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在财富管理中的作用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保险在财富管理中的作用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独立法人

瑞泰人寿和国寿集团是践行财富管理业务独立法人模式的典型代表，瑞泰人寿聚焦财富管理业务，向客户提供的主要产品服务有与财富管理相关的调研报告、财富视界手册内刊和财富健康计划产品与服务等。国寿集团发展财富管理业务的路径清晰可鉴。

2006年，中国人寿在大众富裕人群比较集中的北京和上海两地建立大学生销售团队，以上海分公司为例，销售团队的主要组成人员以一批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学历、高素质、高绩效”（简称“三高型”）人才组成，平均年龄不到25周岁，鉴于“三高型”人才的良好素质和集团的良好培训体系，目前这支队伍的高价值业务能达到2500万元/年，年度的续期贡献已过亿元，不仅业务品质优异且基本实现零投诉。

以上是国寿集团践行财富管理的“组织队伍建设”模式，为落实保险业“新国十条”、拓展第三方资产管理市场服务范围，国寿集团成立财富管理独立法人实体。2014年11月，国寿集团下辖的中国人寿资产有限公司、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国寿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特定客户的资产管理业务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独立法人国寿财富管理将着力提升专业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置客户利益于首位，建成专业优良、诚信合规、运作稳健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也是中国人寿实现转型升级、建设现代综合性金融保险集团的战略需要，更是中国人寿参与社会财富管理、为广大客户和投资者提供更全面金融服务的重要窗口。

银保合作

在国内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的渠道优势和客户优势是发展财富管理的两大优势，所以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寿险公司/集团都大力发展财富管理的“银行整合”模式。作为银保整合模式的典型代表，汇丰集团在进入中国的第一年（2010年），年化保费即达到近亿元，银行整合业务共享度超多80%，品牌优势、产品优势和营销优势是汇丰集团银保整合模式的三大法宝。

中资机构方面，平安寿险的综合金融服务、交银康联的“3601+1银保合作”和农银人寿的客户分层对应以及建信人寿的“建信人寿龙卡”联名卡等银保整合业务当属行业典范。在此，我们以交银康联和农银人寿为例简要介绍如下。

交银康联与交通银行的“1+1”合作模式旨在将银保融合的理念分解细化成多个可操作方案，积极融入交行财富管理体系，化解客户财富风险，发挥保险保障在财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即将上述理念贯彻到交通银行的前中后台各个模块，在不断地联动协作中逐步将保险理念、产品、销售和服务“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目行财富管理体系，主要表现有五：

其一，“干部1+1”，充分发挥银行干部的协同能力和保险干部的营销能力。进一步，自2014年起，澳方股东与交银康联建立为期三年的领导力培训合作计划，首批已有25人赴澳总部完成培训。

其二，“培训1+1”，将“交行理财经理+交银康联客户经理”组成1+1训练小组联动培训，提升公司协作服务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2012年末至今，参训人数已超过3000人次。

其三，“产品1+1”，交银康联人寿根据交银客户生命周期设计了全周期的产品线，全面融入目行零售产品体系。

其四，“营销1+1”，合作举办高峰论坛、社区行、线上线下渠道融合等活动，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营销服务联动机制。

此外，交银康联经营版图已从上海逐步辐射至全国，建立了银保、电销、顾问行销渠道，形成了完成的“交银保障”产品线，并在2014年构建了“交银康联人寿――您的健康管家”增值服务体系。未来，交银康联还将积极打造以财富管理为特点的新直销渠道，即通过“跨界”，在大金融的格局下，依托交通银行集团化优势，不仅销售保险产品，还在合规的前提下销售资管类产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客户进行资产配置方案的设计。

农银人寿的财富管理业务依托农行私人银行、财富中心和理财中心的中高端客户资源，为客户提供保险保障、疾病医疗、养老规划、子女教育和财富管理等中长期的保险产品，并提供个性、专业、定制的保险服务。产品开发设计方面，财富管理业务紧跟市场、贴近客户，满足中高端客户在家庭保障、子女教育、养老规划以及财富管理等方面的需求。通过在产品形态、保险责任、免责条款上的创新，在产品定价、投保规则、增值服务上做文章，做到市场同类产品中“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人优我全”。借助公司的产品开发实力，以及与再保公司、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深度合作，实现对不同层次客户在保障额度、投保流程、服务品质上的差异。

服务体系方面，财富管理业务紧紧围绕“保险业务”核心，通过“服务需求差异化管理、服务体验全程化管理、服务内容多样化管理、服务团队精英化管理以及行司联动资源深度整合”，使得客户拥有保险即拥有服务，买保险就是买服务，并将农行成熟的客户服务资源与农银人寿的保险客户服务资源深度整合，使客户享受到农行“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体验。

机构设置

68家寿险公司中有3家设立资产管理部（中心），5家设置财富管理部门（中心），表面上并无实质区别，本质而言，新华保险财富管理部和生命人寿的凤凰理财中心是以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兼顾机构设置功能；而阳光保险财富管理中心和太平人寿的财富管理部则是以机构设置为导向，兼顾人才培养功能。

新华保险财富管理部旨在与银行、证券以及非金融机构合作，为中高端客户量身打造全方位的家庭理财与安全规划，将其独立于已有的个、团、银三大销售渠道，成为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独立运作，目标是打造一支保险公司当中 “高忠诚度”、“高素质”、“高绩效”的三高精英销售团队。自2010年以来，新华人寿财富管理部的销售业绩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与保险营销员渠道联手“做掉”银保渠道的销售份额。

凤凰理财中心是生命人寿在中国保监会“以创新谋发展”的规划指引下成立的国内第一家寿险营销创新机构，采用员工制的营销体制，以精英制标准（理财规划师持证率）搭建营销管理区的架构；通过公司客户资源名单获取及特定关系人协助促成的销售模式创新，建立持续稳定的高绩效业务平台；通过百元标保获取成本的费用包干制，降低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依据中心支公司架构设置以财富管理中心的形式探索中心城市营销未来发展之路的营销创新项目。

中心以“体制更顺、管控更严、素质更高、队伍更稳”为宗旨，成立寿险营销创新机构――凤凰理财中心。中心拥有一支高学历、持双证的综合金融服务团队，创新市场开拓模式，融合关系营销、交叉营销和渠道整合营销等多种国内外一流技术占领市场。用兼具“保值、保赚、保障”的新型保额分红产品为广大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理财规划服务。此外，中心坚持“以创新谋发展，向改革要效益”，努力成为国内寿险市场与国际接轨的领跑者，引领国内寿险变革。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团队，打造一体化销售平台，为每一位客户提供贴身的一站式金融理财服务。

太平洋保险的金玉兰财富管理计划是以人才建设为导向的财富管理业务又一案例。以和而不同追求卓越的核心理念，培养专属服务于中高端客户的理财规划师。目前正在建立一支高学历、年轻化、扁平化的精英团队，通过基础财务规划、投资策划、保险及退休策划、税务及遗产策划、高级财务策划、社会保障等培训课程，着重培训客户生命周期管理中各个阶段客户特征识别标准、目标客户群体需求分析和解决方案、如何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积极为公司创造价值

太平人寿财富管理部则定向开发中高端人群，深度发掘并满足中高端客户风险保障管理及理财规划需求，提供高端人身、医疗、健康、教育、养老、理财、家财险等全方位综合金融理财服务，进行大额保单的深度开发和销售及保单的售后服务。成立于2012年的阳光财富管理中心，隶属于阳光保险集团旗下，专注于为研究金融市场发展趋势与高净值客户服务需求，为集团的高净值客户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规划与高端个性化定制服务的咨询中心。借助集团强有力地支持，我们为客户提供资产配置建议、高端的保险规划、养生医疗、海外移民等一系列咨询与推荐的增值服务，让客户在成功之余尽情的享受幸福美好生活。

品牌产品

全样本的68家寿险机构中有6家在其产品分类中明确表明有与财富传承或家庭收入保障相关的保险产品，如复兴国际的家庭保障/财富规划与传承系列产品、中国光大集团的3G家庭保单和友邦保险的传世经典系列产品等。对于高端人士而言，保险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能使其拥有更多的财富，但是由于保险产品稳健的保值属性、灵活的融资功能以及与生命周期相契合的健康保障，使得保险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把握更加容易，因此，许多保险公司设计了专门针对高净值人士的保险产品，这些产品是专门以高净值个人为目标的复杂的寿险产品以及长期护理险，对于传统保险公司而言，还包括一些大额的保单和创新型产品，如与养老社区挂钩的产品等。

