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随后，冯仑带着国内立体城市的计划，陆续进入成都、西安、温州3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口号提出已有近5年时间，但立体城依旧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它比起东京和纽约寸土寸金、结构密实的超高容积高楼大厦，以及香港比比皆是的“牙签楼“，至今仍没有具体产品面市。

篇（2）

关键词:转型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Key word:Reforming The community governs the citizen to participation

一、概念及背景

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社区治理和社区公民参与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话语。那么它们的概念和定位是什么呢?广义的“社区治理”是指社区与国家和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互动方式。①而对于社区参与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多内大多数研究者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它是指社区成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社区各种公共活动或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影响社区权力运作,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发展建设中,实现社区自治式的社区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而社区自治的主体就是社区公民,社区自治的实现需要真正地实现社区公民参与。城市社区公民参与的兴起和提倡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是紧密联系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我国城市的“单位制”社区开始瓦解,逐渐开始向社区制转变,社区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逐渐成为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而社区缓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从微观的角度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居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和生活质量上的要求提高,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长。

二、发展中呈现的问题浅析

尽管公民参与在社区中兴起并成为社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各种类型的社区内的公民参与发展程度事实上是参差不齐的。一般说来,在单位型社区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的居民参与度较低,而在一些新型的商品房小区里的社区居民参与度则相对较高。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单位型小区的居民由于习惯了传统的纵向管理,因此,人们对于社区治理和社区参与的理解更多地带有自上而下的参与取向。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居民通常来说是由郊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组成,这类社区由于社区的发育程度较低,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因此,人们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并不强烈。而在新型社区里的居民由于有较好的收入,参与意识较强,且具备参与的能力,因此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较前两者高。但是随着“单位型”社区的功能的逐渐弱化、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以及现代化的发展,单位型社区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的公民参与程度会逐渐地提高,而目前社区参与的不同发展程度正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从城市社区组织来看,在社区内通常存在着纵向组织和横向组织两种参与取向的组织。尽管在许多城市社区中,业主委员会、中介服务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横向组织进入社区大大地推动了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但是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纵向组织作为政府在社区的代言人,在很多社区中仍然在发挥主导作用。这种社区的居民参与依然表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参与取向,所谓的“参与”只是一种政府动员、推动下的被动的参与,并没有发挥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实现自治的真正作用。

三、小结

篇（3）

1　科学性原则。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

2　系统性原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应系统地反映各个方面的指标，使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多方面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的进展情况。

3　连续可比性原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注意和“总体小康”指标体系和“现代化”指标体系保持衔接：一方面要汲其取精华；另一方面要弥补其不足。同时，指标体系也注意到时间、地点、时期、指标性质和适应范围的可对比性，以便于纵横向比较。

4　重点突出原则。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全面小康”突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即“社会―经济一生态”三维复合的协调发展。发展的理想境界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

5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的建立要考虑实用性原则，便于推广应用。同时指标要易于数据收集、易于量化，具有可评价性和比较性等特点。

6　以选择客观指标和最终成果指标为主的原则。构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作为一种绩效评价体系，应尽可能选择最终成果指标和具有客观性的指标。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综合国内外小康和现代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根据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原则，考虑到全国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各类综合因素，结合的自身特点，我们设计了内蒙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共分为5类48项指标，即经济指标(8项)、社会指标(17项)、人民生活指标(8项)、民主法制指标(6项)和资源环境指标(9项)。(见下表)

二、内蒙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评估

通过对自治区2005年数据的分析，对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权重根据反复征求专家的意见形成。其中，经济发展类权重为23％，社会发展类权重为23％，人民生活类权重为24％，民主法制类权重为15％，资源环境类权重为15％。结果表明，截至2005年，内蒙古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达到63％，这表明内蒙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距全面小康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

三、内蒙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制约因素分析

(一)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内蒙古生产总值只占全国的2.1％，但消耗的煤炭占全国的4.8％，消耗的电力占全国的2.3％，消耗的水占全国的3.4％，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2.9％。以水资源利用情况看，内蒙古农业灌溉节水利用率仅为35％左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45％，均低于全国近10个百分点。

(二)生态环境压力仍然较大

一是生态环境仍很脆弱。内蒙古沙漠化土地6.3亿亩，占总面积的35.6％，水土流失面积2.8亿庙，占总面积的15.8％。草原、耕地沙化、退化、盐渍化问题突出，草原退化面积达70％，产草量和载畜量下降。二是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局部大气环境、水环境污染仍较严重。2005年，全区废水排放量56241万吨，与“九五”末期比较，增加21.8％；二氧化硫排放量145.6万吨，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1.19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7363万吨，比“九五”末期增加2.1倍。三是工业化进程对环境的压力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

随着经济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水资源供需矛盾正在制约着内蒙古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前内蒙古水利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程性缺水与资源性缺水并存，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浪费现象并存，其中工程性缺水尤为突出。据统计，目前，呼和浩特、包头、满洲里、二连浩特等14座城市水资源存在供需矛盾，广大农村牧区有近300万人需要解决饮水问题。

(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内蒙古每万人口专业技术人员数在全国排第9位，但每百万人口R&D科学家和工程师却排在全国第22位。万名R&D活动人员科技论文数连续3年居全国末位，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系数排在全国28位，万名从业人员专利申请量居全国21位。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中科技人员数量极少，只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1.3％。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经济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缺乏有力的技术支撑。

