。这势必造成社区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等社会治理主体的成长，影响社会协同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网格化管理之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社区日趋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体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对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级管理体系利用科层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对社会个体进行组织管理，导致行政力与基层社区的自治力的对接处出现“管理缺口”。因此，建构协同治理格局，关键是要实现政权力量与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可以从以下两项策略着手进行：

1.推动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转变，实现协同治理局面

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仍是基于政府对社会资源和权力进行全面垄断的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这与当前“社会协同治理”强调政府、民间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深入合作来管理社会事务的话语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对立和冲突。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建构，需要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紧密衔接，民间组织则充当桥梁作用，通过三者的协同配合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必须通过创新治理理念和简政放权来明确自身定位，正确履行管理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其次，自主性社区建设需要政策法规和资金的强力支持，鼓励社区利益和志趣团体有序发展，积极培育社区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区事务管理上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碎片化的个体重新整合，增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向社区内部稳步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调控矛盾、化解纠纷、扶贫帮困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2.以社区服务联动多元治理主体

社区服务着眼于社区需求，主要面向社区成员提供各种服务，是社区自治的主要内容；另外，社区服务也是公共服务在社区层面的延伸和补充，既包含联结政府公共服务的诸多服务事项，也涵盖了许多社会组织的服务内容。因此，社区服务可以作为弥合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断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专业组织的发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规引导，进而以民间组织为中介，向社区居民提供系统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务资源来满足其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需求，使社区重新成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体，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与和谐社区的建设。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应是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迈向与民间组织和群众的参与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以社区服务来衔接行政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与社区自主发展的紧张和冲突。以服务为导向，淡化科层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够赋予网格化管理以全新意义，使之在碎片化社会形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渠敬东，等.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篇（7）

1.增进村民沟通

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地拉近基层群众之间的距离，为其创新良好的沟通环境和渠道，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网，进而有效地减少和化解基层社会的纠纷及冲突，增强基层群众和社会的自治能力。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看电视、上网等私人文化生活逐渐占据主导，而传统的公共群众文化活动却逐渐减少，活动的频率、参与度低，形式和内容匮乏，导致群众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传统的邻里关系变得疏远和淡薄，不利于长远的基层社会管理发展。因此，大力发展基层公共文化事业，丰富和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是摆在当前基层社会管理面前的必答题。

2.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

随着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基层社会更加多元化，传统的集体经营方式逐渐减少，农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从而使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相应的治理成本增加。我国当前的基层社会管理主要依靠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在社会事务的处理中又很难做到面面俱到，难免会出现许多的空白领域和薄弱点。加强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建设，能够在基层逐渐形成依托文化活动的社会组织、微观组织，这些组织会建立各自的规范来约束成员行为，成员间通过文艺切磋、思想交流等，能够形成互助互爱、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有利于群众加强自身管理、提高自治能力，进而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此外，群众也可以通过这些社团组织来向上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组织来宣传基层政策，提高基层社会事务的参与度。

3.促进基层文明建设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村群众的为人处世、行为举止长期以来都受到他们生活环境的文化熏陶。就基层文明建设而言，乡村文化建设是其重要的着力点，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外来观念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渗透等致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群众的集体观念变得淡薄、个人利益至上、价值观念偏差，淳朴的传统乡风遭遇威胁，相关的利益纠纷问题层出不穷。加上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贫乏，玩麻将、斗地主等娱乐消遣方式逐渐助长了赌博风气的形成。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取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是改变现状的当务之急，积极向上、内涵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根治基层的歪风陋习，进而营造健康、和谐、文明的乡村文化，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法律、担责任、家风优良、乡情淳朴的生活习惯，为基层社会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4.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手段

文化作为一项软实力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我国基层社会问题多发的当下，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是我国新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面对当前基层矛盾多发、繁杂，基层价值观念、精神、心理不断震荡的情下，强制性的社会管理手段在部分领域的作用甚微，文化作为一项软控制手段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通过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的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治理念、多元思潮、价值观念等传递给群众，变传统的“送文化”为“种文化”，能不断改善群众的文化生活，凝聚群众的文化力量。