就品牌建设而言，光明财富秉承“诚信理财、客户为先”的经营思路，以满足客户多方面金融需求为愿景，借助便捷的互联网渠道，帮助客户实现财富光明。同时，作为以客户为中心的两家企业，光大永明人寿此次与光大银行共同携手，竭力将“光明财富”打造成优质产品和服务品牌。借助多元化的金融集团平台，光大永明人寿将与集团下属企业光大银行、光大证券等公司开展更多的业务联动，也将联合为光大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一站式”金融理财服务。

异业联盟

寿险公司在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的过程中，除以公司/集团为中心同业拓展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模式外，中英人寿则依靠股东背景资源，于2014年9月成立异业联盟事业部，致力于与各企业建立深层次合作，通过创新型合作方式联合各行业企业对目标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打造包含“饮食健康”、“身体健康”、“生活健康”、“财务健康”四个版块的综合性健康服务平台，开创寿险财富管理异业联盟的先河。各异业联盟将根据各自产品与服务分别从属于四个健康板块，中英人寿与异业联盟合作伙伴将以健康平台为重要载体，实现中英人寿客户与异业联盟企业客户之间的交互，双方客户通过注册健康平台享受异业联盟合作伙伴提供的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实现客户满意度、企业品牌知名度的双重提升。

作为异业联盟的其他两个案例分别是复星保德信的星盟计划和太平人寿江西分公司的“太平树”，前者目标在于打造保险系的电商平台，含服饰美容、教育培训、美食、金融、日常生活、咨询资讯和其他等七大业务板块，通过“联手你我 共赢未来”方式实现平台共同体的“利润提升、互惠互利和全线营销”。2015年2月14日，太平人寿江西分公司与腾讯江西分公司在南昌举行“太平树”资源互惠平台上线会，旨在打造“最具特色和潜力的精品保险公司”，以不断提升卓越客户体验为理念，以双方联合开发的移动客户端APP手机应用软件为载体，通过O2O模式整合太平人寿客户资源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为有优质产品的客户提供高品质的销售渠道，更为客户提供具有卓越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真正实现一对一服务和随时随地的人工智能服务。

结束语

篇（2）

经济发展对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既是理论共识，也为实践所验证。Skipper（1999）对有关经济增长与寿险和非寿险需求关系的文献作了归纳，提出经济增长世界是保险需求最重要的因素。林宝清（1993）、孙祁祥、孙金勇（1997）、肖文和谢文武（2000）、栾存存（2004），Sigma（2005）等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了经济发展对保险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机制时，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保险是一种消费行为；二是居民的风险态度会对保险业发展产生影响。

将保险作为一种消费行为的观点在实证研究中往往是一个默认的前提。在对保险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中，保险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来对待的，保险决策也被作为一种消费决策来进行分析。

居民风险态度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对保险业发展趋势和发展阶段的分析之中。保险业发展的倒U形假说认为，在一定财富水平下，人们的风险态度数与风险偏好型，不会购买保险产品；随着收入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风险态度逐渐转化为风险厌恶型，产生保险需求，并且保险需求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由于财富的增加也带来风险转嫁渠道的增加，保险需求逐步放缓。徐为山、吴坚隽（2006）采用78个国家和地区1991-2003年的人均GDP与人均保费数据进行面板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保险消费倾向呈现“倒U形”分布特征。

但是，从保险业的发展实践来看，一方面，保险业已经突破了消费领域；另一方面，居民风险态度之外的因素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人寿保险及投资连接保险的发展，使得保险已经成为一种投资工具，而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商品。按照Eric Briys对最优保险规模的文献的总结，大量文献在资产组合框架下分析最优保险规模，并认为最优保险规模受潜在损失与背景风险（background risk）的协方差的影响。由于保险业竞争的加剧，保险费中对应风险态度差异的风险费部分已经大幅降低，除企业保险中风险费仍占较高的比重之外，家庭保险、人寿保险中的风险费都几乎可以忽略。

因此，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收入增加促进了保险消费，也不能仅仅以风险态度来解释保险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趋势，而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二、模型构建

保险费可以分解为三部分：

其中， 为预期赔款和给付， A为管理费， R为保险公司作为风险承担者的预期报酬，或称风险费。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以分别从预期赔款和给付、管理费和风险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机制

在大多数对保险业发展的分析中，忽略了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之间的区别，尤其在实证分析中，往往采用同一回归模型分析经济发展对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不同影响。但是，财产险和人寿险的区别是很大的。本文根据财产险和人寿险的不同性质，我们分别构建其模型。

1．财产险保费模型

财产险的涵盖范围较广，通常进一步分为家庭保险和企业保险。无论是家庭保险还是企业保险，都可以概括为对人们非人力财富的保险。对家庭保险而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企业保险而言，我们将民营企业中的财产作为个人的非人力财富，将集体与国有财产作为集体与国家的非人力财富进行处理。

对于保险标的所面临的可保风险，当从整个保险业的角度进行考虑时，整个保险业面临的是保险标的的系统风险，如果不存在大的外部冲击，可以认为这种系统风险的概率分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每一期损失的期望也是近似相等的，即损失等于可保财产的某一比率K。所以，财产保险业的总预期赔款和给付表示为：

其中， K为总预期赔款和给付与可保财产的比率，At 为非人力财富在第t期期初的价值。

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均遵循个人预算恒等式：

At +yt=ct+At+1

其中， yt为第t期的收入， ct为第t期的消费。据此，可将个人生存时非人力财富的动态变化表述为：

不难发现，非人力财富总是由初始财产与当期之前的储蓄累加而成的。为便于分析，不妨将时间无限延伸到过去，则财产是由当期之前无限期界的储蓄累加而成的。据此，财产保险业的总预期赔款和给付进一步表示为：

其中， St为第t 期的储蓄。

可见，当风险的分布不变时，影响保险预期赔款和给付是当期的非人力财富总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财产保险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储蓄，进而改变非人力财富存量实现的。也可以说，财产保险业的预期赔款和给付由一个国家或地区过去的发展路径决定。

2．人寿保险保费模型

人寿险的保单可以视为“生存保险”和“死亡保险”的线性组合，它们的预期给付表示为：

生存保险的预期给付

死亡保险的预期给付

其中，为t 时点的死亡率，为t 时点的贴现因子， 为t 时点发生给付条件时的给付金额。

根据所罗门・许布纳建议的寿险给付计算式 ，寿险的给付取决于未来的收入路径。所以，生存保险的预期给付表示为：

死亡保险的预期给付表示为：

可以发现两点结论：其一，生存保险和死亡保险的预期给付取决于发生给付条件时的给付金额从现在到未来无穷期界的积分，对于生存保险和死亡保险的任意线性组合而言，其预期给付同样取决于给付金额的从现在到未来无穷期界的积分。其二，由于发生给付条件时的给付金额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未来路径，所以，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寿保险业的预期给付的影响是通过对未来收入路径的影响实现的。

3. 不可保风险向可保风险的转化对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不可保风险会向可保风险进行转化。学者们对可保风险的定义是不同的。第一种定义，是可保风险要求风险的发生可以根据统计观察的相关概率进行可靠的估计。第二种定义，是只要针对某种风险的保险合同可以签订，这种风险就是可保风险。第三种定义，是存在较强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风险是不可保风险。无论是按哪一种定义规定的不可保风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会有一部分向可保风险转化。首先，是随着经济发展，保险技术也逐渐提高，一些既无统计数字也无理论分析可能的危险也可以被承保。比如商用通讯卫星保险，在其发展初期，通过估计各个零部件故障发生概率的方式来确定发生损失的概率。可见，保险技术的提高和保险技术的积累会使得原来既无统计数字也无理论分析可能的风险可以采取一些替代方式来进行度量。其次，随着经济发展，原有的一些不具有普遍性的风险会逐渐变得具有普遍性。例如，随着一个产业从萌芽到成熟，生产规模逐步扩大，起初属于各企业特有的风险也会转化为整个行业的普遍风险。比如计算机病毒所造成的损失，在初期是孤立的风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计算机在生产中的使用普遍化，计算机病毒造成的损失也就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风险。再次，随着经济发展，对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也逐渐发展。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各类人群的健康情况可以积累更翔实的数据，从而在保户投保人寿保险时将高风险的保户区分出来。

（二）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管理费和风险费的影响

1．随着经济发展，保险管理费会有所降低

保险管理费指在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保险公司的日常运营经费。尽管保险管理费在商务保险之中的比重可能较低，但是在家庭保险中的比重则是不能忽略的。传统上认为总保费的1/3用于管理费是正常的，因此，当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管理费产生较大的影响时，也会对保险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随着保险业发展，保险公司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对既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预期赔款和给付的规模是既定的，如果保险公司通过降低保费进行竞争，就只能通过降低管理费和保险费来实现。对于家庭保险而言，保险费的比例是很低的，降低保费的渠道只有压缩管理费。

