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象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艺术形象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心理学研究表明，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画面刺激人的大脑，可以使人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更容易使人形成记忆。正如电影、电视叙述的内容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多媒体教学也具备了这种条件。图像、色彩等可以为学生提供直观的视觉体验。因此，理论课的讲解不仅需要教师生动、形象的语言，还要在实际的教学中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与课程相关的图片和节目，综合运用影像、投影、动画等多媒体形式，将理论知识的学习直观化和娱乐化。如，在讲解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支摘窗时，教师单纯按照概念给学生解释，学生很难获得清晰的认识。但是，通过多媒体将民居和园林中的支摘窗图片展示给学生，这就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多媒体技术及合理的素材运用可以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解决传统理论教学中凭空想象的问题，这既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促进其形象思维的发展。

2.通过校外课堂的考察，为学生提供更形象的学习环境

对于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单纯依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讲解还远远不够。在理论知识的讲授中只有理论的引导而缺乏实物的参照，会使学生对事物的真实状况缺乏透彻的理解和把握。因此，理论课的学习也要留出一定的课时让学生亲身体验教师所讲解的知识，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打破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带领学生到博物馆或实地考察。如，在讲解中国传统古建筑中的坛庙建筑这一章节时，笔者将学生领到泰安岱庙进行现场教学。在这座古老的建筑面前，笔者先提示学生注意对建筑的布局、环境、结构、装饰等方面进行观察，让学生亲身体验并思考之后再结合建筑的实体结构和历史文化进行讲解，把教材中的文字理论变得形象化和实体化，使学生学习起来比较轻松，记忆也较为深刻，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利用学生头脑已有的形象，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高校的学生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思考能力，已经不能满足于教师单方面的讲授，他们更喜欢独立思考，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因此，设计理论课的讲解不能是教师单纯的讲授，也应该让学生主动学习。形象思维的主要形式是联想和想象，理论课教学中的教师应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直观的形象，并利用学生头脑中的已有的形象进行启发和引导，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信息进行联想、想象或推理，进一步了解形象背后的相关知识。如，在讲解西欧现代主义五位建筑大师的时候，教师可以先找一些大师的作品向学生展示，提示学生根据作品的形式，分析设计师的设计思想和特点，然后把五位建筑师的作品作横向和纵向的分析，分成小组进行讨论，让学生动脑思考，讨论掌握这五位建筑大师的设计思想及其作品的特点。教师要进行适当的启发和引导，改变以往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状况，强化了学习印象。

篇（2）

二、民间艺术是城市魅力的根源

1、完整意义上的当代城市内涵与外在城市是高度的集约了人口、集约了经济、集约了科学文化的具有地域性的空间。城市表层功能是居住、工作、联系等；深层功能则是表层功能的的基础上构建地域文化与城市人格，这就是城市的外在和内涵。现代很多的城市形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失语，因为城市形象塑造的重点放在对“时代性”的追求上，虽然城市的外在，也就是城市的表层功能在日异月新地完善，但是在城市内在的、其深层次的建设上是苍白的，甚至是贫瘠的。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形象设计，也是很注重城市探索地域的文化艺术，让城市的传统文化、地域性的民间艺术在“当代”的背景下去诠释城市的内在魅力。因此在城市形象设计上，借鉴西方艺术的同时，必须深入研究城市地域文化，提升城市的形象。

2、新城市中“旧艺术”的价值现代的城市是尖端技术的集合，超高层建筑四处林立，然而在高新技术建造的大楼之间的人们希望觅寻到一条连接现代与过去的深沉线索———既可以触碰到城市地域性的“市井艺术”，又可以赏析到散发宝石光芒般的高楼大厦。人们向往的城市是新和旧的对比的同时又能够和谐共处的，而其中的“旧”如何存留并传承是人们所关注的，只有让城市中的“旧艺术”和谐的融合在“新设计”中，才能够让城市充满活力，散发出生活气息的馨香。只有这样新旧和谐的结合才能够让城市把横跨世界众多地域文化与贯穿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轴完美地相结合。如果找到合适的契合点，以这种本土养份去滋养城市形象，那地域性的民间艺术则成为了最具优势、最丰富的设计元素资源。用最本土的、最传统的地域性艺术图式，去呈现当代人最真实的生活和情绪是人们所向往的，是人们乐于接受的。

3、民间艺术可以缔造方言式的城市形象方言式城市形象就像方言一样，承载和言说着区域性的知识、诉说着地域性的价值和精神。它着重于地域的自然，着重于地域上的人们；它能够传承时间，能够凝聚记忆；它代表着沟通和拒绝；它严格的谨守着主与客，也就是始终强调自身的存在性。自身都不复存在，那么谈何接纳、融合，也更没有了发展。而民间艺术是塑造方言式城市形象不可或缺的，因为民间艺术是承载了地方精神的灵魂。民间艺术原本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之后经过艺术的提高，提炼了本土文化，它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的词汇。它能够很好的与当代性密切结合。倘若能够将民间性的艺术很好的应用于城市形象设计中，这样的城市形象作品能够让民众得以在普遍性西式生活中体味到本土本源文化的韵味，让生活环境有原汁原味的味道，让家乡有温情和记忆。

三、城市形象中民间艺术的再构之综合精神

1、城市形象中民间艺术价值回归城市特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而其具体的视觉形象就是当地的民间艺术。从地域性的民间艺术入手的城市形象设计，让传统的地域性民间艺术走入了当代文化语境，这样的城市形象设计是温情脉脉的。用现代人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地域性的民间艺术，重新评估传统民间艺术，会发现原本暗淡的艺术宝藏散发出宝石的光芒。它会让我们的城市形象设计区别于其他地域，让自身不同于其他地域，让城市拥有只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视觉符号。地域性的民间艺术虽然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但是它能够让我们继承传统，让我延续文脉。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是创造的起点，也是创新的营养。所以，在现代的城市形象设计中要让区域民间艺术作为基石，再造区域性的传统民间技艺，让民间的、传统的、区域性的艺术呈现具有当代意义的文化表象。

2、城市形象中对“旧艺术”的本原萃取在我们生存的土地上有着数以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众多“旧艺术”，这些民间的技艺应该就是城市形象设计的本，只有这样融合了区域本原性的城市形象设计才能够让民间艺术和现代人和谐起来，进而传承下去。民间艺术经过了不同时期文化的锤炼，不同的工艺器材锻造，呈现出各具特色地方性风格。民间的工艺文化能够体现了民众的在造物的过程中所探寻的精神力量，凝结在器具、视觉符号之中的气质和精神是这些民间技艺的本原，这也是城市形象设计中最值得借鉴的艺术本原。

