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金融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金融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体制转变方面

经济体制变更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特点，有效完成经济体制的改革。

（二）经济体制及经济增长方式变化方面

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金融改革看成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变化及经济体制变更的关键点。金融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相关体系构建方面

从本质角度来讲，可以将金融改革的目标看成以下几种：第一，资金借贷体系构建目标。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讲，该目标的意义在于促进市场机制在资金配置过程中调控作用的发挥。该目标涉及的金融改革对象主要包含银行、资金等。第二，中央银行调控体系。该体系对经济发展的调控具有宏观性特点。当经济发展出现方向错误等问题时，该体系能够及时发挥自身的调控优化作用，有效保障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1]。

二、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分析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分析：

（一）转变方式方面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模式转化优势较为明显的集约型模式。

（二）对银行影响方面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银行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银行信贷资金方面。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的利用率和利用质量会发生显著提升。对于信贷资金需求企业而言，银行信贷资金的这种变化能够有效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因此，企业所生产出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质量会发生一定提升。

2.银行发展规模方面。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下，企业资本的宽松程度发生相应提升，因此，银行的存款数量也会发生相应增加；除此之外，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应用使得企业获得的经济利润发生了一定增加，银行利用存款资金开展信贷业务获得的利润参数也会随之发生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认为，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扩大了银行的发展规模。

3.银行信贷业务开展方面。相对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而言，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集中型优势更加明显。对于银行而言，集约型模式会使得银行的信贷资金逐渐流向市场竞争优势较为明显的资金需求企业。与普通企业相比，这类企业的偿还能力相对较高，银行信贷业务面临的风险系数相对较小。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从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积极性[2]。

（三）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关键问题

在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需要对以下几种问题加以重视：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途径问题。从本质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第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途径。就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高新技术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在优先发展高新技术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下，我国需要鼓励创新群体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既有高新技术企业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等方式，提高高新技术占整个产业结构的比重。第二，强化高新技术应用途径。为了实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合理转变，还应该提高各大传统企业应用高新技术的力度。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支撑问题。从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变化过程可知，经济增长与技术息息相关。为了保证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需要对技术的创新工作加以重视。从本质角度来讲，技术的创新工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新设备引入方面。设备是企业商品生产效率与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当企业引入一定数量的新设备之后，其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会发生相应提升，进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这种变化的积累会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第二，新工艺应用方面。新工艺应用的作用与新设备引入的作用原理基本相同[3]。

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控制问题。从本质角度来讲，在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强化控制的关键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第一，需要加对我国整个经济增长流程的控制，通过所有环节产生经济效益及发展质量的监控保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第二，扩展投资范围，提升投资的实效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4]。

三、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优化策略

为了保障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需要对以下几种优化策略的应用加以重视：

（一）银行发展机制调整策略

银行发展机制的调整应该将提升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参数作为主要目标。银行发展机制的调整重点为银行的信贷管理体系。为了提升企业的信贷业务数量，可以通过构建多元化银行信贷系统的方式，为企业提供种类更加丰富的信贷交易选择类型[5]。

（二）金融市场扩展策略

融资体系是影响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应该将银行信用、互联网金融等因素充分整合起来，提升我国融资体系的完善水平。

四、结论

从本质角度来讲，我国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主要包含技术支撑问题、转变实现途径问题等。为了保证转变目的的实现，可以加强金融市场扩展策略及银行发展机制调整策略等的应用。

参考文献：

[1]赵爱明，廖祥. 关于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J]. 软科学，2003，01：6-9.

[2]杨迈军. 关于利用期货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 J ] . 上海金融，2011，01：79-84.

篇（2）

中图分类号：G71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3）01-0070-04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消耗、低质量、低价格、低效益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提出了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低消耗、高质量、高价格、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党的十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但是，实现这种转变却很困难。这与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存在密切的关系，而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又是由职业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引起的。因此，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关键。

一、长期以来我国只能实行粗放型

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

（一）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

要加快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首先必须要弄清楚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在低技术水平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劳动力，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更多地使用体力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大、成本高、质量低、价值低、效益低。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高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为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率，更多地运用智力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低消耗、高质量、高价值、高效益。

（二）我国长期以来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的根本原因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经济。主要由文盲或文化程度不高，科技、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未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和较低层次的复杂劳动者来从事。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智力密集型经济。是由文化水平较高，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熟练掌握科技和经营管理技能的智力劳动者来从事。

我国原本是一个农业大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普及程度和质量都不高，特别是亿万农民大多数都是未经过职业教育的简单劳动者。当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时，由于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低下，所以我国只能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当前我国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粗放式的。我国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由于技术水平不高，所以在改革后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改革

