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性质和归属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我们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应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科学。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较大,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沿革地理一直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主要是探讨历史上州县兴废和疆域变迁,进而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辅助,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空间的定位。故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在全国高校历史系的教学中,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一些学校是作为专业必修的基础课,一些作为专业选修课。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环境,是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相同的,而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而阐明当前的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为当代地理学服务。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一种说法是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学,而研究时间、资料和方法又多是历史学的,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新学科。历史上便有所谓“史地不分家”之说,一不了解历史地理学的人,往往还认为是中学的历课与地理课的简单重合。

    当然,随着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些学者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的科学。其实早在20 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有人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公开认为历史地理学应将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提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学科。

    不管学科归属怎样,中国历史地理学目前在历史教学中受到的关注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这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的重要。     

    现代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这门学科的核心。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主要是尽全时空和人地互动,这应成为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最终应树立的理念。要达到这个境界,则首先要对一些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和认识,这是我们历史专业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二、掌握中国历史地理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各方面要求掌握和理解的内容和重点并不完全一样。

    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背景,是承载历史人文地理各种景观的舞台。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了解历史自然地理知识,是了解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关系的关键,也是进一步学习历史人文地理的基础。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历史气候的变化影响着水文、植被、土壤、海岸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故历史气候变化的学习应是历史自然地理学习中最重要的内容。从学习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需要了解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对这种周期性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认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则还需了解这些周期性变化的主要特征、产生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考古学、物候学、文献学、现代观测资料来复原过去气候的方法。植物生长特性和周期、年轮判读法、动物的生长特性、海平面的升降、雪线的升降、冰川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对学习历史气候地理用处十分大。如果从更高的要求出发,学习怎样复原过去的森林覆盖率、河流径流量、土壤肥力变化、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人文地理是我们学习历史地理的主要内容,我们如果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来看,学习历史地理学的这部分内容就是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服务的。 

    历史政区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最传统的部分,学习者应完全掌握实行郡县制以来这两千多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变化规律,并初步了解这种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则应从行政区划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现实行政区划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像秦汉时期的郡县制、监察州、道、都护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郡县、土断、双头州郡,唐宋时期的道路制、都督府、羁縻州、市镇、军、监、头下军州和元代以来的行省、道、市等有特别意义的行政区划变化都应是重点了解的。 

    中国历史疆域地理主要是分析近五千年来,在东亚地区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疆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疆域史不应仅是几个中原核心王朝的疆域变迁史,而应是活动在这个时空内的所有民族和政权的疆域变迁史。历史疆域地理的学习重点应是近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史,西北和东北疆土的丧失、外蒙古的丧失、南海诸岛的争端、中印和中越边界的变化等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内容。 

    历史经济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习中内容最多的部分,广义的历史经济地理应包括经济区域的演变、农牧分布线的推移、农业植物的嬗变、手工业分布、交通通道的变迁、城镇的分布、人口的分布变迁等内容。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左右着整个经济的水平,故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区域地位的升降应是历史经济地理学习的重点,其中唐宋之际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的过程及其原因,应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在学习这个问题时,要充分利用历史地理从人地关系思考问题的优点,除充分考虑社会的因素外,更要十分重视自然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变化的因素。同时,从技术层面分析,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角度,如汉、宋、明清三次农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历史交通地理在古代承载着主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交通通道也应成为学习的重点。如历史上的直道、驰道、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隋唐和元明清的大运河,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与交通有关的是城市的分布变迁,城市分布变迁与经济区域重心的发展变化关系十分大,故历代重要的都城位置变化和重要的经济都市分布变化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史人口地理在传统社会里也可以包括在历史经济地理中,因在传统社会里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由于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单独分出来学习和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与人口史的学习方法和侧重有所不同,相比而言,历史人口地理的学习更应看重历史人口的地理密度变化。在历史人口地理学习中,人口流动产生的移民现象也是一个学习的重点。与移民史不同的是,移民地理的研究更重视人口移动造成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空间变动及其原因和影响,特别是造成资源与产业配置的变化,尤为重要。一些重要的历史移民事件,如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唐末波动、靖康之乱等事件造成的北方民族南迁,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走台湾,都是应重点掌握的典型,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事件。

    历史文化地理的学习应重点掌握历史人才和学校书院分布的变迁,这是与中国经济文化分布的东移南迁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于文化地理的其他部分由于目前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于它的学习还需更多地本着从探索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  

    三、熟悉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着作

    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阅读一些中国历史地理书籍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 1981年出版了一本 《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本入门书籍。1985 年以来,先后出版了 11 部中国历史地理的通论性专着和教材,即王育民的 《中国历史地理》、马正林的 《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的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韩宾娜等的 《中国历史地理》、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李恩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耿占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年,我编着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和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教材也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专着和教材都是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读物。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学习,自然地理方面可参阅中国科学院编着的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人文地理方面可参阅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一书。历史地理的学习中阅览历史地图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可以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书共 %册,主要是历代政区和疆域图。如果在学习的同时有探索的兴趣,可以先了解研究现状,可参考杜喻等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论着索引》和华林甫编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两书,并可阅览《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个专业刊物。在此基础上,再阅读有关历史地理的重要历史文献。        

篇（2）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发展；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05－09

吴松弟(1954－)，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经济史和人口史。(上海　200433)

如果以1934年春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发起，以燕京、北大、辅仁等三所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为基本力量，成立禹贡学会筹务处、出版《禹贡》半月刊，作为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开始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话，则1979年6月在西安召开首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筹办历史地理刊物，无疑是历史地理学进入大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自2011年开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三个最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已迎来或即将迎来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者和三大中心的创始人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百年诞辰，浙江大学也举行了庆贺陈桥驿先生90华诞的活动。许多历史地理学者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继承前辈学者的光荣传统，开创历史地理新的发展局面?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展望未来，就这一学科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前进的必由之路

1962年，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必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对侯仁之先生的看法均表示赞同。谭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同时他又多次强调历史地理研究时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史先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此后，多数学者都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应该采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加以研究。

篇（3）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6-00-01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发展变化及其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学科。历史地理学的成长与两个母体学科――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都很重要。很多高校在地理专业和历史专业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程。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需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一、课程名称的释义：历史地理并不是历史加地理

现在一些介绍中国国情或者助力旅游的书籍常常有一册叫做“中国历史地理” 。仔细阅读却发现该书介绍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累加。这让人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就是历史加地理。许多大学生也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历史地理就是中学的历史和地理的叠加。把这个问题讲解清楚的关键在于还原历史地理学的英文名称，并在历史和地理之间加上一个“的”字，进而以此引出学术界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大讨论。

二、教学内容的侧重：“历史的空间和空间的历史”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本门课程的学习既需要学生有一定的地理学素养，同时也需要他们经过一定的历史学专业训练。

历史专业面向文科高考生招生，历史系的学生几乎都是参加过文科综合考试的，而中学地理是文科综合考察的重要课程。他们有一定的中学地理基础，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学习比较有利。但是由于对于自然地理知识的缺乏，使得他们在学习历史自然地理这部分内容时面临知识的漏洞。一些学生反映他们在学习诸如“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等章节时觉得比较吃力。所以，笔者建议历史专业的学生在课下大量补充中国地理方面的知识。有些学校的地理专业只招收理科考生，而大多数学校的地理专业采取文理兼招的方式。对于理科出身的学生来讲，学习中国历史地理的首要难题就是中国历史知识的缺乏。很多学生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很不清晰，甚至有学生提出“西汉和东汉，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笔者建议地理专业的学生加强历史学方法的训练，提高自己的历史人文素养。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习，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基础知识的重要性：“（青年学生）要学历史地理学先得打好历史和地理两方面的基础。学中国历史地理，当然得先有一定的中国史知识，一定的中国地理知识，主要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基础知识。这些方面的书我想读一些大学教材就行。”当年的青年学生，一部分已经成长为今天的著名学者，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历史和地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三、教学体系的精简：存要去闲，抓大放小。

