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现状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媒体融合现状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摘要】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会创造一个新的时代，而3G移动技术的出现带动了手机媒体产业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了移动媒体时代。本文首先阐述了手机媒体的概念和特点，然后将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对比并分析了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过程，最后提出手机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趋势，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 手机媒体；媒体融合；发展趋势

一、手机媒体概述

手机媒体的定义：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信息的承载体，二是信息存储、处理、传播的桥梁。手机媒体作为媒体的一种，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具有媒体的普遍属性。广义上手机媒体是指：一种承载信息的视听终端，它是一种个性化信息传播载体的平台，具有广泛的传播受众和精准的传播效果，诉诸互动的大众传播媒体。最初手机被发明的时候，只有简单的通讯功能，随着短信的出现，手机发明了手机报；随着彩信的出现，手机植入了广播技术；随着视频的出现，手机发展了手机视频：而现在手机俨然成为集图文处理和视频娱乐功能于一体的信息载体。

二、手机媒体的发展现状

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移动媒体，发展迅猛。曾有业内人士认为，手机媒体强势的劲头将颠覆传统媒体，甚至使传统媒体消失殆尽。但笔者认为，手机媒体非但不会促使传统媒体消亡，反而会与传统媒体优劣互补，融合发展。不可否认，传统媒体受到了新媒体极大的冲击，但传统媒体人的思想是灵活的，他们意识到拥抱新兴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才是科学之举。

（一）手机媒体与传媒媒体的差异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手机媒体和传统媒体以其不同的传播特性为我们提供媒介信息的服务，可以说传统媒体、互联网媒体再加上手机媒体已经覆盖了我们信息传播和被传播的各行各业。

“传统媒体依靠庞大的传播网络、权威的传播地位、较高的媒介公信力，以媒体为中心进行传播，依然在媒体领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尽管受到了新媒体强烈的冲击，但传统媒体有自己的独特性，并且经过长期的发展，传统媒体的信息内容和媒体决策仍然处在“龙头”老大的位置上。

手机媒体虽然发展迅速，但手机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互联网，伴随着移动应用软件的大量开发，手机媒体的信息可谓是繁冗复杂，无法统一管理。而微信、手机QQ和手机微博的广泛应用加速了媒体信息的碎片化效应，促使媒体的内容趋于同质化。不同的媒体，若想要健康共存，一是要取长补短，融合发展。

（二）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

近年来，“手机媒体不断地与传统媒体对接，又不断地将之超越，在手机从一种通讯终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信息终端的过程中，手机越来越媒体化。”目前，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主义有以下几种。

1．手机报纸

传统的报业受到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影响，凸显了很多问题。对于受众来讲，内容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创新的阅读方式和成熟的技术手段也能改变受众的阅读习惯，将他们牵引到新媒体的阅读潮流中来。但传统报业不会消亡，数字化时代，传统报纸可以借鉴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的数字化传播方式，发挥自己在内容和营销方面的优势，加快传统报业的媒体化转型。

2．手机广播

诉诸听觉的广播媒体，可谓是在夹缝中生存，因为广播受到了来自电视和互联网以及手机的多重冲击。早期的广播在广电网的掌控下只能进行单向传播。而现在，依托“三网融合”的平台，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制作者和者。手机广播与大众的生活联系紧密，推动了广播业的快速发展。

3．手机电视

电视媒体与手机的融合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手机电视具备“传统电视的直观性、广播媒体的便携性、报纸媒体的滞留性以及网络媒体的交互性”③，其发展的潜力之大，已经受到了传统电视行业极大的兴趣，各大电视台纷纷投资手机电视，获取更大利润。

三、手机媒体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手机用户不断增加，手机媒体的发展空间巨大。然而，处于发展初期的手机媒体，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除了信息传播的虚假性和安全性问题，还存在个人隐私、媒体功能不充分、媒体化发展不完善等重要问题。

（一）手机媒体面临的问题

多媒体化的信息传播方式给手机媒体带来了多功能的网络体验，图文处理、视频娱乐为手机媒体带来了广大的用户。依托互联网技术，手机媒体可以与网络媒体进行融合，发展成为移动的PC。

尽管手机媒体为人类带来了更便捷的信息传播方式，但作为手机用户我们不能忽略手机媒体所面临的问题。受众群体比较局限，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具有一定的门槛，大部门的手机用户集中在经济基础好、知识水平高的年轻一代，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的传播进程。手机媒体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这导致媒体信息大同小异，媒体内容缺乏创意，导致手机媒体只是媒体的一种延伸，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二）手机媒体的发展趋势

虽然手机媒体发展势头强劲，但毕竟是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在面对其它媒体的竞争压力和自身的不足时，手机媒体应当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总结营销策略，以期更好的带动媒体产业的发展。

1．发展手机广告营销模式

一个独立的营销和盈利模式为媒体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手机媒体在独立运行的过程中，应当与通信运营商、内容服务商和技术平台做好沟通，以互利共赢的方式发展自身的媒体产业链。在整合资源的同时，明确自身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为用户和广告主做好服务。“广告是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要达到理想的广告效应，必须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同时进行定向的信息传播，以期更加有效地发挥手机媒体的传播功能。”

2．挖掘手机媒体潜在的价值

近两年，移动APP发展火热，这为手机媒体带来很多潜在的价值。除了满足手机用户的基本功能以外，手机媒体还可以挖掘电子营销和手机购物的商业模式，通过建立品牌价值导向，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相信不远的将来．随着手机媒体的商业化发展，将会掀起一场新的营销革命。

3．增强手机媒体终端功能

篇（2）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wWW.133229.CoM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 网络 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 工业 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 科学 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 计算 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 电子 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现代 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 企业 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 政治 、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 经济 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 网络 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 科学 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 计算 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 总结 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 历史 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 中国 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 工业 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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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对媒介融合和内涵与外延的认知