篇（3）

鱼形纹饰做为吉祥图案中重要的一个部分，自古以来一直是陶瓷艺人们喜用的题材，也是广大陶瓷使用者们喜闻乐见的图案。在历来传世或出土的古陶瓷中就有着许多优美的以鱼形纹饰为的陶瓷器物。张道一先生在《敦煌艺术中的动物形象》一文中指出“人类生活的历史，越是回溯到遥远的过去，就越是同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关系既表现在实际利害上，也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瓷上，就有拙朴的鱼纹图案；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是古代彩陶纹饰中比较多见的题材。仰韶彩陶纹饰的发展是从具象到抽象逐步演变的过程，这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一致的。随着人类进一步认识到各种事物的不同本质和规律，出现了诸如从鱼纹到菱形、从花草到不同弧形变化等各种各样从具象而来的抽象，鱼纹就具有这种抽象的社会化意义。景德镇自宋代以来就是制瓷业的重镇，影青、青花、五彩、粉彩等瓷器，采用刻、划、贴、印和绘画等技法，鱼形纹饰更是喜闻乐见的题材。宋元时期影青瓷的碗、盘等器物，有许多在里心刻划鱼纹；元代的青花瓷多见鱼藻纹，鱼多为鳜鱼，其中也有在碗、盘里心贴塑鱼纹的，别具特色；明代之后则多为鲤鱼，表达的是人们企盼“鲤鱼跳龙门”的吉祥心理。不同时期的陶瓷器物上都会选择用鱼形纹饰做为图案装饰。

1 鱼纹的心理功能

民间喜欢把汉字同音的吉祥物联系起来表达，“鱼”与“余”同音，故将“鱼”寓意“余”，期望年年有余，历朝历代民间都有生产描绘鱼纹的陶瓷器、鱼形陶瓷或青铜器，人们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理想和希望。人们崇拜鱼是一种自然现象。崇拜的外表特征之一是有崇拜对象，原始宗教崇拜十分广泛，基本分为自然、生殖和图腾崇拜三类。1）自然崇拜：原始人在自然崇拜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动植物的崇拜。对古人来说，最先感受到的是自然的存在及其巨大威力，自然物、自然力也就成为最早的崇拜对象。先民的生活与动植物密不可分，因此他们对动植物既信赖又畏惧，把动植物当神膜拜是很自然的事。古代半坡人因为住在水边，以捕猎为生，鱼很早就进入原始人的思维生活之中了，于是他们把鱼神化为自己崇拜的符号，在他们的生活器具上到处都有鱼纹，鱼纹在当时也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2）生殖崇拜：鱼腹多子，繁殖力强，又富有吉祥的含义。古人对自身的繁衍是很重视的，而鱼恰是生殖力繁盛的象征，于是人们选择鱼作为崇拜对象，从而寄托对种族繁衍的渴望。我国母系社会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诸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处出土的陶器上都绘有鱼纹或变形鱼纹，在仰韶文化的半坡彩陶纹饰中，鱼纹是主要的装饰图案，是最早的传统装饰题材。3）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相比，图腾崇拜是较高级的宗教形式。“图腾”是美洲印第安部落的语言，表示氏族符号或标志。图腾崇拜是精神生活和原始信仰寄托的象征，在原始人看来，动物、植物有着人类所没有的本领和能力，这使先人们对人以外的某些生物产生了崇拜或恐惧的心理，所以把它们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符号加以崇拜，并作为本氏族的标志，由此也便产生了图腾崇拜。鱼纹作为图腾崇拜物、鱼纹图腾在陶器上作为纹饰的应用，不仅客观地存在过，而且在宗教、艺术和习俗等方面留有深刻的痕迹，表现出鱼图腾艺术的生命力，如人面鱼 纹就含有“寓人于鱼”或“鱼生人”之意等。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可能就是图腾崇拜的符号。鱼类摆脱了单纯自然的生物属性，融入人类精 神生活中，从而产生了阴阳转合的鱼鸟图、金榜题名的鱼龙图、求瑞消灾的鱼兽图、吉祥如意的鱼物图等象征意义，鱼纹作为一种符号已被人们认可崇拜，说明了鱼纹所具有的心理功能。

2 鱼纹的观赏功能

鱼纹一经形成，好像就被符号化了，它不仅具有了社会意义，同时也满足了当时人们的视觉要求―观赏功能。人面鱼纹盆（图1）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陶盆为细泥质红陶、大宽沿、圆唇浅腹、平底，内外磨光，除在盆的宽沿面上饰有黑彩与纹饰外，在盆内绘有黑彩的人面纹与鱼纹作对称排列，人面眼、鼻、嘴皆备，头上有三角形饰物，耳旁有小鱼，构成形态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代表作，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使用价值。清代的粉彩莲莲有鱼纹笔洗（图2）同样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图案以莲花和鲤鱼为主，莲花鲜艳、鲤鱼肥硕，还伴有祥云的连续纹样。整件作品图案饱满， 色彩艳丽，“莲”意“连”，“鱼”意“余”，寓意连年有余或年年有余，是富足、美满的象征。在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中，鱼的题材相当丰富，祈求生命多子多福的写实鱼、四季交替生生不息的阴阳鱼，都具有装饰性很强的观赏功能。鱼纹在演变的过程中已脱去了原有的巫术性和神性，在现代设计中，更强调鱼纹的装饰性、观赏性。鱼纹常饰于盘内外，使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密切结合。鱼纹已作为一种符号被人们认可，充分体现了鱼纹具有的文化内涵和观赏功能。

3 鱼纹的传播功能

传播是人类借助符号交流信息的活动。对视觉传播符号文字和图形形成充分的认识和恰当的应用，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由于原始社会还没有约定俗成的语言，在语言形成以前或者在语言发生的初期，图纹应是被用来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鱼纹就成了较为常见的传播媒介。鱼纹虽然是图纹形式，但已具有类似文字传达的功能，鱼纹和陶符一起具备了文字雏形的性质。从有文字起，“鱼”和“余” 同音，故寓意“富贵有余”。人面鱼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珍品，表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人面鱼纹彩陶是原始美术、原始文字和原（下转第178页）（上接第204页）始艺术的结晶，鱼纹作为一种符号是丰产的象征，表达了原始人祈求丰产的愿望，也传播了祖先祈求生殖繁衍、族丁兴旺的涵义。作为一种符号，远古鱼纹在萌生期体现了“天人合一”原始设计思想，上古鱼纹在衍生期体现了“造物宜人”为人类服务的设计思想，中古鱼纹在新盛期体现了“文质合一”功能性与装饰性统一的设计思想，近古鱼纹在迁变期体现了“巧法造化”顺应自然的设计思想。综上所述，我们研究鱼纹不仅仅是对它的考古价值感兴趣，更对它的符号功能感兴趣，因为这种发现有着极大的启发性。在中国，社会发展到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鱼纹、“鱼”字还在被人们广泛运用着，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逢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都有鱼，象征来年有好兆，生活富裕，寓意“年年有余、鲤鱼跳龙门”；人们信奉吉祥语，信奉吉祥符号，利用像“鱼”字及鱼纹符号来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愿望。法国当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曾认为，当代生活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任何物品想要被人把握，比如被人消费，就必须首先成为符号，只有符号化的东西，成为广告的描绘对象，得到媒介的传播，才可能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

4 结语

鱼形纹饰是应用广泛的具有传统寓意的纹样符号，其图案通常表现为鱼的形态。传统鱼纹图案在中国已有六千年的历史传承，其特有的造型和吉祥的寓意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鱼形纹饰充满了原创生机，当我们把鱼形纹饰放到整个中国的装饰领域，我们会发现那种对生殖如痴如醉的崇拜，那种浓烈的巫术意义已逐渐消失。然而，它关于生命的象征意义却转化为一种无意识的观念形态潜藏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之中，并对我们民族艺术和审美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鱼形纹饰由敬神趋鬼、巫术、宗教的观念逐渐步向了现实生活，在流变的过程中鱼形纹饰已脱去了原有的巫术性和神性。现代设计中鱼形纹饰更多的是强调它的装饰性，在现代鱼形纹饰的装饰意义深处仍暗含着对鱼能传达吉祥意义的祈求。

