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汇总十篇
时间：2024-02-10 16:21:35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根据普查数据，此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4亿人（加上港澳台的人口总数为13.7亿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从四大区域人口分布情况来看，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与五普相比，上升2.41个百分点。
从各地区人口变化情况看，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广东已经超过河南，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省份。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国有6个省份常住人口减少。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个地区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常住人口减少的6个省份为湖北、四川、重庆、贵州、安徽、甘肃，其中湖北人口减少最多，10年间减少了304万。增长方面，公布数据的21个地区中，共有13个地区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的增长幅度最大，年均增长率为3.8%、3.24%、2.6%、1.9%，都远远超过了国家0.57%的平均增长率。
宁夏城镇化率上升15% 高出全国1.56个百分点
根据普查结果，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城镇化率为49.68%，城镇化率10年上升13.46个百分点，净增2亿人，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都已经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说明近十年城镇化进程在加快，也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地区情况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个地区公布了城乡人口分布情况。城镇化率方面，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城镇化水平较高，北京的城镇化率最高达到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32个百分点。广东66.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5%。甘肃、青海、贵州等西部地区较低。城镇化率变化方面，宁夏城镇人口增长较快，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15.0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3.46%的上升幅度1.56个百分点。
上海外来人口比重39% 全国最高
篇（2）
根据普查数据，此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4亿人（加上港澳台的人口总数为13.7亿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从四大区域人口分布情况来看，沿海发达省份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更多的人口从中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41个百分点。
从各地区人口变化情况看，数量方面，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广东已经超过河南，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省份，其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79%。山东9579万人位于第二位，河南9402万人位于第三。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国仅有6个省份常住人口减少，其他省份均为增加。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个地区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分别增加1800万、766万、628万、580万和500万，均处于发达地区。常住人口减少的6个省份为湖北、四川、重庆、贵州、安徽、甘肃，其中湖北人口减少最多，10年间减少了304万。增长方面，公布数据的21个地区中，共有13个地区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的增长幅度最大，10年分别增长了44.5%、37.53%、29.27%、20.69%，年均增长率为3.8%、3.24%、2.6%、1.9%，都远远超过了国家0.57%的平均增长率。
实际上，此前联合国在2008年的全球人口展望中，曾预测2010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3.54亿人。而在2010年11月中国开始统计人口数字时，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曾预计中国人口现在将达到14亿。造成中国人口增长落后于预期的背后原因则是近十年来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之前估算的生育率为1.8，而根据此次普查结果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2010年，中国0～14岁少年人口占比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此次普查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的总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子女个数的平均值）可能已经降至1.4，这远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而专家表示，这种局面最终会走向人口稳定状态，未来将有可能出现人口不增长甚至减少。
人口数量增加最多5个地区和减少最多4个地区比较
21个地区1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比较
上海外来人口比重39%全国最高
此次人口普查，全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流动人口总数为2.6亿，比2000年增长81.03%。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区公布了本地区流动人口情况。从流动人口数量来看，广东流动人口数量最为庞大，为312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0%，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2%。其中属于省外的2150万人，省内的978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广东跨乡镇流动的人口增加1023万人，增长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万人，增长42.71%。在省内外流动人口数量之庞大，是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浙江，共有外来人口1182.4万人。外来人口比重方面，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897.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是外来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区，10年共增长159.08%，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99%。其次是北京外来人口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显然，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常住人口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外来人口可以说推动了这些地区近些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快速增长，而这些地区也为外来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来人口的集中性聚集也给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如大城市病、社会治安不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在“十二五”时期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东部地区和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确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数量及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较
注：1.表示流动人口以流入为主；表示四川流出人口数量。
2. 广东为流动人口数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为外来常住人口数量。
3. 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老龄化程度最严重
按国际的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标志其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在加快，过年10年间，14岁以下的小孩在总体人口中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公布数据的24个地区的情况看，19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中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则由于外来人口基本以中青年为主，给本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天津、广东分别为8.7%、8.52%、6.75%，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上海虽然超过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来唯一一个老年人口占比出现下降的地区。
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加大，显然验证了学者们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的普遍关心。联合国的人口展望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8.2%，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出了权威机构的预期。而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意味着未来15～20年间，在一面加速老龄化、一面劳动力减少的此消彼长作用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快速衰减。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推测，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以15~64岁劳动人口占比衡量）将下降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将进一步严重，如果按照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未富先老”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宁夏城镇化率上升15%高出全国1.56个百分点
根据普查结果，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城镇化率为49.68%，城镇化率10年上升13.46个百分点，净增2亿人，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都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充分说明近10年城镇化进程在加快，也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同时流动人口已经超过 2.6亿人，城镇化呈现出“半城镇化”的状况，正严重影响着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从地区情况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个地区公布了城乡人口情况。城镇化率方面，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城镇化水平较高，北京的城镇化率最高达到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32个百分点。广东66.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5%。甘肃、青海、贵州等西部地区较低。城镇化率变化方面，宁夏城镇人口增长较快，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15.0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3.46%的上升幅度1.56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达到近50%，十年中净增2亿城镇人口，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可以说已经冠绝全球。快速增长的城镇化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业化转移。可以说，城镇化的加速对于中国近年来消费经济的发展和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化进程，大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来人口享受不到与当地人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而对于大批的农民工而言，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有研究认为，如果以就业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认定标准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达到60%以上。
7个地区10年间城镇化率变化情况比较
篇（3）
根据普查数据,此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4亿人(加上港澳台的人口总数为13.7亿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从四大区域人口分布情况来看,沿海发达省份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更多的人口从中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41个百分点。
从各地区人口变化情况看,数量方面,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广东已经超过河南,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省份,其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79%。山东9579万人位于第二位,河南9402万人位于第三。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国仅有6个省份常住人口减少,其他省份均为增加。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个地区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分别增加1800万、766万、628万、580万和500万,均处于发达地区。常住人口减少的6个省份为湖北、四川、重庆、贵州、安徽、甘肃,其中湖北人口减少最多,10年间减少了304万。增长方面,公布数据的21个地区中,共有13个地区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的增长幅度最大,10年分别增长了44.5%、37.53%、29.27%、20.69%,年均增长率为3.8%、3.24%、2.6%、1.9%,都远远超过了国家0.57%的平均增长率。
实际上,此前联合国在2008年的全球人口展望中,曾预测2010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3.54亿人。而在2010年11月中国开始统计人口数字时,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曾预计中国人口现在将达到14亿。造成中国人口增长落后于预期的背后原因则是近十年来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之前估算的生育率为1.8,而根据此次普查结果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2010年,中国0~14岁少年人口占比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此次普查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的总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子女个数的平均值)可能已经降至1.4,这远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而专家表示,这种局面最终会走向人口稳定状态,未来将有可能出现人口不增长甚至减少。