经济发展使得管理费的压缩成为可能。首先，经济发展降低了厘定保费的费用。由于各保险标的风险状况存在差异，为了避免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行为的存在，就需要对各保险标的风险状况进行区分，并实行差别的保费费率。随着经济发展，保险标的的范数量增加，每一类风险状况的保险标的都拥有一定的规模，这就使得对一些保险标的的费率厘定可以有直接或间接的参照，从而降低保险管理费中厘定费率的部分。其次，随着经济发展，一张保险合同中承保了更多的风险，从而降低了管理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通常较窄，针对专门的保险公司占有较大比重，承保人需要一系列的保险合同来承包面临的所有风险。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一家公司可以为承保人提供“综合的”或“多重危险”的保险合约，将曾经被认为是互相独立的险种集合起来，而不是分散到经营这些相互独立险种的专业保险公司之中。这种在同一张保单中承保尽可能多风险的方式可能会减少保费的等级，但在降低管理费方面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2．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风险态度也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风险费的变化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人们的风险态度也不同。保险和赌博这两种倾向常常并存在同一个经济个体之上，即“弗里德曼――萨维奇之谜”。对此的解释很多，如弗里德曼提出的非单调效用函数、卡曼尼和特维斯基的“期望理论”、等级依赖效用等等，但是，对于面临损失的风险越大，就越倾向于保险这一点仍然是比较一致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面临损失的绝对量也在增加，这就促使人们对保险更加偏好，也愿意提供更高的风险费。

（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机会成本

保险并非唯一的风险控制方式，风险管理一般要经过风险辨识、风险评估、风险防范的过程，一般而言，人们通过规避风险源头、自留风险、转移风险（包括保险）等方式来对风险进行管理与控制，保险产品也面临着其他风险控制方式的竞争。

不同的风险控制方式有着不同的成本，这些成本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使得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这些风险控制手段得到的应用程度不同。以对风险源头进行规避为例，为规避风险，就要对风险进行识别，对引起风险的条件进行控制。然而，风险的识别要求获取关于风险的信息，信息的取得又是需要成本的。可以说，任何风险管理的措施都会对应着一定的要素投入，这些要素投入在其他生产过程中能够带来的产出就是获取风险信息所支付的机会成本。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单位时间的平均产出较少，将时间、精力用于风险识别和风险源头控制的机会成本也较低，这时控制风险源头，减少风险的手段更富有竞争力。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单位时间的平均产出也随之增加，将时间、精力用于风险识别和风险源头控制的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加。此时，在减少风险和对风险进行保险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控制风险源头这一手段的竞争力将下降，保险这一手段的竞争力将上升。

三、模型检验

根据上述模型，经济发展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对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对管理费的影响、对风险费的影响，以及对其他风险管理工具机会成本的影响来实现的。其中，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通常占保费的2/3左右，因此，经济发展对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是经济发展对保险发展的主要影响机制。并且，预期赔款和给付的模型显示出财产保险保费对总资本的关联，以及人寿保险保费对经济发展路径的关联。为检验上述模型，本文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时序数据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截面数据进行检验。

1．财险保费模型的实证检验

根据上文的财产险保费模型，财产保险业的总保费收入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过去的收入路径，或者是当前的非人力财富。我们采用后一个结论，即财产险保费和非人力财富存在强相关。

我们已当前的资本存量来近似代表当前的非人力财富。对于1997―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流量数据，根据永续盘存法，以公式

来计算资本存量。其中，K和I分别为资本存量与固定资产投资，为资本折旧率，假定为3%，基期年的资本存量以下式计算：

其中，g为样本期投资的年均增长率。

根据所得数据，做1997-2006年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的散点图如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这一散点图可以直观看出，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本文进一步以2005年各省、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保险业发展截面数据进行检验，仍以公式：

计算各地区的资本存量，其中，g为1996-2006年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

仅考虑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列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y1为财产保险保费收入，χ1为资本存量。回归结果如下：

（0.14）（16.45）

R2=0.91，F=270.62

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ADF=-11.6，在1%的水平显著。

因此，可以认定在截面数据中，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2005年各省、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财产险保费与资本存量散点图如上：

这一散点图更加直观的显示出财产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2．人寿保险保费模型的实证检验

根据上文的人寿保险保费模型，人寿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取决于未来的收入路径。对于一个收入路径而言，只要知道了初始的收入和各期收入的变化，就可以得出未来收入路径的整个序列。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为未来收入路径的估计是通过预期来实现的。人们采取的预期形式，可能是简单的外推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等。我们采用理性预期的观点，认为预期值与实际值的差异是期望为零的随机变量，用下一期的实际经济增长作为这一期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若将这一趋势外推，则下一期的实际经济增长就反映了收入增长的路径。应该说，这种用经济增长来描述经济增长路径的方法只是对未来经济增长路径的一种近似。

本文只对1997-2006年的保险业数据进行分析，做1997-2006年全国人寿保险保费收入与下期经济增长额的散点图如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这一散点图可以直观看出，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下期经济增长额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本文进一步以2005年各省、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保险业发展截面数据进行检验，考虑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下期经济增长额之间的关系，列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y2为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为下期经济增长额。回归结果如下：

（0.96）（7.40）

R2=0.62，F=54.79

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ADF=-8.45，在1%的水平显著。

考虑到北京2005年中意保险的大单因素，去除北京市的样本，回归结果如下：

（1.03）（15.96）

R2=0.89，F=254.68

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ADF=-6.37，在1%的水平显著。

因此，可以认定在截面数据中，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下期经济增长额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2005年各省、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人身险保费与下期经济增长额散点图如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这一散点图更加直观的显示出人身险保费与下期经济增长额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也暗示了人身险保费与经济发展路径之间的正向关联。

四、结论

篇（3）

保险是构建个人理财规划的基础配置

首先，从实务角度而言，理财规划就是对人的一生的现金流量和风险的管理。说到底，还是对人的一生的财务风险的管理，因为通过消费和投资对现金流量进行调控，还是要规避人的一生的居住、子女教育以及养老等可能产生的风险。而保险，作为管理风险的基本产品，在理财规划中的作用可想而知。从理财规划的定义或者说是基本作用，可以看出保险在理财规划中的重要性。

其次，根据家庭理财金字塔的原理，理财规划应先搭建一个稳健的基座，再逐步增加高收益产品。金字塔的底部是面积最大，也是最稳健的一层，是构建理财规划的基石。通常来说，这一层的配置标的是风险较小的理财产品，包括储蓄、保险、国债等。保险之所以位于基础层级中，是因为它具有管理家庭财务风险的基础功能。但这种功能却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因为人类先天就存在“短视”与“自大”的基因。千万注意，如果没有保险，就等于缺少坚实的底座，家庭的财富金字塔就很容易倒塌。理财金字塔模型也说明了保险对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不可或缺。

再次，从收入分配的4321经验法则来看，人的可支配收入的10%需要进行保险支出。这是目前国际保险业界的公认标准。

最后，从理财规划的角度看，人生的5张保单是必需的，他们分别是买给父母、配偶、子女、房子，以及自己。用自己一定的财务资源，去规避亲人和财产的风险，是每个成熟家庭必须考虑的。

保险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理财规划的启蒙

理财规划思想早在欧洲的私人银行就有所体现，但一般认为现财规划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保险业。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将要走的道路，而且现在已初露端倪。

1929―1933年美国股票的暴跌引发了经济大萧条，使人们普遍丧失对银行和券商的信任，经济危机又使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加深，由于保险的稳定器功能及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其地位空前提升，部分保险人为了更好地推动业务，开始对客户进行一些简单的个人生活规划和综合资产配置咨询，这部分保险人就是今天美国理财规划师的前身。之后，因为理财规划成为推销各种金融产品的外衣，理财规划师也曾遭遇低潮。1969年12月，为推动理财规划行业的健康发展，包括保险人在内的13位金融专业人士，提出了“关注客户目标比关注单一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服务理念，开始推广“理财规划”的概念和方法。随后，即1970年，首家金融理财专业协会IAFP宣告成立。自此，理财规划作为一门独立职业在美国迅速发展，1990年以后开始全球化。

可见，保险业是激发真正的理财规划的最肥沃的土壤，期待每一位保险从业者，开始运用理财的思维来推广保单，当然，一定是适合客户的保单。否则，我们还难以称为一个理财顾问。

把握保险理财的黄金发展期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保险密度为1766.49元/人（折合271.77美元/人），同比增长19.44%；保险深度为3.59%，同比增长0.41个百分点。而同期，全球市场保险密度为662美元，其中，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保险密度约4000美元/人，我国与其相比相差10多倍。全球保险深度为6.2%，其中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平均保险深度在10%左右，我国与其差距非常明显。

