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与与实践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教育理论与与实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引言

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一样，都是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校外教育机构自出现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学校教育系统的独立的网络体系与运转形式，对于我国的人才培养意义重大。但因为校外教育方面的研究尚且难以满足其发展速度，对校外教育的职能定位还不够明晰，其功能与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此，本文将从学科视域出发明确校外教育机构的概念和类型、阐释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为加强校外教育理论建设提供研究根据。[1]

一、校外教育概念界定和机构类型

1.校外教育概念的界定

综合国内外研究中对校外教育概念的界定，其表述主要有几种：

一是将校外教育定义为教育系统中独立于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之外，由相关的专门机构或组织团体对青少年进行的教育活动。二是认为校外教育指在学校教育之外的场所与时间内，学生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接受的语言文化、科学技术、体育等范围较宽泛的教育活动。三是称校外活动为由少年宫、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科技馆、图书馆等校外的教育场所机构组织学生进行的以教育为目的的有计划的多样化活动。四是将校外教育作为非正规教育的代称，即正规学校教育之外所能接受的所有教育形式，既包括少年宫等机构的教育活动，也包含成人教育、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形式的教育活动。五是认为校外教育分为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的自我学习为目标接受的教育活动与所参加的校外教育机构发起的教育活动，也就是说包括了青少年自发组织进行的校外活动。[2]

纵观上述的几种对校外教育概念的界定，尽管存在广义与狭义的分歧，但其中体现出的校外教育的共性可总结为几点：一是校外教育是在学校这个教学场所以及正规课程的时间之外进行的教育活动。二是校外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儿童与青少年。三是校外教育的类型丰富，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四是校外教育的组织主要由专门的校外教育机构或组织团体承担。[3]

2.校外教育机构的类型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校外教育机构已经基本形成了覆盖面较全的网络体系，而这些教育机构的类型主要为以下几种：

一是少年宫、公共图书馆、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等兴趣活动场所。这些机构主要由政府计划并兴建，服务对象为儿童与少年，一般在周末、节假日及学生的寒暑假期组织丰富多样的各种公益性的兴趣活动或教育培训活动。我国自参考苏联模式对这类机构进行建设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遍及全国各地、覆盖到县级行政单位的较完整的体系，并主要由政府的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以及共青团等共同进行管理。[4]

二是专业性的校外教育场所，包括主题性的教育基地、科技馆、博物馆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兴建一般既有政府的计划与投资，又有民间组织的参与与投入，通过参观与定期组织活动的形式进行校外教育活动。此外，其管理所属的机构或组织不仅仅限于政府部门，属性较为复杂，且在儿童与青少年之外往往也为其他受众人群提供服务，可以说既是校外教育场所，也是社会教育机构。

三是技术学校、学生补习班、学生兴趣班等校外的教育培训机构，一般是由个人或团体进行投资兴建，以提供教育咨询和服务的名义注册的营利性质的机构，采取商业化运作的模式对儿童与青少年进行收费的校外教育活动。其管理责任也由所有权人承担，但由于这类机构的数量众多，因此也是校外教育机构的主要类型之一。

二、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

1.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

校外教育的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主要有几点：一是要有体系建构与问题取向相融的意识，将每一分支的研究都置于学科体系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虑，对体系的逻辑性、关联性与完整性加以更多关注，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原点确定研究目标与方向。二是协调共性与个性，在研究中既要充分考虑到校外教育的特殊性与各机构之间的差异性，又要兼顾教育研究的整体性来对校外教育进行探究。三是要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尽管目前校外教育的学科建设中研究范式已有雏形，但还没有形成完整明确的理论体系、分析框架与实践流程，这一点还需要在对不断推进的各方面研究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探究校外教育的具有独特性的研究范式。

2.学科建设的实践逻辑

在学科建设的理论体系搭建之外，实践逻辑的探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其中要注意的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在理论的研究要落实到教育实践进行检验，尽管研究者对校外教育的职能发挥与起到的教育效果有较高的期待，但事实证明许多理论在应用到实际中时与预期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理论的建构要有实践做衡量标准，研究理论要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二是要将教育实践的结果反馈到理论建设，实践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完善理论体系，实践中得到的结果应再次纳入理论研究中，从理论层面对实践的结果进行解释，从而实现其学术价值。

结语

总而言之，校外教育的发展与完善对于我国教育系统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要重视校外教育的理论建设，让校外教育体系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职能。本文对校外教育的概念与机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探究了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为校外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了研究根据。

参考文献

[1]赵建国.校外教育发展的科学研究[J].青年时代，2016（13）：122-122.

[2]劉登珲.我国校外教育功能定位流变及其现代转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15（5）：114-119.

篇（2）

一、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基本关系的探讨 

与人类社会其他活动相比较而论，教育实践活动并不是孤立存在与发展的，然而从本质而言，教育实践活动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与内容，这亦是教育学能够界定其学科观点与内涵的客观基础。当前我国教育学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是原创性的教育理论匮乏系统性与体系性。其实，这最终取决于教育实践在广度上的拓展与深度上的挖掘，只有潜心去了解与认知我国当前具体的教育实践，才能切实把握与解决关涉教育学理论的原创性与体系性问题，即“只有深入当代中国活生生的教育实践，才能获取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原创的问题、资源和智慧”。[1]鉴于此，要构建科学的教育学理论，毋庸置疑需要正确认知教育实践的价值，诠释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内在关联。客观而言，教育实践只是人类实践的一个范畴与组成部分，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同时，教育在具体的实践中亦需要均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在这两者之间，要凸显“人是目的”的价值理性与特色。从宏观教育实践的视阈而言，理应秉持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变，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对教育实践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教育情境性与自由性的重视与强调。从实践的层面对教育进行研究理应以全局性的基点切入，在多层面的思维范式下开展本体性教育实践探讨与创新，阐释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聚焦于教育实践者的工作机制，从而建构教育的实践体系。从实践哲学的层面来剖析教育实践的本质属性与内涵，理应认知到教育实践的目的是一种合乎道德与理性的价值实现，而在以前，乃至当前的教育理念是把教育作为训练与培养的工具，即强调教育的工具性、技术性与程式性，从深层次上丧失了教育的理性原则与伦理秉性的恪守，重新界定教育实践，理应使教育变为一种向善的与道德理性的行动，即“回归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应该成为一种善的、理性的伦理行动，成为以终极目的为原则的实践”。[2] 

在探讨与研究关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层面上，人们一致的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理论的创新是当务之急，即原创性的教育理论是进行教育开拓性的指导，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不能脱节，理论要参与到教育活动的价值建构之中，以具体的教育实践为基础与依据，从而去领悟与感知教育理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继而去梳理与总结教育理论与实践科学衔接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亦可以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去考察与反思“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理念实质，即在研讨与探寻实践哲学的历史嬗变中去完善与健全教育学本身，其研判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教育理论和实践以一种怎么样的转化逻辑来达到教育理论与实践彼此之间的交互形成。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与研究：其一是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与重构；其二是教育方法论的改良与超越；其三是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融合互动。 

二、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与重构 

篇（3）

十九世纪的大多时间，师资培养是在教学法教师指导监督下的师范学校里进行的，其方式类似于“学徒制”到十九世纪末，随着初等教育的急剧扩大，这种“学徒制”的培养方式己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学习和掌握实际的教学技能，更需要获得一些理论上的知识1884年，英国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指出：“现在美国教师需要的是理论，而大学恰好因其独特的优势能够满足这种要求”①由于这种观念盛行和大学担负起师资培养的任务，“教育理论”方面的课程开始増力卩。这些课程反映了这样一种假设:教育理论本质上是哲学探究的一种形式，旨在通过对知识人类本性等的哲学研究来寻求教育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然而，这些教育理论方面的课程并没有提出多少基本问题，实际上只是零星地陈述历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的一些言论。1928年，伦敦大学教育学教授约翰■亚当斯曾作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当教育按此开始……作为大学课程中的一门学科得以确认时，讲授教育的教师为了装饰指定的读物，自然从世界文献中寻求伟人从一开始，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确定下来，从他们的著作中机智地抽演出了教育原则……即使在今天，一个讲授教育学的年轻教师确立自己的教育家的地位的最好途径就是选择一些著名的人物，然后出版冠以‘某某论教育’的书。

