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017-02

《麦河》是一部写当下农村土地问题的力作，对农村发展的一个探索和思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乡土写作。“新现实乡土小说是新现实主义的一部分，这个文学思潮大约产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主要以何申、谈歌、刘醒龙、关仁山、谭文峰等为代表。”商品经济大潮中乡土社会的变革是这些作品表现与描写的主要对象。新现实主义乡土小说试图在更广阔的社会画面上来把握现实的矛盾。《麦河》经过精心的构思和深入的开掘，在城乡两个社会画面上讲述故事，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成功超越。小说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瞎子白立国作为叙述者，百年老鹰是其眼线，通过人鬼对话来沟通古今，写向历史的纵深，却又自如的回到在现实中，现在与历史，现实与虚幻交织，使得小说具有一种魔幻色彩。作者用满含深情的笔调书写着永不衰败的土地崇拜。

一、土地崇拜

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同时也是农民的生存方式，自古就有 “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 的土地崇拜观念。农民靠着几亩地养家糊口，繁衍生存，自然把土地奉若神明，侍奉祭祀，祈求风调雨顺，盼着好收成。就是在现代文明高速发展，农业现代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土地的渴望和热爱也是有增无减的。

在作者的故乡唐山冀东平原有一条大河叫滦河。河水从草原而来，它既有生命，也有使命。河流在大地表面蜿蜒流淌，无私的哺育着两岸儿女，最后流入渤海。滦河，是唐山最大过境河流，两岸盛产麦子，船上装满了麦子，老百姓也称“麦河”。这部小说就以《麦河》为题，讲述麦河两岸的人和事。麦河两岸泥土飘香，麦浪滚滚，麦子和土地在风中深情地吟唱，这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生命景象。有了冀东大地，有了麦河以及两岸的麦香，便有了冀东人民的繁荣不息。正如在诗人海子心中麦子是一件圣物一样，而对于冀东大地上的人来说，麦子是人们心中的图腾。比如在小说《麦河》中提到的麦子是辟邪之物；人死了在坟头上铺上麦子；虎子经常嘴里叼着麦子；为去除韩腰子的病魔，白立国还给他两张麦穗破秽符等。麦河滋养着生命，又诞生了地域文化。冀东民间艺术“三枝花”之一的乐亭大鼓就是作者经常在小说中提到的。小说中瞎三白立国挥着手中的梨花板，扯开喉咙唱道：摸一摸我的天／亲一亲我的地／娘织了毛布衣／姐编了苇炕席／麦子黄了梢儿／大爷挂了犁儿／…… “摸”、“亲”二字让人有种切身之感。自然而又浑厚的唱腔传达着淳朴而又深情的韵味，亲切而又绵柔的唱词蕴含着乡间凡夫俗子的真善美，也温暖着麦河沿岸的人们。

冀东大地上的人们都有土地崇拜。乡间的土地庙，乡亲们都叫“连安地神”，地神在民间被称为土地，而祭土之神坛则演变为土地庙。小说中写道土地神管事很多，如庄稼生产，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等。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连安手里的“麦穗”有非凡的魔力。如遇大旱，人们到土地庙祈雨，连安手里“麦穗”一挥，滂沱大雨就会到来。这些传说，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同时小说中讲述的这些传说更加体现出其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

二、土地流转

小说主要围绕曹双羊回鹦鹉村搞土地流转时发生的一些矛盾冲突讲述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现代文明也逐渐深入到农村，农村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国家越来越关注“三农”问题，农村的问题很多，比如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力出路问题、农村贫富分化问题、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小说中有所体现。我国颁发了《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转包、出租、互换和转让)等都作出了规定。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继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第三次地权改革。正如小说中村长陈锁住所说的：由于农村经营分散难以集中开发，土地经营的粗放，直接导致地产、土质的严重下降。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老、弱、病、残、妇女留守在家，劳动力十分是缺乏，土地粗放耕作，甚至出现荒芜。为了多打粮，就通过使用更多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来种植、管理农作物，造成耕地、水源、大气等严重污染，土质板结，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城镇的迅速扩张、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的大幅度增加，基本农田越来越少了。“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更加自由，也不断增加着收入，但是，也是问题重重。过去对乡村约定俗成的看法，如今已经失效。不尊重生活这种复杂性，就会犯一些幼稚错误，甚至会帮倒忙。小说中写道，曹双羊在回村搞土地流转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他利用农民的土地证抵押贷款，土地由于管理不当出现土质板结。小说中也写道了曹玉堂和郭富九对土地流转态度由反对到接受的过程。

当然，土地流转后，农业实行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农民增收。总之，土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是有了人们对土地的热爱，才有了更多的对土地的探索和思考。

三、土地上的精灵

我们知道，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三个要素主要包括人物、故事情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长篇小说《麦河》成功之一就在于它成功的塑造了新型农民形象，他们共同情感特点是热爱养育他的那片土地。

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叫“瞎三”的乐亭大鼓艺人白立国。白立国小时候因病双目失明，然后学习乐亭大鼓，并为人算命。他心地善良、富于智慧、同情弱者、富有正义感、热爱土地，他曾说过：“离开土地，背叛土地，就是死路一条，我们谁都不能离开土地啊。”可以说白立国是民间文化的一个载体，也是民间道德文化的化身。他身边还有一个百岁老鹰虎子。这只神鹰完成了两次的蜕变，能用特殊的语言同它的主人沟通交流，还能预知未来，于是成了白立国的“眼线”。写百岁神鹰虎子时带有一种神话色彩，但是正是由于虎子有这种特异功能，才帮助瞎三很好的去讲述整个故事。小说最后写道虎子死里逃生，回到了鹦鹉村。虎子都要拼命回到养育它的土地上，何况人呢，发人深思。小说写道白立国能在夜里到鹦鹉村坟场里同鬼魂对话更是具有魔幻色彩。小说中写道鹦鹉村有一种习俗，身前有功德的人死后，请人放掉死者身上的一碗血，然后和着泥，塑成死者的塑像，烧制后立在死者的坟前。白立国失明之后，他能乘夜色到村外的坟场与狗儿爷以及枣杠子等鬼魂对话。小说中许多关于历史的回忆就是用白立国同狗儿爷以及枣杠子的鬼魂对话来叙述的。通过与鬼魂对话，我们了解了曹家几代人与土地的命运。例如曹老大开荒的土地被张兰池占去，狗儿爷如何带头斗倒地主等。从现实一下子转入历史叙述又返回现实，缩短了现实与历史的距离，是小说一条暗线，纵向叙述历史，又让我们了解了土地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农民的命运以及代代农民与土地的感情。

曹双羊是小说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农民要求摆脱贫困而勇于闯荡的开拓精神，他探索着如何转变生产方式，让土地给世世代代辛勤耕作的人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小说中讲道由于陈元庆欺负了他姐，他打了陈元庆而耽误了高考。开发煤矿让他看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和残酷，经营麦河集团又让他看到了商场的阴暗和狡诈。他回到鹦鹉村土地上，他希望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加入“麦河集团”，实现鹦鹉村的集体致富。同时小说又讲述了他的太爷曹老大、爷爷曹景春(狗儿爷)、父亲曹玉堂四代人与土地的故事。在《麦河》中不仅讲述了农民与土地关系，而且描述了土地流转中复杂的矛盾斗争。曹双羊为了“麦河道场”方便面的原料供应而回村流转土地，于是在流转土地中就充满复杂的矛盾斗争。他为了筹集高额的广告费用而把农民土地证作为抵押到银行贷款；使用美国产的一种叫“青肥”的肥料，导致土地板结等。曹双羊在瞎子白立国的帮助下经过蜕变真正成长，以鹦鹉村百姓的利益为重，反抗村长陈锁柱以及举报县长陈元庆的不法行为。当然，小说写了曹双羊经过两次蜕变真心为农民谋利益，决心不再伤害土地，把土地流转办好了，使农民受益。他是热爱土地的。不管是老一辈还是新一代农民，都注定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桃儿是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懂得自立自强，热爱土地。她随母亲改嫁而到了韩腰子家。由于贫穷，她和曹双羊最终没有走到一起。桃儿被迫进城打工，又为了救母亲而失了身，迷失了自己，又由于被抓，自杀时被白立国救了。但是桃儿很快从迷失中走出来，凭着对土地的热爱重塑土地崇拜。她爱上瞎子白立国，并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正像她自己所说的：“土地，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坐标，离开了它，人生就会失去方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她一方面拼命挣钱准备为白立国治眼睛；一方面办起了保洁公司，想抢救更多像她这样的姐妹们。当她把白立国送进医院做了复明手术重见光明后，自己却在送白立国返乡的路上因为车祸而双目失明。桃儿的命运让人为之同情。也许在她瞎了以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大地的心跳和对土地的依恋。

除了白立国、曹双羊、桃儿等生动鲜明的形象，小说中还有像陈氏三兄弟、郭富九、韩腰子、曹小根、曹凤莲、张晋芳、刘凤桐等形象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其中郭富九、韩腰子这两个种田的好把式由一开始的反对土地流转到接受的过程，小说讲述的也十分的曲折生动。他们都是土地上的精灵，用他们的爱恨情愁演绎着大地之歌。

《麦河》是一曲献给农民和土地的深情颂歌，唱出了冀东儿女的悲欢离合。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变化。可以说城乡之间存在着许多可变因素，但不变的是土地和人们对土地的热爱。“乡心和乡情在人群中拥有一个最大的共鸣区，它应该是乡土文学永恒的灵魂和主题。”土地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给心灵世界以勇气和力量。“为什么我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诗人的心声，也道出了作者对冀东大地的热爱和关注以及千百万农民的对土地的眷念之情。即使在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今天，正是由于这样的土地崇拜，才会有更多的对于土地生产方式的探索，那些飘逸着泥土气息的乡土写作也将成为文学的宠儿。

参考文献：

篇（2）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43-03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居民储蓄也因此而不断增长。截至2009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26万亿元（如图1）。对于巨额储蓄的存在，各方观点不一。积极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方面支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者，可以支持我国反腐败的进程，因为有关学者认为的款项是储蓄的来源之一（张力生,罗永进，2005）。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巨额储蓄的存在也给我国各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储蓄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下降，迫使政府财政赤字、国家债务连年增加，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伸缩自如，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被削弱，仅能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发挥效力，而根据罗伯特・蒙代尔的政策指派理论，这又使得我国对内的经济调控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储蓄的迅速攀升使得我国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状况又连年处于亏损状态，不能靠自身结余来补充资本金，而通过发行债券、央行贷款，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不但会造成银行债务的不断积累，而且会造成社会通胀压力。这一系列原因又增大了国有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的经营风险。

已有的储蓄理论将储蓄的变动归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应，如Balassa(1992),Gvlfason(1993),Ogaki,Ostry和Reinhart(1995)等等；经济效应，如Carroll和Weil(1994),King和Levine(1994),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Paxson(1996),In和Doucouliagos(1997),Deaton(1997), 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应，如Modigliani(1966),Gupta(1987),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Paxson(1994),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还有通货膨胀效应、财富效应和国外储蓄效应等。这些理论主要与各学者所考察国家的情况相适应。具体到我们转型经济国家，则需进行具体分析。对此，本文考虑主要从居民收入、通货膨胀与利率三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以期得出我国居民储蓄增长的相关解释。

二、理论分析

关于收入增长与储蓄增长的关系，众所周知，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在此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利率与通货膨胀变化对储蓄的影响关系。

（一）利率效应

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界认为储蓄与利率之间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关系。高利率可以使储蓄者增加收入，因而刺激储蓄。但在现代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利率与储蓄的关系并不简单，存在利率对储蓄的相反作用，以至于利率对储蓄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经济学家们做的大量实证分析似乎也证实了这些观点。在比较典型的实证分析中，伯斯金(Boskin)(1978)、萨莫斯(Summers)(1982)、吉尔法萨(Gylfasa)(1981)、巴拉萨(Balassa)(1989)等人认为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正的，储蓄的利率弹性在0.3-3.4之间。在赖待(Wright)(1967、1969)、韦伯(Weber)(1970、1975)和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1990)的研究中，发现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负相关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

我国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影响很大，而且是正的影响。如谢平(1993)，徐燕(1992)。在徐燕的实证研究中，发现1978-1987年居民储蓄对实际利率变动敏感，实际利率变化会导致储蓄额同方向变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大。如刘尚希(1992)，张文中、田源(1990)。在张文中、田源的实证分析中，发现1979-1987年实际利率对居民储蓄的系数小于零但不显著，同期利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的系数大于零。张文斌(1991)对同期居民储蓄的研究也发现实际利率对储蓄的影响较小，相关系数仅0.56，且为负相关。

以上研究虽然针对同一时期的居民储蓄行为，但结论有较大差异。这与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数据不同有关。但无论怎样，说明理论界早已意识到我国储蓄并没有十分完全地遵循“利多多储，利少少储，无利不储，负利减储”的简单逻辑。进一步探索储蓄与利率的关系，从理论上给予透彻解释，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实践，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通货膨胀效应

如同利率一样，现实生活中通货膨胀对于储蓄的影响也是多重的，既可能产生收入效应，也可能产生替代效应，或者，无论哪一种效应均不显著。

大量的实证分析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安格斯・迪登(Angus Deaton)的研究发现英国70年代高储蓄率伴随高通货膨胀率，未预料的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正效应；莫迪利亚尼(1970)年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对几个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储蓄率产生负效应；艾荷利勃(Aghevlib)等(1970)对41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关系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张文中、田源(1990)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实证分析发现1950-1978年间，通货膨胀对储蓄的作用为不显著的负效应，1979-1989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较多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会抑制储蓄。普遍的解释是：当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会提取存款抢购实物，形成储蓄存款增长减慢，甚至形成负增长。显然，这种观点与居民提款购买实物，用实物储蓄代替货币储蓄有关。按照我国狭义的储蓄概念，储蓄仅限货币存款，实物储蓄未列入储蓄范畴，货币存款减少自然意味着储蓄的减少。如果按照广义的储蓄定义，上述观点应当改为：通货膨胀会使储蓄的结构发生变化，储蓄总额及储蓄率不受影响。因为，人们提取存款购买的实物，多为耐用消费品，或需要长时间消费的日用消费品之类，这些实物量的增加均属于储蓄的范畴。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比较复杂，取决于通货膨胀对实际收入的影响程度、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多种因素。当通货膨胀率超过名义收入增长时，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会降低储蓄。当通货膨胀的速度低于名义收入增长，实际收入保持增长，储蓄率可能不变其至提高。如果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程度，人们将会在较大程度上调整预期，并调整消费和储蓄，使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较大的影响，反之较小。

三、实证分析

在以上理论分析中，主要提及了与本文有关的利率与通货膨胀效应。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引入收入因素，结合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一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问题进行分析。

（一）比率分析

1.数据选择。本文选取居民收入（Y）、通货膨胀率（Л）和实际存款利率(R)1978年到2009年的历年数据作为影响居民储蓄（S）变动的因素，分别从整体上及分阶段对影响储蓄各因素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

（1）居民收入（Y），选取国民总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代表变量；

（2）居民储蓄（S），选取历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作为代表变量；

（3）通货膨胀率（Л），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成历年通货膨胀率作为该变量的数值

（4）实际存款利率(R)，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代表该变量；

（5）存贷款利差（T），通过一年定期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而得。

2.数据分析。从居民角度来看，收入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收入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款的增长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扩大盈利资金的来源。利率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存款利率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我国实际存款利率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显示是波动不定的，而且某些年份还出现过负利率。从这一点来看，存款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贷利差的扩大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据有关学者的观点，相对于存款利率而言，国际上一般通行的银行存贷利差大约是2个百分点，中国的银行保本利差则需要3个百分点（王晓芳，2000）。我国实际存贷利差1999年以前一直低于3个百分点，在1999年以后才开始大于3个百分点（如表1），如果说利差因素起作用，应该是在1999年以后。而我国居民储蓄在1999年以前及以后却一直在增长，这样看来，我国存贷款利差并不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因素不是我国储蓄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图2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对居民储蓄增长率的影响也是变化不定的。在通货膨胀高的时候，储蓄增长率有增有减，而在通货膨胀率低的时候，储蓄增长率也是有增有减的。似乎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都不是主要的。

（二）协整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有一定的协同效应，实际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并无一定的规律性，而是变化不定的。在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的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进行协整分析。

1.S、Y、Л和R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利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模型有三种设定模式，选择正确的设定模式十分重要。例如，对一个趋势平稳过程（TSP）来说，如果在单位根检验中选取了含时间趋势的模型设定模式，那么，拒绝单位根的可能性就很小。单整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可知，S、Y、Л和R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或10%）的水平下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我国1978―2009年度的S、Y、Л和R均可能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应拒绝接受的假设，故一阶差分是平稳过程，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性。

2.协整检验。单整检验已经说明，S、Y、Л和R都是非平稳序列，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以避免虚假回归。通过VAR模型确定滞后阶数K=1。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因为LR=49.07>41.20（1%显著水平），所以分别拒绝零假设，即认为变量S、Л和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为LR=20.9967