(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于1983年由美国学者I?浦尔首次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归纳了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陶喜红进一步指出，“融合”这一概念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研究发现，“媒介融合”属于互联网兴起之初所产生的取代论和共存共荣论相互争论时期。这里所说的融合，是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和平共处,联合发展，显然它与现在舶来意义上的媒体融合属于不同的概念。

(二）认识的深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已不再停留于表面上的理解。吴海荣从研究个案出发，认为媒介融合既可指宏观的产业、人力层面的相对集中，又可指微观的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的资源共享。⑴李红祥认为媒介融合的界定要从技术/软件融合、产业/市场融合、内容/服务三个层面加以界定。m蔡雯则认为媒介融合的深层次含义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推动下的通过新介质形成的各类型媒介的汇聚融合。

在表现形式上，媒介融合应该既包括硬的新闻实体的融合,又表现为软的媒介技术、管理体制的融合。王闻俊从动态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媒介融合包括组织结合、收购合并、传播手段、媒介形态等四个阶段，孟建、赵元珂认为，媒介融合既包括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并购，并借此组建大型的跨媒介传媒集团;媒介技术的融合,将新的媒介技术与旧的媒介技术联合起来形成新的传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态。

二、高校媒体融合研究现状

相比之下，学界对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相当薄弱。当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宏观媒介融合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研究。

(一)宏观高校媒体融合研究

张文莉研究指出，高校媒体的媒介融合主要体现在内容、终端、组织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作者认为,高校校园媒体应该从内容重整和组织重构两方面人手。在内容重整上，重视整体策划，注重互动。在组织重构上，组建全校统一的新闻管理机构，建设一支专业化、全能型的采编队伍。娄雷认为，高校的校园媒体资源融合，既包括不同新闻主体、经营主体的融合,也包括不同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在组织构成、人员配备、职责分工等方面相互协调，优势互补。

°高校传媒整合既符合高校媒体的发展诉求，又是当代高校宣传工作的发展需要。梁燕燕认为,高校传媒可探索构建“新闻中心——实训基地”模式，将新闻中心开放为高校新闻学科的实践教学平台，将校园宣传任务分解为高校新闻学课程的实训作业。此举既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传媒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同时又极大改善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困境。

(二）高校报网融合研究

高校“报网融合”是不同新闻主体、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以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实现立体化的新闻报道、捆绑化的客户服务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李秀芹认为，高校报网互动有利于校报与网络的“快”与“慢”、“容量大”与“容量小”、“交互性”与“单向性”的优势互补，是高校校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工作理念上，张碧红认为应该实现媒体的重心从报纸转移到网络，搭建读者网友的互动社区,通过打造“新式在线编辑部”、注重校园网事“深加工”、整合校园宣传资源等方面，推进高校“报网融合”创新发展。

赵立兵，杨宝珠研究了高校校报与微博的融合发展,认为微博等新媒体的及时性、现场性、互动性等优势，能够与高校平面媒体的权威性、深度性、全面性进行有效互补。在具体融合路径上,主要表现为“微新闻”、“微专题”、“微采访”、“微活动”、“微服务”等形态，推动高校校报的新发展。"

(°三）媒介管理融合研究

在媒介经营管理层面,高校校园媒介融合，有利于实现新闻业务上的资源共享,增强校园新闻的舆论引导能力。赵明认为，高校校园媒体的融合应该从新闻媒体从业者及新闻工作体制人手,在新闻工作体制方面，整合校园媒体,实现资源共享，学校宣传部门在体制上保证组织运作。

王世华认为，从传播内容、组织架构与人员构成来看，高校的媒体融合远没有成功,作者指出,应明确现有媒体的主从关系，不同媒体形成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同时还要实现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与从业人员的有机融合,从理念、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从业人员等多方面全力打造多媒体融合的髙校“全媒体”。

三、结语

媒介融合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从一开始被引人的舶来品，到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本土化研究，学界都有较为深人的分析，研究视角也十分丰富多元。相比较而言,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过于薄弱,这与高校新闻媒体及其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匹配，而且与高校新闻媒体的实际发展状况不符。媒介融合是包括高校新闻媒体在内的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所以有必要加大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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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276-01

媒体融合基础上，受众对于新闻的生动性、精彩性要求更高，新闻的采集、传播等面临更多的挑战，如何抓住受众心理，提高新闻传播的效率，依然是媒体融合下新闻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同时，对媒体融合的发展与现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媒体融合基础上新闻的传播及创新发展，促进新闻的融合，使新闻传播者与受众形成更密切的协作关系，能更有效地促进新闻业的发展。

一、媒体融合的发展与现状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称为新闻传播的主要途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结合，更加丰富了新闻传播的形式和内容，特别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使新闻产业形成了一种全民参与、欣欣向荣的景象。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共享性，新媒体已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途径，给传统媒体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传统媒体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新闻传播经验又能为新媒体所用，促进了新媒体的发展，同时也使传统媒体失去了一定的市场，迎来了发展的低谷。因此，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处于不同角度考虑，新旧媒体的融合还是存在一定的阻力和制约因素的。例如，新闻信息的版权纠纷、利益冲突等，都可能成为媒体融合过程中的阻碍因素。此外，传统媒介组织机构的管理风格也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媒体的发展，如新闻“把关人”这一角色虽然在媒体融合时代控制能力大大消弱，但其存在的价值还是可以肯定的，关键是如何创新，提高新闻传播的真实性、生动性、趣味性，以促进新闻信息内容的融合，使其与媒介融合同步发展。总之，媒体融合是必然趋势，在媒体融合下新闻的传播也要重视图像、动画等技术的融合。

