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辩证法汇总十篇
时间：2024-03-15 16:49:34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政治哲学辩证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 典型病例
患者，女，34岁，2009年6月19日初诊。既往有慢性肾功能衰竭病史7年余，高血压病史20年，服四消丸4年余，透析3年余。主诉：低热10月余，呈间断发热，2日一作，用抗生素无效。现寒热往来，无汗，身热不扬，午后热甚，体温38.5 ℃左右，头晕，胸闷不饥，面色萎黄，口渴不欲饮，便干，舌黯，苔腻，脉濡。中医诊断为湿温，证属湿邪弥漫三焦，气机不畅。因病属虚实夹杂，既有脾肾两虚，又有湿、毒、瘀内蕴，易与外邪相合而发湿温。湿遏肺卫，腠理开合失常，则寒热往来无汗；湿邪袭表，卫阳郁而化热，但热处湿中，热为湿遏，故身热不扬；午后阳气较盛，与体内邪气相加，则午后热甚；湿邪弥漫，易阻气机，而使气机升降失常，则见头晕、胸闷不饥、口渴不欲饮；舌苔、脉象均为湿热阻滞气机之象。湿热阻滞三焦，少阳枢机不利。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以清化湿热、宣畅气机、和解少阳。方用三仁汤合小柴胡汤加减：杏仁15 g，白豆蔻15 g，薏苡仁30 g，滑石40 g，通草10 g，制半夏15 g，厚朴15 g，柴胡15 g，黄芩15 g，党参15 g，金银花20 g，连翘15 g，野15 g，薄菏10 g，砂仁10 g，炙甘草15 g。以姜、枣为引，4剂，每日1剂，水煎，分2次饭后服用。嘱饮食清淡，忌食生冷、腥辣之品。
6月24日二诊：患者服上方，曾有2日未发热，前天发热到39 ℃，昨日透析至今未发热，神可，微汗出，大便干，舌黯，苔薄腻，脉沉。湿热日久，且患者已到透析阶段，病及血分，伤阴耗津。上方去通草、厚朴、薄菏、野，加水牛角15 g、牡丹皮15 g、玄参15 g、青蒿15 g、生地黄15 g，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润燥，气血两清，表里同治。继服3剂。
6月26日三诊：患者昨日透析后发热(38 ℃)，无畏寒，大便调，舌黯，苔薄腻，脉沉缓。病邪未尽，二诊方去玄参、生地黄，加秦艽15 g、白薇15 g。继服4剂。
7月1日四诊：劳累后发热2次，体温37.5 ℃左右，背痛，舌黯，苔薄腻，脉沉缓。患者本已体弱，又劳累，耗伤气阴。首诊方去通草、野、薄荷、砂仁，加胡黄连15 g、葛根20 g。继服3剂。
7月3日五诊：发热未作，舌黯，苔白，脉濡滑。四诊方去疏散风热之连翘，加茯苓30 g，继服6剂。
篇（2）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PNS）的临床表现之一是循环系统处于高凝状态、血栓形成，其严重影响了PNS的治疗效果及预后，因此抗凝治疗为目前PNS治疗的关键之一。我院自2002年以来对48例PNS患者采用茶色素治疗，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2002年4月～2006年11月，我院治疗的PNS患者48例，男32例、女16例，年龄19～62岁，平均32.4岁，病程2个月～6年。患者均符合文献中关于PNS的诊断标准[1]，且临床均表现有血液流变学及血脂异常。
1.2方法
均按标准激素疗程治疗，给予强的松1 mg/（kg・d），早晨顿服及对症治疗。同时予茶色素胶囊(江西绿色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赣卫药准字139-1号)240 mg，3次/d，疗程30 d。服用茶色素期间，停用其他降脂、抗凝及活血化瘀药物。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观察用茶色素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纤维蛋白原定量）和血脂指标改善情况。
1.3统计分析
采用配对t检验，P
2结果
2.1有效率
本组患者服用茶色素30 d后，全血黏度下降32例(其中全血黏度降至正常7例)，有效率为66.7%；血浆黏度下降38例(其中血浆黏度降至正常10例)，有效率为79.2%；纤维蛋白原下降40例（纤维蛋白原降至正常13例），有效率为83.3%。
2.2血液流变学和血脂的改善情况
茶色素治疗后，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纤维蛋白原有明显降低（P
2.3不良反应
本组未发现明显毒副作用。
3讨论
在NS的发病过程中，机体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凝状态，而其程度往往与肾病的严重性和活动性相平行。血液的高凝状态可导致肾小球内毛细血管微血栓形成及纤维蛋白的沉积，促进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病变恶化[1~2]。高凝和血栓形成被认为是PNS严重并发症之一，影响预后。因此，降低PNS患者的高血脂，控制高凝、高黏状态对改善预后有着重要意义。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一种以儿茶酚胺为主的多元酚类物质，系经过化学结构的转变形成的茶红素、茶黄素及茶褐素的混合物。文献报道，茶色素具有抗脂质过氧化、清除氧自由基、拮抗高血脂以及显著的抗凝、促进纤溶、防止血小板黏附聚集、改善微循环等作用[3]。
本组观察结果表明，茶色素对全血黏度、血浆黏度有明显的降低作用（P
茶色素改善血液流变学的机制，与其能降低纤维蛋白原含量，减少血小板黏附与聚集并对已凝固的血小板有解聚合作用以及延长血液凝固时间、凝血酶原时间、抗凝血酶Ⅲ作用时间等多种药理作用有关[4]。茶色素对血液流变学有明显改善作用，可以增加心、脑、肾等组织灌流，改善重要器官的功能，因而对PNS的治疗和预后产生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海燕,郑法雷,刘玉春,等.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分型与治疗诊断标准专题座谈会纪要[J].中华内科杂志,1993,3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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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虎,华萍,余继红,等.茶色素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2005,24(9):745.
篇（3）
进入21世纪后，从现实上看，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司法制度越来越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人们证据意识不断增强，视听资料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早已进入民事诉讼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收集到以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的证据以证明对方当事人的主观恶意或者客观违约行为等提交法庭。再此情况下，如果单纯按照道德绝对主义去否定话势必不但不能解决纠纷，发挥民事诉讼定分止争的目的而且还可能会激化新矛盾。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再此现实基础上，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其中第68条规定：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70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确认其证明力：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由此可知对于对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而偷拍私录视听资料的，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但仍须经过质证，判断其可采性和证明力，方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相比1995年的规定，无形中要求已经降低，采取标准更多的是进行价值衡量，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价值比较衡量。