二、面向基层社会管理的群众文化创新途径

1.加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硬件基础，长期以来基层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都受到了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近几年我国农村文化广场建设项目的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过在每个乡村建设公共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阅览室等，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为基层文化发展提供生长的场所和土壤。[3]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大力发展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硬件的内容和形式，结合新型网络化、信息化技术打造智能化的文化服务平台，传播与共享优秀的基层文化，才能更好的加强基层群众文化的社会管理。

2.充分挖掘资源优势

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挖掘的过程中，应明确不同地区的优势资源并加以开发利用，从而使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和目标更加多元和明确。地方优势资源的挖掘有助于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助于丰富和创新文化活动的形式、内容，有助于彰显特色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有助于文化活动的落地生根，有助于提高基层社会的管理效率。此外，在文化活开展的前期，就各个地方的优秀文化资源要做好调研，注意结合群众的需求来明确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目标、形式和内容，从而使活动开展更加顺利。在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就能够更好把握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动向，从而使得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更具有针对性，建设出更具特色，更易为群众接受的文化活动管理途径。

3.强化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群众文化发展处于“散养式”的发展状态，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以群众自主开展居多，缺乏管理，长效性欠佳。因此，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转变基层干部的观念，让他们在思想上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其次要将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纳入到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中，督促基层干部着力抓好文化建设；同时要广纳贤才，基层文化建设单靠干部是难以开展的，应积极吸纳有文化特长的年轻人、退休教师、传统艺人等担任文化活动开展的引导者、管理人员，全面带动群众的文化活动参与积极性；最后，鼓励群众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团组织，丰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

4.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形式

文化活动的形式决定了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效果。传统的文化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参与人群也多以老年人为主。新时期，我们应充分挖掘民间文化、地方文化，广泛吸收新兴文化和年轻文化，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以满足多层次群众的文化需求。应着力弘扬地方传统、民间技艺，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项目，鼓励民间艺人组织开展表演。同时，鼓励有文化特长的群众组织成为文艺团体，为群众文化打造新的发展舞台。此外，也可多借助自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的力量，宣传地方群众文化建设成果，增强群众的文化荣誉感。

三、结语

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仍处在不断调整和摸索阶段，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和不足，面对基层群众，我们需要将各个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发挥群众文化活动的价值，挖掘群众需求，着力促进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高效的开展，从而更好地建设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篇（8）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2-00-01

同志文集《之江新语》中有很多关于文化的论述，其中“‘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等章节，就浙江文化发展提出了思想性强、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的主张。此外，“文化是灵魂”、“文化育和谐”等篇章，高度而精准地指出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文集蕴含丰富的文化思想，体现了高远的文化理想、深远的文化情怀，对今天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以文辅政，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形象地说，文化即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阶梯。比如，就文化与社会治理两者来说，在十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中，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是当中并列的两大重要板块，有着各自的使命。文化与社会治理在基层实际工作中似乎是两项职能上不太相干的事务，各自承担着不同政府组成部门的不同任务。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不断向全面、深度发展，两者越来越显示出相互相成、交融渐进的关系。从小处说，文化就在每一个人随时随地的生活中，文化工作千丝万缕，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与群众工作直接相关。

文化参与社会治理，大有可为。同志在广东主政时曾在省委全会报告中强调道德教化和社会文化在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建设幸福广东，一方面要大力改善民生，为人民群众提供幸福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幸福文化，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良好社会心态。”这充分表明文化对社会进步的深远影响，这些理念和观点也都已经形成今天正在施行的政策并不断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文化对于一个地区发展，既能凝聚统一意志和思想共识，也能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既可引导社会大众明是非、辨丑美，也可纾解群体情绪、社会压力。同样地，“文化力量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

二、以文化人，文化是养人育人的事业。

“文化即人化”，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整合作用。”文化建设让群众在主流文化艺术海洋的徜徉中受到教化，以文化方式教育人、凝聚人、激励人、发展人，是对当前群众工作在内容、方法和方式上非常有益的创新和补充。