“正像所有的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它们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因此地理和历史就成为了解世界的核心。”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进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视历史的国家，有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保存历史，以史为鉴” 很早就成为统治者和史学家的共识。中国特殊的国情为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历史地理学成为中国传统学科里最具本土性的学科之一”。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使研究者感到应接不暇，虽然质量良莠不齐，却还是从一个角度显示了当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勃勃生机。不过，对于教学工作来说，学生的学习负担却与日俱增。如何在有限的课时之内，对中国历史地理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增删，就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本着一个原则：抓大放小，去闲存要。

历史地理学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环境是人文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背景，是承载历史人文地理各种景观的舞台”。在现阶段的历史地理课程体系中，历史人文地理的知识是历史地理学的主干。所以在中国历史地理教学中，要偏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知识的讲授。在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这部分内容中，可以重点讲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这部分内容中，可以重点讲授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沿革。对于学术界还没有定论或不成熟的知识可以略讲。

四、教学手段的更新：从黑板加粉笔到多媒体辅助教学

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广泛推广，教师的课堂教学手段更加多样化。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黑板加粉笔”的教学方式。对于某些抽象性很高的学科来讲，传统的教学方式基本可以满足相应的教学要求，比如代数学。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来讲，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比如，地图是地理学的特殊语言，历史地图是学习历史地理的重要材料。多媒体可以从多个角度展现历史地图的动态过程，展现中国历史地理的不同断面以及它们之间前后相承的历史。此外，通过播放历史地理相关专题的视频和音频，可以增强学生对历史地理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住李政道所言，教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

五、第二课堂的开设：窗外的世界更精彩

地理学在书本上的字里行间，地理却在书房的窗户之外。“地理科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不是实验室里的学问，它是大自然和社会实践中的学问。”所以地理学的学习和研究，不仅需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我国古代地理学家就有行万里路的风气。北朝的郦道元在亲自考察河流水道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资料和当时的文书档案，为《水经》做注，这就是著名的《水经注》。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一生走遍当时明代所管辖的大多数省份，留下了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历史地理的学习也需要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比如一些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民间传说就需要通过实地踏勘的方法来了解，进而有助于开展相关的历史地理的学习和研究。民间许多家族不断续修的家谱对于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非常重要，而绝大多数的家谱、族谱资料只能通过深入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在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建立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到野外考察，对于书本知识的理解是非常关键的。

总之，中国历史地理是一门文理兼容、博大精深的课程，对于培养新世纪的高素质大学生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历史系和地理系的专业课程，中国历史地理需要得到更多师生的关注。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需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的实际，做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谭其骧：《谭其骧对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初学者的意见》，转载自1983年第4期《文史知识） 。

篇（4）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和变迁，包括自古至今我国野生动物分布地区的变化，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及其深层原因探究。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动物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挖掘其变迁规律和变迁原因，对于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珍稀动物的保护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1］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契机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所提及。只不过在这样一本反映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总体水平的成果汇总的书里，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可见，在文焕然、何业恒等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分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查索竟日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往往有之。这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难点，不过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资料分散尤甚。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极高，这是由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与地理学和历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复原事物、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对应地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没有时间的历史地理空间研究是没意义的，对于历史地理的时间研究来说亦然。这就要求对资料要无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确度数的结论。对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来说，资料的极度分散无疑让高要求的资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难度可见一斑，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分支领域。

再有，在极为分散的史料中，有关动物的记载异常混乱。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而旧方志的动物记载不列学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对此，陈桥驿先生描述得特别精辟：“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2］动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觐县通志》开始的。而80年代初，当时新编的方志仍大都沿用旧方志的套路，关于动物的记载不列学名。此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编方志已经在动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动物记载还是相当混乱的。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编写都是有专人专门负责，新地方志的编写也不例外，且编写水平和资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等情况下，方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犹有过之了。这就导致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难度极高，要进行研究必须破译出各种古动物在当时中国古籍上的名称，今天是国际上通用名称的何种动物种属。研究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成了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弃之可惜，尝之不能。

当然，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也不够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领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没真正启动，不是显学的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难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契机

80年代初至今，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开拓发展的高峰期，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也随之受到重视，发展势头良好。首先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对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视非往日可比，环保支持者的奔走呼号也让动物保护走进每个人的潜意识，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日益兴旺起来。再有大型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写的开展，令到地图集中对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来了人力、资金异常充沛的一个发展契机，历史动物地理学也不例外。况且在该地图集中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紧密结合当今发展势头迅猛的环境变迁研究，其现实意义使得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全面铺开，其前期的一些较薄弱的分支领域，特别是历史动物地理学被摆到了研究前沿，成为虽“老”也“新”的研究热门。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迎来了黄金时期，成果颇丰，探讨的问题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知难而上，文献整理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冲破历史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度“瓶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历史动物地理学跻身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备受关注。他们的动物地理区域探讨方面，偏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中南部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区域变化情况；探讨时限方面，研究时间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与地质时期古生物变迁相衔接；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深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结合了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为活动的影响。［3］

对历史时期动物的类属进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兽类、珍稀鸟类、珍稀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代表人物是何业恒，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

珍稀兽类方面，研究的动物集中在虎、象、熊、熊猫、野生犀牛等。对于虎的研究又侧重于华南虎，成果有蓝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和何业恒的《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对于历史时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带，有曾昭璇的《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何业恒的《黄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关研究，何业恒的成果较多，有《历史时期湖南有棕熊吗？》和《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大熊猫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主要的成果有何业恒的《大熊猫的兴衰》、《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和文焕然等著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历史时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较为透彻，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文焕然、何业恒著的《中国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刘洪杰的《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蓝勇的《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兽类的历史时期分布变迁研究成果也颇丰，有周跃三、何业恒的《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等。

历史时期鳄鱼的分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鳄和扬子鳄上。马来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较而言，扬子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更为透彻一些，成果较丰，有文焕然等著的《试论扬子鳄的地理变迁》、裴修碧的《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何业恒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扬子鳄盛衰与环境变迁》。另外，何业恒等著的《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地理分布的变迁》是中华鲟历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展望

对于动物而言，其与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链中两者也是相邻的链节，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动物是生长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环境中的，气候和水文地貌与其是时刻在互动的，动物的状况更是气候、水文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规律是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在漫长的生态演变过程中，自然界始终坚持并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的研究不会是孤独的，更不应该是独立的。它的发展有赖于历史时期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发展是应该站立在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历史时期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统治性，才有说服力，才中肯。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来说，它是众多自然要素历史时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鉴其他先行分支领域的成果，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期动物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分析探讨才有更广泛的理论支持，才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才有生物系统、生物环境“大一统”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可采取两个措施，第一，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对象之时间下限下延至当今，使之与现代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之内容在时间上更紧密地相衔接；第二，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由仅复原过去历史时期之环境变迁，延伸到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并提出防止环境恶化，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对策。［4］

参考文献：

［1］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4.

［2］陈桥驿.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M］.1994.7.

