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来源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医药文化来源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据估计，中医药文化科普传媒产业目前已有100 亿元以上的年产值。

近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的2015年全国中医药工作厅局长座谈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透露了这一信息。

据介绍，这项“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政策研究资金资助、北京中医药大学承担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广播、电视、图书、传统及移动互联网等多种大众传播媒体对中医药文化和养生保健知识传播均表现出持续升温态势。据统计，我国30 多家中央及地方上星电视频道均开播中医药文化及养生类谈话栏目，总开播量逾万期；全国各中央级报刊、都市报刊、地方报刊、行业报刊甚至港澳台及其他华文报刊均持续进行中医药文化及健康养生知识传播。IOS、安卓、塞班三大手机软件平台已经开发上市1000 多款以中医药文化及养生保健知识为题材的新兴手机应用软件，总下载量达1000万次以上。中医药文化及养生保健知识类图书长期高居畅销图书排行榜。全国排名前500 名网站的全数调查结果显示，66.7% 的综合门户网站、78.9% 的新闻门户网站、67.3% 的健康门户网站、35.0% 的生活网站均设有中医药频道或专栏。据初步调查推算，2014 年，我国上星卫视养生电视栏目广告收益为50 亿元~100 亿元。综合互联网、图书、报刊、广播等领域，中医药文化科普传媒产业目前已有100 亿元以上的年产值。

研究报告指出，除了传媒领域，中医药文化在生态旅游、会展业亦发展迅速，中医药博物馆等文化产业基础设施稳步建设，中医药文化主题公园、产业园等园区产业价值凸显，中医药老字号文化价值越来越受重视，中医药文化整体价值和影响力趋增。

（来源：本刊综合报道）

篇（2）

一、文学作品中的中医药元素

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最真实生活的高度体现。比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人们在读完之后，不仅对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及黛玉宝玉的爱情故事印象深刻，就连对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点滴细节也颇感兴趣。在《通行本第六十一回》当中，有一段贾府上下因为一瓶玫瑰清露和一包茯苓霜而大动干戈的描述。其实，这恰好说明了玫瑰清露和茯苓霜良好的药用价值及弥足珍贵。还有，《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炼仙丹的故事，在我们探究中药学的发展史中发现，唐朝时期以矿物药为原料，从中炼制丹药盛行一时，也形成了丹药可令人长生不老的传说。

当代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小说中，也经常能够体现中医药因素。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对绝情谷中美丽剧毒的情花虚构渲染得精彩神奇，故事情节也以找到情花的解药而展开，最终的结果是天竺神僧发现了情花的解药即是剧毒的断肠草，解毒的机制则是中药配伍当中的以毒攻毒原理。还有用毒蛇的蛇胆解冰魄神针剧毒的道理，也是以毒攻毒的思想。可见，金庸小说引人入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结合了人们感兴趣的中医药经典理论。

二、成语典故中的中医药元素

我们当代经常使用的很多成语也与中医药文化有很大的渊源。比如，成语“对症下药”和“起死回生”，就分别来自于《三国志・魏志・华佗传》关于华佗对两个病症相似的府吏“即各与药，明旦并起”[2]的记载及扁鹊“治活暴亡的虢国太子”的传说。

在古代，中药方剂与治病方法之间有“方从法出，法随证立”的关系，这个基本思想理论被广大中医药人员深深牢记的同时，也被天下百姓熟知，“方法”一词也慢慢的成为以上理论的简称，并扩展应用到各个领域。还有，东汉著名的将军马援因引种中药薏苡而含冤蒙辱的故事被人称为“薏苡明珠”；东汉的董奉乐善好施的故事被人称为“杏林春暖”等等。

三、古今名人与中医药文化

历史上，很多名人都与中医药有着不解之缘。比如一代圣贤诸葛亮，大家都知道他善用兵法，神机妙算。其实，在我们考察浙江金华诸葛亮后裔的聚集地诸葛八卦村时发现，诸葛亮曾经说过“不为良相，则为良医”[3]这样的话，而且，他的后人也有继承诸葛亮的医术而发展成为具有纯粹的中医的。被后人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虽然他出身官宦世家，也任职长沙太守，但他却抱着救死扶伤的精神，努力学习医术，并在后来公开坐堂应诊，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他的这一举动，被传为千古佳话。后来，人民为了怀念张仲景，便把医生坐在药店内治病通称为“坐堂”。

被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先生，有着弃医从文的经历，在他的很多部文学作品里都渗透着中医药元素，大家最熟悉不过的应该就是那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了，鲁迅先生通过生动形象的对百草园进行描述，渲染了他对童年快乐时光的怀念。

四、深入民间的中医药元素

中医药之所以能逐渐形成科学系统的体系，是与民间百姓的智慧总结分不开的。比如在我国广大农村流传着一句农谚“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就很清楚的介绍了艾叶的神奇功效。又因为五月初五这一天在古代被看成是充满邪气的日子，老百姓就采用艾叶这味具有温中散寒的中药，制成香囊或悬挂在门窗上，以达到扶正祛邪的效果。

还有，在我国的北方逢年过节有吃饺子的传统，据考证，张仲景在长沙任太守期间，见很多百姓饥寒交迫，耳朵僵冻溃烂，便发明了用面皮包裹羊肉、辣椒、驱寒药材的“祛寒娇耳汤”，即为饺子。1700多年来世代传承，人们每年冬至包食娇耳，纪念张仲景[4]。

总之，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振兴“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们杏林中人有义务不懈努力，创新发展，使之继续为人类健康与社会和谐做出贡献，为中华文化的传播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辉[5]。

参考文献：

[1]吉文辉.试论中医药文化内涵的界定[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133-136.

[2]罗广波，邢岩，林彬.中医药院校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途径探析[J].中医药导报，2011，02：108-110.

[3]杨豪，王禄，刘会勋，宋龙涛，杜旭召.试论中医药文化建设在中医院发展中的必要性及其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对策[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1，10：909-911.