鱼形纹饰是中华民族纹饰中最重要的纹样之一，它构成了我国文化史上历时最长、应用最广、民俗功能最多、民间性最强的文化长链。鱼纹之所以能够延续如此之久，本身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传统观念密切相关的。鱼纹是一种原始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相结合的吉祥符号。“鱼”关于生命的象征意义像种子一样被保留下来，并转换成一种意识的观念形态，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民族的文化之中。鱼纹在演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古代设计思想与现代设计的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鱼纹作为一种吉祥符号，中国传统背后的“意”是人们迷恋其造型的关键，因此它是具有较强的心理功能、观赏功能和传播功能的符号。

【参考文献】

[1]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2版[M].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3]钟福民.中国吉祥图案的象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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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战略，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文化振兴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乡村文化以其独特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必将成为未来乡村发展的源动力。因此，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各种方式推动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1、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延续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文化艺术深植于中国大地，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沉淀，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宝藏，同时在社会的发展中又不断创新，形成了许多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乡土文艺。各类文艺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传播着中华文化的文脉。一部好的作品，一段动人的故事，以及一种贴心的民俗除了其本体的感染力、技艺的娴熟性，文化内涵上也总是贴近民众接地气，让人深刻体会到文化渊源，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甚至影响一个地方的生活形态和社会风俗，引导人们向往信仰之美、心灵之美、崇高之美，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文艺助力乡村振兴，对于维系民族精神、弘扬优良品德、传播主流价值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2、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所在。乡村振兴不仅在“形”，更应在“魂”。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乡村发展与文化艺术建立了更为紧密而积极的互动关系。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传承文化基因的有效路径，同时为文化语境下的乡村发展提供了优化产业结构、寻求文化认同、共筑“美丽乡愁”的战略基础，更是加速乡村转型发展、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3、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激发乡村振兴主体的精神动力。乡村振兴，既要发展产业、壮大经济，更要激活文化、提振精神，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提升乡村主体的文化素养、道德情操、认知能力，可以促动他们从被动的参与乡村建设到主动的投入乡村振兴，由此产生积极的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因此，乡村文化振兴将成为未来乡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二、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和有效路径

从世界上一些乡村发展富有特色的经典案例来看，英国注重保护乡村的自然景观、田园风光、传统文化，建成了世界上最美的乡村;德国的施雷勃田园被誉为童话世界;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已成为世界当代艺术的大型国际基地。借鉴这些国家乡村发展的经验，因地制宜、特色化、艺术化是我国当前乡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

(一) 推进升级版“三下乡”，精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推进智力下乡，助力乡村谋篇布局。乡村文化振兴，统筹规划是关键。必须立足大文化概念，以本土文化为基础，以更高的视野和长远发展战略做好布局。目前，一些乡村文化项目的实施中出现了一些缺乏规划、缺乏整体推进的现象，如盲目的打造花海、无端建造洋项目、重复建设风情区等。因此，急需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参与项目的规划与设计，把握好大格局、大方向，个性化、特色化、差异化地推动乡村文化品牌的打造，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使命，上下结合，梳理乡村的文脉和文化基因，关注和把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推进作品下乡，挖掘内涵创特色。乡村文化振兴要强调个性、强调特色。要尊重村庄的历史、尊重当地的资源环境、尊重村民的发展愿望和需求，还要关注乡村的未来和设计的可持续性。就目前农村的文化团队而言，他们无法完成作品的创作、品牌的打造，需要文化艺术界专业人士有针对性的进行创作，完善后进行植入。如通过输入表演性作品(如文艺展演、民艺展示) 充实乡村文化舞台，美术与设计人才去从事村庄美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项目(包括景观) 的打造，从而形成民俗风情与产业特色突出、个性语言鲜明的乡村文化。

3、推进人才下乡，提升内生动力，形成长效机制。乡村振兴需要人才，需要建立更多的平台，让各方力量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建设的合力。推进文化艺术人才下乡，有效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和优势，多渠道着力推进文化建设。文艺的生命之源是创新，广阔的乡村大地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通过实践，为艺术家开阔视野与思维提供无限可能性;通过实践，也可以发挥村民自主性，激发源动力，从而提升乡村振兴主体持续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关注村民的需求与亮点的展示，挖掘特色项目，培养专业人才，建立有效运行机制与载体，从而建立乡村文化振兴长效机制。

(二) 拓宽与完善文化艺术下乡的有效路径，全面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篇（5）

缠枝纹是中华民族传统植物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装饰艺术中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艺术语言。通常，它是藤蔓型卷草纹的延续和深化，其基本构成是使植物的枝茎呈藤蔓状，骨骼呈曲线分布，以波浪状、回旋状或螺旋状扭转缠绕，并配叶子、花朵或果实样式元素，花朵和果实为表现主题，而茎叶是陪衬纹样。明代缠枝纹样形态中茎叶、花朵和果实是造型语言的主要组成元素，元素的呼应关系在组织形式上，使看似复杂的组合关系产生丰富的视觉特征和均衡秩序。本文通过研究比较，总结了明代缠枝纹的视觉艺术形式有三个方面的体现：繁复而有序，延绵而整体，包容而并兼。

一、繁复而有序

明代缠枝纹由各种类型的植物叶片、花朵或果实在枝茎的引导下重复组合，其中叶片数量大、形态变化丰富；枝茎绕转绵延、花果个体突出、主题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组合、映衬，构成了繁复扩展的明代装饰风格。它繁复但并不拥挤杂乱，从其构成要素组成的形态结构显示出有秩序的形态艺术特征。这一秩序特征是自然世界生态规律的反映，也是人类生活中形成的审美心理需求，同时还体现在艺术形式关系中。这里主要反映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植物纹样中具有的形态与生长秩序主题；另一个是形态组织上的结构与重复秩序。

形态结构上，茎叶、藤蔓等元素经过起伏绕转构成缠枝纹，茎叶、藤蔓在形态造型中占到较大的比例，也是最能突显装饰特征的构成部分，因此植物生态中的叶子在枝茎上互生、对生、轮生的排列方式，枝茎粗细的有序、均匀分布等秩序性特征，即缠枝纹艺术形式的重要表象性特征。如明代的青花瓷上多见的缠枝纹所体现的秩序性艺术形式，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充满秩序和自然规律的世界中的一种适应性需求，也是创造秩序与规律视觉形式的心理需要。

骨骼组织结构中，缠枝纹环绕的枝茎大多是波浪旋转或涡旋回转的样式，并呈有规律的曲线形或圆形分布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一般只存在于藤蔓型植物中，以现实为基础而又超越现实的有序重复秩序而增添美感。如一些边饰中，枝茎往往以二方连续的形式组合，使错落有致的叶子和花果以波浪曲线均衡分布。正是这种特征，使缠枝纹在有限的空间内形成生动而丰富的装饰效果。当然此秩序特征不是完全重复和组合，而是在各种规律和重复中有适度变化，这样才可以满足更高审美心理的需求。