 

勿容置疑，这种以“伟大教育家”论教育的研究方式而形成的教育理论很快就不能满足教师和学校的实际需要了。以英国为例，1876年福斯特教育法和1902年巴尔费教育法的颁布直接导致了公立教育的巨大教育。尽管公立教育的扩大表明了一系列的教育愿望和理想，但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用要求，即为了适应劳动高度分工的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教育制度化必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不仅保证教育的发展和合格师资源源不断的培养可能得到调整和控制，而且保证学校政策、课程内容和评价方法更加稳妥地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制度化达到这种新水平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逐渐改变了人们理解教育本身的方式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系统，，需要有效地加以组织和管理，这种看法现在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而对这一系统的有效组织和管理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对教育目的达成更高程度的共i识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的要求，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为学生从事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作好准备。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种教育发展日趋制度化的情况下，教育理论必然发展新的形式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性问题，而是关于教育如何作为工具达到现代社会所提出的那些社会和经济目的的问题因而，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教育理论:它能够提供达到既定教育目的的较好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仅仅引发这些教育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一类的无终结的争论这种形式的教育理论是作为一种“应用科学’，而构建的，旨在发展一套科学的原则和技巧，提高教育系统的功能本世纪初，桑代克在《基于心理学的教学原理》中写道:“任何职业的效能，大体上依赖于这种职业科学化的程度教学这个职业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会不断得以改进:一是从事该职业的人们具有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即对各种事实进行诚实的无偏见的思考，没有迷信虚幻或未经证实的猜测;二是教育的领导者们以科学的调查结果而非以一般泛论指导他们的方法选择”③这段话即说明了本世纪初科学能够改进教育实践的坚定信念

 

教育理论被视为“应用科学，，把这种观点与对教育实践提出的要求联系起来的最早最清楚的例证之一，就是二十年代出现的心理测量在诸如西里尔。伯特(CyrilBirt)等人的强有力的倡导下，一种旨在使测量学生“可教性’，程序合理化的“科学的，人类智力理论产生了。如果学校想按照各层级劳动分工的要求对学生加以区分，那么该测量程序就是极其需要的。这一时期所取得的以心理测量为中心的教育理论与大众教育崛起之间的内在联系常常是教育史学家讨论的题目。例如，布赖恩。西蒙(Bnian.Simon)就曾清楚地解释了这一时期心理测量何以成为教育理论主流的原因：“从思想史和实际环境中寻求支持的使层级制度合理化的理论在1902年产生了……在经济、社会条件和使这种制度合理化的主导理论之间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一种应用科学形式的教育理论急剧増强，影响了教育实践的各个领域教与学的行为主义理论、教育组织和管理的“官僚，方法、课程编制的技术模式等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是旨在通过应用科学原则和知识来改进教育。到五十年代早期，教育理论己完全适应了时代的科学技术精神。关于教育目的及其与社会主义等的基本的哲学问题再也没有一席之地，教育理论失去了其传统的提供道德指向和支持的功能■教育实践成为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的一种中立性的手段，所以教育理论也就变成了克服目标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性问题的中立性的工具了。

 

到六十年代，其它一些学科与心理学共同应用于教育实践中。社会学己成为一门经验科学，发表研究成果，批评现行的选择程序，支持通过全面重新组织扩大机会均等的平均主义建议教育哲学以“教育的哲学”这一新的名称再次出现，这种“教育的哲学”从改变了主流方向的学术哲学的“语言革命”中获得启迪，不再以它所讨论的问题的永恒本质为其标榜，而是以它所采用的特殊方法而自命不凡，一种“概念分析”的方法，借助它来澄清日常教育言语中的概念的逻辑通过这种方法，教育的哲学就可以宣称自己不再受其它的“教育泛论”的干扰，步其它形式的教育理论之后尘，变成了一个体面的“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

 

整个六十年代，由于教育理论日益依赖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些“母学科”，因此它被看成是建立在自己领域以外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变成了基础理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被公认为是一宗“实际的原则”，无不求助于“基础”学科所能提供的知识，教育理论的“跨学科”观点形成了。在组织结构上，“教育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到六十年代末瓜分了教育理论的领地教育(院)系重新组织，教育研究方面的课程重新构建，专业认可改换门庭，新的杂志和学术团体也创建起来所有这些都表明，教育理论无非是“基础”学科在教育中的应用。到七十年代，教育理论作为一个自主的实际知识领域的局面不复存在了。

 

然而，似乎是如梦己醒，对这种教育理论初始的热情因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学科”与教育实践的脱节而冷却下来实际的教育问题并不能从学术性学科的狭隘范围内得到解决所设想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实质上从未顺利地进行过，因为要建立“学术地位”，唯有牺牲“实际相关性”，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所以对这种“学科方法”的不满増强了。1975年，威尔逊(Wilson)写了《教育理论与教师准备》一书，对教育理论的效用表示怀疑，甚至怀疑是否有一种名符其实的教育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作出种种尝试努力，试图发展出一种新的“范式”来加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这些新范式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产生在课程理论领域，因为该领域对越来越多地使用科学技术语言的反应尤为强烈约瑟夫施瓦布在其富有创新的论文《实践:一种课程语言》中明确抨击了课程理论过分依赖科学理论的现象，也同样批评了教育理论的“应用科学”观和“学科”观施瓦布认为，这两种观念肢解了课程，把教育歪曲为一种自主的实践，

 

篇（4）

在我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分别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但两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的阻隔，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不可逾越的障碍，不仅影响教育理论研究的价值和应用，也不利于教育创新实践。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有必要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阻隔进行一定的分析和反思。

一、产生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阻隔的原因

（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受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影响导致产生阻隔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客观的、内在的矛盾因素，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无法避免的。在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客观规律决定了两者之间一定存在以下几种情况：教育理论比教育实践超前；教育实践比教育理论超前；两者基本同步发展。产生这三种情况都是正常的，而只要两者之间不同步就会产生阻隔。另外，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发展各自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同时代的科技、政治、文化等的发展水平，人们的思维认知能力等，这就导致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必然存在阻隔现象。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受主观影响导致产生阻隔

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是必然的，而是偶尔出现的，是可以通过人们的重视和改进从而尽量避免的。

1.教育理论研究者

教育理论研究者是教育理论的提出者，其综合素质直接决定了教育理论的水平。在实际工作中，教育理论研究者常常只重理论研究，而将实践与理论隔离开来，加上遇到一些难以操作的教育实践时，他们往往避而无视，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在思想上就没能重视实践，他们认为教育实践与己无关，这就使得教育理论在一开始提出时就严重地与教育实践想脱离。其次，有些教育理论研究者过于看重经验以及主观、机械的总结，当时过境迁时他们依然沿用之前的教育理论。另外，有些教育理论研究者没能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研究真正适合我国发展的教育理论，面对国外各种先进的教育理论时，他们往往不加甄选，一味套用，导致出现不符合我国国情和我国教育实践的教育理论。

2.教育实践者

教育实践者的实践能力和思维认知在教育实践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情况中，往往由于教育实践者的各种主观行为导致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产生阻隔。

有些教育实践者认为自己的想法够完美，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套理论比专家的教育理论更为有用，从而在实践中完全由着自己的个人理论去指导教育实践工作，忽视了教育理论的作用，但实际上教育理论能更全面、抽象地揭示客观实践规律，由于教育实践者的自负，导致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出现阻隔。还有些教育实践者缺乏对教育实践发展的敏感度，缺少创新精神，只知道一味模仿别的教育实践者，或者抓住过去的一套守旧的、不合时宜的教育理论不放，这样也使得教育实践和教育理念出现阻隔。再如，有些教育实践者虽然拥有最新的教育理论知识，但是具体实践能力却比较低下，影响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