二、媒体融合基础上的新闻传播

媒体融合拓展了新闻传播的渠道，降低了新闻传播的成本，形成了新闻发展的新时代。第一，在新闻信息的采集和交流方面，媒体的融合发挥了重大优势。一方面，媒体的融合使新闻采集的途径多样化，且增强了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使新闻内容更为多彩;另一方面，媒体融合拉近了新闻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受众既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新闻，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关注的新闻发表评论，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思想理念。第二，媒体融合给新闻传播带来更为便利的技术支持。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等的迅速发展在降低新闻成本的同时，其技术手段更容易被大众所掌握，这就打破了专业人员对新闻编辑、剪切、的控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新闻”。第三，媒体融合打破了新闻传播的垄断局势，拓展了新闻信息的来源渠道，使新闻者与受众能突破时间地点的约束，随时随地地、观看新闻和编辑新闻，节省了新闻采集、编辑、传播的时间、人力等，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效率。第四，广泛的新闻源和互联网平台，使新闻传播自由、方便，也使大众之间的交流更为畅通，丰富了新闻素材、提高了新闻的生动性和活力。

三、媒体融合基础上新闻传播的创新与发展

媒体融合基础上新闻传播实现了大众化、平民化，一般群众与传统媒体记者有着同等传播权。例如：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身边发生的事件进行编辑，然后通过微博、微信等途径进行，这是新闻传播的重大创新;其次，新闻传播的速度快、覆盖广、互交性强，激发了新闻的内在价值，使新闻的传播更有意义。此外，新闻传播的交互性加速了舆论反应，大众的观点可通过新媒体平台快速、真实地展现出来，体现了新闻的全民化、大众化，也方便了大众监督;再次，媒体融合基础上新闻传播准确、迅速、便捷、生动，但新闻信息的整合与创意还需进一步发展，新闻信息源的巨大也加大了筛选难度，带来了复杂、频繁的版权之争。一方面，一些传播者为了迎合受众心理，采用一些传播技巧以达到影响受众心理的目的，使受众主观情感产生偏离，影响了受众的判断，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体现了新闻融合的相对落后，面对迅速发展的媒体融合，新闻的制作和传播应寻求更多的合作契机，进一步探索和革新;最后，媒体融合增强了新闻的视觉表现力，使其内容表达更为丰富、精彩，能够牢牢抓住受众心理，加强新闻融合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媒体融合基础上新闻的生动性、精彩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新闻传播中声音、文字、图片等等的融合更加巧妙、精准，提高了新闻的质量和新闻传播效果。当前，新闻融合跟不上媒体融合只是一个暂时的缓冲过程，在新闻业不断的发展中，媒体融合下的新闻传播将会更为丰富、生动，并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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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会场形式新颖，别开生面。与会传媒业界、学界、技术界三方精英及各方专家围绕媒介融合的内容、模式、形态、现状、影响，以及中外媒体融合比较等话题进行对话。

传媒专家陆小华指出：媒体融合并不仅仅是新技术的产物，应当说，受众的需求更是媒体融合的动力。“今天传媒发展趋势是移动化变革。人们需要随时随地获得信息，这就要求传媒作为内容生产者以快捷的方式生产。边生产，边传播，边消费，这样的模式实际上给整个生产流程的建构和理念的形成都提出了要求。全能记者并不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是新的内容生产模式，才能真正地提高效率，才能真正促进传媒融合。”陆小华认为：今天的传媒发展趋势给整个媒体生产流程的建构和理念的形成都提出了新要求。

上海证券报社长、总编辑关文结合报纸实践，把中国现阶段的媒体融合分为“互动”和“融合”两个层面。“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全国性的媒体，包括财经类的媒体，有融合的要求和意愿。财经类报纸要借鉴网络或者其他的终端形式，把即时的、不同形态的信息产品第一时间传播给读者。融合是解决媒体形态，而互动主要是解决手段。”

芝加哥论坛报执行副总编辑马克认为：融合的话题不是困难的话题，但是把这个话题带回编辑部，真正实施这个战略，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媒介融合的情况下，希望媒介融合技术和数据技术使业界能够利用更多的媒体平台来满足读者的需求。

佛山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龚嘉明在实际工作中感到：“整合容易融合难，物理的整合像人的队伍、资产这些整合还比较容易，但是讲到融合，尤其是宣传新闻业务，非常之难。”

中国新闻出版报社社长姜军表示：媒体融合是一个趋势，但是它也存在一个相反的趋势，就是它的分化。他认为，媒体越来越多地要从单向的传播变为双向的、互动的、个性化的传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也提出：当下世界媒介的发展潮流不仅有媒介融合，也有媒介的分化。在强烈的竞争之下，一些传统的媒体正在强化自己的专业性。

凤凰集团多媒体副总裁、凤凰周刊社长孙谦提出了媒体融合“中央厨房”的概念，凤凰正在积极推进媒体融合“中央厨房”这个构想。新华社副总编辑夏林指出：首先，技术的推动使媒体格局发生了变化，迫使电视、电台、报纸、刊物都在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如要用快讯去不断地更新网络信息，比如把快讯的内容严格限制在70个字内（因为这正好是一条手机短信，若超过字数，手机报就很难使用了）。其次，实践的变化推动了理论的创新。现在新闻定义完全可以改写成：新闻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直言媒体融合仍有几大问题亟待解决。他认为，媒体的融合需要跨媒体的组合。在没有跨媒体组合也没有跨行业组合的前提下，“我们国家媒体融合的前景何在？”在他看来，目前可以称得上实现媒体融合的平台只有互联网。同时，“基于互联网的多媒体的结合，盈利的前景如何？”还有，“现在媒体主要传播的是新闻，媒体融合的新闻和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区别到底何在，难道同样的内容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就是融合？”融合的媒体将会对新闻的内涵带来何种变化，现在不过是满足了人群从不同的渠道来看同一条新闻而已。此外，除了突发性新闻，“深度报道、综合报道是不是适合做？融合新闻是不是能覆盖所有的新闻题材？”新华社原副社长、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马胜荣教授对以上问题持有类似的观点。

当前，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大趋势已经拥有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在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面临着挑战，对如何有效地进行高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问题，专家各抒己见。大部分专家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重点并非仅仅是全能记者的培养。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飞教授谈到：“高校要坚守的就是怎么样来讲故事，这才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难点问题。”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张军提出中肯的建议：希望高校在注意培养学生多媒体素养的同时，不要忘记最基本的新闻技能培训。香港大学新闻总监陈婉莹教授指出：媒体融合不应该被简单地看作高校教育架构中设置的一个专业，其实媒体融合是所有专业都可以用来促进自身更好发展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学生能够学会掌握报纸新闻采写、电视制作、网络新闻等所需要的技能，成为实践和思考结合的新型传媒人才。