人口数量增加最多5个地区和减少最多4个地区比较
21个地区1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比较
上海外来人口比重39%全国最高
此次人口普查,全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流动人口总数为2.6亿,比2000年增长81.03%。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区公布了本地区流动人口情况。从流动人口数量来看,广东流动人口数量最为庞大,为312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0%,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2%。其中属于省外的2150万人,省内的978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广东跨乡镇流动的人口增加1023万人,增长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万人,增长42.71%。在省内外流动人口数量之庞大,是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浙江,共有外来人口1182.4万人。外来人口比重方面,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897.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是外来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区,10年共增长159.08%,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99%。其次是北京外来人口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显然,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常住人口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外来人口可以说推动了这些地区近些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快速增长,而这些地区也为外来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来人口的集中性聚集也给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如大城市病、社会治安不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在“十二五”时期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东部地区和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确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数量及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较
注:1.表示流动人口以流入为主;表示四川流出人口数量。
2. 广东为流动人口数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为外来常住人口数量。
3. 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老龄化程度最严重
按国际的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标志其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在加快,过年10年间,14岁以下的小孩在总体人口中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公布数据的24个地区的情况看,19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中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则由于外来人口基本以中青年为主,给本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天津、广东分别为8.7%、8.52%、6.75%,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上海虽然超过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来唯一一个老年人口占比出现下降的地区。
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加大,显然验证了学者们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的普遍关心。联合国的人口展望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8.2%,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出了权威机构的预期。而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意味着未来15~20年间,在一面加速老龄化、一面劳动力减少的此消彼长作用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快速衰减。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推测,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以15~64岁劳动人口占比衡量)将下降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将进一步严重,如果按照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未富先老”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宁夏城镇化率上升15%高出全国1.56个百分点
根据普查结果,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城镇化率为49.68%,城镇化率10年上升13.46个百分点,净增2亿人,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都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充分说明近10年城镇化进程在加快,也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同时流动人口已经超过 2.6亿人,城镇化呈现出“半城镇化”的状况,正严重影响着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从地区情况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个地区公布了城乡人口情况。城镇化率方面,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城镇化水平较高,北京的城镇化率最高达到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32个百分点。广东66.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5%。甘肃、青海、贵州等西部地区较低。城镇化率变化方面,宁夏城镇人口增长较快,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15.0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3.46%的上升幅度1.56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达到近50%,十年中净增2亿城镇人口,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可以说已经冠绝全球。快速增长的城镇化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业化转移。可以说,城镇化的加速对于中国近年来消费经济的发展和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化进程,大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来人口享受不到与当地人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而对于大批的农民工而言,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有研究认为,如果以就业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认定标准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达到60%以上。
7个地区10年间城镇化率变化情况比较
篇（4）
2.理解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及人口合理容量的实际意义。
3.掌握我国人口迁移的特点，理解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和人口迁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4.能够结合实例说明地域文化对人口迁移的影。
5.能够运用资料、图表等探究分析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及地区分布。
二、考点解读
考点1 不同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1.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人口增长状况、人口问题差异。
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正是由于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导致人口增长状况和人口问题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2.人口增长模式的判断。
（1）根据生产力水平判断。
（2）根据国家类型判断。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传统型，个别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古巴等，已经属于现代型；发达国家多属于现代型。
（3）根据数值特征判断。
3.人口结构与人口问题。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文化素质结构等，人口结构若出现不合理，则会引发人口问题。
（1）人口的年龄结构与人口问题。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各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主要表现在人口年轻化和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
（2）人口的性别结构与人口问题。
人口的性别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构成中，新出生的男性或女性各占总人口的比例。通常用“性别比”来衡量，即用100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来衡量。它用来反映该地区或国家人口的性别结构是否合理或协调。
性别比失衡会造成婚姻、家庭、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严禁非医学鉴定胎儿性别。
（3）人口的文化结构与人口问题。
考点2 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
1.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1）自然环境因素。
（2）社会经济因素。
（3）政治因素。
2.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工潮与民工荒。
3.人口迁移影响的分析思路。
（1）从辩证角度：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2）从区域角度：对迁出地影响和对迁入地影响。
（3）从三大要素角度：对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的影响。
（4）从具体方面：人口迁移对人口数量、性别比、职业构成、产业结构、交通、社会治安、城市化等都有重要影响。
考点3 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
1.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与联系。
2.在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中，资源是最主要的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如图1所示：
考点4 常见人口统计图表的特点及判读
1.柱状图。
该类图示往往以不同时间或地区设置不同的矩形短柱，用其长短或高低来表示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增长率的高低或人口构成的对比。判读时应首先明确图例，然后分清各类数据的时空差别，最后对照柱高比较分析不同时空的人口数据。如图2所示：
2.曲线图（折线图）。
此类图可根据线状统计符号的大体走向，分析统计人口数量或构成比例随时间或空间连续变化的规律，判读时要特别注意曲线统计图中的高峰或低谷以及折线图中明显的转折点和每一段或不同曲线的斜率，从而掌握不同时期人口数量与增长速度。如图3所示：
3.扇形图和饼状图。
此类图常用来表示不同区域人口所占比例或数量对比。判读时，主要通过比较图中各组成要素的百分比（或者是各扇形圆心角的大小），来分析人口比例状况或人口数量高低。
4.三角形统计图。
该类图示往往用来表示人口的年龄构成状况。读图时首先要明确三边分别代表的人口构成数量轴；然后过图中的点，沿各坐标轴数值增大的方向作平行于各底边的线，并相交于对应边上（如图6中A、B、C三点）；最后读出各交点的数据，并检验三种人口构成的和是否为100%。如图6所示 ：5.四边形人口统计图的判读。
四边形人口统计图中有两边分别表示两个变量（一般是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另外两边表示一个变量（通常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如图7、图8：对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根据一般的直角坐标图的判断即可得出数据，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读取，我们一般以第三个变量作四边形的一条对角线，读数时沿对角线方向读取即可。如：图7中底边（横轴）表示的是人口死亡率，左边纵轴表示的是人口出生率，另外两边表示的是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图中Ⅰ、Ⅱ、Ⅲ、Ⅳ四点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低判断，是先做出一条对角线（图8），沿对角线箭头方向读取（箭尾到箭头表示数据越来越大），由此得出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低到高依次是：Ⅱ、Ⅰ、Ⅳ、Ⅲ。判断某点具体的数据时，可过此点作对角线的平行线，交于两边即可，如图8中的虚线。（各自的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依次大约为0‰、8‰、16‰、29‰）。
6.人口金字塔图的判读。
（1）读结构。
可直接读出该地区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如图9：
（2）定类型。
根据人口金字塔图所反映的人口年龄构成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人口金字塔图的基本类型对比：
（3）析变化。
①正常变化。
从年轻型到老年型的正常转变。其变化主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受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人口增长模式由原始型传统型现代型转变。
②特殊变化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所占比重或数量的计算，可分析人口问题（人口增长过快、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调）、人口问题出现的原因（人口增长过快、老龄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人口政策等，人口性别比失调――生育观念、人口政策、工业发展需要、战争等）和解决人口问题的措施。
三、题型回顾
例1 （2016年高考全国新课标文综卷Ⅲ）与2014年相比，2015年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减少了10.41万人，外来常住人口更是减少了14.77万人，这是近20年首次出现的人口负增长，调查发现减少的外来常住人口主要流向上海周边的中小城市，上海市已制定“十三五”期间人口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策略。据此完成（1）～（3）题。