篇（3）

一、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优势

“神农尝本草”，自古以来，中医药有着悠久历史，中医药治病救人的优势有目共睹。中医治病求本，中药不良反应少，很少产生耐药性，这些种种却鲜为人知，由于对中医中药的了解不够，使大家对中医药产生很多偏差的认识，中医药的优势应被广大群众所了解。中医过去在疾病治疗中总是处于从属地位，患者经常是走过很多家医院、做了全套的医疗检查、治疗未果，才想起中医。在2003年的“非典”中，中医对于这种病因不明，来势汹汹的疾病，通过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等屡获良效，中医彰显了它无穷的魅力。用中西医综合治疗的办法防治“非典”，不仅疗效确切，而且费用大大节省。不仅在“非典”中中医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接下来几年发生的甲流、龠流感中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医药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经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

近年来，国家也对中医药的发展高度重视。我国已能生产包括滴丸、气雾剂、注射剂在内的现代中药制剂40余种，一批新的科研成果的到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屠呦呦老专家的获奖，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医药文化的优势。我国传统医药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至今在医疗保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世界传统医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是由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和优势所决定的。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健康观念的转变，中医药学的优势越来越显现出来，其科学性和先进性越来越被学术界、产业界所重视。进一步认识这些特色和优势，并在实践中加以发挥极为重要。

二、新一代的中医药学子如何使中医超越现状，走向世界

(一）要做到和中医“谈恋爱”——热爱中医，不离不弃是学好中医的重要前提。

只有真正的热爱中医，对中医时刻充满爱好与兴趣，才能有所收获，学有所成。纵观中医史，几乎所有的名医都是在对医学的热爱与执着追求中、在长期深入的实践探索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学习中医，没有对中医的热爱，学习过程中就找不到情趣，就会味同嚼蜡，就无法把中医学好学透。这个比喻打得好，要和中医“谈恋爱”，这样，就会觉得对中医有了一份责任，中医是我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最伟大的财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把中医发扬光大，不仅要超越现在，更要超越过去中医所取得的成就。

(二）重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学好中医的基础条件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是学好中医的基础，虽然对于初学中医的人来说中医基础理论课程可能是枯燥的，难懂的，但是当你跨过这个坎儿，真正走入中医这个殿堂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医是神奇的、博大精深的，她是瑰丽的宝库。现在有一部分人忽略了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殊不知，基础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熟读《内经》，学好中药等这些基本课程是为以后研究发展打下的奠基石。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三）跟名师，多临证——学好中医的必备条件

中医理论课程固然是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但是如果仅仅掌握好了理论知识，而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照样不会看病。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这是知识来源、作用以及提高的途径和规律。学习中医犹需如此，只有回归临床实践、所学才能被验证、巩固，才能获得新知，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从而推动中医发展。

篇（4）

关键词：综合大学；《中药学》课程；教学内容；补充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8-0210-02

近年来，国家重视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人才培养，在加强中医药院校学科建设的同时，也在部分综合性大学、农林类大学和师范大学设置中药学专业，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中药现代化[1]。笔者所在西北大学为陕西省省属综合大学，于1999年在原药用植物专业基础上成立中药学专业，隶属生命科学学院，是学校唯一的医学类学科。作为综合大学的中药学专业，强调现代生物和化学方法在中药学教学和科研中的应用，无论是师资背景、科研方向，还是学术环境、课程设置，均表现为化学、生物学较为突出而中医药理论相对薄弱的态势。笔者承担《中药学》课程的教学任务，根据本校中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特色，在核心内容的教学方面提出深入讲解总论、注重药味功用对比以及紧密结合现代研究实践等教学指导思想[2]。经过多年的课堂教学，笔者深感综合大学《中药学》课程还应重视补充和拓展一些课本之外的内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医药元素、中药品名变迁和中医药典籍记述和歌诀等，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中药性能主治的记忆和掌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达到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提升教学质量目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医药元素

主席说过，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3]。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的，吸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和精华，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树木与土壤的关系。深入理解中医药知识，离不开文化的引导[4]。因此，适当介绍传统文化中的中医药元素，树立重视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意识，有利于学生对中医药理论的学习和掌握。

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五日是个不吉祥的日子，这一时期毒蛇、蚊虫等有害动物开始繁衍，容易流行瘟疫，于是形成“躲午”习俗，后来以讹传讹，遂成“端午”[5]。为应对自然变化，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屋内用苍术、白芷等燃烧烟熏，屋外门边悬挂菖蒲叶片、艾叶等，身体用菖蒲叶片、艾叶、桃叶等混合煎水洗浴，佩戴苍术、白芷等组成的香囊等，用以杀虫灭毒、避邪驱瘟。通过端午节来历的讲解，不仅使学生了解中医药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且对苍术、白芷、艾叶和菖蒲等中药的药性和应用有了初步而直观的印象。成语“韦编三绝”，古人用来形容读书刻苦，都把串联竹简的牛皮绳磨断了，“韦”就是熟的皮革，而中药“石韦”的名称正是根据“韦”的含义，结合其“曼生石上，其叶如革”的生长环境和植物特征命名[6]。如此，学生就能记住为什么不能把“石韦”写成“石苇”。“杏林”常作为中医界的代称，民间有“虎守杏林”图流传，在讲解中药“杏仁”性能功效的同时，介绍东汉末年东吴医家董奉在庐山的实践活动，使学生懂得这个典故所体现的天道、人道和医道的结合和统一，感悟古代医家“医者仁心”的高尚情怀和品德[7]。

二、中药品名的变迁

中药的有效性来源于古人的临床实践，查阅医药学古籍和专业著作是中医药研究的重要环节。某些中药品名在历代医药文献中发生了变化，《中药学》课堂教学中需要讲清楚这些药物品名的变迁。例如，唐代以前认为“木香”颜色越深、含树脂越多，质量就越好，文献所载“青木香”实际为优质的“木香”，唐代又出现马兜铃的根作为“木香”的代用品，称为“土青木香”，至明代《本草蒙筌》把“土”字去掉，马兜铃的根即为现代药用的“青木香”，与来源于菊科的“木香”不同。宋代以前所称“通草”为木通科的“木通”，宋代以后所称之“通草”为现代所用的“通草”，即通脱木的茎髓。