篇（4）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相比父辈，生长在城市、远离农村和农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处于迥异时代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有所消减，而对进入城市社会有着较强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却面临着就业歧视、社会网络狭窄、人力资本匮乏、心理认同度低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经济上融入，社会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实质性融入现象，传统的由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成为新的二元结构，即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是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悬空的一代，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与城市融入的梦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城镇化已经取代物的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入人文关怀、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让新型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使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要跨越城乡二元制的藩篱即取得城市户籍，还要能够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资本，获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纳和社会资本，并且拥有在城市安居兴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无论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都从政策、制度或机制上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新型城镇化所提倡的人性关怀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成因并寻找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路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续改进我国城镇化质量、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成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三种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复合治理解决思路与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模式以及户籍制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学者在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人口和移民为研究对象，关注城镇化以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

西方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解释，力图发现人口迁移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推拉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都从工业化、城市化视角研究农业转移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镇化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扰世界城市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逐渐从宏观视角转向对于转移人口个体及家庭迁移动因或迁移行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半城市化现象的论述，后来演变成为从特征、过程的角度定义半城市化，并对半城市化问题发展机制、发展现状以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西方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解决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层面，如社会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提出的流动人口通过接受当地主流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并实现心理认同的同化过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开，但为中国错综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台，为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第二，国内学者以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为研究起点，进而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独特性以及其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及半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的流向、规模、人口学特征等人口流动的静态特征，逐步演变为流动过程、工作和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社会融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为标志，学界开启对农民工代际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热烈讨论。在王春光城市融入与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在三个方面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第一，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群体特征、权益保障、心理状态、就业状况、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虽然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都使其处于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决定论”。还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导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学界展开了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演进趋势及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经过修正的西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城镇化在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时，应该结合我国实践并结合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术上，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类实证研究，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实证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怎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然而，纵观国内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等问题，因此，亟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软实力――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各种因素各自为政的桎梏，通过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外劳动力迁移、城市化进程和半城市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回顾，本研究归纳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演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问题。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32份，问卷Cronbach'salpha系数=0.864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实证分两部分。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即各个影响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关系进行单因素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显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关。其次，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有市民化倾向=1，没有市民化倾向=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而1-P为没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导出：P= （2）

（2）式为logistic回归模型。在式中，a为常数项或称为回归截距，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系数，xm为作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自变量。

本研究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13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组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虽然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国家一系列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措施出台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产生变化;人口学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四、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社会复合治理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张红芳，吴威（2009）认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协同关系，三者的协同是开发个人潜能、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林竹（2011）认为，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张洪霞（2013）也认为，通过三者的协同可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的协同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决其半城市化问题。

所谓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排斥其他主体参与，向多种社会主体协同以促进治理绩效优化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能力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复合型”协同参与，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主体在治理机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即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和其他各主体的全面参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治理结构强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互动，与传统科层组织形成网格状治理结构，各个参与主体成为连接多渠道治理路径的结点，其网络触角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需求反应更为及时灵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引入复合治理的理念，引导第三方组织和企业与政府进行“复合型”协同型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维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关联所构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主体网络。据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解决的复合主体则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旨在打破不同主体间的“部门分体制”，塑造一种互相嵌入、功能互补的互通互联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一是注重“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合作的组织模式，也注重不同主体的主动性和专业性，促进各主体的优势复合发挥。二是复合治理主体构建了主体间相互融通，共同分享，优势互补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治理全过程不同环节、领域的部门割裂、主体分立。三是实现主体间互联互通的内部化，对于有效整合多主体间的社会资源，加强融通协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实然性。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构建政府与企业主体、政府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主体与第三方组织之间“双向互动”的良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和犄角支撑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创新半城市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在这一社会复合治理结构的支撑下，运用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全方位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增加其心理资本，增加其职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努力增加其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拥有心理归属感，并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通过网络组织进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在内的心理培训，加强对其挫折心理的疏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促进其主动融入城市以提高社会资本，激发其自身强烈的成就动机以提高人力资本。

[参 考 文 献]

[1]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0（1）

[3]何继新，陈真真.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汪锦军.构建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一个界定性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

[5]张洪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

[6]陈藻.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3（4）

篇（5）

一、研究意义及步骤

由于生源减少，民办院校的处境艰难，一方面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进入对峙阶段，另一方面民办院校之间竞争也异常激烈。因为公办院校有历史沉淀，学术氛围浓厚，科研与品牌效应都比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具有较大优势。在此环境下民办院校应走出自己的特色，向应用型大学转变。“应用”的核心就是实践教学，以实践教学进而提高学生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应具备的相应素质。在此背景下探讨民办高校社会实践与学生素质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课题组对山东省三地九所实力比较雄厚的民办高校和开展实地调研和发放问卷，接受调研者包括烟台南山学院、山东协和学院、山东英才学院、山东现代职业学院、青岛黄海学院、青岛工学院、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原山东产业文化学院、济南大学泉城学院（蓬莱校区）、南山集团下属企业等。我们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472份，具体情况见表1。

二、山东省民办高校经济管理类课程社会实践与学生素质分析及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中因子分析采用的是主成分算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和斜交旋（promax），选择荷重大于0.5且其特征值大于1（Eigen values over 1）的因子作为主要解释因子，实现变量的归类。同时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我们重新对三个专业社会实践生评价指标进行二级分类，构建出包含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以及三级指标的分层递阶的社会实践与学生素质指标体系。

