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的内涵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安全的内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安全和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大根本性问题。实现安全是人类最大的也是永恒的哲学命题。伴随着世界安全运动的兴起，人人渴望安全，国家治理安全，人类呼唤安全，世界共需安全。安全重视程度之高，安全谈论之多，安全投入之大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但反过来思考，安全到底是什么?迄今为止恐怕人们对安全的认识和理解不是那么形象、完备和科学。以致于不管对安全作何定义，都很难包容一般意义上安全的内涵。

2安全的定义

为了获得安全的原始含义，先从词意和典故考虑，查阅了相关工具书，得到安全如下的描述：

(1)安全在希腊文之中的意思是“完整”，而在梵语中的意思是“没有受伤”或“完整”，在拉丁文中有“卫生”(Salws)之意。

(2)“安”字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太平、安全、安适、稳定等，可谓无危则安；“全”字指完满，完整或指没有伤害，无残缺等，可谓无损则全。

为了获得安全的真实含义，从安全的科学层面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得到了安全以下的定义：

(1)安全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即消除能导致人员伤害，发生疾病或死亡，造成设备或财产破坏、损失，以及危害环境的条件。

(2)安全是指在外界条件下使处于健康状况，或人的身心处于健康、舒适和高效率活动状态的客观保障条件。

(3)安全是一种心理状态。即认为，指某一子系统或系统保持完整的一种状态。

(4)安全是一种理念，即人与物将不会受到伤害或损失的理想状态，或者是一种满足一定安全技术指标的物态。

凡此种种，要想用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把复杂的安全内涵表述清楚是异常困难的。这犹如“最优化问题中寻找最优解时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值”一样，难以走出这个局部区域”。因此，应当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安全概念。

3对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和认识

采用自然辨证法定义技术创新哲学的思考方式，不从正面去解释技术创新是什么，而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回答它。笔者就是从安全的子系统：文化、科学、技术、经济、管理、伦理与外延(信息网络安全等)来回答安全的本质。

3．1安全是一种文化——安全文化

文化可以认为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和。所以，应该以哲学的观点来认识安全文化，那么，安全文化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历程中，在从事生产、生活、生存乃至实践的一切领域内，为保障人类身心安全(含健康)并使其能安全地从事一切活动；预防；避免、控制和消除意外事故和灾害；为建立起安全的环境和与之匹配运行的安全体系；为使人类变得更加安全、康乐、长寿，使世界变得友爱、和平、繁荣而创造的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的总和。

安全文化所涉及的范畴包括：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厂矿的安全生产、核电站的社会性安全、全民的防灾减灾思想意识、公众的安全文化素质、环境保护、产品安全、生活与生存领域的安全。安全是一个包括物质的、意识的巨大的系统工程。

3．2安全是一门科学——安全科学

1993年7月我国国家标准GB／T13745—19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安全科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工程与技术门类之中，称之为安全科学技术，被确定为综合类科学中的一门学科。

安全科学是研究系统安全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研究事故与灾害的发生机理，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方法，研究、分析、评价、控制以及消除人类生活各个领域里的危险，防止灾害事故，避免损失，保障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和自身安全与健康的知识和技术体系。

按照哲学的内容，在安全科学的体系结构中，处在安全科学的工程技术层次上的是各类安全工程技术。安全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特点就是安全的观点，或者说安全科学是从安全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看整个世界，正如自然科学从物质运动，社会科学从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系统工程从系统的观点去考察世界一样。但是安全科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等各门科学有关。因此，安全科学是一门跨门类、综合性的新兴横断科学。

3．3安全是一门技术——安全技术

生产、生活和生存过程中存在着不安全或危险的因素，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也会造成生产、生活和生存被动或发生各种事故。为了预防或消除劳动者健康的有害影响和各类事故的发生，改善劳动条件，而采取各种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这些措施的综合称为安全技术。

安全可称为技术，在于要消除各个不安全因素，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预防伤亡事故和灾害性事故的发生，必须从技术的层面去实施或考虑，或者是说以技术为主，提出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借助以达到劳动保护之目的。安全技术与安全科学可以从自然辩证法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说明，安全科学着重于安全的规律，发现、探索、认识其本质，从而掌握好安全，使之为人类服务；而安全技术更侧重于安全的应用，研究事故致因因素，从而转危为安。因此，安全技术丰富了安全科学，安全科学又指导和推动了安全技术的发展。可见安全技术对安全生产、生活和生存是何等的重要。

3．4安全是一门管理艺术——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问题，既有人对物的管理，又有人对人的管理，还包括人、机、环境三者的多元复杂的矛盾问题。这就表明现代安全管理必须围绕预防事故这个中心课题，变纵向为横向综合；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使安全状况指标化；推行事前预测；推行反馈原则进行安全评价等。

认为：管理首先是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进行的自觉活动。现代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安全管理，把工作重点放在激励人的士气和发挥其能动作用方面。而人的意识、价值观、认知、信念等都是管理的基础。安全管理本身包括教育方法、法律建设、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宣传手段等。现代安全管理应是系统的安全管理，把管理重点放在整体效应上，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使其达到最佳的安全状态。安全管理就犹如5个分散的指头握成一个拳头，使之能产生更大的合力。同时，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加速了安全管理信息的处理和流通，使安全管理由定性逐渐走向定量，先进的管理经验、方法得到迅速推广。因此，所谓充分调动每个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让劳动者人人主动参与安全工作。

3．5安全是最大的经济效益——安全经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由“政治立国”进入了“经济立国”的时代，法制手段和经济手段起着主要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安全领域有专家、学者提出安全经济这个新名词。

安全经济首先是基于对人类安全活动需要经济作为基础的理解。比如，无论是生活中或者生产中，实现安全条件需要经济的投入。如何高效、合理地投入?安全经济概念就应运而生了。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采用安全经济学的观点来运筹安全管理，必将成为一种符合客观的实用模式。

从安全效益的角度，可以把以提高生产与以增加生活质量为主要目的的安全性投入进行对比分析。前者是指为消除和控制生产、生活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而专门采取安全措施的投入，它将对生产、生活产生某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后者除了产生生产、生活效益外，还会产生安全效益，并且往往决定企业的基本安全程度。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很难区分某一项投入是生产、生活性投入还是安全性投入。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应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合理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发挥安全投资的作用，减少事故经济损失，以最少的资金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安全工作所追求的最佳状态。

3．6安全是一种伦理道德——安全伦理

伦理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人们的信念或信仰，也是规范行为的准则。安全可以认为是观念、思维，意识。安全伦理主要表现为：“安全第一”的哲学观念，“预防为主、安全为天”的意识；安全维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与幸福的伦理观念；安全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价值观念；安全系统是控制系统，生产系统是被控制系统的辨证观念。应该建立：“安全人人有责”的意识；“遵章光荣、违章可耻”的意识；“珍惜生命，修养自我，享受人生”的意识；自律、自爱、自护、自救的意识；保护自己，爱护他人的意识；消除隐患，事事警觉的意识。实践证明，要使人从被动(要我安全)到自觉(我要安全)地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不但从科技、管理、人的生理及心理方面来认识安全的内涵，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劳动者安全素质，使社会(企业)，使每个人从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准则等方面，从群体到社会建立起对安全的理念和响应。因此，广施仁爱，尊重人权，保护人的安全和健康的宗旨是安全的出发点，也是安全的归宿，更是安全伦理的体现。