为了与《中国药典》收载中药品名一致，《中药学》教材及其学术著作多按照药典收载的中药品名编写[8]，这对于学生未来从事中药专业相关工作、自觉遵守药典标准有实际意义。但是药典是指导当前中药生产、加工、流通等领域活动的法规，根据需要对多来源药材进行了分开罗列、命名，或改变了某些中药的传统名称。例如，为了确保中药制剂质量一致、均一，遵循一物一名原则[9]，《中国药典》（2015年版）中萆Z分列为绵萆Z和粉萆Z[10]。因此，《中药学》教学中补充、厘清一些中药品名的来龙去脉很有必要。

《中国药典》所列“豆蔻”，古代本草记述为“白豆蔻”，而古代本草中的“豆蔻”为药典所载“草豆蔻”；中医治疗肠痈经典方剂“红藤煎”，方中药味“红藤”为木通科植物大血藤的干燥藤茎，《中国药典》称为“大血藤”；《中国药典》收载“葛根”为豆科植物野葛的根，而中医传统所用“葛根”的来源为豆科甘葛藤或野葛的根，包含了药典中另外一个品种“粉葛”。再如，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犀角”这味中药已禁止使用，《中药学》教材中用“水牛角”代替[8]，但笔者认为仍然应该全面介绍该药，既有利于“犀角地黄汤”等经典方剂的学习，也为挖掘“犀角”的科学价值提供可能。

三、中医药典籍记述和歌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尤其是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让中华大地无愧“文明古国”的美誉。这种文学素养同样在中医药典籍中有所体现，一些医药记述和歌诀文笔优美、言简意赅，对于学习和掌握中药性味功效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现代中药学“相须”的定义为“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可以增强原有疗效”，结合《本草纲目》的表述“同类不相离”，可以加深对“相须”定义的理解。更有《本草正义》论述“麻黄若不与桂枝并行，其不专主散寒发汗也”，举例说明了麻黄、桂枝配伍在发汗解表方面“同类不可离”的“相须”关系。《本草纲目》记述香附为“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形象展现香附擅长于疏肝理气、调经，治疗肝郁气滞、月经不调等病证的特征；“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如冬月之麻黄”，揭示了香薷善发汗解表散寒，兼有利尿之功，颇似“麻黄”，且能化湿和中，宜于夏季外感风寒、内伤湿邪病证。《本草经读》谓附子“回阳救逆第一品药”，强调了附子治疗亡阳证的重要地位。“一味丹参，功同四物”语出《妇人明理论》，以养血调经方剂四物汤为比喻，突出了丹参善调经水、为妇科调经常用药的特征。《药性赋》言“车前子止泻利小便兮，尤能明目”，概括了车前子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清肝明目的功效和特长；“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扼要说明泽泻是利水渗湿药物，又提示利水药可能会伤阴。这些本草记载和歌诀生动活泼、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常能在使用时脱口而出，应该纳入到教学体系中加以介绍。

新世纪，中药的内涵更加丰富，中药应当是药物、中医理论、传统文化、历史积累和现代研究等的集合[11]。综合大学中药学专业与中医药大学不同，缺少中医学学科支撑，中医药学传统文化熏陶和基本理论积淀较少，学生容易将中药学专业混同于“天然药物”专业。因此，在《中药学》课程讲授中，围绕核心教学内容，适当拓展与之相关的传统论述和背景，溯本清源，加深学生对中药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并引导、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思维，更好地服务于中医药学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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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潇湘.把中医药打造为国家品牌――二论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N].中国中医药报，2013-8-28.

[4]薄彤，张丽，张岩.中医文化与中医药留学生预科教育[J].中外医学研究，2011，9（11）：130-131.

[5]阎艳.端午节俗源流及其变迁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5）：117-124.

[6]陈立军.临床中药学教学中的素质教育[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2（4）：22-24.

[7]李杨，杨建宇.“杏林”的由来[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2，10（17）：152.

[8]陈蔚文.中药学[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9]张丽丽，孙宝惠，秦陇，等.《中国药典》2010年版成方制剂处方饮片名称规范的商榷[J].中成药，2015，37（1）：225-231.

篇（5）

[中图分类号] R19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1（a）-0086-04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of promoting the servic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lev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our countr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nvested a lot of resources. The author selects the representative state， county， township and village health institu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to conduct field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experience of service capacity of some grassroots lev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find some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ncludes lack of talents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of basic-level medical organizations， inadequate propaganda. Then the author proposes several suggestions of the diversified ways of cultivating tal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ation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dea and prevention and healthcar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of basic-level medical organizations， and so on， so as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servic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lev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frontier minority regions.

[Key words] Grassroots lev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capacity； Frontier minority regions

《“十二五”期g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服务中的作用。2012年，为贯彻落实国家医改相关政策要求，切实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卫生部等5部委联合《关于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和《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全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正式实施[1]。

笔者就云南省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情况，先后赴曲靖市、麒麟区、沿江乡、保山市、隆阳区、腾冲市、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南华县等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市、县中医院，乡镇卫生和村卫生室，对各级卫生管理机构者、医疗服务机构负责人和专家、一线医护人员、社区居民患者进行了访谈、座谈调研。经过实地调研，对云南省基层中医药服务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形成了该调研报告。

1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发展现状

1.1 总体情况

1.1.1 服务网络体系初步建立 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实施中，全省不断健全完善省、市（州）、县、乡、村五级医疗卫生中医药服务体系，初步建成了向下辐射、逐级帮扶指导的中医药服务体系[2]。2012年以来，国家投入专项资金8713万元，省级投入专项资金5460万元，启动实施了911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建设项目、3530个村卫生室中医药条件改善项目和1.2万名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项目[3]。据统计，到2015年12月底，全省97.7%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3.9%的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其中73.4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72.55%的乡镇卫生院设立了中医药综合服务区；83.57%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71.3%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占比近11%[3]。经过3年的建设，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中医服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见表1（来源于云南省卫生计生委统计数据[3]）。