而在二大法系不断出现融合过程中，衡量价值不断进行交融和碰撞。对于私录视听资料是否排除的标准上，世界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法国对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立法与判例均给予否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对被告人使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欺诈、催眠、威胁、损害记忆力和理解力等方法获取的陈述， 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可以采用。日本宪法第三十八条、刑诉法第三百一十九条规定非法取得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由此可知世界各国做法不尽相同。我国目前采取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目的是力求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
正如边沁对功利的论述，“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而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是政府的每项措施”其认为功利与快乐幸福密切相关的，与它们成正比，个人的苦乐、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础，但是，社会全体的福也是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在快乐与痛苦原理的基础上，边沁提出了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同时其表示任何一种行为都必须接受功利原理的评判，看它能否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幸福。而幸福有两种，一种个人幸福，即通过个人的苦乐量的计算来衡量个人的快乐;第二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同样也是边沁功利原则的社会理想，也指导其日后立法改革，自始自终其一直在践行其原则。功利原理作为边沁学说的核心原则和道德评价标准，行为在道德上的评价完全由它们的后果来决定。其结论是：只有效果才能决定行为的道德性质，效果好，即符合功利原理的行为就是善的行为，于行为动机的好坏对道德的评判是无关紧要的事。并且认为行为的总倾向在程度上的好坏，取决于后果的总和，取决于所有好的后果和有害后果之间的差额。应用于立法领域就是收益与成本 幸福和痛苦的对比，在司法领域最典型就是某个案件判决或者采纳某项证据对个人所产生的幸福收益和公众所产生收益的比较，价值权衡。在当前我国提出司法审判需要讲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其隐含的价值要素就是价值衡量比较的考虑。而功利主义原理在社会转型时候的我国，各种矛盾突发，一个简单案件的处理不当将对大社会秩序造成大动荡引发各种连锁反应的特殊时期。功利主义的价值衡量很有参考价值，同样基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息诉等观念想吻合。这也就是我国目前立法上很多模糊条款原则性，如2004年宪法修正第10条第3款明确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其中对于公众利益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行界定。
总之，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道路中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的冲突碰撞必然激烈热情，但这不是阻挡其前进的脚步，道德绝对主义，功利主义，还是中庸和为贵等传统价值都基于对人的尊重和权利的保护，在增加个人幸福福祉的基础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参考文献】
[1]见法律的道路，《南京大学法学评论》2000年秋季号，第6―19页
[2]陈慧：试论德国法律对近代和当代中国的影响 《德国研究》2007年第1期第22卷总第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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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英]边沁.《政府片论》[M]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92
篇（4）
[中图分类号] R26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1673-7210（2009）05（b）-099-02
辨证配膳对疾病治疗非常重要，特别是遭遇腹部手术患者通过中医饮食治疗，可以加强营养，扶正祛本，促进食欲恢复，改善机体的一般情况[1-3]。笔者对117例腹部手术患者，进行中医分型后按时辰辨证配膳，并与对照组比较，探讨两组之间营养学和肠功能指标变化的一般规律性。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5年1月～2007年5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外科住院治疗的择期腹部手术患者219例。入选标准：①术后愿意接受中医按时辰辨证配膳治疗；②肝肾功能正常。排除标准：①术后出现严重合并症患者；②合并内分泌代谢疾病患者；③无明显恶病质。符合上述纳入标准并除外全部排除条件后，实际入选择期腹部手术患者117例，男79例，女38例；年龄31～68岁，平均（57.29±13.40）岁。对照组选择同期住院腹部手术患者，但未接受辨证配膳治疗。全部对象均符合辨证配膳组的全部排除条件和纳入标准中的②，对照组入选68例，男41例，女27例；年龄39～71岁，平均（58.17±12.83）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分布接近，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腹部手术患者的中医辨证标准中医辨证标准：参照1993年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所确定的辨证标准，初步拟设以下3个证型，A：气血失和、气血两虚；B：脾胃失和、阴虚内热；C：内热炽盛、热盛津枯。中医辨证诊断需经两名中医师进行辨证，并获得一致结论后入选，辨证诊断时间在术后1 d内。
1.2.2营养状况指标选择及测试选择如下数据作为营养状况评估指标：①体质量指数（BMI）：体质量（%）＝实际质量/理想体质量×100%。②理想体质量百分比（IBW%）。③三头肌皮皱厚度（TSF）。④上臂围（MAC）。营养状况评估时间选在手术后1 d和出院前1周。
1.2.3按时辰辨证配膳方法见表1。两组患者术后均给予腹部手术后常规治疗，配膳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按时辰辨证配膳。