S=0.0873+1.3229Y+0.1830π+0.3485R

（0.1224） （0.0597） （0.0826）

通过协整公式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收入效应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是明显且主要的正向关系，利率效应次之，通货膨胀率虽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效果较弱。可以理解为，当通货膨胀处于温和状态时，居民不但不会提出存款用于购物，反而会因为名义收入增长率快于通货膨胀率等原因增加储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看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和利率尽管也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行为的两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利率的影响要强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实际利率与存贷款之差对储蓄均是正相关。鉴于以上分析，对于我国巨额居民储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维持城乡居民收入适度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城乡居民及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储蓄结构。因此需要维持居民收入的适度增长。比如，每年按照上一年的通货膨胀水平适当加一个比例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可以工薪阶层工资的适度增长为标志，乡村居民可以物价提高水平为基准的同时，不断减轻农民经济压力，适当给予补贴或政策优惠；加大支援西部力度，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越的政策环境，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2.保持适度通货膨胀水平。在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维护农民利益，减少收费项目，扩大商品供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减少交通关卡，平衡东西南北物资的调运；居民收入水平维持适度增长，力求不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当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者；维护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信誉，严厉打击违规操作，银行资金挪用、偷盗以及相关诈骗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把握好宏观调控工具，适度干预市场失灵现象；严格控制财政赤字，防止雪上加霜。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之内，是稳定我国居民储蓄、避免资金大量流出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而才能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

3.加深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尽早实现由市场形成利率的机制。让利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的增减，充分发挥利率对储蓄的正面引导作用，实现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与应用；同时，完善对社会资金的监测手段，严厉打击社会游资的对市场操纵行为，维护我国市场的正常运行。

4.完善配套体系建设。积极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引进，增加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选择种类，形成居民资产的多元化，消化巨额储蓄；改善金融机构信贷环境，逐步完善银行与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放宽信贷标准，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信贷，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以便消化巨额储蓄，将大量闲置资金进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避免资金的闲置，消化金融机构的潜在经营风险；适当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业支出，在带动居民对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费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各方面的经济压力，从而形成居民收入对储蓄增长的正面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晓芳.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郭英彤.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吉林大学,2006

3.马双.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内生断点分析:1953～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7)

4.杭斌,申春兰.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6)

篇（3）

目前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和公共租赁房，前三种主要采取审核和抽签的原则确定受保障群体，后者还在试点之中，采取排队原则确定。

一、住房保障体系的涵盖对象

1、廉租房保障对象

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有关负责人指出，廉租住房制度是针对住房困难的最低收入家庭实施的一种社会救助，廉租住房保障的对象，必须是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并且住房困难，另外，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为当地非农业常住户口。更具体的标准要由各地根据当地的整体经济情况、住房情况制定。国家的廉租房政策对住房条件有严格控制，受保障家庭的人均廉租住房面积“原则上不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60%”。

2、经济适用房的受益人群

3、住房公积金的涵盖对象

住房公积金只涉及部分居民，而且主要是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住房公积金主要在全民所有制实行，涉及到的职工只占城镇从业从员的小部分。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约2亿，其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3000多万，国有企业4000多万，其中许多国有企业还因效益不好，未能实行和健全这项制度。从收入水平看，全民所有制单位特别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往往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这种情况说明，住房公积金难以用来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基本需要。

二、健全现有住房保障体系

1、完善政府廉租房与租房补贴政策

（1）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当前影响廉租住房推进的最主要障碍就是资金瓶颈。解决资金来源依然要靠“以财政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方式。其中可包括，以财政投入为基础建立住房保障专项基金，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提取，归集直管公房出售的部分资金，从社会福利彩票筹集款中提取，接受社会捐赠等。

（2）要明晰廉租住房标准。当前，各地廉租住房面积标准差异较大，确定保障面积标准时，应着重参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购建房的保障标准：按照廉租住房为城镇平均住房水平60%的标准进行测算，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本地的保障住房建设标准。一般城市确定为40-60平方米的基本保障标准。二是租金补贴标准：由于各地保障能力、职工收入水平和市场房屋租赁价格水平差异较大，确定的补贴标准也不应相同。合理的标准尺度应该是补贴的金额能租赁到基本满足需要的住房。另外，由于市场租金水平是不断变化的，各地应根据保障能力的提高和市场租金水平的变化每年进行一次核定，对补贴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三是租金核减标准：凡属于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租住直管公房或单位产权房的，可享受租金核减政策。租金减免部分应由政府负担，从专项资金中直接补贴给房管局(所)或有关产权单位。

（3）要完善进入和退出机制。在廉租住房工作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资金筹措和廉租户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各地廉租住房工作，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总结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包括：加快建立低收入家庭信息系统，通过实行申请、核查、公告、登记等制度措施，确保住房保障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

在我国，由于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个人收入很不透明，因此直接货币补贴可能不一定能落实到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手中，因此我国对“明补”控制很紧，范围极小，使有些低收入家庭无法享受应得的保障措施。尽管补贴货币化应是今后住房保障的努力方向，但这一思路要真正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制度安排，还需要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2、完善与调整经济适用房政策

（1）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房的功能。首先，要增强经济适用住房的住房保障功能。住房保障是经济适用住房的重要功能，其着眼点是解决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其次，要充分发挥经济适用住房的市场调控功能。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要以市场需求为杠杆，通过供应量的增减达到调整供求关系，引导和平抑房价的作用。

（2）保持经济适用住房的适度发展规模。一些城市由于新建商品住宅和存量住房价格偏高，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成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困难的有效途径。

（3）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住房配套措施。除执行并完善收入及住房双控标准外，还应配合纳税证明等核查手段，形成更为严格的购买资格审批公示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严厉查处虚假申报；规范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行为，严厉查处违规问题。搭建信息平台，加强房源调控，做好分类定向供应，优先保障危改区动迁居民安置需求。同时，建立经济适用住房“出口”管理，对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转让和出租进行限制，过滤以投资(通过出租或转让获利)为目的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群体。

（4）在供应市场化和保障多元化方面努力创新。供应市场化是经济适用住房商品属性赋予的，但是经济适用住房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限定了销售价格、标准和对象。因此，经济适用住房的市场化运作，既是当前推进经济适用住房工作的难点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同时定向建设一批面向特定人群的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把拆迁安置房、农迁安置房、重点工程配套安置房等都纳入到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中。

3、扩大住房公积金执行范围

在百姓衣、食、行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住房一时间成了人们普遍关心的头等大事。住房公积金因其覆盖广、资金量大、政策优势明显，成为解决住房问题的一大社会期待。实际上，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发挥政策性保障作用的同时，切实起到了增加职工工资性收入，提高职工住房消费能力，拉动职工住房消费需求，加快推进“住有所居”的作用。

目前，住房公积金在制度性质上是只一种职业福利，国家的作用只是提供制度框架，包括标准和管理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单位公积金补助虽然是由国家规定的，但通常只在全民所有制单位执行，其他所有制单位有选择弹性，至今未也没有像养老、医疗保障那样制定强制执行的规定。对此，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地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要把它扩大到非全民所有制单位。

三、住房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

1、积极探索经济适用住房租售并举的政策

改变当前经济适用住房只售不租的现状，研究制定可租可售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政策，即对于符合购买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可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自主选择是购买还是租住经济适用住房。

2、发展可支付租赁住房

解决城镇居民“夹心层”(收入水平高于低保线，但属于低收入阶层，依靠自身力量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和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应重点通过提供住房使用权的方式来解决。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适时推出可支付租赁住房，是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

3、增强对低收入家庭住房消费的扶持力度

对以市场价租赁住房的困难家庭实行租金补贴政策，补贴资金主要由职工所在单位核发，退休人员和无业人员可由财政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应与廉租房政策有所区别。

篇（4）

遮阳节能在我国的发展背景

近年来，随着建筑遮阳的发展，各种产品的问世，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建筑遮阳这块领域。在建筑设计中，遮阳构件的处理手法也越来越艺术化和多样化。同时，相关部门也开始颁布条例对该领域进行规范和管理。种种迹象表明，建筑遮阳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个良好的起步，并初具规模，值得期待。

今天，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不难发现，过去对于建筑遮阳的理解过于狭隘。建筑遮阳的意义，或许不仅仅局限于遮挡室外的阳光。简单的来说，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节能，二是造型。但是，从实际来看，我们在这两方面做的都不够。在节能方面，我国人口众多，建筑量较大，如果每一栋建筑都能做好遮阳设计，那么从总体上看，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能源，这将为打造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型社会提供巨大的帮助，同时，也积极响应了环保组织提出的创建绿色低碳生活的号召。在造型方面，当下，大玻璃面的建筑设计巍然成风，千城一面，毫无风土性和地域感可言，遗憾的是，众多设计师和建造商身在其中，熟视无睹，依旧争先恐后的开展“玻璃盒子”的设计竞赛。结果，街道的风貌被严重破坏，城市的文脉传承难以再现，众多具有地域特色和历史风貌的古老镇市正在迅速的消失。以上这些问题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所以，解决建筑遮阳的问题是紧迫的，也是必要的。

二、外遮阳的发展线索

遮阳构件以空间位置划分可分为:外遮阳和内遮阳。其中，外遮阳的遮阳效果要明显优于内遮阳。本文以外遮阳为主要对象，讨论其在建筑造型上的艺术化处理。

通过对不同时间外遮阳构件的空间形态的观察，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发展线索，即：点――线――面――壳――智能化。

点。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通过各种巢居建筑，遮风挡雨，抵抗自然力的压迫。这样的建筑构造简单，由植物的枝干搭建而成。其实，这时人类并没有刻意去建造遮阳构件，遮阳的构件与建筑物的墙体、屋顶形成一个整体，或者说，建筑物的墙体屋顶，起到了遮阳的作用。很明显，这时的遮阳构件是以一种“被动”的形式出现。从整体上看，村落中的建筑是以一种单体的形式独立存在，所以，当时的遮阳构件体现出“点”的特征。

线。人类进入了封建社会，建筑水平也有所进步。在这个时期，人们具有了初步的遮阳意识和追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唐朝的大屋顶建筑。硕大的斗拱支撑着深远的的挑檐，这种手段在很好解决艺术造型和屋面排水问题的同时，也起到了不错的遮阳效果。从造型上看，屋檐的遮阳构件的分布是以线条状的形式出现的。

面。进入了20世纪以后，钢筋混凝土建筑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建筑在高度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建筑的立面面积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变大。显然，仅仅依靠一个巨大的挑檐来解决立面上所有窗口的遮阳问题已不可能。于是，人们将遮阳的问题细化到每一个窗口，巨大的立面上均匀的分布着一个个遮阳构件，体现出一种节奏性和韵律感，形成了一种匀质的肌理。这时，人们开始独立主动的思考遮阳的问题，遮阳构件开始从其他构件中分离出来。

壳。20世纪的末端，“双层皮”的理念被提出。这样的外皮以网状形式存在，大多使用在高层筒体的办公楼上。在建筑各个墙面的前方，均设置了遮挡阳光的匀质构件，这些构件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几何体，像一个蛋壳，把建筑完全包住，有不错的遮阳效果。

智能化。近年来，一种自行变化的遮阳构件被越来越多的使用。它可以通过智能化控制，跟随太阳的位置变化，改变遮阳板的角度，来遮挡室外的阳光。它完全颠覆了以前结合不同季节太阳高度角的变化来计算遮阳板长度的方法，化被动为主动。同时也赋予了建筑一张“可变化的脸”，使建筑立面变得更加生动。至此，遮阳构件无论在设计的意识上，还是构件本身的可变性上，都趋向于主动化。主动遮阳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三、外遮阳的艺术化分析

外部遮阳在解决了节能问题的同时，对建筑的立面处理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大多数建筑都使用了外部遮阳。所以，做好外遮阳的艺术化处理，无论是对单体建筑的造型，亦或是对街道区域的建筑风貌保护，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外遮阳的分类

一般的来说，可以把外遮阳划分为三种类型：绿化遮阳、构件遮阳和结构遮阳。

绿化遮阳：利用落叶乔木，像铃木、白杨、槐、桉、椿等，以及藤架等。既可以点缀环境，美化环境，而且随季节之变化在不需要时即落叶，但是，仅适用于低层建筑。

构件遮阳：构件遮阳分为两个部分，可拆卸的遮阳布篷和固定不变的遮阳板。遮阳布篷安装简单，操控灵活，成本低廉。在对没有遮阳构件的老建筑进行整改处理时，这是一种常用的手段。遮阳板是当前的主流遮阳构件，通过在设计立面时候统一规划，有很好的遮阳效果和艺术造型。在我国，这种遮阳手段的应用范围很广。

结构遮阳：有的时候，可以通过结构和体量的变化达到遮阳的效果。比如说上层空间出挑、悬挂结构等。但是，这种这样方式对建筑的结构的依赖性比较强，使用时存在一些限制，相比构件遮阳而言，使用率较低。

2．外遮阳的艺术处理手法

（1）面处理――建筑语汇、节奏感和尺寸调节。通过对遮阳板的艺术处理，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建筑语汇，起到对立面的优化作用。比如在一个面宽较大，高度较低的建筑立面上，垂直设置遮阳板，一方面，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表皮，打破了巨大建筑立面的单调性，另一方面，垂直的立面线条，削弱了立面横向长条状的的感觉，起到了尺寸调节的作用。

（2）体块处理――虚实相生，变化多样。在立面设计时，我们把混凝土墙体定义为“实”，把玻璃面定义为“虚”，但是，这两种材质在空间上来看，往往以平面的形式出现，在垂直于墙面的的方向上缺乏体量的变化。这固然是可以通过体量的凹凸来解决立面进深丰富性的问题，然而，那样往往会影响内部功能的布置。

（3）点处理――强调细部，重点突出。为了使建筑统一中有变化，避免单调以达到一定的美观要求，也常在反映该建筑性格的重要部位，如用遮阳百叶、遮阳纱幕结合一定造型的窗户，使得墙面与窗户简单组合，插入了细部元素，不仅可以强化建筑的个性，同时可以材料的质感不同，也会给人以不同的感觉。如天然石材和砖的质地粗糙，具有厚重及坚固感；金属及光滑的表面感觉轻巧、细腻。立面设计中常常利用质感的处理来增强建筑物的表现力。

光影处理――立面的丰富性及控制性。通过对遮阳构件进行合理的设计，可以创造出具有艺术性的光影效果，提升立面品质。从这个角度来说，遮阳构件的作用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遮光，或许称之为“控光”更为合适。如一个办公楼的立面，通过结构构件的梁柱外凸，达到的遮阳的效果。四、案例分析

1．遮阳―通风。台湾的台东高中教学楼是一个建筑遮阳和通风结合较好的案例。设计者将建筑的导风板和遮阳板巧妙的结合起来，遮阳的同时兼顾通风，充分彰显了热湿气候地区的建筑特征。从造型上看，构件体态轻盈，动态向上。以三个窗口为一组，艺术造型充分体现了韵律性和节奏感，与校园所表现的活力无限、积极向上的场所精神相契合。白色的材质在最大程度上将辐射反射向天空，与深色的墙体交相辉映。

2．遮阳―结构。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城市学院由斯米特－汉莫－拉森建筑事务所设计。该建筑的形式与功能搭配巧妙：每层的阶梯和朝南的外墙可为下一层提供遮阳。立面被设计为接受到最少的太阳辐射，同时能创造出明亮开放的环境。在东、西立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垂直于墙面方向的一层半透明的页片对楼层进行遮阳。这种遮阳板拥有柔软而反射性的表面，能加强墙面的纵深感，并创造出连续变化的外观。朝南的墙面通过投射自己的阴影，从而减少对外部太阳能控制装置的需求。

3．遮阳―自动化。梅纳拉大厦位于雪兰莪州, 由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设计。这个看起来形态颇为怪异的写字楼被人们称为世界上复杂的气候过滤器。建筑的内部及外部采用了双气候的处理手法, 溶合了雪兰莪州的热带气候, 有效地降低了建筑的能耗。屋顶上的像风向仪似的金属架其实是遮阳格片。根据雪兰莪州不同季节太阳的运行轨迹，格片被设置成不同的角度，用来控制不同季节阳光进入建筑的多少。

五、建筑遮阳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对策

1．建筑遮阳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近年来，建筑遮阳的推广在我国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发展的进程。比如说：

在建筑设计中，大量的设计作品盲目跟风，片面的追求大玻璃面建筑带来的“现代感”，很少甚至根本没有采取遮阳设施。

在发展初期，国内的群众缺乏对建筑遮阳的充分了解。大多数人对建筑遮阳完全没有意识，就算有所耳闻，理解也十分狭隘。很多人不知道整体遮阳的效果要远远优于单体遮阳，他们认为建筑遮阳就是简单的在窗口安装一个可拉升雨棚。