1.1.2 服务水平稳步提高 根据2015年底统计数据，全省73.4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72.55%的乡镇卫生院设立了多种中医药方法和手段综合使用、中医药文化氛围浓郁并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3]，普遍设立了中医科室，配备了中药房和中医诊疗设备，能够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4～8种，配备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分别不少于200种和80种[3]。83.57%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71.3%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占比近11%[3]，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能够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3～6种，配备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分别不少于100种和50种，能够运用中药饮片或中医非药物疗法，开展常见病、多发病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形成了以腾冲县、宾川县为代表的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中医药事业能够取得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①国家有关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对中医药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关于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和《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的颁布，同时当地政府在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中也起到关键作用[4]。②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力度加大[3，5]。③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与思想逐步深入人们的现代健康理念，民众对于中医药的认识不断加深，需求显现[7]。

1.2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过程中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

1.2.1 借力相关政策，探索医保措施 《关于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要求，所有参合县提高新农合中医药报销比例；并将针灸和治疗性推拿等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引导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全面开展付费总额控制，适应分级医疗体系的建立，完善差别支付政策，将支付比例进一步向基层倾斜，鼓励城乡居民在基层使用中医药服务[8]。在医保政策方面，全省多地市县医保中心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将市、县中医医院作为医保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鼓励农民群众选用中医药治疗，并从医保政策角度进行了有效探索。其主要做法，一是将常用的中药饮片、中成药、中医诊疗技术纳入报销范围，提高纯中药饮片处方值限价标准，参合农民在各级医疗机构选择中医药服务的报销比例提高，各地区采取各种方式将支付比例向中医药倾斜。例如，腾冲将中医医院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在县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的基础上提高5%，达到80%。二是对中医药处方值、中医参与治疗住院次均费用、住院费用起付线等政策作了调整。例如，楚雄南华县将乡镇卫生院中医门诊次均处方限价由40元提高到70元，村卫生室中医门诊次均处方限价由30元提高到70元，从政策层面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曲靖麒麟区针对参合人员在乡、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中医非药物治疗处方，下调中医住院补偿的起付线，乡级中医科住院补偿起付线由200元下调至150元，区级中医科住院补偿起付线由400元下调至350元，有力支持了乡村两级中医药医疗业务发展，减轻了人民群众选择中医药服务的费用负担。

1.2.2 注重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 国家近年来的中医药鼓励政策和群众医疗需要使得基层中医药人才需求旺盛，除了招收中医类专业毕业生以外，基层中医药业务培训成为提高现有医疗队伍服务能力的有力措施[9]。部分地方政府新招录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中医药专业比例达20%以上纳入县级政府责任目标管理。建立州市、县级中医医疗机构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指导帮扶机制。县级中医医院和城市大中型中医医院设置基层指导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医药业务指导。以基映＜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及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能力建设项目为契机，各县（市、区）建立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为县市、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免费提供中医临床带教进修、实习、培训，结合县级医疗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的开展，采取接受进修、巡回医疗、轮流下派、技术培训等开展业务指导和技术帮扶工作。

1.2.3 中医文化传播方式多样化 弘扬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经之路。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部分优秀的基层单位充分发挥挖掘中医理念、养生文化的内涵，集思广益，摸索出了一系列亲民、生动和注重体验感知的中医文化传播途径。一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微信等新媒体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活动，增加转播互动性。各市、县卫生计生部门编写了中医药知识宣传材料，重点依托市县级中医药专家资源，节假日举办讲座和咨询等宣传活动，引导“云南中医”等知名中医药微信公众号，感受中医文化，参与中医养生。二是大力推进医疗机构中医药文化建设。保山、楚雄等地市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馆标准建设。保山市中医医院、腾冲市中医医院建设了中医文化长廊，以腾冲固东镇中心卫生院为代表的一批乡镇卫生院建成了富有文化气息的中医馆和中草药植物园，部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充分利用壁画、墙报和在室内外张贴宣传画图等普及中医药知识。腾冲市腾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药王宫已被批准为云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基地，现药王宫已打造成集中医专家坐诊、中医药学术交流研究、药膳餐饮、中药批发零售、中医药文化推介、中医药历史文物展览等为一体的特色旅游点。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服务的灵魂，调研中，凡是中医药服务能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中医药文化氛围都较为浓厚，宣传形式灵活多样，是中医药文化植根于群众的具体表现[2]。

2 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问题

自2012年国家开始实施基层中医药的能力提升工程以来，全国中医药事业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经过调研，笔者主要梳理出以下问题：

2.1 中医药服务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根据2014年底统计数据，全国每万人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08/万人；云南仅为2.00/万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同时，亦低于广西2.25/万人、贵州2.15/万人、四川5.11/万人、重庆4.06/万人，是西部12省市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每万人覆盖率最低的省份[10]。

[3] 我省圆满完成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EB/OL]. http：///wjwWebsite/web/doc/UU2016214 0530005944，2016-02-14/201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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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医药文化生态是中医药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是由置身于中医学体系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中医药文化共同构成的宏观文化体系，它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文化环境。

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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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医学不仅只是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2］，如此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是生物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的必然补充［3］。《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已有学者指出了人类学方法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巨大应用价值［4］，目前在国内，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的还不多见，西方关于中医的人类学研究逐渐兴起，但总体还十分有限。本文将对人类学的学科背景进行简介，分析人类学能够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原因，并讨论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作用。

1人类学概述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人类学的起源具有浓厚的博物学以及殖民主义色彩。17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殖民地资源，制定针对原住民的管理政策，自然要对当地的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撰写，人类学这一学科逐渐形成。进入20世纪，各国人类学多元化发展。诞生于西方殖民强权的人类学强调跨文化研究，并接受某些类型的文化相对论［5］;在南欧与中欧国家，人类学家往往与民俗学家以及语言学家合作研究地方民族语言和民俗文化，通过博物馆等大众教育方式，再现民族国家的形成，建立民族主义观点［6］;前苏联及苏维埃阵营国家的人类学则遵循马克思的社会演化理论［7］。今天人类学中的不同分支分别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中的一个或多个领域［8］。“全球化”“医疗”与“生物科技”是当前人类学家最关注的议题，由此，医学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应用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丰富的一支。医学人类学同时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是指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9］，包括生态、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和临床应用等方面。