（1）导致2015年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上海市（ ）
A.产业转型升级 B.食品价格大增
C.环境质量下降 D.交通拥堵加重
（2）上海市减少的外来常住人口多流向周边中小城市，主要原因是这些中小城市（ ）
①服务设施齐全 ②承接了上海市转移的产业 ③适宜就业机会多 ④生态环境好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3）今后，上海市引进产业从业人员将主要分布在（ ）
A.资源密集型产业
B.劳动密集型产业
C.资金密集型产业
D.知识密集型产业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人口迁移的原因，以及从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第（1）题，上海市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大，即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外来常住人口的总体素质达不到要求，因此慢慢减少。故选A项。第（2）题，上海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说明中小城市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说明了这些中小城市承接了从上海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故选C项。第（3）题，今后，上海市以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因此从业人员将主要分布在知识密集型产业。
【参考答案】（1）A （2）C （3）D
例2 （2016年高考浙江文综卷）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一直维持在2亿人以上，且持续增长，城乡间人口流动是主要的流动形式。据此完成（1）～（2）题。
（1）城乡间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水平提高联系密切，下列关于三者关系排序正确的是（ ）
①城乡间人口流动 ②农业专业化发展 ③城市工业、服务业发展
A.①②③ B.①③②
C.③②① D.③①②
（2）下列关于我国人口流动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人口流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B.生态环境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
C.区域协调发展会减缓流动人口增长
D.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可提高城市化水平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人口迁移的方向及意义。第（1）题，该题需要理解三者的关系，城市工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因而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促进城乡间人口流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第（2）题，人口流动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缩小，从而减缓流动人口增长；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不会提高城市化水平，小城镇人口也属于城市人口。
【参考答案】（1）D （2）C
例3 （2016年高考上海地理卷）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是制约一个地区人口容量的重要因素。根据表1数据，若不考虑其他条件，表中四省，人口容量最小的省份可能是（ ）
A.甲省 B.乙省
C.丙省 D.丁省
【解题思路】影响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是资源，尤其是紧缺的资源；丙省单位面积水资源量是最少的，即丙省的人口容量最小。
【参考答案】C
例4 （2015年高考V东文综卷）图13为2005―2012年我国某省常住人口数量变化图。由图可推断该省是（ ）
A.海南 B.四川
C.广东 D.浙江
【解题思路】图示表明该省人口总数减少，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口向外迁移较多；海南、广东、浙江经济发达，迁入人口多。
【参考答案】B
例5 （2014年高考福建文综卷）人口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之比。图14示意1980―203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趋势。读图，回答（1）～（2）题。
（1）2015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变化明显，主要的影响因素是（ ）
A.性别比例 B.医疗水平
C.教育程度 D.年龄结构
（2）随着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2025年后可能出现（ ）
A.人口迁移加剧 B.劳动力逐渐不足
C.人口分布不均 D.社会负担减轻
【解题思路】本题综合考查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第（1）题，根据题干中人口抚养比的概念可知，抚养比与性别比例无关，A项错误；医疗水平提高，平均寿命延长，可能提高老年抚养比，但这个过程还是要通过改变人口年龄结构来实现的，B项错误，D项正确。教育程度与老年抚养比没有直接关系，C项错误。第（2）题，从图中可以看出，2015年以后，老年抚养比明显上升，少儿抚养比较平稳，说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因此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社会负担加重的现象，B项正确，D项错误。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与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关系不大，A、C项错误。
【参考答案】（1）D （2）B
四、命题预测
综合分析近三年的各套高考试题，高考命题在本部分呈现以下规律：
1.试题多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分值一般在4～12分，难度系数0.7～0.8。
2.以人口统计图或人口政策变化，考查关于对人口增长状况的预测及人口问题。
3.联系热点，与区域图相结合考查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人口数量变化及原因；以统计图表呈现信息，考查人口迁移的影响。
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不同国家的人口问题及解决措施、人口迁移的原因和影响是常考点。在今后的复习中要重点关注各种人口统计图分析和最新的人口政策调整及其影响，关注二孩政策、延迟退休、人口红利等热点问题。
五、能力测试
图15为四国2010年和2050年（预测）每100劳动人口（15岁～65岁）的家属（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数量统计图。读图，完成1～2题。
1.2010年尼日利亚每100劳动人口的家属数量最多，主要由于尼日利亚（ ）
A.出生率高 B.死亡率低
C.迁入率高 D.迁出率高
2.中国劳动人口家属数量增加明显最主要原因是（ ）
A.人口出生率下降
B.人口迁移量增大
C.人口老龄化加剧
D.城市化速度加快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春节返乡后，一部分人不再回到务工的远方大城市，转而选择离家不远的务工地，这一现象称为务工潮倒吸现象。图16为2008―2015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及月均收入变化，据此完成3～4题。
3.图中显示2015年我国农民工（ ）
A.总人数已超过3亿
B.就地务工人数超出外出务工人数
C.外出务工人数约占61%
D.月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
4.出现务工潮倒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内地（ ）
A.交通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好
B.产业升级迅速，人力资源需求量大
C.人口政策调整，生育放宽二胎
D.各类城市发展，就业创业机会增多
台湾地区的出生率每12年便会周期性出现一种特殊的逆转变化，这就是“虎兔龙现象”。台湾许多男女偏爱兔宝宝，避开虎宝宝，更期待龙宝宝。读台湾地区2010―2014年人口数据统计图（图17），回答5～6题。
5.台湾地区下一波人口出生峰值期和低谷期可能出现在（ ）
A.2023年、2022年
B.2024年、2025年
C.2026年、2025年
D.2024年、2022年
6.图可知，2010―2014年台湾地区的（ ）
A.人口出生率波动下降
B.死亡率波动比出生率波动大
C.社会老龄化现象严重
D.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上升
7.结合图文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12月21日公布了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首份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4月1日，美国总人口为3.087亿，比2000年增长9.7%。
材料二 图18为美国人口增长和人均寿命变化示意图（1900―2008年）。
材料三 美国本土略图（图19）。
（1）根据材料，简要概括美国人口的发展特点。
篇（5）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0116一、引言
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持续高位攀升，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交通拥堵、就业紧张、住房困难、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2012年2月9日，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已成为“城市化”国家。报告还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蓝皮书同时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我国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发期，未来一段时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生产成为必然趋势。许多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1984年底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鉴于流动人口的迅猛增长，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新增了流动人口调查项目。流动人口的高增长也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的日益关注。不少学者对城市化政策倾向于政府干预而非市场导向（曲喻，1992），谢晋宇（1992）首次探讨了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疏散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呼声更多地源自媒体，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较少。吴燕青（2007）认为，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以城市人口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量超过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能力，出现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蔓延、贫富不均、犯罪问题等各种不良后果，即所谓“都市病”，因此，对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调控是必要的。王鸿春和宫本邦夫（2011）总结了东京调控人口规模的四点经验：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城市人口规模、素质、布局的优化；二是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三是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边城市的品质，减轻人口迁入压力，这是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的根本性战略；四是高生活成本成为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砝码。
张强，周晓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本文在对我国地级及以上的大城市人口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路径。与国内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一是使用刚性数据估计我国的城市人口除京、沪两大直辖市以外，我国其他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是以京、沪、穗三大一线城市为例，考察了政府为达到某种程度的人口控制而进行行政干预的实际效果，分析了这种单纯以行政手段所进行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无效性，以及其给城市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三是以日本主要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序列数据为样本，利用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的动态趋势及其调控；四是得出了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市场有效论，该结论对我国大城市如何控制人口规模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二、我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我国大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是按户籍人口所在地进行的，一般统计指标有全市人口、市辖区人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等。由于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2000年以来不少城市将外来人口纳入城市常住人口统计。从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数据来看，我们认为上海和北京两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最为准确，其他如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通常只将第二产业中登记的从业人口和第三产业中大中型企业的从业人口纳入常住人口范围，相当多的中小微型企业以及自雇人员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这里，我们先讨论官方口径的大城市人口，再给出我们估计的大城市人口。
1.大城市数量和统计人口
人口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膨胀的主要因素，受户籍制度的影响，2000年以前国内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仅将户籍人口统计在内。如表1所示，1995年到2000年全国663个城市中，除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外，其他人口规模的城市都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995年的32个增加到2000年的40个。2000年以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统计逐步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统计范围，随着城市区域规模的扩大，我国2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由2005年的38个增加到2010年的44个，但20万～50万人口规模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减少了12个。201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内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98%；其中2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户籍总人口为17 879.5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2%，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户籍总人口的46%。
2.大城市人口规模估计