广大业主和甲方对国外的高科技产品盲目崇拜和追捧，造成巨大的浪费。当下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好的趋势，即把国外的的先进产品简单的生搬硬套到国内来，完全不顾实际情况。如南京的长发CFC办公大楼，采用了双皮结构。该结构源于北欧等寒冷地区，旨在创造一层保温空气层在两层皮之间，为建筑内部空间提高更好的保温效果。但是，这种表皮具有夏天散热不畅的缺陷。因为北欧地区夏季较短，该问题并不突出。一旦把这种建筑结构复制到了南京，则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2．解决问题的对策及思路

（1）在设计方面，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好区域的整体规划，对建筑进行分级处理。对于标志性建筑，可以适当采用先用国外的新技术，做到重点突出。对于一般性建筑，则争取通过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彰显建筑的地域性。力争把建筑变得更便宜、更自然、更有效。要摆脱盲目跟风的心态，立足于本土化。保持区域原有的风貌特色。

（2）在改建方面，首先确保设计一次到位，尽量避免二次改建。同时，发挥政府的宣传职能，普及绿色遮阳的知识。通过电视宣传，公益展示的方式增强大众的环保意识和建筑品修养。让群众意识到：遮阳优于不遮阳，整体遮阳优于单体遮阳。另外，颁布优惠政策，降低服务成本，鼓励设计公司向群众提供便捷的整体外遮阳改建的服务。确保整体外遮阳的普及，避免各家各户单打独斗，在建筑立面上“打补丁”，破坏建筑的整体形象。

六、结语

通过这20年的发展，我国的建筑遮阳产业初具规模。我国人口众多，城市建筑密集，通过对每一栋建筑的遮阳处理，也许，从单体上看，节能数据不明显，但是，从总体上看，能节省大量的能源，所以，遮阳产业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同时，也要看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整改。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对这些方面予以更多的关注，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

参考文献：

篇（5）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3.0020.03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联系也日益密切。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不断增长，许多年份税收的增长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这一现象引起了财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多方关注与讨论。北京市作为我国的一线发达城市，其经济发展模式与走向对其他城市有着举足轻重的模范与领导作用。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对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之间的关系，尤其着重对税收弹性进行实证研究，对如何保持经济与税收的协调发展做一些分析探讨，就宏观调控、税收政策与征管等方面提出了几项建议，以期为相关政府部门提高税收收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1 理论分析

1.1税收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有很多，宏观经济情况、税制结构、税务部门的执法力度、重点纳税企业的经营状况等等都在各种程度上影响着税收收入。宏观经济情况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税收收入的最根本因素，经济的增长能够扩大税源，促进税收收入的增加。GDP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是公认的衡量宏观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因此按经济规律，税收收入应该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1.2税收弹性与经济增长

税收弹性体现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是判断税收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若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税收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宏观税负水平上升；若弹性系数等于1，表明税收与经济同步增长，宏观税负维持原来的水平；若弹性系数小于1，表明税收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宏观税负水平下降。由于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税收弹性系数应保证在大于等于1的水平。

2 研究方法

2.1模型构建

本文用GDP作为经济发展情况的衡量指标，分别对税收收入（TAX）与GDP、税收增长率（TR）与GDP（GR）增长率构建了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经济增长促进税收增长这一经济规律作初步验证，模型基本形式为：TAX=β0+β1GDP+μ、TR=β0+β1GR+μ。为进一步研究税收弹性，又取税收收入与GDP的自然对数构建了双对数回归模型：LNTAX=β0+β1LNGDP+μ。其中，β0为常数项，β1为线性回归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

2.2数据来源

北京市GDP总量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2》，税收收入数据来自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网站公开统计数据。GDP及税收增长率、税收弹性系数和自然对数均基于这两项数据计算而来。本文数据分析采用Eviews 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3 实证结果

3.1北京市1995-2011年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的总体状况

由表11995-2011年这17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北京的GDP总量始终保持增长状态，税收收入除了在2010年呈负增长，总体上一直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由图1、图2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GDP增长比较平稳，税收增长波动性较大，1996、1997、2002-2004、2010年税收增长率是低于GDP增长率的，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其他的多数年份，税收增长率都是高于GDP增长率的，GDP和税收收入两者的增长率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相关关系。

3.2回归分析

运用Eviews软件构建回归模型，对北京市1995-2011年这17年间的GDP总量和税收收入数据加以分析，对税收收入与GDP总量、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和GDP与税收收入的自然对数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首先对税收收入（TAX）和GDP两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TAX=-525.407+0.366657 GDP

t = （- 4.874178） （27.01644）

R2 =0.979863 F=729.8881

判定系数为R2=0.979863，表明样本回归方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好；F值为729.8881，显著大于临界值F0.05（1，15）=4.54，GDP的回归系数t值27.01644显著大于临界值t0.025（15）=2.131，表明方程线性关系显著成立；GDP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北京市的GDP与税收收入是显著正相关的，我们可以认为回归方程是高度可信的。系数值表明GDP每增加一百亿，税收收入就增加36.67亿元，税收收入随着GDP总量的增加而增加，符合基本经济理论。

3.2.2税收增长率（TR）与GDP增长率（GR）的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税收收入与GDP关系，再对税收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两列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TR = 0.305786 - 0.565444 GR

t = （1.507082） （-0.454451）

R2 =0.14537 F=0.206525

模型判定系数R2值很小，该模型拟合程度很差，可信度极低。这主要是因为税收增长率除了受经济影响，还主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进出口贸易总额、政府财政支出等等。回归结果表明，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GDP的增长速度对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存在显著影响。

3.2.3 税收收入与GDP的双对数模型分析

为获得税收对GDP的弹性，同时降低数据的波动性，分别对GDP与税收收入数据取自然对数再进行回归，得到方程：

LNTAX = - 4.819473 + 1.392685 LNGDP

t = （-14.35282） （35.50879）

R2=0.988243 F=1260.874 DW=1.148616

此模型判定系数为0.988243，显示模型有较好的拟合程度，F检验也显示方程线性关系是显著成立的。LNGDP回归系数表示，北京市税收收入对GDP弹性为1.392685，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会增加1.392685个百分点，GDP增长显著影响税收收入的增加。因为样本数据量n=17，变量个数k=1，取显著性水平0.05，查表知dl

（1）自相关性检验。

通过偏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如图3，第二期偏相关系数的直方块超过了虚线部分，表明模型存在二阶自相关性。

nR2的伴随概率为0.0402小于0.05，不能拒绝模型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可以认为该模型存在二阶自相关。

（2）自相关修正。

为获得更为准确的模型，采用科克伦-奥科特迭代法加入AR（1）和AR（2）项处理二阶自相关，得到如下修正模型：

LNTAX = - 5.079434 + 1.423031 LNGDP

t = （-19.15367） （46.19919）

R2=0.994286 DW=2.436091

修正后的模型可决系数增加到0.994286，模型的拟合度增加了，可信度更高。DW值显著提高到2.436091，不存在一阶自相关，LM检验表明二阶自相关也消除了，模型的自相关问题得到了解决。

（3）异方差性检验。

通过怀特检验，得到以下结果：

由于nR2的伴随概率0.5333>0.05，则可以拒绝模型存在异方差性的原假设，表明修正后的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4）最终模型结果分析。

修正后的模型最终模型为LNTAX=-5.079434+1.423031LNGDP，解释变量LNGDP的符号和大小都符合经济理论，且模型消除了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从可决系数与t值来看，修正后的回归模型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北京市税收收入对GDP弹性为1.423031，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显著增加1.423031个百分点，说明了税收增长速度是快于GDP增长速度的，税负水平在不断提高，这符合北京市的实际状况，也进一步验证了经济增长促进税收增长的基本经济理论。

3.2.4实证分析小结

通过以上三个回归模型的构建和结果分析，可以说明GDP总量和税收收入的变化是同方向的，国民经济对税收收入是有显著影响的；两者的增长速度间并无明显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并非税收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通过对两者自然对数的相关分析，可以说GDP增长是促进税收收入增加的最基本因素，符合宏观经济增长促进税收增长的经济理论。就北京市的分析结果来看，现阶段税负水平的提高并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人们不必对税收的高速增长过于担忧。

4 政策建议

4.1宏观调控促进税收收入增加

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已取得了很大成效，税收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表1数据显示，1995至2011年这17年间，北京市的GDP总量增长近10倍，税收收入增长近19倍多， GDP增长能够有效带动税收增长，经济决定税收。不同的产业对税收贡献程度不同，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控制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生产。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源，是促进税收收入增加的有效途径。

4.2减税政策调整税收

税收收入增加重点并非提高税率，而是扩大税基。我国的税收收入中占比重最大的税种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府可以通过减税政策鼓励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收益，从而提高所得税收入。对于个人来说，税收会减少可支配收入，通过减税可以提高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促进增值税收入的增长。当然，减税并不是盲目的全面减税和税率下调，就北京市来说，可以适当扩大一些税种的税基，改变一些领域的长期低税负甚至无税负的状况，或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新的税种，从而实现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这对增加税收收入，促进经济发展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4.3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

若要使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增加保持协调发展，就必须对现有的税制结构进行优化调整。首先要调整流转税与所得税的比例，采取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其次要调整所得税结构，逐步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另外，北京作为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地区之一，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仅进一步减少了重复征税的状况，有利于完善税制、降低企业税收成本，而且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对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4.4加大税收征管力度

从17年的税收弹性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市的总体税收征管力度还不够。虽然税收弹性系数在0.8-1.2之间一般被认为是合理的，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弹性系数在1.0-2.0间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北京市的税收弹性处于波动状态，最近几年有着良好的趋势，还需政府及税务部门不断加强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及相关措施，以继续保持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着许多税收流失的问题，税务部门通过加大税收征管力度，保持税收弹性系数处于合理范围，是提高税收、保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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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光荣.湖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01）.

篇（6）

今年市场的波动本质，就是与社会资金供应量有关。利率的双轨制，令民间利率大幅抬高，全社会的资金到底有多少都扑入了这个吸金洞无人可知。但用很正常的逻辑判断，当实业所产生的利润，无法支付民间借贷利息成本时，最后的崩盘是必然的结果。而这样的事，可能仅仅是因为区区几百万的追讨引发的崩盘。厦门融典37亿的崩盘，其实就是一个700万的债主，召集了十数人讨债，引发了一个37亿的盘子全线崩溃。

现在许多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涉及的面越来越广，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似地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出现。其背后所体现的就是，实业所生产的利润，已经远远不足以支付资金的成本。而大多数银行头寸都几乎放光，即使是高息揽储，也无济于事。此时民间借贷已经出现巨大风险，证券市场的风险同样也没有排除，房市的风险更是仅仅初露。这种情况下，以我个人的感觉反倒是待在大的银行里风险更小。而我们从现实中所看到的，却是仍然有大量的存款在向外流，证券市场如果没机会，向外流的只能是高息的民间借贷市场。跑了那么多老板，难道还不能让你有所惊醒？我估计今年“十一”长假将会有更多的外出度假不归老板的消息见报，而今年春节将会有很多人不敢在家过年。

尤其令我们关注的是，本届政府与下届政府处于交接期，中华文化决定了几乎没有人会去主动承担上一届所遗留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信贷的基本判断是，至明年年初前，信贷政策只会维持现状，不会有任何宽松的转变。比较糟糕的是，去年末与今年初发出的地产信托，大约到期密集时段就是在明年春节前后。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资金最紧张的时候还没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原来预期四季度市场可能见一个重要节点的推测，可能要作相应的后移。

市场跌到如今，再作一次全面的复盘，市场的景象让我觉得很吃惊。大量的个股形态恶化，显现出一幅多头预期失败之后的抢跑踩踏。尤其是近段时间一批强势股的补跌，彻底击溃了多头信心，人们似乎正在进行着挤兑，更可怕的是下方几乎无接盘，除非是愿意以极低的价格在低位搏得抄底者的欢心。

我们从平均股价指数波动可以看出，权重股们的价格重心不断压低之后，已经达到一个相对的弱平衡区。而平均指数的持续走低，意味着市场全行业的个股普遍下调，资金的迁徙状态，从原本由权重股流出向普通股迁徙，转为进入全线溢出的状态。这表明当前的下跌，已经不仅仅是板块之间的交互波动问题，而是多头全面地溃退。

让人感到泄气的是，平均价格指数的波动状态表明，未来市场的平均价格可能向11.5元附近移动。如果是这样，粗略算一下市场平均下行空间还得有12.6%。而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主流的公募基金，仓位大多都降到了70%以上，更有一些比较敏锐的公募，实际的仓位已经降到了60%附近。也就是说，持有大盘蓝筹股的主流机构与做市值管理的阳光私募，基本已经减不动仓了，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的状态。换句话讲，未来蓝筹股下行的空间将会比较小，它们会处于一种相对的弱平衡状态。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为平均价格指数提供负波动的群体，必然是一批无前景以及无业绩支撑的题材股，这里面前期的涉矿题材股将会是最易遭市场抛弃的品种。

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有一批做盘机构，它们的资金来源本身就是融资资金，这些机构的特征是与上市公司做“勾兑”以及用2005年之前的做庄思维。本身融入的资金就有一定的成本，当社会资金仍然不那么紧缺时，一切都相安无事，大家都按合同约定在融资期限以后再作结算。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温州民间借贷的事闹得凶，原来资金融出方半途变卦，宁可违约也要在短期之内拿到钱救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本来还仍然坚挺的股票，突然就莫明其妙地出现了砸盘。这种事历史上都出现过，有些数十亿企业在危机来临时，可能因区区数百万的债务，在一个预想不到的小概率事件上，令其庞大的资产瞬间化为乌有。本质的原因并不在企业本身主业经营，而在于它将资金杠杆用到了极致。

篇（7）

晚近十余年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表现非同寻常。宏观经济在走出世纪之交通货紧缩后，2003年-2007年持续五年以超过两位数增速扩张，年均增速达到11.7%高位。更为独特之处在于，我国宏观经济一反早先时期高增长通常面临本币持续贬值压力的扩张形态，稳定呈现出经济高增长伴随实际汇率升值的新格局。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次出现以美元衡量增速大大快于本币增速、名义追赶增速超过实际追赶增速的形势。

数据显示，1979年-2002年人民币衡量GDP实际年均增速约为9.6%，考虑GDP平减指数名义年均增速约为15.7%，然而由于同期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1.58元人民币贬值到8.28元人民币，美元衡量经济总量年均增速约为7.97%。2003年-2013年发生实质性转变：本币GDP实际年均增速10.5%，名义GDP年均增速为15.4%，但是同期美元衡量GDP年均增速达到18.89%，是早先时期同一增速指标的2.36倍。现价美元衡量GDP总量从1978年0.23万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1.45万亿美元 ，24年增量为1.22万亿美元。2003年-2013年现价美元GDP从1.64万亿美元增加到9.25万亿美元，10年增量为7.61万亿美元。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

——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上册

卢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将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中国经济追赶提速成为新时期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美国金融危机前后，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同时在工业增加值、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外汇储备规模等宏观经济指标上跃居第一。与2005年前后2020年人均美元收入将达到3000美元推测观点不同，2013年用汇率衡量我国人均美元收入已超过6000美元，2020年可能会达到早先预测量的4倍。据IMF全球数据库信息估算，2000年-2005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为8%，2005年-2010年提升到21%，据估计这一贡献率在2010年-2015年可能会达到25%-30%。2003年-2012年用美元衡量中国GDP年均增速比美国高出13.8%，如不出特别意外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比2003年发表的著名“金砖四国”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时点提前约20年。

中国经济追赶加速不仅是21世纪初年世界经济史最重要事件，也是理解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以至社会生活演变的最重要经验背景。无论是中美新型大国对话广度深度加大与频次提升，还是周边经济政治关系发展与矛盾发酵；无论是中国消费者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和纽约第五大道扫货成“招牌现象”，还是中国企业在非洲以及世界各地投资飙升引发全球热议；无论是国内PM2.5和排放污染压力困扰加剧，还是电视军事节目和网络军迷人数大幅增长；又无论是2009年铁矿石谈判陷入僵局与力拓公司案件东窗事发，还是近年NBA前明星马布里成为北京金隅队“政委”并拥有无数北京球迷粉丝，这些似乎不相干的现象其实跟中国经济追赶这一基本事实有直接和间接联系。

中国经济追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派生新的矛盾与张力，在开放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方面带来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全新问题与挑战。回望过去十多年宏观经济史，当经济追赶与“胡温景气”依照其自身逻辑在2003年逐步展开时，上述矛盾张力开始通过短期宏观经济失衡现象表现出来：瓶颈部门紧张，通胀压力渐起，投资与出口双双高增长使总需求增速偏快，货币信贷与房地产等行业超常扩张提示经济过热风险。世纪之交多年景气低迷背景，使2003年快速展开的开放宏观景气与通胀压力平添几分突兀，“非典”冲击与围绕央行121文件房地产调控政策争论使得如何判断当时经济形势更显扑朔迷离。