二、延绵而整体

在明代缠枝纹繁复延展的形态造型中，与秩序均衡的视觉感受相呼应的还有其整体性特征，其造型中不论有多少组成元素，组成多少形态结构，都能让人将其视为整体，不会被其中的一个元素吸引以此为视觉中心。这种整体感是构成纹样的类似元素在有序的排列下形成的。而缠枝纹由大量类似构成元素组成的独特艺术形式。其相似的形状特征往往使观者在观看的同时不自觉寻找其内部组织关系的共性，视觉心理上则将它归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形式。

花朵和叶子作为缠枝纹的主要内容大多数是类似样式的重复组合，即使某些枝叶的变化很大，但由于数量少和间隔小，且反复出现，视觉上仍然让人有整体的感觉。在一个纹样中，某些部分在感知性质上的相似性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这些部分之间亲密关系的程度。如明代织锦上常见的缠枝莲花纹，莲花形状和大小基本一致，在组合时追求自由变化，但就视觉而言这些叶子个体与个体之间间隔较小，视觉上容易忽略个体之间的变化差异，从而形成整体的版面视觉感受。这种细腻满密的装饰特点，是形成缠枝纹整体性视觉特征这一艺术形式的重要表现语言。

波浪形、回转形或涡旋形，这些相似的形态元素是缠枝纹整体性视觉特征的重要基础，在起伏回转的骨骼结构引导下形成较强的节奏韵律感和方向性，产生出统一的版面效果。这一形式特点是各元素按照一定的脉络排列，并具有趋向性，或服从一种内在的动态骨架结构。这种整体性特征是构成纹样的形态元素和节奏规律共同决定的，它是明代缠枝纹艺术形式的又一个突出特征。

三、包容而并兼

在明代缠枝纹的造型题材中，吉祥寓意的装饰元素得到广泛运用，从天然植物花草到宗教符号，无论是植物类还是不同种类的题材元素，缠枝纹都能很好地进行组合。如枝茎组织中牡丹与水中莲花共生、汉族传统与西域文化共存，这样可以使缠枝纹的内涵和寓意丰富多样，契合中华民族对吉祥文化的心理需求。这种题材多样性的表现正是明代缠枝纹另一艺术形式的体现。

首先是不同种类的植物组合，如明代织锦中以牡丹和、牡丹和莲花形式组合的缠枝纹。牡丹、寓意富贵荣华、平安健康，莲花为佛教圣物，象征超脱一切苦难回归幸福。这种多类题材多种寓意相结合的缠枝纹，表达了明代百姓的朴素现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形态细节上，牡丹多饰以写实的叶片，莲花附勾状卷云形与其极乐世界寓意相呼应，虽然两种花卉各有形态特点，但由于花、叶、茎都有共同卷曲的特征，因此衔接十分自然，属缠枝纹不同因素组合形式的佳作。

其次是植物题材与宗教符号间的组合特征。明代为促进汉族和藏族之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藏族佛教法器、供器等各类工艺品与内地装饰艺术相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缠枝纹积极接纳了藏传佛教和其相适应内容，如藏传佛教八吉祥：轮、螺、伞、盖、花、瓶、鱼、结。其与缠枝纹结合过程中，由于莲花也有佛教的色彩，所以常与莲花组合形成缠枝莲托八宝吉祥纹形式。其追求自然延展，互融互生的理念与同时期的装饰艺术风格相呼应。所以在明代吉祥文化极为盛行的背景下，缠枝纹对于各类具有吉祥寓意的题材都能广泛吸纳并予以组合，尽管组合手法稍微简单，但它丰富的寓意、以及多样化的组合形式还是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可。

结语

缠枝纹是明代最有活力的装饰纹样，经过历史的发展与明代吉祥文化的充分浸染，同时多元文化的背景赋予它各种形式和丰富的寓意表现。花朵、果实以及其他吉祥符号在这里和谐共生，这得益于藤蔓植物所独具的自然伸展特性，得益于其秩序生动的组合形式，更得益于传统构图法则的极强适应性。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人类情感追求为基础，正是因为这些真实的生活理想和吉祥寓意，才使得明代缠枝纹具有繁复而有序、延绵而整体、包容而并兼的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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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画像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意义

自画像是艺术家为自己所画的肖像作品，达芬奇、丢勒、伦伯朗、库尔贝、凡高、毕加索等许多画家们都在画史上以自画像著称。这些自画像是画家本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真实的写照，是忠于自己内心感情的表现，自画像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是艺术家自传式的记录。同时，在画布上又可以自由的表达艺术家对人生、社会、艺术的见解。

自画像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出现及发展，与人们的自我意识苏醒和自我价值体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同风景画一样，是从西方宗教画中分离出来的。在早期绘画，创作者自身的形象是无资格出现在画面中的。画家们被视为体力劳动者，卑微的手艺人，为上等社会所鄙视。到15世纪晚期，达芬奇等艺术家们认识到艺术家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这时期画家自身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历史或宗教性的作品中，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形像，画家通常是将自己装扮成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在画面中，渐渐的画家自己的形象在画面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大，并不断向画面的中心移动，直至后来的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把自己画到了画面的正中心。这是艺术家社会地位以及自信心提高的一种表现，展示和炫耀自我修养、社会地位、服饰、仪态等。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自画像也成为人们希望探知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

2、自画像作品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作用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它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现实环境等因素分不开的。绘画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形式，它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受诸多方面的影响。不同的时代就会出现不同的艺术观念，产生出新的艺术流派及风格，不断地赋予艺术以新的生命，从而推动艺术的发展[1]。自画像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一部西方美术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传统的自画像是以真实的表现自我为目的，准确的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为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改变了中世纪艺术家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他们把真实地再现自然面貌当作绘画的宗旨和技术能力的体现。这种绘画形式从15世纪到17世纪以后发展到更加成熟，自画像在这时期产生并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绘画形式。

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画家们在自画像的处理上己不再是单纯的灰暗调子，而更多的是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或者把自己和现实生活的道具结合在一起表现。同时在描绘自己的画像时，衣着随便自然，不加修饰，显得纯朴实在。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活跃于巴黎的革新艺术家们，他们反对传统的绘画形式，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思想，探索绘画自身独力的价值，摆脱了历史、宗教题材的束敷。从这一时期开始，欧洲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经历了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等风格流派，世界艺术的现代性开始来临。

印象派在自画像作品中更加侧重人物的自我、精神状态的描绘，强调人物的现代性，他们更自由地使用了色彩、线条以及由色彩和线条构成的抽象形式，他们认识到这些纯粹的绘画语言似乎更能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2]。绘画作品展现的是人物性格与心灵世界，传达画家情感与艺术理念不再仅仅是通过写实手段，而是通过背离传统，淡化真实，强调对绘画语言实质的开拓手法来实现。20世纪抽象、变形、立体、象征、表现等等流派并存，自画像同样被画家们用来探索新的艺术语言形式。画家们更加注意人物的内部特征的描绘，人物外部特征被加以主观处理，对象的外部特征并不重要，画家只是从中寻求抒发内心感受的契机。在现代绘画的各种流派中，艺术家没有什么固定的美术标准，艺术家根据各自的天性和自己的本能进行制作[2]，作品充分体现了那种表现“内在需要”的艺术追求，绘画在此己发生了“面目全非”的改变，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开始解放，造型和色彩被抽离出来获得新生，现代艺术在突进中开始催生更新的语言[3]。