3.教育理论

在教育理论方面也存在一些影响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相结合的问题。首先，我国的教育理论规范不够完善，一些教育理论术语和用语从定义到外延都显得模棱两可，为教育实践的发展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另外，在教育理论中常常将现实与理性混淆，理论中期望实现的目标往往被当作已经能实现的目标来对待，这样也无形之中增加了实践工作的难度，导致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出现阻隔。

4.教育评价制度

整个教育行业的评价制度对教育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有明显的作用。如果教育行业对老师的评价指标单纯以学生的成绩和升学率来考量，那么老师就会进而把这个评价标准转移到学生身上，这样在重视升学率的同时，很难真正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引导相符合的教学实践。

二、避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阻隔的方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相互脱节不仅浪费了教育理论，也阻碍了教学的创新实践。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提高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实践能力

教育理论研究者应该重视教育实践，在确保一套新的教育理论推行之前，理论研究者应该首先身体力行将教育理论应用到教育实践中，验证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还应该扩大自己的教育视野，避免经验主义和书本主义，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与实践相符的教育理论。

（二）提高教育实践者的理论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

教育实践者应该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训练自己对教育产业发展的敏感度，学习最新的与当前实际相结合的教育理论，同时教育实践者应该积极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

（三）完善我国的教育理论规范

应该加强我国的教育理论管理，对其中一些模棱两可的、不利于实践应用的概念和定义进行完善和补充，同时应该深入研究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应用，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真正地融会贯通。

（四）建立和健全一套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

由于教育评价体系对于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引导老师的教育行为，进而影响学生在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实践行为。我国的教育产业应该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一套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使教育理论真正与教育实践相结合。

三、结语

我国现行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阻隔，产生这些阻隔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消除这种阻隔，真正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相互结合。

参考文献：

篇（5）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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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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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4-1234

国内刊号：31-196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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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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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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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我认为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所有的儿童都成为幸福的人，使他们的心灵由于劳动的幸福而充满欢乐。”“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对此，我深有体会。在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先后担任过高中、小学、初中的校长，无论在哪个学校任职，我都大力宣传幸福教育的理念，把创建幸福教育作为学校工作的目标。

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教育？幸福教育又包含哪些内容呢？

我认为幸福教育就是以培育人的幸福情感为目的的教育，它的目标是培养人体验幸福、创造幸福、给予幸福的能力。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获得进步、获得发展、获得幸福。

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培育幸福理念、培养幸福学生、造就幸福教师、构建幸福课堂是具体实施幸福教育的四大环节。

一、培育幸福理念，营造幸福氛围

一个幸福的学校应该有自己的幸福文化特色，应该树立自己的幸福理念。

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一个人的成长不在于经验和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否有正确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一所学校的成长。一所学校只有树立正确的文化理念，才能创造一种幸福的生活氛围，才能从精神上对全体师生起到引领作用。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心灵唤醒心灵，用人格陶冶人格，用习惯培养习惯，用激情点燃激情，用智慧唤醒智慧，用思考创新思考，用灵魂滋养灵魂，用底气打造底气，用幸福传递幸福。幸福教育的真谛就是让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通过享受教育的幸福，多一双发现的眼睛，多一颗快乐的心灵，多一股创新的激情，多一份生活的诗意。幸福教育既是一种理想的教育，也是一种教育的理想，更是一种教育的实践。

几年前我在三门峡市第二中学担任校长时，曾为学校设计了如下文化理念。办学目标：创幸福教育,建特色名校；培养目标：品行好、学业好、身体好、有特长；校训：立本求新,竞创致远；校风：诚爱 和乐、尚学、创新；办学特色：科学体艺拓实践，幸福教育盈慧心。这样的学校文化理念，再配以校园里如画般的绿树鲜花、喷泉山石、橱窗板报、壁画雕塑，上课下课时有优美的铃声，上学放学时有名曲萦绕，师生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受到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素质内涵。校园内瞩目的“教师礼仪规范”、职责条例，教室墙壁上张贴的班规、班训、行为规范，指导着师生的言行，规范着他们的举止。“绅士风度、淑女风范”成为学生心中最美的形象追求目标。

二、培养幸福学生，促进全面发展

学生个体智力有差异、发展有快慢，对学生的要求也应该有所区别，成绩的高低不应该成为评判学生的唯一标准。培育幸福心态、促进全面发展，应该成为培养幸福学生的主要任务。幸福教育就是要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我认为，科学的教育发展观应该是：每一位学生都要发展，但不是一样的发展；每一位学生都要提高，但不是同步的提高；每一位学生都要合格，但不是相同的规格。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曾说：“要将目光放远，不仅仅只是盯在升学率上。” “我们提出一个口号：给学生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教育，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成功，或者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健康地成长。”他认为，给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就需要校长和教师去研究学生，因材施教，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特点。在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课程教材的情况下给予他一定的自由空间，让学生在教育中真正感受到幸福，在基础教育阶段通过素质教育让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有一个发展的空间。

教育的根本目的应是提升人的生命质量，让人成长为自由的、全面的、大写的人。让学生感觉到幸福快乐，是幸福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应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实学生生活，激发学生对学校生活的热爱，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展示并发展学生的特长。如传统的节日教育活动、丰富多彩的师生社团活动、班级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互助小组活动等，这些活动可使校园生活变得五彩缤纷，学生在参与中享受，在享受中历练，在历练中使素质得到提高。学生会因此真正体会到：学习是愉快的，学校生活是幸福的。

三、造就幸福教师，助推教师成长

如今，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普遍缺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82.2％的教师感觉压力大，近三成教师对工作倦怠，近四成教师生存状况不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老师们心倦神疲，感受不到职业的幸福呢？教师的压力来自很多方面，主要有：来自课程改革的压力，社会对于教师职业过高的期待带来的压力，过度的劳动付出与现实回报之间的落差等。无休止的机械劳动、超量的工作时间、社会的不理解……这些都让教师身心疲惫。

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培养、造就幸福的学生，只有快乐的教师才能培养快乐的学生。教师的幸福状态体现在工作中，体现在学生的成长中。工作得到肯定，付出得到回报，精神得到慰藉，自身才能获得幸福。因此，激发教师的热情，培育他们的幸福心态是助推教师成长的重要工作。许多时候，教师需要的是一份关心、一种理解、一份信任。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肯定的眼神，一声亲切的问候，就足以让教师感动。哪个教师过生日，学校送上领导亲自签名的生日贺卡和一个生日蛋糕；哪个教师要退休了，学校为他举办一个座谈会，送上一个小礼物，以表达对他几十年工作的肯定；哪个教师家里有了红白事，领导亲自上门帮忙慰问……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都会温暖大家的心，老师们会从内心感受到：在学校工作是幸福的，当老师是幸福的！

另外，还应改变考核方式，采用利益捆绑式，实行人性化考核。以备课组、年级组为考核单位，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促进共同进步，也是激发教师工作热情的主要手段。

四、构建幸福课堂，实现课堂高效

篇（7）

教育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但人们对什么是教育理论、教育理论应包括哪些理论等基本问题却一直未有定论。本文仅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来分析教育理论研究的问题。

一

要研究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关系，首先得探讨教育理论的基本范畴。一般认为，理论知识有纯理论性知识和实践理论性知识之分，纯理论性知识只是解释性的知识，目的是获得理性的理解，实践理论性知识是对实践作出判断，获得理性的行动。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理论有着不同的看法。赫斯特(Hirst)把教育理论看作是为教育探求理性原则的基础领域，是一系列相关学科实践原则的集合，教育理论应“发展”和“引导”实践。穆尔也认为教育理论不应只着眼于解释这个世界，其目的应在于指导实践，主要功能是规定性的或建议性的。而更多的人认为，教育理论也和自然科学理论寻样，有基础科学理论和应用科学理论之分，因而把教育理论分成教育科学理论和实践教育理论。布雷岑卡在此基础上，根据教育理论的发展历史和对教育活动的价值判断性，还增加了一个教育哲学理论。