据国内某商业银行对中国1000个家庭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中国家庭财富健康参考指数为58.12，表明目前中国家庭财富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其家庭金融资产分布无法与个人生命周期、家庭财务状况和宏观经济变化趋势相匹配，财富结构亟待优化。其中，保险产品的配置被严重忽略，66%的家庭对保险产品的配置比例不足10%。

篇（4）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核心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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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核心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篇（6）

一般来说，资产保全的概念就是让企业主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保值增值，而资产传承的含义不仅仅是企业主本人财富保值增值，而且按照这种方式一辈一辈地传下去，成就一个富贵的家族。这就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并配备强大的工具才行。我们举例说明。某企业主王女士56岁，在准备将自己的企业逐步交付给儿子经营之际，为自己投保了一份两全人寿保险，年缴保费200万元，五年缴费，累积缴费1千万元。到98岁满期给付1000万元+累计分红2400万元+累计生存保险金993万元。共计可获得收益4393万元（以上是保险公司给客户提供的利益演示表上的数据）。列表显示，这款人寿保险保单具有储蓄功能，可以使该客户为自己积攒一些养老金。现在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就为这么一点苍头小利这位企业家还要投以重金购买？我们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来说明人们投保保险的目的的不同。贝克汉姆出战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为自己的黄金双脚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保额高达3100万英镑，约合3.4亿元人民币，他的保单和一个普通客户投保一份保额为2万的意外伤害保险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保单上的保险责任是，如果因意外事故造成双脚伤害（贝克汉姆是限制在比赛中因意外事故造成双脚伤害），保险公司按保单上的保额给以理赔。就是说保险公司给付了理赔金后，保险责任就已经完成了。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普通客户保2万的目的是万一伤了双脚，保险公司要赔偿2万元治双脚，他投保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医疗费；而贝克汉姆是双脚伤了要保险公司理赔3.4个亿。至于治不治双脚，怎样治疗等等就统统和保险公司无关了。很明显，他投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双脚，也不是获得医疗费，而是为了钱。仅仅只是保额上的差别，就造成了保单功能的巨大差别。同理，企业家要的也绝不是他购买的这份保单所带来的这一点点红利，而是保单账户的强大功能。企业主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恰当的运用这些功能，可以大大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一、人寿保险的第一大功能：私人银行

我们都知道，银行为企业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就是提供贷款。本案例就是利用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一家专为本企业服务的专用银行，这家私人银行可以为本企业提供如下支持。

1.终身贷款。从保单生效之日开始，直到98岁，可贷款期间为42年。缴费期满后贷款额度在本金的40-70%之间，也就是400-700万，额度从低到高呈不断上涨趋势。

2.低息贷款。按银行同期6个月贷款利率略有浮动，而不是按42年的期间核定利率。

3.无条件贷款。贷款的期限和利率等都是保险合同里规定的，所以是无条件的。

4.救命贷款。这家私人银行所提供的贷款与银行提供的贷款有根本性质的不同。银行贷款用的是银行的钱，企业经营情况好的时候可以正常提供，一旦形势不妙最先撤梯的就是银行；而这家私人银行的贷款不同，钱是自己家的，正常的时候和银行贷款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当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贷款全部撤离了，只有这家私人银行的贷款是永远不会撤的，他会和企业同生死共患难，是可以真正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那种。

总之，根据企业获得周转资金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企业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贷款，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时只好借高利贷，在解决了资金周转问题的同时，也给企业戴上了一条沉重的枷锁，这一类企业最不稳定，风险也最大；第二类企业能够获得银行的支持，可以正常经营；第三类企业不仅有银行的支持，还有自己的私人银行做后盾，是最稳健的一种。

二、人寿保险的第二大功能：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属于非金融机构，具有借款担保、票据证券担保和交易履约担保等功能。在上面的例子中，当王女士的保单生效后就有了此项功能。缴费期满后即可提供1千万元的担保，随着保单价值的提高还可以不断增加担保的额度。它可以为企业增加投资渠道，拓宽财路；可以增加企业的信誉度，使经营更加稳健；企业危难之时可抵押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为什么大额人寿保单能够成为为企业主公认的资信呢？首先，大额人寿保单的客户一般都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大型保险公司；其次，人寿保险公司对于大额的人寿保单的审核都比较谨慎，比如，高保障型的人寿保单通常体检会比较严格，高保额的人寿保单的契约调查很严。能够拥有高额人寿保单的客户应该就是三证齐全了：医院的健康诊断书、诚信评估机构的品牌证书和代表责任和价值的爱心证书。

用人寿保单所做的担保或抵押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他不需要反担保，风险是最低的。第二，也是他最奇妙的地方是：可分可合、可攻可守，分散风险、化解危机。

人寿保单都可以担保什么呢？第一就是保企业。在企业正常经营的时候，人寿保单可以增加企业的信誉度，使企业的经营更加稳健；如果感到前景不好随时可以出手的，小到一个门头的出兑、出卖，大到集团公司的兼并、重组，只要钱给到位了就行，但是人寿保单作为核心资产应当是永久保留的。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核心资产就是保险，核心的核心是再保险。第二就是保被保险人自己，只要保单价值足够大，无论发生什么风险都可以保证被保险人和他的家人荣华富贵。

三、人寿保险的第三大功能：现金工厂

老板是保单的被保险人，员工是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团队的投资专家，一般都是国际一流的投资高手。经营管理由保险公司负责，按法律规定所赚得的利润至少70%归被保险人所有。产品是免税保值的专属货币（真金白银）。经营模式是年复利滚动增长，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后，创造大量的免税现金。

但是这种复利大部分客户是拿不到的，为什么呢？复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有两个：一是雪球要足够大；二是时间要足够长。首先这里就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保费足够多、雪球足够大才能称之为钱工厂，复利对于路边卖茶蛋的小摊就没有很大的利益。其次这个现金企业和我们正常公司的经营不同，使的是两路劲，公司经营赚的是快钱，钱来的快，走的也快，这个钱工厂经营的是慢钱，是先慢后快，赚的是很长时间以后才用的钱，比如养老的钱。本案是按3%复利演示的，投入的是一千万资金，产出的是四千四百万的利润，有的保险公司的红利演示表是按6%进行演示的，产出的就是几个亿的利润。

这家现金工厂的成果是免税倍增的。其现金的计算方法与普通账户的计算方法不同：本账户的1元收益相当于普通账户中的2元。因为无论是遗产税法还是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都是超额累进税制，在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中，超过10万元以上的部分税率是45%，在个人所得税率表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事业单位的承保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中，超过5万元的部分税率是35%，在遗产税草案中，超过1千万以上部分税率是50%。如果按照遗产税法，本账户中的4500万元的价值就差不多相当于其他方式所得9000万元的价值，这就是人寿保单账户和其他账户的根本区别。

同样的保单在普通客户手里就是个存折，可是在一个大企业家手里他就成了一家金融企业的营业执照，保单虽然是在我们自己手里，可是保单里的钱可是一点儿也没闲着，在保险公司为我们雇用的专家团队手里运作着。

四、人寿保险的第四大功能：防火墙

防火墙功能是人寿保险保单最基本的功能，这个防火墙有以下作用。

1.免税功能。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保险收益金免税。因为保险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保险是经济的稳定器和助推器。遇到重大灾害，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以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

2.避债功能。人寿保险体现的是生命的价值，是不能用于还债的。我们再从法律角度看，我国大陆居民的私人财产有5种：不动产、动产储蓄、投资及其收益、继承权。这些财产都小于债权，一旦欠债，所有这些财产就都是还债的材料，在这里唯一大于债权的是保单的受益权。因此，也有人说寿险保单是财富的天然守门员。而在我国60多家人寿保险公司的几千个险种当中，具有避债功能的险种并不多，只有选对险种才能避债。

3.防受益人。前面第二项功能中，用保单做抵押担保最安全，因为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如用诸如房屋、股票、黄金、古董等恐有节外生枝，被牵制裹挟之忧可能还需要反担保。

投入防火墙资金的比例应当是多少呢？投入企业主个人人寿保险的钱，比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高就削弱了投资的力度，太低则起不到防御的作用，一般为占总资产的10-20%。

五、人寿保险的第五大功能：身价单

1.从企业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企业的价值和企业家的价值是不同的

企业的价值和企业家的价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在一个健康的、稳定经营的企业中，企业价值和企业家价值这两者的比例一定是平衡的。一个值钱的企业家领导的不值钱企业可以打败一个不值钱的企业家领导的值钱企业，一个一流的企业家率领的三流企业可以打败一个三流的企业家率领的一流企业。企业的价值是用货币来衡量的，可以是港币、人民币或者是美元等，而作为企业家借助了人寿保险这个金融工具，能够把这种强大的金融工具成功地运用到企业的经营中。