中创业的民营企业，由于创业者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创业的起点技术含量低、规模小，因此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其主要表现为投资少，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重复投资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如浙商的小商品生产等。另外，从我国消费品出口的角度看，主要生产出口低端的衣、鞋、帽、箱包、玩具等消费品。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附加值少、价格低、效益低。这种情况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二是外商经济是一种高新技术产品下的粗放式组装性生产。外资企业的产品是很先进的，但其核心技术部件都在国外生产和开发，在中国建立产品生产流水线，将高端产品的零部件在国内生产好之后运到中国，用泰罗制生产方式，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无技术的、简单的、单调的流水作业式组装生产，其利润的绝大部分都给外商拿走了，中国只能得到微薄的利润。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为鼓励和吸引外资，为解决我国过剩的劳动力就业，是必须的，也是迫不得已的，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因此，中央提出了必须要加快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与中央的

主观愿望有很大差距的原因

实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要高。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能实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办得好、质量高。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以职业能力标准为抓手，英国以考证为抓手，德国以“双元制”教育为抓手，形成了职业教育过程中一环扣一环严谨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国家职业教育法规颁布、职业教育研究、职业能力标准制定、职业培训大纲和专业教学计划实施、职业教材编写、职业培训实训室建设、职业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法创新、学生考核发证、教学检查评估、教学社会评价等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形成逻辑严密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政府的职责、职业教育科研所的职责、行业协会的职责、职业学校的职责、企业的职责、职业教师的职责、学生的义务等，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相互的联动和制约，从而为培养出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型人才通力合作并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进而为国家实行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人才保障条件。

而我国的职业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国家的角度讲，没有系统化的整体设计，国家没有制定职业教育标准，教师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为好，学生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为好，都不太清楚；国家、科研院所、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各自为政；专业设置不太符合社会需求，技能培养不符合企业要求；重理论轻技能，等等。

总之，我国要想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建立系统完善的职业教育体制和机制。

四、深化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

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思路

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在怎样提高我国职业教育质量的问题上认识不高，没有一个严谨的逻辑设计，未将社会力量凝聚到一起。为解决上述问题特提出深化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总体思路。

（一）从上到下要提高职业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基础和柱石这一战略性认识

在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上，德国的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德国原是落后于英国的农业国，二次大战后，德国工业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德国却能赶超英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并在二战废墟上快速振兴，现在领先于欧洲各国，其秘诀在哪里？经济界人士一致认为，联邦德国经济振兴的一个很重要，甚至主要的原因是得益于职业教育。德国联邦政府也公开宣称，职业教育是他们“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是德国经济发展的柱石，是一个民族能够存在的基础”。德国联邦原总理科尔说：“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青年是德国最大的资本，是经济稳定的保障。”而我国从上到下只重视文凭，不重视技能；只重视学历，而不重视能力；只重视教人知道什么，而不重视教人会做什么；只关心经济短期的高速增长，而不关心经济长期的稳定增长。其表现为重视本科教育，轻视职业教育；重视知识传授，忽视技能培训；重用本科以上人才，轻用职业教育人才；重视对GDP增长率的追逐，轻视对职业教育普及和质量提高的投入。认为发展经济是个硬任务，而发展职业教育是个软任务，因此，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思考不多，投入不足，抓地不力。我国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上到下必须转变观念，普及职业教育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并要认识到这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支撑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柱石的高度去认识，下决心普及职业教育并把职业教育质量搞上去。

（二）搞好我国职业教育顶层设计

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没有科学的、环环相扣的、逻辑严谨的、系统的顶层设计，在抓职业院校内涵建设和教学质量提高方面，东一锤西一棒，见效甚微。因此，搞好我国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现将我国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构想如下：

1.健全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为重视和规范我国职业教育，应象德国一样健全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德国为重视和保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制定了《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例》、《通过计划和研究促进职业教育法》、《职业学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形成德国职业教育完整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使政府、企业、工会三股社会力量分工合作，共同促进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我国应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法制化的经验，梳理一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律建设，围绕建立比较系统的职业教育体制和机制，补缺补差，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使我国职业教育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使我国职业教育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国家要建立和颁布职业教育标准

职业教育标准是对职业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及其掌握水平的具体规定和描述，是建立职业教育质量保证系统的逻辑起点。制定职业教育标准是保证职业教育质量和学以致用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因此国家首先要颁布国家承认的职业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每个职业的教育标准，根据职业教育标准再制定职业培训大纲和教学计划，指导全国职业院校和企业编写职业教材和授课计划。使全国职业院校和培训企业及跨企业培训中心明确应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应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以及对教育质量的评价和对学生毕业合格的考核有一个可操作的量化标准。因此，国家一定要建立职业教育标准。