教育科学理论是在纯理论的观念上对教育行动、教育目的、教育前提及其教育影响进行研究，并由此而提出相应的科学理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教育行动领域的认知。它主要是陈述教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解释教育实践发生的原因与条件。关于概念的表述一般采用描述性定义，它适用于进行事实判断。

教育哲学理论试图通过哲学的方法设计一种理论建构的途径，使实际工作者能够通过对教育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的哲学理解来拓展和丰富他们的常识性思维，给教育实践提供价值和规范取向。因为教育实践包含着人类的价值需要和理想追求，所以对教育实践作哲学上的思考，沟通了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既可把握教育实践的方向，又可寻求前进的最佳途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普通哲学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批判现行的教育理论和政策，或提出新的理想和政策”。

实践教育学用以评价，并以规范性命题为主，告诉人们在某方面应该做什么、该做些什么。布列钦卡认为，“实践教育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要它来指导教育者的教育行动”。它的语言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纲领性定义，二为口号。实践教育理论直接指向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任何一个实践教育理论都不只是以具体情境中的少数实践者为指导对象，因为这样的理论必定会脱离不同情境中其他实践者的需要，不具备理论的概括性和—定程度的抽象性，因而要把它和具体化的操作规则或方法区分开来。实践教育理论首先是一个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最有条理、资料最为丰富的思考。

应该说，教育理论的这三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布列钦卡指出，实践教育学“不仅以相关特定的教育目的和特定的教育方式为前提，而且还包括了对历史状况的价值分析”，教育科学和教育哲学为实践教育学提供了经验性知识和价值取向。实践教育学的主体由技术规范构成，这种技术规范基于由价值取向所决定的目的，基于教育科学所提供的技术假设。对于教育实践，正如卡尔(Carr)分析的，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从常识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而不对常识进行哲学的探讨，因而存在着真正的教育实践和非真正的教育实践，好的教育实践和不好的教育实践。实际上，教育实践应是一门关注选择和行动的科学，它并不具有外在的相关目的性，而是受道德影响并诉诸于道德的行为，它的目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且随着内在追求的“善”的变化而经常变化的。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分层的，并非所有的教育理论都和教育实践发生直接的联系。从教育科学理论的本质看，它主要集中于解释现象间的联系，认识教育现象及其本质，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的合理与不合理、自觉与盲目，并预测现实实践的客观发展趋势，揭示合理性实践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以指导未来教育实践由不合理趋向合理，由盲目转向自觉。同样，教育哲学理论只是侧重于追问经验现象背后的本质和本体，以深层次的不可测的理念、精神为对象，研究未来的教育和教育的未来，旨在理解人生、理解世界，并构建完美人生、完美世界的理念。由此可见，这两种教育理论都是从宏观上指导教育实践，只不过教育科学理论是对教育现象及其本质通过科学方法的分析来指导教育实践，而教育哲学理论则通过抽象的方式来指导教育实践。所以有学者认为，只有教育实践理论才直接对教育实践起指导作用，虽然它不对实践提供“手把手”的“学徒式”指导，却可以其纲领性、规范性的定义，以其隐含在概念、命题中的理性规范对实践提供直接的指导。

认清各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将使我们能更好地分析“理论脱离实际”这个论题。在实践中，我们常常把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对立起来理解，认为所有的理论都是非实践的，所有的实践都是非理论的，从而引起一些理论主张该怎样做的争论；也使那些从事教育实践的人不得不进行反思，不得不对他们正尝试的事情进行理论化。我们通常没有认识到教育实践既可以由那些默认的、隐性的以及不能清楚表达的或常识性的理论来指导，也可由那些从学科系统研究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更没有认识到教育实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仅仅由教育理论来指导，因为理论总是一套普遍的信念，而实践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采取的行动，其作出的选择必须根据环境和特定情景的变化而不断被修正。和教育实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样，教育理论作为一个学科体系也具有其独立性，特别是作为教育基础理论的教育科学理论和教育哲学理论，更有其自身的构建规律和严谨体系。理论知识可以借助于它本身的逻辑性，通过判断、概念、推理，从已有知识推论出一些新的知识，这些新的知识往往能作为一种独立的革新力量而作用于实践，但它们也许要到一定时间后才可能得到证实。国内外也有许多重大教育实践往往都来源于价值判断与理论认识而不是前此实践。

二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应该重新确立研究教育理论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允许教育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教育实践。从基础学科角度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水平，因此要完善基本学科的自律机制，建立起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采用一些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遵循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演进，日益摆脱琐碎事物的制约，超越现实，敢于解释并预示未来。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将理念触角伸向教育活动的深层与本质，才能超越反映，把握教 育实践的规律和意义，体现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精神，然后再以一种独立的革新力量作用于实践，而非总是抱怨理论脱离了实践。

其次，我们必须重点论述有关实践教育理论的发展，这和具体教育实践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我们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所在。现在，很多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都处于研究实践教育理论和其它两种教育理论之间，他们的主观出发点可能在于寻找两者之间的结合点，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提出能够直接指导教育实践的原则。一般的研究方法是从其它学科中寻找构建教育理论的基础，结果把原应属于教育理论的基础理论变成了教育理论的理论基础，教育理论越来越成为“综合教育学”或“多学科的应用科学”，而没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教育问题之上。可以说，这一根本出发点是错误的，结果往往造成无法顾及两头的状况；一方面不能提出能从宏观上解释教育现象和指导教育实践的更高层次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不能总结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实践原则。

从根本上说，学科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它们各自从实践的复杂性中作出有限的抽象，但不能为任何教育实践原则提供正确的判断，两者的概念结构有着不可弥合的鸿沟。学科可以为原则提供不同的理由、依据，虽然这些理由和依据对于理论的解释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但却只是分散的、片面的、有限的理论研究，不能给任何一套实践原则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通常简单地认为，学科可以为实践原则提供解释，进而，实践原则可以解释个别情况的教育活动。很明显，教育理论如果要为发展理性原则提供方法论，这种从学科到原则再到特殊活动的简单模式是不起作用的。虽然学科处理从复杂实践情境中抽象出来的确切现象，但并不是说把它们拼凑起来就可充分理解教育目标或教育实践的情境。它可为我们提供一些现在还不能理解的东西，却不能为实践原则的判断提供一个综合的平台。因此，任何想从其它学科的发现中得到完美的实践原则的尝试，都一定是建立在没有充分描述实践活动特征复杂性的发现之上的。运用这一先天不足的原则，只会把实践扭曲为不可自我辨析的活动。

篇（8）

(一)教育实践变革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教育实践变革是为彰显教育的社会职能而发生的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变革活动，在本质上是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的具体体现，反映的是社会的教育需要。要理解教育社会职能的能动性，就必须充分把握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充分认识到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是所谓的“相对”，指教育活动的存在与变化是有条件的，其社会职能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社会条件的支持，同时随其变化而变化。二是所谓“独立性”，指的是教育的行为价值的内在稳定性，强调的是教育活动有自身存在的特性以及较强的独立提出和实施行为目的的能力，不易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两层含义叠加在一起，既是说明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但更是凸显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是驱动教育发生摆脱束缚、实现超越时展的变革的内因。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践变革是具有鲜明价值取向和丰富文化内涵、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把各种有利于人的发展的要素充分整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活动。基于教育的生活本性，不断使自身的价值和功能更加趋近于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教育实践变革的价值旨趣所在，集中体现了人对自身发展的期待和设计。因此，每一次的教育实践变革都是在已有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对当下教育进行的改造和创新，是具有雄厚历史基础并面向未来、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能动的活动。充分说明这一点，就是要揭示作为为未来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具有强大的能动性，它能够在被制约和影响的条件下，通过自我变革以超越这些制约和影响，进而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教育的社会职能就是在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和能动性两方面力量达成某种平衡的条件下实现的。