对影响因素的各部分问项进行的KMO适当性检验结果显示：工商管理专业KMO值（社会实践）为0.802、KMO值（学生素质）为0.868，财会管理专业KMO值（社会实践）为0.908、KMO值（学生素质）为0.827，旅游专业KMO值（社会实践）为0.738、KMO值（学生素质）为0.791。Bartlett’s球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值Bartlett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均适合于因子分析。具体数据见表2。

注：根据通常的惯例，α≥0.5为可靠。

1、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社会实践和学生素质因子分析及指标体系构建

（1）旅游管理专业社会实践和学生素质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本研究对影响旅游管理专业社会实践的47个问项和学生素质的12个问项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分别归为7个因子和3个因子，教学因素共解释76.232%的变异，学生素质因素共解68.089%的变异， 在本研究中，利用SPSS16.0软件包分别对这两大类影响因素的数据进行效度、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 α系数对整份问卷以及各个子部分做信度检验。在本研究中，各维度影响因素指标Cronbachα最小值0.565，最大值为0.968，而且量表总体Cronbachα值也分别达到0.967、0.866，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因素结果分析与命名：F1由17个项目组成，主要反映了学生毕业论文和学生实践情况，因此命名为学生毕业论文和学生实践因子；F2由10个项目组成，主要反映学生的专业实践和非专业实践比例情况，因此命名为学生实践比例因子；F3由11个项目组成，基本反映了教师专业实践与非专业实践的比例情况、以及教师实践结果，因此命名为教师实践比例与实践成果因子；F4由5个项目组成，主要反映的是学生实践结果对学生以后发展的影响，因此命名为学生实践成果因子；F5由1个项目组成，涉及到教师实践时间长短情况，因此命名为教师实践程度因子；F6由1个项目组成，论文答辩过程学校控制的有效性，因此命名为论文答辩过程学校控制的有效性因子；F7由1个项目组成，学生的产学研实习基地数比例，因此命名为学生的产学研实习基地数比例因子。 从方差最大贡献率来看F1学生毕业论文与学生实践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大（25.94），能解释影响社会实践因素的比率最大，F7学生的产学研实习基地数比例的方差贡献率最小（4.695），对影响社会实践因素的解释能力最弱。

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因素结果分析与命名：F1由4个项目组成，包括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学生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能力、酒店业务能力等，是学生所学知识技能的应用能力，因此命名为学生知识应用因子；F2由3个项目组成，基本反映了学生自主创业、学生实践创新成果、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转化能力，因此命名为学生知识创新因子；F3由5个项目构成， 基本反映了学生非智力因素，包括学生专业兴趣高低、学生专业学习动机、学生工资待遇水平、学生自信心表现、学生专业认可度，因此命名为学生非智力因子。从方差最大贡献率来看F1学生知识应用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大（23.474），能解释影响学生素质因素的比率最大，F3学生非智力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小（22.148），对影响学生素质因素的解释能力最弱。

（2）旅游管理专业社会实践和学生素质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根据以上因子分析结果，构建出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社会实践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接上表

2. 工商管理专业社会实践和学生素质因子分析及指标体系构建

（1）工商管理专业社会实践和学生素质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对影响工商管理专业社会实践的47个问项和学生素质的12个问项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分别归为7个因素和3个因素，教学因素共解释72.49%的变异，学生素质因素共解释73.073%的变异。在本研究中，利用SPSS16.0软件包分别对这两大类影响因素的数据进行效度、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α系数对整份问卷以及各个子部分做信度检验。在本研究中，各维度影响因素指标Cronbachα最小值为0.61，最大值为0.934，而且量表总体Cronbach α值也分别达到0.951、0.919，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工商管理专业教学因素结果分析与命名：F1由13个项目组成，与学生毕业论文和教师非专业实践有直接关系，因此命名为教师课余实践和学生毕业论文因子；F2由8个项目组成，主要反映学生各种实践的影响，因此命名为学生实践水平因子；F3由4个项目组成，主要涉及教师与学生专业性实践，因此命名为师生专业实践因子；F4由4个项目组成，反映了教师实践时间长短和学生在论文写作中与导师见面次数，因此命名为师生实践程度因子；F5由4个项目组成，主要包括学生实践总结报告质量影响度、学生实践中爱岗敬业度、教师产研结合成果、教师挂职总结报告质量，基本反映了教师与学生社会实践的成果情况，因此命名为师生实践成果因子；F6由6个项目组成，基本反映了学生的课余非专业性实践情况，因此命名为学生非专业实践因子；F7由4个项目组成，包括教师对学生实践评价影响、学生实践单位评价重要性、教师的实践单位评价影响度等，主要反映了实践评价方面的内容，因此命名为师生实践评价因子。从方差最大贡献率来看F1教师课余实践与学生论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大（20.69），能解释影响社会实践因素的比率最大，F7师生实践评价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小（4.695），对影响社会实践因素的解释能力最弱。

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素质结果分析与命名：F1由4个项目组成，包括学生创新成果比例、学生理论、实践知识转化能力、学生自主创业比例、学生工资待遇水平，是所学知识的提升与创新，因此命名为学生知识创新因子；F2由4个项目组成，包括学生的专业学习动机、学生专业认可、学生专业兴趣，主要反映的是学生非智力方面，即精神方面的因素，因此命名为学生非智力因子；F3由2个项目组成，基本反映了学生所掌握知识的应用，因此命名为学生知识应用因子。从方差最大贡献率来看F1学生知识创新能力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大（30.929），能解释影响学生素质因素的比率最大，F3学生知识应用因子方差贡献率最小（13.757），对影响学生素质因素的解释能力最弱。