3.明确国家、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工会在职业教育中的角色分工

在职业教育事业中，参与者有国家政府教育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工会、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以及学生和学生家长等。国家应是职业教育的领导者、法律的制定者、职业教育标准、职业教育大纲和教育计划的颁布者；行业协会和企业应是职业能力标准的拟定者；行业协会是职业学校毕业生技能考核的执行者；职业学校、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是职业能力标准的实施者；学生是职业能力的学习者和被考核者；工会是学员权利的保护者；学生家长是职业教育的参与者――这些社会力量如能很好地分工合作共同推进，就能有效地促进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在这方面一定要向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学习，职业学校和企业对知识教育与技能实训要进行合理分工和合作。现在我国的企业界游离在职业教育之外，这是违反职业教育规律的。要想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我国企业一定要作为主角承担起职业技能培训任务。这有赖于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激励机制对涉及的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发。

4.依法明确职业教育师资的从业资格

职业教育的师资一般分为公共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和专业实训教师。职业教育是以技能为本位的教育。由于职业教育强调技能和操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对于专业课教师特别是专业实训教师，在技能方面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类教师队伍的建设必须在学历和工作经验两个方面的结合上提出符合职业教育的相应要求，使他们在技能方面确实能达到师傅带徒弟的水平，实现良师出高徒的培养目标。为此，今后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师和实训教师一定不能直接从应届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中招聘，而应从具有较高职业教育学历并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中招聘。在企业和跨企业培训中心从事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师傅也要提出同样的要求。对现有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专业教师和实训教师，一定要分批分期送到有关企业顶岗工作一段时间以获取实操经验。

5.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加大投入，即建立先进的职业技能实训室或培训中心，使职业技能培训具有足够的物质保障。大企业要建立自己独立职业培训中心，与职业学校分工协作，高质量地培训好本企业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社会可建立跨企业职业培训中心，为中小企业培训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提供服务；职业学校建立实训室为专业理论课教学提供服务。现在国家对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在投入方面重视本科轻视职业教育的现象必须要尽快改变。

6.教考分离，实行第三方评价机制

教考分离，实行第三方评价机制，使国家制定的职业教育标准在强有力的监督下落到实处。现在学生毕业都是学校自己考核，学校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学校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会放松或降低考试标准使毕业生质量下降。为确保毕业生达到国家职业教育标准的合格程度，做到零距离就业，教考必须分离，由第三方评价。职业学校和培训单位只管教学和技能实训。学生毕业时，由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考核和发证。这样可以制约学校和培训单位按照职业教育标准的要求，努力搞好教学和实训，并促使学生按照职业教育标准去努力学习，在毕业时达到合格标准，以便更好地就业或创业。在这方面国家要建立奖惩机制，优胜劣汰，奖优罚劣。

7.改变职业院校现行的招生、培养、就业程序

我国现在的职业院校是按照招生、培养、就业的程序进行的，企业需要人才就到人才市场上去招聘――这样校企之间在人才供需和培养方面就难以建立紧密联系和合作的关系。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可向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学习，将职业院校先招生，后培养再就业的程序，改为由企业先招工，企业与徒工之间签订培训合同，然后由企业把招聘的徒工送到相关的职业院校去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企业负责对徒工进行技能培训，校企分工合作共同培养出适合企业工作需要的技能型人才。这样，校企之间在人才供需和培养方面就能自然而然地紧密结合了，同时也促使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主角。

篇（3）

关键词 ：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我国只重视经济的增长速度，采取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方式，虽然经济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逐步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想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转换我国经济现有的增长方式。针对这一问题在201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做出了明确的目标“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将此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含义

在20 世纪的八十年代，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作为一个具体的课题被提出。但是没有具体的结论，通常有如下三种说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指第一种说法。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发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总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也相应的不断发展；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方式也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三是每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是为该时期经济发展服务为目的的。

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因素

1.先进的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时代要求还是从创新角度来讲，先进的技术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发展，也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决定性作用。技术的作用在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进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经济中各要素彼此间的关系；二是先进的技术对各要素的经济效率有所提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技术的应用促进了经济方式向集约型经济的转换。近十年来，我国将先进的技术应用到经济发展过程中，例如机械化的推广、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等，使得我国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

2.国家制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该国家的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制度对该国家经济增长起着促进或者制约的作用，甚至影响着该国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受该国家制度的约束，当该国家的制度允许该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时，说明该方式有利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说，如果该国家的制度体系很完善，能够为该经济增长方式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护，那么该经济增长方式就能很快转换。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符合了我国经济方式的转换，借助市场的力量，调节经济活动，科学合理地优化资源的配置，以此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利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说，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换言之，科学合理的制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制度对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与转换。

3.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也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决定了社会资源的优劣配置，如果产业结构良好，那么社会资源就会得到很好的配置。否则，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就很难转换为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产业结构的科学合理性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一方面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这两方面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通过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来看，优化产业结构的确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措施

1.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们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将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指导思想，就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出发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以人为本，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同时经济发展的载体就是人，离开了人的力量与作用，经济增长就毫无现实意义。曾经我们急于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导致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违背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得社会的发展难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更好的为人们提供服务，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进行转换，向集约型经济、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发展。