篇（5）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侯仁之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做出了贡献。

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北京城的起源

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

都是在大河的边上

侯仁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作为世界上著名历史古都杰出的研究者，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这座城市曾经遗留下来的生命印记。他的研究重现了北京昔日的历史文化，唤起了这座城市更加丰富的记忆。而这个寻找过程，则同他留学英国时听到的一个观点离奇的演讲密切相关。

60多年前，一位叫泰勒的美国地理学会会长充满自信地作了一个演讲。他说：“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条河，例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唯独北京没有。北京在城址的选择上，一定是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特别吉利而定的。”泰勒的演讲是为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做的，当时侯仁之正在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新颖的结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并没有说服侯仁之。因为在留学英国之前，他就对北京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着《勺园图录考》一书，作者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正是这本书，开始了侯仁之揭秘北京建都之谜的道路。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洪业正是他的老师。洪业早年留学美国，其时，燕京大学买下了昔日的勺园作为校址。勺园是明代著名的园林，洪业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后便开始研究勺园。在侯仁之刚入学不久，《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

侯仁之：勺园，现在还叫勺园，早在明朝就非常有名。有一个设计勺园的人，姓米， 叫米万钟，米万钟自己能书能画，画了一幅《勺园修图》。勺园设计好了，把朋友请来参观、 游览，画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不是还在人间呢？洪煨莲老师去找，居然通过琉璃厂的书店找到了这个画，藏在天津三百年，于是花钱买下来，今天还藏在北大。

在北大图书馆，这卷明代《勺园修图》成为镇馆之宝。洪业当年就是根据这幅图对勺园故址进行考证写成了《勺园图录考》。那时，刚刚入学的侯仁之对这本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有时间，他便拿着书到实地一一对照。渐渐地，这由好奇使然的考察，从学校扩展到了北京的西山，侯仁之多次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发现了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这是由于我老师写了关于校园来历的书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处一处都跑了，越跑范围越大，我发现水源是个太重要的问题。

那时的侯仁之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跑到清华去听地理课，而这一转变被老师洪业发现了。一天，侯仁之一大早就被老师叫到了他的家里，洪业那天对他说的话，改变了侯仁之的一生。

侯仁之：老师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哈佛大学是有名的大学，但没有地理系。我发现你现在的兴趣已经从历史转向地理了，虽然英国利物浦大学远不如哈佛大学有名，但是那儿有一位地理学的大师。

在洪业的举荐下，侯仁之来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现代地理学的训练。走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金水河是元朝专为皇家饮水修建的引水渠，对于这篇论文，洪业的评语是“此文佳甚”。此外侯仁之还搜集了很多有关北京的文献资料，那时他已经决定要研究北京了。

留学前，侯仁之学习的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理论――“沿革地理”。中国的沿革地理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探讨中国历代疆域以及地方政区的演变，长期处于历史学的附属地位。

但是用沿革地理解决北京城选址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著述的《水经注》中写到：“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意思是说，当初周武王把尧的后人分封在蓟，到北魏的时候，城内西北角还有蓟丘，蓟城就是因为蓟丘而得名的。这段文字记载了北京最早的城址始于蓟，但是它并没有解释选址的原因。

根据我国的古代地理文献记载，古华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泽。但是三千年来，这些湖泊很多已经消失了。为了能准确恢复当时的地理状况，侯仁之根据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土壤标本，绘制出了单凭文献资料无法完成的古代华北平原分布图，只可惜这幅图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了。

根据地图，侯仁之认为：几千年前的先民们为了绕开古华北平原上的沼泽、湖泊，只能够通过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进行南北来往，古永定河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渡河之后，他们可以通过三个方向分别进入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相反的，当北方少数民族要跟中原的汉民交往时，同样要经过这几条道路。这样，永定河渡口就成为了交通枢纽，为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岳升阳（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老得出的结论就是，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在大河的边上，都是在要津之地产生的。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城旁边的这条大河，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受季节性、季风性气候影响很大，季节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紧挨着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须离它有一定距离，在它旁边一个高地上存在。

为了避免永定河季节性的洪水，北京城选择在一个距离永定河不远的高地上建城，而这个高地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古代的平原城市多半占据高地，《水经注》还举例，鲁国的曲阜就是高丘，齐国的营丘也是高丘。蓟城正好处在古永定河冲击扇的背脊一侧，那里土壤肥沃，水源丰沛，交通便利，非常利于城市的繁衍。而古永定河从魏晋时生了大的改道，在美国地理学家的结论中自然被忽视了。

尹钧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经不像历史上的永定河这么大、水量这么多、这么重要，所以他也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这个关系。

经侯仁之研究证实，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并不是美国地理学家推论的“依傍大河而兴”的单一结论。在清末，北京修京张铁路时，通过北京白云观一带的高地，20世纪50年代，铁路两侧的高坡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片。根据这一研究发现，侯仁之推断，蓟城就在今天的白云观一带。只可惜，原来的高地后来被铲平破坏了。

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

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只是记载了北京城选址，并不能解释选址的原因。侯仁之之所以能解开北京城选址之谜，和他学习掌握了西方历史地理学是密不可分的。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文献只是提供了时间和具体地点，而这个地点它有什么意义没有一个文献讲，真正科学地理学的解释要经过我们重新的观察和考察才能够发现。

到英国之后，侯仁之首先学到了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导师达比只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他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却对侯仁之在观念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达比说：“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历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复原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把这些历史断面连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发展过程。”

尹钧科：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跟着达比学历史地理的时候，首先学到了西方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比如说，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一个城市的形成跟周围环境的关系。这跟过去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古代中国城市时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

1947年，当侯仁之第一次听到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时，立刻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了天津《益世报》上。历史地理学强调城市演变与人类活动、自然环境的关系，使用的材料是历史，但是研究方法是地理，这门全新的学问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与注重文献研究的沿革地理最本质的区别。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那时候有些人不大理解，说你侯先生研究北京、研究金水河，你上英国去留学干什么？其实不然，他要不到英国去这一趟的话，学术道路的起点不会这么高。他回来以后就知道应当怎么样把英国好的方法应用到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上。

尹钧科：侯先生研究北京城，他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他是根据北京地区的山川分布形势，以及由山川分布形势所决定的北京古代的交通道路格局，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北京城的历史。

唐晓峰：古人记载的时候是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头脑，我们现在看的还是这些事情，却是用现代人的头脑。现代人是什么头脑？现代地理学。这样就可以观察出古人没有想到、没有说到的事情。所以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里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眼光、思想和方法，重新看一遍中国大地是怎么回事。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开设了“历史地理学”，其他大学也逐渐以“历史地理”取代了“沿革地理”。

徐苹芳：侯先生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第一流的学者，他是不是就是因为研究北京城研究得好？其实这只是个结果，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他自己就按照这种方法选择了研究北京城，建立了历史地理这个学科。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去转，是侯仁之最大的乐趣。在偌大的北京城，侯仁之最钟爱的地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池。在他的心目中，这里是北京最早的生命印记。

北京最早始于蓟城，当时的莲花池是蓟城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水经注》记载“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盛所也”。这段描述说明莲花池昔日是风景胜地。公元1153年，金在蓟城的基础上扩建了新的都城――金中都。在城市扩建中，莲花池的下游河道被圈入城内，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到了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这不大的莲花池之水无法保障漕运，于是他决定放弃旧城，在它的东北郊重建新城。金中都被废弃后，莲花池逐渐荒废、淤塞，直至成了养鸭场，后来完全干涸，几乎成了垃圾填埋场。