安全伦理就是每一个合格公民对安全进行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方法论。以安全理性或法制为手段进行社会调控在过程之前必须经过安全伦理思考的判断和估量，在过程之后又必须进行安全伦理价值的评价。当然，安全是关系到人的身心健康、生命、财产，在道德观念中应该提倡使他人生活得更好、更安全。安全作为伦理的理解就很清楚了。

3．7安全的外延——信息网络安全

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时代正快步走来，越来越多的机构，如政府部门、学校、企事业单位、个人等已经或正在建立自己的计算机网络和信息系统。然而就在网络技术向各个领域快速渗透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一个关键问题——信息网络安全，越来越凸现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信息统领全球，信息主宰国家命运，信息广泛渗透各个部门、领域的时代，着眼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是致命危险的。传统意义的安全即使做得很好，但是面对新形式安全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对信息网络安全的理解和掌握，实际上是对安全更新的、更深层次的领悟。如今的安全理念都是与信息网络挂钩的。在传统的安全观下，引申出当今的信息网络安全观，的确是对安全理念的一次深刻性革命。

目前，对信息网络安全的认识并不是很全面，可以归结为对信息网络安全的概念不清。有的认为信息安全就是“杀杀病毒，最多再加上设置命令”。有的认为信息网络安全就是“七分技术，三分管理”等等。笔者参考了相关的资料，现介绍信息网络安全的定义：保护网络信息资源，使其不受意外的或蓄意的(未经授权)破坏、更改和泄露，包括暂时的，其目的是保证网络信息可用性、完整性和机密性。

诚然，安全的外延还应包括高科技生物技术安全、高科技材料安全等内容。这方面的安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如何能使其安全地造福于人类，这也是当今安全工作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应用动态的、永恒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安全，安全所涉及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拓展，即安全会有更多、更新的内容向外延伸出去，就犹如安全这棵参天大树会变得更加枝繁叶茂，同时，这也展现出安全的生机和活力。“”版权所有

4结论

安全是没有时空局限的，安全的子系统也是无限的。从科学学、哲学的观点，安全是动态的、发展的。基于目前对安全认识的局限，笔者只列举了6个内涵和一个外延。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分析安全的本质，可以使安全的定义更科学、完备，从而形成正确的安全理念和安全科学观，为人类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安全生存，保护人类的生息繁衍和社会发展活动指明正确的方向并提供保障条件。

参考文献

1罗云等．安全文化百问百答[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8：3—25；51～52

2安全科学技术词典[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12：1～3

3张景林等．安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1．11(5)：6～9

4曲和鼎等．安全软科学的理论与应用[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社，1991．10：19～23

5罗云等．安全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6：7～23

篇（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混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不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两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一、对已有定义方式的比较分析

学术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尚未有定论，大致可以分为状态说、能力说等几大类。能力说侧重于动态评价，状态说侧重于静态评价。动态评价优于静态评价之处在于，它不仅着眼于今天，而且着眼于未来；不仅评价现在的能力，还可以评价未来的能力即潜力。缺点是能力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而非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因为有无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还要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来检验，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具备了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国家经济就安全了。例如，人们曾经认为美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最强的，但2007年，美国却不能预测和阻止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从静态上说，能力表现为状态；从动态上说，状态也是一种能力。例如，现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来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来证明。

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不仅是物质力，也包括变可能为现实的主观力，因此，评价能力难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数据的支持，许多指标只能依靠主观打分。例如，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1］的定义，其中，第二、三个指标就很难主要运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而状态作为结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从而使建立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容易，更能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而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过程。例如，当我们对若干时间点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进行连续测度时，就可以得出某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变化的走势图，从而把握其实现或者受损的规律。但是，过程说依然以状态说为基础，因为每个测度点都是对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评价。

二、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一级评价指标的再研究

虽然传统的状态说在国家经济安全定义方式上比较科学，但它在定义内涵的选择上却因为过于宽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状态说的多数定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2］，或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3］，这就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混淆起来了。没有国家经济发展的确没有经济安全，然而仅仅有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国家经济安全。把国家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反之亦然。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准确性。

国家经济安全也不是国家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而是重大特别是根本经济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赵英认为：“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4］雷家骕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一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经济利益受损也列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就会因为漫无边际而不得要领，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

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利益，而能够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这三个主要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重要一级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生产力领域，而且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郑通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个制度问题”［6］。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把“自由在未来不会遭受侵害”［7］（P96）作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发展属于生产力领域，它涉及经济体制而不涉及经济制度。

2．经济

经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对内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对外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

首先，经济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又一种一级评价指标。因为当一国经济受到侵害时，该国经济往往仍然在发展甚至因为外资大量涌入而出现一时的繁荣。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史以及西方《剑桥中华民国史》关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说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十年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的十年，中国不仅经济而且政治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其间先后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的“”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盲目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一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却付出了经济受到较大损害的代价。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安全，如果一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不安全，就迟早会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把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也有利于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区别开来。因为区域经济作为一国的地方经济，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经济问题；非战略产业安全较少涉及经济问题，战略产业安全涉及经济问题但不能独自维护它。例如，应对国际经济禁运和封锁就非某个具体产业或企业力所能及，它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国防安全的范畴。再如，粮食和石油在产业安全的视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下却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国防公共品。

3．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因为经济危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经济危机风险状况指标还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区别开来。国家经济出现不稳定并不等于经济出现危机。从两者产生的原因来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对要少，但烈度却要大许多。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治理经济不稳定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经济危机则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行政等措施。在实现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靠宏观经济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除了宏观经济部门之外，还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国防部门参加。

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在内涵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这一定义及一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把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区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区别开来，从而为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奠定基础。

三、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指标的再选择

除了定义方式和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相混淆，还同经济安全状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1．经济安全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经济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主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状态。

（2）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是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程度。

（4）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和开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资源的状态。

（5）战略产业中的外资比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战略产业的程度。

（6）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它们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状态。

上述指标中，有效掌握本国战略产业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垄断程度指标相重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反垄断规范的对象不仅是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维护的是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尽管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哈特·斯考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等反垄断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过了修正《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的《艾克森－弗罗里奥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指标相重合，但细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国际市场”主要不是从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数额方面来评价，而是通过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等二级评价指标来判别的。而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二级评价指标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所没有的，因为从一般的进出口额上分析问题，能否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因素已经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虑将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自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三个指标合并，设立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作为一国国民在本土内外的所有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外资对该国重要资源、战略产业的控制情况以及该国国民在国际市场遭受歧视的情况，而GDP指标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2．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GDP负增长率。因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GDP负增长是其最重要的表现。

（2）采购经理指数、失业率。这两项指标可以进一步测度经济危机对企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此，扩大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

（4）财政赤字率。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各种扩大公共开支的措施，势必造成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率。相对于前几个指标虽然有时滞性，但财政赤字率提高却是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普遍现象之一。

（5）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增加、税收减少，一般会促使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已无利率可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实施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