当宏观经济偏快偏热判断到2003年底逐步形成共识，信贷、货币、供地、投资等紧缩宏调政策渐次推出，其中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门投资管制政策在新一轮宏调政策中作用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宏观经济运行某些关键指标在2004年初提示上年紧缩政策已初见成效，2004年一季度钢铁投资以及总投资同比增长率仍在增长，推动政府出台以暂时冻结建设用地供应、查处铁本事件为标志的更为强势宏调风暴。宏观经济后续运行经历2007年前后新一轮通胀、2008年-2010年大幅V型波动以及2011年以来增速减缓调整，宏调政策取向经历紧缩、刺激、紧缩、稳增长多轮转换调整，不过2003年-2004年宏调实践意义深远，尤其是2004年宏调风暴呈现的宏调工具多样化与产业政策宏调化特点，在随后一段时期相对稳定地延续下来。 二

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领域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矛盾，引发学界和媒体空前关注和讨论。如怎样理解消费率下降与投资率上升现象及其与收入分配关系？如何解释前所未有的外部顺差现象以及如何看待汇率及各种结构因素作用？我国独特土地制度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有何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空前增长原因何在？什么是社会融资结构快速变化和影子银行扩张的驱动原因？新时期通货膨胀的货币扩张机制与物价表现有何特点？如何看待扩大就业政策与“民工荒”之间关系？如何理解和评估4万亿一揽子刺激政策？如何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由于中国开放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以及国内外学术与信息交流扩大加强，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争论引发越来越多国外学界和业内人士关注，越来越成为全球范围议题。

可以把有关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探讨争论归结为三方面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在外部关系方面如何看待汇率与外需；二是在内部增长机制方面如何看待投资和内需；三是在政策方面如何看待产能过剩与产业政策宏调化。考察流行观点对上述三位一体问题的认知特点及内在联系，有助于梳理揭示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模式以及宏调政策的逻辑结构，为在反思厘清主流认识结构基础上加深理解我国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规律提供启示。

首先是汇率升值问题引发最为热烈争议。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速及相对发达国家持续追赶，逐步对人民币汇率引入升值压力。虽然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引发贬值预期暂时抑制人民币升值趋势，新世纪初年危机化解后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累积效应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表现为2003年开放景气增长展开同时贸易和资本账户双顺差快速扩大。由于种种原因，在是否重回1994年汇改确立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问题上产生争议，汇率政策在2005年7月汇改前盯住美元，此后央行意在释放汇率升值压力举措仍困难重重。国内经济学界和媒体就汇率政策展开讨论，同时吸引国际广泛关注评论，成为中国单个经济政策在全球曝光最为广泛深入的议题。

虽然我国早在1994年已确立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新时期容纳升值趋势仍面临多方质疑。美欧呼吁人民币升值诉求引入政治敏感因素，货币战争观点和阴谋论在社会上一度流行对必要政策调整产生制约作用。研究人员阐述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国问题，强调增加外汇储备好处多多，或认为货币升值不能调节贸易失衡，这些观点本身有学术探讨意义，然而在特定语境下也会增添汇率政策调整复杂性和困难。从国内宏观经济角度看，质疑升值论能相当程度影响政策，分析逻辑其实仍建立在假设汇率升值对顺差具有调节作用基础上，使决策层担心升值抑制经济增速并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稳定汇率是为了保就业”成为质疑汇率的潜在最有力理由。就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选择而言，汇率问题争议实质在于如何看待内需增长能力。换言之，严肃的升值怀疑论在逻辑上应以某种形式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隐含判断为基础。

其次是如何看待国内投资的争论。内需由消费和投资组成，我国消费增长其实相当快，然而伴随储蓄率提升投资增长更快，评估内需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投资。从经济学说史上不同学派经济发展理论看，或从近现代不同国家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阶段投资率峰值动态提升角度看，一国经济高增长时期伴随高投资总体上属于合规律现象。然而在我国特定体制转型背景下，高投资伴随宏观经济偏热，尤其是较多领域政府主导投资存在各种弊端，另外大国投资发力加剧环保压力，如何看待高投资成为宏观分析争论焦点。

高投资现象受到各种质疑。流行观点有时将投资驱动看作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症结所在，甚至认为高投资是“自掘坟墓”。这类批评在具体场合可能是针对政府过多干预投资现象，或强调利率、环境、土地等方面价格扭曲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这类批评观点具有合理性。不过质疑观点有时也会发展为简单否定高投资，主张依赖消费的增长模式。国外一些专家机构评论中国经济特别偏好消费增长模式。如有外国著名投行专家多年孜孜不倦地呼吁“中国应把经济增长的侧重点转向消费”，宣扬“消费型中国方能持续发展”，最近更倡导“现在是美中两国互换身份的时候了：美国应该将重点从消费转向制造，中国则相反”。这类观点其实有待商榷。

质疑投资与质疑升值似乎互不关联，其实二者隐含联系。质疑汇率升值论观点潜在假设我国内需不足，这与我国投资和消费双双快速增长事实并不一致。然而如果我国投资不仅存在体制扭曲等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加以矫正的问题，而是高投资自身注定不合理，那么内需不足与出口优先就得到逻辑支持，升值怀疑论顺理成章获得依据。因而，简单否定高投资客观上会与升值怀疑论联手结盟，又通过极具特色的产能过剩分析范式为中国式宏调解决方案做潜在逻辑铺垫。

最后是如何看待产能过剩与中国式宏调。经济分析的产能过剩概念，原意主要指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偏低或闲置率偏高。市场经济下不同部门在进入壁垒、竞争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合理产能利用率标准不同，宏观经济周期运行不同阶段产能利用率会顺周期变动，另外开放经济成长过程定行业由于比较优势变化发生退出转移也会伴随产能过剩，因而产能过剩是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常态性现象。除了重要行业一次性退出调整伴随产能过剩或需产业政策适当救助，产能过剩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现象主要应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化解。不同于在总量指标基础上定义的“GDP缺口”属于常规宏观分析概念，局部范围或特定行业产能过剩对宏观分析仅有辅意义。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盛行体制性短缺而罕见产能过剩。世纪之交通货紧缩与国企改革伴随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加大，从产能过剩角度解释当时通货紧缩成为一种重要观点，此后产能过剩成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常用概念，并对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干预投资政策提供较多分析支持。观察新时期宏调情况，宏调部门可以借助产能过剩分析逻辑，从不同方向干预社会投资。在宏观经济不景气与产能利用率偏低时，宏调部门在加大政府直接投资力度同时，仍可能会基于“过去高速投资带来产能过剩”的分析逻辑抑制特定行业的社会投资。在经济偏热通胀阶段，又可能基于高投资将导致未来产能过剩判断打压某些部门投资。在宏观经济周期运行不同阶段，产能过剩命题可能左右逢源为产业政策宏调化干预与宏调工具多样化选择提供分析支持。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产能过剩概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作用，如何认识市场机制与产业政策调节产能过剩功能，宏调部门以产能过剩为名干预企业投资是否合理，成为宏观经济和政策分析的争议问题。

对于上述三方面问题，人们在相关讨论中可能认同不同观点与采取不同立场，然而有关这些问题的流行或主流观点客观存在隐性联系从而形成三位一体命题。部分源自对世纪之交通货紧缩短期特例的深刻印象，我们对总需求特别是内需增长信心不足，过于强调汇率稳定保外需，结果在生产率追赶背景下引入汇率动态低估。新时期宏观经济实际总体特点是投资高增长和总需求较快扩张，总需求不足观点与基本经验事实其实不符，然而质疑高投资客观具有质疑内需可靠性含义，从而间接迂回地为汇率浮动怀疑论提供支持。我国高投资现象背后确有扭曲因素，亟须通过深化改革搞对价格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以矫正，然而简单否定高投资，或侧重从产能过剩角度批评高投资，则为利用过多产业政策管制投资提供了依据。

可见流行观点包含几个相互联系命题：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不可持续，需用产业-宏调政策管制投资加以纠正管制；由于内需不可靠与总需求不足，因而外需作用极为关键；稳定汇率避免升值是争取外需保增长必要条件。这个三位一体命题构成的闭合性推论链条，成为一段时期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调政策设计的隐含逻辑结构。反思探讨这个逻辑结构合理因素与偏颇局限，有助于全面认识新时期我国开放宏观经济运行的真实机制与内在规律。 三

本书内容是在观察新时期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基本事实特征，以及参与宏观经济和政策讨论过程中探讨形成的。为便于读者了解和批评，可将主要内容归结为十点看法。

第一，长期不缺总需求。现代宏观经济学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句话：长期经济增长由潜在供给能力决定，短期经济波动由总需求变动决定，宏观政策调节总需求使之接近潜在总供给。分析短期宏观形势无疑需高度重视总需求变动，然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由供给面因素决定，总需求不再是基本约束条件。潜在供给扩张由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调整在内的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因素所决定，中国经济发展以其特有转型内涵凸显制度创新的关键意义。农村改革一举解决困扰计划经济几十年的温饱问题，特区开放利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时代条件搞活经济很快收效，世纪之交改革开放重大突破奠定新世纪初年开放景气基础。经济长期增长根本源泉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并助推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变化提升潜在供给能力，而不能只靠密集出手与频繁变更政府宏观调控。

第二，汇率升值趋势是生产率追赶内在要求，我国转型环境下人民币先贬后升具有规律性。我国对外开放最初十几年，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追赶不明显，加上要消化计划时期汇率高估和价格管制扭曲，人民币呈现间歇性贬值趋势。近20年来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逐步发力，通过巴拉萨效应派生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全面考察生产率追赶阶段性变化、开放早期汇率高估初始条件、不同阶段经济内外环境变化特定因素，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趋势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巴拉萨效应故事。新时期我国经济实践经验表明，中国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通过深化改革搞对汇率这个开放经济最基本价格对宏观经济具有全局性意义。忽视这个规律要求，过于强调汇率稳定会导致汇率动态低估，客观上不利于开放市场经济结构调整即宏观经济稳定。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

——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下册

卢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将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第三，要重视发挥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城市化规律首先表现为城市以其特有集聚与规模效应持续提升经济供给面效率，同时城市化所集聚的非农产业以其更高收入需求弹性创造源源不断的需求增长点。城市化转型期无疑应高度重视农业增长、农村繁荣、农民福利等“三农”问题，发挥农业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有支持作用，然而应立足于通过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为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而不宜预期农民长期滞留农村与农民工年老返乡来回避和延缓城市化进程。因而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突破计划经济城乡分割体制这两个最后堡垒，在财产、居住和择业方面赋予农民充分公民权。要全面理解农业部门的经济属性，防范落入农业补贴保护体制陷阱并妨碍实现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第四，我国高投资现象具有合规律性，但亟须深化改革，消除影响投资的体制扭曲因素。投资放弃部分收入现期消费，然而能创造更多收入支持未来更高水平消费，因而投资与消费并非对立。不同国家合理投资率取决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等条件，不存在绝对标准。如同发育长个的年轻人饭量较大，快速增长阶段经济体投资率较高合乎规律。我国现阶段有能力利用自身高储蓄推动高投资，是经济能够较快追赶并逐步收敛的关键条件。但是同时要看到，由于体制转型尚未完成，我国高投资存在多方面问题。如土地、汇率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投资过度冲动，政府过多直接干预，另外大国高投资加剧排放压力提出增长与环保目标之间取舍难题。评估投资根本指标是效率而非速度。投资如受机制与价格扭曲支配即便低速增长也不可取，如能消除扭曲并保证真实回报高于真实成本则较高投资也无妨。关键是要深化改革、搞对价格、扩大准入、减少管制，并在此基础上让市场决定均衡水平投资。

第五，开放发展破解大国就业转型难题。中国经济发展承载将几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岗位就业的艰巨使命。上世纪末国企改革突破使得计划体制隐性失业明显化，出现下岗失业压力急剧增加的严峻形势。世纪之交改革开放突破与宏观通缩孕育新世纪初年经济强劲增长，推动就业转型取得多方面进展。2003年-2012年我国非农就业增加1.43亿，农民工总数增加约9460万，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从49.1%下降到33.6%，涵盖下岗人员的调整城镇失业率从上世纪末超过8%逐步下降到近年4%上下水平。正式职工工资持续上升同时，农民工工资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作用下快速增长，并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市场多年 “量价齐增”，意味着世纪之交严重失业压力形势已逐步发生实质性缓解和改观，就业政策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

第六，外部顺差失衡提供新鲜经验教训。如何应对各类冲击维持开放宏观经济大致均衡是政策管理面临的难题之一。过去十余年我国开放宏观经济经历冲击类型与早先时期比较发生重要变化。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宏观失衡较多表现为短期货币和总需求扩张过快引发通胀，实际汇率被动升值销蚀外部竞争力并引入国际收支逆差压力，最后不得不实施对外贬值和对内紧缩组合措施加以调整。新时期出现顺差失衡：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提速背景下，盯住汇率制伴随汇率动态低估和外部竞争力“徒长”，“双顺差”扩大通过外汇储备资产过量积累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被动过度扩张，并为国内经济增速过快与偏热失衡提供货币条件。需要加快推进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价格杠杆对宏观经济调节作用，才能更好防范与治理经济快速追赶时期开放宏观经济失衡。

第七，大国生产率追赶阶段更需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在生产率追赶背景下，新时期通货膨胀的物价表现有一个新特点，就是在常规流量物价指数（如CPI或GDP平减指数等）上涨同时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等）更是间歇性飙升。月度CPI同比增长率2008年一季度曾超过8%，约一半年份GDP平减指数增幅在6.7%-7.8%较高位波动。然而通胀压力更大程度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如上证指数曾经从2006年初1300点飙升到2007年10月6250点，商品房平均价格则在近十年增长好几倍。物价上涨结构特点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有关：由于生产率追赶比较集中在工业制造部门，这部分物品供给较高弹性会抑制流量产出价格上涨，但这使得某些供给弹性较小部门（如农产品）以及某些资产承受更大价格上涨压力。在通胀环境下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上涨幅度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现阶段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追赶使流量物品价格上涨受到限制，货币过度扩张更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与相应金融风险。

第八，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特点显示增长太快不划算。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现显著下降趋势。除2009年外，2001年-2010年中国贸易条件持续下降，累计降幅23%，年均下降约2个百分点。同时经验证据显示，我国贸易条件短期变动与国内宏观经济涨落存在显著关联，即货币和总需求扩张偏快会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也然。

具体联系机制表现为，货币与总需求扩张导致进口数量上升，又通过“增量超级大国效应”推动进口价格相对上涨与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增长本来受到“过犹不及”均衡规律制约，贸易条件与宏观涨落之间联系进一步提示经济增长太快不划算。我国在经济最为快速追赶阶段难以完全避免贸易条件不利变化，然而宏调政策应力求防范扩张过快通过贸易条件加剧恶化。

第九，金融部门内部改革与外部开放需统筹兼顾有序推进。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我国储蓄规模已相当美国两倍多，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升金融系统配置国民储蓄效率，无疑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我国现阶段金融系统改革与开放，大体可分为汇率与利率市场化价格改革、银行与金融机构放松准入并加强监管改革、资本账户扩大开放、人民币逐步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等方面内容。新时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面临几方面新挑战：一是汇率升值趋势使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在认识与利益上面临新困难；二是过多采用数量性调控工具导致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并给金融改革造成新矛盾；三是危机后美欧零利率政策与我国比较正常利率水平发生“常态性差异”对资本项开放构成新约束。直面现实新挑战，我国应将国内金融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同时稳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顺其自然地积极呼应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篇（8）

与扑朔迷离的宏观经济形势相反，近日密集公布中报的上市银行，无一例外地亮出了净利大幅增长的漂亮业绩。但近两周来，上市银行的股价并未因此走出中报行情。犹豫不定的股价走势，恰是银行自身和投资者心情的写照。

2008年被称为近来“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中国银行业正在经历“内忧外患”的考验。大到国内外宏观经济严峻态势、信贷结构调整，小到房地产和小企业贷款，国内经济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

外患则来自风雨飘摇的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7月25日，证监会要求上市银行详细披露所持证券投资情况，于9月1日正式执行。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此次中报中，即详尽披露了所持海外证券投资状况，这包括持有濒危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房利美的债券，和细分的次贷产品及拨备情况，以回应投资者此前的担忧。

“比赛还有下半场，金牌到底花落谁家，还得赛完了再看。” 8月21日，在中期业绩会上，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针对下半年的挑战坦言。

“似乎每个月都会有新的坏消息出来，市场的恶化程度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谈到美国现在的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最大的挑战来自不确定性，银行要注重集中性风险的管理。”

房贷风险积聚

备受舆论关注的房贷质量已经出现恶化的苗头。

《财经》记者获得的央行最近出具的一份房地产信贷形势分析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中资金融机构各项房地产类人民币贷款不良率为2.56％，比去年末微升0.19％。而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不良率则上升0.37％，达到了4.32％。这比业界预期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的反弹早了一个季度。

“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价滞量减态势将进一步延续。”建设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39，香港交易所代码：00939，下称建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直言。

在房地产走势尚不明朗的北京，一些银行正在揣测政府的调控力度和意图。一种判断是，政府可能会通过信贷紧缩，对房地产商进行一次洗牌。这也使得银行在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方面表现得较为审慎，避免成为最后一个接盘者。