不少专家认为，比传媒人技能融合更为迫切的，是同一媒体集团内部多种媒体业态的组织结构融合和产权融合的研究。另外，关于全能型记者和编辑的培养、融合后媒体内部的管理、媒体融合的运营模式等都成为会场讨论的焦点。

分会场好戏不断：各方同仁畅谈道中道

在分会场的讨论中，来自传媒业界、学界、技术界的同仁、专家围绕媒体融合的现状与未来：实践交流与问题思考；媒体融合环境下的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高校媒体融合实验室的实验教学这三个主题展开讨论。

篇（6）

一、“三网融合”的发展现状

2010年国务院先后下发了三网融合总体方案和试点方案，确定了三网融合12个试点地区名单，制定了快速推进三网融合的目标。并将三网融合作为重要任务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三网融合的新形势给新媒体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广电新媒体，促进新老媒体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所谓三网融合，即是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以及计算机通信网的相互融合与兼容，同时逐渐整合渗透为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为了推进三网融合，我国政府早在2010年10月就已经开始在国内部分大中型城市开始试点工作。虽然现阶段三网融合还有很多关键性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11年《关于印发三网融合试点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在保证播出安全的基础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电信企业可以探索更多的合作经营模式，从而充分挖掘出自身优势，调动各方积极性，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丰富和优质的信息服务[1]。三网融合是我国信息化时展所要经历的必然阶段，它为受众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全媒体环境”，而媒介受众的变化必将对媒体转变产生深远的影响。相信随着三网融合工作的推进，随着新媒体发展步伐的加快，我们必将迎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为新媒体时代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二、促进“三网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1、健全“三网融合”监管法律体系

进一步完善三网融合的法律监管体系，尽快颁布和完善《电信法》与《广播电视法》，确保三网融合拥有法律支撑，如此便能够有效的处理三网融合过程中关键的法律性问题。在促进三网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确保电信业与广电业都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按照欧盟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在法律层面上适当的把传统通信网络统一列入电子通信网这一大框架之中，即是把目前的三网从传统网络转化为电子通信网络。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体现出现阶段网络的技术实质，同时还可以被电信、广电以及互联网所接受，获得各方的认可与支持。《电信法》能够针对国内三网融合的市场监督管理提供原则和参考，允许针对电信与广电进行有差异性的监督管理，采取传输网络和内容的区别监管，从而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如此一来，三网融合的发展具备了法律依据，这是确保三网融合最终全面实现的根本保障。

2、电信广电合作共赢，逐步开放

推进电信与广电的合作共赢，在双向进入上有所突破。从西方发达国家三网融合的发展经验来看，一般都历经了从电信与广电的双向进入到相互合作的阶段，例如美国，三网融合选择了下面几种模式：第一是广电进入电信，第二是电信借助于IPTV进入广电，第三是广电和电信相互合作。这几种模式的关键都是利用逐步开放的方式来最终实现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是与三网融合未来发展趋势相符合的。如果电信与广电在试点阶段对等进入，则很容易产生一些就业和竞争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为了实现电信与广电的双赢，必须要选择积极稳妥的方式，结合三网融合的整体发展方案以及试点要求，在双向进入上逐渐的摆脱传统封闭的广电网以及电信网，打破过去一直以来广电和电信分离的局面，过于激进或者保守都不是二者的出路，最科学合理的方式是电信与广电分别作出让步，逐渐实现二者的相互开放，最终取得合作共赢的局面[2]。

3、加强媒体传播方式和内容创新

在促进新媒体发展的同时，不但要紧紧抓住媒体核心业务，坚守阵地，同时也要结合新媒体形态更加多样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渗透力更强的特征，充分的利用市场手段，增强力度，推动新媒体的持续健康发展。要更加关注传播内容的创新，深入研究新媒体的传播规定，尽快适应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发展的特点，将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充分的发挥出来，同时对其展开有针对性的设计和开发，打造更多的适合不同年龄、不同收入层次的，内容丰富、品位高雅、形式生动活动的新视听产品，从而尽可能的满足不同受众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非是单纯的将传统媒体传播内容照搬到新媒体之上。另外我们还必须要注重科技创新，不仅要创作出更多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视听产品，利用新技术的应用创新传播方式，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视听享受，同时也为新媒体视听节目监督管理工作提供更加有效的技术手段，保证信息安全与传播安全。最后必须要加快体制创新，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传播体制，从而更好的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三、“三网融合”的发展趋势

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之下，我们必须要真正认识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相互依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并最终走向融合的关系，进一步统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发展，紧紧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所以不管是广电媒体还是电信，不管是播出机构还是传输机构，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推进三网融合的尽快实现。

首先，未来一段时间内，广电媒体在内容资源方面的优势依旧是网络不能比拟的，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自身的交互性与海量信息，这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若广电媒体在内容制作上增加投入，网络新渠道就会为其带来更大的增值效果，进而让广电和网络达成共赢的局面。另外，三网融合也为终端制造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未来几年我国电视机的年销售总量也许能够超过9000万台，而当网络电视时代来临之后，用户仅仅需要购置一台网络电视机，就能够享受到电视与网络的双重功能。

其次，三网融合未来的朝向是互联网，当前的互联网依旧是主要借助于电信网作为基础和支撑，依旧处在比较弱势的状态，无法真正承担三网融合全面发展的重任。但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从终端和业务等方面而言，未来的电视与手机必然会与互联网全面靠拢。在三网融合服务差异化阶段，广电网也必然会成为互联网的重要基础，从而构成计算机通信网以及计算机广播网共同支撑互联网发展的新局面[3]。