20世纪8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给侯仁之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方案建议要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客站。

侯仁之：建西客站的时候，万里同志来电话告诉我说要盖西客站。他说莲花池没有人去，而且水也干了，没有搬迁问题，马上就可以动工。我一听就说，这绝对不行！

岳升阳：像莲花池这样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人们往往已经不知道它的历史寓意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侯先生才特别着急，希望能够把莲花池保存下来，保存给我们子孙后代。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非常令侯仁之牵挂。

元太祖忽必烈灭金之后，修建了新都城――元大都，此后明清两代都城也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今天，这绵延7.5公里的中轴线，成为北京城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中轴线又是依据什么而确定的呢？侯仁之在研究中发现，穿城而过的中轴线恰好切过积水潭的东岸，它的起点就是后门桥。

古代的后门桥曾是一派繁荣景象，当年忽必烈为开通漕运，命郭守敬从京西引水注入什刹海，这样，江南的运粮船就可以直抵城内，什刹海一时间“舳舻蔽水”，蔚为壮观，而这后门桥就是码头。此后由于历史原因，后门桥河道不断淤塞及至废弃，桥的石栏断裂，桥身下半部也被埋入淤泥。

侯仁之：桥空空，底下的泥啊，都淤了。不单这样，桥两边挂的都是遮丑的东西，大广告牌一直排下来，沿着两边看不见外头是个河道了，我当时就很生气。

在侯仁之看来，这漫长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迁，可以让一个废弃的遗迹有了生命。北京城是因水而不断变迁，没有后门桥就没有中轴线，没有莲花池就没有北京城。尽管它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水源和码头的作用，但是这些遗迹镌刻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废弃它们就是抹杀过去。

于是侯仁之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要恢复遗迹。不久，机会来了，侯仁之被邀请给北京市委领导讲北京城的历史。

岳升阳：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他当时大概想了两个月究竟怎么讲。因为讲课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如果泛泛讲北京城的历史，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够结合到现实，来讲北京城的历史，讲得要能够有用。

那段时间，侯仁之的腿摔坏了，但他去医院看病时还不忘讲课的事，随手把想法记在药盒的背面。为了让这堂课有的放矢，八十多岁的侯仁之亲自去了莲花池和后门桥进行现场考察，回来后才伏案开始撰写讲义。而在那时候，他已经患了白内障，一只眼睛好一些，另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

侯仁之：想来想去我提了个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他们觉得很奇怪，这叫什么东西啊？我真去讲了。

在讲座之后，当时北京市的有关领导马上召开了现场会，最终决定西客站向东挪移了100多米，而那片地方原来有200多户居民，仅拆迁费就花了十几个亿。如今，荷花盛开的水景公园为号称北京西大门的西客站带来无限风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里的小气候。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修复一新，河道得以恢复，元代水兽也重现岸边，站在桥上西望什刹海，这里又为忙碌的北京平添了一份闲适。

在侯仁之的建议下，后门桥改名万宁桥，取万事安宁之意。那年，侯仁之把自己90岁的生日选在万宁桥上度过。

我喜欢用“君子”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侯仁之出生在旧中国，在他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日本人制造了。那年秋天，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本打算学医的侯仁之，本着历史救社会的想法最终选择了历史专业。

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侯仁之读到了顾炎武的一段话，这番话让他泪流满面。

侯仁之：他说了几句话“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国家适逢多难，书生对国家毫无帮助，可耻啊！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这个思想对我很重要，我总想，得有点办法，虽然不是学军事，做学问也可以为祖国建设服务。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侯仁之治学的终身准则，他开创了历史地理学，将学问紧密结合到社会建设中，并用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的人。很多年来，北京大学每年给新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几十年，而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侯仁之的激情。

徐苹芳：那时候特别愿意听侯先生讲演，非常热情，奔放，有煽动性。

岳升阳：他讲课的时候声音底气非常之足，小的范围就用不着麦克风。常常有朋友或者是采访的人给他打电话，打完电话就跟我说，哎呀侯先生的身体真好，他的声音那么洪亮。

燕南园61号院是侯仁之位于北京大学的家，侯仁之把这里取名为步芳斋。步芳斋悬挂着各种版本的地图，拥挤的书房足以看出他工作的繁忙。

岳升阳：他一般是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想问题、写东西。有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六点多钟就打电话来了，幸亏我每天也起得还早一点儿，所以没有被从被窝里揪出来。但是只要早晨六点多钟一听有电话，我马上就想到是他。

侯仁之的身体好是因为他年轻时是一位运动健将。作为地理学家，侯仁之多次远赴西北沙漠考察，曾经徒步考察过北京的山川水系，这都得益于他年轻时的锻炼。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学校跑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了80多岁。

侯方兴（侯仁之之子）：我父亲年事已高后搞出来一个锻炼方法，就是扶着门框跺脚，因为他站着的时间不能长了，所以跺跺脚。王力老先生住在我们家对面，当时我家的凉台没有加顶，早晨两位老先生锻炼，我父亲在这边做广播体操什么的，然后跟他招招手，遥相呼应，是一种非常融洽的气氛。

侯仁之的家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他就跟家人特别交代，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律要热情接待。在北大，侯仁之是最没有架子的教授之一，学校里的很多工友、门卫都认识他。

侯仁之常跟大家说，自己的眼睛不好，如果见面时认不出来千万别介意。

郑孝燮（著名古建筑文物保护专家）：这么一个大学者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很谦虚，有君子风度，我喜欢用“君子”两个字来形容他。他善良、诚恳，见谁都是很亲，他跟他学生也是很亲，不是那种让人不敢接近的人，谦虚平易，越是学问高的人这种修养越高。

在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内，由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编写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北京历史地图集》是全国第一部省市地图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在内容上包括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历史、文化等，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地图集，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有着重大参考价值。

篇（6）

图集的成功之处，无疑是编制者深厚的专业积淀与积极的学术创新的结合。但客观且系统地评价一部历史地图集，须对图集的编绘者、资料来源、内容选取、编制体例、编绘方法、优缺点及在地图学上的影响与地位等要素进行全面的考量与梳理，一则让我们知悉图集编绘的“前世”与“今生”，以致感受一部杰出的历史图集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二则让我们明晰图集编纂的客观性、科学性、创新性，以便凸显图集在历史地理研究、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上的学术价值。

作为图集的主编者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学，以及地图学、古都学、区域历史地理方面所取得的卓然成就是图集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史先生一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学科架构、研究方法诸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并且在图集问世之前，已有许多堪称为经典性的研究成果。诸如《河山集》1—5集（1963—1991年）、《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在地图学研究方面，史先生对历史地图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中，已附有历代疆域图27幅，与文字珠联璧合，交相辉映。而后先生对地图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在《河山集》、《中国的运河》等论著及相关论文中，约有500多幅历史地图，内容涉及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诸多方面。先生一贯强调，研治历史地理，尤其区域地理，地图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研究者形象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以致把在地图上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当做检验它的一项基本标准。