1.2.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0.0分析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计量指标测试结果用（x±s）表示，用t检验进行组间显著性测定。
2结果
2.1 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营养学指标比较
表2为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营养学指标比较，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手术后1 d，营养学指标BMI、IBW%、TSF和MAC分布接近（P均>0.05），而出院前1周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明显优于手术后1 d测量值，同时辨证配膳组的上述指标又都明显优于对照组（P均
表2 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营养学指标比较（x±s）
与对照组比较， aP
2.2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肠功能及疗效指标比较
表3为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肠功能及疗效指标比较，结果表明辨证配膳患者的切口愈合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胃管留置时间、早期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P均
表3 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肠功能及疗效指标比较（x±s）
3 讨论
腹部手术术前禁食、禁饮，如禁食时间较长，加上麻醉、手术牵拉、术中暴露、体力消耗、术后继续禁食水、切口疼痛和活动受限等原因导致肠蠕动较慢，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正常进食，因此这些患者围术期间常常存在营养不良和负氮平衡状态，后者可导致切口延期愈合，各种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增高[4-6]。腹部手术患者术后都有一段暂时性麻痹状态，并表现为胃肠蠕动减弱、消失而致腹胀、停止排气和排便，中医认为上述表现是脾气亏虚，肠腹淤滞内结，气机失利，通降失常。同时手术经过又类似金刃外伤，客于人体，一可损伤人体，经脉气血受滞，不通则痛，引起经脉所行之处疼痛，气血失和；二则削伐脾胃，损伤正气，而又术中亡血伤津，阴津不足，久卧伤气，术后易造成气血两虚，气虚则固摄失职，气不敛汗，则动辄汗出，亡血则伤津，阴津受损则阴虚内热，甚则热盛津枯，大便秘结。术后便秘可归为热盛津枯，或气虚推动无力，血虚肠道失荣。一些学者将术后常见的辨证分型主要分为以下3类：气血失和、气血两虚；脾胃失和、阴虚内热；热盛津枯，大便秘结。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术后调补当以扶正为首，首先要调理脾胃。本组病例结果表明运用中医辨证配膳对腹部手术患者进行合理的饮食调整，可促进患者的脾胃消化功能近早恢复，食欲有效改善，营养增加，促进疾病早愈和体力恢复，本文中辨证配膳患者治疗后的各类营养学指标和切口愈合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胃管留置时间、早期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这表明中医辨证配膳对各证型腹部手术患者均有较好疗效。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外科手术治疗后营养支持意义重大，近些年来常采用静脉营养支持（TPN），但长时间禁食易引起肠黏膜萎缩、肠道黏膜屏障功能损害及菌群失调，也有一些 TPN后导致败血症和代谢紊乱的报道[7]。一般认为腹部手术患者术前胃肠道功能正常，术后胃肠道功能吸收和消化功能也会很快恢复，因此采用中医辨证配膳方法，对各证型腹部手术患者分别给予不同食疗方案，增加和恢复患者的食欲非常必要。对于气血失和、气血两虚证型患者给予益气养血食物，对脾胃失和、阴虚内热患者进行滋阴生津和胃膳补，对热盛津枯、大便秘结患者给予滋阴生津饮食。这些方法的疗效都在笔者的实践中得以验证。
中医时辰治疗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从整体上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节律的周期性，并指导临床治疗、预防和养生。它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研究时间本身，而是探索人体活动节奏随时间(时辰)周期性系列节律的变化。本组辨证配膳还结合了中医时辰医学理论，采用时辰或择时膳补，使疗效进一步优化和提高。祖国传统医学认为在患者某经脉处于功能活动的“旺时”，是其驱除本脏腑外邪最有利及最有效之时，此时膳补最有效。本组研究按时辰辨证配膳方法依据为：卯时（ 5:00～7:00 ）大肠经旺，有利于排泄；辰时（ 7:00～9:00 ）胃经旺，有利于消化；巳时（9:00～11:00 ）脾经旺，有利于吸收营养、生血；午时（11:00～13:00）心经旺，有利于周身血液循环，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未时（13:00～15:00）小肠经旺，有利于吸收营养；申时（15:00～17:00）膀胱经旺，有利于泻掉小肠下注的水液及周身的“火气”；酉时（17:00～19:00）肾经旺，有利于贮藏一日的脏腑之精华；戌时（19:00～21:00）心包经旺，再一次增强心的力量，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结果证明，经按时辰辨证配膳患者治疗后的各类腹部手术患者营养学和肠功能指标均明显好于对照组。中医学理论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的生活习惯应该符合前者规律，把人的脏腑在12个时辰中的兴衰联系起来看，环环相扣，十分有序。辨证配膳方法应根据中医的时间医学理论结合实际的住院条件和脏腑在一天内的兴衰规律合理安排膳补，才能从营养学和生理学规律上达到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任泽强.腹部手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临床应用[J].徐州医学院学报,2003,23(6):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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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因此，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方式看，他无法将中国哲学的内容准确地概念化，成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对象。
二、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的误解导致黑格尔误读中国哲学