艺术大师们的自画像，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对自我个性的表达，自画像是他们转移、减轻内心痛苦的手段，在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是他们艺术的实验田。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发掘自我意识。自画像就象艺术家的自传，展现了艺术家的技艺、思想、自信、审美观及社会地位。总体来看，自画像的产生和发展是从注重人类个体的外部特征转向内部特征，从描绘具体的个人转向非特定个体，从古典的传统法则转向注重内心情感加以主观处理的转变。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画家观察、认识世界方式不同，作品的语言风格也不同，这些因素对于生活在现今时代的艺术家思想同样具有启示作用。

3、现代自画像的创新性与时代性

在十九世纪以前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多为表现宗教故事、历史故事、贵族人物肖像为主要题材，这当然是由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今天，在现代自画像绘画中，如何展示自己的作品语言，如何用具有当代性的思维去思考，如何吸收和创新是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我们当代画家所应研究的课题。处在不同时代的画家，个性有可能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个性体验、生存的环境肯定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时代，也肯定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体现。同样是语言，艺术作品也需要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跟观者交流，这样就需要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个性语言来表达绘画的内涵。绘画的表现语言就是一种表述方式。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规范，当代绘画吸收了现代绘画发展的一些成果，结合了现代艺术的一些观念和技术材料。从绘画的手段以及对绘画特点的认识角度出发，对作品进行了新的创造与探索。传统的写实手法以不足以表现新时代了，现代油画以真切的审美感受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现象，去探索真实，表达出新的感受。寻找画家独特的绘画风格追求，以期让绘画领域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

对于自画像绘画语言的形成，时代感和当代性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当今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数码技术的广泛应用，都给绘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借鉴影像、数码，利用新材料等科技手段，已成为当今艺术家常用的手法，很多艺术作品在媒材上已完全打破了以往艺术种类的划分界限。不拘一格的媒材方式使艺术派生出形形、生机勃勃的新的语言形式[4]。今天，我们正处在一场大变革的前夜，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网络空间正在彻底重塑人类社会的空间，人类的生存空间正在被重新定义。知识洪峰时代的到来和由网络技术的信息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主体[5]。它给绘画提供了图像形式想象的无限可能和绘画手法创新的课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学习和借鉴传统的绘画经验，大师们在自画像等方面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作出许多传世之创，为我们今天的自画像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学习自画像绘画技巧必须研究和继承的传统，继承与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向传统学习，没有传统就没有创新，传统提供出一块坚实的平台，以便艺术家向上跳跃。在对某一阶段大师作品作深致研究，对个人的艺术品味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可以从大师作品中领悟到大师的精神所在，大师们把他们的精神留在画布上，留在语言的表现中。我们继承的不能是表面形式，我们的时代在变迁，我们的生存环境在改变，我们的认知在拓展。因此，要用我们当代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才是绘画的真谛。

4、结语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图像时代，人们不需要高超的技能就能得到高质量的影像和照片。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如果还是完全用以前的绘画方式来创作，那必将被淘汰。自画像语言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必须要发展，更要有当代性，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世界高科技突飞猛进，我们的认知世界也在不断变化，艺术呈现多元的态势。作为绘画题材的一种“自画像”来说，在这新世纪也应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曲欣超写实主义绘画[M]广西美术出版社19961

[2]王健超越性思维[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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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物质和能量的开发要有一定的节制，在满足当代需求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的需求，要在不危及后代人的正常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体现了生态理念的持续性。要实现持续发展，就要合理的规划设计的构思、布局结构以及设施设置等，有效地利用可再生自然资源，实现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采取措施不断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发挥其最大的生产效应，为人们的生活创造更加舒适的环境。

1.2循环性

实现对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的有效利用，使得使用过的废料可以继续通过科学的加工利用到生活当中，最后得到自行分解，尽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体现生态理念的循环性。生态理念的循环性使得能量利用、物质消耗以及信息分解等形成一个循环的体系，在自然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是一个闭合的循环流，而生活中的物质和能量的使用是单向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垃圾和废弃物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大量的污染，因此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要考虑到环境的承载力，合理科学的利用和处理资源。

1.3高效性

在现代的生产生活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资源得不到有效地利用，加大了资源的投入成本，而生态理念下的生产生活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以最低的成本投入来获得最高的资源利用率，改善资源利用和发展模式，努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1.4多样性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地提高，对于环境设计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因此要提供更多选择的环境设计产品，促进多样化的消费，降低因为无节制的扩大消费而造成的环境压力，转变人们被动的消费选择方式，提供有利于人类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多样化产品，使得环境艺术设计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

1.5舒适性

环境艺术设计生态理念要满足居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既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又能够体现设计的审美价值和激发人们的生活情趣，体现生态理念的舒适性。

2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下的城镇形象设计

城镇的形象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密切相关，对乡镇进行合理的规划建设是当代促进乡镇发展的重要内容，环境艺术设计生态理念体现了生态与人文的统一、现代与历史的统一、艺术与科学的统一，运用科学的设计方式，进行大胆的创新，树立良好的城镇形象，推动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努力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对城镇形象设计的具体启示。

2.1城镇形象设计的原则和范围

生态理念影响的城镇形象设计要充分地考虑到居民的听觉、嗅觉以及其他的感官感受，营造和谐的艺术氛围。城镇当中包含着人文要素、人工要素和自然要素，要做到三者的和谐统一并不容易，既要考虑到整个城镇的形象，又要注意环境艺术设计的每一个环节。城镇环境艺术不仅仅是建筑建设，更重要的是设计理念的价值体现，要不断地加强环境艺术意识，体现生态环保的设计理念，更要受到建筑设计和规划的限制。不仅要完成城镇规划中的各种策划，而且还要弥补建筑设计中存在的缺陷，提高城镇形象的设计水平。

2.2在城镇形象设计中的生态理念要体现以人为本

城镇的形象设计要对居民的综合感受进行全面的考虑，可以通过丰富的想象对居民的感官进行刺激，对居民的生理和心理产生良好的影响，使得居民能够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环境艺术设计和城镇形象设计主要是在视觉艺术的基础上来发掘触觉艺术、味觉艺术等感官艺术，从而创造出具有民情特色、地域特色的城镇形象。城镇形象设计将审美需求、材料选择以及功能进行协调统一，促进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

2.3城镇形象设计中的设计要素和设计结构

城镇环境艺术是从不同的时空、层面、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体现城镇形象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城镇的设计结构是按照从整体到部分、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进行的，要体现生态理念中整体与局部、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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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简称TBT，来源于GATT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是GATT对主要缔约国际准化工作的规定。在GATT第七轮回合“东京回合”谈判期间，由关贸总协定贸易交涉委员会多边贸易谈判工作组的标准小组制定，并于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现行TBT措施是GATT第八轮回合“乌拉圭回合”在此基础上于1994年3月15日经过最终修改和润色后产生的。实施TBT的主要作用是：保卫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与安全，保护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保护环境。实施TBT应遵循下列原则：贸易影响最小原则；科学上证明合理原则；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原则；统一性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成员国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长期以来GATT与WTO对各国TBT设置进行了严格规定，而且不可否认，有些TBT措施确实为国际贸易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升级，有些却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尤其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工具。

二、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技术壁垒

1.技术标准和法规：我国出口贸易中常遇到的强制性技术标准主要有：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陶瓷、汽油产品的含铅量；皮革的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机电产品、玩具的安全性指标；汽车的排放标准；包装材料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如冰箱、空调、泡沫塑料及发胶等。