（6）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为直接的结果。（7）金融资产缩水率。在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资产缩水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8）贸易收支赤字率、资本收支赤字率。这两项指标对一些加工贸易型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汇资产安全率、外债偿付安全率。这两项指标可以测度经济危机对一些外向型国家的损害程度。

虽然上述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阈值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发展的阈值是“微起微落”，经济稳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标方向设计上，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指标，经济稳定以正指标为主，而经济危机则以负指标为主。另外，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除了重合指标外，也有许多经济危机所不具有的评价指标。

四、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定义和评价指标的再选择，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于表3。

在表3的基础上，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盖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级评价指标不能说应有尽有，却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主要方面。未来应根据国家经济安全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补充能够提高主要评价方面精确度的指标，但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因为“预警指标过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延长预警周期，难以及时预警，而且还会降低预警效率，降低预警的可行性，难以达到预警的目的”。［9］

2．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大致有两种确定多指标权重的方法：

篇（3）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的依据及路径选择

收录日期：2012年2月22日

一、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的基本依据

粮食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理所当然包括粮食安全。我们认为，审计维护粮食安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依据：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拓展的现实需要；从法律上的要求，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审计的法定职责；从现实层面而言，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

（一）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拓展的现实需要。按照“受托经济责任观”这一审计学说，审计是随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的。政府审计产生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确立，其首要或根本目标就是促进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切实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要求政府承担保障和维护国民吃饭的责任。政府审计作为促进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一种监控机制，其功能也随着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而不断拓展。因此，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拓展的现实需要。

（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审计法定职责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2006年新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将立法的目的规定为：“为了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与“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两项目标的重要基础；“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关系到国家成本与国家效能，对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就是国家经济安全。因此，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审计法定职责的基本要求。

（三）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2008年刘家义提出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这一重要观点，指出“应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在“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这一观点下，政府审计的功能就是通过发挥经济监控作用，使国家机器能够健康有效运行，而粮食安全是“国家机器能够健康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理所当然是政府审计的重要保护对象。因此，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是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

二、政府审计如何维护粮食安全

政府审计要有效发挥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中的监测、预防、预警、纠偏及修复作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途径；此种途径是联系国家粮食安全与政府审计工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结合当前国家粮食安全形势，政府审计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充分发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

（一）明确粮食安全审计的目标、对象和内容

1、完善政府审计目标。政府审计目标是政府审计行为活动意欲达到的理想境地或状态。政府审计目标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审计职能的发展而发展。当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要求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成为政府审计的基本职能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就理应成为政府审计的基础目标。

2、深化政府审计对象。政府审计部门通过开展各项审计工作，可以在不同的领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当前，我国政府审计在维护资源环境安全、制度与政策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因此，通过深化政府审计对象，大力推行资源环境审计、制度合理性审计、政策执行效果审计，横向拓宽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领域，能够有效发挥政府审计在上述领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

（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实现机制

1、建设粮食安全审计预警机制

（1）构建粮食安全审计预警系统。粮食安全审计预警系统的构建可以综合利用政府审计各项工作所收集到的信息，纵向深化政府审计工作成果的利用，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系统与事前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功能。

信息收集系统通过审计活动，负责归集各种经济安全信息；信息评估系统利用收集到的粮食安全信息，对国家粮食安全运行中的风险进行评估；信息分析系统，通过评估出来的风险级别，对国家粮食安全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结果发出粮食安全警报；信息处理系统利用特别审计权，负责对发现的国家粮食安全风险因素进行处理。

（2）设计粮食安全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粮食安全审计综合指数。我们认为，可以设计一套粮食安全审计预警指标体系，包括生产、储存、流通和消费四大领域。上述四大领域之下，分别设计一些主要指标。各领域主要指标的选取以政府审计科学研究与实践经验，设置各指标相应的安全值范围，并赋予相应的权重。通过比较审计工作中所收集到的各项指标实际值与安全值范围，就可以识别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风险因素。

通过计算粮食安全审计综合指数，并与预先设定的安全值范围进行比较，就可以对国家粮食安全进行评价，并根据情况进行预警。

2、完善调控、协调机制。国家粮食安全是在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之间进行有效平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众多。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建立与国家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充分利用财政、农业、央行和税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信息，这实际上是一种调控与协调机制的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

篇（4）

（一）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热潮不断高涨，引起国内各界的担心和顾虑。频频发生的外资收购中国龙头企业的事件不断刺激国人的神经，也激起了公众对国内“经济安全”的担忧。比如有摩根斯坦利收购中国电池、柯达并购乐凯、凯雷公司收购徐工机械等等。而2005年，中海油失手优尼科、海尔收购美泰克等一系列中国公司海外收购计划受阻，国内舆论也一度颇感挫折与不平。

（二）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一方面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急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及先进的管理方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国内企业自身积累不足，而跨国公司并购可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解决由于投资不旺而引起的增长乏力问题。与此同时，跨国并购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经营模式，活跃了国内市场。但外资并购在给我国带来帮助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如跨国公司按照自己的全球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律，将我国企业的功能锁定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低端或者成为全球分工链上分割的一环；跨国公司在华的强劲并购，可能削弱和摧毁我国财富创造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外资通过并购增强其利润获取能力，通过利润的汇出，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鉴于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可能形成我国的金融危机；跨国公司利用已有或可能的市场优势地位，取得垄断地位，进行限制竞争活动，严重危害我国正常的竞争秩序，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三）安全问题的提出。经济安全追求的是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即在彼此矛盾的目标中取得平衡。一国不能把所有经济问题或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归属于经济安全范畴，因为不是所有的负面影响都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压制及跨国公司资金投入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与政府的发展战略重点相冲突造成的国内经济安全问题。

二、跨国并购与经济安全

（一）跨国并购：全球竞争的新热点

1、跨国并购的兴起与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一直是世界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据联合国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跨国并购交易额占世界直接投资交易额的90.01%。跨国并购是企业并购跨越国界的发展。近年来，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动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即目标公司价值低估；获取财务协同效应；适应国际环境变迁；获取市场势力；获得规模经济性；传递或获取厂商优势；获取速度经济性。

2、跨国并购的形式与效应。根据外资并购的目的或动因，可分为以下几种：（1）主要为谋取利润和资本增值的并购；（2）以垄断市场为目的，并购东道国着名品牌，以消灭竞争对手，以保持自己在相关产业中的国际龙头地位；（3）以控制东道国战略资源为目的的跨国并购；（4）以进入东道国市场，分享东道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利益为目的；（5）以利用东道国的廉价资源（如人力资源、土地资源）为目的，快速扩大其生产规模，占据国内外市场。

3、跨国并购引发的经济冲突与安全。（1）垄断市场。外资在我国并购常常以行业排头兵企业为目标，并在并购过程中极力谋取企业的控制权，最终实现高额利润回报；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全面压迫、整体蚕食、分步到位等一系列措施来逐步占据和压制我国的市场；（2）压制创新。主要表现在对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压制。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国只是跨国公司整个生产链条上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的生产活动并不能接触到高新技术；另一方面很多外资在并购国内企业时，要求原企业放弃研发部分的控制权，从而削弱和磨灭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3）与发展政策相冲突。跨国公司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选择进入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盈利的产业和更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地区，这样跨国公司资金投入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可能与政府的发展战略重点相冲突，从而加剧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