首先，中国思想的主要对象与西方思想的主要对象存在差异。司马迁曾对先秦思想进行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应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民生疾苦问题，它就是这个‘周文疲弊’问题。”［12］从司马迁和牟宗三先生的总结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对象是周朝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过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国思想从肇始之初其对象就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种从古希腊发端直至近代所围绕的思维与存在而进行的思考。其次，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黑格尔认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3］黑格尔的意思是：哲学是对思想形成的概念进行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的对象是种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对象。从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中国哲学是对概念化的中国思想的思维者的考察，这种考察关涉到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对象———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因为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更多呈现出对如何过上更良善生活的追问与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所进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现出道德哲学的特点；西方思想主要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学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的思想为思考对象的思考，其主要特点必然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再次，忽视中西哲学思考对象的差异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认识。中国哲学以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关系的概念化思考为对象，思考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与伦理道德、国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些都是伦理学说或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西方哲学要探讨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西方哲学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黑格尔将西方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理解和评述时，就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于宗教，并认为中国哲学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论，无法对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进行范畴［规定］的探讨。若要求中国哲学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哲学思考中，产生一个在思维与存在关系思想中的范畴［规定］的哲学王国，这显然是个“种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认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这种误解，在《历史哲学》中显露无疑：“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14］黑格尔没有明白，中国哲学对峙的两方面应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中国哲学的变化发展，一直在围绕政治制度的主观规定性与政治现实的客观现实性之间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三、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篇（6）
2．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普遍兴趣不高，到课率低。不少研究生认为学习本课程是为了获得学位而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更为突出，由于其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性，这导致部分专业硕士研究生错误地认为作为公共基础课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并不重要，专业课程才是学习的重点和核心;由于研究生政治理论公共课教学班级规模普遍较大，任课教师教学管理一旦处于“放松”状态，研究生到课率不高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即使有部分课堂学生到课率较高，但吸引学生的主要是教师上课时所展现出的幽默感或讲述的有趣故事，教师表演的色彩远大于教育的实际效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水平和创新能力。
二、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原因分析
1．自然辩证法课程学科属性不明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种种问题的首要原因应是该课程学科属性不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名称源于1925年在苏联首次公开出版的恩格斯著作《自然辩证法》。1956年我国在制定全国十二年(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首次确认恩格斯所创立的“自然辩证法”是处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一门独立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自其诞生以来，关于其学科归属一直争议不断。主要是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应归属于哲学范畴，其基本依据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由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与思维辩证法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二是等同于哲学学科门类中“哲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其基本依据是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内容和观点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当代形态。三是认为“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是作为一个“学科群”在发展，其基本依据是这门课程具有“马列、哲学与政治”三门课程的属性。而根据《意见》制订的教学大纲则认为:“自然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中理论一级学科下面并没有“自然辩证法”二级学科。