（2）工商管理专业社会实践和学生素质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根据以上因子分析结果，构建出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社会实践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4所示。

3. 财会专业课程社会实践和学生素质因子分析及指标体系构建

（1）财会专业课程社会实践和学生素质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对影响财会专业社会实践的45个问项和学生素质的11个问项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分别归为6个因素和3个因素，教学因素共解释71.09%的变异，学生素质因素共解释70.623%的变异。在本研究中，利用SPSS16.0软件包分别对这两大类影响因素的数据进行效度、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 α系数对整份问卷以及各个子部分做信度检验。在本研究中，各维度影响因素指标Cronbach α最小值为0.77，最大值为0.965，而且量表总体Cronbach α值也分别达到0.971、0.876。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财会专业社会实践因素结果分析与命名：F1由14个项目组成，基本反映了学生毕业论文和师生专业性实践情况，因此命名为师生专业实践与毕业论文因子；F2由14个项目组成，主要涉及了科技、文化“下乡”学生实践数比率、支农支边学生实践数比率、支边支农实践教师比率等非专业性实践情况，因此命名为师生课余实践因子；F3由4个项目组成，主要涉及了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与实习相关度、学生对答辩前准备程度、学生对论文答辩后整理情况等相关内容，因此命名学生毕业论文因子；F4由3个项目组成，基本反映了学生全面发展的相关情况，因此命名为学生德-体-技因子；F5由3个项目组成，反映了学生毕业实习时间、教师产研结合成果影响度、学生实践主动性程度的实践时间和成果，因此命名为实践程度因子；F6由3个项目组成，主要涉及实践评价情况，因此命名为学生实践成果因子。从方差最大贡献率来看F1师生专业实践与毕业论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大（23.24），能解释影响社会实践工作因素的比率最大，F6学生实践成果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小（5.457），对影响社会实践工作因素的解释能力最弱。

财会专业学生素质因素结果分析与命名：F1由5个项目组成，主要反映学生对专业的兴趣爱好，包括学生专业学习动机、学生专业兴趣爱好、学生自信心表现、学生专业认可程度等，是学生的精神状态，因此命名为学生非能力因素因子； F2由3个项目组成，主要反映了学生所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基本情况，包括学生职业道德素质高低、学生会计业务能力高低等，因此命名为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因子；F3由3个项目组成，主要涉及学生自主创业比例、学生创新成果比例、学生毕业后工资待遇情况，是知识转化运用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高低情况，是知识的提升，因此命名为学生知识创新因子。

（2）财会专业课程社会实践和学生素质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以上因子分析结果，构建出财会管理专业课程社会实践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5所示。

三、三个专业社会实践与学生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

3.1 三个专业社会实践因素因子比较分析

毕业论文在三个专业中的社会实践因素的方差贡献率最大。说明毕业论文对社会实践因素的影响最大。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重要指标。毕业论文是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知识，就所学专业领域某一现象或理论简介或某一理论成果而所的文章。学校应该严抓学生论文，从选题、开题、中期考核、以及论文答辩都要严格控制，避免出现“论文不重要，不能因为论文答辩不过耽误学生毕业”这种宽进宽出的错误思想，应该树立论文是大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论文不合格大学学习就不合格的思想。严格把控论文应从以下方面做起：（1）提高全体教师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2）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3）制定规范的论文开题、答辩制度三专业因子分析中，相同因素还包括实践成果与实践程度因子以及专业实践与课余实践因子。

财会专业有与学生道德相关的因子，这与专业特点有关。会计要求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等。这是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应贯穿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始终。

3.2 三个专业学生素质因素因子比较分析

学生素质因素三因子命名相同包括：学生知识应用因子、学生知识创新因子、学生非智力因素。三因子涵盖学生素质的70%多的信息。

三因子在三专业中顺序不同，学生知识应用因子对旅游专业学生素质方差贡献23.474%，在三专业中最大；学生知识应用因子对工商专业学生素质方差贡献率13.757%，在三专业中最小；学生知识创新能力因子对工商专业学生素质方差贡献率30.929%，在三专业中最大；学生知识创新能力因子对财会专业学生素质方差贡献率22.138%，在三专业中最小；学生非智力因素因子对财会专业学生素质方差贡献率25.36%，在三专业中最大；学生非智力因素因子对旅游专业学生素质方差贡献率22.148%，在三专业中最小。

以上差别是由各专业的特点所决定的。财会专业学科特点略微偏理科，财会专业的主要特点是定量、精确、细致、微观，同时有比较枯燥和单调，所以对学生的兴趣要求较高，因此学生非智力因素因子对财会专业学生素质方差贡献率在三专业中最大；工商管理专业比较宽泛，需要多方面的掌握知识，知识专业性不强，因此学生思维活跃，思维发散，因此学生知识创新能力因子对工商专业学生素质方差贡献率最大；旅游管理专业侧重于人的因素，突出实践的专业特色，因此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学生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学生酒店业务能力影响因素最大。

综上所述，民办高校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一种实力派办学机构，在教学界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探索适用于民办高校的教育科研指标体系，推动其教育科研工作的进步，对其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梁镇，李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创新成长评价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7）：166-171.

[2]梁镇.新技术企业知识型员工成长评价机制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9（5）；

[3]梁镇，陈立文，丁雷等.新技术企业知识型员工成长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4]杨颖.浅析实践教学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10年9月.