最后，根据过去的方式来促进三网融合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怎样绕过传统的三网来实现成功融合的目的？其答案是寻求通信体制改革。我们应当依托技术发展支撑，构建商业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来有针对性的选择发展方式。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数据通信发展还处在落后位置，传统数据通信业务规模较小，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多业务的包袱要小得多，所以应当积极转向为以IP为基础的新体制，光缆中选择IP优化光网，完善宽带IP网，促进我国Internet网发展，让其能够和国内传统通信网并存发展。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三网融合的发展，其关键在于广电具备内容资源优势与内容管理优势，而电信具备交互网络优势，将其二者相结合，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让电信和广电双方都能够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双方发展，从而真正的带动我国信息产业和新媒体发展，为我国信息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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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各种新媒体，在组织结构、传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媒介间的技术和形态界限日渐模糊。

这场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仅给传播业务和传播产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传播规制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径、模式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已成为一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立足于文献研究，在对媒介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厘清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现状

有关“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在媒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视野里，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这种媒介观事实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过，“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点一般认为是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观点：“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介实验室(Media Lab)的筹建演讲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这种“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自尼葛洛庞帝提出“三个重叠的圆圈”之后，媒介问的融聚汇合便备受关注和讨论。但“媒介融合”真正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浦尔首次提出“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间的融聚、汇流便在数字化的潮流中日渐得以显现和证实。而媒介融合作为一项前沿课题也逐渐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开始得到接续和深入。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多，美国一些大学甚至专门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或方向。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目前已开辟了媒介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多个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目前，国内各学者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已获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围绕“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该课题的理论架构。从2006年开始，以蔡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应用新闻学角度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进行研究与探索，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方式和流程的变革、新闻资源开发、新闻报道策划以及新闻人才技能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微观、具体视角和宏观、思辨视角并重的局面。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功能的融合。对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上的融合还关注不够；同时，基本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论取向，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技术推动力量持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态度，而普遍忽视了政策规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媒介融合进程的制约作用。不过，目前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和局限。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规制融合：“社会形成论”视野下的新视角

从尼葛洛庞帝开始。技术因素便被定义为媒介融合的直接诱因，而媒介间的融聚、汇合过程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进程。如，在浦尔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过是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信和广播的形态融合。Pavlik(1996)将融合定义为“在计算机技术驱动下，传播媒体的所有形式汇聚到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平台之上”。

确实，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之所以会产生碰撞而导致边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但这些将数字技术(或者称为“计算机技术”等)视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观点，显然充满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技术被看成是形塑社会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甚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逻辑。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单向决定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便已受到众多批判。作为最主要的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强调技术的社会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会、体制、经济以及文化等力量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作用，认为技术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因此，遵循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认识论，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技术决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为技术变革的产物，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内部逻辑，而要受到其

运作环境和社会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态在技术上实现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会进程必然是缓慢和渐进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实在数字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规制等种种限制阻碍了其进程。

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已经证实了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观点。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融合作为媒介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认同和追捧，但在产业、组织等现实推进中却是困难重重。政策规制变革的滞后、产业和市场融合所面临的种种壁垒、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转换以及相应人才资源的匮乏……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介融合的束缚。

在种种限制性社会因素中，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传统媒介规制体制无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国家，传统的媒介规制方式都由基础技术平台的分类所决定。如在我国，报刊以及印刷出版归属新闻出版局管理，广播电视归属广播电视局管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归属信产部管理。但在媒介技术平台日益汇流以后，媒体功能出现重迭，传统媒介产业之间乃至于媒介产业与通讯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本处于不同产业中的报刊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讯渠道相互渗透和交叉竞争。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基础平台分类为依据的产业分立规制体制便面临着出现双重标准、规制失灵等问题，而媒介融合无论是在技术平台上的融合，还是内容产品、媒介组织乃至媒介产业的融合上，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牵制和阻碍。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所谓“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制融合”的推进是一项涉及到机构变革、政策调整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如，不仅包括规制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适应媒介融合领域的规制政策以及更灵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以促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充分竞争。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政策规制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变革，而政策规制的调整与变革往往是进一步推进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对于媒介规制融合与媒介技术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们并不赞同以一种单向线性的思维，简单地将之构建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图1)中。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和规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平台的聚合和产业、市场的融汇，也不仅仅是规制政策的应对和融合，而是多种因素(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研究现状

在媒介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西方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电信产业与媒介产业的融合趋势。并对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探讨。不过，当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合趋势对广电频率资源以及电信产业政策的挑战，而关于传统媒介内部规制政策的探讨较为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对传统媒体内容与流程的影响日渐扩大和普遍，关于融合趋势下媒介产业内部政策调整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以及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都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过往将不同媒体以不同模式分别监管的政策将面临挑战。但在应该如何建立适合媒介融合趋势的传播政策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粱丽娟在对比台三地传播政策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规管模式”和“竞争法律”三个方面探讨了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影响，认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架构由多重规管简化为单一架构以及引入竞争法律将有利跨媒体竞争；因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组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事前监控的产业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转向事后追惩的竞争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议：而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袁常捷则针对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市场，提出了一种层级模式(layered model)。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案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台湾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立兴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台湾地区有线电视与电信事业的相关管制规范与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MarkWheeler对英国传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语境的调整与变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伦教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传播政策项目负责人Pesos losifidis探讨了媒介融合刘欧洲各国传播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并初步勾画了融合时代欧洲新的政策架构。总体来言，在个案研究方面，欧盟各国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

近两三年来，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观点开始散见于各级学术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黄金在分析、比较美国、欧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媒介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观点；肖燕雄在其论文《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则》中，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达地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则：法律政策整合原则、管理分散原则、管理国际化原则。同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也开始将该议题纳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现代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传媒法律、政策”，则在媒介技术变革与传播政策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探讨。而在今年10月，我国第一场有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内容规制与传播政策”的主题研讨会也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举行。

总体而言，我国对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政策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仅成果数量少。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关注点而言，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总结西方经验的初始阶段，不仅对于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问题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还基本没有涉及我国传播规制政策调整与变革这一问题。