同时先生认为，实地考察对于地图编绘具有重要意义。先生以身作则，跋山涉水，足迹遍布黄土高原，大河上下。仅西安地区而言，秦岭山上，渭水之畔，西安城南山麓、原隰、村落，皆有先生考察的身影。正是在这种地图学研究与编绘思想的指引与践行之下，先生在历史地图编绘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绘制的许多地图在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上都具有超越前人之处，也为图集高质量的编绘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图集内容丰富，编纂历时短暂，为保证其顺利的完成，离不开以史先生为核心的图集编绘团队的共同努力和过硬的专业素养做保障。在这项浩繁艰巨而又严谨精细的工作之中，有来自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历史地理工作者，也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考古学者，更难得可贵的是，曾在西安主持或参加发掘石器时代和周秦汉唐的遗址的考古学家石兴邦、袁仲一、张在明、任式楠、马得志、安家瑶、刘庆柱、李毓芳诸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或建言献策，或提供资料，或亲笔制图，他们分工合作，按期完成了图集编绘的草稿。而又在图集即将刊行之前，由陈桥驿、邹逸麟、石兴邦、袁仲一、李之勤、周伟洲等著名学者对其所有图幅进行评审，并提出了修订意见，使图集臻于完善。

如果说具备良好专业训练的编绘者，是图集编绘获得成功的基础条件，那么图集的编制体例、资料来源、内容选取等方面则成为图集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图集汲已有历史图集之长，补其不足，而超越前有图集的又一次飞跃。

在图集问世之前，已有谭编的全国历史地理总图《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侯编的城市历史地图《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其具有首创的编制体例为图集的编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借鉴。谭编之图，以政治地理见长，并以朝代更迭、建置兴废、政区沿革为编绘的基本纲目，重点着眼于历代的政治区划。这种体例的编排风格，在图集中都有所体现，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超越。而侯编之图，以反映北京地区政区沿革和北京城的发展历史为主，首创了我国城市历史地理和区域历史地理地图集编制。这种以古都为题材，以政区沿革为主轴，突出城市发展变迁的编绘思想，对图集的编纂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西安作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著名的都城，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有关都城地理状况的各种历史文献，则成为图集编纂的基本史料来源，诸如《三辅黄图》、韦述的《两京新记》、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吕大防的《长安图》、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杨守敬的《汉长安城图》等，大多都在用文字记述西安地理状况的同时，附有一定数量的图志，稽图观史，图文结合，更易于阅读。随着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西安地区的重大考古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丰富的考古资料也成为图集资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之以史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工作者，善于结合文献资料，并以实地考察为主，以此获取第一手的地理信息。诸如图集中的《唐长安城南胜迹图》，就是在实地考察和文献考释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可见，图集的资料来源是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实地考察以及今人相关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一次高度结合，使图集的内容更具有继承性、客观性和丰富性。

该图集是一部区域历史地图集，也是一部古都历史地图集，表现范围以今西安市辖境为主，重点反映了自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在此生息繁衍以来，历经周秦汉唐时代的繁荣昌盛，到明清时期的西北重镇，该区域内的自然环境演变、政区沿革与城市变迁等。图集共有各种不同比例尺的地图89幅，且用不同的颜色把地图分为16个图组。在图集内容选取上，以表现历史时期西安历史人文地理的72幅地图为主体，辅以4幅历史自然环境地图、5幅民国时代地图和8幅西安现代地图，共同构成了一幅展现西安历史发展的恢宏画卷。

图集设计周详，内容精湛，但又主次分明，突出重点。图集在继承了谭编和侯编两部图集以政治地理为纲的基础之上，重点突出西安在周秦汉唐最辉煌时代的地理信息，展示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诸如汉代图组有11幅，唐代组图有18幅，使得两朝图幅所占图集的份额较大，集中表现于这一建都时间较长的典型时段，围绕都城时期的城址、形制和布局演变这条主线，再现盛世，汉唐雄风。同时对各朝的宫阙、陵寝、园林、府宅、民居、寺院、道观等城市建筑和地理景观的分布格局也作了充分的展示，用这种形象的地图语言来反映历史时期西安城市的基本功能和形态，更能体现西安作为时代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图集承前启后，大胆创新，但又科学严谨，特色鲜明。该图集在补前两部图集的不足之处，首创了4幅自然环境地图，填补了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地图集中的空白，实现了将关中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的有效结合，把自然环境的演变置身于人文的城市环境变迁中去考察，二者互为影响，浑然一体。诸如《西安市新石器时期自然环境图》展现了西安远古时代自然环境的原始面貌。《西安市西周时期自然环境图》、《西安市西汉时期自然环境图》和《西安市唐时期自然环境图》三幅地图分别显示了西安地区自然环境被人类早期的开发和利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环境，促使其迅速发生变迁的历史现象。同时，图集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大胆地运用大比例尺编绘地图，即绘制一种大比例尺的小区域地图。在图集中运用大比例尺绘制的地图多达27幅，诸如《姜寨遗址图》、《半坡遗址图》、《唐大明宫图》、《唐九成宫图》、《唐兴庆宫图》、《唐骊山华清宫图》等。这种运用大比例尺来反映小区域的地理信息，不论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从编绘技术的角度来看，都需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素养。以此可见图集的学术价值和编绘水平之高。

图集在编绘方法上所体现的地图学思想，又成为其获得成功的一大亮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源远流长，在几千年厚重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图风格。无论是政治文化意象中的舆图，还是介于度量与文字之间的地图，大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所理解的舆图世界，是一个包括科技史、艺术、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等方面知识在内的统一体。一幅中国传统的舆图，或者是对地理事物度量的真实描述，或者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或者是表示编绘者个人感情状态的形式，甚至是宗教隐喻中提供与神灵接触的平台。正是在这种士大夫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地图编绘一直在坚守着自己固有的传统和特色，即使是在19世纪西方绘图技术的冲击之下，也能保持计里画方和经纬线网格的混合使用，而该图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传统的地图绘制思想。

篇（7）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蚀着历史文化名城赖以生存的环境，使许多保护较好的名城遭受到冲击，甚至面临着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急需提高对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认识，并抓紧实施。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采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收集现状基础数据，缺乏对现状基础数据的快速准确分析，使得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无法在综合考虑相关数据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传统方法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术、新手段来解决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与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而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下笔者试图以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总结了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从而梳理了GIS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中的应运，并通过几个实例，说明经由GIS的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空间地理数据，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设计提供准确、动态的规划成果信息平台。

1 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 、鲜明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体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是某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科学 、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 的历史、科学、文化和 艺术价值。在当今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和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唯有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归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面临全球化竞争又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从实践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重局部，轻整体，重近期，轻长远，重物质环境，轻文化内涵，重技术手段，轻人文精神，重空间关系，轻社会网络，重经济利益，轻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许多名城“建设性破坏”和“城市灵魂的失落”。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时期城市建设面临 问题和矛盾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则 凸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 沦与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异、地域组合及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文化地理学强调从地域的观点探索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揭示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就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以作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

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中两个关系密切的分支学科。人文现象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也离不开其历史属性，两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诸如历史文化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随着当今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正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空间和时间分析方法凸显其欠缺，这对学科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历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将卫星图片、 地图、 文献资料、遗产及文化景观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历史文化地理数据库，进行信息的多元综合分析和应用，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成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其中，GIS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历史地图资料的数字化；( 2)空间历史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 3)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GIS 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 GIS 应用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 2) GIS应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另外，文化资源的管理也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物资源的管理、文化遗址的评价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采用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可增强系统对空间数据的处理与操作能力，系统功能更为完善，实用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关系到遗址保护与持续利用，采用GIS 技术，可对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岛和南京为例，介绍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3.1.1 概述：