从实施技术壁垒的具体国别来看，出口日本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上，轻工产品以及机电产品的技术标准要求目前比较少，欧盟除了对动植物产品有较高要求外，对于我国出口的纺织品以及包装材料环境环保方面的要求也非常高，而美国不仅对农产品有较高的卫生要求，对于机电产品和玩具的安全性也更加看重。

2.产品质量认证和合格认定：目前贸易各国都有各自严格的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和合格评定标准，它们对进口产品可以随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标准。从总体来看，美、日、欧盟的认证制度最为完善，也是阻止出口商品进入其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要进入欧盟市场的产品必须至少达到下列三个条件之一，即：取得欧洲标准委员会CEN认证标准；取得欧盟安全认证标志CE；取得ISO9000合格证书。

美国的认证制度更为复杂，目前共有55种认证体系，如产品安全认证UL，军用MIL，电磁兼容，FCC等都是具有较大影响的认证体系，ISO9000系列标准也被等效采纳；同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依据《食品药品化妆品法》、《营养标签和教育法》、《公共卫生服务法》、《茶叶进口法》等对进口食品和药物实行专门管理。

除此之外，日本的《电器用品取缔法》、《道路运输车辆保安基准》，加拿大的CSA、德国的GS、HACEP认证资格等已成为我国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和电器产品输往这些国家必须持有的通行证。

3.包装和标签方面：欧美等国的环保法规对商品包装材料的易处理性、可回收率及动植物检疫有较高的要求和标准，不提倡重复包装和过度包装，以利于资源的节约。欧美等国的消费者也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在挑选、购买商品时会较多地考虑产品包装对环境的污染，对产品包装的观念已由追求豪华、精美转向简明、实用和对环境的友善。而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包装材料落后，不易处理，可回收率低，部分出口产品的包装还在大量使用木材、稻草等材料，不仅外观粗糙，而且常常因为其中含有病虫害而一再受到进口国的责难与限制，甚至经常因通不过动植物检疫而影响有关产品的出口。

4.绿色技术壁垒：我国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的影响很大，环境措施将成为我国出口产品遇到的技术壁垒中非常重要的限制措施。例如，由于欧洲各国纺织品环境标志（对棉花生产中农药、漂白剂、染色剂等的使用提出的环保标准）的迅速实施与推行，我国出口纺织品、油漆、涂料、建造材料、清洁用品、纸制品、电池、与保护臭氧层有关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机械产品、鞋类、像胶制品等已经或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近来，发达国家绿色技术壁垒措施又细化为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以及绿色补贴等多个方面。

三、TBT措施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应对方法

1.影响：

(1)市场准入性差：我国的许多产品由于苛刻的技术要求而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比如，1994-1997年以来猪肉、牛肉根本无法进入欧美市场；由于中国的海洋环境不断恶化，出口欧盟的贝类产品已达不到所需的卫生标准，被长期排斥在市场之外；在植物产品方面，除河北鸭梨外，龙眼、柑橘、苹果、香蕉等均不能出口到美国。尤为严重的是，一些产品由于不符合卫生检疫要求而被扣留、查封或销毁，出口利润损失严重。不仅如此，在较高的技术和安全卫生检疫标准面前，有些已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也被迫退出。

(2)竞争力减弱：某些技术壁垒虽然不对产品市场准入直接设限，但为满足要求而进行设备人力的投入以及昂贵的检测费已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削弱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由于国内商检部门缺乏测试评价的方法技术和标准样品，不得不进口大量的检测检验设备，致使出口产品成本大幅度上升，竞争力下降。

(3)贸易争端大量出现：由于发达国家的TBT措施具有隐蔽性、歧视性、广泛性等特点且相互混杂，致使我国同贸易对象国之间难以协调，争端不断，严重影响了我国同对象国的贸易关系。

2.应对方法：

(1)认真研究国外TBT措施，打破壁垒，扩大出口。收集跟踪国外的TBT措施，建立TBT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对国外标准加以研究和消化，特别是国外对于安全卫生和环保的规定，同时，对于不同地区的标准应有所不同。认真总结国内外企业突破TBT措施限制的经验与教训，根据市场和产品特点要求突破国外TBT限制。合理有效地保护国内主导企业和幼稚产业，参考国际规定建立自己的TBT体系。

(2)制定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认真协调对外开放与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促使两者相互促进，树立环境竞争力意识，把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科技进步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消费者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绿色经济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点，把开发绿色产业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争夺21世纪国际市场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举措；把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改造成为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国际积极将绿色产品出口纳入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的范围，出口发展基金优先考虑绿色产品开发，建立绿色产品出口发展基金，专门为开发绿色产品出口建立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3)出口企业的对策：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传统产业在注重新兴技术改造的同时，应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的战略管理以及经营管理水平，适应科技时展的需要，企业可以将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的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提高环保水平，设置专门的环保机构和人员，增加环保投入，开发绿色产品，加强绿色营销与绿色管理，使企业赢得环境优势；出口产品争取获得ISO9000和ISO14000认证，以取得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同时争取取得贸易对象国的认证要求，如美国电器产品的UL认证，水产品的HACCP认证等。

收稿日期：2000-12-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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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作为中国画表现形式的核心，以其独特的语言成为中国绘画美学精神的重要内容，直至当代，笔墨的形式表现在当代绘画的语境中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张彦远“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与石涛“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舍笔墨其何以形之哉”都是不同时代关于“笔”“墨”的关切之说 。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深源于传统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滋养，体现了艺术形式对文化特征的凝现，所谓“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的认识，笔墨因而依循“与道同机”“器在道不违”的指示之下实施创造。我国历代画家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笔墨技法和笔墨美学认识。中国文化中的文人精神对中国画的笔墨建立起到了本质的驱动作用，谈起笔墨，就不能不涉及到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品性对中国绘画主流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道、释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与审美特征的意识基础。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Www.133229.coM”孔子认为艺术行为是宣颂道德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不仅在内容上依托道德主题，同时也需要有统一和谐的表现形式方可“内圣外王”“文质彬彬”，因此艺术表现的形式及因素是一种理想的体现，是由内而外的生发，缺失了内在的充实，形式便失去美感与意义。这里的“游”既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通过自我完善而显现出的境界高度，也是表现上的超然状态——艺术指向内在的修养。道家则更是超越内容与形式的指定性，强调智性的体验与幻化，“物我两忘”“游心太玄”——艺术指向内在的觉悟，庄子的大“道”之美将儒家提升为对宇宙无限的领悟与皈依，带来了艺术主体意识的觉醒及主体人格的自由。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绘画的精神观照从本质上疏离了绘画本体的思索而确立了绘画作为形式对精神状态的意象把握。魏晋之后“畅神”“气韵”的美学追求加之文人士大夫直接参与绘画活动的展开，艺术便以“神、意、境”的终极要求释放了中国画表现的对应形式——笔墨。情操修养标准等同于笔墨趣味标准，笔墨在文人画家创作中形成了一种观想悟学的品位表示，并且逐步成熟为自我对照和拿捏精神的心理景象。