以笔者所在的龙门县为例，发挥特色文化优势，探行文化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之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实践与启示。其主要做法是联系基层治理工作实际，以宣传工作品牌、弘扬基层服务精神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农民画等本土特色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例如，借力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农民画乡做功夫，搭建特色文化服务平台，成立农民画协会党支部，着力增强农民画服务群众能力；建立永汉镇油田村“嘉义庄姐妹农民画创作会”等文化相关特色之家，夯实群众文化服务阵地；利用农民画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制作廉政专题农民画，以通俗易懂形式向干部群众宣传廉洁规定，使廉政教育深入人心。又如，借时政山歌表现“争创守法诚信先进户”活动取得的良好效果，唱响和谐发展之音；以村歌形式弘扬基层民主精神，着力宣传四民主工作法在广大农村帮助村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实绩；采用山歌剧形式弘扬瑶乡老师的奉献精神，树立生动鲜活的当代大学生基层服务典范，宣扬大学生村官基层服务精神，感召更多青年才俊志愿服务城乡基层。

三、以文育和，文化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

篇（9）

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篇（10）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重庆市涪陵区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认识到基层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点，基层社会管理的效果和水平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管理的好坏。涪陵区白涛街道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创新理念，以延伸服务端口和延伸服务领域为抓手，不断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白涛街道延伸服务的主要做法

白涛街道距涪陵城25km，幅员面积217km2，辖18个村（社区），人口有5万人。近年来随着场镇建设和化工园区建设的飞速发展，辖区流动人口与日俱增，因移民迁建、征地拆迁、建筑施工、厂社纠纷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社会矛盾和治安安全隐患凸显。同时，社会保险、粮食直补及群众等办理事项逐年增多，原有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机构已经不堪重负，远远不能满足服务群众的需要。为此，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白涛街道开展了“创新管理模式，延伸服务端口和服务领域”的“两延伸”创新试点工作，建立了以阵地体系为依托、OA操作体系为纽带、队伍体系为基础、制度体系为保障的基层社会管理新体系。

2.1 建成了系列服务阵地

白涛街道根据中央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投资320万元，于2010年建成白涛街道综合服务大楼。其中便民服务中心面积达500m2，大厅设立民政、社保、计划生育、国土、建环、户改、广播、法律援助、农业综合等9个办事处内设机构的服务窗口，服务项目40项。在经过2年的成功运营后，街道以此为蓝本，进一步延伸服务端口和服务领域。2012年街道又投入200余万元，经过新建或改建，在7个村（居）建成了规范的村便民服务大楼，在其余11个村（居）设立便民服务点，除了原有的9个服务窗口外，还增设了邮政、水、电、气、手机费用缴纳、就业指导、医疗救助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窗口，服务项目延伸到50余项。

2.2 开发了一套软件系统

为了实现村社接件、中心汇总办结的便民目地，街道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与中国移动公司合作，依据部门的办理事项、办事流程，吸纳部门和村居意见，在重庆市首家开发了一套便民服务操作系统（OA操作系统）。该系统集网上咨询、网上办理、图文传输、流程监控、信息政策、远程调解、视频监控为一体，考虑到政府部门间的事务办理，系统还增加了网上办公功能。

2.3 建立了三支队伍

一是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大厅服务队。街道从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中精心挑选了16名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服务意识浓、形象气质佳的干部，经过业务、礼仪培训，持证上岗，为办事群众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二是建立了一支常住村（居）的社区服务队。街道面向社会招聘了一批应往届大学毕业生，经过系统的基层工作培训后，安排到各个便民服务站（点），负责村（居）的便民咨询、网上事项办理、网络系统维护以及其他便民事项的处置，实现了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与村（居）便民服务站（点）的有机衔接。三是建立了一支覆盖全街道村、社的代办队。为使边远村社的群众办事更方便，街道在18个村、社区均建立了由村委会主任负责的为民服务全程服务队，在每个农业社设立一名代办员，不定期收集本社群众的代办事项，每3天一次汇总办理。

2.4 推行了六大制度

考虑到基层群众对办事流程不熟悉、对办事人员不熟悉、农闲办事等具体问题及特殊人群的特别需求，街道在便民服务中心、村（居）服务站（点）推行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延时服务制、上门服务制和信息公开制。