（二）经济安全解析

1、安全观的由来与发展。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是指国家拥有政治上的独立、经济上的自主和文化上的自成一体。从宏观来看，国家安全是一个体系，包含国家政治安全（或国家军事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国际背景的变异，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匹配是复杂的，存在着不同强弱程度的组合，国家安全的程度也因此不同。

当前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上升，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各国间竞争的焦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加深了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经济竞争的加剧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致使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经济安全风险在加大。在这样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和权衡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相互关系，最终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提升经济安全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因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2、对经济安全的不同解读。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实力不一、面临的威胁也各异，所以不同国家对经济安全所持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具有国别性特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国家，其经济安全的内涵也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安全的理解就有根本的不同，这是由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属于“进攻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则属于“防守型”。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由于经济政治体制、经济运行特点及文化特点等的不同，其国家经济安全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具体到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其经济发展具有很特殊的时代背景：集大国经济、转轨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于一体。因此，中国经济安全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进攻型”，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防守型”或“依附型”，而是立足国情、强调独立自主的“稳健而积极”的国家经济安全。3、重新认识经济安全问题。为了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把握更准确，选择的研究视角更恰当，就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确定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特点，这是整个经济安全研究的基础。然而，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不是一个确定的内容，各国在不同发展时期对安全的界定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在同一时期对安全的标准也有差异。对我国来讲，经济安全的内容首先涉及国内产业的协调、均衡发展；其次是其他方面的经济安全隐患。包括：（1）对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压制；（2）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冲击可能形成的垄断，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威胁。

三、外资在我国并购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外资在并购我国企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国内企业定价过低造成的资产流失，使一些国内着名品牌消失；（2）出让了市场但得不到技术，跨国公司对技术及市场的垄断进一步加强，相当一部分产业为外资所垄断，对产业造成控制和压制。另外，中国企业的人才流失及逆向技术扩散严重，我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产生依附；（3）外资并购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二）问题的成因。（1）在跨国公司并购中，存在由于我国政府激励体制的因素和地方政府对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偏好，导致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跨国公司与垄断行业合谋的可能。另外，地方政府卸包袱、创政绩的心态和产权定价市场不规范，造成我国企业被贱卖的情况。而对自身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定位认识不足，致使自主品牌消失；（2）产业结构落后且不合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未建立起来；（3）外资流入的产业领域可能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抵触。

（三）重新认识外资并购安全问题。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最终目标是保障企业的自主性和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保证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因此，外资并购中出现的所谓安全问题，重点不在于外资在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上占据的优势地位，而在于我国企业、政府和市场存在的体制缺陷。国家应适应外资并购行为模式的转变，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规范、健全的政策法规环境和市场交易平台，令企业能够在国内跨国并购市场上与外资实现平等竞争，培育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

四、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应对策略

（一）企业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贸易理论在美国广为流行，并得到政界的共鸣。战略贸易理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其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对其经济安全所受威胁的反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日益感受到日本对其优势地位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威胁，这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日本的贸易政策和产业结构，向政府提出对策。“战略贸易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是同对日本的深入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战略贸易理论强调，天赋的自然资源已不再是竞争的主要要素，知识和技术才是比较优势的根本来源。在人工智能产业上处于优势地位，国家不仅能繁荣富强，而且还可以处于国际政治的领导地位。而美国正是围绕此理论推行相关的政策以保护国内经济的发展，消灭潜在的经济安全隐患。因此，企业自身要加强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作为成败的关键。

（二）政府方面。许多跨国并购案都受到所谓国家安全审查或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社会公众压力，有的跨国并购案因此夭折。因此，我国政府也应该在维护经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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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1

一、引言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原因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会根据各地区的地理条件、资源产量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现象产生。我国的这种区域经济空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然而，优先发展的地区始终处于重点投资的地位，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也就越来越大。只有对我国区域经济进行动态监测和科学分析，才能避免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拉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解决各类社会的经济问题，从而达到维持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平关系的目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较大差异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省会和城市之间，同时也出现在省际之间。尤其是在各省的工业水平方面，产生的发展差异非常明显。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大量历史文献看来，产生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仔细分析，可以将原因分成内因和外因。

1.内因。内因指的是区域的自身条件，可以包括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存量，还有该地区的自身的经济水平。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决定着自身的生产率和指定的产业结构战略。

2.外因。外因指的是国家的倾斜政策。国家出台的政策直接或间接都能从不同程度上给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政策倾斜不仅能够调动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还会影响到各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水平。因此，对于不同的区域，我国就应该制定不同的方案方针，采取适宜恰当的措施来促进我国各地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在努力建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支持西北地区的一些重大项目。而中部地区则应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帮助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建设。中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能否加强关系到东部地区的需求市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体现出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关联，呈现出区域之间共同协调发展的现象。

三、我国区域经济监测常出现的问题

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国地域范围宽广，不同区域又有着不同的地理特征，出现区域经济差异的现象是难免的。在空间上，我国的区域经济呈现出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并存的格局。发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呢更快，经济实力也更雄厚。而不发达的区域，不仅经济发展建设的投入不及发达区域，资源和地理条件也不如发达区域优越，因而，不同区域经济差异越拉越大。区域经济差异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我国制定的制度和出台的政策甚至是社会历史文化都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随着各区域的发展，不同地区区域经济水平逐渐拉大，导致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如果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稳定并协调的长时间持续，社会矛盾就有可能与日加剧。因为，地区区域经济水平相当的话，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是相似的，两区域之间的相互需求就会增多，市场之间的流通也进行得更多。相反，如果两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差太大，地域分工和贸易流通就很难进行。最终，各区域间的技术资金和产业扩散也就难以实施，从而对我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新产生阻碍的影响。

四、区域经济安全动态监测

将评价国家经济安全的10个度量指标对国内省区进行分解，经济区域可以是一个省份或者是多个省的联合体。指标安全系数 通过阈域值法进行计算。

指标数值大，安全度越大的安全条件指标，其安全系数按下式计算：

指标数值大，安全度越小的安全条件指标，其安全系数按下式计算：

根据区域经济安全系数的大小，对区域经济安全度进行打分，然后根据得分将经济安全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具体的评价方法见表1。

五、动态监测对于区域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区域经济能否稳定发展是我国需要首先考虑的经济问题，在领悟我国区域经济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并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来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确保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目的。进行动态监测在预防措施方面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动态监测工作的进行应根据我国国情，对区域经济安全进行系统定量监测研究，展开全方面的动态监测。可以通过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内涵，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安全的因素，或者是构建区域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来研究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安全方面的问题。

六、结束语

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领域分布有金融、能源、贸易等社会安全方面，因此，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安全进行动态监测时，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并适时拓展对区域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目前，我国经济安全处于中低度的不安全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有外来风险，还包括我国经济风险区带来的危险。因此，对我国区域经济安全进行动态监测的相关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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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维群，张颖.区域经济安全的统计探索[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2，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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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卫平.论经济安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J].研究，2011（2）.