2.从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家庭的核心资产是人寿保单，而不是那些个消费品、日用品和现金。如果把日用品、消费品和现金等都看成是财富，人寿保单就是财富的来源之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成为家庭财富的最主要来源。

3.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有的人是资产，有的人就是负债。人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当人和财富合二而一的时候，人本身就是资产，就是财富。如果利用人寿保单把所有的家庭成员都都变成了资产，而且是优良资产，那这个家庭从此就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繁衍出一个强大的家族。

六、人寿保险的第六大功能：战略金库

篇（7）

几大金融机构分享财管盛宴

我国的各类财富管理机构正在逐步构建出一个层次分明的财富管理行业。未来将形成一批客户定位清晰、管理资产规模庞大、国际化的大型财富管理机构及一批走精品化路线的中小型财富管理机构。

各大金融机构针对的目标客户其实并不相同，其所占市场份额也大小不一。投中数据显示，我国金融财富持续积累，截至2015年末，我国个人可投资财产已经超过100万亿元，而且2016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在我国居民资产配置当中，存款占比为40%，房地产占比约35%，其他如股票投资、债券投资总额相加不足20%，体现出我国民众投资理念仍较为保守务实。

随着“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理念逐步被大众接受，以及我国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人群规模的不断扩大，财富管理已逐渐成为国内各金融机构业务转型升级争夺的焦点。公开数据显示，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6个省市的高净值人群已经覆盖了全国高净值人口总数的55%，财富人口的集聚与人均GDP或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具有紧密的联系。

“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仍然是银行理财业务”，投中集团分析师张祥向《经济》记者分析称，“因为具有传统商业银行背景而占有大量客户群体，银行可以自然延伸到财富管理领域，因此，传统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财富管理业务的主力军。”

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也显示，当前银行理财规模稳居财富管理行业首位，且已进入规模稳步提升的通道。2015年我国银行理财规模已突破20万亿元，预计在2016年，银行理财规模将超过23万亿元。

排在第二位的是市场信托公司，其以信托财产的多元化及可投资领域的多元化而受欢迎。《经济》记者从银监会网站获悉，信托总财富管理规模已超过15.62万亿元，其主要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央企信托、银行信托及地方信托。

公募及私募基金公司紧随其后，总规模接近11万亿元。张祥表示，其中，公募基金管理资产总额约7万亿元，私募基金管理资产总额约4万亿元。在2007年股市快速上行的带动下，我国基金规模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基金的投资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对冲、量化等新的投资品种上，基金总体规模得到有效增长。此外，以余额宝为主的互联网基金的诞生，开启了“互联网+基金”模式，也意味着基金公司未来打破传统瓶颈，跨入了新的时代。

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区域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陆岷峰也向《经济》记者介绍称，第三方财富机构经历了从无到有、迅速崛起的过程。“目前，其财富管理机构总数量已超过万家，成为财富管理行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可否认，国内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市场份额依然较小，投中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方财富管理总资产约为4.68万亿元，占整个财富管理的市场份额约为5%。”

同时，保险公司拥有巨量资产，因而没人会怀疑其介入财富管理业务的能力。《经济》记者从保监会获悉，保险机构资产总额已经超过12.36万亿元，按规定其2016年可用于权益类资产投资的金额约为3.71万亿元。

“这全要归功于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保费高速增长，保险行业资产管理规模稳定增长”，陆岷峰说，目前保险类机构主要投资的项目有债券、股票和基金。“其一般将总资产的20%-30%用于存款、30%-40%用于债券、10%-20%用于股票和基金。保险类机构主要有两大优势，分别为背靠保险母公司自有资金充足和投资领域广泛。”

银行霸主地位受挑战

随着央行先后开启降准、降息的闸门，银行在财富管理行业的绝对垄断地位将成明日黄花。随着利率的逐步下降，未来银行理财的扩张规模将会受限，银行理财近三年的收益率已呈现下降趋势，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底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5.68%，2016年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或将逐步降到4%以下。

同时，银行还在被动承受着来自不同财富管理机构的冲击和挑战。由于银行理财业务还停留在金融产品代销的初级阶段，并不能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在银行无法拿出更新的经营模式及政略之前，其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或还将面临诸多瓶颈。

业内有批评声音称，目前国内绝大部分银行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财富管理的含义，有些银行人士甚至认为财富管理只是对高净值个人高息揽储的一种方式。另外，银行将销售自身理财产品以及基金、证券、信托、私募等投资机构理财产品看作是一种通道业务而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银行将该业务一股脑地甩给了其子公司。这些做法都使得原本属于银行的财富管理份额正在被不断蚕食。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此并不十分认同，他向《经济》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很多银行都是通过子公司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的，这在国际上是普遍做法，也已经比较成熟，没有什么不妥。”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也不认同外界对银行的批评声音，他表示，我国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实际上正普遍处于较为宽松的利好环境中。“目前，银行理财产品既不受基金法的约束，也不受信托法的约束，只受部门法规的约束，这实际上是中国商业银行独特的一个创新，是我国银行业实现综合化经营的独特方式。”

殷剑峰称，从2004年中国商业银行推出第一只理财产品，中国银行业的财富管理经历了12个年头。“总结而言，财富管理的发展背后有两个根本的动力。其一是银行业规避管制的动力，包括规避存款利率的管制、规避贷存比的管制等。其二是中国商业银行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通过创新来进行综合化经营的动力。”

未来我国银行在管理子公司时，要逐渐变得能放能收才好，可以通过人事管理、激励机制、业务流程设计、信息系统设计等机制，让银行资管能够在银行业务的板块和条线中进行运作，实现协同效应，这样银行财富管理业务便可有更大发展。

但不可否认的是，财富管理行业的多巨头格局已经形成，未来等待银行的绝不会是一马平川的坦途。海通证券非银行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孙婷向《经济》记者评论称，“未来，商业银行将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建立基于财富管理的核心竞争力，这需要银行增强资管能力、服务能力、产品融合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

孙婷表示，银行在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时，服务能力还有待提高。财富管理应是为个人和家庭提供财富解决方案，这完全不同于银行目前售卖的理财产品，或其他金融产品的销售。“为了提高财富管理业务的服务能力，商业银行需要对现有的投资产品、服务产品和流程做非常大的整合，这些整合甚至需要涉及跨界融合，才能够真正形成基于财富管理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

孙婷表示，商业银行如何塑造基于财富管理视角的核心竞争力，是财富管理业务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商业银行能够尽快增强自身竞争能力，那么银行一定在财富管理行业能找到对抗其他财富管理机构挑战的方法。

财富管理面临多元发展

第三方财富公司等各类机构，正在不断尝试加速金融创新以满足各类投资者日渐复杂化、多元化的需求。

鹏华基金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伍旋向《经济》记者表示，目前来看，我国财富管理基础产品的结构尚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公募基金资产整体较为单一，约有一半都为货币基金，其余多为股票和混合型基金，债券基金和对资产配置全球化有重要意义的QDII基金的占比也很小；投向非标的产品受刚性兑付的影响，尚未形成合理的风险收益预期。”

随着基金法的不断完善，基金专项资产管理子公司业务热情已被点燃，继银行之后，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相继进入公募资管行业，资管市场进一步放开，充分竞争格局已然形成，各类财富管理机构正逐步向着多元化发展。

在讨论如何多远化时，国外的成熟市场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张祥介绍称，作为财富管理的起源地，欧洲也有着较多的金融产品与投资市场，欧洲财富管理市场的主要产品包括，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房地产投资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欧洲许多的机构投资人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中介服务，而许多个人投资者除了直接投资基金产品以外，也通过其他产品间接持有机构投资人的份额。

“在欧洲，各监管机构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和财富管理产品的性质而专门设计了不同的监管指令，总体上实施的是以产品为主的功能监管。”张祥说。

同样，美国可供配置的财富管理标的类别也非常多，除了国债、企业债以及固定收益证券和股票之外，还有对冲基金、期货、期权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美国的财富管理机构则通过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着不同层次客户的理财需求，在促进其国内金融资源有效分配、优化收入结构、增加养老保障水平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张祥表示。

例如，美国对于财富管理行业的准入和产品监管都较为严格。张祥分析称，“从产品方面来看，公募产品和管理机构都受到美国证监会的严格监管，而私募产品的监管侧重于对较大规模管理机构的监管。这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

总而言之，美国财富管理市场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首先是产品丰富，能为其社会行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第二是风险可控。其主要的资产配置策略风险性较高，股票在其中占比最高为33%，其次是保险和养老金储备占比32%。由于其股票市场较成熟，所以市场整体资产流动性较高且风险可控。”张祥表示。