(二)教育实践变革与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教育是以培养人为己任的活动，而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一个人要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尤其是能够适应特定的体制，就要接受社会的要求与制约，为此，受制于社会、为一定的时代和体制服务是教育得以发挥自身功能的前提。但是，教育还有更为广阔和高远的价值目标，犹如苏格拉底所言，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它在帮助人适应一定时代和体制的同时，更要剔除遮蔽、完善人性，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体现出促进人实现更好发展的功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当下的环境和条件与人的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不相适应，甚至会出现相互背离或冲突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需要教育及时从形态、内容和方式上做出必要的调整，在各种因素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实现动态平衡，更好地展现教育的社会职能、促进人的发展。

教育源于生活、存在于生活且展开于生活，而生成和变化是生活的本性，在这层意义上，探究与生活、与人的发展的内在需要相一致，是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活动方式，它确保教育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动性以证明自身的存在。循此逻辑，探究是教育的本质属性，合乎生活本性的教育就是以探究作为其活动方式彰显其价值的。探究的品格使得教育活动无论在何时、也无论在什么体制下，即便背离其本性的力量再强大，其中都有一股内在的能动力量影响自身的实践，这是教育活动的源头活水，是其内在价值生生不息、应对外界的各种变化的依据，构成教育的超越性的核心内涵。由探究展开的教育活动与人的存在与发展需要相同步，是教育的学术品格的反映。如果教育的进程和方式违背了这一点，其活动乃至内容都必然会偏离教育的原点。一般来说，教育的探究性通常内隐地存在于教育活动过程并以缄默的方式发挥作用。当教育以自身的惯性平稳地运行或者外在力量大于教育本身时，人们往往可能对它的存在视而不见，然而，当社会发生变革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时，蓄积起来的教育的探究性的力量就会显露出来，成为促成教育实践变革的内在动因。

(三)教育实践变革的内在逻辑

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既蕴含着人类对未来的愿景和期盼，也彰显着人类的智慧和努力。教育是人类重要的实践领域，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教育经验和教育认识都能够通过教育实践反映出来，表征着人对教育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也孕育着对未来的期待的萌芽。依据辩证法，任何逻辑力量都是在事物本身原始性矛盾的基点上生成的。作为有质的规定性的教育，既有强烈的社会制约性，又有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核心特质，教育实践变革就产生于这两种力量的相互博弈并达到某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对其逻辑分析也需要基此展开。

教育理论是促进教育实践变革的重要因素。教育是包含极为复杂的价值要素的实践活动，如何恰当合理地协调其间关系直接关涉对教育的理解和把握，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在教育活动中寻求的某些有价值的手段或目的”是教育实践变革的旨趣。而这些“有价值的手段或目的”必然有历史延续性和累积性，蕴含着一定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认识，它们驱动着教育实践变革，并以适宜的方式在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教育理论的能动性就体现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反映和揭示其中的运行逻辑并对教育实践变革做出批判和价值澄清，确保教育实践变革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进，推动新的教育认识的生成。

多样化是教育实践变革方式的特征。教育实践变革的问题导向性决定了其方式的丰富多样性，需要全面地把握它。从引发变革的动因上看，教育实践变革可分为外铄式和内发式两种类型。所谓外铄式，是指教育实践变革由外在力量引发和推动，具有自上而下、由外到内的特性。这种变革方式在政策支持、组织实施、资源保障，尤其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变革的社会氛围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但其不足在于，如果对变革过程的复杂性把握的不够充分，或者缺乏良好的愿景，此类方式的教育实践变革就可能因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而难以为继，事倍功半，甚至会使教育活动产生偏差。而内发式则是指发生于教育内部、然后逐步由内推向外、自下而上、渐进式的变革，这种方式关注教育生态的多样性，尊重教育发展的现实性，能最大限度地唤起教育自身的主体意识，激活并释放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教育持续自我更新。在这个意义上，内发式的教育实践变革的价值和意义高于外铄式的教育实践变革。但是，要实现自下而上的教育实践变革是有条件的:一是教育自身有变革的内在愿望与需要，二是需要有外在社会条件的支持。只有这两方面条件都具备时，变革才能发生并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功能。

此外，自下而上的教育实践变革的效果的显现是缓慢的，较难在短时期内看到成效，尤其是在一定的体制性因素的作用下，如果条件受限，得不到其充分支持，它要达成既定的目标就有较大的难度。因此，基于教育实践变革所具有的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与时代需要的内在关联性以及效果显现的延迟性等特性，简单化地对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教育实践变革做出评价是不适宜的，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决策本身都不是有效的，仅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相互作用、调和并且导向欲求的目标时，改进才会产生。”教育实践变革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形态方式多样，并不能简单地拘泥于某种既定的套路或模式，合理的教育实践变革就是要以外部推动为条件、以内部变革为根据展开自己的活动逻辑，在变革中形成推动教育向前的力量。

教育实践变革具有系统性。教育实践变革是系统性的变化，其内容涉及教育活动的各个层面。一是教育思想和观念层面的变革。教育思想和观念是教育主体对教育现实的自觉反映，包含了“应然”的价值取向，之于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先导和灵魂。二是教育系统层面的变革。教育实践变革是对关涉教育发展的各种要素间相互关系的重建，旨在提升和拓展教育的各种社会职能的发挥。依照结构功能主义观，教育系统中各种教育要素的有序组合之于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有重要影响，要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职能，就必须完善目标体系、权责体系、角色关系、沟通和协调体系，这些方面都是关涉教育实践变革的组成部分，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关键。三是教育实践方式层面的变革。教育的形态、内容以及运行方式等能够基于情境和条件的需要与可能不断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积极促使教育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发生变革，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外显形态。这三个层面的变革之于教育的社会职能的发挥具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只有相互适应、形成合力，教育实践变革之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性推动力量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实现对社会生活变革的影响。

人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是教育实践变革的根本原因。无论在何种条件下，人的需要和愿望都是在一定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的交互作用生成的，其中，已有的教育认识必然会以复杂的形态内隐在教育活动之中并对其发挥影响力，是促使其生成当下的需要和对未来的愿景的条件。作为推动社会变化和文化变革的活动，教育实践变革具有渐变性，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它实际上总是从微小的方面以渐进式的方式展开的，是在与之相关的各方面力量不断博弈的情形下，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溯源已有的理论基础、澄清已有的立场是教育实践变革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明确的意义感、方向感的关键，这也是使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以问题解决为扭结消除其间裂隙的条件。

二、教育实践变革的理论特征分析

教育实践变革是能动的活动，其中既潜含着丰富的前人智慧和能够激活人面对当下疑难情境的机智，同时也隐含着教育发展的愿景，能够通过不断澄清和验证已有教育经验和认识的基础和合理性，使教育理论的能动作用得以不断地发挥出来。因此，科学合理的教育理论绝不是建立在无视自身根基和条件的某种道义上的思辨或臆想，而是有历史传承为内在依据、蕴含在教育实践变革中的能动力量，具有以下特征。