[5]顾海兵，张安军.我国区域经济安全动态监测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理管理，2012（7）.

[6]顾海兵，王鑫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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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生态问题开始日渐显露。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污染成了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成了低碳经济发展下的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追平世界经济，因此难免会在发展过程中忽略环境的污染。在当前我国的能源消费远高于世界水平，因此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将面临能源消耗不停增长、生态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的局面，为了对生态环境污染以及过多的碳排放做出一定的约束，对于低碳视角下产品的评估成了当前需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低碳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产品安全指标的构建

在低碳经济视角下，对于产品的安全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安全以及社会安全的基础之下，产业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之中能够抵御来自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国内外，在国家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中加入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都比较少，但是，面对我国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体系构建已经迫在眉睫。更进一步，低碳视角下产业安全评估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低碳建设与产品建设理论的完善，同时实现了低碳经济与产业经济的结合，这是产业从定性研究迈向定量研究的一大步，是低碳经济视角下评估产业安全的重要依据。以产品的安全内涵出发，依据产品安全评估体系建立的原则，从产品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生态安全三方面构成产品安全指标体系。

二、产品安全内涵

（一）产业安全研究评述

随着全球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国家的产业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为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产业，而产业的进步离不开资源，不仅是社会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环境资源。因此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于产业安全的一些见解，同时提出了产业安全的衡量标准以及评价体系，其中有几个代表性的如下：何维达教授在其出版的书中很早就提出了产业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同时根据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将产业安全评价体系分为四个大类。首先就是国内外的发展环境，企业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环境。其次是产品的竞争力，如果产品没有丝毫竞争力，那么无法盈利的产品必然不会被企业所接受。在之后就是产业国际控制力以及产业依赖度。产业的国际控制力是指产业在国际上占有多大的比重，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产业不仅仅利用在国家，同时在世界上也会获得一定的地位，而产品的依赖度就是指这个产业对于外部条件的依赖，依赖度越小，那么在面对外部条件的改变时所受到的影响就会最小。依据这四大因素，产品安全被分成了安全、不安全、危险三大指标。徐芳以生态学的角度对我国产品安全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决定以自己的认知理解来建立产品安全评估体系，他认为产业会存在四个指标，这些指标描述了产品的整个过程，由此得来的指标将最具有权威性。这四个指标分别是产业的活力、结构、恢复力以及对整个产品汇总后的综合指标。对于一个产业的发展来说，这四个指标涵盖了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产业的发展之路上总会存在低谷，产业是否能一直满足大众的需求并持续保持活力，这是产品是否有价值作为安全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产业结构指标从产业本身的结构来进行分析，判断产业结构是否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状况，是否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恢复力是指在产业经历过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后能正常回归原来的轨迹的一种能力，这是一种抗风险的能力的体现，最后是产品的综合指标，综合全部的信息给出的一个指标。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认为，从产品的控制力、竞争力、成长能力以及发展环境作为产品的评价体系更为合适。在其中，占用最大比重的是刚引入产品安全评估体系中的产业发展的能源环境及资源约束和产品生态环境。产业的前期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只有足够好的发展环境，产业才能在刚起步的时候得到良好的发展，在产业的之后发展中，生态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的稀缺将会限制产业的发展，因此资源的约束是产品安全评估体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低碳视角下产业安全的内涵

在产品安全研究论述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在研究产业安全评估体系指标的建立的时候，不仅仅要关注产业经济的安全性，同时产业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产业发展过程中受到的资源约束以及无限制的过量碳排放会对产业本身的发展造成影响。我们可以从低碳视角下来分析产业的内涵，那就是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被背景之下，本国的产业能够抵御来自外界的各种不利因素而保持发展，不会因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资源的限制以及生态环境污染和碳排放过多的约束，能够长期使本国产业处于安全的状态，产业在外部要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以及竞争力，在内部要有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三、产业安全评估体系的重构

（一）产业安全评估体系构建的原则

1.科学性与综合性原则在设计产业的安全指标评价体系时，应该覆盖面极为广泛，从全面反映资源、经济、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不仅涉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层次，同时也关系到的人类的生存方面。因此，具有科学性与安全性是产业安全指标评估体系建立的第一原则。2.实用性与可测性首先指标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产业安全评测的需要，如果建立的评价指标没有实用性，那么建立的指标体系将毫无作用。指标的建立是为了反映产业安全的现状供管理层制定相应的政策，所以指标的建立应该具有易理解与易接受，满足实用性的特点，同时，指标都是可测的，每一个指标所对应的值应该是由对于目前的产业经济状况计算得出的，具有准确性。3.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产品安全评价体系应该尽可能的量化到每一个产业，因为这样的指标将会有非常高的准确性，但是总会存在产业无法量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无法避免的使用定性指标。4.长短期产业安全相结合产业安全体系的评价不仅要注重短期，同时要关注产业自身的长期发展，短期产业安全重点在于产业环境的改变以及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长期产业安全则是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因此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产品安全都应该重视。

（二）产业安全评估体系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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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通产业 产业安全 指标体系

流通产业安全的概念界定

流通产业安全评价的基础是对于流通产业安全概念的深刻理解，而理解流通产业安全的概念又源于对产业安全概念的认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国内学者对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厚，但关于产业安全的定义至今尚未达成统一，其中主要的几种观点有：强调产业权益的国民产业安全观（赵世洪，1998）；强调控制力的产业安全观（于新东，2000；杨公朴，夏大慰，1999）；强调产业竞争力（抵御能力）的产业安全观（王云贵，1997）。李孟刚（2006）则从安全的内涵出发，认为：产业安全是指特定行为体自主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状态。景玉琴（2004）、张望（2006）则分别提出产业安全的两个（宏观、中观）、三个层次（宏观、中观、微观）。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可将流通产业安全定义为：流通产业安全是指在开放竞争条件下，流通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受潜在或实质威胁的状态。流通产业的安全以国民资本对流通产业的控制权为标志，以国内流通产业具有并保持产业竞争力，具有持续稳定的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发展能力为基础。

更进一步讲，流通产业安全是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安全的和谐统一。流通产业安全的宏观层次关注在与外资的竞争过程中，流通产业系统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并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同时政府对流通产业具有控制能力（产业政策实施彻底）；流通产业安全的中观层次关注流通产业中的国内投资部分具有主导控制权；流通产业安全的微观层次关注国内重要的流通企业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国内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

（一）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安全评价体系

一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经济安全论坛”提出的制造业安全模型（经济安全论坛组，2002），该模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制造业行业和产品现状的描述，具体指标包括：生产设备水平、研发水平、管理水平、制造业市场表现、制造业总体规模、关键制造业产品安全等；二是对制造业领域之外的安全环境的描述，包括国际经济关系、国内科技水平、国内宏观经济条件三个部分。这一指标体系作为最早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但它以国家的制造业整体为分析对象，指标的选取具有明显的宏观倾向性和制造业特征。

二是由何维达（2002）教授主持的“中国入世后产业安全与政府规制研究”课题组提出的产业安全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和产业控制力评价指标组成。后又调整为由产业国内环境、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和产业控制力四个一级指标及相应的25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何维达、潘玉璋、李冬梅，2007）。这一指标体系在产业安全评价领域中至今仍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后来很多研究大都是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