篇（6）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篇（7）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篇（8）

随着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管理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而现实情况是城市治理体系存在着多头管理，条块分割，执法、监督乏力等行政效能低下等问题，亟需建立适应现代城市治理要求的绩效管理体系。

（一）实施绩效管理是落实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

从党的十报告中提出的“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再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创新发展理念布局“十三五”规划，要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表明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是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建设责任政府的核心环节。

城市管理作为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绩效理念引入城市管理中，建立适应现代城市治理要求的绩效管理体系，通过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建立内外部监督机制等途径，实现城市管理效能的提升，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现。

（二）实施绩效管理是强化城市服务和治理的有力保障

建立科学的城市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是对城市政府管理的工作行为与结果进行确认并评价的综合性过程。目前，全国大多数城市已经建立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为进一步促进城市管理的精准模式提供了有力保障。与人为的定性评价不同，利用系统自动生成的统计和报告功能将减少人为因素，使评价更具科学性，从而真正实现对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督，促使城市管理由以往的被动接受问题和处理问题，转变为政府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由以往粗放、传统的管理，转变为精细化、信息化管理；由以往依靠“突击式”、“运动式”的管理，转变为建立城市管理的长效机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三）实施绩效管理是协调跨部门跨专业的重要手段

城市管理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以专业化管理为主，各部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等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从部门的角度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缺乏相应的系统性与关联性，导致人为分割处置流程的整体性问题。比如，当城市管理中遇到需要跨部门、跨专业协调解决的问题时往往缺乏沟通与协作，造成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效能低下。这种“碎片化”的管理已经无形中成为困扰政府效能发挥、影响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体制性问题。

部门协调程度是城市管理整体性的重要考量。实践证明，最有效的协调手段就是加强考核评价和结果运用，将部门协调事项办理的结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这种绩效考核要随同协调办理事项进行具体考核，年终进行综合考核。同时，这种考核要纳入政府信息公开，在官方媒体公布，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只有抓住绩效管理这个“有行的手”，建立各个专业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和地区、街道之间的协调机制，才能切实保障政令畅通、综合统筹和无缝衔接。

二、海淀区探索城市绩效管理的创新实践

对北京工作的系列指示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海淀区实施的城市管理综合考核评价体系正是对新要求的最好实践和具体落实，对探索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治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机制创新：有效整合市政管理资源

海淀区城市管理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以问题为导向，是推动城市管理领域常态化工作的机制创新。为克服专业管理部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弊端，海淀区设立了城市服务管理指挥中心（以下简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整合了全区域多个市政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协调、调度各专业管理部门发挥管理职能。

在“大城管”体系改革的背景下，海淀区通过机制创新，由指挥中心统筹、引领全区的城市管理综合考核评价工作，实现了指挥中心作为城市管理体系的核心。指挥中心牵头修订了考核评价办法，为各部门和街（镇）加强城市管理工作明确了标准和工作流程。指挥中心对全区域的城市管理问题实行统一调度派遣，将“条条”、“块块”的处置资源全面整合，形成了专业处置资源和地区管理资源融为一体的优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条块”因职责不清造成的扯皮问题，实现了从“多头管理”到“统一管理”的巨大转变，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执行力。

（二）考评体系：科学保障城市管理运行

海淀区综合考核评价工作以科学决策、统一领导；明晰定位、统一指标；合理设置、统一组织；简便高效、统一平台；问题导向、统一运用为基本原则。考核主体包括涉及城市管理工作的28个区级部门和29个街（镇）；考核内容包括现场检查考核、执法过程考核、专项考核、网格化城市服务管理系统考核和社会评价等5个方面。其中，专项考核涵盖文明城^建设、市容环境、自管绿地、生态林地和道路清扫保洁等5项内容。

科学设置合理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决定着考核评价的可操作性和避免考核目标的偏差。海淀区以分类指导为出发点，根据不同部门实际，确定考核指标并细化到4级指标体系。

区级部门依据工作内容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现场检查考核和执法过程考核，涉及13个区级部门；第二类为只涉及执法过程考核的15个区级部门。街（镇）根据城市发展现状分为建成区、城乡结合部和北部地区3个大类。其中，现场检查考核从城市管理问题入手，从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两方面进行考核评价，侧重问题解决；执法过程考核主要考核执法量和数据信息，侧重执法量。

（三）融合平台：大幅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按照因地制宜、方便服务管理的原则，海淀区将管理范围划分为万米网格为最小管理单位，进行立体化、全覆盖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加强对事件的服务管理和监督。全区共划分643个网格。其中，社区网格620个、重点单位网格19个、道路网格4个。同时，明确管理标准和流程，建立相应的组织保障体系，并配置信息化技术手段和设备，通过嵌入数字技术、延长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资源，有效提升了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2016年，海淀区上线了网格化系统融合分析平台。该平台进一步整合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系统资源，实现了业务融合、系统融合和时空融合，完善了多数据源监控、空间可视化分析、移动视频多功能应用。其信息收集、任务派遣、处理、反馈、核实、结案、综合评价的各环节均通过网格化融合平成。平台记录的数据进一步强化了各环节、部门、岗位管理成效的评价和临督。

（四）科学考评：助力优化城市综合运作

城市管理领域考核评价工作有效统筹了城市管理的各项检查工作，改变了城市管理考核评价工作考核体系多、考核主体多、考核内容交叉重叠现状；通过综合统筹城乡环境检查综合考核评价结果、全国文明城区考核测评体系中城市管理的相关指标、“四公开一监督”考核评价、网格化城市管理专项考评等4类考核评价工作，既降低了行政成本又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管理服务水平。