中国传统绘画，在六朝至唐多施五彩，唐宋始，渐向水墨“夫随类赋彩，自古有能， 如水墨晕章，兴吾唐代。”（荆浩《笔法记》）但这并不表示水墨绘画之前的中国绘画无有笔墨意识，笔墨是中国画内质，从勾染敷色到水墨画的变迁是中国画笔墨意象由隐到显的表现释放，水墨笔意识是勾勒渲染的形式延伸与审美递进。只是以“意”为重的文人画得以笔法为倡导，充分发挥笔法、墨法的直述性，利用水与墨互为作用来状物言志，以“墨分五色”的浓淡层次与勾皴点擦的笔线意味来形成文人画家的“象”外之得，凸现了笔墨的形式张力，从而迎合了文人士大夫借以摆脱客观形象局限，抒发“性情”、标榜“神逸”的品藻崇尚，脱略形似，强调神韵。至五代之后，笔线墨韵的形式提升同时也承载着绘画的自然观照由景象依托到境象创造、由以形写神到得意忘形的文化强调。笔墨不仅在于反映出客观自然的形与质，更要以笔墨传达主观情态。“前身相马九方皋”的寓意就是水墨画的笔墨对现实素材一种意态的识辨与精神发现的借喻。中国传统笔墨意象的边界是形神、物我的辩证统一。文人画在天人合一的美学约定下，其绘画的表象看似追求笔墨的形式张扬，但笔墨的形象承载却是具象的——精神对生活的关怀。

笔线是中国画笔墨的元素。线也是中国画最基本的造型手段。线在中国画的形象表现中不是一种形体廓线的描摹，而是在对物象的全息感觉后的意态表现，具有符号特征的重构性。因此山水画中的皴法与人物画中的描法就是笔墨特征下的意象程式。散点式的观察也是强调整体关联的意象方式。中国画中的线不仅可以达到状物的目的，而且是以艺术再造的手段揭示各种物象的性状情态。笔线体现了中国画家对客观形象的概括、提炼和理解能力与驾驭物象的主观创造力。“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淘泳乎我也。”（石涛）笔线墨韵所具有的这种抒情写意性，可以焕发审美者对现实形态的丰富联想，使近似抽象的线条成为现实知觉婉转诗意的反映，进而介入画家的审美理想、情操境界的自我觉想。 龚贤说：“必笔法、墨气、丘壑、气韵全而始可称画。”立意是笔墨实施之“本”，“意”包含观想得和表现得两方面，观想得指画家的意气修养；表现得指画家对笔墨的控制力。“意”是倾向主观的，但不是纯粹主观臆造。意是主观赋予客观的意义提升， “意之为用大矣哉……故善画必意在笔先，宁使意到而笔不到，不可笔到而意不到”。“故学之者必先意而后笔，意为笔之体，笔为意之用。”（布颜图）具备了内在养成和笔墨主动方可达到“意在笔先”后的落墨自然、因势利导、游刃有余。从而形成“心意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物我融化的心理超然，以及意断笔连、意到笔不到的灵性境界。当然“意”的主观圆满在技术层面上的反应也体现在画家对笔墨程式的操控力。

中国画与西方古典绘画不同。西方绘画的“究理”特征与中国画的意态特征呈现出各自对事物形体认识的不同思维，无论是西方古典绘画还是西方现代绘画，其绘画风格的多变背后仍然是以对客观世界理性认知为支撑的，中国画家观照世界方式是感性的、宏观的，他相信一种永恒的存在，外在事物是在这种永恒之内的互为相生，事物的生动性体现在个体在整体和谐下的不同特征。艺术形式的不同展现也就是不同事物对整体恒在的各自皈依，不同的形式最终殊途同归。所以，笔墨不具有客体解析的意义，笔墨只是暗示或隐喻个别事物对宏观精神的具体显现，如同中国人将宇宙与人都看成是由“气”构成的一样，绘画中的笔墨也是气的表象。笔墨的形式变化、物象的生机气象、作品的气韵意境都是对宇宙命题的共同趋往——万物相生相合。中国人观望外部世界的最终目的乃是要回到他主观的内心追求，去完成心灵与世界的融合统一。 为了完好地表现这种非我非物、融我融物的精神意象，笔墨形式的形象化凝现便深具意义，笔墨“程式”的生成也便是中国画会意化象、得之象外的载体需要了。中国画不以单纯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在对自然物象观想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抒意性创造，追求主体思维与物象特征的感觉畅游，这种意象造型的原则是既以客观物象为依据，又超越客观物象，以求“似与不似之间”的象外之意。以主观意象观察自然，即主客统一、物我相有。面对物象游目观想时，不局限物象自然属性与视觉限定而去获得内在的感受，并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变象重构，使其能准确地表达画家个人的形象理解，从而使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表现性。因此我们说意象造型所创造出来的形象已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主客体的融合转化，是一种精神的符号和情感的形式，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如笔墨在山水中的形象创造，自然风貌被意象经营为“林泉”境、“丘壑”意。主观情势与程式意味的注入将自然重构成笔墨意义上的“胸臆山水”。元四家中，王蒙的“苍郁幽野”、倪瓒“孤岸疏林”，清四僧中的“秃林荒丘”、弘仁的“世外清寂”等山水意象都是画家运用笔墨程式、婉转情思的形象再造， 魏晋时，顾恺之提出 “以形写神”“四体妍媸，本亡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超越“四体妍媸”的外在形态，通过眼睛的神色传达出人物的生灵活现。谢赫继承发展，将传神归入“六法”的“气韵生动”，而“气韵”在此之后作为中国画表现的旨要纲领，尽以体现出中国画笔墨意象表现追求的群体认同。中国画始终遵循着重神韵的意象原则。笔墨造象是画家借物抒情的一种形式符号。即通过笔墨变象，画家创造出一个可使精神逍遥其中的艺术境象。这是中国古典绘画通过笔墨的朴素玄幻从而达到主客关系和谐抒发的本质特征，也即中国绘画意象造型思维的意识财富。

笔墨是中国画造型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形式基础，当然传统的笔墨意象和笔墨形式，需要不断发展和转化，以适应现代中国画创作的需要。中国画的“笔墨”一直是随着中国式的“逻辑”原则在递变，所以以中国画之“理”来认识中国画的“笔墨”问题，从而探究中国画笔墨发展的内在遵循，找出它的自身特异性与普遍性及其当代表现的释放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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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构建起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在《韩非子》中，寓言成为其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论据。先秦散文特别是诸子散文中，保存下来为数不少的寓言故事，其中又以《韩非子》一书为最多。《韩非子》的寓言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先秦寓言中很具代表性的。不同于《庄子》寓言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韩非子》的寓言多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多把改造后的历史故事和谐地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中，为其所用。