（二）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

蒋志敏，王西富和李孟刚（2008）的研究，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基本逻辑而建立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分别用于评价产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压力、产业当前状态和产业在压力下的反应趋势的相应指标组成。

（三）基于生态学视角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许芳、刘殿国和邓志勇等（2008）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产业安全的生态学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产业活力、产业结构、产业恢复力3个一级指标和相应的6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构成。这两个指标体系的提出，丰富了该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拓宽了产业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设计的视野，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流通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上述指标体系的指标选择多呈现出较强的制造业特性，而流通产业是以媒介商品的流通为主旨的服务业，有着自己独特的产业特性。因此，流通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需要根据指标选择的一般原则，借鉴已有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再结合流通产业的特性加以调整。其中产业外资控制力的指标选择公认度最高，本文不作调整，直接采用。

本文将流通产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调整为由产业国内环境、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外资控制力3个一级指标和相应的22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一）产业国内环境评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政府规制和微观管理等方式干预经济，政府对产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产业国内环境的评价分为政府规制环境和市场环境两个二级指标。政府规制环境具体评价指标为政府绩效评估和政府为流通产业提供的软环境；市场环境分为生产要素环境、市场需求环境，具体为资本成本、工资相对水平、现代流通科技在流通产业中的普及率、境内需求量、境内需求量增长率5个二级指标。

1.政府绩效评估。政府工作的绩效关系到产业生存发展所依赖的整体经济环境的健康状况。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04年7月的《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许多地区如福建、青岛、甘肃等地，也都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践，积极展开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工作。借鉴这些成果，能够对政府的绩效作出科学的评估。

2.政府为流通产业提供的软环境。这一指标是用来反映政府对流通产业的支持和管制状况，直接关系到流通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布局、结构等产业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

3.资本成本。资金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资金成本的大小不仅反映流通企业获得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难易、多少，还决定着企业的资金结构，因此，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经营效果。而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竞争的第一优势就是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可谓占据先天优势。

4.工资相对水平。劳动者是流通企业经营所依赖的生产要素，劳动者素质及其相应的工资水平是影响流通产业发展的又一环境要因。

5.现代流通科技在流通产业中的普及率。这一指标是用来反映流通产业发展所依赖的科技环境的动态状况。利用先进的技术是外资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依赖，流通产业也不例外。如果良好的科技环境已经形成，企业就可以及时吸收应用先进技术，从而提高要素利用率，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优化，获得良性发展。

6.境内需求量。用以考察流通产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市场容量，可以用人口数量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加以测算。

7.境内需求量增长率。用以考察流通产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市场容量的增值率，可以用人口数量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来加以测算。

（二）产业竞争力评价

产业竞争力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流通产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也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分析已有成果，可以得知流通规模、流通结构、流通效率、流通产业绩效、流通增长力等指标是分析流通产业竞争力时采用最多的指标。事实上流通规模的大小、流通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是流通产业展开竞争、实现较高经营绩效的基础，而流通效率、流通产业绩效、流通产业增长力等指标则反映了流通产业竞争的结果。因此，本文选择的流通产业竞争力评价包括产业规模竞争力、产业结构竞争力、产业绩效、产业增长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五个方面，共计13个三级指标。

产业规模竞争力。具体由产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总额、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三个指标构成，分别用于反映规模总价值、产业生产能力和产业资产规模。

产业结构竞争力。采用市场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度指标，主要是用于考察产业的市场结构。

产业绩效。产业绩效表达产业目前的运营效率和效果，是前期竞争的结果和下一个运营周期竞争的基础，采用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产业总资产报酬率、产业总资产周转率、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四个指标，分别用于考察内资企业的市场绩效、产业的总资产效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产业增长力。该指标主要是用于考查产业发展的潜力和安全性，分别用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长率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增长率三个指标来反映。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表达了产业维护和提高竞争力的技术基础，采用评价创新能力最为常用的指标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来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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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钟棣，孙瑞华.入世后评价产业安全的指标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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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02

信息化时代造就了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其具备的直接性、边际效益递增性、可持续性等特点直接促进了新型经济关系与经济形态的发展。但是由于网络经济是依托计算机网络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计算机网络天生具备的安全缺陷使得网络经济在这一核心媒介下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网络经济信息安全已经成为阻碍网络经济繁荣发展的一大屏障，通过技术层面、舆论层面乃至精神层面的措施保障网络经济信息安全亟待落实。

一、网络经济安全的内涵与现状

（一）网络经济安全的内涵与范畴

网络经济安全是维护网络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一系列安全措施集合及其状态。从内容上看，网络经济安全是两种安全的有机结合：网络安全与经济安全。网络安全是指在两个实体之间保证信息交流以及通信的安全可靠，满足计算机网络对信息安全的可用性、完整性、保密性、真实性、实用性和可维护性等的要求。经济安全则是基于基本经济运行规律和守则，保证经济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经济安全是核心，网络安全是保障，两者在网络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特性的经济形态安全概念。从范畴上看，网络经济安全包含多个层面的安全：如国家网络经济安全与区域网络经济安全、基于全产业链的网络经济安全与企业网络经济安全、电子商务经济与网络广告经济、网络经济从业安全与网络经济支持安全、网络金融安全与网络财税安全等。不同范畴的网络经济安全拥有不同的安全措施体系与安全理念，但核心思想都是维护网络经济的整体秩序与环境。

（二）我国网络经济安全的现状

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的规模与质量也逐年提升。中国网民的规模世界第一、国家域名注册量世界第一、网络购物应用位居中国十大网络应用之一、电子商务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种种表现都预示着网络经济繁荣的成果与势头。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因为安全措施的不到位、安全观念的落后、安全机制的缺失所导致的网络经济安全缺少保障的案例时有发生。尽管部分企业针对资金安全、信息安全等采取了较好的安全措施，在硬件配置、软件开发、信息传递等方面提供了较好的安全保障，但广大的中小企业在安全领域的忽视与不作为，以及日趋恶化的网络总体环境却掩盖不了网络安全形势的严峻。资金流失、信息盗取等不同形式的网络经济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从企业到群众，从国家到区域的网络经济安全。

具体而言，我国网络经济安全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缺少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的意识，网络安全缺乏整体和高层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举措的规划，这就导致网络经济安全无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安排和构想；二是安全产品和设备的技术不过硬。这是网络经济安全犯罪高发的技术层面原因，也是直接影响网络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这与国家整体安全技术研发水平较低和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三是经济信息保密程度不够或法律层面界定不清。这和问题背后也隐含着另外两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公众网络安全意识不够，以及网络安全法律不健全。四是网络安全产业链整体互动不健康。目前网络经济及其安全各个环节还缺少良性互动，上下游企业合作松散，缺乏规范的约束手段，既影响了各自和整体效应，也使网络经济风险有机可乘[1]。