2．学科组织体系不顺，师资队伍水平偏低由于学科属性不明直接导致学科组织体系不顺，表现为自然辩证法课程在《意见》中明确规定为理论公共课，其课程应归属于承担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独立教学实体二级单位，一般为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但许多重点大学一般都有专业的哲学院系，甚至设有科技哲学专业，这些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一般由这些哲学专业院系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其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科技哲学相关内容展开，大大削弱了该课程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由于“自然辩证法”学科有明显的“大口袋”特色，即该学科具有开放性、动态适应性、交叉性、跨学科性等特点，这实际上对任课教师有较高的要求，而目前自然辩证法教师大都是文科背景出身，自然知识匮乏，更谈不上紧跟最新科技前沿成果。
3．课时数较短和教学内容丰富性之间的矛盾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已按照《意见》和新的教学大纲全面展开。《意见》规定将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概论”从必修课(3学分，54学时)调整为选修课(1学分，18学时)。经过2012年、2013年两个教学周期的教学实践，笔者明显感觉到与自然辩证法课程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18个课时过于短少，根本无法完成教学任务。而在2013年对教学大纲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又增加了十精神的相关内容。主要是在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三个方面，将十的新观点、新提法体现在大纲的各个章节中。［1］65这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有效性路径分析
1．加强自然辩证法课程学科建设是基础当前“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学科定位。学科定位的基本依据在于准确理解学科的研究对象。2012年版教学大纲将“自然辩证法”定义为“是关于自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是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和手段的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概括、总结。”虽然在表述上同1979年版、1991年版以及2004年版全国统编讲义或教材略有不同，但其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即“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的方法。这种观点显然是对理论板块化理解的产物，即将简单的分为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界的认识规律)。实际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著作中所阐释的“自然”其内涵绝不仅限于自然界，是包含“社会和思维”意义上的自然，是全部现实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全书内容的安排上，既讲“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也讲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原因。如这样理解自然辩证法，是不是同唯物辩证法相混淆了呢?显然不是，前者强调的是对全部现实世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后者则强调的是在掌握前者的基础上，对全部现实世界能动的改造，即社会实践。这同科技哲学的研究对象———人们对自然、自然科学及其技术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为了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的共同发展，在“理论”一级学科下再设一个“自然辩证法理论”二级学科，哲学门中保持现有“科学技术哲学”二级学科，是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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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物质是万物的本原，自然界是由一切物质所构成的巨大的系统整体、自然界、人、科学技术，社会这四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中，我们只有通过对概念的认识，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深入了解，进一步解读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等多重知识结构的层次的构建，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一、自然辩证法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表徵
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学说。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作为的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等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也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我们知道，自辩法诞生于19世纪中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发展冲击着人们原有的自然图景和思维方式，为其创立提供了客观基础。表现如下：一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类生产活动的高度社会化，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交往，改变着人们旧有保守的、静止和孤立的思维习惯和方法；二是自然科学的一系列伟大发现展现了自辩法发展的本性和规律，冲击着人们业已形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自然观的革命有了理论指导。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诸多因素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一场伟大的理论革命。自然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等，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观点等，诸多体现具有划时代的变革。
二、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诸学科关系的文献综述
恩格斯结合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成果，对这种自然哲学进行了多方面理论变革，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关于自然的学说，这就是的自然辩证法。首先，他改造扩展了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改造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再次摒弃了自然哲学的唯心论等基础，成功的实现了自然哲学和科技哲学的基础构建。自然辩证法和自然哲学都从整体上研究自然界并提供自然界的总图景。