青岛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近代欧亚文化的交汇区，青岛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亟需保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珍宝，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特点，使青岛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脉，又有中外多国不同文化交汇而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构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总体风貌特色。规划将滨海旅游区以及展示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各类建、构筑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保护区历史文化渊源，给老城区增添活力。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使之作为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依据我们建立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成果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3.1.2 数据转换：

衡量一种CAD数据到GIS空间数据库转换方法的性能，首先应考虑数据转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护建筑物在GIS空间数据库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储的数据， 在转换前，主要对CAD图形文件做的处理工作为：

（1）对于CAD图形分层不标准的图形文件，要先进行图层分类标准化，按照点、线、面及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进行分类，从而达到显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图层分别进行转换。

（2）对CAD未封闭成面的保护建筑物，通过ARCATALOG的拓扑校验来查找未满足要求的图形，通过人工干预校正图形，最终实现数据转换。

（3）数据的组织：

由CAD转换的GIS数据并不能实现用户对数据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实现了数据的显示目的，转换后的这些资料和信息具有空间定位特征，为空间信息，其拥有图形数据。

数据的完整性不仅包括图形数据，还包括与其相关联的属性数据，从而实现图形属性一体化，按照不同图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属性数据 。 以 ” 保护建筑物” 面层为例，其属性表如表1所示。

属性字段是进行统计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条件。属性字段还可以连接如照片和法定保护图则等多煤体数据，照片可以是一张也可是多张，为保证图则数据的相对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实现

GIS 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和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多图层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迅速地获取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图形等数据形式表示出来。

对查询结果的空间数据的属性进行多方位连接，在这些数据中，包含各种形式的数据，多种文件格式，多个数据来源，把这些数据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显示保护建筑的相关数据，比如说：现状照片、法定图则 、 文字说明等。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保护建筑物、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的面积。此系统的查询模块包括：供圈选查询、组合查询、定位查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术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历史街区的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不是要保护城市的全部，而是保护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等，其中，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划定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群等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南京为例，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划定历史街区保护界限的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使评价体系做到对历史资源的合理分类、科学分级，并使之通过分类标准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体系能够与保护规划相衔接。

3.2.1 评价原理及方法

评价原理及方法包括：（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时，应遵守指标因子的客观性、可测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灵敏度等基本原则。同时建立面状资源评价体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块中寻找风貌最好，价值最高的单元作为历史街区的候选对象。因此，面状资源评价体系是以确定保护价值为目标层的单目标评价体系，选择资源自身价值、完整性价值作为面状历史资源的评价准则如表2所示。（2）评价指标因子分级和权重值的确定。

3.2.2 多因子综合评价方法在南京老城划定历史街区中的应用

（1）指标因子的评价与分析：包括历史价值计算，如先计算出城市空间沉淀深厚度分布图，再计算出权力空间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将得到的等级指数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进行累加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历史价值综合评价的总分。格局价值计算、历史资源点富集度、形态完整性。

（2）南京老城历史街区划定的多因子综合评价

例如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价值综合评价值、格局价值、和景观价值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表1），将这三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自身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资源点富集度综合评价值和形态完整性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将这两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完整性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再根据两个准则层的数据计算结果，按层次分析法算得的权重，计算出老城内地块单元保护重要性。需严格保护的地块单元主要集中在民国公馆集中的颐和路、明故宫周边、总统府周边、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对老城内面状空间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可将综合价值高的空间单元划定为历史街区。

4 结论

在专业设计人员和 GIS 专业人员的配合协作下，GIS 空间数据应用于规划设计将存在着具大的应用空间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析、统计、管理、制图和可视化表示，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及专业人员的设计提供支持，促使规划设计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同时也将平面设计引向三维空间设计，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日益完善，对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阮仪三，蔡晓峰，杨华文．修复机理重塑风貌-南浔镇东大街“传统商业街区”风貌整治探析[J]．城市规划学刊，2005(04)：53-55.w

[2]刘涛，崔春龙.论古城的更新与保护[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3(04)

[3]胡明星，董卫. GIS技术在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中的应用研究[J]. 建筑学报，2004(12):63-65.

[4]张剑涛.城市形态学理论在历史风貌保护区规划中的应用[J].城市规划汇刊，2004(06)：58-65.

[5]赵勇，张捷，卢松，刘泽华．历史文化村镇评价指标体系的再研究-以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例[J]．建筑学报，2008(3)．64-69.

[6]郑炜．西安明城区城市肌理初探[D] ：[硕士论文]．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5.

[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 50357-2005.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8]阮仪三. 旧城新录. 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9]苏勤，林炳耀.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J].城市规划汇刊，2003(04):38-94.

[10]杨驰.GIS空间分析建模构想[J].测绘通报，2006(11).

[11]韩笋生，彭震.GIS在国外城市规划中的应用[J].国外城市规划，2001(01).

[12]胡明星，董卫.基于GIS的古村落保护管理信息系统[J].武汉大学学报，2003，36(3):53-56.

篇（8）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撰写的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地理著作，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必读参考书。顾祖禹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一生中大部分精力都倾注于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历时三十多年，完成此部历史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初稿作72卷，后定稿共130卷，280余万字。此书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为纵线，以明末国土疆域和行政区划为轮廓，叙述和考辨省、府、州、县的疆域、道里、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着力于经世致用，重点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及山川险要战守厉害。该书对历代州域形势、山川险要、战守事迹、河渠水利等皆能上下古今，详加论述。写法上，采用朱子纲目之法，自撰纲要，自为之注，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

《读史方舆纪要》既是研究历史地理必读之书，又是研究古代史重要资料，颇有学术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军事地理和沿革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其次，此书是研究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必读之书;第三，此书超出了沿革地理的发展水平，已经具有探索地理形势发展规律的某些特点，同已开始探索岩溶地貌规律的《徐霞客游记》一起成为推动我国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开拓性著作。第四，此书关于人地关系的辩证思想较为突出，重视形势地利，以为行军作战之资，同时不忽视“人”的作用，将其提到地利之前考虑[1]。很长一段时期，学界对此书多关注于对其记录之疆域政区演变、交通运输、农业经济等方面，对此书记录之地名源流的研究不够关注。因此，本文拟以“贵州”为例，对其中记录之地名源流加以解析。

地名都有其来历和含义，反映出一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认识及地理景观的表现形态。地名之命名多以方位、山川、地形、天文、气象、物产、地貌形态色彩等自然因素为命名基点，当然也有以人物、传说、人类主观愿望等人文因素为命名基点的。清楚认识地名来历和含义，对丰富地名文化研究有现实意义，能让更多的人清楚相关地域之地名沿革、文化内涵及地方特色。

地名渊源解释是地名学的重要内容，历来地理学著作都注重对地名渊源的解释，比如《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诸书都对地名渊源作出了解释。《读史方舆纪要・贵州》中对贵州地区地名渊源有较多的涉及，其内容涉及政区地名、山川地名、建筑地名以及历史遗迹地名等，因此，本文拟按书中记载地名渊源的性质，将其分为自然地理地名和人文地理地名两大类，但是因《读史方舆纪要・贵州》部分对地名渊源解释较多，不能穷尽其解释内容，所以在行文过程中，仅举例说明，目的在于管窥蠡测，引起对《读史方舆纪要》地名学成就的重视。