二、网络经济安全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建设

基础设施是网络经济安全的基础，是维护网络经济秩序，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外在保障。这里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指的是安全硬件设备的研发与装备，同时也囊括安全机构的设立与协同合作、安全等级保护等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两个部分，安全硬件设备的研发与装备是实现网络经济安全的物理保障，国家有关部门、企业等单位要在互联网接入、服务器使用、安全软件应用等方面提高安全警戒级别，谨防存在安全漏洞的安全产品进入信息流通的环节，造成信息泄露和安全威胁；安全机构的设立与协同合作强调政府部门在网络经济安全上的责任与行动部署，通过建立快速准确的预警机制、信息机制和处理机制，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应急机构与部门层面、地方层面的分支机构，构筑起维护网络经济系统安全的防范体系；安全制度的建立是从隐形视角出发构建维护网络经济安全的无形的力量。例如病毒防治制度、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等。制度可以增强行动的执行效率，明晰权责分配，增强规范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弥补法律法规在操作层面的不足。

（二）完善信息网络法律法规体系

网络经济安全必须依靠法律法规的健全以抑制网络经济犯罪行为。我国目前的信息安全法相关法规主要有八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用于规范信息系统或与信息系统相关行为，同时国务院也下发《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千意见》，针对电子交易过程、市场准入、用户隐私保护、信息资源管理等多方面现实问题进行规范和引导。立法部门应针对网络经济安全领域制定专门的法律，用于保障网络经济运行全过程环节的安全，同时也应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信息安全法的制定过程中，融入国际性网络经济安全体系。

（三）建立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机制

目前我国计算机安全人才培养已出具规模，在部分高校也成立了专门的计算机信息安全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也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为我国的信息安全领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专业人才。但是目前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缺乏层次性和系统性，国家应注重独立自主的网络经济信息安全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通过科研型单位、工程型单位和应用型单位，立体式的培养网络经济安全人才。此外，监狱网络经济安全的复杂性，高等学校也应注重培养法律、经济、互联网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以应对网络经济安全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四）拓展网络安全文化传播渠道

网络安全应该是一种全民意识。现有的网络安全宣传多是安全厂商和专业安全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企业和普通网民在这一宣传潮流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2]。这就说明我国公众网络安全意识还未形成，社会也远未形成网络安全文化氛围。一方面与我国正处于网络社会的初级阶段之现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网络安全文化的宣传机制和渠道落后有关。我国网民虽位居全球第一，但网民的总体素质却处于较低层次，网络安全文化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对外传播，即使存在若干传播渠道，却因传播方式、传播机制的不当而收效甚微。

网络安全文化主要包括网络安全知识、网络道德教育等内容，针对网络经济安全方面的内容则更细化，如网络经济安全基本常识、网络经济的运行模式、网络经济道德等。网络经济安全文化氛围的形成，就需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公众传播相关知识。现有的传播渠道仅限于网络经济运营商的安全操作说明、国家有关部门和安全协会的安全操作公益广告、新闻传播主体制作的网络经济安全节目等，这些传播手段在促进网络经济安全普及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后网络经济安全文化的传播渠道应把握“全民化”的脉络，增加自媒体、流媒体、新媒体的传播分量，注重拓展宣传形式，扩展和精细化宣传内容，让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网络经济安全文化。

篇（9）

［中图分类号］ F123；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5- 0039- 05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既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也面临日益严峻的产业安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摩擦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及产业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调整对我国产业安全形成新的冲击；低碳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产业安全面临新的挑战。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以及美、欧等国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的步伐将会加快，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趋利避害，增强竞争能力，就必须重视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1 关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要产业安全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了一些产业安全问题，主要有：①跨国并购和金融控制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产业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人才的争夺及对其重要产业的控制，白热化的信息竞争以及以其他方式施加的经济压力。②新贸易保护主义下国际贸易摩擦与争端对产业安全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③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给中国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尤其是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影响比较大。此外，低碳经济发展对传统制造业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新的形势下，通货膨胀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日益凸显，这将是今后产业安全研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近几年突发事件的不断发生及影响也不断升级，对我国产业安全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 关于国内外产业安全研究进程

国外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农主义及18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而现代经济学对该问题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府高层官员以及战略专家的关注。［1］关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产业安全影响的研究以及战略性产业安全研究方面，国际上已经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并应用于实践。

我国对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的。顾海兵对中国经济的安全度进行了估计。杨公仆 等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探讨了经济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等问题。何维达构建了一套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若干重要产业进行了评价与估算。雷家骕 等对产业安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研究。朱棣探讨了入世后开放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国家商务部等政府部门也开展了产业安全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1 关于产业安全的涵义

一般认为，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从经济生活的宏观面来研究的，是与国家安全处于同一个范畴内的概念。因此，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不受伤害［2］。

产业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相比，产业安全以更加具体的产业为研究对象，因而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产业，通俗地讲，就是指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因而，产业意义上的安全研究是属于中观层次的。

至今，有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安全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杨公朴、于新东 等分别对产业安全给出了定义。何维达从市场开放的角度给出了产业安全的一般定义。景玉琴将产业安全分为宏观和中观两个层次。

此外，从产业的动态变化看，产业安全包括产业生存安全和产业发展安全两个方面。产业生存安全是指产业的生存不受威胁的状态。产业发展安全是指产业的发展不受威胁的状态。

2.2 关于产业安全的基本特征

产业安全的特征有许多，多数人认为，产业安全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5个：战略性、综合性、紧迫性、系统性、动态性。

战略性：产业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综合性：产业安全涉及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并且产业与产业之间相互关联。而且，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是复杂的、综合的，从而产业安全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因此在维护产业安全的手段上也应该多种多样。紧迫性：产业安全涉及重要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外界威胁，如果不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因此，一旦出现产业安全问题，都非常紧迫，不得不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系统性：产业安全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政策系统，它既涉及产业内部问题，又涉及产业的外部环境。

2.3 关于产业不安全原因的研究

篇（10）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土地“三权分置”是改革开放后继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两权分离”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我国从粗放使用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向高效、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根本性的土地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条件，符合资源市场化配置对要素流动性的诉求。以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众多学者致力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已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本文拟从我国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角度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当前条件下如何丰富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粮食安全的内涵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关于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

从研究时序上看，“非粮化”这一表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末，2008年之后研究文献提及“非粮化”的频率开始增加。近年来，农地流转“非粮化”研究进入高发期，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程度和发展态势界定也从“现象”逐渐变化为“倾向”、“趋势”。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现状。现有文献研究中通常使用“粮作比”、“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种粮大户占种植大户比例”等指标描述农地“非粮化”水平。例如，冯远香、刘光远（2013）使用“粮作比”衡量新疆“非粮化”程度，指出新疆1978～2011年间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出现双降①。何蒲明、全磊（2014）使用“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来描述土地“非粮化”程度，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数据计算，1978～2012年我国非粮化比例由19.7%上升至31.9%②。但更多的学者使用“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对众多省份和地区的“非粮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涉及的省份和地区既包括如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在内的粮食主产区省份，也涉及浙江这样的粮食主销区省份，还包括甘肃、陕西、新疆等这样的粮食产销大体平衡的省份和地区。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影响因素及成因。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根本性原因是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土地流转费用过高导致的土地成本上涨、农业机械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农业机械作业费和化肥费上涨、高昂的农业雇工费用是造成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粮食生产成本上升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中，以及有工商资本参与的农户对企业、种养殖大户、协会等流转对象的流转案例中。在收入方面，农产品内部价格体系不合理是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重要成因③。另外，农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高效农业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中央政府粮食补贴力度不足及制度设计偏差、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不成熟、工商资本下乡等也是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重要因素。