城市管理运作过程中的信息发现、上报、派遣、处置、反馈、评价等所有信息实时在融合平台上自动生成并保存，及时反映城市管理中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以及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的工作进度，便于指挥中心监督和评价。评价指标主要从立案数、及时率、办结率、警告率、返工率、公众评价、媒体评价等方面进行考量，确保了全区管理运作的统一执行。

（五）绩效管理：有效提升服务水平

城市管理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以问题为导向，向综合治理和全方位服务拓展，实现对每个管理环节的科学化和标准化，大大减少了管理的盲目性，在管理内容的界定、管理责任的划分、管理负载均衡等方面，强化了城市服务职能。同时，结合居民群众的诉求办理、对全区环境的社会评估、街（镇）对区级部门的工作评价等环节，使监督和评价更加客观有效。

信息公开增强了绩效考核的透明度。通过居民群众的监督，有助于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绩效造假”等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比如，每月在网络、微信等公开媒体公布对各级部门、各街（镇）考核评价得分和排名，督促相关责任部门改进服务，提升工作效率。

三、绩效管理是深化城市管理领域的改革抓手

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海淀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在探索绩效管理的创新实践中也还面临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提高运用考评平台大数据分析能力

网格化系统融合分析平台每天要产生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包含丰富的内容和许多规律性的信息，城市管理者应通过挖掘这些数据，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一是要统筹、综合管理数据。各部门应实现数据库的高效互联互通，汇聚整合综合性管理数据，推进数据在网格集中落地，逐步实现数据的属地采集与管理。二是要加大开发公益信息资源的力度，建立门类齐全的城市综合管理数据库，为城市管理标准的精细化决策提供大数据支撑。三是要深入研究、分析城市管理的规律，综合运用考核过程中产生的大数据，发现城市管理过程中的工作规律和相关数据之间的关联，发现其背后的规律，为制定精细化的管理制度、操作规范和流程服务。比如，通过分析居民群众的需求等数据，挖掘潜藏的负面舆情及发展态势，降低城市的舆情风险；通过分析、处理城市交通数据，有效预警、缓解交通压力。

（二）优化完善考评指标体系提升执行力

虽然信息化考评体系避免了传统评价方式的人为因素干扰，使评价结果更为客观，但是存在选择性执行的行为困境。为了完成考核指标，有些部门对一些简单、易处理的事件，比如公共服务类事件，出现重复处理的现象，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而对一些疑难顽症、难于处置的事件，比如涉及维稳类、需要化解的事件，则采取无视放任的态度，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本能地优先考虑、选择考核分值较高的“刚性”指标，以便取得较好的排名。因此，在政府绩效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应以强化公众满意度为标准，突出公共服务质量这一核心，并将这一核心贯穿于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在实践中得以逐步修正和完善，进一步提升考评过程中的执行力。

（三）加大基层网格人员教育培训力度

篇（9）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94-04

“生态城市”这一概念产生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1年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现代生态城市观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指导城乡发展而建立的空间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安全舒适，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复合生态系统。[1] 从概念上看，城市可以视为一个由经济、社会、自然复合共生的一个生态系统，它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和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协调关系。要实现“生态”的城市，就必须建立城市社会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协调机制，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以确保城市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自生态城市理论创建以来，国际上城市生态的研究得到蓬勃发展，世界上许多城市开展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积极探索，积累了很多国际经验，表现在：一是减物质化设计的运用；二是闭环制造的运用；三是向服务业转向的运用；四是向自然资本再投资的运用。[2] 瑞典、美国、波兰等西方国家在以上的城市生态管理实践中均有不俗的表现。中国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对生态城市的理解与实践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当前许多中国城市建设规划的生态模式主要有健康城市、园林城市、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文明城市、绿色城市、山水城市等。尽管取得了成绩，但中国城市生态还存在诸如环境、人口等许多现实问题。正如《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到21世纪，如不合理控制，我国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环境与发展的巨大挑战，城市生态病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瓶颈制约。[2]

一、城市生态治理理论的提出

（一）城市治理

“治理”已经日益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3] 治理理论对传统的以城市政府统治为主导的权力分配模式提出了挑战。城市权力分配模式由政府一元向社会多元的转变是对城市管理权力分配转型呼声的回应。源于“精英论和多元论”的城市管理模式争论，体现了现代城市治理内涵要求从行政统包的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合作促进的治理模式的转型。

在城市中，从统治到治理概念的转变往往被理解为资源分配、利益整合方式的转变，治理就是通过多个利益主体的对话、协调、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动员资源、实现利益关系双赢的利益调节机制和过程。[4]从广义角度讲，城市治理涉及到城市定位、城市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主要是处理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狭义上的城市治理主要涉及到治理主体的组织形式、利益冲突、利益整合，着眼于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本文对城市治理的理解选择狭义视角，基于城市治理的权力体系构成。

在全球化经济结构转型和市场化推动下，城市政府的权力已经突破了行政区域，发生了各种转移，包括向上、向下、向外、平移等多维分解，趋向于形成一种多元的城市权力体系，并将导致城市权力的新运行方式。这种新的城市权力多维体系的建构就是城市治理理论的本质内涵。西方治理概念涉及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权力多中心化，由此引发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和方式协调化。加拿大学者吉利斯帕奎特提出，“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5] 联合国人居署和一些学者对城市治理概念的界定都支持了这种观点。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最终形成了当前普遍认同的“三因素”基本结构，即城市政府、企业和市民组织。