2.调整结构

从全局出发对整个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对区域结构进行调整，不断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将发展的重点向中西部地区以及落后地区慢慢迁移。其次做好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另外，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已经被逐步重视起来，我国要加大投资力度，缩短与发达国家对第三产业的差距，大力发展服务行业，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

3.重视技术创新

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曾经采用了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也因此引发环境问题、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轻环境污染。针对这些问题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作基础。并且在十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实施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因此，我们要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做好技术创新工作，打造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新型经济体系。

4.着力推动体制改革创新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技术的提高，现有体制和制度不够完善，导致资金投入高、重复建设等问题，若不及时改进，以后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加上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多政策干预，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发挥出其内在的价值优势。因此要着力推动我国的体制改革创新，具体来说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让市场经济发挥其自身的调节作用。

四、总结

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含义以及影响其转换的因素，并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几点措施，希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有参考价值，真正实现集约型经济方式的转换。

参考文献：

[1]卫兴华,侯为民.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J].经济研究,2007,(7): 31-42.

篇（4）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测算方法

时至今日，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过去单纯依托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数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成果的标准的状况，而逐渐关注经济增长的效率、质量等。我们不仅希望经济能够在数量上增长，更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民众的福利，改善民众的生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几十年的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问题的产生。为此，我们不禁反思，经济增长真的只是从GDP增长总量数据就可以判断经济增长的效率与质量吗？对于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迫切需要，客观上也促进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即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衡量与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发展，如今，利用TFP衡量经济增长已成为国内最为流行的一种测算方法之一。

1. TFP内涵

自索洛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增长方程，通过将产出增长率中超出资本与劳动力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扣除（索洛余值）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并将全要素生产率来源定义为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由索洛余值的求解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除了包括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还包括没有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差。

它的一般含义是指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的开发利用的效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与总产量之间的比值，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也是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但是因为TFP还包括未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测量误差，因此，TFP对技术进步的衡量只是一种近似测量。TFP的来源除了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效率提升与规模效应，比如组织创新、专业化以及生产创新等。但是，在索洛模型中，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并没有考虑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外部性情况下，因为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最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效应会为零。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通过改进技术水平，从而带来边际产量递增的现象不符，这也使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能力与借鉴意义大打折扣，即全要素成产率成为“黑箱”。[1]

2. TFP测算方法的缺陷

TFP的测算方法虽然简单可行，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TF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指标的有效性与代表性。

2.1 用于测算TFP的要素投入数据为存量数据

在对TFP进行测算时，必须考虑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根据新古典生产理论，一定时期的投入带来一定时期的产出，换言之，我们所要考虑的要素投入只是某段时期的投入量，即该段时期的流量数据，而不是某一时点上的存量数据。但是，从目前关于资本的指标统计口径来看，我们将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用固定资本的存量数据代替资本的流量数据，其中隐含了固定资本某一时点上的存量与其在此段时期内的资本流量成正比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假设显然是不一定成立的。综上所述，因为，用于衡量相应变量的指标，尤其是资本，在统计口径以上存在局限，造成计算结果投入与产出的不一致，从而使TFP的测量值偏离真实结果。

2.2 TFP自身的“黑箱”使其内涵含混，需要进一步分解

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那么如果求接触TFP，如何看出其中到底是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还是资本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呢？显然，并不能一概而论，并且TFP自身的“黑箱”特点还使其包括不能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与由此带来的误差，所以对TFP进一步分解，将其分解为其中影响较大的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可以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外部性的如何作用。技术进步自身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中性技术进步、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以及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例如，管理方式的改进，可以促进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属于中性技术进步；而机器设备的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属于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促进投资利用率的提升，属于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TFP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最佳指标，也有必要进一步分解，从而判断技术进步的类型。

2.3 TFP测算弱化一国阶段性经济增长方式特点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再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由于对于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投入一单位的资源，带来的边际产出较大，因此，必然会带来要素累积，例如资本累积，当要素累积到一定阶段，就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而随着要素投入的逐渐增长，要素投入的技术系数即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会接近一个最佳技术系数。当资源配合比例达到最佳系数，如果继续增加要素投入量，就会带来边际产出递减的结果，这个时候开始从粗放型经济增长逐渐步入集约型经济增长，边际产出会逐渐递减为零，此时达到总产出的最大值。为了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在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我们可以通过改良生产技术，提升人力资本，遏制边际产出递减的趋势，甚至到达边际产出递增的结果。因此，如果一国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那么用于要素累积的部分必然较大，而TFP是扣除要素投入对产出影响的这一部分，所以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的TFP较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TFP低。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如果盲目将发展中国家的TFP与发达国家的TFP进行对比，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欠妥。[4]