一、自然地理地名

（一）地形地貌地名

贵州地区地形复杂，多山地，河谷纵横。“因山为名”是地名命名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在自然界中，山是最具稳定性的自然实体。同时，在远古时代，人们经常利用山中资源，山与人自古便关系密切。因此，《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着很多地形地名，政区命名依据此类者也不少。如，贵山，“在府北二里，入蜀之道也，一名贵人峰，贵州之名以此。”[2]贵州之名即取贵山之“贵”，是以山为名的典型。再如，独山，“州南二十里，山尖圆高峻，无他山连属，因名。”[3]又如，思王废县，“《志》云：唐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扶欢县，属溱州，以县东有扶欢山而名。”[4]同样是以山名为政区名。除了以地物命名政区外，贵州境内很多山川都以其特征来进行命名。

（二）形象地名

丰富而多样的自然界，既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生活的自然资源，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空间。以形象命名的地名，在中国古代地名早已有之，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地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类地名最能体现出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多彩，展示了古人的智慧。《读史方舆纪要》中记录大量的形象地名，此类地名相比于其他地名数量最多，种类最为丰富。

一个地区的地貌特征取决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环境造就了这种地貌，因而当地人在对地物进行命名时会采取“以形命名”原则，这种命名方式较为普遍，其中以自然地理实体居多。首先以山水地名命名为例。此类形象地名主要以动物形象和器物形象为主。例如，照壁山，“在府东北里许，以岩石屹立而名。”此山位于贵阳军民府东北，成为府治“照壁”，因而得名。狮子山，“在府城西。土山戴石，状如狮子。”因其山形如同狮子状，故得名。三脚山，“在府北五十里。三峰耸立，形如鼎足。”[5]这是由人们看到的直观形象决定。自然界丰富多彩，生出了万千奇物，因此人们在进行地名命名时候会根据地方民俗或是自身主观意愿进行，《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此类地名的记载不少。石门山，“府东六十二里。绝顶二石对峙，人行其中，俨然如门。”揭榜山，“崖壁端直而竣削，因名”。

其次为建筑地名，主要包括亭、庙、寺、楼、关隘等。此类地名以动植物、自然实体地名为主。马场山，“司东北五十六里。与牧马场相连，因名。”[6]羊场关，以羊场河而名。飞练堡，“在废草塘司北十里，傍有飞练泉。”要而言之，通过形象命名地名，其目的是让抽象的建筑化为具体可想象的动物实体，使人听其名则如见其实物，这也是形象地名的优点。

（三）地理方位地名

地理方位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多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或是交通要道为其定居点，因为此类地方能让人衣食无忧，生活惬意。因而产生的地名多指示特殊地理位置，《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相当多地理方位地名。拱辰山，“县南百五十里，以山势北向而名。”地理方位对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至关重要，在地名命名过程中，以地物或地域所处的方位命名，通常采取相对方位命名方式，即以某一地物或地域为参照，按照被命名地物或地域与其所形成的相对方位进行命名。

二、人文地理地名

（一）因某一历史事件而得名

某地发生某一较为特殊典型并对当地产生一定影响的历史事件，于是人们以这一事件的整体或部分情节为背景，对那个地方进行命名，这样的情形在我国的历史地名中较为常见。此举例《读史方舆纪要・贵州》历史地名：例如，“亮寨蛮夷长官司，诸葛寨，亦在司西。《志》云：府北八十五里，有诸葛营，即此寨也。司因以名。”[7]欢喜岭，卫北二里。洪武中，蛮贼攻城，指挥顾成大破之于此。军民皆喜，因名。

（二）人物姓氏地名

我国自古就有“百家姓”，百家姓在小农自然经济时期发展起来，有的宗教色彩浓重，图腾、人物崇拜观念较为普遍，就中国人的民族心性而言，首领的权威要得到突出，如此，在地名命名过程中，使得人物姓氏较为常见。因为我国地域广大，人物姓氏地名分布很广，其中重点在人类居住地（村庄等），此外，还有山地名、政区名、地域名等。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中，例如，鲁郎山，“在府北八十里。元时鲁姓者读书于此，因名。”[8]东洞，“正德初王守仁谪居于此，改名阳明洞”等。

（三）美愿祥瑞及传说地名

人生于世常抱美好愿望，胸中所想，表现在地名命名上则是美愿祥瑞地名的出现。此类地名主要帝王将相为主。古时帝王希望江山永固，帝位传之万世，这是其普遍思想。同时普通人也希望生活如意，事业有成，这些都是社会的普遍心理，因此他们将此种美好愿望寄托于地名之上，就产生美愿祥瑞地名。至于神话传说，因为古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出现无法合理解释，因此才会产生神话传说。神话传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易因朝代变更、时代变化而消亡，而神话传说的内容常常是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并且神话传说体现了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资料，更为重要的是，神话传说的保留方式之一就是地名，可以这样说每一神话传说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祥瑞及传说的地名不在少数，此不能一一罗列，特举几个例子：洗马潭，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时洗马于此。神应泉，在府北百二十里，地名巴乡，击石则泉出，因名神应。阴阳山，司治旁。土人以云气占晴雨，因名。[9]龙溪，在府西五十里，相传土人击铜鼓于此而龙出，因以成溪。铜鼓山，在卫西南二十里。相传诸葛武侯南征，获铜鼓于此。[10]马跑泉，所北十里。相传关索领兵至此，马跑泉出，因名。[11]总之，此类传说、祥瑞地名不仅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地理文献中记载亦很常见。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已经有了明显发展，《读史方舆纪要》集沿革地理学之大成，是我国古代关于沿革地理的最为系统、完善的总结性著作。其内容丰富，考订详细，结构严密，胜于《元和郡县志》、《舆地纪胜》等总志，超过《大明一统志》。此书军事色彩浓重，对于军事形势叙述详备，其收集之史料及相关论述可以说是关于历代各地的军事地理论文;此书贯通古今，史地结合，结构严谨，其组织和研究方法可以算是治地理学的一种规范。尽管顾祖禹在著书时多以搜集史料为著述依据，没有像徐霞客那样去实地走访，但是其著述精详，错误较少，为后人留下了这部军事地理著作，其贡献不可谓不大。由于《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其关于中国历史地名源流研究的作用，关注的人较少，此书记载的诸多历史地名源流，目前学界还缺少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读史方舆纪要・贵州》卷记载的历史地名源流进行整理分析，意在引起学界关注《读史方舆纪要》的地名学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光华，马强主编：《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2][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卷一百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248页，以下所引版本同此.

[3][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79页.

[4][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二，第5302页.

[5][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48页.

[6][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78页.

[7][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96页.

[8][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48页.

[9][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62页.