2人类学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

2.1人类学与中医药学方法相通

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它们都具有整体观和跨学科的特质，并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现象和中医药理论本质的研究，将产生巨大的价值。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ethnography)，即运用实地考察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和解释性研究。这一方法将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参与性，同时强调在特定的某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描述和解释。因此，人类学民族志同时又是一种知识工具，它所体现的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的经验。在纳入现代化管理制度以前，中医药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家庭或师徒的经验传递，如跟师生活、采药制备、临证抄方、侍诊于前，强调耳濡目染、口传心授。业师的日常经验是医者主要的知识来源，而医药知识在这些日常实践中也被生产出来。医者也兼具儒家精神，有条件者也会将一己、一家之经验心得付梓成书，可谓文章千古，兼济天下，使后来的知识分子亦能按图索骥，自学成才，这些书籍的内容是医家日常经验的再现，因此具有整体性。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医家的经验在整体性的基础上也具有地方性。这些医家病案汇集和经验总结构成了中国古代医书中的一大部分，它们从人类学角度亦可以视为一种民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古代的中国，参与性观察和民族志是获得和生产中医药知识的主要方式。因此，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这为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鉴于“话语生产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医药国际化所面临的首要障碍，若能在中西医科学对话之外，从文化角度开展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就能够帮助中医药以更加通用的语言阐释其理论本质，增强中医药跨文化能力。

2.2人类学是不同医学体系间的桥梁

我们在对海外中医教育进行调研时发现，目前海外认同度最高且最系统的中医教育正是从医学人类学课程发展而来，它的设计和建设被视为一项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0］。事实证明，中医药作为医学人类学内容切入主流医学教育是对中医药长久发展的最佳方案。1990年，受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著名医学人类学家马达赫索教授邀请，时为访问学者的中医专家朱勉生教授在达芬奇医学院开设中医课;3年后，增开导引学分课;7年后，法国第一个医学高校的中医文凭教育办成。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初的教研室已经发展为中医系，而中医专业也成为目前达芬奇医学院十几个专业中人数最多、口碑最好的专业［11］。这一项目针对已经获得医学或药学博士学位的医生、药剂师、研究管理人员和五年级以上具有处方权的医学本科生开设，并且始终围绕“文化内核”进行课程设计，课程内容包括中医学、经络学、导引功、中医汉语、中国哲学、天文学、中国文字文化、中西医比较等，还设置到中国进行文化旅游和中医实习的环节。通过三年的学习，他们理解和运用中医药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学员们认为，他们对中医的学习使其临床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医的多种技术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借鉴［11］。今天达芬奇医学院中医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教学和临床，辐射到更加广泛的层面。这一项目的毕业生分散在法国各大医院、卫生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专业的医学学会、医生联合会等，他们从高层次操作，正在从不同角度积极推进中医药学同西医药学的交流合作［12］。这一实例表明，作为一种外来医学，中医学要在海外生存、发展，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必然涉及与不同医学文化的交流、渗透、吸纳、融合，因此，这是一项跨文化综合性的工程。而对于中医药的海外教育来说，目前不少西医学院的针灸或中医教学单纯从技术层面着手，而丢弃了中医药的文化根基，这从根本上说是否定中医药而依附于主流医学的操作，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而作为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且具有重视人的生物性及文化性的特点，医学人类学无疑是不同医学之间沟通的桥梁。

2.3人类学助益跨文化健康服务

在跨文化健康服务或国际卫生项目中，人类学能够发挥3个方面的作用:1)为行政部门提供制度研究，即如何调整卫生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以提供更有效的服务;2)卫生研究单纯依赖于调研数据是不现实的，参与观察、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的同时结合比较案例研究最适合提供卫生研究所需的各种信息;3)为所服务人群提供普遍健康观念和做法，这在初级卫生保健中极为重要［13］。20世纪40年代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建立跨美事务研究中心(InstitutionofInter-AmericanAffairs，IIAA)，这是美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援助计划，旨在帮助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卫生、农业和教育方面的双边发展项目，以促进美洲国家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该机构雇请人类学家对跨国卫生项目从社会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以解决在传统社区中引入预防医学所遇到的障碍。在IIAA的影响下，到了50年代，美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规划会战略性纳入文化因素，人类学研究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当时医学人类学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跨文化的健康服务国际卫生项目进行支持性研究［14］。近年来中医药的卫生外交价值和公共外交价值正在不断显现，中医药的国际化已经从过去的自然传播向主动“走出去”转变。有学者认为，中医药能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维护人类健康，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本质是跨文化的健康服务［15］。中医药要走进异文化，需借助人类学，方能知己知彼，立于不败之地。

3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应用

3.1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了解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为中医药广泛、深入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中医药国际化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海外民众不能充分认识中医药文化价值［16］。而海外逐渐兴起的关于中医药的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人类学中医研究)则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从20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冯珠娣(JudithFarquhar)、陈南茜(NancyChen)、许小丽(Elis-abethHsu)、蒋熙德(VolkerScheid)、詹梅(ZhanMei)、彭晓月(SonyaPrizker)等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中医药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医也逐步走出国门，在外落地生根，孕育了海外独特的中医药文化，特德卡普丘克(TedKaptchuk)、艾米莉吴(EmilyWu)、琳达巴恩斯(LindaBarnes)等对此也有观察和探索。这些人类学家有的到正规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有的走入民间跟随“老中医”、有的就职于国外开设中医门诊的综合医院、有的研究脉诊［17］、有的研究气功［18］、有的探索中医药的翻译［19］、有的记录中医药的创新［20］、有的研究中医门诊中的文化现象［21］、有的研究中医药在海外社会中的涵化［22］，这些成果鲜为国内学界所知。而卡普丘克撰写的《一张没有织工的网》(TheWebThatHasNoWeaver)出版30余年来仍是最受西方社会欢迎的中医读物。由此可见，海外人类学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使者，而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鉴于此，应鼓励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助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具体而言，可由相关机构设立研究基金，鼓励海外人类学家开展中医药研究，通过跨文化研究和交流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及其文化价值的了解。