另外，上文中提到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且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是不一致，除此之外，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一般也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在一开始的工业经济阶段，通过增加物质的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是递增的，但是随着物质投资的增大，最终，物质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会趋于零。因此，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将会成为主导力量，且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没有上限的。而TFP的测算，显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类型，以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这也使得TFP的计算结果过于模糊。（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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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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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模式。就其物质内容而言，就是资源利用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量的单纯扩大来获得总量的增长，资源耗费量大，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另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即在资源投入量适度增加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降低消耗，以达到经济质和量的增加，科技含量高，投入少、产出多，产品质量优，经济效益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人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全社会都要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煤炭能源是我国能源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基础，但我们也应深刻的认识到其带来的安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倡导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煤炭企业应积极行动起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煤矿现有的资源优势，转变原本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生产、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三丰收。本文立足我国煤炭经济现状，分析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解决问题之道。

一、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现状

（一）近年来煤炭企业取得的成就。

建国以来，通过八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煤炭工业已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煤炭总产量已经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据有关机构统计，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结构中，煤炭约占69%左右。我国煤炭企业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煤炭企业的产量大幅增加；（2）煤炭行业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3）我国煤炭企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4）煤炭企业的劳动报酬以及劳动效率得到了不断提高；（5）我国煤炭企业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6）我国煤炭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相关技术素质不断提高。

（二）煤炭企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煤炭行业虽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转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深刻的认识到，煤炭经济发展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对煤炭资源的无序开采和扩张带来的安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使得国家的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煤炭资源城市受到的影响程度更甚，也阻碍了煤炭企业自身的发展。

1、观念陈旧。目前，煤矿企业仍存在着一些陈旧观念：（1）企业领导对往往仅重视煤炭产量，单纯依靠多产多销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而忽视煤炭品质；（2）煤炭企业等、靠、要思想严重，不能积极主动的进行科技创新、设备革新、安全投入；（3）多数煤炭企业依然奉行“自然资源―粗放型工业―产品―污染排放”的旧型线性经济，不仅影响企业效益，而且对污染周边环境。

2、科技水平低。我国煤炭企业科技水平较低，且缺乏科技创新的实力与动力，科技成果也很少转化为生产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脱节，煤炭企业的科技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率贡献较低。除此之外，煤炭企业员工的职业素质也较低，缺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转变企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带头人更欠缺。

3、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煤炭企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煤炭为主，缺乏多种经营的经验。大多只重视第一、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缺乏重视，煤炭行业经济效益增长仍然依靠煤炭产量增长和价格提高，产业结构分配不合理，很多效益好的项目不能开展，浪费了大量可以提高效益的机会，妨碍了企业的发展。

二、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煤炭是我国能源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煤炭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安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社会问题也显得愈加严重。过去那种以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扩大为主，通过大量资源的投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煤炭企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必须代之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主，通过提高要素质量和资源利用率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我国煤炭企业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许多煤炭企业往往只注重产量的增加而忽略质量的提高，重投入而轻产出，造成煤炭企业综合效益差，煤炭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低，这样的增长方式已与煤炭工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不相适应，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势在必行。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求。

煤炭是我国主要的一次性能源，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实（下转第596页）（上接第433页）现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全国煤炭市场疲软，高投入、高污染、低能效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煤炭企业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低碳经济为发展背景，利用新技术，引进高素质人才，优化资源配置，以形成低能耗、高效益、低污染的企业经营机制，形成有利于实用新技术进步机制；形成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真正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国家把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发展机遇期的战略举措。煤炭企业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资源浪费等诸多社会问题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关注。煤矿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以煤为基础，充分利用矿区的各种生产要素，建立循环经济型工业，实现物质合理循环，价值逐级增值，形成生态链之间互为资源、共耗废料，把煤矿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三、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

如何实现煤炭企业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如何优化煤炭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如何转变煤炭企业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环境友好型矿区，从而实现矿区的科学、安全、和谐发展。通过结合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论证，总结对策如下：

（一）转变经济发展观念。

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煤炭企业应做到：（1）转变以产量为中心的旧观念，牢固树立以效益为中心的新观念；（2）转变粗放型等、靠、要的旧经营理念，树立集约型务实、求实、增效的新经营理念；（3）转变 “自然资源―粗放型工业―产品―污染排放”的旧型线性经济，树立“自然资源―循环利用型工业―绿色产品―再生资源深加工业―绿色产品”的新型循环经济，积极更新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企业经济增长，促进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依靠科技进步。

煤炭企业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营效益，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进行产业升级，走集约型的发展道路，依靠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的素质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不仅要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引进、研发、推广应用新技术和新成果，广泛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而且要建立健全创新激励机制，不断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通过奖惩措施引导企业员工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改造，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切实将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转化为煤炭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煤炭企业综合经济效益。