1． 城市政府。城市政府作为传统城市管理的主体，在现代城市治理机制体系中承担着主导责任。它通过提供制度规范来协调各利益主体间合作协同关系的建立，以此为不同利益方规划共同的发展战略，规避传统治理模式下的各主体间各自为政、行

不统一、目标不明确的不足。城市政府拥有法律天然赋予的行政权力，能够克服诸多城市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现象，从而使得政府在整个城市治理体系中拥有比其他利益主体更大的权力，也相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城市政府成为治理体系形成的引导者和维护者，具有其他行为主体难以替代的核心作用。

2． 企业。企业是城市的基本经济细胞，城市间的竞争更直接表现为城市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的快速发展能够提升城市品牌和竞争力。可以说，企业的活力决定着城市最终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企业是经济领域的主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状况决定着地方发展的速度甚至决定城市的兴衰。城市中的私营企业参与城市治理，既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伦理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具体措施。现代城市中的大企业，尤其是跨国的大企业集团对城市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跨国公司有时被看作是城市中的“私人政府”，城市治理既需要它们在经济方面的强劲推动，也需要它们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总之，城市企业作为现代城市治理的另一主体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市民组织政府与市场在经济领域中被认为是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手段和方式，城市治理理论认为解决政府与市场在利益分配中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整合二者之间利益差异的基础工作是培育良好的城市市民组织。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已经导致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并在形成之中，由此而来的城市间竞争的加剧、利益主体的多元，对传统城市治理的政府一元模式提出了挑战。从根本上来讲，市民社会出现的意义在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功能的进步，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进程。因此，有学者提出“社区自治是城市治理的基础”的观点不无道理。 的要素构成决定了政府、市场和市民组织是城市治理行为的主体。政府通过强大的组织体系、政治规则来调整冲突、分配资源、协调行动和团体，其中权威是行动的准则；市场通过价格组织供求来调节冲突、分配资源、协调行动和团体；市民组织则通过价值、标准、信念和信任来调解冲突、分配资源、协调行动和团体。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三类组织已经成为资源分配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相互依赖，无论哪一方均无法独立承担资源分配的任务，也无法独立解决问题，它们之间必须通过相互交换信息和资源，从而达到利益分配的融通，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满足。

（二）城市治理的生态机理与内容

生态学的原理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们一般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所共同遵循的生态学的原理包括胜汰原理、拓适原理、生克原理、反馈原理、乘补原理、瓶颈原理、循环原理、多样性/主导性原理、生态发展原理和机巧原理。其中，“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是贯穿于这些原理中的基本生态学思想。[6]运动与平衡的统一是生态系统及各因子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一种平衡被打破，经过运动后达到新的平衡，是每个生态系统的基本发展规律。

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机制运作，即“多元互动”是治理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生态观的根本特征。这种机制特别强调治理主体用于分配权力、管理公共资源以及形成和执行政策的方法。城市的生态化形态本质地决定了对其治理手段的生态模式选择，城市生态治理机制强调城市政府、企业和市民组织这三种治理力相互交织联系，组成治理力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城市政府处于权力体系的主导地位，企业与市民组织对城市政府的权力起到乘补、分化、替代等作用。三者之间通过不断的力量博弈运动，打破一种平衡，又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三者始终寻求在城市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各自合适位置。对于城市的不同生态因子，生态治理系统的不同权力分别“对号入座”，自觉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在适位施权的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也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从而真正实现了生态城市目标下的治理生态机制的不断完善。

二、生态城市目标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必然选择

现代城市是一个具有生产、流通、居住、交通、水源、行政、文化、教育、管理、信息等内容的系统，这些系统下又有各自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现代城市已经形成了内部、外部各因素间的持续运动的庞大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生态是联系人、生物与环境的一种动态关系，是一种竞争、共生、再生和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未来城市治理目标就是保障各因素、各子系统间通

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协作关系，达到各种力量的均衡和各内容结构的稳定，最终实现整个城市系统的生态稳定与可持续性。

城市生态治理基于城市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人文生态关系生态承载能力的要求，旨在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节组装成一个有很强生命力的生态系统，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体制、规章等渠道来协调城市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各类资源，最终达到公共利益的最优。总之，城市生态治理机制必须体现生态学的天人合一的系统观，道法天然的自然观，巧夺天工的经济观和以人为本的人文观。[7]

三、唐山市生态治理的实践

基于以上若干理论的探讨，本文选取了唐山市作为典型城市进行例证分析。唐山市是传统资源型城市，“十二五”伊始，被称为“钢城”、“煤都”的唐山，毅然选择了奋力突破发展过于依赖资源、能源的束缚，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之路。

（一）唐山城市生态治理的历史实践

唐山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采取了以下城市治理实践：[8]

1.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从经济“统治”走向经济“治理”。这一时期，唐山市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形成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三级架构，即市政府作为市级国有资产管理者；大型企业、企业集团、控股公司或者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经授权后，作为国有资产营运机构；国有资产营运机构所投资的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通过改革，1997年唐山市生产总值达到大幅提高，提前完成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为城市治理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创新城市治理。1994年开始实行第四次税制改革，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即“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并成立了国家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以分设国税和地税。通过分税制，地方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独立的地方利益开始形成，城市政府的博弈能力进一步增强。

3. 引入市场机制，加强社会管理。社会的转型对单位制为主体的二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巨大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唐山市自1987年开始试行企业职工退休费社会统筹，1988年3月颁布了《唐山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实施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机制。到1997年底，全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达到78.4%。同时，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