3.2提升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

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不足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原因在于中医药话语与主流医学(主要是生物医学)话语的可通约性不强，为此应鼓励中西人类学家合作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正如赫拉西奥费伯乐加(HoracioFabrega)所说，生物医学被视为一种正式且科学的知识，存在于国家法律关于疾患的陈述之中，作为一种衡量病态的尺度［23］。生物医学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种尺度，是由于人们认为它是科学的，因此是理性的、非文化的。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的认识，生物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同样具有文化性和地方性［24］。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医学不能被视为衡量其他医学体系的尺度。然而目前中医药国际话语的生产主要以生物医学为尺度进行，即目前中医药研究的绝大部分都由生物医学所主导，这种趋势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医学”，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不坚持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医药也将面临着消亡。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鉴于生物医学的话语具有很强通用性，应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工具之一。这就需要人类学家在东西方两种医疗文化之间搭建桥梁，更多地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目前已经有若干中外学者正在联合开展这样的工作［25］。这些人类学作品将中医药的文化性完整保留，同时也呈现了具体的中医药技术，中医药的国际话语在人类学中医研究中会自然生成和丰富，因而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也将得到提高。

3.3提高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

篇（8）

在中国，恶性肿瘤是最常见的慢性病，死亡率居各种死因的第一位。据《2003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显示，2003年30个市和78个县(县级市)的死因统计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均为恶性肿瘤[1]。因此，恶性肿瘤的防治已成为世界医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恶性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在中国临床上形成了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生物疗法、中医药治疗等五大治疗体系，使部分患者有了根治的希望[2]。其中中医药治疗作为中国特色疗法，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对近5 000种中药和近500个复方进行抑瘤筛选和临床验证，目前较成功的研制了一批中成药、天然药的新制剂用于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观察显示，中医药与手术治疗、放疗、化疗等现代医学的方法相结合，能提高肿瘤治疗的近期及远期疗效，可以防治肿瘤放、化疗的毒副反应及术后肿瘤的复发或转移，在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3]。如杨氏等[4]在放疗鼻咽癌的同时，配合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扶正培本为主要作用的中药制剂口服，可有效地增强放疗的作用，并能减轻放疗的不良反应;高氏等[5]将肿瘤患者分为治疗组(化疗+扶正消瘤液)和对照组(化疗)，扶正消瘤液是由益气、活血化瘀的黄芪、薏苡仁、紫草等组成，治疗后治疗组在近期疗效、KPS评分、体重变化、癌痛变化情况、症状改变情况、生存时间等方面都优于对照组，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在全世界有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病，占世界总人口的80%。相关统计表明，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传统药物的市场已经超过1 000亿美元，未来几年将增至2 000亿美元。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仅为5%[6]。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指出，一个好的治疗方案不仅是基于医生的经验、最佳的证据，还有患者对自身治疗方案的知情权与选择权[7]。目前，国内有关恶性肿瘤患者实际选择使用中医药疗法的种类、频率、原因等资料研究均缺乏。本次研究通过对西部国家级医学中心的肿瘤病房住院患者的调查，希望了解恶性肿瘤患者选择中医药疗法的原因、采取的形式、选择的频率，为中医药如何介入肿瘤治疗提供参考证据。

1 方法

本研究以人员访视配合半开放式结构性问卷，于2009年3月15日-4月15日期间，调查本院肿瘤中心病房住院治疗的肿瘤患者，在征求管床医师及患者同意后进行访视。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等)、临床诊断、生活费用来源、医疗费用来源、患病前后使用中医药的情况以及对中医的认识，希望了解肿瘤患者使用中医药疗法的原因、种类，并探讨对可能影响患者在中医药使用及选择上产生影响的某些因素。

资料以SPSS13.0统计软件呈现数据，采用一般性的统计描述(频数、百分比、均数等)，或χ2检验分析，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方法。以P

2 结果

本次研究共调查210例患者，平均年龄54.48岁，其中最小年龄15岁，最大年龄82岁;肺癌63例(30.00%)，鼻咽癌11例(5.24%)，食道癌12例(5.71%)，胃癌14例(6.67%)，结直肠癌26例(12.38%)，肝癌7例(3.33%)，胰腺癌7例(3.33%)，乳腺癌22例(10.48%)，子宫卵巢癌5例(2.38%)，膀胱癌1例(0.48%)，淋巴癌12例(5.71%)，肾癌2例(0.95%)，阴囊肿瘤3例(1.43%)。调查者一般人口学特征分布情况见表1。

调查对象所患肿瘤发现途径：身体持续不舒服到医院检查确诊187例(89.05%)，自我健康体检发现23例(10.95%)。患病前曾有过中医药治疗经历者70例(33.33%)，无中医药治疗经历者140例(66.67%)。使用中医药的时间6个月内15例(21.43%)， 6个月以上29例(41.43%)，无法记忆26例(37.14%)。

在明确疾病诊断后，66例有过使用中医药治疗经历，144例未曾使用。其所配合使用的中医药种类以中药汤剂使用最多(100%)，针灸其次(7.58%)。使用中医药的理由(可以多选)以自己相信中医最多(68.18%)，其次为医护人员推荐(22.73%)。其所使用的中医药疗法频率以每日1次最多(77.27%)，其余均根据病情临时使用;使用中医药疗法每月花费的平均费用500元(人民币)以下43例，500～1 000元15例，1 500～2 000元2例，2 000元以上2例，不愿回答4例。在使用中医药后自感满意程度，其中非常满意8例，满意20例，尚可30例，不满意8例。具体情况见表2。表1 被调查者的一般人口学分布情况表2 确诊后使用中医药疗法种类、理由及使用频率、每月平均费用、满意度情况

比较癌症确诊前后与是否使用中医药疗法之间有无明显差异，结果发现癌症确诊前后使用中医药疗法的患者相当，确诊前采用过中医药疗法的70例(33.33%)，确诊后采用中医药疗法的66例(31.43%)，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97 9，P=0.75>0.05)。

以个人变项性别、教育程度、月收入、职业状况等项目探讨变项对患者确诊癌症前后对中医药疗法采用的意愿、频率是否有明显差异，经多因素回归统计分析，上述变项对癌症患者是否采用中医药疗法的意愿、频率无明显统计学上的意义(P>0.05)。