由于对外来人口缺乏统一的口径和计算方法，国内各城市除北京、上海外官方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很大的差异。周晓津（2010）开发了多种人口估算方法。我们利用2010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国内大城市市辖区人口基于移动电话用户数的人口估计方法是国内目前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数据，上海市2010年末常住人口是2 302.66万人，而估计数据是2 563万人，二者相差260.34万人，实际上后者是总人口数据，包括上海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和外来不到6个月的外来人口。同理可以计算出北京外来不到6个月和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为279万人。 ，国内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估计人口为57 20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2.656%；其中，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以外的跨区净流入人口为18 336万人，将流出人口考虑在内，国内跨市辖区的流动人口超过2亿人。
三、非市场手段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期间，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大会秩序，分别采取了各种非市场化的人口调控政策（行政调控），本文以此为例探讨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
1.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初，最有效的手段是劝返农民工，并限制农民工返流。2006年9月14日，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标志着奥运立法工作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其中，人口调控手段包括：一是劝返。奥运期间北京市根据不同情况对流动人口采取限制。从事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在奥运会期间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现问题较为严重的低端行业的管理和规范，如小美容美发等一部分流动人口将被挤出北京。二是限进。限制进京人员的数量，如进京人员需出具县级以上证明等，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三是放假。对于部分非连续生产企业采取综合计算工时制，调整工作时间，奥运会期间集中放假，以奥运会之前或者之后的工作时间折抵集中休息时间。
北京奥运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可以通过对北京移动通信管理局公布的北京市移动用户月度数据的变化来进行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2006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显现，外部人口流入骤减，部分已流入的人口开始返回原住地，估计人口规模减少50万；2007年至2008年末，北京的移动用户几乎是零增长，意味着大量外来人口返回其原籍所在地。北京移动用户与不施加调控相比最多减少了500万人，扣除流入应增长的180万（2002―2005年每年50万～60万的净增长），我们估计北京奥运期间外来人口减少了320万人左右。由于北京外来人口的结构和数量大致与上海相当，因此我们估计北京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减少的工作机会也与上海相当，即100万人，这就意味着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结果是：北京减少了220万～250万人左右。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奥运期间的人口控制开始放松，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开始显现。从图1可以看出，北京移动用户数量开始恢复增长，但增长速度远比2010年和2011年要慢。奥运会结束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恢复其应有的状态。可见，北京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并未能动及人口增长的根本，一旦放松调控，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将会在短期内使城市人口规模恢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2.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2008年7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上海市人口办《关于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的实施意见》，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工作“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通过对居住在辖区内的常住户籍人口、来沪人员、境外人员实行全面核对与登记和对辖区内所有的居住房屋（包括工业厂房、农民旧住宅、地下空间等所有可能居住的场所）信息进行全面采集，摸清辖区内所有人口的信息，做到“见房知人”“见人知房”，从而达到“以房找人”“以人找房”。 。至2009年年底，上海市18个区、县已经全面开展了“两个实有”。为确保世博会安全、顺利地召开，自2009年10月起上海将“平安世博”纳入工作目标，2010年1月上海实现了对全市人口的实时监控和管理。
从图2中上海移动用户月度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出，相对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而言，上海注重对人口实施动态监控，而较少地采用行政强制手段驱离外来人口。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甚至比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还小。我们估计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外来人口因世博会人口控制仅减少了50万～70万人左右，且这部分减少的人口在2010年末即重新返回上海，其生计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上海适合外来人口的工作机会减少了约100万个。
3.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严格程度与上海世博会大致相当。2009年11月，广州进一步强化在外来人口中推行居住证的力度，同时大力摸排清查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大力拆除“房中房”我们认为，间接导致广州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来自于近几年来广州市实施的城中村改造运动。城中村经改造之后，高昂的租房成本迫使一部分外来人口离开广州，而转投其他城市寻求发展。 。由于无法取得像北京、上海一样的移动通信管理局的移动用户月度数据，我们采用广东省的移动用户月度数据对广州的总人口进行估计，以此推断亚运期间广州人口控制的效果。估计结果表明（图3），广东省受外来劳动力制约非常明显，2009年3月，广东省来自外省的劳动力减少了579万。自2004年之后，广东跨省外来劳动力流入强度持续减弱，外省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从高峰期的35%下降到2010年的28%左右，将579万除以28%，我们推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减少了2 068万个。由于广州市外来人口约占广东全省的25%左右，因此我们估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广州外来劳动力减少就业机会145万个。相对金融危机导致外来人口的减少，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的影响非常小。广州亚运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是图3中虚线与中间实线的直线距离，扣除广东省产业升级和转移以及深圳大运会的影响，我们估计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实施的人口规模控制仅减少了20万人。
4.非市场手段的人口规模调控成本
衡量非市场手段的人口调控成本，基本原理是：劳动力与资本的分离导致产出损失。以北京为例，2008年因奥运会离开北京的人口为220万至250万，我国流动人口中有80%的劳动力，因此可以推算离开北京的劳动力为176万至200万。2008年我国7.78亿的劳动力总产出为300 670亿元，劳均产出为3.86万元；假设离京劳动力异地就业时间为半年，则北京奥运会人口控制的成本为425亿元至483亿元，平均为454亿元。这也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举办奥运会时很少像北京奥运会那样大举控制人口的原因。
相比北京而言，上海世博会人口控制导致离沪人口远少于北京，总量只有50万～70万人，其时间跨度也只有半年左右，所导致的产出损失也远远低于北京；加上世博会吸引的旅游人口，以2010年的价格计算，上海世博会人口控制的产出损失约为50亿元。同理，广州亚运会人口控制的产出损失仅为20亿元左右。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与调控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反弹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1.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实证分析：以日本为例
无疑，对城市人口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时，应该首选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遗憾的是，虽然自1978年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始至今，中国的人口由乡村涌向城市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人口统计并没有跟上这一人口迁移和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步伐。进一步来说，目前国内外还无法找出一种能够估计不同年份中国各城市实际人口的估计方法，因此无法衡量中国城市实际人口的增长，也无法利用有效的计量工具来刻画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增长与分布。美国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面积与中国相当，但我们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日本各地区自1884年以来的人口数据。
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日本各县级区域人口的增长分布置于图4中和图5在考察一个国家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规律和集聚模式时，我们旨在全面考察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演进的态势，通过揭示演进过程中峰值的变化来找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的一般模式。目前国内外有关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演进规律的文献中，估计经济（或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高斯正态分布的Kernel密度函数，本文也采用此方法进行分析（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考有关文献）。 ，从中可以看出：1884年（日本明治17年）至1893年，日本县域人口迁移人口较少，县域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自然增长；1893年至1903年，日本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因日本的县域比较少，故可将其视为城市区域来考虑）；1913―1923年部分县域因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迁移导致人口增加100万以上，而到1933年部分县域人口从400万增加到6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可想而知。1945年日本战败，城市几成废墟，大量城市人口为了生存不得不迁往农村，仅一两年的时间，日本人口在以行政为主导的人口疏散情况下迅速在日本国土范围内均衡分布；战后的十年间，日本人口又迅速由农村迁往城市（群），人口密集的东京地区县域人口更是猛增到800万以上；到1966年千万级人口县域开始出现，到了1975年，东京都人口更是达到了1200万；1975年以后，日本人口的县域增长分布基本保持稳定，也标志着日本人口城市化步伐的放慢，步入成熟的城市化社会。
我们将东京、大阪、神奈川、爱知县、琦玉、千叶、北海道、兵库县和福冈九个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增长绘成图6，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主要城市所在县域的人口增长情况。从图6中可以看出，如果无外力干扰，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区域）人口增长（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是一种Logistic曲线（或称为“S”形曲线）。在施加外力的情况下（如战争、强力行政人口控制），这种增长曲线会有一定的扭曲，而外部压力一旦放松或消失（如日本战后人口的自由流动、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人口管制放松等），早期流入城市的人口会迅速回流。
图5中第5～8幅图是中国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2010年数据）。第5幅图是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第6幅图是基于移动电话数估计的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由于中国城市人口是基于户籍而进行统计的，我们无法刻画出真实的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及增长情况。第7幅图是2010年中国300万～500万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从中的双峰状态可以看出，400万人口是一个分水岭；第8幅图则是5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可以视之为单峰分布。
以上分析表明：区域（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中国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引致部分外出人口回流至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我们估计，如果放开户籍，中国人口大规模迁移和城市人口快速的机械化增长在10年后将趋于稳定。
2.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条件下的城市人口增长
2003年“民工荒”敲响了珠三角发展的警钟，广东省政府从2005年开始探索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并从2008年起开始在全省大力推行产业及劳动力“双转移”，相应政策不断出台。广东的“双转移”效果可以从我们所估计的各地级市人口变化上找到解释。
2008年以来，珠三角的总人口基本上保持在8 000万左右；外来流入人口约5 000万人，其中，广东本省约占1 500万，来自外省人口约为3 500万。广东实施“双转移”以来，流往珠三角的本省人口大量返流至原籍所在地。从表4可以看出，2008到2011年，深圳总人口累计减少近200万，东莞减少了120万，佛山减少了50万；而珠三角城市如中山、江门、肇庆和惠州人口有所增加，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城市（广州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省会城市的吸引作用，每年5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不少选择留在广州发展）。可见，非珠三角地区城市人口普遍增加，主要原因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
五、中国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结论及政策建议