篇（8）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6年孝感市社科联“基层社科热点问题研究”项目，立项名称：新形势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xgssk12016jc019

自2014年深改组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媒体融合发展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快车道。孝感市主流媒体也乘东风，自加压力、勇于创新，努力探索自身转型发展之路。不容否认，在中央级和省级媒体资源优势比较突出、大型商业网站以技术为利器领先市场的背景下，地市级主流媒体开拓融合之路并不一帆风顺。但这是必走之路。地市级媒体融合现状怎样？有什么成就，又有什么困惑？怎么能走得更稳健？本文以孝感日报传媒集团、孝感广电传媒集团为例，通过调查研究，试着作一分析。

一、媒体融合发展现状

基本情况。孝感日报传媒集团成立于2014年7月，主要媒体有三报（孝感日报、孝感晚报、湖北手机报・孝感版）、六微（孝感晚报微博、微信，孝感网微博、微信，槐荫论坛微博，时讯传媒微博）、一网（孝感网）、一论坛（槐荫论坛）、一屏（室内电子阅报屏）等。传统媒体从业人员88人，其中研究生4人，本科66人，大专16人。新媒体（网站）从业人员30人，其中研究生2人，本科21人，专科6人。孝感广电传媒集团成立于2014年10月，主要媒体有新闻综合和交通音乐两个广播频率，新闻综合、公共生活、孝南等三个电视频道，《槐荫周刊》报及孝感新闻网。各频道、频率及报纸、网站都开通运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传统媒体从业人员259人，其中研究生4人，本科187人，大专43人。新媒体（网站）从业人员10人，均为本科学历。

媒体融合发展情况。孝感日报传媒集团实施技术创新，建设了全媒体生产系统，如全媒体新闻生产平台、全媒体资源服务平台、报纸网络排版输出系统等，正在建设移动采编办公系统、掌媒内容系统、全媒体考核系统等，实现新闻采编全流程信息化、新闻资源多媒体共享共用、新闻传播扩面提速，传播力引导力大为增强。荣获中国报协评选的“‘十二五’中国报业信息化建设和融合发展示范奖”。经营方面，2015年，集团经营性收入达到3686万元，较上年度增长7.54%；其中，广告收入1737万元，发行收入1696万元，其他创收253万元。槐荫论坛，继续发挥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今年7月8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梁伟年作出指示：孝感网槐荫论坛的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在同类网信工作中推广。2015年，网站经营超过500万元。

广电传媒集团目前正积极入驻长江云・云上孝感，借助云上孝感客户端开通文章、视频、素材库等8项基本功能模块，扩展电视直播、微信矩阵、客户端等另外12项功能，已经实现广播电视节目的直播功能。电视台新闻频道官方微博上半年连续两个季度跻身“湖北媒体微博风云榜”十强。孝感广电微信公众号推出网络直播节目《孝感人》，节目播出累计访问量达到10000多人次。2016年孝感春晚、网络春晚等晚会的网络直播累计访问量达到27000多人次，在孝感广电微信公众号上直播的2016年孝感市春晚单场晚会吸引场外4000多人互动。经营方面，2015年，累计创收比2014年增长21%，实现了逆势增长、绿色增长。

总体来看，两家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已跃过了初期的报网互动、台网互动阶段，开始进入媒体整合甚至是深度融合阶段，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媒体融合存在的问题

媒体融合是一个新事物，也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就孝感两家主流媒体的探索来看，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方向感不明。

传统媒体必须与新媒体融合，这是共识。但如何融合，对地级媒体说，国内还鲜有现成的成熟的路径与模式可循，国内大型主流媒体的一些实践、国外“小而美”的一些新闻创业项目可以借鉴、提供启发，但基于发展现状和实力，只能望其项背而难以付诸实践。因此，导致出现融合方向上的“迷惑”。

2.“化学效应”不强。

在融合上，虽然不再限于报网互动、台网互动，并建了全媒体生产系统，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但整体上这种融合还是物理上的融合，在做加法，还没有实现从内容生产、产品销售到市场反馈的系列“化学反应”，经营上的融合不深，总体效益不高。

3.投入不够。

搞新媒体需要投入，而地市级媒体本身体量有限，特别是近两年受经济下行、新媒体冲击影响，传统报业、广播电视经营创收呈断崖式下降，地市级媒体经营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在推动媒体融合上，地市级媒体陷入了投资新媒体怕成本收不回、不投资又怕落伍时代和同行的“两难”境地。怎么办？很多传统媒体便采取“摊大饼”“撒胡椒面”的方式，都照顾到，都没有特色，财力更吃紧。

4.复合型人才不多。

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从采访、内容生产、出版播出到市场经营等有一套自己的熟路，并有自己的权威性和相对固定的受众，新媒体的优势在于有自己的渠道和技术。但二者相遇，特别是在以传统媒体的姿态来办新媒体的情况下，这对传统媒体从业者的思维和能力提出了挑战，它需要既懂传统媒体又懂新媒体的复合型人才。

5.利益不好调。

媒体融合必然牵涉利益的调整，其中既有人才打通方面传统媒体内部人员之间的利益再分配，也有新媒体从业人员与传统媒体从业人员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特别是新媒体从业人员多是近几年入行，承载着与传统媒体人员一样的责任与义务，但因采用的是新机制新办法，在财政拨款、人员编制甚至记者身份认同等多个层面，与传统媒体差别很大，导致从业人员获得感、成就感不强，动力不足。