就患者对中医药认识的开放性问题回答，210位患者均给出了自己对中医药的认识，经过研究分析，提取其核心认识，发现患者对中医药认识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中不了解中医药的157例(74.75%)，认为中医药是中国传统医学，可以治疗慢性病，但可能对肿瘤治疗不好的32例(15.24%)，认为中医药根本不能治疗疾病的21例(10.00%)。

3 讨论

随着对恶性肿瘤研究的深入，对其治疗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提出了把恶性肿瘤当成“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来对待，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尽可能地调理减少疾病负荷，以控制和减少肿瘤对机体的危害，保持患者长期良好的生活质量[8]。在本次被访210例住院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中，在肿瘤确诊前有70例有过中医药治疗经历，而确诊后仅有66例曾采用过中医药治疗来辅助现代医学治疗，与确诊前比较，两者使用中医药疗法的比率没有差异(P>0.05)，这表明肿瘤患者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利用水平较低，并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这与近期的一些关于中国农村居民慢性疾病中医药服务需求与利用的调查研究的结论相似[9]。但近期关于中国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居民对中医药的需求与利用的调查研究结果提示，中医药的利用与需求呈良好的上升趋势，并且文化水平与收入水平对中医的理解更为深刻[10-11]，这与本研究的发现有些不一致。本研究提示，患者个人的文化水平、收入情况等一般人口学特征对是否影响中医药的利用与需求无明显相关性(P>0.05)，这值得对其背后的原因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在恶性肿瘤发现路径方面，有187例患者是因身体持续不舒服发现异症而就医确诊的，这种因异症而就医确诊的比例较高。我们认为，这一方面说明患者对自我身体健康的关心程度较低，中医治未病的宣传尚未普及;另一方面由于异症而使患者就医，其首诊多选择现代医学各科室，其聆听到的疾病知识以现代医学知识为主，从而可能导致其后续选择中医药介入治疗的可能性明显下降。

在恶性肿瘤确诊后，使用中医药疗法的患者原因以自己相信中医药者最多，达68.18%，如果加上朋友推荐则达86.36%，医生推荐仅为22.73%。我们认为，这显示出中医药疗法的使用仍偏向于经验体会与口口相传方式。尽管通过近年来不断努力，现在有部分西医开始接触、了解并转而介绍患者使用中医药辅助抗肿瘤治疗，但这种比例还是较低。

恶性肿瘤确诊患者使用中医药疗法的时间及每月花费的平均费用以6个月以下、每日1次(77.27%)及500元人民币左右(65.15%)占最多，而使用中医药后仅有42.42%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这可能是恶性肿瘤患者对中医药疗法的期望值随着病程的进展及可能目标疗效的不佳而逐渐下降，导致花费支出与现代医学比较偏少，使用时间上较为短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我们，中医药疗法在介入到为肿瘤患者服务的进程中应该找准介入点，明确治疗目标定位。目前比较认同的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包括有中药合并放化疗可以起到减毒增效作用;对于肿瘤术后辅助中药可减少肿瘤复发、转移、延长生存;通过扶正培本中药提高患者免疫功能，起到预防肿瘤复发和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等[12]。

确诊后使用中医药疗法的患者主要以传统汤剂为主，其他诸如针灸、导引吐纳、中医饮食等方式使用极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医药疗法在慢性病中尚不能提供更多的有效治疗手段供患者选择使用，中医药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患者对了解中医药不足。这点从本次调查中对患者提出的“如何理解中医”问题的回答中得到部分印证解释，在这道开放性问题中，157例患者明确表示不了解中医，不做评论;32例患者认为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有千年历史，用草药治病，无不良反应，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病但不能治疗肿瘤;21例患者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无法说明疾病所以无法治疗疾病，是心理安慰治疗。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恶性肿瘤患者中医药治疗服务需求调查，获得了第一手数据，目前确诊后的恶性肿瘤患者使用中医药疗法水平较低，多通过患者的经验选择，医生推荐不足。中医药疗法运用主要集中在中药汤剂方面，运用后患者对疗效的满意感不高，导致患者使用频率低，支出费用远低于西医疗法的费用。

在患者的医疗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何围绕“以患者为中心”，提供中医药特色医疗服务吸引患者，使中医药能更好为患者带来利益是中医药工作者需要关注的。多样化的宣传、明确的治疗目标、严格的临床证据是中医药疗法能更好的介入恶性肿瘤患者治疗中的保证。

最后，由于本研究对象取于西部国家级区域大型综合医院的住院患者，且调查时间为横断性资料，故推论范围有所限制。

致谢：感谢本院肿瘤中心易成教授、张洪教授对本次研究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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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Abstract】With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medical market， the role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hospitals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th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hospitals. Now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ospitals，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affected by formalization and utilitarian， western-oriented construction and repetitions are found in many different place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management of TCM hospitals is how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CM hospitals， so as to create a good image and promote hospital development. Successful experiences gained in the image design of enterprises by using corporate identify system theory can provide a valuable lesson for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hospitals. 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collected from 81 TCM hospital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IS in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CM hospitals and its application have been discussed.

【Key words】Corporate identify syste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引 言

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我国医疗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医院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强中医院文化建设是一个富有卓见的策略。如何构建凸显中医特色、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医院文化是当前中医院思考的重要问题。

1.中医院文化建设的现状

近年来，关于医院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正在稳步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台《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把中医院打造成传播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主阵地。并在2009年制订了《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对中医院的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方向性指导。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医院文化建设发展不够平衡：

1.1 医院文化形式化、肤浅化

主要表现在：①把中医院文化建设等同于文艺汇演、体育比赛、参观旅游等职工文体活动；②文化建设没有上升到医院管理层面，医院文化与医院管理结合不够理想；③文化建设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深入开展到基层，缺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1.2 追求效益功利化、短期化

首先，在定位中医院文化建设功能时，往往偏向于文化建设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忽略了文化建设的其他功能。当医院文化建设的投入与产出不对等时，对医院文化建设的热情便随之减少，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1.3 文化建设西医化、雷同化