4. 发挥城市社会中间组织作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1998年以来，进入城市管理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开始，公众和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开始参与城市管理，城市社会中间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重视。1998年，唐山市开展了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城市管理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确立了“两级政府（市、区）、三级管理（市、区、街）、四级网络（市、区、街、居）”的管理体制。

（二）唐山城市生态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生态治理实践，使得唐山在城市治理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城市政府剥离、转化了大量不应由自己负担的职能，形成了“双肩挑”的治理格局，即城市政府既要完成规定的城市经济发展目标，又要承担大量的公共管理的职能；城市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分级分权管理的改革思路使得管理重心下沉，市级管理机构得到精简，管理效率不断提高，实际效果有所加强；城市治理的机制从主要以政府政策为主转向不断建立、健全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但在整体上仍是以政策为基础，完善的城市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形成；城市治理的手段日趋多元化，即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技术手段都在城市治理中加以实施，同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然而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城市治理技术上因为具备了较先进的硬件，并采用了一定数量的软件，大大提高了城市治理的效率，但城市治理技术的整合有待提高；在对城市治理的投入方面正逐步增加。“十五”以后，唐山的城市管理投入比“九五”时期有所增加，但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上的投入相比，缺口仍很大，不能满足需要。 验的同时，也不能回避唐山城市治理改革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第一，城市经营中政府的利益定位不准。对城市经营的片面理解把城市政府定

为政府经营、政府受益，而忽略了市政府同时作为城市公共资源的代表和监督者。这样在缺乏对政府的有效约束条件下，城市经营必然对城市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市政府会将自己掌握的城市资源转化为经营资源，以谋求城市发展甚至是政府自身利益的满足。第二，城市经营容易诱发城市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城市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执掌者，一旦像企业那样从事经营活动，由于不具备企业那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会存在更高的道德风险和机会成本。如一些政府机构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在城市经营中人为设租，从而导致各种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使政府违背了自身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角色定位，出现“执政道德”方面的问题。第三，城市经营过程中其他利益主体参与的缺失。强调城市管理主体多元化正是基于城市管理面临的新挑战。从唐山城市管理体制上来看，存在明确的二级政府（市政府、区政府）三级管理（市、区、街道）四级网络（市、区、街道、社区）体制与各级责任都不很清晰的矛盾。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管理主体的缺位。

（三）唐山生态城市的目标与生态治理机制的完善

在有效实施“十一五”规划，取得辉煌成就，并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唐山市政府编制了《唐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该纲要规划了“十二五”时期唐山市努力创建生态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内容包括：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科技创新实现突破；资源环境明显改善；社会建设全面加强。[9] 随着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确立，与之对应的城市生态治理机制模式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和创新。这些变革表现在：第一，改革政府行为。唐山市政府作为城市治理的核心，改变过去的行为方式，权力有了很大回缩，为城市其他利益主体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空间和可能。第二，加强企业地位。唐山市通过加强各种企业地位、提升企业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城市治理中地位的差别逐渐缩小。第三，发挥城市社会中间组织作用。城市社会中间组织的官办特征明显，实力较弱，缺乏统一的管理，在城市治理中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亟待加强。

参考文献：

［1］陶飞．沈阳市建设生态城市指标及对策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2004，（12）：62．

［2］高峰．生态城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eb/ol］chinacity.org.cn/csfz/fzzl/52634.html， 2011-12-18．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

［4］王佃利．城市管理转型与城市治理分析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06，（12）．

［5］【加拿大】吉利斯帕奎特．通过社会学习的治理［m］．奥特瓦：奥特瓦大学出版社，1999：214．

［6］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1．

［7］王如松，李峰．论城市生态管理［j］．中国城市林业，2006，（4）．

篇（10）

《百科要览》（下卷）中指出：“社会管理除了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福利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组织与领导外，更重要的是协调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对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社会诸因素从宏观上进行管理。”本文在此基础上并针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问题进行认知。

首先，城市流动人口收入低。据2011年河南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就业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1742.9元，明显低于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2554元）。其次，流动人口处于被边缘化状态，政治权利无从谈起，劳动权益无法保障。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参加政治选举及各种社区委员活动的比例均较低。在就业、医疗及福利方面，差异化明显。目前大多流动人口从事“脏、累、苦”等低端危险工作，且在流入地享有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仅为27.1%。其他社会福利更是难于企及。此外，由于社会资源的欠缺，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圈较小，除了参加计划生育协会活动（54.1%）和其他社会公益活动（44.2%）外，近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近一年来未参加过任何社区活动。

分析以上问题的成因，无不与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有关，对流动人口社会服务管理的优化将有助于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更好管理。

二、城市流动人口社会服务管理的创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开始向多元目标整合转变。但是从现阶段看，由于人口的特殊性，仍需要对其进行优化。

（一）强化“以人为本”的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理念

创新社会管理，要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是社会系统的第一要素和社会管理的第一对象。要减少或者消除传统户籍制度下城市二元社会之间的排斥和对抗等不和谐因素，打破进城落户的限制，实现以城乡一体化管理，增强其归属感。正确认识流动人口对城市建设的贡献，肯定其政治身份，树立城市新市民、新工人的观念及党的重要接班人的理念，鼓励其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并充分发挥其政治权利及社会价值。

（二）建立和完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支持体系

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对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要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加强政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公共服务及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监管；其次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使流动人口拥有更多时间和资源来加强自身就业能力培训；第三要对流动人口进行分层次、多形式的（免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最后要给予法律保护，保障其享受平等的就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