(一)变易性

作为在已有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活动，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此时能够发挥作用的教育理论必然是在当下新情境下发生了适应性变化的、柔化的理论。教育与生活息息相关，生活的愿景和时代的变化为教育实践变革提供了背景、动力和条件，也对其提出了要求，适应时代精神的教育理论必定来自当下的教育实践变革，并能够予其以分析、说明和展望。显然，迅猛的社会变革给教育理论带来的影响是如果它要能够准确充分地反映变革，就必须在逻辑起点、体系构建、表述方式和词语使用等方面与教育实践变革同步，且能够准确反映其时代特征和需求，而不能像以往的教育理论那样是宏大叙事和思辨性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的分立知识观有很强的解释力。他认为，知识是以个体化的形态存在的，在本质上是分散的，这种“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做出或由他积极参与做出时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知识的应用是分散性的，每个事实情境的知识仅为每个相关个体所拥有，总是与特定的情境联系在一起。教育实践变革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以往任何所谓学科化、系统化的教育理论都难以对当下的教育现实做出准确和充分的解读和充分说明。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理论就应当有“变易”性①，能够依据情境自我重构，及时做出能与时代对话的调整，而不能不顾正在变化的现实、按照某种既定逻辑去推演。关涉教育实践变革、具有分立性教育理论建构于历史的背景之上，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知识基础、体验以及现实处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高度个人化、地方化和情境化的知识，它所具有的经验性和变化性使其区别于可以被共享、标准化的知识，无法像规范的学科化、体系化的教育理论那样被纳入特定的学科体系之中或用其话语方式加以言说，而且，这种知识的拥有者只有在特定的情势下才能知道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它。只有充分认识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和教育理论的变易性，才能准确地解释教育实践变革过程中蕴含在每个实践个体身上的知识的形态、结构以及它们在其中可能发挥的功能。

教育是情境性的实践活动，只有通过具有变易性的知识才能很好地把握它，因此，以反映人的存在、与教育实践的逻辑同构的教育理论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帮助人更好地适应环境为目的，能够不断地自我改造和调整。以往在客观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下，人们多据持强势学科的知识观来看待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理论相对于教育实践具有优先性，对实践具有指导、甚至是规约作用，在这种学科化的知识观的影响下，出现了漠视教育的情境性和教育理论的学科特征的问题，以至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冲突不已，引发了诸多争讼。教育实践本身与生活间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性，这样一种基于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关联在教育与外界的各种关系中具有优先性，它使得教育实践往往会不受教育理论的牵绊而沿着生活的轨迹一往直前，不断地发生变革。换言之，教育实践变革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学科化的教育理论必须跳出逻辑自足的窠臼，在理论旨趣、形式、体系、内容等方面能够更加贴切地做出与教育实践同构的诠释和解读。事实上，教育实践变革必定是发生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活动，能够对其做出充分阐释的只能是具有情境适应性的、能够变易的知识。劳斯(J．Rouse)就指出，适用于具体的实践场域的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它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特征的知识。他说:“科学知识根本就是地方性知识，它具体包括于实践中，而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和独立于情境的规则。”②在他的认识中，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只能与实践的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只有它才具有对该情境做出充分解读和说明的能力。教育是情境性的活动，能够帮助人应对各种疑难情境的教育理论一定要有很好的情境适应性，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生成有话语权的教育理论，这也是破除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隔阂的关键。

(二)丰富性

从情境适应性上看，一定的理论是相对于一定的实践而言的，所谓普适的理论也是相对于适用的范围而言的，说明人的认识具有有限性，有特定的边界、适合的层次和范围，其解释力也实现于这个空间。以往在讨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时，缺乏对教育理论的旨趣、形态、结构以及生成过程和方式、一定的教育理论的主体等要素做出清晰的界定，致使教育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与教育实践本身缺乏内在的对应性，比如，动辄以“脱离教育实践”为口实予教育理论以指责，但这样的表述并未能说明它们两者各自的主体和范围，很难说清楚是“谁的理论”脱离了“谁的实践”，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样的教育理论脱离了哪一类教育实践，结果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各说各话，对它们两者关系的批评也是无的放矢，以至其间纷争不已。

教育实践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决定了教育理论的层次和形态的丰富性。从存在到思维的类别来讲，对应不同层面的教育实践领域，可以将教育理论分为四个不同的认识层次，即大众化的教育认识、职业化的教育认识、专业化的教育认识、学科化的教育认识。它们各自的生成基础、表达方式以及解释域不一样，能够发挥的功能也相异，在讨论教育理论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时，需要对它们做出区分，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是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教育实践变革。

社会大众是教育实践变革的主体，其生活样态固然是日常和习俗性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教育的期盼和亲身实践。对其而言，生活的信念和需要使得其无论自身当下的生活状态如何，对教育和人自身的发展都有自身的理解和认知，都会身体力行地在生活中去实践自身的对教育的愿景。大众化的教育认识和感受固然是真实的，有合乎教育本性的一面，反映社会大众的生活实践和对教育的理解，但其也有被遮蔽的一面，未必是全然合理的和科学的，意味着它既是促成教育实践变革的最原初的力量和生成更深刻的教育认识的基石与前提，但也可能是制约教育实践变革和深化教育认识的因素。为了抵御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功能，需要有理念先进、思想认识深刻、具有引领能力的力量对其进行引导，这样，其能动的一面才能充分地展现出来。

教师是助推教育实践变革的重要专业力量，传道授业解惑是其职业的主要内容，也是其作为专业工作者存在的依据，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因此对教育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尽管这个层面的教育认识在学科的意义上未必是学理化、体系化的，但这是每个教师所拥有的、深刻影响着其个人教育实践的个别化教育理论。根据价值取向和教师对自身工作立场的理解的差异，这个层面的教育理论又可被分为职业性的教育理论和专业性的教育理论两类。所谓职业性的教育理论，是指以确保教师能够循规蹈矩和规范地履行教职为导向的理论，这种教育理论从职业的角度来理解和说明教育和教师工作，使得其具有操作手册或者工作程序指南的色彩，在它的影响下，教师对其所从事的工作的理解是有限的，多是在“制作”的层面来看待自己的工作。而所谓专业，指的是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能够为社会提供一种特有的、范围明确的、社会不可或缺的服务，在自主的范围内对于自己的专业行为与专业判断负有责任。为保证服务品质和服务水平，它需要在服务中不断开展研究。同时，由于具有无法替代性，工作被视为是一种事业、一种生活方式。当教师超越职业性而具有了专业品格时，他的教学实践就具有了行动的品格，也就就生成了专业性的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理论是反思性的，构建于一般性的教育理论和教师个人丰富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之于教师的教育实践的价值在于它具体指导着教师通过行动来平衡各种冲突、实现超越，同时在此基础上生成属于其个人的、卓尔不群的教育理论，并据此对自身的工作做出有个人见地的阐释，这是能够引发教育实践变革的能动的因素。

对以构建教育理论体系为目的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来说，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志业，在一定的哲学方法论或者实证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致力于探究教育活动的内在学理逻辑和构建教育理论学科体系，以求对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做出说明和阐释，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学科化。然而，在做出这样努力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实践无知”现象，在获得了更高抽象度的教育认识的同时，教育情境中具体的环节、鲜活的事例可能会被忽略，导致教育理论与具体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之间出现裂隙，教育理论难以予教育实践以充分、完满的阐释和解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联需要通过若干中介才能实现，只有通过诸如模式的转化、中间环节的选择、知识的融通等，它们之间才能构建具有内在性的联系，否则就会出现无法对话的问题。如果要缩短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间的差距，依照教育实践变革的逻辑构建有生命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学术话语方式是必然的选择。

(三)实践合理性

以问题解决的方式积极面对当下的困境以扭转劣势、获得更有利的发展可能是教育实践变革的价值取向，这是以“本质直观”的方式在当下做出的选择，在本质上蛰伏着趋利避害、摆脱当下疑难情境的冲动，同时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应对智慧，是实现教育理论创新的前提及其逻辑建构的依据。正如布迪厄所说:“潜在行为倾向趋向于在没有任何理性计算和任何对成功机会的有意识估计的情况下，确保两种可能性直接相符:一种可能性是(在附带或不附带希望、期待、担心等主观体验的情况下)被赋予事件先验或事先可能性，另一种是从过去经验出发确立的经验或事后可能性”，这种行为倾向具有诞生性，无法模拟或重复，但它确保行为在合理的意蕴范围展开。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关涉过去已获得的经验，理论探索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是当下实践的当然组成部分，阿尔都塞称之为“理论实践”。他说:“理论对于实践，对于它帮助产生或发展起来的实践，对于由它作为理论而加以总结的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切策略都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