北京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169）中报显示，其房地产行业贷款占比12％，比年初下降2.3％。该行董秘杨书剑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北京市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的波动，今年上半年以来，北京银行已经开始主动压缩开发商贷款，并且提高了房地产贷款的进入门槛。

“对于开发商贷款，下半年仍要进行主动压缩。”杨称，“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投放政策不会变化。”

珠三角由于此轮房价跌幅深重，当地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情况尤其引发关注。

中报显示，深圳发展银行（深圳交易所代码：000001，下称深发展）目前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为167.0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27％，同比下降1.96％。针对这一较高的不良贷款率，深发展表示，此系该行历史遗留不良贷款所致。深发展坦承，随着宏观调控下部分行业资金面趋紧，房地产市场普遍降温，增加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清收和处置抵债资产工作的难度。

深发展没有详细披露其个人房贷的资产质量，仅表示仍处于可控状况，没有明显恶化趋势，但深发展表示，下半年将对个人按揭政策从严，按揭贷款增幅会有所放缓。

与深发展不同，兴业银行目前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率相对较低，为0.58％，低于全行平均不良贷款1.04％的比率。数据显示，兴业银行的房地产开放贷款投放速度在2008年上半年明显趋缓，投资额尚不足去年全年投放额度的十分之一。知情人士称，兴业今年扩张速度放缓较明显，低投放使得新增贷款对不良资产的稀释作用大幅减弱。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兴业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房地产业贷款依然从严。

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和个人按揭贷款依然占较高比例，但不良率暂时相对较低。

中报显示，以基础设施和个人按揭为传统优势的建行，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不良率较上年末下降64个基点至4.2％；不过其个人按揭贷款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略有上升。中国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88，香港交易所代码：00988，下称中行）内地的房地产相关贷款的增速略低，减值贷款金额为62.3亿元，不良率为3.81％，较去年末的4.87％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惟有工行中报显示上半年其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增幅明显，总额为3386.84亿元，同比增加21％；但占全部贷款总额的比例为7.8％，低于8.7％的同业平均水平，且不良率亦有小幅下降，为2.43％。姜建清称，根据利率等变量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目前工行的房地产相关贷款风险可控。

小企业贷款窘境

随着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日渐严峻，小企业比大中企业更难生存，贷款风险势必有所彰显。中报显示，在国家希望大力予以支持的中小企业贷款方面，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投入力度和风控情况不尽相同。但有关数据披露是否详尽，数据是否失真，则值得关注。

比如，这次中报各银行纷纷披露中小企业贷款的总额和增长情况，但并不披露相应的不良贷款数据。个别银行披露了新增小企业贷款余额和不良率，但有关数据却不足以说明问题。

以工行为例，工行新增小企业贷款余额为300亿元，增幅为10.3％，不良率较上年末的0.78％有小幅上升，攀升至0.99％。这个数据比外界预计的小企业不良率要低得多。

此前央行通过窗口指导，允许下半年全国性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新增5％，股份制和中小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新增10％，但严格控制贷款投向，如必须投向小企业和“三农”。

8月27日，银监会明确要求新增贷款规模要真正用于小企业。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提出了信贷倾斜、布局、产品、考核等六项突破，力争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单独安排小企业信贷规模，单独考核。

对此，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看法不同。一家国有银行高层对《财经》记者表示，各家银行对于央行的窗口指导虽不是言听计从，但也不会公然违抗，在大型商业银行尤其如此。他认为，银行本身也需要增加“三农”、小企业信贷投入，对他们而言，虽然规模增加有限，但毕竟“聊胜于无”。

然而，股份制银行的态度则大不一样。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小企业集中的一些发达地区，目前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地方分行上半年就基本完成了全年的利润指标，但尚未用足贷款额度。此时，他们更倾向于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更愿意做大型的市政项目、大企业贷款，对于房地产企业和中小企业限制很严，对风险比较高的小企业坚决退出。

一些中小银行的信贷业务负责人表示，央行希望增加中小企业贷款其实是不现实的，除非容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有更高的不良率。“谁会在这个时候把钱贷给风险高、经营不稳定的小企业？”

但专家表示，增加小企业贷款和控制风险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对银行风险定价能力的要求更高，而这恰是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软肋。

根据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的建议，商业银行应对小企业贷款利率单独定价，在风险定价的基础上合理浮动，并合理制定小企业不良贷款控制指标，对小企业贷款损失依法及时核销。

不良贷款局部反弹

尽管银行业人士普遍认为“不良贷款反弹只是早晚的事”，但事实比想像发生得更快。

不良贷款局部反弹现象在中报中已经有所显现，其资产质量则呈现出总的不良资产或不良率下降，关注、可疑或损失类不良资产和不良率却反弹的态势。

中报显示，浦发银行拨备前贷款增速12.8％，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上升到60.37％，严重超出市场预期。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均有所下降，但损失类贷款余额24.42亿元，较年初上升12.36亿元，损失类贷款占比也上升17个基点至0.39％。

兴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但不良贷款余额却有所上升，关注类和可疑类贷款出现双升迹象。对此，兴业银行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临时性逾期贷款直接进入关注类，是导致上半年个贷关注类上升较多的最主要的原因。

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该行个人关注类贷款中约有80％为逾期30天以下临时性逾期贷款，这主要是该行个贷宽限期计算规则所致。

对于可疑类贷款余额的上升，兴业银行则表示，“可疑类贷款增加较多的主要原因是本行某大型国有集团企业所涉及的5.68亿元贷款，因企业重组而逾期欠息超过360天，由次级类调整为可疑类。”

“这部分贷款大部分有足值的抵押或实力较强的担保，预计最终损失不大。”该行对《财经》记者如此表示。

大型商业银行也出现了不良贷款局部反弹情况，则很难以个别贷款企业出现不良的理由来解释。

建行中报显示，截至6月末，在整个不良贷款双降的同时，次级类贷款出现双升。与此同时，个人贷款的不良率上升，从上年同期的1.09％上升至1.18％。

中行中报则显示，内地业务中的关注类贷款余额从去年末的1355.55亿元，上升到了今年6月30日的1411.13亿元。对此，李礼辉解释是受地震因素影响。

此外，数据显示业内人士关注的电力等行业的不良贷款出现小幅双升。以建行为例，其不良率由2007年末的1.58％，上升至1.68％。但由于电力等行业的亏损有政策因素，未引起银行的过多警惕。

尽管不良贷款反弹只是初露端倪，但一位银行家坦承，“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了银行在控制不良贷款方面的压力”。

外患无穷

内忧言不尽，外患滚滚来。

自去年次级抵押信贷危机发生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依然，潜在风险不可小觑。目前只有中行、建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详细披露了所持次贷产品的结构和拨备情况。

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行不得不为此计提更多减值准备。中报显示，2008年上半年，中行集团其他资产减值损失106.51亿元，同比增加了94.86亿元，其中大多是为外币证券投资增提减值损失所致。

次贷危机阴云未散，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下称“两房”）风波又不期而至。据《财经》记者统计，截至6月30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七家上市银行共持有253.45亿美元“两房”相关债券，折合人民币1738.44亿元。

其中，中行持有相关债券总额最高，达172.86亿美元，占已公布数据68.82％。

建行投资规模位居其次，达32.5亿美元。这一数据尽管低于里昂证券此前推算的70亿美元，但仍超出了业界的预期。

工行和中信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98）的投资规模折合人民币也在百亿元以上。相比之下，交通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28）投资最少，只有1.85亿元，目前已抛售。民生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16）和招商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36）的投资总额则在15亿元左右。

一家国有银行的首席风险官对《财经》记者坦承，大银行在应对外患过程中，可以做得更好。他表示，经过了一系列危机的考验，中国的银行已经意识到，不仅要看相关产品的评级，还要研究估值，考虑流动性。

最近以来，各家银行已经纷纷在减持“两房”债券。

截至8月25日，中国银行实际持有的“两房”发行的债券减少到75亿美元，“两房”担保住房贷款抵押债券减少到51.74亿美元。中行行长李礼辉表示，6月后的减持基本是原价收回，并没有出现损失。

建行同样进行了减持操作。建行行长张建国透露，该行持有的“两房”债券，已经从6月底的32亿美元，减少至7月底的20亿美元左右。减持过程没有亏损，只是“盈利多少的问题”。

“从年初至今，我们已累计减持‘两房’及其他与美国房地产相关的债券80多亿美元，加之我们对政府债券进行了波段操作，在债券投资方面整体未出现亏损。”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称。

不过，《财经》记者注意到，由于持有上述债券的各上市中资银行仍对“两房”债券走势普遍表示乐观，因此未对有关投资计提任何专项拨备。

在8月28日举行的中行中期业绩会上，行长李礼辉表示，中行所持有的“两房”债券，目前还本付息和市场交易价格都很正常，并认为下半年“两房”相关投资也不会对中行产生重大的财务影响。

“两房”所指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均为美国国会为保证住房贷款市场资金流动而立法设立，对于美国房贷抵押市场作用举足轻重；二者共拥有或担保价值5万亿美元的住房贷款，占整个美国应收住房贷款总额的近一半。

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两大巨头也泥足深陷。但由于美国政府的公开担保和注资承诺，目前其债券持有者仍可保持还本付息。

篇（9）

最低质量标准是一种常用的产品质量管制手段，进入市场的产品或劳务必须符合政府部门规定的最低质量要求。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例子，包括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如电器、汽车、健康护理设备；纺织品、食品、药品的含量要求；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工作场所设备的工效学要求；环境相关标准，如能源或燃料标准、材料处理或回收要求（Kuhn，2007）。那么，为什么自由放任的市场不能提供社会最优的产品质量水平，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强制性标准对产品质量进行管制？传统上，芝加哥学派是反对政府制定最低质量标准对市场进行管制的，因为这种管制违背自由主义原则，并且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Friedman，1962；Stigler，1971）Friedman（1962）在《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论著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职业执照”，这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最低质量标准，并且其别论述了行医执照。他认为，即使在医药领域颁发执照比在大多数其他领域如此做具有更为充分的理由，由国家机关颁发执照也是不可取的。Stigler（1971）认为持有执照才能从事某一职业，是利用政治过程改善一集团经济环境的方法；因为无照营业是触犯刑法的，执照成为一种有效的进入壁垒。。而Leland（1979）发表了《庸医、“柠檬”、职业执照：最低质量标准理论》一文，针对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表明最低质量标准（如职业执照）有助于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可以改进社会福利水平，给最低质量标准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篇开拓性的之后，又重新燃起了经济学家对最低质量标准研究的热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涌现出大量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由于产品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最低质量标准可以缓解此过程，增加社会福利水平；第二部分是厂商进行价格竞争时，最低质量标准对厂商行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厂商进行产量竞争时，最低质量标准对厂商行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对比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的主要研究结论，发现最低质量标准的影响十分依赖于模型假设；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第五部分是结论和研究展望。

一、逆向选择与最低质量标准

Akerlof（1970）研究表明，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以及严重的市场失灵。比如，在产品市场上，卖方比买方掌握更多的产品质量信息。买方利用市场的一些统计数据来判断他们将要购买的产品的质量，并且愿意以平均质量的价格水平支付购买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高于平均质量的产品将退出市场。由于高质量产品退出市场，导致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下降。如此，买方愿意支付的购买价格也随着平均质量下降而下降，结果导致更多高质量的产品继续退出市场。如此循环反复，直到最后，产品市场上只剩下低质量的产品。Akerlof解释了市场上低质量产品排斥高质量产品的机制，给出了低质量产品为什么能够排挤高质量产品的一种信息不对称解释模式。这与“劣币驱逐良币”的格欣雷法则（Greshams Law）在原理上非常相似。

当然，对于信息不对称理想的补救办法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在一些情况下，重复购买、产品标示和其他一些形式都可以减少或消除不对称。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消除信息不对称可能需要付出很高成本。所以，应该寻找减少质量扭曲更经济的方式。除了市场机制之外，政府干预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工具。Leland（1979）表明最低质量标准可以解决逆向选择的现象。他研究发现：如果卖方提品或服务的机会成本是质量水平的减函数，最低质量标准一定会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卖方提品或服务的机会成本是质量水平的增函数，那么市场对质量变化更敏感，需求弹性和提高质量的边际成本更低时，最低质量标准更可能使社会福利水平增加。但是，如果职业执照或者其他最低质量标准形式限制进入的话，可能会出现负面的影响。并且如果质量标准是由同行（或行业）自己设置，标准很有可能会过高。

与Leland模型不同，Shapiro（1983）假设产品质量是内生的（exogenous），他研究完全竞争但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厂商的产品质量选择。模型假设消费者在购买之前不能观察到各个厂商产品的质量，只能根据该厂商在上一期提品的质量来预期下一期产品的质量。预期的产品质量不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也不同，或者说出价不同。每个厂商都可能削减当期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弃信战略”（flybynight strategy）。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厂商的声誉，使消费者对该厂商下一期产品质量的预期降低，支付意愿也随之降低。所以，厂商为了用激励保持良好的声誉，会提高当期的产品质量，这就是所谓“守信战略”（faithful strategy）。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减少当期的利润。因此，厂商必须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之间进行权衡，使厂商长期利润最大化。均衡的需求表中，高质量产品的价格会高于厂商的生产成本，Shapiro把它定义为溢价（premium）。溢价可以看作声誉的回报或者保持质量的激励。法律规定的最低质量标准越高，高质量的溢价越低（因为最低质量高的话，弃信战略就缺乏吸引力），提高质量标准时就存在正的“信息外部性”。提高最低质量可以降低高质量产品的均衡价格，因此增加使用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的剩余。但是，本来选择购买低于质量标准产品的消费者会产生直接损失。所以制定最优的标准时必须对收益与损失进行权衡。

三、产量竞争

如果厂商在博弈最后一个阶段不是进行价格竞争，而是进行产量竞争，最低质量标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一）静态分析

Valletti（2000）考察了产量（古诺）竞争下的最低质量标准。与Ronnen（1991）假设厂商在博弈最后一个阶段进行价格竞争不同，模型假设在投入一定质量开发成本之后厂商进行产量竞争。研究发现，在产量竞争下，实施最低质量标准会减少社会福利。因此，引入最低质量标准产生正的福利效应的政策含义不能在任何模型中都成立。在选择不同模型时必须首先搞清楚行业具体情况。在厂商设置生产安排远远先于产品投放市场销售的行业中，可以假设厂商进行产量竞争，例如，世界能源市场、汽车市场和交通运输行业。相反，在其他的制造或服务行业，不受产能约束影响，厂商更自然地被认为进行价格竞争。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质量开发产生固定成本，Ronnen（1991）的分析才更合适。这个研究发现加深了Constantatos和Perrakis（1998），Maxwell（1998）和Scarpa（1998）等人提出的对价格竞争模型中实施最低质量标准时产生有利影响的怀疑。Constantatos和Perrakis表明最低质量标准福利影响关键在于质量选择的时机。Maxwell研究证明最低质量标准会减少厂商进行创新的激励，导致更低水平的社会福利。Scarpa研究了三个厂商时的情形。

Jinji和Toshimitsu（2004）对Valletti（2000）模型进行扩展，考察结论的稳健性。第一，厂商之间的对称一般化为不对称情形。所谓不对称指的是不同厂商改善产品质量时的成本是不同的。这种扩展从实践角度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在真实世界里，更可能的是在同一个行业中不同技术的厂商同时存在。第二，放松厂商的质量排序（quality ordering）是外生给定的假设。因为在纵向差异化双寡头垄断模型中，在质量选择阶段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质量排序是内生决定的。他们重新考察在质量排序内生时最低质量标准的影响。当两个厂商之间的技术差距足够大时，低技术厂商没有激励生产相对高质量的产品，因此在质量选择阶段均衡是唯一的，尽管质量排序是内生的。因为这种情形与质量排序外生给定时的对称双寡头垄断非常相似，所以他们主要关注技术差距不大时在质量选择阶段多重均衡的情形。然而研究发现，质量排序内生给定时的结果与Valletti（2000）模型相比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二）动态分析

在前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厂商进行的是价格竞争，那么适度的最低质量标准被认为对社会是有利的，而如果厂商进行的是产量竞争，一般被认为是有害的。Napel和Oldehaver（2009）认为这两分法只有在静态条件下才能成立。他们研究表明，如果厂商进行产量竞争，最低质量标准也可能是增加福利的。在没有管制时，均衡质量的扭曲降低单次博弈环境下产生的总剩余，也减少重复博弈时厂商之间进行串谋的吸引力。因此，最低质量标准可以阻止串谋或者破坏其稳定，产生动态效率。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收益超过最低质量标准的静态成本，也就是说，最低质量标准提高了总剩余。如果允许进行单边支付（sidepayment），这个结果其实也可以在简单的最低质量标准的基准情形下得到。当然，他们也承认研究结果不能期望在任何厂商成本结构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下都成立。关键是，其他促进竞争的政策工具存在，它们可能比最低质量标准能更有效、更经济地阻止串谋行为。但是，不能保证这些政策工具不会产生经济扭曲（如游说、、欺骗等）；另外，引入最低质量标准可能还存在其他好的理由，如交通或者通信等行业的技术溢出，公共卫生或消费者安全的考虑，贸易政策战略等等。