此外，美国财富管理机构类型多样，市场层次较为分明。资产管理公司、传统私人银行、大型券商、中小型独立券商、独立财务顾问及家庭工作室是美国主要的几大类财富管理机构。

“美国财富管理公司的创新意识也较强，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且持续蔓延之时，也没有减慢创新的步伐，反而在考验中逐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张祥认为，“这应该归功于有效的监管。美国非常注重投资者保护，对基金运作施以严格监管，强调建立在托管制度、投资限制和信息披露基础上的投资者保护。这使得其财富管理市场即使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也具备较强的恢复能力。”

陆岷峰也介绍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第三方财富管理占据整个财富管理市场份额的60%以上。在我国台湾、香港等地也占30%左右，所以伴随着我国富裕人群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预计未来发展潜力最大，速度最快的将是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

通过对比国外成熟市场，可以看到我国财富管理市场有着不小的进步空间。但伍旋也表示，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多元化、正规化的进程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已具备了一定规模，财富管理机构类型也在逐渐多元，基础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也有提高，分业监管体系已基本建立，民众的理财意识同样在逐步增强。我国财富管理行业未来可以继续发展壮大基础产品市场，在不放松投资者保护的前提下，拓展各类投资产品的投资范围，适当减小投资限制，为财富管理提供风险收益丰富的配置选择。”

篇（8）

1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1.1风险因素

“无风险，无保险”，风险是保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客观依据。风险具有客观性和发展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风险也在发展，人们在使某些风险损失减少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风险。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创造出了数倍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坏性更大的风险。在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从而使得作为风险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保险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风险和风险的管理方式是共同发展的。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风险的发展，新的风险的发现及解决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带动的人类实践向纵深的发展的同时，也会不断的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1.2财富因素

一国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响保险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险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险的储蓄性决定的。短期内，由于平均消费倾向递减，作为互补的平均储蓄倾向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递增。按照Kuznets的实证研究，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是恒定的，但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储蓄总量也在增加。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决定了保险的需求会随着人们的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险的保障性质决定的。对于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可以运用效用理论。面对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问题，可以将期望值看作一个经济项目的价值，这就是期望值原则。无论面对怎样的随机损失X，付出数额E(X)就不会感到有差异。但多数决策者并不按照这一原则，初始财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保险需求的财富弹性是指，个人财富的变动率所引起的保险需求的变动率。“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国家都沿着一条共同的发展道路前进，就可以从研究中得出一条合理的结论，即保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国民收入的一定增长会产生保费收入的更大规模的增长。

1.3人口结构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也会使社会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寿险产品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使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也使人们的期望寿命增长，对寿险作为储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强烈。另外，长寿意味着寿险价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龄的人的分布情况，以及与此对应的财富的分布状况，是影响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与人寿保险的关系更为密切。

此外，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有稳步增长的趋势。养老保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们超长存活而无经济来源。因此，平均寿命的增长也促进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我国较高的少年儿童赡养率，对寿险构成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我国正在增加的老年赡养率，也将使我国寿险业受益。

1.4意识水平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口迁移的频繁，传统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对外开放以后，经济发达国家一些进步、文明观念的引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变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险，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将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所接受。随着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相应的教育投资也越来越大，这其中包括对保险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学转化为更广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重要环节，这样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1.5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诸如储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而不是发展的原因。从根本上看，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发展就不会出现。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为此，需要设计某些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地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这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对保险产生相当的影响。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会扩大总需求，从而加大保险需求，反之，减少保险需求。如果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货币需要大于货币供给，可能因而减少保险的购买；反之，则增加保险的购买。

2我国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我们仅从经济产出的总量上来分析对保险消费的影响，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变量来代表经济增长。这里运用简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简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关系，因为某一变量的变动与另一个变量密切相关并不一定说明一个是因，另一个是果，如果变量的变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那么这种分析的效果必然会减弱。结构模型根据变量之间联系方式，找出他们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选择简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说明：第一，如果经济的增长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税收制度等不变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并且这种作用是直接的。这样包含国民生产总值和保险消费变量的简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货币因素影响的非均衡的增长，则为了使经济回到均衡点，政府会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消费增加储蓄。一方面实际的传导机制或者还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传导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会受到限制，使结构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鉴于以上的两点分析，我们这里选择简化式的模型（见附图）。

我国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大致呈现一致性，说明国民收入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的保险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其中有许多的因素。例如，保险产品替代品的价格、体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将运用如下的模型进行分析，

InY=?琢1+?琢21nX+?着

Y:保费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琢1，?琢2：回归系数；?着：随机干扰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0.0000)

F=1160.374

R2为0.983，调整的R2为0.982

可见，该模型能够很好的通过各种检验，反映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常数值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对上式求导，dY/Y=1.765dx/X，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实际的保费收入预期会增加1.765%。这里的收入弹性是总体的弹性，包括寿险与非寿险之和。与寿险业相比较，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相对发展稳定。

如果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趋向于更加的风险规避，即前文中我们的效用函数的选择是合理的，那么我国寿险业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就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同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非寿险业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该模型也能够很好地通过各种检验。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大致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结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国际范围内的非寿险收入弹性，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非寿险收入弹性分别为1.14和1.75。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介于二者之间，大致有两种原因：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使风险因素和风险事故增加，促进了对保险这种风险分担机制的依赖。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国的非寿险的收入弹性。实际上，在非寿险业务的内部，各种不同的产品对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影响寿险业发展因素多于非寿险业的，所以使寿险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我国的寿险业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为：

1nY=-25.690+2.891nX

Y：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这个模型的统计检验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够较好的反映二者的关系。我国寿险业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2.89，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为，第一，人们随着财富的增加风险态度趋于更加的风险厌恶；第二，市场利率风险使人们选择了相对稳定的保险这种储蓄方式；第三，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场中介问题）以及保险人对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样本数据较少，存在高估寿险业收入弹性的可能。

可见，无论寿险业还是非寿险业，都与国民生产总值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保险业高速增长的基础，这为实际业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孙祁祥,孙金勇.保险需求因素分析——兼论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在需求因素[J].改革,1997

2卓志.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1(5)

3邹薇.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篇（9）

1 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1.1 风险因素

“无风险，无保险”，风险是保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客观依据。风险具有客观性和发展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风险也在发展，人们在使某些风险损失减少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风险。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创造出了数倍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坏性更大的风险。在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从而使得作为风险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保险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风险和风险的管理方式是共同发展的。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风险的发展，新的风险的发现及解决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带动的人类实践向纵深的发展的同时，也会不断的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1.2 财富因素

一国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响保险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险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险的储蓄性决定的。短期内，由于平均消费倾向递减，作为互补的平均储蓄倾向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递增。按照Kuznets的实证研究，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是恒定的，但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储蓄总量也在增加。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决定了保险的需求会随着人们的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险的保障性质决定的。对于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可以运用效用理论。面对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问题，可以将期望值看作一个经济项目的价值，这就是期望值原则。无论面对怎样的随机损失X，付出数额E(X)就不会感到有差异。但多数决策者并不按照这一原则，初始财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保险需求的财富弹性是指，个人财富的变动率所引起的保险需求的变动率。“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国家都沿着一条共同的发展道路前进，就可以从研究中得出一条合理的结论，即保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国民收入的一定增长会产生保费收入的更大规模的增长。

1.3 人口结构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也会使社会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寿险产品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使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也使人们的期望寿命增长，对寿险作为储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强烈。另外，长寿意味着寿险价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龄的人的分布情况，以及与此对应的财富的分布状况，是影响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与人寿保险的关系更为密切。

此外，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有稳步增长的趋势。养老保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们超长存活而无经济来源。因此，平均寿命的增长也促进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我国较高的少年儿童赡养率，对寿险构成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我国正在增加的老年赡养率，也将使我国寿险业受益。

1.4 意识水平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口迁移的频繁，传统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对外开放以后，经济发达国家一些进步、文明观念的引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变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险，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将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所接受。随着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相应的教育投资也越来越大，这其中包括对保险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学转化为更广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重要环节，这样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1.5 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诸如储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而不是发展的原因。从根本上看，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发展就不会出现。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为此，需要设计某些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地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这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对保险产生相当的影响。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会扩大总需求，从而加大保险需求，反之，减少保险需求。如果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货币需要大于货币供给，可能因而减少保险的购买；反之，则增加保险的购买。

2 我国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我们仅从经济产出的总量上来分析对保险消费的影响，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变量来代表经济增长。这里运用简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简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关系，因为某一变量的变动与另一个变量密切相关并不一定说明一个是因，另一个是果，如果变量的变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那么这种分析的效果必然会减弱。结构模型根据变量之间联系方式，找出他们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选择简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说明：第一，如果经济的增长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税收制度等不变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并且这种作用是直接的。这样包含国民生产总值和保险消费变量的简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货币因素影响的非均衡的增长，则为了使经济回到均衡点，政府会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消费增加储蓄。一方面实际的传导机制或者还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传导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会受到限制，使结构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鉴于以上的两点分析，我们这里选择简化式的模型（见附图）。