（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煤炭企业要改变以前产业结构单一、产品经营单一的状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利用煤矸石发电、综合开发利用矿井水、复垦采煤塌陷地的土地，利用生产废旧物品修复加工再使用等等，开展以煤为主，多元化经营，走上“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综合发展道路，不仅使煤炭企业在产品上可以发展成为以煤为主，多业并兴的多角化经营的集团企业，而且可以提高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作者单位：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部）

参考文献：

[1]谈军.浅议如何转变煤炭企业经济发展方式[J].时代金融，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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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b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扩大消费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大源动力，消费需求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消费需求上升规律决定了居民消费在超出维持自身生命活动的基本需要后，会趋向于追求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满足，进而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就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之时却发现，消费的急剧增长固然带来了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水、电、燃油、燃气等资源的大量耗费，以及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尽管不能绝对地说这完全是居民消费行为所致，但是近现代社会以来享乐主义消费观，以及在这种消费观引导下的高消费、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等超越实际需要的消费行为和模式，在强劲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进而严重影响到人口消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紧约条件下的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

作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基础性要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和根本保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 215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40 507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0%；然而，经济快速增长也付出了大量消耗有限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沉重代价，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企业的生产供给、居民的消费需求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趋紧，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由此而生。所谓“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进而对居民消费需求实现而形成的一种显著偏紧的限制和约束状态。不仅如此，即使现有市场产品供给充裕，如果它是以沉重的资源耗损和环境破坏为代价，亦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的明显下降来实现，那么该国或该地区居民的消费增长，乃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仍然处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的运行状态。目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不仅是世界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实现消费需求增长，进而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命威胁。

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消费需求是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第一，由于消费可以通过自身的增长直接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消费需求所提供的消费市场增长空间，对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明显的直接拉动作用。在资源供给和生产能力的界限之内，消费需求的增长直接就是经济的增长。而对于投资需求，其表现形式就是通过消费拉动投资，投资被拉动起来以后，它就和消费一样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只要不存在资源性供给约束，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带来投资需求的增长，由消费增长及其所引致的投资增长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投资需求是通过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对经济持续增长起间接拉动作用。第二，由于消费与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环节，因此居民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生产增长和经济增长幅度，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上是消费与经济，或者说是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探讨生产决定消费，不只是生产的内容决定消费的内容，生产结构决定消费结构，以及生产的方式与水平决定消费的方式与水平，还有经济增长方式制约和决定消费增长方式。

同经济增长一样，消费增长也有一个“增长方式”问题，也有粗放和集约两种类型。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是指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的现代社会，促进节能减排已经逐渐上升到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以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而消费的粗放型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资料数量上的累积和增加，最终表现为对资源环境的粗放型消耗和破坏；消费的集约型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质量的改进和消费效益的提高，以及出于对自然资源节约使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而对低碳、绿色产品需求的增加等。当然，这两种类型不是截然分开的，数量和质量是相互依存的，只不过在一定时期有一种类型的增长是主导的。

消费增长由粗放主导向集约主导转变，是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是生产发展的结果，但集约型消费需要对于企业开发、设计和生产环境友好产品具有明显的导向和激发作用。第一，集约型的消费需要是靠集约型的生产满足的。生产为消费需要提供了消费的对象、方式以及数量和质量的界限，没有集约型的生产就没有集约型的消费。那种通过对土地、淡水和森林等资源进行粗放型开发和利用而进行的产品生产方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且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必然是资源浪费型和环境污染型的；第二，集约型的生产是由集约型的消费需要激发出来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解释道：“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来媒介的”［1］。因此，集约型消费需要通过激发和引导企业的集约型生产，促进企业的节约资源和节能减排，推动国民经济走上内涵式经济增长之路。

在当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集约型消费需要对生产导向或激发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广大居民对绿色环保型产品的消费需要自然会激发企业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而不是那种过度消费、高消费等不合理消费需要而引发的企业对资源高耗型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生产与消费这两个层面的决定作用如果从微观经济，或从企业营销的角度看，前者称为满足需求或者紧跟市场，后者称为创造需求或者创造市场。因此，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一方面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企业通过产品设计、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经济活动，不仅要满足广大居民的绿色消费需要，而且还要创造低碳、环保的绿色产品需求；另一方面，集约型的消费增长方式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消费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对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所提供的绿色环保产品的消费需要。

二、资源紧约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整个20世纪是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地球生态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社会出现了三大全球性问题，即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日益深化，使人们对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模式产生质疑，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早期研究中，西方经济理论都是从单纯经济增长来看发展的，从而把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单纯增长问题，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的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我们将互相替代地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2］。然而，这种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战略，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并导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以及经济结构失调、分配不均、资源耗损、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