这里所谓的理论，指的就是能够充分地揭示教育实践变革中所潜含的萌生性因素的合理性并能为其做出辩护的理论。在实践的场域中，首要问题不是正确不正确，而是合理不合理。而检验理论合理性的标准是多元的，除真理性标准外，还需满足逻辑性、得到经验支持性、内容丰富性、可证伪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发展的进步性等。如果教育理论要能够充分地揭示出教育实践变革中所潜含的萌生性因素，就必须依情境发生适宜性变化，在逻辑、形式、结构乃至内容等方面具有丰富性。

关注教育实践变革，就是要深入分析蕴含于其间的教育理论及其在新情境中可能发生的变易，彰显教育实践变革的内在品质和特性。有人指出:“教育理论必须扩散到改革者，即到教师社群与体制设计者的心灵世界、决策链条中去才可能生效———借助教育理论魅力的释放、辐射来‘感染’教育行为，触动教育决策，是教育理论干预教育世界的特有逻辑，即衍射逻辑、魅力逻辑。”一定的价值追求和实践理性是教育实践变革内在需求，也是其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蕴含于其中的教育理论是使其转化为自为活动的关键。由于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然会生成多样化的教育理解和教育认识，也必然会对教育实践变革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关注教育实践变革或者教育实践优先并不是贬低或者无视教育理论的价值和作用，而是要把教育理论置于全部实践变革中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把它视为是分析、总结、完善教育实践变革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能够成为教育实践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在其中发挥检验、批判、诠释和说明的功能。

(四)价值导向性

教育实践变革是在已有的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展开的具有历史基础的活动。在悠久的历史进化中，人类对历史、社会生活及自我成长的认识都会积淀在当下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中，形成为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或习惯，在其中发挥着引领、驱动、说明和建构的功能，此即布迪厄所说的“习性”。他说:“这一构成的原则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即习性，该系统构成于实践活动，并总是趋向实践功能。”说明“习性”生成于实践、指向于实践，包含着已有的经验、知识和文化要素。这种经验、知识和文化要素，亦即哈耶克所论述的“默会知识”，是教育实践变革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着奠基与建构和对教育实践变革进行分析、总结与完善的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积淀于教育活动中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或习惯都有一定的惯性于其中，它的存在使教育活动的展开有可能事半功倍，在某种条件下，甚至能够阻碍、抵御外在力量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和干预，使教育实践变革以既定步伐前行。当然，当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或习惯等与教育活动的价值旨趣、内涵、方式等不相符合时，它就有可能成为阻碍其进行的力量，阻滞教育实践变革。二是作为文化现象，已有的习惯和习俗中包含着那些对自身不满的能动性因素，它可能会随着活动不断积累，终而成为推动教育实践发生变革的力量，这正是教育理论创新的契机。不过，这些因素要释放出自己的功能，取决于教育理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和一定外部条件的支持。

教育实践变革关涉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与结构、教育内容与方式的调整与改变，是富有历史和经验内涵、饱含理念升华要求的活动，无论其起因、过程乃至结果，都渗透着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康德强调，物自体虽然不能被认识，却可以为我们所信仰，实践理性所追求的即是道德的本体，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是其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有人对此进一步补充认为，这里所谓的实践，不是一般意义的“做”，而是有明确价值导向的行动。阿多诺就指出，康德所说的具有优先地位的“实践”是正确的应当的行为，绝非鲁莽草率的行动。显然，正确和正当是以行动本身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为根据的，具有价值自足性。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认识的对象是建构的而不是被动记录的，它是社会需求与社会结构变革带来的对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做出的协调与完善，也是对现实所是的教育经验、教育认知的有组织的提升和凝练，其本身深含丰富文化信息，包括变革愿景、已有的教育认识等，表明教育理论深度介入到了教育实践变革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驱动教育活动向更合理的方向展开的力量，是教育活动的内生动力，但同时它也可能作为观念性的力量阻碍教育活动的展开。为此，在把握教育实践变革的过程中，需要澄清和阐明自身的价值立场。这是教育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动因所在，是生成新的教育理论话语方式的重要条件。

三、教育理论要充分反映教育实践变革

教育理论要能够意识到教育实践变革的需要并与时俱进地对其做出充分反映，如是它才有可能实现创新。为了实现教育理论创新，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充分理解与接受教育实践变革的现状与趋势，并将这种理解转化为自己内在的理论需要和构建教育理论的学理依据。

(一)在实践中构建教育理论的意义

作为内在于教育活动的价值，教育实践变革的意义与趋势往往蕴含在教育活动过程之中，要揭示这些变革性要素就要发挥教育理论的批判品格，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仔细地对其中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和旨趣做出鉴别。同时，由于教育理论的意义生成于主体与环境、实践对象及其情境之间的博弈之中，需要在其形态、内容、结构等要素的交互作用中去把握它。如果教育理论不能澄清自己的立场并对教育活动做深入的分析批判，其自身本有的价值就会被遮蔽，也难以形成新的教育认识和教育理论。为了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教育实践变革，需要教育理论摆脱以往完全皈依强势学科规范和方法的学科倾向，能够尊重教育实践的内在逻辑和人的发展需要，在更加宽广的视野下审视教育及其与之发展变化相关的各种要素，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说明它们可能的变化趋向。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变革的目的与意义的理解程度越高，它就越能够具有时代解说力和指导力，就越能吸引人、影响人，这是其生成意义的基础。为此，教育理论要有时代敏感性，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教育实践变革的意义、趋向并能以大众可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和传播。

(二)丰富阐释教育的方式

篇（9）

关键词:

教育技术;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干系

教育技术，是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一门技术。在美国，教育技术是在教育领域的面目出现的;而在中国，教育技术则被视为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从事实上理论指导实践不是必然的，无条件的，它一定是在人们的知行统一下找到一个媒介进行两者的相互转换，而这则者需要技术的支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康德通过判断力(或理性)对休谟法则的解决，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观，都从侧面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一)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理论与实践的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人们常常因为内在的一致性而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高于实践”，而人们过于强调它们的效果因而忽略了它们内在的差异。而这里的差异，是指它们内在的东西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人类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往往是求同的态度而忽视了它的差异。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他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看作是理念的模仿和分有，理念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言下之意就是，理论是实践的依据，我们怎么做就看理论怎么说，理论与实践内在又是一一对应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运用，更是把这种理论推到了极致。1869年，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并断定金的原子量要比锇、铱、铂大，并用元素周期表纠正了原先错误的金的原子量，后人还根据这个元素周期表发现了一些新的元素。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从而也发给了人们错觉，认为理论反应了实践，实践与理论又一一对应。理论是否能够贯穿实践?柏拉图推行他的《理想国》经历就能够说明。《理想国》作为柏拉图最著名的代表作，通过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以理念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理想国家的系统方案。可是，过去了两千多年，他的理想国并没有建立起来，理论与实践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内在存在着差异。这里我们讲的理论与实践差异是讲的好的理论能够解释实践，但好的理论不一定指导实践。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差异

《教育研究》杂志在1991年第5～11期(第10期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暂停)开辟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专栏，其中很多文章都涉及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差异问题。如扈中平与刘朝晖指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双向的，既有理论工作者不关心教育实践的原因，也有实践工作者轻视理论的原因。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对于教育理论投入过高的期望，而教育理论往往又不能指导教育实践的进行，又受到社会的各方面的制约。

(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媒介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差异这个观点已有定论，关于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差异问题，这也是诸多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吴康宁在《对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思考》中专门提及了理论沟通实践的途径，他提出教育活动模式可担当这一功能。他认为教育活动模式包括三个部分:对特定教育活动模型的呈现，对解释该模型的运行规律的阐述以及对具体的操作程序的说明。这也是理论描绘了一个理想世界，把复杂的现实精简了，形成了逻辑上的统一，而实践则是要面对一个无限复杂的世界，没有了逻辑上的统一。但是现实又要把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起来，可是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差异，人类的知行统一又要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二者该如何的相互转换?技术就是这两者的媒介，将二者相结合起来。