四、实证研究

大多数实证研究在估计最低质量标准对总供给减少的影响，但不是很关注其对价格与质量的影响，并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护理服务行业和劳动力市场。Wiggins（1981）研究发现更严格的管制减少新药的引入率和研究经费。Carroll和Gaston（1981）研究发现执业许可制度明显减少了专业服务市场执业许可证的存量。Gormley（1991），Lowenberg和Tinnin（1992）研究发现更严格的最低质量标准减少了每个儿童人均可用的儿童护理职位。Blau（2003）从供给方角度研究妇女被雇佣从事儿童护理员的概率，他发现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显著地影响最低质量标准的效果。如果排除州和时间的固定效应，管制严格度综合指数对儿童护理供给有正面影响，但是如果包括这些固定效应的话，就没有影响或者为负面的影响。

Chipty和Witte（1997）以及Blau（2007）使用有限厂商样本，观察卖方行为。Chipty和Witte采用了1990年美国“国家儿童护理调查”的大约1000家儿童护理中心的横截面数据，发现更严格的最低质量标准减少厂商给一定细分市场提供服务的可能性，尤其是婴儿护理。最低质量标准没有导致降低提供的服务水平，厂商倾向于增加服务的平均质量和最高质量。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厂商试图缓和价格竞争，希望与同样被管制的竞争对手的差异化更大。Blau（2007）使用美国四个州儿童护理中心详细的横截面调查数据。他发现最低质量标准对投入品使用有一些影响，但是当包括州的固定效应时，价格或者质量的正面效应不稳健。特别是，更严格的管制使儿童护理员的工资下降，表明护理员能够忍受管制的发生。

Hotz和Xiao（2005）研究了最低质量标准对职业执照的影响。他们发现职业执照限制工人的劳动供给，使得到职业执照的工人工资增加，但是对产品或者服务质量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障碍主要在于数据的获得。厂商的营业执照和工人的职业执照，这两类最低质量标准有细微的区别。对于厂商来说，进入、退出和竞争是重要问题。另外，实施最低质量标准也许对雇员和雇主的影响是不同的。

五、结论和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般结论：如果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合适的最低质量标准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在静态环境下，如果厂商进行价格竞争，最低质量标准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厂商进行产量竞争，最低质量标准会减少社会福利；在动态环境下，最低质量标准的影响结果不确定。一言以蔽之，实施最低质量标准的必要条件是市场失灵。但这不是政府对市场进行质量管制的充分条件。因为，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也会失灵。所以，通过综述可以发现未来的研究可以有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前人研究都有一个隐含假设：政府是“仁慈的计划者”，并且实施标准不存在任何成本，也没有监督困难。如果假设政府同样是经济人，标准由政府来设置，那么由于种种原因，标准可能会有意设置得过高或过低，没有达到社会最优。比如在一个对政府不作为没有严格问责的社会里，政府可能会设置过高的标准，留出寻租空间，使执行人员获得一定的权力和利益。

第二，在有限理性假设下，消费者的偏好时间不一致，自我约束成为了消费者行为研究的焦点。因为人的理性“缺陷”，自由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不涉及胁迫，最有激情的自由主义者也能接受的某些家长主义可以称之为自由家长主义（Thaler和Sunstein，2003）。或非对称家长主义（asymmetric paternalism）非对称家长主义的管制目的是帮助那些有限理性的人们避免犯成本过高的错误，同时仅对理性的人们加以很小的成本甚至不加以成本（Camerer et al.，2003）。成为一种新的管制理论基础。人们在有些时候会自愿地减少选择集。如果消费者在选择产品质量时是有限理性的，政府通过限制低质量的产品进入市场，可以使消费者获益。

第三，国内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我国政府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实施最低质量标准，但是实际的效果如何尚不清楚。所以，细致收集国内市场数据，开展规范的实证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Akerlof，G.A.，1970，“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4，pp.488500.

[2] Blau，D.，2003，“Do Child Care Regulations Affect the Child Care and Labor Markets？”，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Vol.22，pp.44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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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rroll，S.，and Gaston，R.，1981，“Occupational Restric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Service Received：Some Evidence”，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47，pp.959976.

[6] Chipty，T.and Witte，A.，1997，“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Firms’ Responses to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Regulation”，NBER Working Paper，No.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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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rampes，C.and Hollander，A.，1995，“Duopoly and Quality Standard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9，pp.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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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riedman，M.，1962，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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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arella，P.and Petrakis，E.，2008，“Minimum Quality Standard and Consumer Information”，Economic Theory，Vol.36，pp.283302.

[13]Gormley，W.，1991，“State Regulation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hild Care Services”，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Vol.10，pp.7895.

[14]Hackner，J.，1994，“Collusive Pricing in Markets for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Produc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12，pp.155177.

[15]Hotz，V.J.and Xiao，M.，2005，“The Impact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on Firm Entry，Exit and Product Quality：the Case of the Child Care Market”，NBER Working Paper，No.11873.

[16]Jinji，N.and Toshimitsu，T.，2004，“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under Asymmetric Duopoly with Endogenous Quality Ordering：a Note”，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Vol.26，pp.189199.

[17]Kuhn，M.，2007，“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and Market Dominance in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Duopol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25，pp.275290.

[18]Leland，H.E.，1979，“Quacks，Lemons，and Licensing：A Theory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7，pp.13281346.

[19]Lowenberg，A.and Tinnin，T.，1992，“Professional versus Consumer Interests in Regulation：the Case of the U.S.Child Care Industry”，Applied Economics，Vol.24，pp.571580.

[20]Maxwell，J.W.，1998，“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as a Barrier to Innovation”，Economics Letters，Vol.58，pp.355360.

[21]Napel，S.and Oldehaver，G.，2009，“A Dynamic Perspective on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under Cournot Competition”，BGPE Discussion Paper，No.82.

[22]Ronnen，U.，1991，“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Fixed Costs and Competit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2，pp.490504.

[23]Scarpa，C.，1998，“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with more than Two Firm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16，pp.665676.

[24]Shaprio，C.，1983，“Premiums for High Quality Products as Returns to Reputatio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8，pp.659680.

[25]Stigler，G.J.，1971，“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Vol.2，pp.321.

[26]Thaler，R.H.and Sunstein，C.R.，2003，“Libertarian Paternal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pp.175179.

[27]Tse，C.Y.，2001，“Risky Quality Choice”，Intem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19，pp.185212.

[28]Valletti，T.，2000，“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under Cournot Competition”，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Vol.18，pp.235245.

[29]Wiggins，S.N.，1981，“Product Quality Regulation and New Drug Introduction：Some New Evidence from the 1970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63，pp.615619.

[HT][STHZ]A Literature Survey on the Theory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Jiang Chunhua

篇（10）

尽管针对当前的时局，多空双方还处在胶着状态，但两点认识在今天已成共识：其一，此次危机不可能绵延不绝，即使悲观者，也初步认定至少明年定有转机。其二，尽管当前局势复杂程度不可小觑，但最糟糕的阶段已过，逐步向好已成趋势。

由金融危机骤来之际时，人们对触底与否的惊慌失描，到今天抗击危机纲举目张，以及对复苏回暖的深度理性思考，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态之变，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行业在成熟，企业在成长。

由此看来，无论是企稳势成必然的乐观论断，还是回暖尚需时日的审慎思考，都是一种特定时期下的成长经历，不跟风盲从，不刚愎白用，在判断中成长，在交锋中成熟，这对企业乃至整个行业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进步。

行业：大局企稳?

2009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延续；国际市场持续低迷，我国纺织行业面临的外部形势依然严峻。但是，得益于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决策和部署推动国内需求持续回升，以及对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调整等政策的积极效果逐步显现，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稳步推进，纺织行业经济运行已经从今年1-2月的低谷逐步恢复，二季度以来多项指标表明开始企稳回升。

生产增速持续回升。2009年1-5月，我国纺织行业5.17万户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3496.65亿元，同比增长5.21％，增速虽然比上年同期回落12.06个百分点，但较2月末已经提高了一倍。全行业大类产品产量增速较2月末普遍回升，其中化纤产量增幅已经超过上年同期水平。

出口仍处于负增长状态，但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1～5月，由于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为604.2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1.13％，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26.44个百分点，累计降幅较1-4月扩大了0.97个百分点。但纺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仍在提升，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今年1～5月，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在美国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提高了3.75个百分点；行业贸易顺差同比扩大11.58％，出口竞争力系数比上年同期提高1.22个百分点。

内销增长成为全行业企稳回升的主要支撑。1―5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累计实现内销产值10532.47亿元，同比增长9.42％，较2月底增速回升了2.79个百分点，行业内销比重也由上年同期的77.07％提高到了80.03％，内需对行业稳定回升的第一拉动作用不断加强。

运行质效有所改善。1～5月，规模以上全行业劳动生产率同比提高8.86％，比全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高2.9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432.48亿元，同比下降了0.14％，较今年1～2月的降幅收窄10.87个百分点，其中3-5月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提高5.06％。

投资扭转负增长局面。1～5月纺织行业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累计完成投资969.29亿元，同比增长5.70％，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11.12个百分点，但较1～4月加快了4.09个百分点。

企业经营者预期有所好转。根据对全国173户企业的跟踪调查，87％的企业预计下半年产品订单(内外销)与年初相比持平或增长。33％的企业经营状况预期趋好，样本企业总体现金流状况有所改善。

目前纺织行业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行业出现的向好势头并不意味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必须看到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平衡，风险依然存在。一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尚未走出谷底，外需前景并不乐观；二是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明显；三是行业内企业两级分化状况依然严重；四是广大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仍然较大；五是各种资源价格上行和最终市场降价的压力仍在加大。

今天，全行业还要按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纺织产业振兴规划的部署和要求，把保增长和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全力以赴巩固国际市场份额。扩大国内市场与消费，加快自主创新、技术改造、优化结构的步伐，争取全年行业经济运行稳步回升的良好局面。

棉纺：回升基础不稳固

国家鼓励政策带来的投资大幅回升，产量增幅也略有增长，出口仍然在萎缩，国内市场原料大幅上涨，但纱布市场表现的传导作用未显现，利润持续下降，但降幅趋缓，利润率上升，全部从业人员减少的幅度逐步增大。

投资大幅回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棉纺织业1～5月累计完成投资248.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3％。

纱布生产平稳，同比增速略有回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6月我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纱产量为1096.22万吨，同比增长9.40％；累计布产量为258.00亿米，同比增长0.16％。去年以来纱布月产量逐布降低，且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今年1月开始生产再无法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同比双双降为负数，纱的单月产量也降至最低。3月开始，纱布生产趋于平稳，月产量没有较大波动，同比增速亦开始小幅回升，但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布产量于6月恢复增长。

棉纺织品出口持续下降，五大市场皆为负增长。2009年1～5月我国棉纺织品及棉制服装累计出口237.07亿美元。同比下降12.51％，其中棉纺织品累计出口69.32亿美元，同比下降17.33％，棉制服装累计出日167.75亿美元，同比下降10.34％。去年6月我国棉制服装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且月出口量一路下滑，尽管在元旦左右略有好转，但春节后的5个月月出口量都明显低于历史水平，增长速度也一路下滑，受此影响，虽然去年下半年棉纺织品的出口仍有小幅增长，但是1月开始，棉纺织品出口连续5个月为负增长，且同比下降速度都远远高于棉制服装出口的下降速度，接近-20％。据海关统计，1-5月我国棉纱线累计出口20.22万吨，同比下降21.2％；棉织物累计出口24.03亿米，同比下降11.72％。我国棉纺织品5个主要贸易市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地区，今年以来五大市场皆出现了负增长，中国棉纺织行业出口贸易的春天依然遥远。

国内市场原料价格上涨，纱布市场传导效应未显现。原料市场上，国内棉花价格的快速上涨与国际市场的价差逐步拉大，2009年1-5月我国共计进口了56.67万吨原棉，同比下降45.03％，进口的均价为10041元／吨(含关税、增值税和港杂费)；根据1-6月份CoflookA指数的平均值折合人民币为10071元／吨，低于上半年329级棉花2314元／吨，

低于国内抛储平均价格2883元／吨。纱布市场上，因下游外销单子不多，支持不大，而内销面料厂家库存压力增加导致上游量价下跌，进入4月初纱线价格趋稳，而坯布市场小幅回落再趋稳，之后都是平稳下跌的趋势。

利润仍然在下降，降幅趋缓，全部从业人员进一步减少。2009年1-5月根据国家统计局对11438户规模以上企业统计，主营业务收入为35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35％，利润总额为11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5％，主营业务利润为3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59％。08／09的利润率较07／08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每年的2月份基本属于全年的最低期，但2009年2月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幅度较大，减少了0.47个百分点，到了2009年5月行业的利润率大幅上升，又开始重新回到以3％开头的时代。

从2008年5月开始，行业全部从业人数就处于逐步下降的态势，且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企业不断地挖潜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有些企业关停限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化纤：复苏有望

作为国际关联度较高的中国化纤行业，自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今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3项工业制造产品中，化纤产品利润降幅位居第二。然而在今年3月中旬后，化纤行业的运行情况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成为全纺织服装领域最为关注的焦点。

反弹迅速

2009年上半年，化纤行业运行情况较去年下半年明显好转，其中部分指标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企业开工在春节后逐渐恢复，特别是二季度，各行业开工率已达较高水平；大部分产品3月中旬后出现明显上涨行业经济效益和运行质量虽同比仍继续下降，但降幅比1-2月份快速收窄，3-5月份全行业共盈利26.7亿元。

据了解，1―5月份，化纤行业总产量1041万吨，同比增加7.83％，超过去年同期增速(7.4％)。其中涤纶834万吨，增长9.13％；锦纶48.05万吨，增长9.62％；腈纶增速达到7.81％；粘胶纤维7.33％，均比去年全年的增速有所提高。即使在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情况下，化纤产品仍净出口19.75万吨。化纤行业的平均产销率超过100％，为100.27％，同比提高2.08个百分点。

虽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化纤行业陷入了困难局面，投资者在当前形势下对行业发展也失去热情。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纺织需求的逐渐恢复，特别是3月份以来化纤的强劲反弹，人们对化纤行业的率先回暖，充满信心，毕竟这些数据都是行业好转的积极信号。

理性看待“回暖”

“目前，化纤行业的确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但这不意味着化纤行业就已经开始回暖了。”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长郑植艺表示，化纤行业80％以上的需求是纺织的需求，季节性比较明显。3、4月份是纺织季节性的反弹时期，此次反弹力度虽大，但也不足以说明行业已经走出危机。

对于反弹，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原料价格平稳上涨的推动，作为化工料的源头，棉花、国际原油价格的稳步走高给化纤产品价格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粘胶纤维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对改善粘胶纤维出口局面起到很大作用；二、下游市场需求有所恢复，1～5月纺织行业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13497亿元，同比增长5.21％。化纤下游相关9大品种，除毛机织物外，其他7大品种1～5月份产量增速比1～2月增速均有明显提高；三、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国际原油价格由333.87美元／桶一路攀升至近70美元／桶，用6个月完成了历史上此区间28个月的变化(2004-2006年4月)，而同期涤纶产品价格下降25～30％。这说明在涤纶产品成本结构中，除原料成本外，加工成本和运行成本都大幅下降，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给行业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

“这种季节性反弹，从本质上讲，是化纤行业周期性调整的必然。这是本轮化纤运行周期触底后的反弹，还是行业回暖，需要进一步观察，必须理性看待。”郑植艺强调。

谨慎乐观下半年

“从上半年行情分析，3月份的季节性反弹仍然存在，受原料价格上涨及需求有所恢复的拉动，化纤市场基本呈振荡上行走势。但下半年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如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国家宏观政策、原油走势是否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在行业坚持采取自律措施的情况下，化纤市场应该已经渡过危机。”郑植艺表示，下半年化纤行业总体仍是振荡上行的走势，关键要看6、7月份下跌多少，8、9月份能涨多少。

在纺织行业总体形势有所回暖的大前提之下，化纤行业必将率先回暖。按照纺织行业“金九银十”的规律，8月底之前，化纤市场下游的订单将会逐步增加，对化纤的需求会再次增加，这对化纤的价格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预计今年全年化纤产量将达2500-2600万吨，有望增长4―8％；全年经济效益利润达40～50亿元，增长18-47％；全年运行质量至少与去年持平，有可能明显好转。

服装：转型发展

2009年，我国服装行业在内外需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了生产的小幅增长。尽管行业效益水平远远没有恢复到最好水平，但相比一季度有明显好转迹象。行业出口则令人堪忧，出口数量发生了15％以上的大幅度下降。