应当指出，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在经济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仍然是社会物质财富增加和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标志，是实现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状况逐步改善的物质基础和基本保证。即便是特别注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区别，也会得出“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结论。［3］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物质财富积累，仍然是广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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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的是经济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的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指的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的投入而实现对经济的增长，这种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往往会给环境和资源带来强大的压力，会因为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环境的承载力。因此，我们应该在一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协调、持续和高速发展。

一、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1、思想观念方面的束缚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于节约资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人们总以为我国地大物博、资源充足，对节约资源的认识不足。但是实际上，我国的一些重要战略资源还存在着严重的而不足，并且十分匮乏，因此，在生产中资源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从我国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投入产出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源利用率却远远的低于发达国家。其次，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简单的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那么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了，换句话说，我国的经济发展片面的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率。实际上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分属于两层不同的含义。第三，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考虑，一直追求的是产值和产量。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全面的考虑到经济的协调和全面的科学发展观。

2、体制性因素的影响

从微观经济来说，一些企业特别是一部分大型的企业改革虽然在持续的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不到位，存在着产权不清的情况，企业也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上商品经营者和生产者。也就是说，企业本身缺乏内在的动力，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根本不能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从宏观经济来说，我国的企业存在着强烈的数量扩张的内在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因为投资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力的不断扩大。企业没有明确的权责关系，并且各级地方政府也本身存在着财政收入产值增大的问题。从市场方面来说，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健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的起点低，缺乏一定的经验，市场体系不完善，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非体制因素

非体制因素因素指的是在硬件设施上存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技术改造资金的短缺、技术设备的老化以及科技教育事业的成果不能转变为生产力，或者在这个转化中，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1、树立科学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首先满足人们的需求，其次要不断的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处理好人的全面发展与物质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只有符合科学发展观或者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够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够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相统一。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中要始终尊重自然规律，要充分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和资源二者之间的承载力。

2、推进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条件。对于国有大型企业来说，它们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推动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首先要对国有企业的战略资源进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的将产业政策和市场作为导向，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将国有资产的结构进行优化，使大型企业形成一种规模经济效益，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第二，要转换企业的经营生产机制，使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和政企分开的现代化企业制度。第三，加强企业的科研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面向市场，走向集约化。

3、深化体制改革，增强企业的的调控能力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更新技术，调整投资的中国店，不断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保证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政府应该切实的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振幅在规范上和企业行为分开，不断的创造经济发展环境，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在宏观调控的机制和手段方面应该试试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严格的投资约束机制和监督约束体制，将企业粗放的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式的增长方式。

4、完善市场体系

作为统一的市场体系应该讲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发展重点，尽快的打破区域之间的封锁，以建立竞争有序、统一开发的市场体系，这样能够有效的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与此同时，作为生产经营者也要完善市场机制，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式，保证市场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

5、建立符合集约式发展的评价考核体系

有效的考核指标和评价体系实际上在转变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起着导向作用。因为这种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能够杜绝企业盲目的追求产值，追求企业规模扩张和各种攀比的速度，这样能够哟徐奥的降低消耗，优化结构并且加快技术进步。各种奖惩和财务指标体系的建立能够对企业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科学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是从粗放型经济走向集约型经济，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的投入，并且保证经济的协调、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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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增长方式、管理方式、法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我们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集中表现出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每增加单位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以此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能源消耗量大。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紧急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也导致建设规模过大、投资需求膨胀、煤电油运紧张、价格水平上涨、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带来了十分尖锐的资源环境矛盾。为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

经济增长方式，指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种种生产要素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可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物质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它重在追求规模、数量、产值、速度、投入，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效率。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要素质量改进和优化配置来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它的特征是，通过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提高，达到经济效益高、产品的竞争力强、环境污染程度小和通货膨胀率低的目标。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由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就是要改变过去一味追求上新项目、铺大摊子，增加投入的做法，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上来。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因此，《十一五规划》强调，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确定“十一五”的经济增长目标时，特地提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

二、全面推进，努力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要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经验表明，谁的自主创新能力强，谁拥有较多的知识产权，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一类企业卖标准，二类企业卖专利，三类企业卖服务，四类企业卖产品，五类企业卖苦力”，反映了当前市场竞争的新态势。在我国，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开发对经济集约化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区别、有重点地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支持开发重大产业技术标准，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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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

贸易模式的变迁既包括贸易方式的变迁，又包括贸易主体范围与贸易客体结构的变迁。当然，贸易模式的变迁并不是指由新的贸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贸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贸易模式的不断产生与发展。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贸易模式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在贸易的广度上，贸易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贸易（交换）产生以来，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呈现出不断拓展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大体上表现为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区域）间贸易再到国家间（国际）贸易的变迁路径。

早期部落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贸易行为只是偶发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贸易活动变得逐渐频繁。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为那些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专门从事手工劳动提供了可能。随着手工业者从村落中的分离、商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形成了城市。此时，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运输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贸易半径有限。