二、作为媒介的技术

(一)技术的特点

技术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媒介，有它的特点创造性、自身性和合目的性。而教育技术也具备这些特点。技术的创造性指，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在相互转换的过程中，教育理念的运用和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的超越。在以往的教育中人们秉承“理论高于实践”的宗旨，把教育实践向教育理论看齐，信封教条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实践不适应理论，归结于理论的错误。而技术的创造性则是把两者的不相适应，相互的联系在一起。这也说明无论理论与实践多么不适合，通过创造性的理论的运用，让理论与实践相融合，而它的运用也是因地制宜的。技术的自身性指要自身参与进去，它包括了两个因素:工具手段和自身技巧。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为了能更适应多的情景，会把不利于理论的情景因素剔除，而人参与进情景中能把理论忽视掉的部分补充进来，从而使理论在不同场景发挥作用。而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则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复杂的现实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毕竟实践本身不是理论。技术的合目的性指人类在活动与生俱来的东西。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是判断力的一个先验原则，所以合目的性在康德哲学中非常重要。合目的性不是自然的，它人们在寻求多样统一所附加上去的，通过多样的工具手段，最终采取何种工具，取决于工具使用者解决何种问题，这就是合目的性的作用。

(二)作为教育媒介的特点

教育技术对教育实践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这是实践转向理论的前提，也是教育理论创新的前提。教育实践中通过实践的考察和探寻，进行生层次的分析和探讨，然后为教育理论提供素材。通过自身的内在的思考，思想内部的沉淀，在工具使用中的观察、揣摩、关照与感悟。而实践也在这种批判中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是实践的创新。教育技术对教育理论是实用的，这是理论转换实践的前提。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理论它本身就是个工具，教育研究的时候为其提供一个研究的方向，构建起一个支撑的框架。理论不是终极性的，它是不断在调整的，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教育技术加深了对教育理论的更深的认识。而教育技术就是在使用理论的过程中加深对教育理论的了解，这也不是简单的教育学所能做到的。教育技术对工具是批判的，从根本上，实践对理论是反作用的。现在的信息技术分为通用和专用之分，实践对技术的筛选。信息技术一旦具有强制性，那么它会对实践的复杂性造成伤害。技术工具具有意向性，它的创造者和开发者的一向一旦不受控制，那么会造成实践的伤害。

(三)教育技术与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人们又要求它们统一，教育技术的出现连接了两者。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技术，不再是不被人们所注意，它与教育理论和实践所结合在一起。技术的发展使实践和理论不再是单一的一体，由教育技术进行对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研究，及其三者这间的相互作用。

三、结束语

教育理论和教育技术两者存在的矛盾无疑是教育研究中的一大问题，通过对教育技术和教育研究与教育理论者三者关系的探讨。进一步地了解到教育技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教育技术对两者的联系和互补，改变了教育实践与教育技术的内在的矛盾。使其实践与理论的内联系在能够一一相对应，而不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节。

参考文献:

［1］来凤琪．论教学设计和学习理论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关照［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5，(04):35－42．

［2］杨开城，张晓英，王斌．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教育理论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6，(01):9－16+93．

篇（10）

陶行知生活教育三大原理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何谓“生活教育”？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育又改造生活。何谓“社会即学校”？陶行知认为：“整个社会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的中心是“做”，无论是“学”还是“教”，都不能离开“做”这一核心。那么如何利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进行幼儿教育实践工作呢？

一、教育与生活结合，培养幼儿自主学习能力

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并不是环境对个体的简单塑造，儿童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规律的作用，即“学习是建构知识，而不是传递知识”。教育和环境要积极支持儿童的自主建构过程。现代教育观念提倡教育的开放性，那么，在幼儿教育工作中如何体现开放性这一教育观念呢？要让幼儿走出教室，置身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丰富的社会生活将成为幼儿自主学习、健康成长的一片肥田沃土。例如我们可以带幼儿到草地上放风筝；到花园里捕蝴蝶；到田野里观赏油菜花、捡麦穗……他们在丰富的自然环境中，自主探索、自由交流、自发开展各种游戏活动，可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很多。与此同时，要让孩子融入社会生活，发展幼儿的潜在自主学习能力。例如在活动“垃圾分类”中，孩子们在垃圾分类、讨论交流、制作标记等过程中，环保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每周的自然角记录中，小小记录员仔细观察自然角的植物，然后认真地把植物生长的过程记录下来，再到全班小朋友面前描述植物生长的过程，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周周五的周小结论坛，幼儿都会结合本周内在学校或家庭中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和现象开展的汇报与交流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国精神分析家艾里克森指出：“促进幼儿自主性和主动性的发展，是早期教育的基本任务。”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只有为幼儿创造良好的活动氛围，引导幼儿与教师、同伴、社会和自然积极互动，让幼儿在自主的区域活动和有趣的各种游戏中积极探索、充分体验、自由表达，才能有效激发幼儿的学习欲望和内在动机，增强自主性，从而让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二、教育与生活结合，在游戏中培养幼儿的创造力

生活教育理论有助于培养创新人才。陶行知曾在《创造宣言》中提出“创造的儿童教育”和“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几乎所有幼儿在游戏中都能找到无穷的乐趣，并乐此不疲。只要我们善于利用游戏，便能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过程中锻炼与发展创造力。游戏应始终贯穿于幼儿一日活动当中，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天天是创造之时，处处是创造之地，人人是创造之人。”如何利用游戏对幼儿进行创造力的培养呢？

1.充分利用结构游戏培养幼儿的创新意识。首先，教师应努力营造宽松、自由的游戏氛围，为幼儿提供开放的游戏时间、空间、材料等，让幼儿有充分选择的机会进行无拘无束的游戏，幼儿能依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游戏主题、内容、材料、方法、合作伙伴等。幼儿成为游戏的主人，激发游戏的愿望和兴趣，有利于在玩的过程中手脑并用，积极思考，增加感性经验，促进游戏发展，诱发创新意识。

2.选择合理的表演。表演游戏是幼儿以文学作品的内容为基础，对其情节中的角色、道具等进行自主选择的游戏形式。我园以适合幼儿年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灵活性、有鲜明语言特点的各类绘本为表演蓝本，让小朋友进行创造性的表演活动。

3.有效运用角色游戏促进幼儿的发展。角色游戏是幼儿创造性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游戏。它是建立在幼儿知识经验基础上，以周围的生活为游戏内容的。充分利用幼儿园的游戏室和游戏长廊，为角色游戏提供良好的物质和心理条件。在角色游戏中，根据游戏的不同内容培养幼儿的创造力。老师在角色游戏中要进行适当渗透。

三、教育与生活结合，培养幼儿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意识

教育来源于生活。陶行知先生认为：“以前的学校完全是一只鸟笼，改良的学校是放大的鸟笼，要把孩子从鸟笼中解放出来。”幼儿教育要以幼儿发展为本，为幼儿的学习和成长提供更多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如：在一次秋游活动中，我们让孩子们在秋游活动中收集了各种树叶，利用收集的资源，进行了有趣的树叶拼贴活动，并讨论秋天的特征。我们还在春、秋游中对幼儿进行了环保知识的教育，不乱扔垃圾，学会废物利用，把用完的饮料瓶收集起来制作体育器械，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低碳生活，节约资源。我们还开展了“关爱生命、消防演练”的社会实践活动，特邀消防官兵来园进行实战演习，让幼儿亲身体验，观看灭火的情景。通过参观各种消防器材，听消防官兵讲解各种器材装备的使用和操作。孩子能从安全教育实践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消防知识互动中，强化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获得自我体验的真实感受。真正的学习应该是一种体验，体验越深刻，悟得越透彻，最终将体验内化为素质。在生活教育中，我们要让孩子通过亲身经历，学习做事、思考的基本道理，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是一份宝贵的教育财富。他曾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的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可见生活教育是多么重要。我们应该“以陶为师”，认真学习和借鉴“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锐意教育改革，不断探索创新。

参考文献：

[1]陶行知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