由于客观经济因素，目前很少有中医院能脱离西医的技术和设备，导致了中医院为“西医”而代言，在中医院的文化建设工作中难免带有西医色彩。另一方面，中医院之间的文化建设雷同化严重，千院一面是中医院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中医院文化建设引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回顾我国中医院的发展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时中医医院由西医模式管理和传统经验管理开始引进标准化管理、目标管理等现代管理思想与方法[2]，由此可见，中医院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企业化组织管理方式转型。医院与企业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但在功能表标上存在着差异性，这为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orporate identify system，CIS）理论体系导入中医院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行性空间。

2.1 组织结构的相似性DD借鉴企业CIS经验

企业组织结构的制度形式主要包括直线制组织结构、职能制组织结构、事业部制、委员会制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中医院需要建立一套权责明确、高效合理的组织结构作为载体。

2.2 功能目标的差异性DD创新医院CIS体系

企业最终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主要衡量指标，因此企业在进行形象设计与策划过程中充分结合了营销学的理论，带有明确的推销导向，即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最终目标。虽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医院与西医院、中医院之间都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竞争，但是医疗行业毕竟不同于企业，中医院不仅以盈利为目的，自身还具有公益性质。

3.中医院文化建设运用CIS理论的重要性

3.1 树立正宗中医的医院形象

我国中医院历经了几十年的发展，中医院的“医院”功能得到了巩固，但“正宗”中医院文化传承却面临后继乏人乏术，有些中医医院的科室设置、就诊方式和医院环境已经完全“西医化”，甚至可以说中医院挂羊头卖狗肉。面临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中医药在中医人手里逐渐丢失，优秀的中医药文化在中医人手里慢慢隐失。要使中医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中医药特色，不变味、不走样，就必须要加深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和创新。

3.2 应对医疗市场的激烈竞争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医疗机构彼此之间的竞争已从传统的设备竞争、技术竞争上升为服务竞争和文化竞争。越来越多的医院管理者认识到，医院文化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医院提供一种长期的牵引力，与医院的激励约束机制、科学规范的管理等共同构成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中医的最大特色和优势就是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文化品牌建设将是提升中医院市场竞争力，获取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

3.3 促进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中医院的文化形象建设要突出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元素，中医药文化是中医的文化基因，中医院要继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要充分表现出中医药的文化底蕴。中医院文化建设的特色在于将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文化与当代的文化观念相融合，以塑造当代中医院的文化品格，便于现代人能够直观理解传统中医药文化和认同中医药。

4.CIS在中医院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CIS是由理念识别（mend identity，MI）、行为识别（behavior identity，BI）和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fication，VI）三大子系统组成，其中理念识别是CIS的灵魂和核心，行为识别是CIS的实现途径，视觉识别是CIS的传播手段。为了认真了解广大群众对中医药文化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推进实施中医药文化惠民工程，大力繁荣发展江苏省中医药文化，2013年6～7月，由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联合设计了调查问卷，展开对江苏省81所中医院进行中医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对医院职工和患者采用了了问卷调查法，得到了大量一手材料。本研究结合调研数据深入分析了CIS在中医院文化建设中的应用，全面了解了中医药文化在医院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环境形象3个方面的建设情况。

4.1 理念识别建设情况调研及分析

4.1.1 概念 CIS体系中的理念识别是确定企业组织独特的发展理念，以及组织发展、管理等经营理念的识别系统。医院理念识别系统是中医院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医院精神理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的总和，是医院全体员工信奉和遵守的共同观念，是指导医院管理者如何运营医院的一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它来源于医院管理者对医院文化的理性正确的思考、对医院情况的全面科学的诊断，对于医院文化建设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作用。

4.1.2 调研情况 调研问题：“您认为医院的院训或宗旨是否能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可供选项：A.体现得非常好；B.体现得较好；C.一般；D.不能体现；E.完全不体现。经过对结果进行统计发现，中医院职工认为医院的院训或宗旨对中医药文化特色“体现得非常好”的有1720人，占有效回答总数的54.4%；“体现得较好”的有1222人，占38.6%；“一般”的有202人，占6.4%；“不能体现”的有18人，占0.6%；“完全不体现”的仅有1人。

4.1.3 分析与思考 医院的院训或宗旨是理念识别核心内容，也是医院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调研的81所中医院中，93%的职员认为本院的院训或宗旨能够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

4.3 视觉识别建设情况调研及分析

4.3.1 概念 视觉识别主要是传达中医院理念，是中医院表层的形象，是将医院办院理念、文化特质、服务内容、行为规范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符合和形象，塑造出独特的医院形象。视觉识别在CIS理论系统中最具有传播力和感染力，最容易被社会公众所接收，所以通过视觉识别设计展示中医院文化，是塑造医院良好形象的最佳途径。

4.3.2 调研情况 调研问题一：“您认为医院的环境建设、内部装饰、医院标识等是否能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可供选项：A.体现得非常好；B.体现得较好；C.一般；D.不能体现；E.完全不体现。经过对结果进行统计发现，中医院职工认为医院的环境建设、内部装饰、医院标识对中医药文化特色“体现得非常好”的有1550人，占有效回答总数的49.0%；“体现得较好”的有1279人，占40.4%；“一般”的有313人，占9.9%；“不能体现”的有19人；占0.6%；仅有4人“完全不体现”，占0.1%。

调研问题二：“您对这所医院的院名、院徽等标识印象深刻吗？”，可供选项：A.非常深刻；B.深刻；C.一般；D.不深刻；E.毫无印象。经过对结果进行统计发现，居民对医院的院名、院徽等标识印象“非常深刻”的有327人，占有效回答总数的7.1%，“深刻”的有963人，占20.9%，“一般”的有2185人占47.5%，“不深刻”的有905人，占19.7%，“毫无印象”的有222人，占4.8%。

调研问题三：“您认为这所中医院的就诊环境能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吗？”，可供选项：A.体现得非常好；B.体现得较好；C.一般；D.不能体现；E.完全不体现。经过对结果进行统计发现，居民认为中医院的就诊环境对中医药文化特色“体现得非常好”的有563人，占有效回答总数的12.2%；“体现得较好”的有2009人，占43.7%；“一般”的有1780人，占38.7%；“不能体现”的有214人，占4.6%；“完全不体现”的有31人，占0.7%。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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