我国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大致呈现一致性，说明国民收入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的保险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其中有许多的因素。例如，保险产品替代品的价格、体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将运用如下的模型进行分析，

InY=?琢1+?琢21nX+?着

Y:保费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琢1，?琢2：回归系数；?着：随机干扰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 (0.0000)

F=1160.374

R2为0.983，调整的R2为0.982

可见，该模型能够很好的通过各种检验，反映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常数值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对上式求导，dY/Y=1.765dx/X，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实际的保费收入预期会增加1.765%。这里的收入弹性是总体的弹性，包括寿险与非寿险之和。与寿险业相比较，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相对发展稳定。

如果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趋向于更加的风险规避，即前文中我们的效用函数的选择是合理的，那么我国寿险业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就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同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非寿险业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该模型也能够很好地通过各种检验。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大致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结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国际范围内的非寿险收入弹性，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非寿险收入弹性分别为1.14和1.75。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介于二者之间，大致有两种原因：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使风险因素和风险事故增加，促进了对保险这种风险分担机制的依赖。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国的非寿险的收入弹性。实际上，在非寿险业务的内部，各种不同的产品对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影响寿险业发展因素多于非寿险业的，所以使寿险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我国的寿险业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为：

1nY=-25.690+2.891nX

Y：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这个模型的统计检验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够较好的反映二者的关系。我国寿险业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2.89，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为，第一，人们随着财富的增加风险态度趋于更加的风险厌恶；第二，市场利率风险使人们选择了相对稳定的保险这种储蓄方式；第三，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场中介问题）以及保险人对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样本数据较少，存在高估寿险业收入弹性的可能。

可见，无论寿险业还是非寿险业，都与国民生产总值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保险业高速增长的基础，这为实际业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孙祁祥，孙金勇.保险需求因素分析——兼论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在需求因素[J].改革，1997

2 卓志.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J]. 保险研究，2001(5)

3 邹薇.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篇（10）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46-04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针对实物财富或者货币财富进行的分配过程是自然经济规律的客观作用。根据克拉克的思想，劳动、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得到各自贡献的部分，是初次分配过程中经济效率与实现公平的体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主流的分配思想并未考虑公共要素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相应的，也就没有将公共要素的分配计入其中。

一、当前分配问题的研究思路及现状述评

（一）当前分配理论的研究思路

主流经济学对于分配问题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视角。总体而言，收入分配指的是对收入进行的分配，即收入是分配这一活动的标的物。当前关于分配问题的研究主要遵循以下思路，即在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创造出收入以后，就进入了对收入进行分配的过程，以总收入为基础，将分配分为三个层次，即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其中，初次分配以市场为主导，主要注重发挥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即效率问题;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主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解决公平性的问题。这一思路蕴含的基本前提是，三次分配的标的物即总收入，都是由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要素创造的。

图1主流经济学的分配逻辑

（二）研究现状述评

当前国内的研究现状是，对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分配格局问题、多层次的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均等化等方面的关注较多，再分配领域的研究则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为主，这与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有很大相关性。众多研究资料各自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整体上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扩大公平与效率的分歧。现有研究资料显示，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研究者对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取舍都在矛盾中进行，也难以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既符合福利最大化又满足效率最大化的平衡点。初次分配对于效率的客观要求是财富增加的重要动力，而再分配对于公平的价值取向是财富增加的重要条件。“做大蛋糕”与“切蛋糕”孰轻孰重始终是一个待解的难题。第二，缩小分配的标的物范围。当前的分类方式中，初次分配的标的物主要是物质性财富，可以直接用货币进行衡量。再分配的标的物实质上也是物质性财富，只不过是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税收等手段实现。除此之外，还存在多项非物质性财富，对于财富的再创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无法进行货币化衡量，这些并未包含在其中。第三，拉大了不同分配层次的界限。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之间是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界限并不清晰。

基于此，本文认为，全面分析分配问题，合理把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首先需要重新思考总收入的创造过程，除了公认的生产要素以外，还存在哪些有助于增加总收入的要素？如果这些要素参与了收入的生产过程，那么是否又参与了分配过程？ 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影响收入创造的要素，必定影响收入的分配。

二、重构分配逻辑

传统对分配问题的研究主要以消费型（货币型）收入为主，而这类收入又是由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创造的。如果将收入的范围扩大，将公共要素纳入收入的生产函数中，则显然会产生不同的分配逻辑。

（一）关于分配的标的物

1.收入。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一般指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即传统经济学中分配的标的物。对于国家来说，采用的是国民收入的概念，是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在一定时期所创造的价值。对于个体来讲，收入指个人从各种途径所获得的收入的总和，包括工资、租金收入、股利股息及社会福利等所收取得来的收入。该指标是预测个人的消费能力、未来消费者的购买动向及评估经济情况好坏的一个有效指标。在此基础上，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收入分配指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在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割或占有，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经济体制条件下，根据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分配原则和收入分配机制实行的经济运行过程，是社会经济活动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2.收益。收益是一个比收入范围更广的流量概念，是广义的收入。亚当・斯密将“收益”界定为“那部分不侵蚀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即收益是财富的增加;欧文・费雪在《资本与收益的性质》一书中对收益进行了分类，即精神受益、实际收益、货币收益。当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实际收益，即物质财富的增加;林德赫尔将收益解释为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增值，视收益为利息;希克斯则认为收益是在期末、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程度的前提下，一个人可以在该时期消费的最大金额。从汉语语义学上来讲，“益”指好处或利益，与“害”相对。“收益”即得到的好处。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收益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尤其在公共经济活动层面。

3.财富。财富是一个存量概念，是本文所分析的分配的标的物。在许多国家，财富包括对基础服务的享受，如医疗卫生，以及对农作物和家畜的拥有权。财富的定义有很多：色诺芬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诸如马、羊、土地等有实际用处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指出真正的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亚当・斯密将财富既理解为价值即社会财富，又理解为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李嘉图则认为在财富中还含有不是由人力取得的一些物品;马克思将财富理解为社会财富，并将社会财富归结为劳动产品;《辞海》对财富的定义是“具有价值的东西”;《现代经济词典》对财富的定义是“任何有市场价值并且可用来交换货币或商品的东西都可被看作是财富。它包括实物与实物资产、金融资产，以及可以产生收入的个人技能。当这些东西可以在市场上换取商品或货币时，它们被认为是财富。财富可以分成两种主要类型：有形财富，指资本或非人力财富;无形财富，即人力资本”。

综合各个不同的概念，可以将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概括：收入是收益的一个类别;不同类型的收益总和即是财富。

（二）财富分配前提：财富创造

以财富为分配的标的物，是重构分配逻辑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首先分析财富的创造过程，即财富是由哪些因素生产出来的（流程1），再分析财富的分配过程（流程2）。

图2财富分配逻辑图

1.财富：生产、分配与再生产。第一，财富的创造过程。在流程1中，市场性生产要素和公共性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了财富的创造。一般来说，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是生产财富的主要要素，同时，安全、机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政策与制度、合作等也对财富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前者可以概括为能够通过市场交易的市场性生产要素，后者可以概括为公共性生产要素。第二，财富的分配过程。一般来说，凡是影响财富来源的因素，都会影响财富分配。在流程2中，基于公共性生产要素和市场性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过程划分为市场分配和公共分配就成为合理的逻辑。个体通过市场分配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收益，个体通过公共分配的方式索取相应的权益。第三，财富的再创造过程。在流程3中，不管何种形式的财富分配，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新的分配结果来促进财富的进一步生产，即财富的再创造过程。而市场分配与公共分配的结果影响着财富的再创造。

2.公共性生产要素与市场性生产要素。财富是生产要素创造的结果，财富总量的增加是公共性生产要素和市场性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性生产要素丰富而公共性生产要素稀缺，财富总量难以达到最大化;市场性要素稀缺而公共性生产要素丰富，同样不是最优的组合。只有二者以合适的比例组合的时候，才能形成公平的、富有效率的社会。

首先，市场性生产要素。市场性生产要素是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生产要素。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财富是由一系列能够直接生产产品（有形）或服务（无形）的要素在经过合理的组合后创造的，这些要素包括土地、资本、技术、劳动、知识、管理等，可将其统称为资源。资源的所有者在拥有明确产权的前提下，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以获取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得以形成。在此基础上，市场分配的目标是保证个体获得参与市场活动的报酬，以投入获得产出为基本原则，以竞争为基础，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照对财富的贡献度各自获得相应的份额，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利益的分配。