科学哲学是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推理的程序、科学发展的模式等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问题，而明显忽视对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存在一些属于本体论的问题。
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它是与自然辩证法紧密相关的一门学科，着重研究社会诸方面与科学的关系，也就是研究科学体制“外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三、从自然辩证法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是对科学技术观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科学技术不仅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具有主导作用，同时对其他要素也起着渗透作用，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已融合、扩散到生产力诸要素之中，从而促进了生产力要素的全面飞跃，推动了生产力系统的发展。
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这个一般规律也正是哲学研究区别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之处。自然辩证法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体表现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又是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哲学概括。
四、科技哲学视角下的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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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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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08年6月至2009年9月本院住院的ACS患者86例，男48例，女38例。年龄(55.3±16.3)岁，所有患者均符合WHO的诊断标准，其中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40例，非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28例，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18例。排除4 w内服用降脂药物及维生素E等抗氧化作用药物者，以及伴有严重高血压、糖尿病、风湿性疾病、甲状腺疾病和严重肝、肾疾病者。将86例患者随机分为：阿托伐他汀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43例。两组的一般情况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见表1。表1 两组临床资料的比较（略）
1.2 方法
于冠脉造影前采集肘静脉血5 ml加入含0.2 ml 2% EDTA的抗凝管中，3 000 r/min离心30 min，留取血清-20℃冷冻待测。为避免批间误差和测量误差，样本全部收集完成后一次性成批检测。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hsCRP和IL6浓度。两组均行ACS常规治疗，包括阿司匹林、低分子肝素、硝酸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及β受体阻滞剂等。在此基础上，治疗组给予阿托伐他汀(商品名：立普妥，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每晚10 mg一次口服，连续4 w后复查上述指标。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x±s表示，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两组内治疗前后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两组间治疗前后差值的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相关性用Pearson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及治疗后4 w血清hsCRP和IL6的变化
治疗前两组的血清hsCRP和IL6水平无统计学差异（见表2）。治疗后4 w与治疗前相比，治疗组和对照组的血清hsCRP和IL6水平显著下降；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治疗前后血清hsCRP和IL6水平差值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表2 两组治疗前及治疗后4 w血清hsCRP和IL6水平的比较(略)
2.2 两组血清hsCRP和IL6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血清hsCRP和IL6正相关(r=0.448，P=0.015)。
2.3 不良反应
治疗组3例在服用阿托伐他汀的第3周有轻度腹胀，未经特殊处理，在继续用药过程中自行缓解。疗程结束时复查三大常规、肝肾功能和肌酶谱均未见异常改变。
3 讨论
粥样斑块组织中含有大量的炎性细胞，而活化的炎性细胞和血管细胞可分泌过量的促炎性细胞因子IL6，IL6可刺激肝细胞产生大量的CRP，形成瀑布样连锁放大反应，诱发或加重炎症，使冠状动脉斑块易于破裂，因此减轻炎症有助于稳定斑块〔1〕。临床研究证实ACS患者血浆炎性细胞因子IL6明显增高，说明ACS是斑块不稳定、斑块破裂以及炎症增速的过程，同时也表明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增高〔2〕。Monakier等〔3〕用环氧合酶2抑制剂Rofecoxib治疗ACS患者，发现Rofecoxib可同时降低ACS患者血清中IL6和CRP水平，有效抑制了ACS患者炎症反应，改善了预后。朱晓云等〔4〕用辛伐他汀治疗ACS患者3 d，发现治疗组的血清IL6均值从34.60 ng/L降到22.12 ng/L，降幅达36.09%，而常规组的血清IL6降幅仅为6.5%，说明他汀类药物对炎症细胞因子起到了抑制作用。本研究发现，使用阿托伐他汀10 mg/d治疗4 w后，治疗组的血清IL6水平显著下降，与文献报道一致。
hsCPR是反映机体非特异性炎症的敏感标志物之一，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具有调节单核细胞聚集，刺激细胞间黏附因子分泌，诱导内皮细胞致炎因子表达，调节巨噬细胞摄取低密度脂蛋白并转化为泡沫细胞等。hsCPR已被认为是影响心血管病患者死亡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5〕。TIMI Ⅱa、CAPTURE、FRISC等许多临床研究都证实CRP可用于ACS 的危险分层及评估预后〔6〕。赵欣等〔7〕的研究发现，加用阿托伐他汀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能更有效的降低ACS患者的hsCRP水平，抑制炎症反应，稳定斑块。本研究结果亦表明，使用阿托伐他汀10 mg/d治疗4 w后，治疗组的血清hsCPR水平显著下降，与文献报道一致。