“十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其中《决定》第23条进一步指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创新人口管理。”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上明确了“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市场化原则。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与其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不如思考如何善用经济手段、法治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设定城市人口规模、依靠各种行政手段调控城市人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范红忠（2009）总结了我国人口流动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二是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大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从珠三角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但其生活和居住大多自成一个个生态群落，农民工的生活成本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居住成本更低，人均居住面积只有7平方米左右。由当地农民建造的城中村是农民工主要的生活和居住场所，整个珠三角城中村式建筑估计在300万栋以上，一栋500平方米的城中村建筑通常可以居住70个以上的外来人口。珠三角城市人口控制往往是一阵风式的行政化人口调控方法。以深圳为例，大运会期间，深圳市公安局长提出要清理8万外来无业人口；而随着春节过后外来劳动力的稀缺，却又打出“深圳欢迎您”的口号来吸引外来工。广州和深圳都曾为控制和减少城市病而大力推行城中村改造的做法，然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却是城市发展所需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改造的结果是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
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本地农民虽然不能像珠三角地区本地农民那样建造数以百万计的城中村建筑，然而两市却拥有数以千万套计可供居住的房屋（包括小产权房或地下室）。两市以大学生为主的“蚁族”居住生活环境与农民工相若。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按照中央关于“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的要求，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人口调控的重点在于着力提高城市精细化服务管理水平，加强人口调控管理；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推动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为调控低端人口的增长，北京通过规范房屋出租行为，推广农民出租房屋集中管理新模式，实现居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信息化；研究实施居住证制度，提高流动人口服务水平；加强与周边省区市协作，探索区域人口调控综合协调机制，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在调控手段方面，北京各区也根据各自的区域特色提出不同选择，属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致力于通过加快保障安置房项目、房地产开发、单位自建以及居民购买商品房等多种方式进行人口疏解；属于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十二五”规划草案写到“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的人口属地化管理网络”；属于城市发展新区的顺义区人口控制政策条款则提出“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加快淘汰低端产业，取缔小低散市场”；而定位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门头沟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方式，健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我们认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膨胀压力，北京再次祭起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的大旗，其结果将会如奥运会期间人口调控结果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控不住。
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应实现由行政控制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法制手段调节为主的转变，如“三旧改造”后的租金调节、加大对无证或地下工厂的查处、严格城市管理、实施合理的产业升级与转移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均GDP高于该国其他城市或者农村地区人均GDP的30%时，该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就会加快，否则其劳动力就会有流出的趋势。我国四大直辖市中，除重庆本市的人口继续流出外，其他三大直辖市因其较高的人均GDP对全国人口依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广州和深圳这两个一线城市人口增长高峰已过，现阶段主要应思考服务现有人口的问题，而无须设定人口控制目标。而省会城市对本市以外本省以内的人口吸引力依然较大，其人口依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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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建亮.2006.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J].经济研究（11）：2736，127.
篇（6）
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
中国计划生育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就成为国家的法律了。计划生育让80后、90后正好处在中国人口结构的分界线上，80后的父母兄弟姐妹通常会很多，而80后处在计划生育的当口，有兄弟姐妹的人也不在少数，而对90后来说，能有兄弟姐妹的人应该说是极少数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已是广泛存在的家庭情况，没有兄弟姐妹已经是而且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将是社会的现实了。
我国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据统计，1953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33人，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大体稳定在4.23～4.43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下降幅度高达28.86%。
上海已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和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据统计，2007年上海常住人口密度为2931人/平方公里，较之2005年2804人/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密度增加了127人/平方公里。
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1858万人，户籍人口1378.86万人，来沪流动人口660万人，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是3.04‰，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0.10‰。上海市人口平均期望寿命81.08岁，而妇女总和平均生育率是0.95，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86.83万人，占户籍人口20.80%。上海市自上世纪50年代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全市约少生1个香港的人口。
越来越小的亲戚圈
外甥和侄子的区别你知道吗？父亲亲戚的孩子都是“堂兄妹”吗？以上的问题相信很多年轻人搞不太清楚。有人说，微博上的这张“中国人亲戚关系图表”来得太及时了，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必备啊。
网友称，这张图可以让你叫对亲戚。中国人的亲戚关系称谓，在当前推行“一对夫妻一个孩”的现实社会里，除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外，再就没有其他亲属了，称谓很是简单。可是在过去多子女的时代，称谓就复杂多了。“中国人亲戚关系图表”非常直观和清楚，一下就能看明白。下面还配有表格，分称呼对象、称呼、对此自称、对他人称其家庭中人、对他人称自己家族中人等，另外还有一些补充说明。
这张图表让不少网友产生了共鸣，也可以说解救了不少网友，你看，“木木川00”就发自肺腑地大叫：“天哪！我太需要啦！家里亲戚乱喊乱叫好丢脸！”网友“小进・王”说：“这个必须转，我一直就搞不清楚亲戚关系，唉，从小就那样，见了，不知道如何称呼，赶紧走人。”“Kevin”也表示：“总是叫错，除了经常叫的。”“Claire”说：“家里人太多了，是应该收藏学习一下！”网友“赵庆伟”也深有同感：“小时候傻不拉叽的都分不清楚亲戚怎么叫。”署名为“爱就一个字”的网友很直接地表示：“最搞不懂这些东西了！”“蕾蕾-lillian”有些羞涩地说：“确实不会。呵呵，每次都问一下再叫。”网友“笼中兰”则表明了客观原因：“一直没在大家族边上长大的我一直分不清。小时候老困扰了！”
亲戚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
由于亲戚圈越来越小，很多亲戚的称谓平时很难用到甚至无需使用。其实，仅仅按照“中国人亲戚关系图表”所列，中国人的亲戚关系就不是一般的复杂。
有人建议，这张图表可以传给下一代。因为省去了很多叙述的语言，又非常实用，很多网友表示可以用来教育下一代，甚至可以直接传给下一代。“五指山夫”网友就热烈拥护：“这个不错，现在亲戚越来越少，有时要跟孩子讲明白这些关系还真是不容易。”署名为“cherish小凯”的网友则认为：“这个我们还能叫得出来，孩子那辈很多称呼都用不到了。”网友“华泰博爱”说：“还真讲究，今后只有独生子女了，恐怕亲戚关系没有这么复杂了吧！”“小硕子在济南的生活很苦逼”也有着同样的感慨：“这计划生育搞的，这些称呼很快就会完全木有用了！”“善良的更生”说得直白：“以后哪还会叫错啊，都没什么亲戚了。”“C套餐”更进一步说道：“计划生育将会使这些家庭称呼和关系渐渐遗失。以后的家庭将不再有叔叔、舅舅这些称呼；更不会有妯娌、连襟这些关系。”“MMM水”则提出：“完全不够看啊，谁来告诉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各自的爹妈都该称呼啥啊！”网友“卡布奇诺娜”也提出了一样的看法：“还少几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父母，我还弄不明白怎么叫。其他的都挺明白的，就差这个了……”“双子kathy”童鞋说：“真是七大姑姨，让老外晕去吧！”
网友“兔歪歪2000”说：“收起来回忆，估计以后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了！只能留在记忆里了！”还有不少网友进行了研讨。“汪汪嚎HOWIE求橼”说：“很多人以为父亲的兄弟姐妹的孩子都叫‘表X’，其实姑妈的孩子应该叫‘姑表兄/弟/姐/妹’。”“徐lily”也弄明白了一点：“最早媳妇就是子之妇，后来北方人管妻子也叫媳妇。”“影视制片人张谦”点评说：“父亲兄弟的孩子为‘堂……’，除此外，父亲姐妹、母亲兄弟姐妹的孩子皆为‘表……’，看出父系社会的痕迹。”他的这番话，让不少网友恍然大悟：“赶来”网友留言：“还说打印下来给偶家小朋友科普呢，原来自己也没整明白。”“悠然纸鹤”也表示：“太复杂了！以为父系都是堂呢，敢情还分男女呢！”“毒药-C”童鞋直接提出建议写进小学教材！署名为“vickyamy88”网友的感慨得到大家赞同：“逢年过节了，去老家之前看一遍。”
人口迁徙让亲戚关系更加淡漠
2011年10月9日，国家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21亿；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也给出了同样的数字，数据显示，近3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未来30年还将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席卷中国的城市化让大批人员特别是农村人口，背井离乡到外地漂泊，蚁族、北漂等城市群体在不断扩张。
小明是漂在北京的一名企业白领，老家山东，应该说从高中时代开始，小明就已经算是流动人口了，高中时代是1个月回家一次，现在1年也就只能回家1～2次了。小明父辈有7个兄弟姐妹，表兄妹、堂兄妹等有十几个，小明跟他们也都是天各一方，平时已经很少联系。而今小明已经结婚生子，对他生下来就漂在外地的女儿来说，对这些亲戚的感情，将来可能是清淡如水了。
一个没有“亲戚”的将来
这样看来，亲戚这个概念正在越来越远离中国人，也许在将来，我们身边除了父母、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儿女、孙辈们，已经再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亲戚了。因为人口的流动，甚至会出现子孙满堂而门庭冷落的局面。
篇（7）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3—0091—06
常住人口增长既是区域经济活力的体现，也是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区域常住人口增长对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等具有重要作用。人口分布变动历程表明，人口总是从农村向乡镇、再向城市流动，最终形成城乡人口结构调整进而实现人口城镇化。中国人均GDP已迈过5000美元（2011年）大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序列，在不久的将来将跨入人均13000美元的发达国家序列，届时人口城镇化水平将达到或超过75%。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多以“链式”进行，即以乡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为依托链条，带动抚养赡养人口的城镇迁移并实现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身份转变。目前，我国城乡人口结构已发生根本逆转，城镇化水平达到51.2%，但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仅为35%（2011年），两者相差16.2个百分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融入城市社会，被普遍质疑为“伪城镇化”。对此，十报告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质就是推进城镇常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四川是全国人口流动大省和西部人口大省，常年在外的川籍农民工达千万人左右。近十年四川呈现常住人口净减少和户籍人口净增加态势，与此同时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近十个百分点而老龄化程度却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目前，四川省人均GDP已达4300美元，步入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期。在全省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与常住人口区域分布的非均衡性背景下，如何加快城镇化进程并分享城镇化红利，需社会各界给予高度关注。本文从常住人口区域性变动视角，分析常住人口区域性变动的特点及驱动因子，讨论人口城镇化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人口城镇化的政策选择建议。
一、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基本特征
常住人口是经常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口，包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和户籍常住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往往被称为移民，移民是现代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巨大特征，而人口迁移是大都市发展的巨大引擎。受制于户籍制度设计约束，中国城市化呈现出特有的中国特色，城镇常住人口数量远超过城镇户籍人口总量，呈现城镇外来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现象。作为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近年来常住人口总量持续下降，而境内特大城市——成都市常住人口近十年却持续增长，外来常住人口成为成都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常住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且呈现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性特点。
（一）省级常住人口呈现持续减少态势