技术的进步、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贸易壁垒，使得贸易半径不断扩大。然而，封建割据成为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障碍，城邦（或诸侯国）为贸易活动设置了许多人为的壁垒—捐税、过境税、限额等，这就使得贸易活动很难超出城邦（或诸侯国）的领地范围。当然，随着自然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束缚，贸易活动在国家内部变得活跃起来，贸易半径空前扩大。而国家之间的人为贸易壁垒，成为当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打入国外市场，获取贸易收益，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贸易活动变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贸易的深度上，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的层次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变迁路径。

16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开拓，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制成品生产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体系；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等少数国家垄断了先进工业，并把落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亚非拉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体系；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系。二战前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产业为界限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模式，即不同产业间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单向流动。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分工领域由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间，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内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维护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在贸易模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的替代性产品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也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以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协作，原来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国家。这种非一体化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三）在贸易方式上，由一般贸易方式向要素流动、加工贸易和外包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产国际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丰裕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出于绕过他国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贸易方式上，表现为产品跨国流动向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经过对自己生产的成本与从外部购买的成本的比较权衡，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环节分离出去，由市场来承担。这在国际贸易方式上也表现为一般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另外，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方式实施其全球化生产战略，对产品生产工序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别外包给最具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促进了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跨国外包的新型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的原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贸易模式的变迁是分工模式演化的体现，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与专业化收益的比较，决定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所需，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贸易模式的变迁，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与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术和航海远洋技术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贸易中的运输成本负担；通讯技术的研发与进步，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可视会议等全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和改进，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流成本，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通讯成本交换信息，有效降低了业务拓展中的贸易洽谈成本和业务协作中的组织协调成本。

（二）体制的完善降低了人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约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中还包括各经济主体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人为交易成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统一了国内市场，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所制造的各种贸易负担，促进了一国内部贸易的开展。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了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与协定，有效降低了国家之间设置的人为贸易壁垒。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专业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优势效应，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累计产出数量的增加，这就产生了学习效应，即通过积累经验、提升技能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都带来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业寻求更加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变迁，贸易模式变迁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又反过来扩大了市场规模、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

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的不断拓展，通过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规模增加了总的市场容量。在贸易模式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间贸易再到国家间贸易的变迁过程中，经营者所面对的市场首先从一城一乡市场扩大到整个城邦，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扩大到整个世界，市场总容量不断扩大，这就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提高了企业在其所专门经营的产品或工序上所面对的市场规模。

例如：假设整个世界共有A、B、C三个国家；A国为劳动丰裕国家；B、C两国完全相同，均为资本丰裕国家；三国市场需求均为每年2000辆卡车、2000辆轿车和2000套服装；并假设A、B、C三国分别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供应市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阶段，每家企业每年都要生产1000辆卡车、1000辆轿车和1000套服装。在产业间贸易阶段，劳动丰裕国家A国的两家企业分别生产三个国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3000套；资本丰裕国家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生产1500辆卡车和1500辆轿车，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本国市场，其余产品供应A国市场。在产业内贸易阶段，A国的两家企业还是分别生产3000套服装；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会专门生产3000辆卡车或者3000辆轿车，企业在特定产品（卡车或轿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间贸易阶段时的1500辆扩大了一倍。在产品内贸易阶段，则可能出现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专门生产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零部件或者装配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情形，企业在特定工序（生产零部件或者装配整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内贸易阶段时的3000辆又扩大了一倍。

（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的增长。

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越来越细化的特定领域，促进了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另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部门，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如仓储、物流、咨询等）的发展。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广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的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企业由多产品的全过程经营逐步转向某一产品、某一工序的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的集中度并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特定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资源，相对增加了资源供应数量，进而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了相对较小市场上的垄断格局，会使得无规模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全行业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增加了对更加专业性的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得专门化的企业家和研发人才不断涌现，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吸收外资、技术引进、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等贸易方式的开展，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贸易模式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反映了经济的历史、预示着经济的未来，也启迪着经济的今天。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弥的新环境下，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历史潮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动我国的贸易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以充分享受贸易利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此，我国需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基础设施

贸易活动的开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人为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贸易中的运输、商务洽谈、组织协调等自然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国要在积极做好立体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对交通运输技术、新能源技术、通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

（二）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

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有利于降低人为交易壁垒，并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国企业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分裂的弊端可以从19世纪初的德国略见一斑。当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各邦国使用各自的货币，对货物流动分别办理过境手续并征收关税。这就为邦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贸易壁垒负担，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贸易的开展。为了搞活国内市场，我国首先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措施实现国内经济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切实实现政企分离，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我国还要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通过贸易谈判方式，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优惠贸易安排或协定，建立多种形式的贸易组织，以降低贸易壁垒，活跃与这些市场的经贸往来活动，使我国企业能够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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