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的解决对策。消除种粮比较经济效益过低是解决“非粮化”问题的关键。政府可通过建立耕地低成本流转机制、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提高粮食生产公共服务水平等方式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同时，还应该健全完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格政策，补贴城市低收入者以保证粮农收入。

政府的粮食补贴和投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多数学者都建议政府应将粮食补贴从普惠式向重点扶持式的支农惠农政策转型；提高对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补贴水平，对种粮大户按照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进行阶梯式奖励和补贴；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制定和完善针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提出应细化耕地利用类型，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粮田必须种粮”的规定；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制度。另外，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强化粮食金融信贷和保险体系、加大粮食安全舆论引导力量、慎重引进工商企业大规模流转土地等措施也应引起关注。

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

农地流转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是目前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粮食安全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早期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是少量的、缓慢的，但随着“运动”式的“中国圈地”快速升级，农地流转规模迅速增加，其影响变得日益复杂而深远。在这一过程中，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地可持续利用及生态功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都成为了农地流转的功能性目标。如何对众多既统一又矛盾的目标进行排序和选择，已有的研究并不统一。

保障粮食安全是农地流转的第一道红线，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农地农用、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应因农地流转而改变。但面对多重目标体系，多数学者表现出选择侧重的差别。茅于轼（2008）指出，保护耕地政策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延缓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认为我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④。茅于轼的研究引发了国内学界的“耕地红线”之争。主流观点支持设立耕地红线政策，对茅于轼持批评态度。茅于轼的支持者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及国际关系中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我国具备较强抵御粮食贸易讹诈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粮化配置的机会收益不断提高，必须考虑土地粮化配置的效率。安耕（2011）认为，在快速工业化背景下，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合理性的⑤。王文龙、万颖（2012）认为，政府的土地垄断与农地非农利用严格控制是不合理性的，固定耕地红线的看法是不科学的⑥。笔者认为，上述学者“打破18亿亩耕地红线神话”内核是基于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并带有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地流转多重目标选择的非农倾斜。

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和农业绩效的影响。学界关于我国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我国农地流转意味着土地资源的有效流动，优化配置了的土地资源可以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了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积极效应。农地流转的积极影响可具体反映在使农业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多个方面⑦。但农地流转导致的“非粮化”让人担忧。乐观的看法认为，虽然土地流转非粮化的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这个趋势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的土地流转“非粮化”尚未对粮食安全构成实质性影响⑧。悲观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土地“非粮化”倾向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当务之急是避免其进一步蔓延⑨。

学界往往将“粮食数量安全”作为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影响指标进行考察，从土地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单位粮食产量、粮食总产等方面考察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的影响。陈海磊等（2014）提出，由于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在农地从低效率农户转向高效率农户的过程中土地生产效率提高⑩。姚洋（2000）将这一农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归纳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缺陷的前提下的“土地流转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同时还提出“交易收益效应”，并从农地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角度将这两种效应定性为正向资源配置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后土地生产效率很难出现明显变化，甚至会有所降低。俞海等（2003）指出，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促进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改善。贺振华（2003）认为只有在土地流转后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有的生产要素发生了质的提高的前提下，土地的流转才是有效率的。

粮食安全与农地流转二者关系的统筹。很多专家学者就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福生（2015）建议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粮食安全应从全局角度统筹考虑，国家应加强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粮食安全保障的顶层设计与规划，构建“农地流转―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完整保障粮食安全的链条，应对农田使用权人和经营主体进行分类管理，应进一步明确基本农田分区规划和管制，实施跨区域经济利益补偿，从长期内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戚焦耳、郭贯成、陈永生（2015）提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应加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中介服务体系的投入和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粮食生产技术和规模效应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结论

应强化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目前，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我们可以以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集约利用倒逼经济产业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长期形成的工业偏斜政策、城市发展偏斜政策已经造成了弱势的“三农”格局，在未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考虑“三农”问题的原则，土地是农民安身立本的根本，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富，同时，农地种粮是国家粮保障食安全的基础，土地经济性当然重要，但其社会性、政治性等其他价值也同样重要。

应丰富全面保障粮食安全内涵下的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在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分析，没有在全面粮食安全内涵视角下考虑这一课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破解我国粮食“高产出、高进口、高储备、高调运、高消耗”的“五高”并存？“南粮北运”是否低碳可持续？如何实现粮食“绿色增产”？等等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学界应更加关注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质量安全、粮食流通安全、粮食生态安全、粮食空间安全等方面影响的理论研究。

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保持粮食安全谨慎态度。反对“非粮化”问题严重化的学者主要基于两点判断，第一，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不低，“非粮化”没有内在动因。第二，我国目前已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的经济性要求减少国内粮食产量或者通过进口粮食，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但在粮食生产成本研究中学者主要计算直接物质费用，对间接费用考虑较少。蒋和平提出目前“北粮南运”的粮食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但在已有文献的成本核算中没有考虑。另外，粮食成本除生产成本外，还应考虑财政成本、生态成本，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我国虽然连年粮食高产出，在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居民膳食结构变化及需求刚性存在的背景下，不宜轻下“粮食安全能够保障”的定论。

应丰富完善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内涵。现有文献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概念理解简单化，将之数量化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基于以上，学界很难对“非粮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构词法上看，农地流转“非粮化”是指在农地流转背景下，出现的原有粮食生产性质（状态）向非粮食生产性质（状态）的转变，这种性质或状态包含种植，但应不仅限于种植，而是涵盖粮食生产的全过程及其保障体系，即种植、配管、收获、收购、仓储、加工、交易等环节及配套的科技、金融、财税、政策、法规等在内的体系的性质和状态。使用“粮作比”或者“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地播种面积的比例”等无法全面衡量“非粮化”程度。“非粮化”涵义亟待丰富，以使之立体化、系统化，应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JY108）

【注释】

①冯远香，刘光远：“新疆农地流转与种植结构变化分析―基于区域粮食供给安全视角下”，《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2期，第30～32页。

②何蒲明，全磊：“对当前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分析―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1期，第73～76页。

③易小燕，陈印军，王勇，李倩倩：“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8期，第21～23页。

④茅于轼：“不要被粮食危机所误导”，《农村金融研究》，2008年第9期，第76页。

⑤安耕：“耕地红线之争的三点启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3～35页。

⑥王文龙，万颖：“中国刘易斯拐点和耕地红线的判断与三农治理新思维”，《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0～294页。

⑦冯炳英：“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和发展对策”，《农业经济》，2004年第4期，第24～25页。

⑧陈卫群：“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粮食安全”，《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⑨管叔琪：“土地流转‘非粮化’危及粮食安全”，《安徽农学通报》，2009年第1期，第12～13页。

⑩陈海磊，史清华，顾海英：“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以山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第61～72页。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54～66页。

俞海，黄季j：“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82～91页。

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现实与理论”，《农业经济导刊》，2003年第6期，第38～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