省级常住人口是指在四川境内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和户籍人口。四川省统计年鉴自2006年起将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单独统计，至此拉开了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年度变动趋势。从2005年起，全省常住人口数量一直低于户籍人口数量，差额从2005年的430万增加到2010年的1008万人，6年净增578万。常住人口总量也从2005年的8212万减少到2011年的8050万，6年净减少162万，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从2005年的95.0%下降到2011年的89.9%。在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2.7‰的平均水平下，户籍人口总量从2005年的8642.1万增加到2011年的9058.4万，净增加416.3万（表1），户籍人口净增量低于常住人口减少量。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伴随着全省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全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08个百分点。
（二）常住人口增减变化呈现明显的市（州）非均衡特点
全省常住人口持续减少的同时，21个市（州）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却呈现非均衡性变动。除成都、攀枝花、甘孜三市（州）一枝独秀地呈现出常住人口增长快于户籍人口增长外，其余各市（州）均呈现常住人口大幅减少的趋势。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市（州）从2005年的成都、攀枝花、阿坝、甘孜、凉山等5市（州）减少到2011年的成都、攀枝花、甘孜等3市（州），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的市（州）从2005年的16个增加到2011年的18个。期间，成都市是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外来常住人口从2005年的125.9万增加到2005年的243.8万，增长了1.93倍。其次是攀枝花市，成为唯一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增量从4.9万增加到2011年的5.4万，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成都市。甘孜州则从0.4万增加到2011年的1.1万，增幅较大。与此同时，各市州常住人口呈现净减少并持续扩大态势。其中，广安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占户籍人口的比重最高，达到31.5%，也就是全市三分之一的户籍人口常年在外；广元、达州、资阳等3市也是常住人口减少较多的市，减少幅度在20%～30%之间；自贡、泸州、绵阳、遂宁、内江、南充、眉山、宜宾、巴中等9市减少幅度在10%～20%之间，德阳、乐山、雅安、阿坝州、凉山州等5市（州）减少幅度低于10%。
（三）常住人口增减变动的县（市、区）分布特点
县（市、区）常驻入口缺乏直接的统计数据，但可以根据人均GDP的计算公式推算出各县（市、区）常住人口数量，再与户籍人口进行比较，最后计算出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即可。2011年，全省181个县（市、区）中，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县（市、区）仅有40个、常（住）户（籍）人口差为327万，常住人口等于户籍人口的县（区、市）2个，常住人口低于户籍人口的县有139个、常户人口差为1364.3万人（表3）。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最高的为金牛区（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1.7倍），常住人口比重最低的是乐至县（0.62倍）。在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40县（市、区），以各地级市与县级市的主城区为主，其中县级区19个、县级市3个（西昌市、都江堰市、峨眉山市）、县18个。在18个县中，甘孜州有11个县（色达县、康定县、白玉县、乡城县、理塘县、甘孜县、炉霍县、新龙县、得荣县、道孚县、雅江），成都市有2个县（郫县、双流），阿坝州有3个县（九寨沟、马尔康、理县），凉山州有1个县（德昌县），雅安市有1个县（石棉县）。再仔细分析这些县的构成，马尔康、康定州府所在地，九寨沟县为旅游大县，双流与郫县是成都主城区无缝对接县。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低于70%的9个县分别是自贡市的沿滩区、广安市的广安区、达州市的万源市以及武胜县、邻水县、剑阁县、井研县、岳池县、乐至县等。
二、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动力机制
常住人口变动是乡村劳动力流动与乡村人口迁移的结果。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从盲流、民工潮到进城农民工的身份转变，是区域性常住人口变动的重要驱动因子。而乡村劳动力的城镇流动和跨区域流动，主要驱动因子是城乡收入与地区收入差异的结果。海量研究文献证实，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导致乡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四川成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量从2001年的501万增加到2011年的865.4万。乡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导致全省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是乡村人口持续减少而城镇人口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四川是一个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特殊的区域，境内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城镇体系不合理，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少，形成了特有的区域常住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一）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对常住人口变动的驱动影响
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是指四川省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到省外打工的一种劳动力转移形态，是全省持续劳务输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省级层面常住人口变动的直接原因。劳务输出一直是四川省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从2005～201 1年共7年的数据来看，跨省劳务输出人口在2010年前均大于户（籍）常（住）人口差，到2010年开始跨省劳务输出量小于户（籍）常（住）人口差且跨省劳务输出总量出现负增长，说明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力选择在省内打工。利用回归模型建立跨省劳务输出与户（籍）常（住）人口差的数学模型，两者之间呈线性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622。2011年21个市（州）户（籍）常（住）人口差与市（州）跨省劳务输出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多项式正相关系数达0.756。同期181个县（市、区）户（籍）常（住）人口差与跨省劳务输出量呈正向弱相关，相关系数为0.356。县级层面劳务输出对常住人口的影响由两种情形构成，一种是县外省内劳务输出，另一种情形是县外省外劳务输出。这里获取的劳务输出数据是后一种即县外省外劳务输出，这对县级常住人口影响有限。
（二）城镇化率对常住人口变动的驱动
城镇化是指特定区域内市镇常住人口占该区域常住人口总量的比重，反映乡村人口向城镇的集聚水平。四川省的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33%缓慢提升到2011年的41.81%，城镇常住人口从2005年的2710万增加大2011年的3366万，净增长656万，同期非农业人口净增加449万，也就是说有207万城镇常住人口为农业人口或者进城农民工。成都市常住人口同期净增长243万（高于城镇人口增长幅度），全市有21%的人口为非成都市户籍人口，在主城区甚至高达60%以上。城镇化与常住人口变动到底是谁起主导作用，是城镇化水平提高促成了常住人口的区域变动，还是常住人口的区域变动提升了城镇化水平。这个问题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回答。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将21个市（州）的城镇化水平与常住人口增减变化进行模拟测算，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现出中等偏弱的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0.457（见公式1）。常住人口比重高，城镇化水平也高；反之，常住人口比重低，城镇化水平也低。全省两个城镇化水平最高的成都市（67.0%）和攀枝花市（61.64%）是常住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这种情况，在县级层次更为明显，常住人口大幅度超越户籍人口的县级行政区域，全部为各地级市的主城区以及成都市一圈层内区市县。
y=0.018X2+0.684x+41.99 （1）
（R2=0.457）
（三）城镇经济活力对区域常住人口变动的驱动
纵观经济学历史，外地人总是作为商人出现，抑或是商人作为外地人出现。人们不是为了在一起而住在同一个地方，人们住在同一个地方是因为要在一起做些事情。城镇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天地，为需要的人们提供各种适应性与非适应工作岗位。工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产业，而城镇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乡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更多取决于城镇充满机会的就业岗位以及城镇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条件、生活环境。来自四川省县级层面的数据显示，外来常住人口比重较高的市（州）无一例外是经济活力较强且包容性更强的城市。成都、攀枝花两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的活力。相反，一些地级市却难以成为区域内乡村人口集聚的载体。人口大量流出的市（州）如广安市、资阳市等，一方面是区域内缺少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大中城市以及产业，另一方面缺乏合理的城镇体系布局，造成这些区域城镇人口的迁移流动和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最终演化成区域性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
三、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城镇化困境
未来20年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常住人口的区域非均衡分布实际上是人口城镇化单极快速增长所致，是中国城市等级化管理所导致的各种资源向高等级城市集中的现象。首位城市成都外来人口过快增长，次级（地级）城市发展滞后，底部城市（小城镇）基础薄弱，形成常住人口的非均衡分布。这种常住人口分布态势所带来的人口城镇化主要表现为：
（一）常住人口持续减少是未来人口城镇化面临的巨大困境
人口城镇化是指乡村人口向城镇的积聚过程，是城镇化的难点与终极目标。省级层面常住人口的减少应该说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常住人口减少意味着分母减小，在省内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区域常住人口减少意味着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会有明显提升。但是常住人口减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乡村劳动力减少所形成的乡村人口老龄化与乡村人口就地城镇转移不足，不利于全省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同时，部分地级市常住人口大幅度减少不利于城镇体系的良性发育与中心城市的规模结构调整，长期发展下去也不利于这些区域的城镇产业发展与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
（二）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建成区面积扩大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建成区面积扩大是全国性的问题，四川省同样存在。2006～2011年间，全省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515.2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净增加了40.48%，而同期城镇化率仅从34.3%提高到41.83%，城镇化率仅取得21.95%的增长，远低于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在18个地级市中，自贡市、泸州市两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了1倍以上，达州市的建成区面积甚至扩大了2.2倍，这三个城市所在的行政区还是常住人口减少最快的市级行政区之一，这就充分说明这些城市在注重硬件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发挥乡村人口的吸纳功能，建成区面积的扩大与乡村人口城镇化呈现单项发展。
（三）地（县）级市的人口积聚能力受省会城市抑制
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就业在地里空间上具有中心城市指向，在产业上具有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指向。省会城市的行政中心、经济中心、人口规模对乡村劳动力以及二三线城镇的劳动就业人口产生虹吸效应，客观上助长了省会城市——成都市的常住人口超常增加，而地（县）城市尽管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却难以承载区域乡村人口的城镇流动，导致境内人口城镇化的单极发展。这种单极发展的背后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的推动，更有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发展差异。2011年，广安市有147.5万户籍人口常年不在广安市境内居住，其中有89.6万乡村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资源的41.35%，占流出户籍人口的60.7%）常年在省外打工；达州市有142万户籍人口常年不在达州，其中常年在省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有107万（占流出户籍人口的75%）；南充市有127.7万户籍人口不在南充，其中有119.5万乡村劳动力在省外打工（占流出户籍人口的93.6%）；资阳市有140.9万户籍人口不在资阳，其中常年在省外打工的乡村劳动力55.8万（占流出户籍人口的39.6%）。德阳、自贡、泸州、绵阳、内江、雅安、达州、南充等市，流出户籍人口的七成以上来自于乡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
（四）城镇化面临着人力资本短缺约束
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或其他任何地方，人类智慧在哪里，财富就在哪里积聚，这种趋势变得日益加强了。城市与城镇的发展面临着人口积聚的困境，地县级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缺少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相配套，而产业难以发展的根源是各色企业家的缺乏。我国的城市大多是从“城”即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多从“市”即市场发展而来。依托于行政管理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政府依靠所掌握的财政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管理资源，可以将城市新区面积迅速做大；做大的城市新区需要懂经营的“企业家”去经营管理并使之繁荣兴旺，借以积聚城市生产要素和城镇人口。目前，城镇面积的扩大与人口城镇化的不同步，真实的原因就是缺乏懂经营会管理的城市经营人才。
四、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人口城镇化建议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面对常住人口的区域变动与城镇化率的非均衡分布，要充分挖掘城镇化所带来的内需潜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全面推动四川省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合理配置次级城市与小城镇的公共资源