《韩非子》寓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圣者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贤臣有伊尹、周公、管仲、子产，士则有孔子、墨子、商鞅、吴起，霸主有齐桓、晋文，奸邪有费仲、竖刁、易牙，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物，经过韩非不同程度的改造，成为了寄寓韩非主体意志的变形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历史人物中，韩非对儒家的批判最为激烈，尽管如此，孔子在《韩非子》中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当高，有四十五处之多。其中涉及孔子的寓言集中保存在《说林》、《储说》、《难》中。韩非出于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需要对关于孔子的史实和言论进行了不成程度的改造或虚构，故使孔子形象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子》五十五篇中，含有寓言故事的篇目有十八篇文学艺术论文，而其中包含有关涉孔子的寓言的有十二篇之多。因为孔子与韩非的政治主张不同，孔子总是被作为批驳的对象，但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有极大的影响力，因而韩非在寓言中还要借助他来说理或者阐述某些观点，所以在寓言篇章中，对于涉及孔子的历史事件和相关言论，韩非“重其义而轻其事”[1](P20)，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虚构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而使孔子形象具有了多面性和复杂性。总的说来，《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站在法家对立面，受法家批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简单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的言论较多地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具有浓重的儒家色彩，但这些言论是与法家的观点相抵牾的，往往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难一》）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充分肯定了舜的“仁”和“德化”，这也是儒家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体现。陈奇猷先生在案语中指出“此条疑韩非引自别本《论语》”[2](P846)，“韩非曾见别本《论语》。后文‘仲尼’云云各条同此”[2](P842)。然而韩非对孔子的评价给予了激烈的反驳，他通过“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难一》）的辩难，提出“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难一》）的问题，最终申明自己的法治主张“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难一》）。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文学艺术论文，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难三》）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对三位国君提出的相同问题给以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都是符合孔子“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和“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为政标准的。然而，韩非却贬斥孔子的观点，他从法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仁爱是法制败坏的根源，要达到目的三位国君只需要凭借权势做到“知下”即可：“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其他诸如孔子称赞晋文公“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难一》），称赞襄子“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难一》），称赞文王“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难二》）等等。这些观点都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韩非正是通过批驳孔子的儒家思想，从而使自己的法家思想“名正言顺”地得到树立。因而，在这样的寓言中，孔子被塑造为“仲尼不知善赏”（《难一》），“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的法家驳斥的对象。

（二）既有儒家性格，又大力宣扬法家思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较具特色的孔子形象。因韩非在选取事实时“但取其足以明义”[1](P20)，因而“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1](P20)。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形象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巧妙变形，孔子的言行表面上看似符合儒家的规范，但实际上是在宣扬法家思想。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文学艺术论文，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外储说左下》）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违背常理先吃了擦拭桃子的黍子，然后才吃了桃子。这一举动表面看来是符合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的，符合孔子主张的“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但实际上，韩非是通过孔子严格维护黍和桃在五谷和果蓏的等级这类小事来宣传自己“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的极端的等级观念，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丧失贵贱、上下之间的等级观念。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

这一段话初看来，极像在表达儒家的观点，他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和“公平”。但仔细品味这些话又似是而非。虽然儒家主张礼治，但是这种礼治的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它赋予贵族以特权而刑罚主要是针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可见，儒家的礼治根本就不存在刑罚的真正公平。这里的“德”、“概”其实是“法”的代名词。“以度量衡之平喻法，是法家共同的作法。法家认为既然法是由国家制订的，因而就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就应当是客观的、公平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3]

另如，“子路私食役夫”条（《外储说右上》），通过孔子阻止子路“以由之秩粟而餐民”的寓言，表面上是宣传儒家的“仁义”和“礼”，而实际上是要表达韩非极端的君臣等级观念和“善持势者早绝其奸萌”的政治观点。“夔一足”条（《外储说左下》），它符合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韩非借孔子将神话历史化来表达臣下“虽有驳行，必得所利”的观点，要求“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

（三）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已经完全摆脱了儒者的形象，他的言行是一个彻底的法家人物的言行。在这里孔子的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异化，他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刘凯在评论这类孔子形象时说：“为推行法家鸣锣开道，表面上像是肯定孔子，而究其实质，却是一种变形的精妙的幽默讽刺。”[4]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文学艺术论文，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内储说上》）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完全脱去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他认为法宽则人易犯，法严则无敢犯。因而，他不认为“刑弃灰于街者”是重刑，反而认为严刑重法是“治之道”。这里的孔子已经完全成为韩非思想的代言者。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内储说上》）

在这则故事中，孔子认为无人救火的原因在于“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孔子认为重罚可以治事，因而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从而将孔子刻画成一个崇尚刑罚并且思维敏捷的法家人物。

类似的寓言还有“鲁哀公问于仲尼”条（《内储说上》），从孔子“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的回答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孔子已成为一个维护君主绝对权威的法家人物。“管仲相齐”条（《外储说左下》），孔子批评管仲“泰侈偪上”，这里的孔子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评价管仲，他绝对维护君主与臣下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臣主之理”。在这类寓言中，孔子被塑造成为法家思想的传声筒。

二、《韩非子》寓言外的孔子形象

孔子作为春秋末期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显学”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为他（指孔子——引者）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5]可见在战国时期，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韩非子》书中对这一形象也有客观的记载：有直接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五蠹》）文学艺术论文，《内储说下》载“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也有侧面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说林上》“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条，通过“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的描写，从孔子与商太宰的对比中和子圉的嫉妒中肯定了孔子的贤者圣人形象。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孔子的面貌的。然而《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与这种贤者圣人形象有很大的出入，“韩非子的寓言人物都是为了证明作者的法治思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存在的”[6]。在《韩非子》寓言中，孔子已经被异化为韩非法家思想的承载物，是一个假托的虚拟性历史人物。韩非之所以选择孔子作为异化对象，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弘扬法学的需要

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制度急剧变革、战乱频发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思想文化领域，诸子横议，著书立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战辩难，都想要使自己的学说显于当时，为统治者所采用并付诸实践。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将申不害的重术思想、商鞅的重法思想和慎到的重势思想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以法为主术、势结合的比较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力——“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7]，“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显学》）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8]韩非要弘扬法学就不得不批判和异化孔子形象，只有这样，韩非才可以获得贬儒扬法的目的。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指出：“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者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辩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校也。”[9]章说可谓深切韩非借变异孔子形象弘扬法学的要旨。

（二）“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横议，各学派虽纷纷著书立说，但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救时之弊”。先生曾指出“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10]儒家虽然屡遭韩非的批判，但是韩非的思想与儒家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中就曾指出：“韩非在先秦诸子中为最后起，他的思想中摄收有各家的成分，无论是作为亲人而坦怀地顺受，或作为敌人而无情地逆击。……对于儒家的态度便是两样，那主要的是无情的逆击，而只走私般地顺受了一些。”[11]儒家主张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被韩非吸收并从法治的角度夸大了越职侵官之害；儒家道德上要求的“主忠信”（《论语·学而》）观念被韩非极度地夸大、发挥和改造而成为法家要求赏罚分明文学艺术论文，以法为准的“信”；韩非也吸收了荀子“性恶论”的观念，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这成为他法治观念产生的基础。儒法最大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有“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孔子希望建立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秩序，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希望通过经他改造后的“礼”可以使东周社会复兴，使春秋末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合理与稳定。然而，他认为儒家的人治难免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弊病。他认为法治是罪可靠的，所以力言法治的重要：“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韩非和孔子都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但是他摒弃了孔子的“仁”而代之以“法”，将尊君、维护等级制度极端化，主张建立的政治秩序应该“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饰邪》）。

吕思勉先生在《论读子之法》中曾指出“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1](P21)《韩非子》寓言中异化的孔子只是韩非借以弘扬法家学说和政治表达需要而虚构的假托人物，是韩非宣扬法家思想和政治追求的承载物。

参考文献：

[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20,20,20,21.

[2][战国]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46,842.

[3]杨绍溥.关于孔子两条资料的辩伪[J].孔子研究,1994(1):113-114.

[4]郑凯.先秦幽默文学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164.

[5]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5.

[6]白本松主编.先秦寓言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276.

[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38.

[8]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9][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