篇（9）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和发展的学科。其所研究的空间范围大致与现代地理学一致，时间范围则与历史学重合，呈现出典型的交叉学科特点。历史地图作为专题地图的一种，一般是根据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编绘而成，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工具。在内容上，历史地图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人文地理要素，能够综合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自然地理环境状况及其相互联系，尤其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承载的自然、人文与社会信息，展示了这些信息在时间、空间范围内的分布与变动情况。

充分、合理的运用各种历史地图进行教学，能够将教学内容从比较抽象的文字信息，转化为相对具体的视觉信息， 并其将落实到实际的空间位置上。在传递文字材料难以反映的信息基础上，帮助学生形成明确的多维历史空间概念，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不仅能有效减轻记忆负担，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识图、用图能力，提升其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郑樵曾总结古人“置图于右，置书于左，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读书之法，梁启超曾经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诸筑屋而拔基础也。”众多的教学实践充分证明，在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中，历史地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对于历史地图在历史地理教学中的重要性，已有诸多论述，也取得了学界的共识；但从教学实践来看，目前对历史地图资料利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主要从资料的获取、解读与利用三个方面出发，论述历史地图在在历史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一、历史地图资料的获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历史地图资料的获取，是对其进行解读和利用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古代悠久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地图资料。历史地图资料从其制作者来看，可分为两类。

一是古人所绘的历史地图。传说中大禹治水时有“河伯献图”的故事，反映了地图资料的较早起源。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是战国时期的《兆域图》，西汉时期的甘肃放马滩地图，图上用墨线绘有山、川、崖、路，是现存世界最早的纸制地图，比古希腊托勒密《地理学》中的地图早近500年。公元三世纪西晋的裴秀创“制图六体”，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以一寸折成百里”，正确的阐明了地图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理论的创新。唐代的贾耽创造了“古墨今朱”地名标记方法，在历史地图上用黑色标示古代的地名，用红色标示现代的地名。北宋税安礼所撰《历代地理指掌图》上自帝喾，下至宋朝，有图44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清代杨守敬编纂的《历代舆地图》始于春秋，止于明代，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人所编制的历史地图。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陆续有学者利用现代地图技术和历史文献资料，来编纂中国的历史地图。最重要的成果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从1954年开始编制，1982年正式出版。该图集采用高精度的现代地图为底图，以19世纪40年代前的清朝版图为基本范围，历史时期的各个政权均编绘上图；总图和分幅图都确定标准年代，尽可能地反映同一个年代或时期的疆域和政区；内容包括：原始社会遗址和其他时期重要遗址的分布；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的疆域政区或活动范围、民族分布；秦以前见于记载的全部可考地名，秦以后全部县以上地名、一二级政区的界线；此外还有重要河流、湖泊、山岭、海岸线、岛屿等自然地理实体，以及长城、关津、堡寨、谷道、陵墓、庭帐等人文地理实体。在编纂过程中，集合了全国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测绘学等研究领域的百余名学者参加编绘。集中体现了中国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被视为建国以来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除了全国性的历史地图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历史地图集，如《广东历史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武汉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2000年），邹爱莲、霍启昌主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华文出版社，2000年），《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年），《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杭州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柳州历史地图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侯仁之、岳升阳《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等。

专题性质的地图集，主要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所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地图选1927-1949》（地图出版社，1981年），武月星主编《中国史地图集1931-1945》（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郭毅生主编《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王兴科《历史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骆承烈主编《孔子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编《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等。[2]

世界历史地图，国内目前主要有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是反映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政区疆域为主的综合性参考地图集，内容涵盖了从人类文明起源至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国外较著名的有《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集》等。

二、历史地图资料的解读

在对历史地图资料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之后，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解读。历史地图大多是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绘制而成的，在绘制的理论、方法上与现代地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所承载的地理要素与信息及其表示方式也有不同之处。在运用历史地图资料之前，需要充分了解历史地图产生的语言、时空背景、绘制方法等信息，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的解读其所承载的。由于大部分学生缺乏对古代地图知识的了解，对于古地图上的古文字、图例信息也难以解读，也需要从解读古文、古今对比等方面予以加强。余定国认为，“为了了解古地图，我们应该根据古代统治阶级的信仰和价值观去进行研究，而不要根据现代地图学的概念去滥用这些古地图”。

首先是地图的方位的确定，现代地图遵循的方位规律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但历史地图的方位呈现多元化特征。在识读方向上，存在着“上北下南”、“上南下北”、“上东下西”、“上西下东”、“旋转式”等五种表达方式。这与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方位的价值观念变化有关，也与使用的便利程度有关。清学者俞正燮曾指出，“凡舆地悬图宜以北为上，几案展阅之图宜以南为上”，反映的正是这种变化。从总体上来看，早期的地图以南为上的情形较多。目前发现的宋代以前的几幅早期地图，方位多是以南为上。自经纬度制图法得到运用以后，地图的方位开始以“上北下南”居多。清代康熙年间，用经纬度法完成了一部全国实测地图集《皇舆全览图》，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为中央经线，纬线与中央经线垂直，以北为正方位。清末编纂《大清会典舆图》时，明确将地图的方位规定“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写入其章程，并一直影响至今。[3]

其次是图例与比例尺，中国古代的地图，在绘制方法上，主要分为形象画法地图和画方地图两种，其中的形象画法地图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其中的图例，与今天的地图图例存在较大差别，如河流图例有单曲线表示法、双曲线表示法（其中又分为有无水波纹两种）、虚线表示法等，桥梁图例有写景、写意、文字描述三种方式。这些图例表示方法，虽然较为形象直观，但没有严格的使用标准，也呈现出“图画不分”的效果。

在比例尺上，由于比较缺乏实际测量，虽然采取了“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但一般的来说，多数地图的比例尺较小，精确度也较低，如宋代的《禹迹图》比例尺约为1：500万，马王堆汉墓《地形图》中心部分的比例约为1：18万。此外由于没有考虑地球曲面在平面地图上的投影与变形因素，也缺少等高线来表示地形差异，使得这些地图的精确度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只能称之为示意图。

此外还应当重视古今地名的变化。地名是确定时间、空间的重要指标，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许多地名如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名称，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在观察历史地图的时候，必须弄清古今地名的变化情况。历史地图有“古墨今朱”的传统，体现了对地名变化的重视。因此，要对历史地图进行全面、正确的解读时，需要综合地图所产生的时代、空间、人物等诸多因素，结合大事年表、专题年表、阶段年表、综合年表等，将各种历史、地理现象间的纵向的时间关系与横向的空间关系相关联系，理清其变化脉络。

三、历史地图资料的运用

对历史地图进行研究时，可以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等方法，将构图与文字表述、地图与表格相结合和古今组图对比等手段，实现对历史地图资料的合理利用。事实证明，历史地图资料的运用不仅具有学术理论价值，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应用价值。

如北京的城市中轴线。北京古城是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其城市总体布局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形成了自永定门到钟楼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之一。轴线上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天桥-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三大殿-神武门-地安门-鼓楼和钟楼。其两侧有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指出：“北京的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4]

解放后北京的城市发展，采取以老城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为迎接1990年亚运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先后建设的北辰路、亚运村、奥体中心等，成为北京中轴线向北的延伸，“水立方”、“ 鸟巢”等著名建筑，也都处在这条中轴线上。透过对北京城市结构及其中轴线相关地图的解读，能够对北京的城市历史与发展历史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也能对北京今后的城市空间格局与发展方向了然于胸。

又如长城。在自然地理上，长城的走向与400毫米降水线基本重合，这个现象具有深刻的意义。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两大生产方式的分界线，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先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善于骑射，属游牧文明。长城以南地区则是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文明地区，这种地域分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使双方存在着天然矛盾。作为人为分界线的长城应运而生，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纵观历史，长城并没有分割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历程，两大文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5]

显然，历史地图资料的合理利用，能够发挥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随着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在历史地图的解读与运用上，可以探索的新途径也越来越广泛。在地理学、地图学中广泛应用的“3S”（RS、GPS、GIS）技术也为历史地图的运用提供了便利，随着如“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成果的涌现，历史地图资料在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中的作用也将更加凸显。

参考文献：

[1].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

[2].李零：《古代地图的方向》，《九州》第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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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丁卫泽，吴延慧.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现状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0（9）：64-69.

③ 左明慧.数字化校园环境下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的探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6（1）：23-24.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EB/OL].

[2] 丁卫泽，吴延慧.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现状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0（9）：6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