2009年一季度，我国服装生产大幅下降，二季度开始回升，国内消费需求逐步稳定且呈现回暖迹象，刺激了内销型企业的补库和投放新产品的热情。这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生产规模已近饱和，缺乏持续发展的余地，同时，江西、湖北、河北等内陆省份的生产增长则比较可观，大宗产品加工转移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中部地区各省成为我国新的服装加工基地迈出了第一步，中部省份服装生产量同比增加23.53％，占比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1个百分点。

从服装行业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来看，2009年1～5月，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较2008年同期有所上升，行业处于恢复和转型阶段。二季度行业盈利能力继续回升，成本费用率和利润率两项指标增长明显。成本控制能力明显增强，劳动生产率继续以两位增幅提高，单位生产用工量同比减少了5.8％。

2009年二季度，行业整体营运能力较2008年同期略有下降，营业周期较2008年同期增加了2.07天，产成品周转天数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分别增加了2.78天和1.51天。在市场疲软的环境下，产品和资金的流通速度都略显动力不足，但仍能与2007年同期水平持平。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与2008年同期相比，行业发展能力的绝大多数指标均有一定下降，但在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同时，利润增速却高于上年同期水平，正说明行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从规模扩张向效益扩张转变。

在投资上，行业投资建厂降温，投资技术改造和投资渠道建设升温。外商投资特别是港澳台资投资下降速度可观，

外商在我国服装产业链中的角色和作用面临转型。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活跃，梯度转移有条不紊地展开。

在消费市场上，2009年，国内市场服装销售开局形势不甚乐观，二季度开始好转。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9年1-5月，服装类消费增长22.1％，增幅略超过2008年同期水平。

2009年上半年，再造终端优势、价格之战、处理库存、占领二三线城市是服装市场关键词。市场需求低迷致使价格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打折促销成为市场常态。价格低迷大大增加了新货投放的机会成本，很多企业选择以库存货支撑处于低位的价格体系。2009年上半年似乎成了服装行业处理库存之年。2009年的服装市场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市场成熟且饱和，品牌企业在稳定一线市场的基础上，开始发起了对二三线市场的猛攻纷纷布点开店。这同时，清理渠道，理顺关系成为品牌企业2009年关注的问题，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大力拓展自有渠道建设，或新建店面甚至分公司，分销仓库口，或将一些地区的销售收归自有。

针对市场下半年的展望，上半年压抑的消费意愿将在节假日得到一定的释放，市场需求实质回暖有望。同时，下半年面临秋季换季和新年消费两大促销季，下半年企业新款投放量将会增大，经过半年的准备，下半年的市场商品从款式、设计到加工质量都会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但是总量控制仍是企业最关注的问题，企业不会盲目增加商品投放总量，而是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向市场定量提供优质商品。

在出口上，根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我国服装累计出口数量同比减少了17.19亿件，同比下降了15.22％，继2月出口数量负增长41.37％之后，3月出口数量微增0.91％，4月、5月份单月出口数量分别负增长16.24％和16.71％，2009年，我国服装出口创2006年以来单月出口最低值，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家纺：有待回暖

今年1-5月，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家纺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大幅回落，出口持续下滑，行业运营受到影响。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企业产销利等指标保持增长，利润率高于纺织行业平均水平。但协会选择调查72家行业企业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各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可以看出，家纺行业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尚未见到明显回暖起色。虽然出口受阻的趋势未减，但以内销为主的企业仍表现正常，总产值、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等主要指标均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也让我们看到了行业发展的希望。

各项指标回落

2009年1-5月，统计中心提供的2439家家纺企业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中，工业总产值为642.84亿元，同比增长7.52％；销售产值630.96亿元，同比增长7.31％；主营业务收入617.42亿元，同比增长7.40％；出货值188.28亿元，同比增长-8.21％；利润总额24.86亿元，同比增长15.66％；应交增值税13.81亿元，同比增长4.11％；利润率4.03％。

但根据协会自行综合调查江苏通州市、海门工业园区、山东高密市等13个家纺产业集群，产、销增幅明显放缓。调查的72家行业企业工业总产值203.7亿元，同比增长-1.6％；主营业务收入205.89亿元，同比增长-2.45％；出货值62.45亿元，同比增长-9.60％；利润总额9.19亿元，同比增长-0.55％；应交增值税5.53亿元，同比增长-1.69％；利润率4.46％。

出口持续下滑

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家纺产品出口75.25亿美元，同比增长-11.95％，比2008年下降了26.26％；进口4.05亿美元，同比增长-12.31％。

出口金额前十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欧盟、日本、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香港、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对这十个国家地区的出口金额55.44亿美元，占总出口金额的73.67％。其中美国市场出口金额同比下降17.44％、欧盟市场这一数字则下降了8.72％。值得关注的是吉尔吉斯坦的出口，今年1-5月出口金额同比增幅达50.96％，是我国家用纺织品出口的第六大市场。

出口金额排名在前五位的地区为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上海市。2009年1-5月前五个省(市)的出口金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8.65％，达59.18亿美元。排名前五名的省份中，平均出口增幅比整个家纺行业出口增幅下降多达1.13个百分点。

家纺行业1―5月运行特点和问题

从1-5月统计数据来看，国际市场仍然萎靡不振。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消费市场萎缩，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相继出现需求下降，外销订单减少且周期变短，市场预期难度增加，结汇风险加大，市场格局发生变化，国内市场压力加大，市场竞争激烈，行业面临新的调整。

出口进一步萎缩，同比增幅创新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439家企业前5个月累计出口188.28亿元，同比下降8.21％；其中，5月份单月的出货值较上年下降了12.8％，较4月份多下降了6个多百分点。协会调查的13个产业集群出货值同比下降了8.15％，72家企业出货值同比下降了9.69％。

国际市场不景气范围扩大。受金融危机冲击，美欧市场继续疲软；日本市场最近订单减少，特别是单价较高的品种订单减少更明显，一些大型品牌营销机构受影响较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由于受金融危机和汇率不稳定的双重影响，今年以来对这部分市场的出口出现大幅下滑。

产业集群产销同比略有增长，出口下滑，利润出现负增长。13个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仅增长了1.89％和O.71％；出货值同比下降了8.15％；利润总额同比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2.05％；利润率为4.6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和统计企业的平均值。

企业面临较大困难。协会自行统计的72家企业中，有35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占48.61％；有30家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占41.67％；有40家企业职工人数同比下降，占55.56％；有68家企业报了工业总产值，其中34家为负增长，占50％；有62家企业报了工业增加值，其中30家为负增长，占48.39％；有65家报了出货值，其中45家为负增长，占69.23％。

统计数据表现内销为主的企业表现好于外销比例大的企业。在自行统计的72家企业中，出口占20％以下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6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24％。其中，出口占10％以下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0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74％。

毛纺：回升缓慢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毛纺行业至今未见明显回暖迹象。特别是主要国际消费市场需求仍无增长，内销市场疲软，导致行业经济效益下滑严重。下半年是毛纺产品的销售

旺季，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显现，以及企业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预计下半年毛纺行业不会再有太大的下滑，将比较平稳。”近日，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理事长彭燕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形势不容乐观

据海关统计，今年1-5月份主要毛纺产品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3.61％，高于纺织业出口总额11.13％的下降幅度，毛纺产品出口总额折人民币有效汇率计同比实际下跌16.79％。多数毛纺产品出现出口量和单价的较大下滑。1-5月份累计毛纺织、毛纺制品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出货值同比分别下降17.44％和15.81％，均高于同期纺织业平均下滑12.62％的水平。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相应调整了政策，特别是三次提高纺织服装的出口退税率，使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利好，但这些对企业来说并不是很解渴。尤其是在企业的传统产业改造、节能减排、项目审批上，各地政府落实不一致，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受惠有限。”彭燕丽指出，在出口下滑严峻的同时，内销市场的拉动作用虽然有所显现，但回升速度较为缓慢，企业发展异常艰难。

据了解，今年1～5月份，毛纺行业规模以上的3836户企业共实现利润24.74亿元，同比下降14.32％，亏损企业亏损额高达9.41亿元，同比增长了16.09％，接近2008全年10.70亿元的亏损额，亏损面达到31％。总体来说，上半年全毛纺行业产销下滑严重，企业效益明显下降，形势不容乐观。

下滑趋向减缓

“从3月份开始，毛纺内销市场的比重不断提高，对行业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出口利润下滑的速度也开始有所减缓，可以说，进入二季度后，行业运行质量有所好转。”彭燕丽表示。

全球经济衰退还在继续，上半年毛纺产品的主要国际市场需求也尚无增长，而1～5月份，规模以上毛纺织、毛纺制品、毛针织企业内销产值却同比分别增长了6.21％、14.66％和11.33％，内销形势初见好转，比重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5月份毛纺织行业和毛制品制造业实际完成投资同比均有较快增长，毛针织业投资由负增长也转向持平。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见，毛纺企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依旧充满了信心。

据了解，1-5月份3836家规模以上毛纺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947.73亿元，同比增长4.97％。1-5月份全行业完成销售产值909.65亿元，同比增加4.13％。总产值与销售产值增速比1-2月份分别增加了4.28和5.40个百分点。

“虽然毛纺行业里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困难，但还是有不少企业，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扩大内销市场，在危机中寻找商机，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如鄂尔多斯、如意集团以及浙江湖州织里镇羊绒产业集群等。”彭燕丽介绍说。

触底反弹还是局部调整

从上半年的数据分析来看，二季度毛纺行业形势比较一季度有所好转，生产与销售的下跌情况有所减缓。但好转迹象究竟是行业触底反弹，还是局部调整尚不得而知。上半年国际形势仍未见好，特别是国际市场无转好迹象，行业是否真正回升仍需要时间来观察和见证。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短期内国家出台的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尤其是在汇率相对平稳、原材料价格下降、优惠政策逐渐显现的情况下，企业也在加快着调整的步伐，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竞争力日益强大。”彭燕丽指出，下半年是毛纺产品的主要销售季节，而且国内市场现阶段仍较平稳，对企业开发国内市场很有利。

最后，她强调，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毛纺企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密切关注两个市场的变化，只有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不断开拓新的销售市场，才能促进内需，保证行业平稳渡过难关。

针织：稳步前行

“今年出口情况总体将与去年基本持平，对于下半年的运行情况也抱有信心。”中国针织协会理事长杨世滨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道。随着1-5月份行业运行情况的统计表出炉，从统计中，我们也看到各项指标也在稳步回升中。

三大特点

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显示，今年1-5月，针织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明显加快。其中河北、河南、江西、安徽、鲁南、四川、重庆等地区，在承接订单转移方面有着较大优势。2009年1-5月，针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生产针织服装48.33亿件，同比增长3.48％，增速同比提高0，15个百分点。其中河北省同比增长幅度最大，为82.50％，江西、河南同比增幅也达到了35.35％和11.11％，而这三个省份同时也挤进了针织服装产量前10名省份。“这些省份产量的上升。同时也传达给我们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加快。”杨世滨表示。

除江西外，出口前十名省份中都为边疆或沿海省市。1-5月经济运行情况统计中，针织服装出口数量前10名分别为，广东、浙江、福建、山东、江苏、上海、江西、黑龙江、新疆、广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出口数量同比增速最大，出口数量、金额、单价同比增长分别为9.43％、102.1％、84.57％，更难得的是这三项指标增幅均为各省市之首。杨世滨分析，广西呈现快速发展局面，与加强和东盟合作有着密切关系。

对美出口数量大增，出口数量与金额同比上升了55.21％和28.58％。“这给了我们很好的信号与很大信心，说明美国经济在好转，美国市场也在逐步回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在数量与金额都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单价同比却下降了17.29％，这说明美国进口商在跟我们讲价，谈价钱我们不怕，怕的是没有生意的刚性下降，而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信心。”杨世滨分析道。

宁让价格，不丢市场

在对当前针织行业经济做了解读后，杨理事长还对今后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具有前瞻性分析。在统计中，我们看到像江苏、浙江等地区虽然订单量及出口量有了明显上升，但单价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对此杨世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我们宁让价格，不丢市场。虽然让价后，短期内我们的企业的压力势必会加大，但我们手中的市场却没丢，而一旦经济好转后，复苏的脚步也会更快。”“1-5月份，针织服装出口第一、二大市场日本与美国在数量、金额同比中均出现了增长，尤其美国在这两项指标增长中分别达到55.21％和28.58％。除此之外，各主要出口市场单价同比也在增长(美国除外)，其中日本增长了6.25％、香港和吉尔吉斯坦甚至达到了33.77％和81.46％，这些都给了我们出口很大的信心，我预测，今年出口量与去年将基本持平，增长幅度大概在-1％到3％之间。”

国民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在当前情况下，虽然国家频频投资

用于基础建设等领域，到民间资本仍然脆弱；出口虽在好转，但还在下降。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担就压到消费的头上，在刺激消费层面，人口城市化无疑备受关注。“全国有1.4亿介于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扩大内需面临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与限制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政策有关，所以首先要解决这部分农民工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对于N--问题，杨世滨也表达相同的看法“全国1.4亿农民工，加上家属可能有3亿人，如果这部分人口有条件在城市定居下来买房、租房，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有着巨大推动力，可以说人口城市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亮点。”

丝绸：未出困境

当前，丝绸行业总体形势依然是比较困难，企业整体效益下滑。全球经济走势疲软，国际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导致长期以出口为主导的蚕丝绸行业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回落，外需不足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萎缩仍将是未来我国丝绸工业出口面临的最大困难。

目前，丝绸行业继续在低位徘徊，仍未走出困境。

产量总体下降

在丝绸行业中，企业由于出口不畅导致的产品库存增加，流动资金不足等现象还比较普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亏损现象比较严重。企业信贷融资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而在内销市场，丝绸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产品研发投入不足，对内销市场的拓展进行缓慢，品牌建设滞后，抗风险能力较弱。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经协会校正)，1～5月份丝产量65723吨，同比下降6％，其中生丝产量50233吨，同比下降10.51％；情况稍好的是绸缎产量同比增加了21.94％，达到37588万米。

经济效益小幅下滑

2009年1～5月份丝绸行业亏损面达24.06％，高于全国纺织行业23.46％的平均水平。其中丝绸印染和缫丝行业亏损面分别达到34.38％、33.09％，是丝绸工业亏损最严重的两个行业。

全行业除丝制品制造和丝针织行业利润略有增长，丝织加工行业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外，缫丝、丝织和丝印染行业的利润均有18％左右的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对3520家丝绸工业企业统计，2009年1～5月，丝绸工业实现总产值608.46亿元，同比增长5.04％；主营业务收入562.38亿元，同比增长2.72％；利润13.77亿元，同比减少2.5％。其中缫丝加工实现利润2.1亿元，同比减少1820％；丝绸加工实现利润6.71亿元，同比减少0.59％，丝印染实现利润3009万元，同比减少18.06％，；丝制品制造实现利润1.79亿元，同比增加1.33％。与多数效益下滑的产品相比，丝针织制品情况较好，实现利润2.86亿元，同比增长了7.38％。

出口大幅下滑

丝绸行业是较为典型的外向型行业，丝绸产品的出口比例高达80％，丝绸企业也多以外贸加工型企业为主，因此受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非常大。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各国经济下滑，导致包括丝绸商品在内的消费需求萎缩，今年1-5月丝绸商品出口下降势头仍在延续，丝绸出口大幅下滑。在几个主销市场中，除了印度、巴基斯坦有一定涨幅，分别为10.8％、40.9％。美国作为我国丝绸商品传统主销市场，依然持续低迷，对美出口同比降幅达29.36％，对日本市场出口下降25.53％，意大利、香港和韩国的出口降幅也分别达到30％以上。整个丝绸商品出口呈普降格局，丝绸出口仍未走出困境。

蚕丝价格稳步攀升

尽管受到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蚕丝价格的回升，对于市场各方恢复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促进蚕丝绸行业逐步回暖。

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秋蚕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冬季桑园弃管，春季蚕茧发种量大幅减少，据苏浙皖粤等地区初步统计，发种量降幅基本在20％-30％左右，生丝原料供应相对偏紧。2009年以来，受各方综合因素影响，蚕丝原料价格终于突破2008年的低谷阴霾逐步回升，截止到6月底国内干蚕和生丝(3A级)每吨平均价格较年初分别上涨31.18％和21.38％，较2008年10月蚕丝最低价时分别上涨68.29％和40.91％。当时秋茧价格降至500元一担，达到历史最低点。目前干蚕价格在每吨6万元左右，生丝(3A级)价格每吨接近19万元，如果丝价能维持在每吨20-24万将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区间。企业仍然面对各项生产资料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盈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蚕丝价格与成本倒挂现象亟待解决。

同时，也有一批支撑行业的民营丝绸企业在危机面前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由于产品附加值高，所受影响相对较小，抗风险的能力也不断提升；还有一批支撑行业的丝绸产品，如家纺产品、蚕丝被、丝针织等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市场需求，在风险中有较强的生存能力。