三、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建议

根据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地市级主流媒体下一步推动融合发展，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理念是引领，要遵循新闻规律。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时方向不明，是因为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开，或者理念还没有进一步明朗。推进媒体融合，毫无疑问要坚持党管媒体和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的原则，这个是不管怎么融合都不能变、不能丢的，也是融合的前提。一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是媒体融合的应有之义；协调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媒集团与外部之间的协调，也包括集团内部人才使用、内容生产、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协调；绿色既包括精神文化产品上的健康无污染，也包括经营增长方式的绿色化；开放既包括请群众、网民参与，开放办报办刊办台，也包括要勇于走出去吸收先进理念和方法，如人民日报微博就为传统媒体如何在新媒体领域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样本，它相对独立的团队、清晰的价值观定位等都值得借鉴学习；共享既包括传媒集团内部之间资源的共建共享，也包括所生产的产品及部分平台、渠道等与受众之间的共建共享。二是遵循新闻发展规律和新技术发展规律。媒体融合不管怎么“融”，其主打的权威产品还是“新闻”，这就决定了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不能因为对融合发展的心情急切而背离规律性规范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媒体融合还要遵循新技术发展规律、社交媒体运作规律，这方面大型主流媒体、商业网站的做法可以借鉴。孝感槐荫论坛也走出了一条发展论坛社区的成功经验。

2.内容仍然为王，要适合用户需求。

自媒体融合探索以来，内容为王、渠道为王还是技术为王，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就地市级媒体而言，因其地域性、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和可待挖潜的空间，内容仍然是主要的、根本的。地方报、台经常自谦“小报”“小台”，这里的“小”既因为它在体制内的序列位置，也因为它服务的受众范围偏于一隅且相对固定，有时还因为发展能力欠缺所致，但其功能却是与大报大台一样的。应该承认，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传统媒体在服务地方时，是相当好的，但也有明显不足，如报纸方面，农民群众自愿订报非常少，农民群体没有有效覆盖，新闻报道的亲和力、指导性不够等。但现在媒体融合时代，地市级媒体可以说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电脑、手机等载体平台，可以把产品直接推送到用户（包括农民）眼前或手中。关键是，要有优质的内容，能粘住用户。为此，需要牢固树立受众意识、体验意识、分众意识，做深做透做活新闻，做足做细做优地方特色，当前，尤其可借助于“长江云”新闻政务客户端，积极打造地方“新闻+政务+服务”品牌，以小见大、以小博大，努力提高服务受众的质量和水平。

3.新技术是支撑，要与时俱进。

篇（9）

1　新媒体日新月异并以极快的速度占领市场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兴媒体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从网络到手机、从电子书、博客、微博到国内3G牌照的发放，新兴媒体正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来。不用看报纸、电视，不用听广播，通过一个小小的鼠标甚至是一部手机就能知晓天下事，并且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你编我读，你播我看，你播我听”的模式，新兴媒体给受众以更多的选择权与互动参与机会。

有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达4亿，而中国手机使用人群数量已经突破了7亿大关，手机上网人数也达1.55亿。而随着移动互联网和3G不断普及和推进，手机上网的人数还在急剧上升。这意味着，手机媒体作为继纸媒、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的第五大媒体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地奠定。

2　广播等传统媒体面临重大挑战

在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变化的受众需求和不断涌现的高新科技背景下，广播等传统媒体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2008年7月31日，新加坡新传媒集团属下的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正式停播，标志着这个运营长达14年的对外宣传广播电台成为历史。2010年3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的总裁马克・汤普森宣布，BBC6音乐台和南亚社区电台将面临关闭。在国内，许多广播媒体由于经营不善，被其他媒体或是产业收购或者控股，丧失独立经营权。

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直接挑战在于，分走受众，分走市场。曾有调查显示，奥运会期间有24.9％的观众是通过公交移动电视看到赛事转播的。又有报道指出新媒体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中，还将继续延续大规模的投放。另外，新媒体的崛起，使主要依靠广告经营收入的广播盈利模式受到挑战。由于新媒体广告投放具有沟通效率高、覆盖范围广、互动性强、成本低等优势，使得一部分广告商更愿意选择新媒体。此外，由于广告投放深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因此，对“广告收入”的过分依赖，也给广播媒体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3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

从新媒体的出现开始，传统媒体就看到了其巨大的生命力，并迅速走上了融合之路。在国外，许多传统媒体都在尽全力进军新媒体，试图扩充自己的实力。诸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迪斯尼、维亚康姆和时代华纳等传媒公司都在增加网络资产、开展收购活动。在国内，200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网络电台，向全国网民推出“可看的广播、可听的网络”。2006年，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音乐频道和音乐广播电台合并，并推出网络、电视、广播三类媒体互动的“音乐博客”。近几年，面对新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把手伸向了新兴媒体，走融合之路。

加快广播与新媒体融合，推动湖南广播改革

虽然新媒体的发展给广播带来了前有未有的冲击，但新媒体全新的传播理念和互动方式，也给广播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广播要发展，就必须看到新媒体的优势，创新广播节目的生产方式，通过高新技术手段，主动与新媒体融合。

1　湖南广播与新媒体的融合现状

早在1999年，湖南电台就开办了自己的网站湖南广播在线。为了寻找湖南电台再次腾飞的推动器，为打造湖南乃至全国的新传媒航母，2007年5月，湖南新广播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新广传媒是融合了数字多媒体广播、移动数字电视和网络广播的新生态现代传媒，目前已拥有网络广播、湖南移动电视、手机电视和平安小精灵四家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广播电视节目、音像制品制作，国内外广告的设计、制作、和等众多领域。

从这些新生态传媒来看，湖南电台并不缺新媒体。然而，并不是拥有新媒体就拥有了受众，就意味着湖南电台的传统广播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做到了很好的融合。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湖南广播与新媒体融合后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还需要进一步整合。

2　湖南广播与新媒体的融合之路

湖南广播要改革，要发展，要实现质的飞跃，就必须全面转型，借助国家推动广播电台数字化、网络化建设的产业发展政策，突破自身平台的发展障碍，在广播内容、传输渠道、产业化发展等方面进行大胆尝试，以更新的形式与新媒体进行融合。