其次，公共性生产要素。除市场性生产要素以外，还存在另一类要素，同样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却被忽略或者说未被纳入生产要素理论中（对于分配的重要性已经有很多论述。但是还没有从生产或者财富创造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这一类要素由公共分配产生，不能通过在市场上进行有价交换以获取私人收益，但是对于个体来说，是有着明确的归属权，与产权意义有所差异的是，此归属权是建立在个体基于公民身份获取的法律权利基础上的。“公共”意味着非排他，即集体成员在相应的范围内共享收益。从国家层面来讲，即是社会公众普遍享有的收益。具体来说，公共性生产要素是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公共资源，是维系经济秩序和社会制度必须具备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公共政策、社会制度等，是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市场性生产要素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不同，公共性生产要素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全社会范围内对个体进行分配，进而构成个体用以创造收入的财富。从分配结果来看，在市场挣得的收入是一种报酬，但不是唯一的报酬。对于很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而言，能否获得创造财富的机会同样是重要的，公共性生产要素则提供了这一机会，这也正是公共分配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财富分配：个体收益、共同收益、公共收益

财富的生产过程是各类生产要素由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其集中的指向是财富的创造;而财富的分配过程则是财富由集中走向分散的过程，分散的指向是不同类型的收益，以促进形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并最终被生产要素所有者投入到财富的再创造过程中。在分配（分散）过程中，经由市场性生产要素和公共性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财富，按照各自的贡献转化为具体的收益，即要素所有者的全部收益是公共分配和收入分配的共同作用。因此，分配的核心正是收益的具体分配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收益既是任何层次分配的起点，也是分配的终点。

基于财富的丰富内涵，以及两种类型生产要素可能产生的财富类型，可以将国民财富分为个体财富、共同财富和公共财富，对财富总量进行的分配进而形成收益，即个体收益、共同收益、公共收益（这一分类的基础是个体的三重身份，即独立人、组织人、社会人，即个体以独立人身份获得个体劳动收益、以组织人身份获得组织收益、以社会人身份获取公共收益），每个类别的收益都是市场分配与公共分配的共同作用，也是由市场性生产要素和公共性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一）个体直接收益

国家或者社会的财富在经过一系列的分配过程之后，一部分转化为个体的直接收益。个体直接收益是指作为独立人的个体所获取的劳动收益，是一种独占性收入，以个体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度为衡量依据所获得的收益，是个体凭借自身具备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能力所实现的货币净流入，是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的收入。如扣除各种税费的工资（纯收入）。

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为个体以贡献度为基础获得劳动收益提供了基础。个体贡献度的衡量依据主要是其拥有的市场性生产要素。个体的劳动技能、时间投入、知识水平等都是财富产生的基础，基于投入获得相应的报酬是基本的经济准则。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之间所拥有的市场性生产要素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贡献度，进而成为差异化的个体收益的产生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和应该优先解决的是，如何保障个体获得应得的直接收益而避免出现应得未得的问题。这既关乎经济效率的实现，也影响财富的再创造。市场分配的有效程度对于个体直接收益的获得有着关键的影响。

（二）共同收益

个体作为组织人获取的共同收益，即个体凭借自身具备的组织成员身份而获得的收益，是一种分享性收益，是与其他成员共同分享的收益。共同收益是以个体对组织财富的参与度为衡量依据所获得的收益。组织人共同收益的获得，是其分享组织发展成果的表现。如各类组织的年终奖设置。

个体以参与度作为获取共同收益的依据，是建立在合作收益的基础上的。组织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合作方式，对组织财富的创造有着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个体以组织人而不是独立人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核心在于预期通过组织作为载体，与组织内成员进行合作，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实现组织创造的总财富大于单独个体创造的财富之和的目标。假设存在互补个体A与B，个体A能够独自创造Ta的财富，B能够独自创造Tb的财富，而A和B以组合的形式开展经济业务能够创造Tc的财富，Tc>Ta+Tb。其中Tc-（Ta+Tb）即为应该重新分配给A和B的共同收益。对于共同收益的分配要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即如何保障组织人获得合理而不是过高或过低的共同收益，换言之，组织人以各自承担的合作成本作为分享共同收益的基础，此合作成本即为参与度。

（三）公共收益

第三层次是个体和组织作为社会人获取的公共收益，是一种共享性收益。公共收益是以个体和组织（生产要素所有者）对社会财富的关注度为衡量依据所获得的收益。如退休人员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其以定期提高的养老金为内容，并不对制度内的个体进行区分。

对公共收益的分析首先要明确社会人获取公共收益的基础。社会人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需求是对公共收益进行分配的根源，每个个体都通过对社会事务的关注来表达自身的公共需求，并进一步以持续关注的方式对具体的分配情况进行监督。首先，无论是独立人还是组织人，都需要在安全的环境、产权的保护、法律的制约下开展财富的生产。此为基础一;其次，从独立人的社会属性来看，要想避免贫困者日益贫困、富裕者愈加富裕的马太效应，应该保证每个独立人拥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在机会与能力的共同作用下，独立人之间的差异化所得是公平的，也是有效率的。其中以公民身份获取自公共教育的知识、获取自公共卫生的健康、获取自公共法规的机会与权利、获取自公共政策的信息等，都为独立人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会。此为基础二;最后，从组织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公平的交易秩序、自然的市场体系、一致的制度规则等是每个组织人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能否通过公共收益的分配实现以上各类公共需求的有效满足，是判断当前以及预期财富总量的依据。此为基础三。

四、现实解释：以养老保障体系为例

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以世界银行提出的五支柱模式为基础，目前主要包括三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而关于世界银行主张建立的“零支柱”和“第四支柱”，尽管我国并没有予以明确，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相应的体系实现这两个功能的，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差别在于，世界银行主张国家责任的均等体现，每个国家公民均可享有，而低保存在诸多限制条件。关于第四支柱，基本上与我国长期存在的家庭养老是一致的。

针对现状，以本文提出的财富新论为基础，有助于找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路径。在构成图中（见图3），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产生的收益可以按照个体收益、共同收益、公共收益的类别进行划分：

图3养老收益分配构成图

（一）存在问题

第一，零支柱。我国零支柱的养老体系尚未建立，国民并未以公民身份获得基本养老金，也就是说个体并未以社会人的身份自国家获得这一公共收益。而实际上，作为国民养老金的主要来源――国家税收，正是由全体国民共同创造的，理应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二，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收益具有个体收益、共同收益、公共收益的三重属性，这一属性集中体现在个人、用人单位、国家的三方缴费责任，同时具有独立人、组织人、社会人身份的个体可以在这一体系中获得收益。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具有以上三重身份的个体并不能均等化地享有三类收益，并集中体现在农业转移人口群体。

第三，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具有明显的个体收益、共同收益属性。处于市场竞争中、以组织优势（资金、技术、人才等）实现财富总量的创造，基于此前提，个体以组织人身份（用人单位的缴费责任）和独立人身份（个体的缴费责任）获得企业年金产生的养老收益是合理的。以此衡量企业年金体系，可以直观的总结存在的问题，即大部分建立企业年金的组织具有明显的垄断特征。

第四，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明显的个体收益属性。在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保单）中，个体以缴纳保费的形式、以保险公司为载体，实现老年风险的化解。然而，当前商业养老保险并未发挥应有的支柱作用。

第五，第四支柱。个体以血缘、亲缘关系在家庭中获得基本的养老收益，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养老保障模式，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但是，在当前家庭结构逐渐改变、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实际发挥的功能受到很大限制。

（二）解决思路

第一，构建零支柱，建立国民养老金。以公民身份建立惠及全民的国民养老金，以实现个体最低的养老保障。国民养老金的建立，可以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基础，改革当前的缴费方式，即实现“缴费型”向“非缴费型”的转变。

第二，完善第一支柱。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将农业转移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有助于大数法则基础上的制度本身的可持续性，也是国家推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体现。

第三，改革第二支柱。对垄断企业加强监管，对非垄断企业提供支持，是改革企业年金的基本路径。

第四，鼓励第三支柱的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功能发挥，可以通过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实现，以此解决个体缴费困境。

第五，对第四支柱予以支持。家庭养老困境的缓解，在于解决当前家庭养老服务人员不足、经济支持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以第三方组织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的日常服务。

结语

无论按照哪种方式进行财富分配，其逻辑基础在于保障每一项参与财富创造的要素都能够获得应有的报酬。以此为基础，需要调整思维模式，重新审视财富的生产要素，将各项公共要素纳入其中，赋予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有的权重，这既是有关经济总体效率的基本问题，也是有关社会总体公平的基本内容。在我国城镇化持续推进、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各项改革处于关键阶段的总体背景下，以新的视野研究分配问题，无疑是一项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1]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M].杨晓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92.

[2]席恒，雷晓康.合作收益与公共管理：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中国行政管理，2009，（1）.

[3]席恒.公与私：公共事业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