麻纺：仍在探底

2009年上半年麻纺织经济继续回落，主要麻类纤维、纺织及制品进出口全部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国内市场开拓尚未显效，麻纺织企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5月我国麻纺织及麻制品制造企业(规模以上)440户，同比下降1.79％，亏损户数达96户，亏损面达21.82％，同比增长0.77％其中，麻纺织企业345户，同比下降3.36％，麻制品制造企业95户，同比增加4.40％。麻纺织及麻制品制造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4.02亿元，同比增长7.59％。其中，麻纺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87.26亿元，同比增长8.00％；麻制品制造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76亿元，同比增长5.49％。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3.26亿元，同比减少28.36％；其中麻纺织企业实现利润1.99亿元，同比增加5.43％；麻制品制造企业实现利润1.28亿元，同比减少52.20％。全行业负债合计124.56亿元，同比增加0.76％；其中麻纺织企业负债合计113.10亿元，同比增加2.38％；麻制品制造企业负债合计11.46亿元，同比减少12.84％。全行业出货值8.45亿元，同比减少14.46％；其中麻纺织企业出货值7.92亿元，同比减少9.68％；麻制品制造企业出货值0.52亿元，同比减少52.61％。

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5月份，麻纺织业固定资产实际完成投资82008万元，同比减少1.83％；麻制品制造业固定资产实际完成投资11206万元，同比减少3.25％。

主要麻类纤维、纺织及制品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我国麻类纤维、纺织及制品进出口总额为4.28亿美元，同比减少15.75％；其中出口2.89亿美元，同比减少7.44％；进口金额1.39亿美元，同比下降29.04％。

从整体形势上看，麻纺织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麻纺织品出口需求持续

大幅减少，内需拉动的措施短期内尚未显效，2009年上半年麻纺织企业生产经营形势依然严峻；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力度加大，麻纺织企业废水排放治理成本加重，清洁生产技术应用推广进一步加大企业经营负担；麻纺织企业用工多。劳动力成本压力明显高于相关纺织行业；中西部麻纺织中小企业融资难；苎麻纺织急待提升技术装备水平，缺少纺织机械制造业支撑，需要产业政策扶扶持。

针对当前的困难形势，行业将采取以下措施：麻纺织企业加快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内需适销产品开发，促进向下游产品产业链衔接，提高服用、家用和产业用麻纺织品的比重；继续巩固和发展麻纺织品出口市场，培育和拓展麻纺织品内销市场，推动麻纺织品牌战略；苎麻资源主产区加大政策扶持，稳定苎麻种植面积和原料价格，保护麻农种麻积极性；建议国家调整亚麻纤维进口关税税率，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亚麻纺织企业走出困境；推动苎麻纺织先进技术装备开发项目工作。

纺机：底部徘徊

金融危机导致的中国纺织产业困境给纺机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根据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对全国1020家生产纺织机械、器材企业的综合统计，纺机行业生产销售出现好转现象，但是乐观断定已经回暖恐怕还为时尚早。

据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5月底，纺机行业主要经济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生产销售小幅下降，经济效益下降明显。1-5月，纺机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出货值、进口同比都呈现下降趋势，产成品存货增加，亏损额激增。

全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现行价)218.67亿元，同比下降640万；产品销售收入为218.28亿元，同比下降5.20％，销售利润仅为2.45％。全行业应收账款为72.56亿元，同比下降11.38％，行业销售中的33.24％愿与赊销，而5月份以后的应收账款减少则源于市场萎缩状况有所改善。

纺机行业产成品为46.19亿元，同比下降0.20％，占流动资产平均余额的13.78％，同比下降0.07个百分点。在1～5月产成品分省占比中，江苏省占到27％，浙江为13％，上海12％。

在这1020家企业中，1～5月出货值为14.53亿元，同比下降47.70％，今年5月份出口假货之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达到历史低点。据统计，22个生产纺织机械的省市中有14个省市有产品出口。从产品出口总量上看，江苏省排在第一位。纺织机械产品出货总值占全部工业销售产值比重为6.75％。从分省市情况看，出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最高的是广东省，为24.63％，依次是上海市(20.40％)，重庆市(16.15％)。出货值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山东省，五省市出货值合计占全部出货值总额的88.94％。

1-5月，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明显的省份分别为黑龙江省、山西省、天津市、上海市、北京市，同比下降都在40％以上。涨幅前四位的省市自治区为安徽省、江西省、新疆和甘肃省，同比增长在40％以上。从产品销售收入总量方面看，江苏省为73.02％亿元，占全部主营收入的33.45％，排在第一位。5月份纺机全行业产品销售率为99.86％，同比增长3.21个百分点。

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我国纺织机械进出口总额累计为12.96亿美元，同比下降51.36％，其中出口4.52亿美元，同比下降34.55％，进口8.44亿美元，同比下降57.24％。从产品类别上看，针织机械出口占首位，出口总额1.99亿美元，同比下降1.20％，占出口总额的44.11％。织机一枝独秀，出口同比增长16.25％。从出口企业类型看，私营企业出口总额为2.24亿美元，同比增长7％，占出口总额的49.62％。从出口贸易方式看，以一般贸易为主，贸易总额为3.80亿美元，同比下降30.22％，占出口总额的83.95％。从出口的国家和地区看，1-5月，对印度出口仍然排在第一位，出口金额为1.6亿美元，同比增长30.12％。

在进口方面，从进口产品类别看，针织机械进口排在首位，进口总额为3.34亿美元，同比下降27.54％，占进口总额的39.59％。从进口企业看，独子企业进口总额为2.65亿美元，同比下降45.15％，占进口总额的51.15％，排在首位。从进口贸易方式看，仍以一般贸易为主，进口总额4.19亿美元，同比下降64.18％，占进口总额的49.62％。

纺织机械进出口同比依然为双负，但负增长的速度趋缓，依然在底部徘徊。

产业用：步伐加快

近年来一直保持热度的产业用纺织品在纺织行业整体不景气之时，依然保持了较为快速得增长，但是也受到金融危机一定影响，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由于产业用纺织品对外的依赖程度较服装和家用纺织品要小一些，出口型企业及时调整了产品方向，再加之终端产品在国内的消费还有一定空间，自今年3月份以来，部分企业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相比纺织产业其他分行业，产业用纺织品回暖步伐似乎更快一些。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5月我国规模以上非织造布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64亿元，同比增加7.66％；资产合计307亿元，同比增加11.83％；实现主营收入159亿元，同比增加16.03％；完成出货值25亿元，同比减少8.74％。

1-5月份，全国非织造布产量合计为48.3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7.83％，产量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江苏省、福建省、辽宁省。

非织造布产业的投资也停止了下滑趋势。1～5月份，非织造布行业实际完成投资额26亿元，同比增加47.54％。尽管投资有所回升，但是企业反映，融资依然是难题。银行一直从严控制，贷款规模压缩、利率提高、到期不转贷，企业希望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包括减税、贴息、注资、融资等。

从进出口情况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非织造布和产业用纺织品行业所受影响比2008年更为明显，国际市场情况更为严峻。1～5月，海关56、59章中所有与产业用纺织品相关的产品除絮胎、传动带外，进出口全部实现了负增长，其中进口减少27.74％，出口减少3.14％。非织造布进出口继年初首次出现负增长之后，继续呈现减少态势，出口数量减少4.03％，减少幅度有所缩小，行业出现回暖迹象，涂层布的出口量有所回升，帘子布和专门技术用途的纺织品出口数量继续大幅减少。

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对产业集群和部分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显示，“回暖”趋势是清晰的，然而，“还寒”的现实状况也十分严峻。据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大量中小企业订单不足、减停产甚至关闭的情况仍然存在。在国家政策效果充分显现尚需时间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仅靠企业自身的“减负”措施，很难在短期内真正有效地解

决行业所面临的根本性矛盾。

目前有几种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一是原来企业的产业链比较完整，比如福建鑫华，该公司具有聚酯瓶回收的涤纶短丝生产、非织造布生产以及后处理能力，且当地的箱包、制鞋行业发达，销售渠道畅通、稳定，因此，该公司在2009年仍能保持一定数量的增长。二是产品有较高技术含量企业，比如厦门三维丝，所生产的除尘过滤袋，原料全部是P84(聚酰亚胺)、芳纶、PPS(聚苯硫醚)等高性能纤维，企业解决了这些纤维加工中的技术难题，产品质量良好，目前仍能保持较高的利润率。三是产品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比如湖北环福，该公司用纺粘一复膜法生产的防护衣、保暖毯等产品在国际市场畅销，2009年有望达到1000万美元的销售额。

与这些企业相反，那些产品比较单一、对出口依存度较高的企业则陷入了发展困境，这样的企业在广东较多，约有10％的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而这10％的企业产能只占总产能的5％左右。一般企业的利润率都明显下降。在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企业几乎在零利润的情况下运行。

印染：低谷盘整

2009年1-5月，印染行业运行增速下滑的局面初步得到遏制，部分经济指标趋稳回升，但整体仍处于低谷调整阶段，特别是在国际需求萎缩的影响下，出口持续缩减、价格下降，经济回升还不稳固。

运行出现积极变化

1-5月累计产量、产值、利润、投资等指标与1-2月环比有所回升，运行曲线出现了翘尾，表明行业运行出现转暖迹象，但是增速同比仍有较大幅度的减缓，仍在低谷调整阶段。

产量走出负增长。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印染布产量经过2月、3月两个月的同比负增长，1-4月同比增长0.65％，1-5月增长1.41％，增速逐月提高。

产值增速小幅回升。工业总产值1～2月同比增长2.65％，1～5月增长5.12％；销售产值1～2月同比增长2.63％，1～5月增长5.11％。

利润小幅增长，利润率提高。利润1～2月同比减少14.19％，1～5月同比增长0.44％；利润率1～2月同比减少0.38个百分点，1～5月同比增加0.24个百分点。

亏损情况有所缓解。亏损面1～2月同比增加2.34个百分点，1～5月同比减少0.49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1～2月同比增加12.34％，1～5月同比减少0.42％。

投资增速小幅回升。实际完成投资1～2月同比减少11.70％，1～5月同比增加2.06％。

库存减少。产成品1～2月同比增加4,72％、占应收账款比重53.99％，1～5月同比减少2.67％、占应收账款比重52.57％。

出口量价双降

印染布出口数量1～2月同比减少23,81％，1～3月同比减少14.65％，1～4月同比减少13.01％，1～5月同比减少12.35％，虽然降幅逐月收窄，1～5月出口增速较1～2月份提高11.46个百分点，但是还是负增长超过10％，除美国外，对其他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印染布内销比例达83.52％，同比提高8.7个百分点。

需要重视的是，出口单价延续1～2月份的下降趋势，同比减少幅度达到5.10％，表明不但出口订单减少，而且产品价格普遍下跌，除附加值较高的棉混纺印染布外，其他四大类产品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由于经济下行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多数企业为争取订单保住生产，只得降低产品价格，使企业利润下滑，出口仍面临严重困境。

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为企业争取到一定的利润空间，对行业经济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投资增速明显加快，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实际完成投资1～2月减少11.70％，1～5月增加2.06％。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国家多次调整纺织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缓解了外贸企业压力；连续下调整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利息支出1-2月减少6.40％，1-5月减少13.02％；财务费用1-2月减少2，65％，1-5月减少10.07％。

在此基础上，企业不断调整生产经营思路，加强内部管理，挖掘自身潜力，以化解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三费比例1-2月为6.44％，1-5月为5，34％，企业管理效率提高，降低了企业运营费用，有利于提高利润水平。

但在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行业还将面临困难局面。预计2009年1～11月印染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印染布产量492亿米，同比增长2％工业总产值2078亿元，同比增长6％；实现利润59亿元，同比增长2％；出口98亿美元，同比减少10％。

样本调查

多重博弈下的企业心态

运行状况趋好，景气度上升，信心逐渐恢复，一份来自基层企业的调查样本，也正在印证人们对行业宏观形势的判断。

为了及时跟踪纺织企业经营现状和发展变化情况，时刻了解企业经营者对行业和本企业发展的信心，继2008年底首次开展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9年6月再次组织实施了企业经营者调查活动。调查对象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各专业协会、企业家联合会会员企业为主，调查累计发出问卷700多分，截至7月13日'收回有效问卷173份。调查涉及纺织工业各个子行业，173家调查样本中，棉、化纤纺织企业最多，占29.5％，其次是纺织服装企业，占11％。从样本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分别占39.9％、51.4％和8.7％，分布地区上，东部地区企业占71.7％，中部占19.7％，西部占8.6％。

调查结果表明，今年以来国内纺织企业继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订单减少现象普遍，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成本上升、售价下降等等问题仍然影响企业经营发展，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但是，从整体上看，企业的经济运行和景气状况与上次调查相比已有所好转，企业经营者的信心正在恢复。

颓势扭转

综合各项调查指标来看，企业今天的运行态势相比去年底已有明显好转，企业的经营活动显著回升，利润止跌回稳。

从样本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汇总数据上看，除了主营业务收入有所下降，并低于纺织工业总体水平外，其它指标反映出积极变化，企业总体经济运行状况呈现企稳和好转趋势。本期企业经营型业务现金流同比增长19.83％，而上次调查时同比下降26.36％，这说明今年上半年企业经营活动显著回升，本期利润同比增长0.32％，主营业务利润增长

0.1％，而上次调查时分别下降87.14％和92.35％，企业经济效益出现止跌回稳趋势。

调查的企业当中，绝大多数企业产销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平稳回升的趋势明显，但部分地区和行业企业困难，外销疲软。173家样本企业中，停产的1家，半停产的有11家，半停产的11家当中，有9家来自中、西部地区，10家是中小型企业，显然，中西部地区企业、中小型企业依然未能很好地扭转困局，当前压力依旧较大。

在生产量上，本期同比增加的企业占42％，略低于2008年底调查数据。库存量上，同比增加的企业占30.8％，持平的占36.7％，下降的占32.5％，库存情况相对平稳。从本期企业产品订货上看，订货增加的企业占34.1％，持平的占47.9％，减少的占18.0％。订货增加的企业比重比2008年底调查时的25.5％显著提高，东部地区企业本期订货情况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本期企业国外订货情况相比较差，与2008年底调查时比还有所恶化。只有19％的企业国外订货增加，而有39.5的企业国外订货减少。对于下期产品订货情况预计，有4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将比本期增加，只有13.3％的认为将减少。显示出企业经营者对未来市场销售前景相对乐观。

在生产成本上，超过半数的企业本期企业生产成本同比上升，但远低于2008年底调查时的73.6％，表明今年上半年生产成本上升隋况有所缓解。本期原材料采购价格方面，3L9％的企业同比上升，人工成本同比上升的企业占比达到65.5％。产品价格方面，本期企业销售价格下降的企业明显多于价格上涨的企业，预计下期销售价格下降的企业比例显著减少。

在原材料供应方面，供应紧张的企业占比仅为9.5％，总体上看原材料供应比较充足。能源供应方面，只有2.4％的企业供应紧张，表明能源供应更加充足。

针对企业流动资金充足程度的调查，30％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关于企业融资难易程度的调查，24.9％的企业融资困难，而中西部企业、小企业融资难的比重相对较高，国有企业融资情况也不乐观。这表明，虽然资金紧张、融资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还有不少企业仍然受困于这一层面。

信心增强

随着企业运行态势的逐步向好，企业经营者压力与之前相比有所减轻，对本企业的经营保持着充足的信心。调查显示，对于本年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的看法，认为良好的经营者比重从上次调查时的27.9％上升为本次调查的33.3％，认为不好的比重从27.9％下降到16.7％，这表明企业经营者的压力比年初时有所减轻。针对下期本企业的综合经营状况，57.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将好转，远高于2008年底调查时的32.7％。只有16.7％的认为经营状况将下滑，这也反映出企业经营者对下半年经营状况好转有一定的信心。

对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选择不乐观的企业经营者占45.6％，选择乐观的占16.6％，而上次调查时数据分别为64.0％和3.6％，这反映出经营者对行业总体经济运行信心不足的问题已有所改观。

企业经营者对行业何时企稳回升的预测，有54％的认为在明年，另有21.7％的企业家认为将在后年及以后。

这表明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行业在本年内还不能实现全面好转。

未来投资方面，有49.4％的企业经营者将增加明年投资，远高于上次调查的29.6％，显示出企业经营者对未来行业和企业发展的信心有所恢复。其中，来自家用纺织品制造和棉、化纤印染精加工行业的企业经营者中，有超过70％的将增加投资，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经营者增加投资的比重远高于来自东部地区的企业经营者。

理性应对

对于当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的调查，有38，4的企业经营者首选“出口需求不足，订单减少”，这表明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外销下降是困扰企业的最突出问题；首选“资金紧张、融资困难”的占15.8％，说明这仍然是困扰企业的最主要问题之一；首选“销售价格下降”的占11.6％，表明外需不足造成内需竞争加剧，使国内外销售价格下降。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经营者选择销售价格下降的相对较多。

对今年上半年出口退税率上调的政策对企业的作用的问题，有30.9％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作用较大”，56.8％的选择“作用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