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是人口城镇化的基础前提，是城镇化内需潜力发挥的必要条件。四川城镇体系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首位城市过大，地级城市发展不足，底部（县城）基础薄弱，对乡村转移人口吸纳能力逐次下降。对此，应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形成布局合理、层级清晰、功能完善的全省城镇体系。在充分发挥特大城市的人口积聚作用的同时，高度重视中心城市的人口带动作用，依托现有城市，做好人口转移引领作用。高度重视县城和县域经济发展，为农民低成本就近转移创造条件。同时，应改革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降低高等级（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资源过度集中弊端，提高中小城市的资源集中水平，改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就近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创造条件。
（二）提高中小城镇的人口积聚能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一城独大不利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应重点改善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推进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全省常住人口变动特点与城镇化水平，重点是提高达州、资阳、内江、乐山、泸州、宜宾、自贡、广元、广安等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途径之一是吸纳已转移农业人口的城镇回流。这些区域呈现持续的常住人口比重低和乡村劳动力高水平跨省转移，可针对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制定相应的政策，吸纳转移劳动力回城镇创业定居，进而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途径之二是吸纳农村人口就近向城镇转移，降低乡村人口比重，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
（三）大力发展城镇经济，用城镇经济活力积聚人口
拥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城市并不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投资的理想地点，但这些城市却可以成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理想场所。城镇经济活力要体现在对移民吸引力上，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将劳动人口吸纳过来，通过劳动力人口的转移实现负担人口的逐次转移。工业化对城镇发展尤为关键，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依托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城市促进产业，推进产城融合，强化产业支撑，增强城镇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
篇（8）
在地方城市经济排行榜上，广州和深圳在过去十年中一直稳居第三和第四的位置，但最近两年却遇到了天津、重庆、苏州等地的强力挑战。更严峻的挑战则来自于广深自身发展面临的难题，如何处理好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如何带领珠三角区域走出发展新路。
“深圳要当好广东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突击队、排头兵。”5月10日，广东党代会期间，在广东团的这句话成为第二天深圳当地报纸的通栏大标题。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当天的分组讨论会后，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亲自召集了深圳当地媒体座谈，用了一个多小时阐明这一重新定位对深圳的意义所在，他说深圳对这一重任要“义不容辞、理所当然”。
如何创造一条通往幸福的转型之路，对深圳来说，是能否成为“排头兵”的关键。
深圳“低迷”为哪般？
深圳此刻正处于争议之中，一季度深圳GDP总量被天津、苏州、重庆超越，增长速度创历史新低。此外，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深圳流动人口减少7.32万人，这也是深圳建市30多年来首次出现全市范围内大幅度非户籍人口下降。深圳统计局给出的解释是，人口统计数据变化很大原因是深圳加大了户籍人口的纳入力度。但也有专家认为，流动人口减少是珠三角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的表现。
深圳龙岗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区，有1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都是社区自发建设，没有规划，环境又差，质量也不好，全是标准的工业厂房。
“从去年同期来讲，我们现在95%的企业创造的经济总量才8%，那就是5%的企业创造了92%的价值。”深圳市委常委、龙岗区委书记蒋尊玉说，“我们在转型过程当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这里面经济链条非常长，最大的阻力在社区，社区是两租经济，两租经济靠的是出租场，它不管里边企业内容，只要有租金就可以。”
蒋尊玉说，龙岗区在十二五期间准备把一些老旧工业区，地缘优势比较好的拆掉重建，建创新型的产业，有的是政府建，有的是企业建。根据深圳的产业发展导向，把互联网、软件、研发、生物医药产业移进来，它需要的环境就是创新型产业。
“十二五期间如果能够建到1200万平方米，就可以装3000多个企业，3000多个企业创造的价值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可以达到2000个亿，2000亿什么概念，就是再造一个南山高新区。”蒋尊玉说。
龙岗区转型发展的困境和前景，正是深圳转型发展的微缩。2010年，深圳特区的范围由原来关内四区扩展为全市六区,面积扩大5倍，深圳在逐渐“长高”时候，也迅速“变大”。但深圳这一次却没有欣喜若狂的迅速开发。
“你不能在一任当中把所有的资源用完，比如土地资源，我们现在启动了一个150平方公里的土地整备计划，是把过去的旧工业区、旧住宅区重新整备，形成150平方公里新的可以利用的土地。”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勤说，“这是为今后在十三五、十四五更好地使用土地，这个要考虑它的可持续性。现在深圳要做大经济规模也很容易，要不分能源消耗、不分排放指标的限制，去引进粗放型产业，经济总量很快就能做大，但城市环境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深圳一方面自我节制，另一方面则注重提升质量。
深圳的高科技产业让珠三角另一核心广州市颇为羡慕。目前深圳大小高科技企业超过了3万家。蒋尊玉说：“只要为这些中小高科技企业把空间腾挪出来，他们是不愿意走的。因为它是从零开始，从深圳成长起来，到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空间，它肯定要走，如果你有空间，它是不会走的。” 在蒋尊玉看来，高科技企业上下游链条非常关键，只要政府多为企业创造条件，未来可能经过十年到十五年，可能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华为成长起来。
在被视为深圳未来发展极的前海，则采取了更为苛刻的开发要求，4月份刚刚通过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综合规划》中，表明前海将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而更重要的是强调前海的开发一开始就要打造成为绿色、低碳和现代化的生态之区。
在许勤看来，深圳市是在用更少的资源、更低的环境代价，甚至是在修复环境，在恢复生态的情况下发展经济，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生幸福城市”。
改革的“锐气”在哪里？
向前闯的过程中，深圳改革的锐气在哪里？
深圳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一再被人提及，“原来都是双手空空跑到深圳来闯事业，现在深圳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一穷二白和腰缠万贯，完全不同了。”综合开发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冯苏宝并不否认这些年来，深圳市政府想得比较多，提的理念、发展思路也很多，“但做得很少，其中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改革动力不足便是其中之一。”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也认为，深圳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特区不特”了，“改革的锐气削弱了”。
5月10日，在广东省党代会上，有记者直接抛出“深圳改革锐气是否衰退”的问题，一直仰头倾听的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直接按开了面前的话筒，毫不犹豫地回应了这一问题。“我们不认同深圳近年来改革锐气下降的说法。但是要看到，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改革涉及面越来越广，如果说当初的改革需要勇气，那今天的改革更需要智慧。”
隐藏在王荣话语背后的，或许是对“既得利益者”们的无奈，在不久前的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王荣的表述则更为直接，“应该说，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这对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社会管理的加强与创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头’难以摸着的问题，也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叠加、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现状。”
深圳面临的困境，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心知肚明，在之前的2010年深圳市第五届党代会上，王荣曾一口气列出了深圳面临的八个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包括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约束，经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等。
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突击队”和“排头兵”，深圳的突破口在哪里？
王荣给出的答案是，深圳将在三方面全力突破。一是进一步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继续转变政府职能。二是要进一步处理好“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加强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三是要进一步处理好“市场”与“法治”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将其作为新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保障。
大部制“微调”前行
在过去三年多的施政中，王荣和他的同僚们正努力解决这些难题。
2009年7月，王荣履新深圳，其后一年他完成了从一个陌生人到代市长，再从政府“班长”接棒深圳市委书记的多个重要角色变化。解决深圳成长中的烦恼，王荣给出的破解方案是：“特区要继续为全国改革‘闯’盲区、破‘难区’、趟‘雷区’”。（《小康》2010年10月刊“王荣的深圳一年”）
2009年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之后深圳迅速出台《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深圳改革的重点方向。深圳大部制改革随后启动，在39天内缩减15个政府部门，精简400人。2010年年末，深圳更是首开先河，将建设公民社会写入了“十二五”规划。
但大部制改革实施近三年，却面临行政效率降低、管理对接困难等一系列困扰。
2012年深圳“两会”上，数名深圳市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对深圳大部制改革中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提案举例称：“科工贸信委对产业实施统一管理，并重在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指导行业发展。但庞大的机构运行起来，反而影响了政府的依法行政效率。如科技创新的行政服务比大部制前弱化了。”
此后的2月10日，深圳市原科工贸信委低调摘牌，其各项职能被分拆放到新成立的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这是大部制实施三年来首个被拆分的部门。
即便被外界认为大部制后整合最成功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亦面临诸多服务难题，局长徐友军近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透露， “大部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形式上都合到一块儿了。由于没有把权力还给社会，没有实现社会共治，我们的工作负荷成倍增加。”他相当委婉地说：“大部制改革并非越大越好，它的方向我认为是还权于社会。政府将权力全部搂在手里是不恰当的、不合适的。”
深圳某智库曾受命对大部制改革进行民间调研和测评，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发出了7000多份问卷，对各个部门、企业、公务员、社会民众进行了深入调查了解。最后形成的结论并不乐观，这一调查最后上报给了深圳市决策层作为参考。
“职能不明显，流程更复杂，委、局、办三层的决策执行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机制。高层冗员特别多，有的多达十几个局级干部，基层执行人员没有增加，真正干事的人少。”一位参与调查的研究员指出其中主要问题症结。
政府自我削权的目标，除了简政，最重要的还是放权。
篇（9）
超过一半的家庭曾没人照顾孩子
“2013年，我到上海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调研，见到一位河南来沪打工的女士。她的儿子读一年级，白天不需要家长看管，这让她感到非常轻松，但回忆起三年前的日子，泪水就不停地在她的眼睛里打转。”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程福财对本刊记者回忆。
三年前，这位女士家住在奉贤，因为白天夫妻俩都要外出打工，家里老人又在外地，找不到人来照顾孩子，家附近也没有托儿所可以送。母亲只好找来绳子，把三岁的儿子一只脚绑住，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桌腿上。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程福财说，这几年的调研中，类似情况很多。
相关调研数据也印证了他的说法。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与上海社科院日前完成了一项针对上海2000户育有12岁以下儿童的常住人口家庭育儿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家庭曾经遇到过家中没人照顾孩子的困境;超过40%的家庭在孩子寒暑假期间遇到过没人照顾孩子的问题;也有高达45%的上海家庭面临孩子放学后没人看管的无奈。
在受访者中，有39.2%的12岁以下儿童曾被独自留在家中。而即使是0～3岁的婴幼儿，也有12.8%曾被父母独自留在家中，3～6岁的幼儿曾被独自留在家中的比例更是高达21.4%。
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事实上无人照顾的儿童，包括服刑人员子女、留守儿童、父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据2012年的统计，上海户籍服刑人员中就涉及2000余名未成年子女，其中约一半向政府提出监护孩子的求助。
上述调查只是涉及上海常住儿童，还有不少短期来沪的儿童，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农村留守儿童，寒暑假期间到上海与父母短暂相聚，这部分孩子的临时短期保护更是政策和监管的空白。
“每年都有一两条来沪儿童遭遇车祸、溺水等意外死亡的新闻，特别让人痛心。这些孩子比起城里的孩子，对城市风险和安全都缺乏了解。我曾经写过相关提案，但有人认为受众面太小，不值一提，而这确实是政策和舆论关注的空白点。”程福财对本刊记者说。
家庭能够获得的育儿资源有限
在传统观念中，生儿育女本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但如今看来这已慢慢成为社会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人口结构和家庭规模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
近30年来，低生育率已经使得我国的年轻人口减少了近30%，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家庭规模也不断趋于小型化，平均每户人口数大幅下降，平均家庭规模从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4.41人，减少到2010年的3.10人，且绝大多数城镇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