在ACS患者冠脉病变发展过程中，IL6可激活炎性细胞如单核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以及内皮细胞，使炎性因子hsCRP等释放增多。当炎症反应引起内皮损伤时，hsCRP在IL6调节下由肝细胞合成，通过激活补体系统引起脂质沉积，此时hsCRP明显升高〔8〕。而IL6特异性抑制剂可以减弱IL6诱导的hsCRP表达增多，因此，IL6和hsCRP关系密切〔9〕。本研究发现，ACS患者血清中IL6水平与hsCRP呈明显正相关，表明IL6和hsCRP可相互促进，二者的长期升高可能导致ACS的发生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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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运用这一观点分析问题时，首先遇到的困扰是辩证唯物论包括哪些观点？一些学生将这一概念理解为辩证法加唯物论的有关内容，于是，分析问题时用联系、发展、矛盾的有关观点分析材料，笔者与学生交流为什么这样分析问题时，学生的理由是辩证唯物论就应该既包括辩证法的内容，又包括唯物论的内容，更有学生就理解为辩证法的内容。这说明学生理解这些概念时仅从字面上而未实质上理解。
辩证唯物论要说明的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中心内容是唯物论。学生问：“既然中心内容是唯物论，那为什么在唯物论前面要加上‘辩证’二字呢？”这要从哲学点基本特征说起，在哲学产生之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往往是分离的，形而上学限制着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唯心主义那里受到窒息。然而，客观世界既是唯物的，又是辨证的。哲学在实践基础上克服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点分离，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的唯物主义是在包含了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用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问题，不但要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还要承认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作用，强调从二者的相互联系中把握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不但要承认规律是客观的，还要承认人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规律，这同样承认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联系的普遍性。所以，的辨证唯物论是包含了辩证法思想的唯物论，中心内容是唯物论，而不是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简单相加。这有别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以，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有关材料时，首先应找出材料中体现唯物论思想的相关内容，然后运用辨证唯物论思想结合材料分析。如果运用辩证法思想分析，就会犯“张冠李带”的错误。
困扰之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问题时的误区
学生在运用这一观点分析问题时，常用唯物论加辩证法思想分析问题。将唯物辩证法理解为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的相加。
如前所述，的辩证法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中心内容是辩证法思想。唯物辩证法要说明的是物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中。唯物辩证法思想认为，世界是处于联系之中的，又是处于变化发展之中的，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包含的矛盾，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复杂事物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简单事物矛盾有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事物发展的状态有量变和质变，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发展的道路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而这一系列思想都是建立在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的辩证法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中心内容是辩证法，而不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简单相加。所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有关材料时，首先应找出材料中体现辩证法思想的相关内容，然后运用唯物辨证法思想结合材料分析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困扰之三：用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分析有关问题时的误区
学生在回答这一类型的问题时常用辨证唯物主义有关内容分析问题，而忽视历史观的要求。这说明学生对辨证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还比较模糊。历史观是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表现。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社会意识也就不存在，因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能动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正确遇见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人民群众进行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辨证唯物主义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或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领域不仅包括社会领域，还包括自然领域、人的思维领域。可见，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并非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观的简单相加，中心内容是建立在辨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观。所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有关材料时，首先应找出材料中体现历史观思想的相关内容，然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材料分析才不至于偏题。