首先，大力推动湖南广播的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广播的发展，关键在于技术的革新，在现阶段，只有实现广播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运行，才能实现广播内容、传输渠道、接收终端等方面的融合。因此，湖南广播必须充分依靠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加快技术平台升级改造，建立数字化、网络化的多媒体资源平台，为湖南广播与新媒体的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全力打通湖南广播与新媒体融合的传播渠道。在经济领域，我们常常说“内容为王，渠道制胜”，其实这同样适用于广播等媒体。湖南广播传播渠道的打通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在立足本位即原有的调频立体声、中波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卫星通讯技术的实验和应用，扩展广播生存空间，建立有线覆盖网、无线覆盖网、卫星覆盖网相结合的立体广播传输网络，实现湖南广播信号的全面覆盖，无障碍收听。二是改变目前湖南网络广播只能实时收听，没有节目预告、节目内容，不能点播、下载等形式单一的现状，使湖南广播通过网络进行传输时，听众不仅可以在线收听，还可以进行点播、下载、搜索、分类，还可以享受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多媒体、自主性和个性化服务，真正实现“我的广播”，此外，还可以将湖南网络广播与各大门户网站、中央台、兄弟媒体的网站进行链接，实现网络广播的全方位覆盖。三是加强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移动通讯公司的合作，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尤其是3G网络技术和上网手机，通过通信网络为手机用户提供更多湖南广播节目的增值服务。

篇（10）

一、传统电视媒体的现状与困惑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电视踏着改革的节拍，从姗姗学步成长到如今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缺少的“第一传媒”，但是由于互联网术的出现，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逐渐增多，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报纸和电视媒体，正是由于这种新的传媒方式的冲击，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占据的市场份额已经出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以下我就地方电视媒体为例来阐述其现状和所处的困境。

现状一：素电视媒体兼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身份，一方面地方电视媒体作为要为当地群众宣传和解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政治经济生活服务，另一方面，又要为了自身生存发展兼顾经济效益。这就需要媒体在公益性、盈利性之间做好协调与平衡，否则就会伤及自身，降低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现状二：收看节目来自于观众的收看意愿，小小的遥控器成就了受众的“上帝”地位，受众可以在被动接受的前提下拥有少许的主动权，他可以在几十个频道中任意选择。同时.各种收费电视和数字电视的入侵，使得很多地方电视台失去了对本地区的控制权。特别是省会市台，更是处在同城多台的惨烈竞争中，他们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地方电视媒体自办节目比较少，以外来节目和转播节目为主，自身能力不足。

现状三：地方电视媒体覆盖面有限、发展空间小、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等，这些从先天上决定了它所占的市场份额必定有限。

困境一、受到各种冲击，目前主要的威胁来自地方电视台中不断出现的新媒体，以及中央，省级媒体的影响的方案，从而在地方电视台的收视率无法突破的速度。随着行业的政策，技术和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展，当地电视台上星省级以上，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和正确对待危机，能不能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危机，解决危机，它会影响到地方党委和政府在基层的宣传工作，贯彻和落实，它会影响地方电视台的生存和发展。

困境二、盈利模式单一，缺乏一个比较成熟而又适用的利润增长机制。长期以来，电视节目模式仍然是由行政决定，媒体业务的性质，企业管理模式进行运作，进行慢慢地与市场对接，目前，改革正在推进电视领域，诚信电视市场体系逐步建立，然而，被推向市场的电视媒体在寻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扔未突破单一的盈利模式，广告额牵动着媒体的经济生命线。这就制约了地方媒体的做大、做强，导致可持续发展乏力。

二、地方电视媒体受到新媒体的挑战

相对于电视等三大传统媒体的下降态势，网络媒体为代表的的新闻媒体以其迅速快捷，覆盖面广，受众年轻的比较优势，呈现出强劲，这对电视的影响和冲击式不言而喻的。实力传播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电视广告已明显受到新媒体广告冲击。电视观众正在呈现老龄化趋势，核心观众以45岁左右人群为主，50-60岁人群占比正逐渐提升，未来广告主将更倾向于投放网络广告。

新媒体的特点：

（一）信息化，高度集成且易于访问

集成网络各大媒体信息，并分门别类，让观众成为一种从被动到主动的传统媒体接收信息，观众可以点击的标题和网站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得感兴趣的信息。传统电视媒体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二）传播形式多样，信息范围广

网络已经突破了文字、图片信息的传播方式，更有声音和视频影像信息。

（三）信息传播快，交互性强

今天，很多观众已经习惯于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以这种方式，记者往往比随后的浏览报纸，看电视了解到很多新鲜。最独特的是其与观众直接沟通，每次有大事发生，各大评论网站将打开窗口，用户可以交流自己的想法，甚至还可以通过网上视频对话功能，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从事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虽然新媒体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替代传统媒体的潜力，但所有新媒体的优势确实让传统媒体正在失去一些传统强项。

三、改变，与新媒体融合

传统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相互交融。市场规模的蛋糕是固定的，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产生竞争，分流一部分的观众。对于2600年，根据网络用户的媒体消费行为调查显示，有60.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上年相比，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网络上，同时减少了时间看电视，35.5%的人，有34.1%的阅读杂志，听收音机，27.1%，30.3%阅读报纸。如今，众多的传统媒体也认识到网络强大的号召性和包容性能吸引来众多受众，于是纷纷吹响进军网络的号角，地方电视媒体也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加强门户网站建设，央视的就是典型的代表。将中央电视台等各大电视媒体的节目上传，实现网络二次播放。地方电视媒体在与网络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特点，地方媒体由于拥有地域性特色，那么地域新闻就是它的根，可以在节目建设中结合当地新闻，贴近受众的信息习惯来巩固固定的收视群体和网络用户。这就是新形势下的台网互动，受众在错过电视节目的播放时还可以到其网站来寻找所需的信息。

四、结语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和繁荣是当前的状态，显示其良好的发展前景。在当前复杂的媒体的产业发展格局，主要趋势是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是不能取代传统媒体，但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的延伸。传统媒体有丰富的资源，专业的人才，经验和长期的品牌优势，新媒体形式的传播和传统媒体的优势与对方渠道优势，形成互补，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内容资源，人力资源，品牌建设和资源共享，如共享之间，我相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交互与对方合作将继续加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