上海的人口问题更为凸显，根据《2013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上海市全年户籍常住人口出生10.52万人，出生率为7.39‰;死亡11.65万人，死亡率为8.19‰;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
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海生育率已降到0.7，为全球最低。
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启动。一年后，国家卫计委最终确认，全国共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二胎申请，与此前官方预估的每年约200万对差距较大。2014年底，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合作举办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座谈会，与会专家均对现阶段我国的生育政策表示堪忧，强烈呼吁尽快全面放开二胎。
该政策在上海更遭冷遇。在近期召开的上海市两会上，上海市卫计委家庭发展处处长樊华表示，目前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90%符合双独或单独政策，但申请二孩的比例不足5%。原因是经济压力大、精力与时间不足、不想为孩子失去自我和社会支持欠缺等。
上海社科院的相关调查显示，在孩子日常生活照顾方面，有3.8%和23.6%的受访者选择“压力非常大”和“压力大”;而回答“家中祖辈有没有帮你照顾孩子”的时候，22.6%的人表示老人只是“偶尔帮忙”，9.8%的人表示从来不能得到祖辈的任何支持。而这一点对于新上海人家庭和没有上海户籍的常住人口家庭来说，更是如此。
托儿所数量急剧减少
为了协助双职工家庭特别是劳动妇女平衡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不少国家和地区发展出社会化的儿童照顾服务。但目前在我国，由于近几年迎来了人口出生的高峰，为了将有限的学前教育资源满足3～6周岁孩子的教育需求，不少地区的公办托儿服务规模明显缩减。
据上海市教委官网显示，上海三周岁以下儿童进入托儿所的数量在2003年时为29700人，2013年骤降至6058人;独立托儿所的数量也从2003年的187所下降到2013年的41所;班级数从1352个减少到274个;教职工人数从2875人降至700人。
这些变化显示，上海家庭的育儿问题不仅面临家庭内部照顾能力欠缺，也面临社会化服务明显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大多数时候只是为2～6岁的幼儿提供日间看护服务，对2周岁以下儿童则没有提供日夜间照料。但即便是政府提供的儿童看护服务，也因为投入不足无法满足越来越多家庭的需要，特别是双职工家庭、新上海人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
2011年1月，一个名为“活力社区”的社区活动中心在上海市闵行区新安市场成立。
新安市场是江川路街道范围内进城务工人员最为集中的代表性区域，有来自20个不同省市的近1800名流动人口，其中约300名是未成年人。活动中心附近有民办小学一所，公办小学六所。
“活力社区”是要通过在城乡结合部开放社区中心的方式，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提供多方位的服务。其上海区负责人熊春燕对《t望东方周刊》介绍，新安中心配有四名工作人员，年度志愿者约400人，至今累计已为1200余名儿童提供服务。
2013年，新安“活力社区”获得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公益招投标服务项目的资金支持。实际上，“活力社区”早在2006年就在北京大望京建立了第一个社区中心（现已拆除），随后又在北京相继建立了四个中心，并获得朝阳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支持。
家庭发展司职责不明晰
儿童福利政策是家庭政策的一部分，但在我国至今仍未公开明确承认实行了针对普通家庭的家庭政策。
在发达国家，一般都会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家庭政策问题。比如，在欧盟，超过80%的成员国家庭政策由家庭部或一个主要部委制定;奥地利、德国、爱尔兰、荷兰等14个欧盟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其他没有专门家庭事务管理部的国家，也有主要的部委来负责家庭政策事务。
“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家庭政策完善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可回避的主题，例如可建立专司家庭事务的常态权威职能机构。”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湛对本刊记者表示。
2014年5月，本刊曾刊登他的署名文章《找回中国家庭》，探讨如何建立和推进我国的家庭福利政策。
上海社科院近期的《家庭政策蓝皮书》也强调了建立一个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的必要性――整合人口计生、民政、税收、人保、卫生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和资源，有效推进中国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
篇（10）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73 — 02
众所周知，很多国家发展实践证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已达1300多万家，四川中小企业数量目前已超过400万之多。有数据表明，我国 GDP 的 55.6%，工业新增产值的 74.7%，社会销售总额的 58.9%，税收的 46.2%和出口总额的 62.3% 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已超过 75% 以上，专利约 65% 是中小企业发明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80% 以上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 〔1〕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是促使中小企业更好发展的重要途径。所以，本文利用SWOT分析方法研究四川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对于推进四川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扩大社会就业率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四川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势因素（STRENGTHS）
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中小企业在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及其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一个较长时期内带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的运筹谋划而对企业人员进行的管理工作。〔2〕 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策略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只有实施积极有效的管理策略，才会取得中小企业发展的理想战略效应。
1.四川省人力资源供给充足。根据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目前四川省有人口8041.8万人，15-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为5066.89万人，劳动力人口结构趋于合理，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和国有企业的失业员工大多把就业方向定位于中小企业，中专、大专和部分大学的毕业生也会关注中小企业的用人情况。所以，面对当前中国普遍出现劳动人口减少的现状，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四川具有十分明显的人力资源供给充分的优势。
2.四川省政策扶持力度大。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保持中小企业的质量和效应具有重要作用，四川省各市以各种方式展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转型。例如四川省在全省范围内既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暨两皖对接”、“退役士兵就业招聘周”等专项服务活动，旨在以多样的活动吸引群众关注和参与到四川中小企业的发展实践。还并举办“民营企业招聘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招聘月”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等全省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专项活动，着力为更多优秀青年劳动力营造服务氛围。丰富多元的管理活动既有益于提升四川中小企业的竞争实力，也为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提供了有益平台。
3.中小企业员工管理服务意识增强。四川省中小企业多为家族企业，基于共同利益和家族成员的认同感，能够做到各尽其能和各取所需，企业凝聚力较强，这种对企业发展的共同认知非常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基于网络信息化的现状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多渠道的企业宣传，让中小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招聘本土员工极为普遍，相同的风土人情让员工的交流没有隔阂，融洽的关系使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同时，中小企业日趋重视员工福利，旨在通过提升福利待遇等方面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例如，一家名为盛和机械设备的企业在招聘启事最明显的地方，打出了除薪金外的额外12条员工福利，包括社保五险、住房公积金、工作餐、员工宿舍、通讯补贴等。综上所述，四川中小企业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日趋重视员工管理服务意识，为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二、四川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劣势因素（WEAK-NESS）
1、人力资源素质参差不齐。四川省从劳动力人口数量而言具有较强优势，但是劳动人口的学历水平却普遍不高。四川省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四川流动人口变化呈现出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经济上以低收入人群为主的特点。由于受到管理理念、公司资金等方面的限制，中小企业对员工成长的重点仅仅集中在岗前培训，缺乏对员工企业文化认同、技能提高、员工心理沟通等企业软文化方面的建设，普遍学历不高的企业员工很难得到再次提升自身素质的机会。
2、“人职不匹配”情况的常态。“人职匹配”是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外在的激烈竞争环境是企业关注的重点，内在的员工流动性是企业存在的常态，所以对于企业职工的专业素养和人员管理普遍重视程度不高。而在四川中小企业中，家族企业占到很大比例。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时期，为了使企业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企业的核心管理领导往往由没有管理知识或经验的本家族人担当，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当或人才流失的困境。同时，作为中小企业的领导者，往往把市场开拓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义，较少把关注力放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使得“人职不匹配”的情况时有发生，阻碍了企业的更好发展。
3、人力资源管理基础的薄弱。四川中小企业的发展目标主要集中在市场占有率，加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管理服务意识不强的现状，对人力资源管理少有重视。企业很多时候是“现缺现招”，企业提供的培训时间很短，培训主题局限在操作技能方面，缺乏对长期员工的培养。同时，四川中小企业员工的流动性很强，基于对企业的不满认知、偏低待遇问题、福利问题等原因，促使员工很难形成对企业的强烈认同感，使得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呈现不高的现状。
三、四川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机会因素（OPPORTUNITIES）
1、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日前表示，发展中小企业不是权宜之计，是我国必须始终坚持的长期战略，并指出当前时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黄金期、转型期和提升期。如前所述，四川省开展各项全省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专项活动，旨在构建更为广阔的就业平台。
2、咨询业的科学支持。国内目前管理咨询业兴盛，除了外资的麦肯锡、惠悦、翰威特、伟世等咨询公司进驻外，我国本土也发展起了几大管理咨询公司如：北大纵横、北京韬略、北京佐佑、上海共图、上海远卓等。〔3〕中小企业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咨询，在咨询公司的指导下合理开展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改进策略。
四、四川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威胁因素（THREATS）
1、人力资本的挑战。一方面，我国人才市场处于长期激烈的竞争状态，外资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在薪资、福利、资源等方面普遍具有更好优势，使得招聘优秀人才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现代劳资关系要求企业对于员工的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而中小企业自身具有的发展不确定性以及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的条件，克扣、拖欠职工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员工职业发展和提升的培训机会少有提及，让员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愿景产生顾虑。
2、管理机制的挑战。知识经济的全面来临让中小企业既要面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挑战，也要面对网络经济的冲击。中小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既要重视企业自身的产品研发，又要大力拓展市场占有份额。而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中小企业的企业技术相对落后、企业管理水平比较粗放，企业的宣传力度较小，员工的职业认可度不高，一旦资金存有不足的情况，就很难在竞争中存活，竞争压力十分巨大。
五、结语
四川中小企业在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要取得成功必须依靠人力资源管理建构本土品牌。也就是说，必须适合目前中小企业的现实特点，降低管理成本，只要抓住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在岗位职责、工作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等方面，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尝试管理人员、采用人事外包等新方法，充分体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认识人性、尊重人性、以人为本”的核心和本质，依靠人力资源管理建构本土品牌。也就是说，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人力资源充足、企业凝聚力强等方面的优势的基础上，借助咨询业的帮助和国家政策的扶持，努力打造自身企业品牌来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市场。具体而言，首先，中小企业要重视人力资源管理，积极与员工沟通、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构建员工与企业发展的共同命运体。其次，中小企业要在大型企业、微小企业之间明确自身的优劣势，参照学型企业的发展策略，相互交流中小企业的管理经验，有的放矢的选择企业联合开拓市场的战略，力求形成积极、良性的竞争环境。最后，四川省政府应加强制定对中小企业在融资、税收、技术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构筑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4〕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