3 白涛街道延伸服务的主要成效

3.1 方便了群众

体系建成之前，最偏远的乐道村群众到办事处办事专车往返要近3h，耗时又耗力，群众意见极大。随着便民服务站（点）对村（居）的全覆盖和全程制度的推行，现在只需交给代办员就能完成。为了防止退休人员冒领养老金，过去社保部门要求退休人员必须亲自到现场进行一年一次的“生存确认”，许多退休老人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行动十分不便。现在他们只需要到村（居）便民服务站（点），手捧日历，工作人员通过OA操作系统将视频和图像传输给社保部门就可以进行“生存确认”了。村民真切感受到“以前办事跑断腿，现在只需动动嘴”。

3.2 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

街道通过充分整合各种服务资源，让各种服务因素得到了最大的利用，切实解决了以往群众办事“不好找人”、“不好找门”的问题，改变了以前那种只能群众登门办、部门看着办的状况，在街道形成了一般事项当场办、本级审批当天办、区级审批限时办的工作局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开始营运以来，受理全程521件，走访652人次，接访74件次、96人，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203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189件。

3.3 推动了服务型政府建设

长期以来，由于办事不公开、不方便，加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问题的存在，群众反应强烈。建成村级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后，办事处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服务公众作为政府行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民生优先、服务至上的导向，把为公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地改善了干群关系，进一步树立了党委、政府的良好形象，推动了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4 基于白涛街道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启示

基层处于社会管理关口位置，基层政府是社会问题最直接的感知者和回应者[1]。基层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也是自身调整、改革、再建构的过程，是转变治理角色、结构与方式以获致合法性的过程。基层政府自身的适应性变革是社会管理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

4.1 塑造服务型基层政府，寓社会管理于公共服务

服务型政府和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治理方式总体性创新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体制改革要在目标和方案的设计上，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本内容和工作重点，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政府公信力为标准；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为突破口，要把服务放在社会管理中，并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和基础。基层政府应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以服务为抓手，通过延伸服务端口和服务领域，使服务下沉，更加贴近群众。运用菜单式与个性化等服务形式，通过服务外包与购买，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行政为主导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整合基层管理和服务资源，以业务归并、人员整合、服务前移为主线，对机构职能、人员及服务设施进行整合，形成“大民生”、“大综治”治理格局。要充分调动各种单位和组织的积极性，发挥他们与基层群众联系广泛和服务便捷高效的优势，在服务的空间和服务的领域上都以方便基层群众为目标，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办”[2]。

4.2 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基层社会管理是一项技术和艺术性、情感性很强的工作，既有普遍的规律又有地域人文特色[3]。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对于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随着社会建设进程的加快，社会工作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承担的各种社会化服务保障任务将更加繁重。当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职业不专业”和“专业不职业”。一方面，长期从事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工作者，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业学习，很难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系统化的服务，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新的复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没有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才和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大部分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难以就业。白涛街道通过招聘大学生社会工作者，适应了社会工作需要培养和使用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发挥他们服务管理基层群众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优势的要求；通过在村社招聘代办员，充分挖掘和利用了乡土基层社会管理人才的特长，利用了他们熟悉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熟悉基层社会、联系群众广泛的优势。

4.3 积极探索信息化管理方法，发挥现代科技在社

会管理中的作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社会管理信息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要顺应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在各个领域构建高效快捷的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白涛街道将所有村居划分为7个网格，在每个网格都设有OA操作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等数字信息化平台，以街道统一指挥监督中心为信息汇集与传导中枢，整合管理资源解决跨部门公共管理问题。每天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远程矛盾调处和信息反馈，通过网络进行社会矛盾和纠纷排查“零”报告，通过开设视频，人可以直接与街道主要领导对话，从而节约基层群众反映诉求和

政府行政的成本，增强政府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和反应能力，提高政府的回应性和行政效率，方便基层群众解决问题。

4.4 完善政绩考核，改进基层群众工作

当前社会管理的本质是要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要真正让各级领导干部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自觉的行动，必须完善政绩考核制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制定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管理政绩考核体系和方法。以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政绩考核办法为抓手，切实转变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和思路，不断改善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